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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是民主运动不是民众运动——与华生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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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丁楚：是民主运动不是民众运动——与华生先生商榷 (716 reads) 时间: 2001-12-20 周四, 上午2:24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是民主运动不是民众运动

——与华生先生商榷

丁楚（《中国之春》９２０７）

●讲道理派和不讲道理派

华生与胡平的论战终于开始了，这场论战整整延迟了一年半。今年三月号的《中国之春》发

表了华生与胡平商榷的长文《是策略失误还是本体错误》，接着，在上期《中国之春》，胡

平写了反驳的文章《自由民主与共产专制的基本分歧》。

华生、胡平和我都是浩然营第一期的同学。九零年那个的夏天，在南加州海滨一个风景秀丽

的避暑山庄，我们共同渡过了整整一个月难忘的时光。那一次，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代表

中国海峡两岸四种不同的政治力量的人——中共方面的官员、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国民党

的政要以及台湾反对派的骨干——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讨论着中国未来的前途。也许，重要

的不是我们当时讨论什么问题以及人们之间的分歧，重要的是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坐在一起了

，相互沟通，相互了解了。形式重于内容。

华生和胡平对于“八九”民运观点上的分歧，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记得当时华生笑着对胡平

说：我正准备批判你的观点。胡平马上回答：欢迎论战。我当即就约了华生的稿，希望《中

国之春》能够成为这两位理论高手论战的战场。

就双方的观点而言，我无疑更倾向于胡平。但是对华生同学我同样抱有敬意。在这个世界上

，人们也许会分成不同的派别：左派或右派、激进派和温和派、改革派和保守派，但是还有

一种更本质、更重要的区别：讲道理派和不讲道理派。人们观点上的分歧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采取什么形式去解决分歧，专制者与民主派分歧的实质不在于双方的目标，而恰恰在于解

决分歧的手段。

有些人尽管相信新权威主义，但只要他愿意用讲道理的办法来对待那些持不同意见者，那么

我认为他仍不失为一个民主派；可是有些人尽管立志要为自由民主奋斗终生，但只要别人对

他的“民主理念”持有异议，他就凶相毕露，要打倒别人，那我绝不承认他是民主派，他只

是寄身于民主阵营中的专制派。

无可争议，华生是个讲道理派，这是我敬重他的原因。从这一点上说，我与华生是同一派。

我相信我与华生之间的距离，要远比那些主张“谁不打倒共产党就打倒谁”的“民运人士”

近得多。

●是民主运动还是民众运动

我承认和华生是同一派，并不等于我同意华生的观点。华生与我们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他不

承认“天安门广场的运动”是一场民主运动。

华生认为：“一个运动的性质是由其纲领和动员群众的口号所决定的”。他举出了许多当时

概念混乱的口号来证明，参加那场运动的大多数人的出发点是对学生的同情和对政府以及社

会现状的不满，而不是对民主制度的追求。他由此得出结论：八九天安门广场的运动是一场

民众运动，而不是一场民主运动。

华生对事物的洞察力是不容质疑的，我承认他举出的很多现象都相当准确。问题在于他判断

那场运动性质的尺子。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既然衡量一个人是否民主派的尺子不是看他的目

标而是看他的手段，那么同样，衡量一场运动是否民主运动的尺子也同样不能仅仅凭它的纲

领和口号，更重要的是看它的采用的形式和手段。

从天安门广场运动一开始，到绝食的高潮，直到被镇压，尽管广场上各种口号鱼龙混杂，但

有一个基本的诉求贯穿始终，这就是“对话”；尽管广场上五花八门的理论令人眼花缭乱，

但有一个原则却被至守不渝，这就是“非暴力”。学生们示威是为了对话，绝食是为了对话

，百姓们同情学生是出于受“非暴力”的感化，堵军车是出于对“非暴力”的信念。也就是

说，无论学生和市民们上街的动机是出于对官倒的痛恨、对通货膨胀的不满，还是对毛泽东

时代的怀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都是“讲道理派”。他们主张通过与政府的对话

解决矛盾，他们坚持“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原则。就凭这一点，这场运动就具备了民主运动

最基本的特征。

华生认为，民主运动的性质并不取决于参与人数的多少和代表利益层面的宽窄，民众运动同

样会拥有多数群众。他概括民众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受情绪化支配的运动，

而后者则应该是理性的运动。在这一点上，他暗示，共产主义运动、德国的纳粹运动都具有

和八九天安门广场运动类似的民众运动的特征。

我显然不能原谅华生的粗心，他又一次忽略了那个最重要的尺子：形式和手段。共产主义运

动是一个多数人消灭少数人，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的运动，纳粹运动是一个多数民族灭

