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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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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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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3/3) (666 reads)      时间: 2003-3-30 周日, 下午10:44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续前)



「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1-2/3)



一、先決條件是「自焚」

二、代表會與記者會:確立合法性

三、第一次人事變動

四、第一次反「政變」

五、李祿的回憶

六、巴黎會議上對「自焚」的質疑

七、「自焚」、「臥路」與「絕水」

八、「自焚」與指揮部合法性危機

九、進一步的反思

十、結語







八、「自焚」與指揮部合法性危機







這種衝擊不僅是當時,如上面提到的幾位所受到的觸動,而且直到戒嚴之前,程真與馬少方這兩位絕食發起人都還深受「自焚」的刺激。劉燕對此有所見證:



五月十九日下午……三點鐘以前的時候我和開希就已經知道當晚要戒嚴的消息……我記得特別清楚,程真和馬少方兩個人情緒特別激動。他們到統戰部一坐就開始哭,後來程真和馬少方說他倆當天要絕水,要到新華門跟前去絕水。程真特別激動,說如果絕水不行的話,誰對廣場這麼多同學負責?那我就要自焚。這是程真當天說的話。(會頁二○一–二)



馬少方與程真正好是李祿與柴玲的主要競爭對手,「第一次人事變動」之後,二人便被排除在絕食團領導層之外。為何到了幾乎快復食的時候,還要重提作為參加指揮部的唯一前提的「自焚」呢?而且,更奇怪的是,馬上首先公開宣佈復食的,也正是他們倆:「差不多四、五點鐘的時候,少方和程真宣佈復食。」(沈彤,會頁二○三)「馬少方當時即興創作了一篇復食書,寫得慷慨激昂。讀給閻首長聽,閻首長好像感動得嗚咽不語。」(梁二,會頁二○二)



二人從要「自焚」到宣佈復食,還不到兩個小時。如此強烈的反差,該怎麼解釋呢?注意到程真的那句話,「誰對廣場這麼多同學負責?」這是她要「自焚」的理由,是在兵臨城下、大敵當前時的直接反應:犧牲自己,保護同學。而這正是成立指揮部的基點。完全同一個邏輯。但我們注意到,無論提出「自焚」還是宣佈「復食」,都與當時的指揮部針鋒相對。因此,一個合理的解釋是:這是質疑指揮部合法性的心理繼續在起作用。



這一分析,還有進一步的依據。



程真與馬少方實際上曾經在絕食團初期擔任過重要角色,王超華質疑李祿時,兩次提到這一點:「我是從廣播上聽到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馬少方和程真。這我記得。」(會議錄音稿頁一一五)「當時我聽說過馬少方是副總指揮」。李祿答道:「當時確實是這樣。你聽說的那個大概是十五日晚上九點多鐘的那個名單,是他們擬定的。少方在第一次代表會、第一次記者會時都在,十五,十六日的幾次會都在,十七日就不在會上。」(同上頁一三六)



總之,馬少方與程真作為絕食發起人,在絕食團初期舉足輕重,是因為李祿的介入而失去了原有的地位。這必然導致他們與李祿之間的緊張關係。這從十五日晚的第一次人事變動已見端倪,上面第五節引用過李祿在巴黎會議上的話:「當時是王文、少方、程真等幾個人覺得絕食團指揮部這個東西不合法」。另外,李祿在回憶五一八晚防備政府開走絕食車而決定「扎車胎」時,也提到「馬少方對我進行激烈地攻擊,讓我要對國家的財產負責。那次他有些歇斯底里。」(會頁一六八)



而馬少方等人與李祿的緊張關係,柴玲也有所描述:



有一個細節:就是馬少方差一點要和李祿打起來,他們說李祿你在操縱民主,陳明遠也在那兒嚷嚷。後來李祿很嚴厲地批評了他們幾句。完了之後他們都不吭聲,氣氛很緊張。(會議錄音稿頁一四七)



