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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请进 ----- 鲍威尔:沙漠中的底线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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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OX请进 ----- 鲍威尔:沙漠中的底线 [ZT]
随便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24019
经验值: 64
标题:
FOX请进 ----- 鲍威尔:沙漠中的底线 [ZT]
(215 reads)
时间:
2003-3-25 周二, 上午10:09
作者:
随便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谢谢您转帖子。老美的决策程序,的确很值得研究。俺这里也转点东西,
一起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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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沙漠中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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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我提出预测朝鲜和波斯湾是最可能把美军卷入的世界两个热点的《战略概览—
1994》以后9个月,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的事情便发生了。1988年伊拉克和伊朗停
止了它们为期8年的血腥战争。当时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对伊拉克军队感到不安。一旦拥
有100多万军队的萨达姆不再担心伊朗,我恐怕他会在其他地方惹事。
两伊战争后,伊拉克欠下了近900亿美元的债。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这一债额
使美国的赤字成了小巫见大巫。萨达姆谴责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阻碍伊拉克走出债务
深渊。它们突破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所确定的石油配额,从而使石油价格下跌,减少了伊拉克
的收入,这犹如在伊拉克背后戳上一把“有毒的匕首”。萨达姆还指责科威特从两国共有的
鲁迈拉油田汲走了价值25亿美元的石油。他虎视眈眈地盯着科威特的沃巴和布比延岛,因
为这两个小岛堵住了伊拉克进入波斯湾的出路。他说科威特人不是阿拉伯兄弟,而是西方的
“贪婪的叭儿狗”。
1990年7月初,我在访问突尼斯、埃及和约旦之行中,发现这些国家对寻求一种“阿
拉伯”方式解决伊拉克的财政问题表示乐观。然而,当我到了以色列时,发现以色列人对萨
达姆的态度不很乐观。此行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在耶路撒冷,与我职务对等的以色列参谋长
丹·肖姆龙中将设宴款待我,席间我讲了一些在南布朗克斯区学会的意第绪语,这使来宾们
大吃一惊。有消息说我甚至用意第绪语同总理伊扎克·沙米尔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虽不属
实,但也不必否认。
回到华盛顿后,7月的第三周,联合参谋部情报局长迈克·麦康奈尔海军少将到我办公
室,把卫星照片摆在我办公桌上,指着十分明显的图像说:“伊拉克在靠近科威特的边境部
署了3个师,迄今为止约有3.5万人。”他可认出这些部队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拥有数百
辆现代化苏制T—72型坦克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的一部分。萨达姆在边境附近部署部
队是不祥之兆。但它说明什么?恫吓?施加压力?入侵?
他打算走多远?
7月24日,我忧心忡忡地给在坦帕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的诺姆·施瓦茨科普夫打电话。
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卷入波斯湾,那就该轮到施瓦茨科普夫出场了。作为中央总部的司令官,
他负责我们在南亚、非洲之角和中东重要地区的军事活动。我们谈及持续不断的伊拉克的兵
力集结,当时已达4个师,兵力超过10万人。阿拉伯领导人仍不断地告诉我们不用担心,
阿拉伯兄弟之间是不会相互厮杀的。不过,我告诉诺姆,“我希望你准备好两种对策,”其
一是,如果萨达姆对边界作轻微的侵犯,你要拿出进行报复的方案来;其二是,如果萨达姆
表现出更大的野心,“你要拿出我们制止他和保护这个地区的方案来。”
“我就动手干,”诺姆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早已有所准备。中央总部是由吉米·卡特总
统期间建立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发展而成,是用来对付我们当时的朋友伊朗和苏联军队
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的。为制止俄国军队穿过伊朗北部的扎格罗斯山脉,美国莫名其妙地花