绝少数民族，优等民族淘汰劣等民族的运动，这一切都是以暴力进行的。而“八九民运”则

是一场群众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这些权利包括对话的权利（参政权）、结社的权利、言论

的权利和示威游行的权利，无论争取这些权利的意图是以标语口号的形式表达，还是直接用

既成事实的行动表达，也无论争取这些权利是正当还是不正当、是明智的还是愚昧之举，重

要的是，这一切都是以和平的形式进行的。人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制度，不就是为了以和平的

程序，而不是用暴力手段去解决社会的分歧吗？

民主运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我们并不知道它具体应该是什么，我们只能够指出它不应

该是什么。一场运动只要没有那些“不应该”的，那我认为就不妨把它称为民主运动。请原

谅我的武断，在华生还没有被说服之前，我已经擅自将“八九天安门广场运动”称为“八九

民运”了。

●经济上的诀窍不适于政治

讨论完“本体”的问题之后，让我们来研究一下“错误”。胡平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了华生对

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理解的偏差，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指出他对“见好就收，见坏就

上”的战略原则的理解偏差。

胡平认为，八九民运战略上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见好就收”。可是华生对这一分析不以为

然。他说：正如低买高卖是股票市场上赚钱的诀窍一样，知道了这个诀窍并不一定能赚钱。

因为全部困难就在于事先准确判断什么时候是低和坏，什么时候是高和好。

华生是位经济学专家，可是经济学上的诀窍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于政治。在股票市场上，也许

见好就收的原则更侧重于权衡“量”的得失，而在政治中，这个原则的宗旨更多地体现在建

立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要向对手表明一种吃软不吃硬的态度。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行为准

则使对方明白，你要是让一步，我也会作出相应的让步，双方都有好处；可是你要是来硬的

，我就和你拼，双方鱼死网破，谁也没有好处。这个原则用在股票市场上和用在政治运动中

的区别就象算数和代数的区别一样。前者注重数量的大小，后者注重函数关系。

如果说“见好就收”这一原则的真正用意不是为了在运动中占点便宜，而是为了表明一种吃

软不吃硬的行为规则，那么把它翻译成股票市场上的行话就是：不管你在哪一个点上进入，

也不管你现在停留在哪一个点上，只要股票升了，你就卖，只要降了你就买。赚多少钱是次

要的，主要是用这种行为向人们表明你坚决按照卖高买低的行为规则办事。

这样一来，华生先生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论据都失去了意义。学生们在什么时

候收兵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这是一个可以永远争议下去的问题，但是从结果来看，他们最

大的失败在于没有成功地向当局表明他们吃软不吃硬的立场，相反使当局得出了一个他们欺

软怕硬的结论。所以中共的强硬派在事后总结经验时一直后悔当初的软弱，并叫嚣，要是早

一点采取强硬措施，也不会搞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这样一种结局实际上是一个最坏的结局，它为朝野双方的恶性互动奠定了心理基础，以后对

于任何越轨行为，当局就会马上采取最严厉措施，将反对的火花扼杀在最初的阶段。这样一

来，反对派的活动空间将变得非常狭窄，以至你再想采取“见好就收”的战略都很困难了，

因为对方很可能不会再给你“见好”的机会，而你挽回局势的唯一出路就是“见坏而上”，

拼死以搏，以巨大的牺牲把朝野双方的关系扳回到良性互动的起点。八九民运最大的教训就

在于此。

●正义旗帜下的罪恶

当然，华生的主要目的并不为了批判“见好就收”的原则。他是想证明，把八九民运失败的

教训总结为没有“见好就收”实在是没有讲到点子上。他认为，“八九挫折的根本原因是这

个运动的主要骨干在对中国国情及相应的战略方针的认识上存在重大的偏差和错误。”所以

这场运动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无论它是成功还是失败，对中华民族的进步都没有补益。

一台戏演砸了，胡平和华生都进行了反思。胡平是站在演员的角度看问题，他认为失败的原

因在于表演的技巧没有掌握好，该哭的时候没有哭，该笑的时候没有笑；而华生则是站在观

众的立场看问题，认为这台戏跟本就不该上演，它的剧本实在是荒谬透顶或者不合潮流，所

以演员再好也不会有好结果。两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产生了对运动不同的评价，这是不足为