這次在十九日中午,正好就在馬少方與程真去統戰部之前。綜上所述,可以判定,這時的少方與程真,已經對以李祿和柴玲為核心的絕食團指揮部失去信任,不相信指揮部還會按照成立時的那個「唯一條件」,在同學們受到生命威脅之前首先自焚;而在他們看來,在軍隊即將來臨之際,繼續絕食也是對絕食同學的生命不負責任。無論如何,正好應該與指揮部反其道而行之。這大概就是二人在統戰部時的兩極反應的內在理路。按照沈彤的記憶,在統戰部的這些同學決定重組「廣場臨時總指揮部」,在回廣場的路上都還擔心指揮部不同意復食。(會頁二○三)



在與絕食團指揮部漸行漸遠,以至對立的同學中,不止程真與馬少方。廣場後期經常發生的「政變」,不能說與指揮部成立時的合法性問題無關。我自己到廣場後期就遇到一些學生骨幹、甚至是指揮部成員對指揮部的不信任言行。可惜我對五一五清晨到十六日晚指揮部的情況不甚了然,因而遇到這些衝突時還很奇怪。後來王文等人對柴玲和我的「綁架案」不過是最突出的一次。當時王文對我說:「包涵著點,我們不是衝你來的。」今天聯繫起來,才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



「自焚」是指揮部合法性的關鍵,是許多問題的根源。本來運動經過一個月已經形成一個學生骨幹群,彼此有了基本的瞭解和信任,這時突然冒出一個大家都不認識的李祿,對柴玲又出了一個異常極端的主意,以「自焚」為唯一條件另立指揮部。在大家措手不及當中,結果發起絕食的幾位骨幹被排除在外,只有柴玲加上陌生的李祿形成了指揮部的核心,這自然引起普遍的疑慮。尤其嚴重的是,「自焚」這一先決條件在指揮部剛一成立便被取消了,好比將自己坐在上面的樹枝鋸斷,其合法性便懸在空中。「自焚」––成立指揮部––取消「自焚」,這樣的三部曲在那些被排斥在外的絕食發起人看來,無異於毀約與篡權––正如馬少方等人指李祿「操縱民主」的那樣。







九、進一步的反思







不僅是「自焚」,許多沒有絕食的同學也成為「絕食團指揮部」的重要成員。我自己就沒正式絕食,張伯笠、白夢應當也類似。而我和張伯笠後來成為副總指揮,白夢作了絕食團廣播站的站長,可見問題之嚴重。如果香港記者的記錄無誤,李祿其實也「並沒有參加絕食行動」(香港記者協會,《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增訂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頁二六五)加沒加入、何時加入絕食,李祿自傳中也沒講。也就是說,除了總指揮以外,指揮部的三個副總指揮可能都沒正式加入絕食。這是指揮部合法性危機的第二方面。



第三,指揮部的八九個常委中,多數也沒有經過選舉程序。除了柴玲、李祿以外,吾爾開希、王丹、張伯笠、郭海峰、王文、王超華和我也作過常委,或長或短,或虛或實。王丹和開希的加入,按柴玲的說法,是「因為他們的老資歷,雖然他們沒有通過那個先決條件,就是說要自焚,因為我們要承認一些既成的事實。」(會頁一四五)而我和張伯笠大概也是因為有些「老資歷」,尤其是我們當時掌握著廣播站,「沒有廣播站,實際上指揮部只是一個名字,廣播站才是一個實際的團體。」(李祿,會頁一三八)十六日晚柴玲暈倒之後,郭海峰與李祿來找我作臨時代理,主持當晚的代表會議,才自然加入指揮部的。而王文在指揮部中的地位更具戲劇性,是柴玲「哄小孩一樣哄著他」而隨便加進去的(會頁一七一;一四五,一四八),十八日大家還是把他選了出去。