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巴列维国王垮台后,伊朗从朋友变成了敌人,而苏联南下波斯湾的可
能性似乎已不存在了。因此,中央总部将它的注意力转向伊拉克对其小邻国的威胁。
有经验的军人判断敌人是否准备进攻,通常依据三个必然会出现的迹象:敌军炮兵是否
前移?是否铺设通信线路?是否给部队补充油料和弹药?到7月31日,上述三个征兆均已
出现在伊拉克南部。我再次打电话给施瓦茨科普夫说:“我希望你明天来这里,向切尼和三
军参谋长们汇报你对局势的评估和你的应急计划。”
次日,也就是我出席在布莱尔宾馆迎接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宴会的那一天。饭后,我要奥
蒂斯速速送我回五角大楼。我急于回去参加预定在下午2时举行的施瓦茨科普夫的汇报会。
我几乎与迪克·切尼同时到达“坦克”。参谋长们立起,然后我们各自就座。切尼要我讲开
场白。我很快就让施瓦茨科普夫主讲。他那魁伟健壮、高达6.3英尺的身躯和充满个性的
感染力仿佛占满了整个屋子。诺姆做了历时90分钟的十分冷静严肃的陈述。
“你认为他们要干什么?”切尼问。
“我认为他们要进攻。”诺姆说。他认为,那将是一次有限的攻击,以便占领鲁迈拉油
田的科威特部分和巴比延岛。他不认为萨达姆企图吞并整个科威特和推翻其统治家族。会议
以此基调宣告结束。
早些时候,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迪克·克尔向我们做了同样的判断。然而,布什政府看来
有意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斗。5天前,我国驻伊拉克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皮在与萨
达姆·侯赛因的会见中说:“……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像你们与科威特的边界争执,
我们不大理会。”后来,这位大使打电报给华盛顿,敦促美国在伊拉克与科威特自行解决它
们的争端以前,“少作批评”。在尔后的一份致萨达姆的电报中,布什称他的政府“继续愿
与伊拉克保持较好的关系”。我们听到阿拉伯国家说不会有事的;听到美国说:一旦有事,
也与我们无关。
关于我们如何能遏制伊拉克的问题,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曾提出几项建议。其中有一个建
议是加快已驶向波斯湾的“独立”号航空母舰的航速。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还建议将
驻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的装载陆战队装备的海军预置中队的舰船派往波斯湾。然而,这些举
措不明显,起不到威慑作用,除非我们公开宣布派出它们的真正目的。在那个阶段,政府没
有考虑向伊拉克提出警告,而切尼和我也都不愿意挺身而出,走在白宫的前头。我们所采取
的惟一行动是满足了阿联酋的请求,派出两架美国空军加油机帮助进行空中监视,此举不会
使萨达姆·侯赛因感到心惊胆战。
如今,我对我们当初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无所作为感到遗憾,尽管当时并不清楚这些象
征性行动是否能遏制萨达姆。在施瓦茨科普夫汇报之后,切尼和我离开“坦克”时,我说:
“迪克,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对发生的情况置之不理。我认为总统应在今天发表一份口气强
硬的电报给萨达姆。甚至打电话给他,力争把他吓跑。”切尼同我一样担心,他与国家安全
委员会和国务院联系,以便准备一份抗议照会。但是,为时已晚。在我们发出外交警告之
前,8万名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已跨过边界,浩浩荡荡地开向科威特城。
第二天早晨8点,总统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施瓦茨科普夫已回坦帕。我要他
带上地图和作战计划立即乘飞机前来白宫参加会议。这是诺姆第一次见到这批高级决策人,
而我希望他能熟悉这批他大概要与之共事的人。那是一次进入情况的会议。会上谈的内容并
不连贯,也无中心议题。讨论入侵对油价的影响所花的时间与讨论应如何对付萨达姆的入侵
问题的时间一样多。突出的问题是萨达姆的下一步行动。他会占领科威特后就住手,还是下
一步要进攻沙特阿拉伯?我们应不应实施制裁?我们准备走多远?在开会之前,记者们问总
统他是否有意图要派军队,他回答说:“我没有仔细考虑任何这类行动。”
在第一个对策方案已失去作用之后,诺姆在白宫首次阐述了他的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应急
计划。但讨论了半天仍不见结论。我对议而不决感到不安。眼看会议快结束时,我试图得到
明确的指示,便问道:“总统先生,我们是不是该在沙漠中画一条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底
线?”布什稍作考虑,随即回答说,是的,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科威特的命运仍未解
决。布什马上要去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会见撒切尔首相,并发表我们不遗余力长期为他准备的
演说,阐述他的体现“基本兵力”概念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切尼·沃尔福威茨和我到国会
山的第S407号超级密室向国防部国会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人陈述“基本兵力”方案。在那里
我们听到的全是“是”、“不错”、“对”的赞同声。可是,我这时心中老惦记着科威特,
情况现时怎么样呢?