奇的。任何一场运动都会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这场运动应不应该发生，二是这场运动应该

怎样进行。华生讨论的问题属于第一个范畴，胡平讨论的问题是属于第二个范畴。如果结论

如华生所说，八九民运根本就不该发生，那么胡平研究的问题就根本没有了意义。所以，华

生提出的问题更带有根本性。

华生的不满显然是有理由的。对于这台戏，他的脑袋里有一套更好的剧本。也许他认为，按

照邓小平意图导演下去，对国家会有更好的前景。可是学生们的激进行为打乱了邓小平的战

略部署，同时也打乱了华生头脑中的那个美好的蓝图，这就很难怪在历次学生运动中，总有

一些知识分子责备学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

我们不妨承认，华生头脑中的那个剧本是个更好的剧本，邓小平是个最好的导演。可是问题

在于，你凭什么要求别人服从你的战略部署。共产党专制政权维持其统治全部基础都在于，

他们认为自己为人类描绘的蓝图是最美好的前景，为了保证实现这一蓝图的计划不受到干扰

，必须用铁腕来维持整个战略部署的顺利进行。

世界上很多罪恶，都是在正义的旗帜下犯下的。

●多数人的意志需要程序来显示

华生批评说，胡平的错误在于他看问题“没有摆脱民运人士这个特定的利益集团的角度，没

有站在多数普通中国人的角度，根据他们的得失去总结得失。”在这里，我要批评华生的是

，他的思维方式仍旧没有摆脱共产党教育的烙印。要求每个人代表大多数人的立场说话，这

是典型的共产党逻辑。而这个逻辑在华生的文章中显然有自相矛盾之处。

首先，什么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需要一种程序来显示，而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一

种程序。华生在文章中想说明，根据目前中国的国情，民主还不能成为中国大多数人的第一

需要。可是问题恰恰在于，没有民主制度，你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多数人的第一需要？华生陷

入了一种逻辑上的困境，好比他宣布：有文化的人用不着考试。可是不考试你怎么知道谁有

文化？

这个世界上奇怪的事情是，凡是非民选的政权总是强调自己代表多数，而越是强调自己代表

多数的政权越害怕让人们说话和选举；相反，倒是实行民选的政权却从来不强调代表大多数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每一个胜利者都会毫不犹豫地宣布自己代表多

数人的意志。共产党人就总是指鹿为马地宣布自己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可是既然你坚信自

己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让人们自由地说话和投票选举又有何妨？

●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

第二，为什么一定要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说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立场，这是无可非议的。“

民运人士”的立场也是一个相当正当的立场，凭什么一定摆脱它？华生在文章中说，因为与

口味和饭碗有关，知识分子会把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的偏好排得比普通老百姓更前一些。我

认为这也是一种很不错的立场，为什么不能坚持？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功能就是创新，

而新生事物在最初阶段总是被少数人首先掌握的。知识分子要是看大多数的眼色行事，这个

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新生事物。不光知识分子，每个人都应该忠于自己的角色更甚于忠于多数

，你相信什么，就说什么，在这里，屈从多数和屈从强权没有什么区别。胡平显然是站在“

反对派”的立场上来反思“六四”的，我们可以说他忠于自己的角色。无论他是否代表大多

数人的立场，这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立场。如果华生也能够忠于自己体制内改革派的角色，

而不强求别人都屈从大多数，同样值得尊敬。人的一张嘴有两个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讲话

。经济学专家华生若认为吃饭问题最重要，他不妨去研究吃饭问题，而民运人士胡平认为说

话问题同样重要，就让他去研究言论自由。问题是谁也不能强调嘴巴的其中一个功能而否定

另一种功能存在必要。学生们要言论自由，即使他们是少数，也应该有表达自己愿望的权利

。大多数工人农民如果还不需要言论自由，也没有必要非动员他们上街不可。邓小平不是说

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为什么不能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呢？你不能因为大

部分人还不富裕就不允许少数人发财，就同样也不能因为大数人还不想说话就剥夺少数人的

发言权。

这个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重要的问题不是看哪一种角色代表大多数，而是各种角色都

能够互相尊重和容忍。共产党最可恶之处还不在于它为自己定位的这个“代表大多数人利益

”的角色，而是它根本就不尊重其他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允许其他角色的存在。它打着大

多数人的旗号，企图把所有的角色都统一到这个旗号之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忠于自

己的角色，当好演员，把导演留给上帝，中国就不会在有那么多政治迫害的悲剧。当然，也

就不会有“六四”的悲剧了。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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