這三方面無論哪一條現在看來都很成問題,那麼當時為何就被大家接受了呢?我認為有如下原因。首先是運動的緊張形勢,迫使大家沒有工夫細究。實際上並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幾位絕食發起人。但是因為後面的幾點,這些反對者沒有成功。第二是當時北高聯的積弱。高聯沒能阻止絕食,連高聯主席吾爾開希與常委王丹都成了絕食發起人和絕食團的首領,因此在絕食頭幾天,北高聯的角色極為尷尬。當時高聯的實際運作主要依靠王超華的凝聚力,但她也承認,「我們對絕食團的各校代表會採取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絕食團自己搞了一個代表會。可是事實上,高聯在這個階段基本上沒有再召開代表會,因為都亂了。」(會頁一五九)第三,北大的支撐。廣場之爭主要表現在北高聯與指揮部之間,而指揮部的骨幹則多與北大籌委會有極深的淵源。李祿雖從外地來,但他很準確地找到了柴玲,而柴玲曾任北大籌委會的秘書長,許多北大同學參加絕食又與柴玲唸的《絕食書》有關;郭海峰、張伯笠、白夢和我等都是北大背景。王丹與我還同時在北大和高聯擔任過要職,對緩衝高聯的壓力也有作用。另外,北大籌委會還派人幫助指揮部管理財務、後勤與糾察,尤其是保護指揮部的「特別糾察隊」。這不是說別的院校作用不大,而是說指揮部這個班子早已形成基本信任,是不易被其它鬆散的群體所動搖的。第四,李祿的能力。正因為高聯的積弱,廣場上才形成了由絕食同學組成的各校「代表會」,進一步與高聯抗衡。而李祿則是這一抗衡的最有力的組織者,他成功地主持了「代表會」,其能力遠遠超出其他同學。這不僅被幾乎所有同學所公認,從第二節中可知,李祿自己也認為其權威主要來自於其能力。



最後這一點,需要進一步的反思。它其實重複了古今中外民主進程中常常發生的現象:大變動導致人心饜亂,於是一個強人出來維持局面;混亂中,強人的出現成了一種歷史的需要。李祿在八九學運後期的崛起,當屬此例。具體來說,當時我對李祿的信任,一方面來自柴玲的介紹,另一方面則來自其能力。我相信,其他許多同學也是如此。而李祿常常對柴玲和我講「大思維」,講他所擁有的高層社會關係,講他從自己的「內線」那裡剛剛得到的內幕情報。這大大超出了我這理科學生的視野,無論今天看來如何幼稚,但在當時則確實令我佩服不已,於是幾乎言聽計從,遇到意見相左時,我也不多堅持。總之,當時李祿顯得很堅定,而我和柴玲則沒有這份確定性。這也就是為什麼五二一「轉入地下」的決議明明違背自己的意願,我還是堅決地去執行;這也是為什麼五二六李祿決然反對楊濤代表北大和北高聯提出用「空校」方案撤離廣場時,我也沒有力爭;甚至六月初李祿準備取代柴玲而私下找我支持時,我也認為他更有能力作總指揮,以收拾廣場的混亂局面。作為一個沒有社會經驗的理科學生,我只願「搭台」,不敢「唱戲」;而柴玲頻頻亮相卻沒注意「台詞」。這也是為什麼到了九五年我是那麼失望,一方面是媒體揪住柴玲的「台詞」大作文章,一方面則是李祿在媒體中表現得與柴玲的「台詞」毫無關係。然而,從李祿自傳和柴玲五二八錄像談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李祿對柴玲的影響,甚至連對「野心家」的指控都如出一轍。連劉曉波的回憶都說「柴玲聽李祿的」,看來這一印象在廣場上也很普遍。







十、結語







八九學運後期,「自焚」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是一件至關重要的大事,它因應廣場上的混亂局面而生,卻進一步導致了學生組織的混亂,這有三方面的表徵:第一,切斷了統一組織的連貫性,而這本來已經十分微弱(北大時有抗衡,但還是表示服從高聯的統一協調),至此北高聯不再是運動的唯一最高領導機構,而這一分裂格局一直延續到六四,後來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也不能駕馭指揮部;第二,領導人物的斷層,尤其是李祿的介入,開始以全新的人物掌握運動的決策核心。柴玲絕食前已經辭去了北大籌委會秘書長的職務,我當時也都辭了職,張伯笠在北大籌委會中也不任要職,因此,作為「廣場上的一貫決策人」,李祿所依賴的北大支撐實際上也沒有組織上的連貫性;第三,極端組織方式的開始,尤其是以「自焚」為旗號,而掌權後又馬上取消。實際上,「自焚」與後來的「政變」是同一思路:雖然是非常手段,但是我們的目的是正當的;而執政的同學沒有能力,故我等應當取而代之。以「自焚」另立指揮部,實際上開了廣場「政變」之先河。