星期五,总统从阿斯彭回来,他再次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们召集到内阁会议室开会。
他一面在他的惯常的桌子中央的座位上坐下,一面说:“已经过去大约24个小时了,情况
看来还不错。撒切尔首相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假如我们在波斯湾采取联合政治和经济制裁
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得到友邦的支持。”他特别高兴的是,旧的模式看来已经打破:米哈伊
尔·戈尔巴乔夫没有把这次危机当做又一次东西方对抗。以前苏联可总是不假思索地支持一
度是其朋友的萨达姆。前一天,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对0票一致通过谴责入侵,并要求伊
拉克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出,而赞同票中就包括苏联。
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韦伯斯特向我们做了一个严峻的形势报告。他说:“伊拉克军
队,离沙特边境不到十分之八英里。如果萨达姆占据他现有的地盘,他将拥有全世界百分之
二十的储油量。而在几英里之外,他可攫取再一个百分之二十的储油量。他将占有从科威特
港口出海的方便的海上通道。约旦和也门可能倒向他一边,这样他将有条件来勒索其他国
家。我们预期阿拉伯国家将开始削减石油出口份额,伊朗将被伊拉克踩在脚下,以色列将受
到威胁。”韦伯斯特的结论是,萨达姆将成为波斯湾的显赫人物。
“我们必须做出反应,”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容忍萨达姆绝不是办法。”
切尼补充说:“你不能把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分开,当伊拉克军队攻击沙特边境时,他
们离沙特油田只有40公里,在这里可能发生一次大规模冲突。”
代替吉姆·贝克与会的副国务卿拉里·伊倍尔伯格敦促说:“我们应搬用联合国宪章第
7章,”它允许采用军事手段和进行经济制裁。
“我已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总统说他已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约旦国王侯
赛因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谈过。总统以一种不相信的口气说:“他们仍告诉我他们能找
出一种阿拉伯式的解决方式。但不管我们怎么干,我们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切尼要我谈谈军事选择方案。我重述施瓦茨科普夫的保卫沙特阿拉伯计划,列举了我们
能够迅速投入海湾地区的部队。我有相当把握确信,伊拉克尚未决定入侵沙特阿拉伯。我还
坚信他并不愿意与美国打仗。“但是,重要的是,”我说,“要把美国的旗帜尽可能快地插
在沙特的沙漠之中,假定我们得到他们的赞同的话。”我们切不可无所作为而使萨达姆更加
肆无忌惮。
切尼和伊格尔伯格表示同意。斯考克罗夫特在伊拉克入侵后的数小时内就已经表明这样
的观点。总统说:“我们要对沙特阿拉伯做出承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知部队做好行动准
备,保卫这个国家。
我随后问为解决科威特进行战争值不值得。这是我提出的一个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理论
问题,目的是使军方知道它可能必须做出哪些准备。提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而且也不应由
我来提。我的做法有点越权。我现在已不是国家安全顾问,人们期待我的仅仅是提供军事方
面的意见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白宫而且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为解决危机的政治和经济
方面的问题曾苦干过两年。我参加过超级大国首脑会晤。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作为一名中层
职业军官,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奴性十足感到惊骇不已,他们从没有催促政治领导人向他们
讲清越南战争的明确目标。如今在我们谈论需派多少个师,多少艘航空母舰和多少个战斗机
联队之前,我们必须问要达到什么目的?然而直到会议结束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那天晚些时候,布什总统和斯考克罗夫特与我的短网拍墙球球友、现任沙特驻美国大使
班达尔亲王谈过话。他们要班达尔了解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并要让他知道我们已做好准
备进行帮助。后来,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给五角大楼的切尼。他说班达尔要来,我们要再给
他讲讲现实的危急状况。班达尔来到切尼办公室后,显露出他惯常的美国化的、轻松活泼的
战斗机飞行员的脾性。从一只塑料杯子里喝咖啡,还用一支金笔在杯子里搅和。在平时,我
们相互间用近乎粗俗不堪的叫法称呼对方。我对他的可以上书的惯用称呼包括“伟大的班达
尔”和“班达尔,你这个阿拉伯阔佬”,而他则叫我“老爷兵”。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开玩
笑。当我们坐在切尼的小圆桌四周时,我指出侦察照片表明,伊拉克军队实际上已到了沙特
阿拉伯的门口。班达尔仔细看了这些照片,他的牙齿咬着一支未点燃的雪茄,没有说什么。
“我们准备随时帮助你们保卫你们自己,以免遭到萨达姆的攻击。”切尼说。
班达尔向我们露出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怀疑神态。“像吉米·卡特所做的那样?”他指
的是在过去的一次危机中,卡特总统给沙特阿拉伯援助了10架没有武器的F—15飞机。
“告诉班达尔亲王我们准备做的事。”切尼向我说。
我开始说:“我们最初将派去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第八十二空降师以及1艘航空母
舰。”接着我补充讲了后续部队。
班达尔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了,他打断我的话,问:“后续部队有多少?”
