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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不是英雄是恶人(一)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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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不是英雄是恶人(一) (1112 reads)      时间: 2003-4-05 周六, 下午10:50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不是英雄是恶人(一)





芦笛





尊敬的陪审团诸位先生:





法庭辩论现已结束。请允许我在此作总结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对嫌疑人的辩护人云儿大律师和非文人大律师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因为他们的主动合作,使本虚拟法庭能够开起来,对愚昧的大陆人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民主法治教育。



的确,哪怕是在许多所谓“海外精英”中,起诉他们心目中的“人民英雄”都是骇人听闻之举。这些人白白出国多年,却连“无罪推定”、“公平审判”的起码感性知识都没有,连“审判≠批斗≠定罪≠侮辱”都不懂,连“审判”、“嫌疑人”是个中性词汇都不知道,以为“审判柴玲=侮辱柴玲”,为此在观众席中对本检进行了种种侮辱。



在这种愚昧的国情下,两位律师以敏锐周密的思维能力和出色的风度,为在中文网上进行文明政治辩论作出了楷模。希望他们的表现,对只知道以人身攻击侮辱持不同政见者的“民主”人士会有所触动。



光从这些“民主人士”的表现中,人们就不难看出,如果1989年真的发生了柴玲希望的事,独裁政府被人民推翻了,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今日中国会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本检在此想着重指出:沙滩上是建立不起宝塔来的,出于污泥,岂能不染?一个被万恶的党文化特别是“斗争哲学”浸透了每一寸领土的腐恶国度中,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民主运动,也不会哺育出真正的民主领袖,有的只会是形形色色的野心家,使用党妈妈教给他们的那套童子功,欺骗煽动人民去和政府较量,实现私人野心或达到卑污的个人目的。



王军涛先生说,“六四是一场有罪人而无恶人的运动”。他这话说得西化了些,不懂英文的人可能不明白。他所说的“罪人”,意思大概是criminals,中文就是“罪犯”,而“恶人”,意思大概为sinners,指的是犯了道德错误者。他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六四中的罪犯是中共当局,而学生领袖是没错的,连道德责任都用不着负。他这个观点很有代表性,直到现在,“天安门一代”还在被许多人当成英雄欢呼。



本检认为,这个评价违反了历史真实。本案审理表明,某些学运领袖不但不是英雄,反而是道德意义上的坏人,其中情节特别恶劣者,甚至触犯了刑律,其实是罪犯。最可悲的是,这些人作恶甚至犯罪,根本就不是像好来坞电影中的坏人那样,因为天性邪恶,蓄意犯下反社会的罪行来,而是真诚地为他们的信念斗争。可惜,他们相信的完全是党文化那一套。斗争方向错了,车再好,马再快,不但永远到不了楚国,而且必然陷入“集体无意识作恶”之中。本案嫌疑人柴玲就是这样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悲剧式的人物。



为说明这点,请允许我从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角度对此案进行一番剖析。





一、我们的“斗争”和他们的“斗争”





六四迄今已近14年了。中外议论这一历史悲剧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可悲的是,除了本检的文章,似乎没有哪个论者一语道出了症结,那就是:运动之所以以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落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指导思想完全错了。无论是草根民众、是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和幕后可能有的高参、还是举起屠刀的独裁政府,所有人的指导思想其实都是同一个:万恶的“斗争哲学”。



限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学运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出谋划策者们的思路都只能是我党教给他们的那一套。他们根本就没有可能认识到:社会进步当然需要人民与统治者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的目的,应该是而且只能是达成对人民有利的妥协。



因此,斗争必须是有明确、具体、有限诉求的,每次斗争的诉求,都应该统治者让步的上限,不但具有迫使统治者让步的可能,而且具有客观可行性和渐进的特点。斗争应该是有节制的,斗争者应具有高度的灵活应变能力,如果发现诉求超出了统治者的最大让步极限,领导者们应能及时调整己方要求,及时达成妥协,使斗争在迫使统治者作出一定让步后胜利结束。在本质上,它与农贸市场上司空见惯的讨价还价活动并无差别,是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



纵观文明世界史,这就是人民逐渐获得政治权利的斗争正道。西方民主社会的建立,走的是一条缓慢渐进的上升曲线,在每一个微观阶段都因人民的有限斗争或统治者的主动被动让步而出现一个明显进步,但绝不是大幅度飞跃或突变。英国、北欧诸国的民主社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为世人普遍盲目膜拜的法国大革命,其实只造成了使社会大幅度倒退的混乱局面。社会的稳定持续进步,还是在革命结束将近百年后才开始出现的。



我党提倡的“斗争”则在本质上完全与此相反。它的目的不是人民自身起来争取具体的权益,也不是谋求社会进步,而是为某个集团夺取政权。因此,它的宗旨是不是谋求妥协,而是通过“合法斗争”来羞辱对方,在拒绝与对方合作并作出任何让步的同时,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对方对谈判缺乏诚意,堵死对方下台的一切可能,使对方在恼羞成怒之余举起屠刀,从而向人民暴露统治者的反动残暴本质,以此“唤醒民众”、“教育人民”,将他们拉到己方来形成统一战线,最后达到孤立对方并最后推翻对方,自己取而代之的战略目的。



