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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盾保卫自己应该属于杀人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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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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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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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以人盾保卫自己应该属于杀人行为
──再驳云儿大律师
芦笛
在本检对辩护人提出反驳后，云大律师提出反驳，明确给出了杀人罪的的基本法理原则和判定标准。对这些阐述，本伪检不但完全同意，而且感谢大律师扫了我的盲。这说的可比那背时刑法明白多了。那刑法中居然连个法律意义上的明确定义都难得找到。如此国家基本大法，其专业水平似乎还不如本人购房签的那一堆法律文件。它的主要作用，似乎就是证明制定它的“法学家”们的低劣水平。
不过本检认为，大律师对“杀人的行为”（包括作为和无作为）的理解似乎过于狭隘，使用民间常用的杀人案来理解这桩复杂的杀人案，以致否定了嫌疑人确有杀人行为。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杀人行为的直接发出者当然是兽军。但我想在这里请教陪审团先生们：假设天理昭彰，某个开枪杀人的士兵的行为和后果被证实并落入法网，那您说到底谁是凶手：是开枪打死人的那个士兵，是发令开枪的连长，是命令该连队入城的军长，是发布戒严令的李鹏，还是决定不惜滥杀无辜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政治局常委？
很明显，这里的直接杀人者是士兵，但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全世界的军人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否则就不可能形成专业作战队伍。因此，我想，诸位先生大概都会认定，是中央那个下杀人命令的最高负责人才是罪魁祸首。尽管他没为杀人支付过一达因的体力，但没有他的命令，杀人就绝不会发生。
我想，通过此例，诸位先生立刻就能看出辩护人的思想局限何在：她是把一件原因非常复杂、参与人数众多、涉及社会诸多层次、受许多因素影响的大屠杀案和民间的普通杀人案等同起来了，因而特别强调“杀人行为”的发出者。但如果我们把指导寻常homocide的法律原则机械地使用于本案，就只会将普通士兵视为罪犯，而放过真正的主凶。
这就是纽伦堡国际法庭认定战争罪犯的基本原则。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在二战中，德军在东线大量枪决无辜人质，犯下了战争罪行。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国际法庭惩办的是那些下命令的将领，而不是行刑队。如果我们在此机械照搬大律师的原则，那其实相当于去惩罚扣扳机的手指头而放过了起杀人之念的大脑。
由此可见，如果杀人案涉及因素太多，参与人物众多，法律便只能追究起决定作用的人，而不是拘泥于“杀人因果关系原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杀人行为的直接发出者上。就连我昨天举的那个真实案例都是本此原则审判的：打死我那同学的主凶虽然自己没怎么动手，但他是杀人行为的策划者、领导人和主持人。
以此原则来透视本案，则不难看出，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武力清场的党政军领导人是集体谋杀（mass murder）的主凶，而本案嫌疑人在这案件中也尽了最大主观努力，在客观上密切配合了主凶的屠杀计划。在这里，嫌疑人虽然没有直接发出杀人行为，但她“保卫天安门”的号召和实践就是一种杀人行为，导致大量民众为此丧生。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嫌疑人在血案发生前，不但率众顽固占据广场，而且反复多次号召人民保卫天安门。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天安门不过是个广场（包括四面的政府建筑物）。案发前，根本就无任何迹象表明政府或民间有谁要去破坏它，谈何“保卫”？血案发生后，除了那个未经市政当局同意私自竖立的“民主女神像”，无论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兽军都没有破坏任何东西。
因此，凡是任何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能看出来，所谓“保卫天安门”的号召，其实是让人民去保卫占据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事实上，当时的市民和学生都是这么理解的，而这也确实是多次反复发生的民众行为：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拦截戒严部队，使之无法进入广场，赶走那些妨碍管理社会秩序的学生。
嫌疑人为什么要号召民众不惜冒生命危险去拦截进城清场的部队？她已经在自己的历史性证言中说得非常清楚了：
“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要撤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的什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象什么四五运动，象什么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清洗乾净。”
这种对政府秋后算帐的担心，在讲话中重复了多次，嫌疑人甚至把可能被判的刑期都算出来了：
“当时我参加运动的时候，也就是25号那天，在4月25日那天在筹委会，当时可能混进 了便衣或什么，我们在聊天，我说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说以前判三年，后来判五年，现在加到七年，后来加到17年。当时我很悲哀，我在想十七年以后我出来就四十岁了，很不甘心的呀。”