我说:“加在一起,在最初阶段总共约10万人。”
“我知道了,”班达尔说,“你们是郑重其事的。”
切尼最后说:“我们建议您敦促法赫德国王接受我们保卫王国的愿望。”班达尔临走前
向我们保证,他马上就将我们的建议向国内报告。
在他走后,切尼提到我们早些时候同总统的会见。“科林,”他说,“你是参谋长联席
会议主席,你不是国务卿,你也不再是国家安全顾问。而且你不是国防部长。所以,你讲话
不要离开军事问题。”他显然是说我说话太随便了。然而,我对我在白宫的坦诚发言并不感
到歉疚。我所说的要向军队提出明确目标的话是非讲不可的铮铮之言。
总统在公开场合对伊拉克的入侵问题不露声色。到那时为止,他向美国人民所说的话只
是,“我们没有讨论过干预……我没有考虑这一行动。”从星期五到星期日下午情况就是这
样。
在这一期间,总统去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中的戴维营度假。星期六上午,国家安全班子
成员随后来到。中心议题是施瓦茨科普夫详细深入地汇报我们如何保卫沙特阿拉伯,包括需
要多少部队、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和空中战略等等。当这位身材魁梧、坦率而善言、充满友
爱的军人发言时,我看到总统频频点头。在讲完保卫沙特阿拉伯问题后,诺姆又补充说道:
“好,如果你们要赶走伊拉克人和恢复科威特原样,那就要采取……”他然后一口气讲了为
此需要增兵数十万人,需要准备8个月到1年的时间。
那个星期天下午,天气闷热,细雨蒙蒙。切尼和施瓦茨科普夫正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
达,以敦促法赫德国王接受我们提出的援助。我舒适自在地呆在我的小书房里,两脚跷在桌
子上观看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总统直升机从戴维营归来时降落在白宫草坪上。已架起了
许多麦克风,总统一面应付记者连珠炮似地提问,一面走近麦克风。记者们一个劲儿地问他
一个问题。他是不是要采取军事行动?他脸上露出严肃的神色,扬起食指说:“对这次入侵
科威特,不能按兵不动,不能置若罔闻。”
我马上坐了起来。从“我们没有讨论过干预”到“不能按兵不动”,这可是前进了一大
步。总统是不是要使美国承诺解放科威特?他是要运用外交和经济压力,还是要诉诸武力?
是不是原来的最后方案现在突然变成了第一优先方案?
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但我意识到所发生的情况变化。在我们到戴
维营向他汇报之后,总统了解了他可支配的资源。他有了信心。而早些时候在阿斯彭与英国
首相的会谈,无疑也对他有影响。8年前,玛格丽特·撒切尔收复了阿根廷占领的福克兰群
岛。我突然想起“不能按兵不动”颇有撒切尔的铿锵有力之声。但这一思想过程纯属乔
治·布什本人之事。他冷静地听取顾问们的意见。他打电话与世界有关国家的领导人磋商。
然后,拿定他自己的主见,他已做出了这一重大的决策并首次公布于众。
我关上电视机,走过去看我书桌上的一张地图。可能一项新任务已落在我肩上。
8月6日,星期一下午3时30分,迪克·切尼从吉达打
电话给我。他刚刚离开法赫德国王,他说:“我们已得到他的同意。我已报告总统。开
始下令调动部队。”
要开动美国的庞大军事机器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我们已经通知待命的部队有驻北卡罗
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第八十二空降师、驻亚持兰大的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和驻弗吉尼亚州兰利空
军基地的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但是,没有军事空运司令部——美军的联邦捷运公司——的
空运,伞兵就无法行动。军事空运司令部是集陆海空系统于一体的称之为美国运输司令部的
空军分支。美国军事空运司令部的总部设在伊利诺斯州斯科特空军基地,司令官是我在国家
军事学院的同班同学H·T·约翰逊上将。他把切尼的命令转达给我国西海岸军事空运司令
部的神经中枢——新泽西州麦圭尔空军基地的第二十一航空队和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军
基地的第二十二航空队。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空运司令部百分之八十的飞机都在飞往某地的途中。当一项