因此,这种“斗争”,其实是“战争”的同义语,它是流血或不流血的战争,目的是消灭对方,而不是和平共处。实质既然如此,则它最大的特点自然就是所谓“坚定性”,亦即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妥协”就等于“投降”。任何主张妥协的人,都要被谴责为“投降派”、“阴谋家”、“特务”、“奸细”,等等。从志在夺权的野心家们那面来说,这倒确实是顺理成章的逻辑结论,既然是中国式夺权,它当然就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心慈手软”、“书生气十足”就是“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语)。



这就是“天安门一代”长大时学会的东西。他们对“斗争”和“妥协”的理解,绝对超不出上面的概括,正如鱼缸里的金鱼不会长出超过鱼缸的身材、北半球的人看不见南极星空中的南十字座一样。因此,当他们在89年起来和当局斗争之时,绝对只可能使用党妈妈耳提面命教会他们的童子功。



89学运最明显的表象特点,是它只有模糊不清的口号,根本没有明确的具体诉求。此特点不但为许多论者在事后指出,而且已经为采访柴玲的记者注意到了。在柴玲的历史性证言中,记者多次询问柴对学运的具体打算以及实现它们的计划,柴却除了“指望人民起来和下流政府较量”这个不着边际的梦想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讲话还暴露了柴玲作为一个硕士生,其精神世界的惊人的苍白与荒凉。她不但对自己追求的“民主”毫无最起码的理性和感性认识,对马丁·路德·金这样一个深刻影响了现代文明史的重要人物一无所知,甚至还不伦不类地篡改了鲁迅的诗句,把它强加在谭嗣同头上。



如果说她毫无建设性知识,对党教会她的那套破坏性知识却非常精通。如果我们把她谴责的对象置换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则那个讲话完全可以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教材,送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的确,她不但是最坚定的“坚定分子”,反对一切妥协,和形形色色的“阴谋家、投降派、特务、奸细”作斗争,而且彻底看穿了反动政府的残暴本质,根本不对之抱任何幻想,将对话轻蔑地斥为“白日做梦”。总而言之,她完全是中共电影里“江姐”式的革命女英雄,在她眼里,中共政府就是她从小看熟的《农夫和蛇》里的那条毒蛇、《东郭先生和狼》中的那只狼。



柴玲的知识结构的致命缺陷,其实是所有学运参加者和涉及者包括当时的文化界、知识界的共同特点。一言以蔽之,我党只教会了大家怎样去破坏一个旧世界,却不懂并禁止大家去学习怎样和平推动一个旧世界发展,使之逐渐转变为一个新世界。



这里,历史对中共作的最大嘲弄是:当初他们发明并向人民传授这套邪恶功夫时,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在人民心目中变成旧世界,变成当年被他们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类似物;而电影小说中那些英勇不屈的男女革命英雄,却居然成了新一代如柴玲者的效法榜样和灵感来源。这样,当他们无限惊恐地发现作法自毙、徒弟使用自己那套功夫来对付自己时,就必然要进入深度的paranoia状态,以为大位行将不保,自己将会被人民革命推翻,因而作出过度反应,杀人立威,“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



对人民来说,历史作的最大嘲弄是,党妈妈在教他们那套邪恶功夫时,忘了告诉三个事实:第一,天下并不是只有我党发明的那种破坏性斗争方式,还有别的建设性斗争方式;第二,我党发明的那种斗争方式是为夺取政权特地设计出来的,只有一个功能──夺权;第三,那种斗争是一条单行线,是不可逆反应,一旦上了那贼船,就再无回头路,只有两种可能结局:无从和解的对抗导致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以此来透视学运,则所有的事态发展都一目了然,偶然的事件变成了必然的表现:学运从头到尾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设性诉求,是因为参与者、涉及者、领导者们自己就不知道他们要追求的民主社会是个什么样子,遑论实现它的具体斗争步骤。当然,他们的主观意图很可能并不是要推翻政府,但那其实无关紧要,那种传统斗争方式,决定了它不但不会有什么建设性成果,反而只会招来当局的疯狂镇压。



的确,学运在发展和恶化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体现了这个破坏性特点:领导者们非常注意在表面上循规蹈矩,以剥夺政府的镇压借口,却处心积虑地利用戈氏访华,在全世界面前羞辱当局;学运领袖对对话毫无信心,却急不可待地采取绝食的极端措施,以此将当局的军,并引起民众对当局的愤慨;阎明复代表赵紫阳去说服学运领袖撤出广场,被他“慈父形像感化”的学运领袖却被其他人罢了官;在戒严令下达后,部份学生仍然顽固拒绝撤出广场,甚至号召人民去堵截入城清场的戒严部队……自始至终,学运的发展,一直指向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对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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