但是,也必須充分肯定指揮部對廣場秩序的維持作用。如果沒有指揮部的努力,而是由一些「政變」的同學主導廣場,局面更不能設想會亂到甚麼程度。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家對李祿能力的肯定和眾多「政變」最終都不成功的根本原因。



總體而言,本文的反思集中在組織成立時的合法性上面。廣場「政變」是對指揮部合法性的質疑,而指揮部則是對北高聯合法性的挑戰,柴玲與我正是這一質疑的代表。絕食之所以能發生,除了王丹、吾爾開希等人的發起以外,柴玲在北高聯的極力抗爭是在組織上的關鍵一環;我對北高聯的質疑則由來已久,對其四二三「圓明園成立大會」的合法性一直有疑慮,認為在眾多院校還沒成立自治會之前就組織全市高聯,不符合民主程序;五四前後我在北高聯作了一週的主席,更體會到懸在空中的無力感,五月六日辭職,之後對高聯一直持消極態度。這種消極態度對北大有一定影響,今天回想起來,覺得這也是自己必須檢討的地方。現在看來,如果我留在高聯中對學運的統一領導和連續性可能會好一些。然而五四之後我還很天真,辭職後便回所趕碩士論文,以為一個月後還能答辯。回所「復課」的第二天,我用的計算機再次壞掉(第一次恰好在四一五胡耀邦去世的那一天),從此我才全力投身學運,義無反顧。事情這麼巧,「歷史的發生有許多偶然,結果有許多必然」。提到這一細節,無非是在反思中也提醒一下歷史環境的複雜因素,許多細小的事情在當時卻是轉折點,這又常常是「理性」所忽視的。



最後,關於「民主」與「集權」,我準備從更大的歷史尺度上作一點更大膽的反思,以便對現實有所討論。廣場上的經歷使我瞭解到在權力中心和在其外,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立場。掌權者的首要任務是維持秩序,否則一切都談不上,因而會竭力維護組織的權威;而無權者首先考慮的則是權力公正與否,許多人在自以為會更公正的想像中,便不惜一切代價要取而代之。廣場指揮部與發動「政變」的諸多學生群體的差別在此,一九八九年的中共與反對派的差別是否也是如此?雙方的衝突激化後,掌權的一方只能是更趨保守,更趨集權,越發要求強人出來穩定局勢。廣場後期混亂的學生內部,實際上無法再堅持「民主」而贊同「集權」;那麼當時中國面臨內亂的危險,致使許多原來同情民運的人也轉而支持戒嚴,是不是有內在相通之處呢?聯繫到百年國史,歷次社會運動的領袖在掌權前後的變化,是不是也正好重複了這一模式呢?孫中山先生最終認為中國人不是個人自由太少而是太多,以至於「一盤散沙」無力禦外,對內也不得不組建黃埔軍校推行「軍政」;蔣介石上台之前利用「民主力量」甚至共產黨的支持,上台後馬上施行軍事獨裁;毛澤東在奪權前推崇「美國式的民主」,奪權後施行蘇聯式的「人民民主專政」,而專政就是獨裁,通過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最終集權於一身,鄧小平上台前也利用過西單民主……所有這些,都越來越讓我懷疑那些口口聲聲保證馬上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人,一旦掌握權力是否可能兌現其諾言。



因此我認為,對中國民主進程的一個合理的態度便是「時間表」的概念,正如孫中山先生當年早已設想到的分階段推行民主的計劃(軍政、訓政、憲政),在如今的中國大陸提倡推行民主的時間表。由此緩解兩方緊張對立的關係,可能避免類似六四這樣的僵局和犧牲。一個可行的方案應當是,中共在經濟自由化的基礎上接受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定出由基層選舉最終到高層選舉及黨政軍法分權獨立的綱領性文件和時間表,而民運這方面最應當做的是鼓勵政府的這一趨勢,促進民主進程時間表的問世與實施,而不是一味與當局對抗。(一九九八年元月於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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