特急命令迅速传达到整个系统时,所有其他命令均予取消。比如说,有一架运载零部件正飞
往德国拉姆施泰因的运输机,在当时就得在最近的机场降落,并卸下所载货物,飞回国内。
这类活动在全世界各地反复进行。在斯科特空军基地有一个连接电脑系统,它标明每一架军
事空运司令部飞机的显示器。斯科特空军基地知道机上载的是什么货物,油料剩多少,飞机
的保养时间表,机组人员是谁,以及每个机组人员在进行轮休和被替换时还剩下多少飞行时
间。切尼的命令正使数百架飞机改变它们当时的航线,并最终飞向一个新的目的地——沙特
阿拉伯。军事空运司令部的全部飞机的利用率将从百分之八十猛升至百分之一百,它们将空
运一切可以空运的东西。第八十二空降师的1.6万多名伞兵开始登上C—141运输机。足以
支援整个联队的72架战斗机的弹药、零部件和维修装备开始源源不断装进巨大的C—5“银
河”式运输机。加油机将在空中为飞往波斯湾的F—15战斗机加油。军事空运司令部还租用
数十架商业包机加强空运力量。一支庞大的军用机机群将铺天盖地般地飞越大西洋。
然而,这一绝密行动的秘密却被泄露了。
傍晚我转发了命令,这时将信将疑的汤姆·凯利冷不防地进入我办公室。“他们又这么
干了!”凯利说。一旦如此大规模的空运开始,数百份密电纷纷从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航空
队发出,通知全世界各地、供应仓库以及终端站。在较低层次上居然发电报时未加密。在总
统对秘密活动的泄密大发雷霆过后不久,竟发生这样的违反保密的情况。我勃然大怒,叫喊
着:“取消该死的电报!取消它!”
“取消它?”凯利问。“你想要使空运启动还是停止?”
我认输了。我不得不要求我的新闻官比尔·斯马伦检查新闻广播和报纸,并务必做到不
让记者到任何一个主要的空军基地。但采访五角大楼的一名敏锐的记者——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的戴夫·马丁透露了情况。这使我们处于尴尬境地,但我抑制住了我的恼怒。要长时间对
如此规模巨大的行动保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暗自宽慰自己,合众国曾经受过比这更糟
的情况。
给军事空运司令部的命令于8月6日晚8时45分发出。
次日早晨9时45分,第一批满载的C—141运输机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空军基地起飞。
我们从中央情报局的估计中得知,伊拉克至少有1000吨化学战剂。我们知道萨达姆在
他与伊朗的战争中曾使用过芥子气和神经毒气。我们知道他在1988年还对伊拉克的叛逆的
库尔德少数民族使用过毒气,杀死了4000名库尔德族人。我们做过简短的研究,随后决定
不动用美国的化学武器。伊拉克的化学毒剂的威胁是可以对付的。我们的部队有防护服以及
检测和警报系统。在作战中,我们能快速机动并在空旷的沙漠之中,不像平民百姓那样可能
会陷入困境。进行化学攻击将会造成社会的公共危机,战场上的行动不会受到多大影响。然
而,怎么对付伊拉克的生物作战能力仍是个棘手的难题。
※ ※ ※
“注意,我不是向有关将军介绍情况,我是向政治领导人汇报,所以要简明扼要。我不
要一大堆图表,我要一张图表。”当我在8月14日深夜做出这番指示时,我叫联合作战处
处长蒂姆·劳里上校手下的制图参谋回去重新绘图。次日,布什总统来到五角大楼听取各军
种参谋长的汇报并作讲话。我要抓紧机会向他摆出以后几周部队集结的时间表,并让他知道
在各个不同的触发点①上我们需要得到他的决策。
①触发点,经济学名词,指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低于所订的最低价格水平时要征收
附加税。此处比喻要增加兵力的时节。因作者是工商管理学硕士,故书中常援引经济人士的
话及有关术语。——译者注。
前一天,我去坦帕见到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安地说:“我
需要知道,这仗到底他妈的该怎么打。”我了解他的烦躁不安。作为主席,我可以容忍上司
某种程度的慎之又慎的政策。但是,作为前往沙特阿拉伯指挥部队、舰船和飞机的总司令,
要的是干脆明确的指示。答案最终会出现,但我需要为总统提供这些答案而创造条件。
制图员送来了一张图表,是一张一目了然的线式图表。纵线表示不断增加的兵力,横线
标志着12月份的星期。我的目的是在总统的心里铭刻下一个最后期限。这张图表会让他知
道,到什么时候他就必须向我们下令,以便达到某一兵力水平。
在各军种参谋长汇报完毕和总统从五角大楼的台阶上发表讲话之间,我只有为时15分
钟的机会。切尼在他的办公室里安排了一次会议,到场的只有布什、切尼、斯考克罗夫特、