这“不甘心”的感觉表达了不止一次，可见之强烈：“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
就是这“不甘心”，使得嫌疑人不顾一切要蛮干到底，以此抗拒政府抓捕，为此违反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做出的５月２７日撤出决定，坚持率众占据天安门。当戒严部队开始入城时，嫌疑人便公开发出“保卫天安门”的号召，大规模使用情感讹诈（emotional blackmail）的手段，“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 用哀兵之计感动人民，让他们冒死犯难，用血肉之躯去挡住坦克装甲车，好使运动不至于自动消亡，让她失去肉盾，被政府轻而易举地抓起来。
因此，所谓“保卫天安门”，其实还不是“保卫所有占据广场的学生”，说到底只不过是保卫那几个上了政府黑名单的学领而已。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中共从来强调“团结教育多数，分化、孤立、瓦解、打击一小撮”的统战策略，大多数占据广场的学生根本就不会被遭到迫害，秋后算帐的对象只不过是那几个著名学领。嫌疑人完全明白这一点，她在证言中还特地点明了“学生领袖”：
“把一大批这次运动中先进的领袖，学生领袖，和知识界的人物，社会上的人，各阶层的人士，还有党内的，军内的一些能与他们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声的这样一些人全部清洗乾净。”
为了逃避这种结局，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运动永不结束。只要学生一天不撤离广场，运动也就不会结束，而政府也就没有可能去零星抓捕学领。
但当时学潮已经呈现明显消退迹象，无论是市民还是学生都丧失了热情。学生领袖们为了挽回这种结局，甚至连以竖立“女神”像吸引市民重返广场的旅游手段都使了出来，却只收到了短暂效果。更严重的是，学运内部也对是撤是留出现了严重分歧，爱国维宪各界联合会甚至做出了２７日撤出广场的决议。
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嫌疑人的悲哀：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
“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如我在旧作中指出过的，其实政府只需用疲兵之计，使出个“拖”字诀来，避免刺激市民学生的逆反心理，低调处理学潮，转移民众注意力，则学生就会不战自溃。再狂热的志士，也决不会有在广场上过冬的打算。等到学潮自动消亡之日，便是静悄悄地抓人之时，不必死一人便可和平解决这学潮。
不幸的是，老谋深算的党内保守派却利用邓小平对群众运动的痛恨与恐惧，利用学潮煽动起他反动残暴的那一面来，于是便在学潮本身已经进入低潮时，还毫不必要地下达戒严令并派兵入城，反倒刺激起民众的逆反心理，为已经失去势头的学潮火上加油。
这对日坐愁城的嫌疑人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她提出了“保卫天安门”的口号，其犯罪动机已经在证言中供认得清清楚楚：
“政府这方面已经逐渐的稳固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因为到最后只有是人民跟这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来较量了。
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 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
在嫌疑人看来，如果政府大开杀戒，人民就会起来和政府较量，“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如果这种好事发生，当然嫌疑人就成了功臣而再不会作阶下囚了。为此目的，流血是必要的，通过牺牲部份学生，唤起人民来和政府较量：
“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讲，跟同学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年轻的孩子们（哭 ）。”
但这可是流别人的血，不是自己的血：
“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
“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我想我不会的。
问：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本检必须在此指出，嫌疑人之所以有这种丧心病狂的罪恶思想，根本责任还必须由教育她的那个党来负。她这里流露出来的完全是十足真金的党文化教条：人民是万能的救世主，为了唤起这万能的人民来推翻政府，解救面临厄运的学领，必须流血，但流的决不能是领袖的血，那是由革命需要决定的，等等，等等。所以，真正的教唆犯，还是那个万恶的毛共。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本检才从宽发落，不起诉她的故意杀人罪。
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否认她的杀人行为。虽然行凶的是受到严令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清场的兽军，但军队入城的原初目的是赶走广场上的学生，结束学运，如果柴玲不因为担忧自己的个人安全，利用民众爱护自己的儿女的侠义心肠，使用他们去作保护自己的肉盾，妨碍军队执法，则血案也就不会发生。因此，邓、李的行为、兽军的行为和她的行为都是杀人行为，两者都是血案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区别只在于主次而已。
如果法庭根据云律的杀人行为判定原则，否认嫌疑人应负的罪责，那么，请陪审团诸先生考虑以下案例：
警察去抓捕某个嫌犯，该嫌犯不想被捕，便用亲情打动他的亲戚，煽动其亲戚去拦阻警察，警察在未受到生命威胁时便轻易开枪，造成该亲戚丧生。这里，难道该嫌犯就根本没有参与作出杀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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