苏努努和我。我们坐在圆桌旁,切尼让我先说。我给每人发了一份我的图表。“总统先
生,”我开始说,“我向您说说兵力集结是怎么进行的。”我指着图表上的当时的日期,并
提醒那时候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约有3万人的部队。我们当前的任务是遏制敌人和保卫沙特阿
拉伯。在几周之内我们就可完成威慑性的兵力集结。我们会有足够的兵力使萨达姆不敢发动
进攻,如果他有这种想法的话。随着部队和装备源源不断地调运进来,我指出,我们从9月
初开始就可以从威慑阶段转向防御阶段。我接着说,到12月5日左右,我们将有大约
18.4万名部队部署到位,无疑我们就可保卫住沙特阿拉伯了。
当我向总统逐周详细讲述活动情况,并明确指出到9月底得花费12亿美元,以及往后
每月花10亿美元时,他专心听着没有发言。我指出,如果我们保持目前的速度不变,他就
不得不开始征集后备役部队,而他必须在大约1周之内做出决定。“先生,”我说,“征集
意味着把人员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来。它将影响各行各业。它意味着打乱千家万户的家庭生
活。那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决策。”而很快他就不得不启动一项把商用飞机改为军用的称之为
民用航空后备队的应急计划。
6天以前,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伊拉克进行贸易禁运。这促使我说:“如果您的目
标仅仅是保卫沙特阿拉伯和依靠制裁施加压力,迫使萨达姆将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那
么,我们应当在10月的某个时候使部队的调运告一段落。”再花1个月左右的时间做部队
调动的收尾工作,12月初上述的18.4万人就可到位。我们还需要考虑实施按6个月海外
服役期的轮换兵员制。我说:“我们大约在两个月后,才能看出制裁的影响。”
总统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在一个可接受的时间框架内制裁是否会起作用。”
那么,假定通过谈判和制裁都不能使萨达姆撤出科威特,总统是否想把萨达姆的军队赶
出科威特呢?我需要在10月的某个时候明确这一点,以便不使运兵渠道空着,我们得使它
不断输送兵员。我说,我们还需要知道其他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要赶走萨达姆的部队,我
们的目标仅仅是解放科威特,还是在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后要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伊拉克的战争
潜力?”不同的方案需要不同的兵力水平和相应的时间表。我明确表示我不指望总统当时就
做出决策。总统有时间来定下决心。我只是预先报知他罢了。
与此同时,我自忖自想:难道我们要越出科威特去巴格达吗?难道我们试图逼迫萨达姆
下台吗?我们要使伊拉克的力量衰减到何种程度?我们是否一定会从一个由不友好的叙利亚
和敌对的伊朗统治的海湾石油区中得到好处呢?
总统感谢我们所做的汇报后,前往五角大楼滨河大门口的广场,登上白宫先遣小组连夜
搭设的讲台。他在给五角大楼众多工作人员的讲话中,感谢大家到那时为止所做的种种准备
工作。然后,他宣布他的目标:“所有伊拉克军队必须立即、彻底和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
走,恢复科威特的合法政府。”诺姆和我相互瞥了一眼。总统的讲话表明他不像是一个愿意
长期等待制裁起作用的人。
8月17日,迪克·切尼飞往利雅得与沙特领导人进一步磋商。他在离开前对我没有表
示任何具体的令人担心的问题。但是,当他独自坐在飞过大西洋高空的波音707飞机的私人
舱间里时,想必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通过保密无线电话给我家里打电话,话音里带有一向
没有的激动情绪。“科林,”切尼说,“目前我们在那里只有很少数量的伞兵和大约1个联
队的飞机。”
“是的,”我说,“但正在继续增兵。”
“我们在那儿还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任何人,”他说,“要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激怒了萨
达姆,促使他进犯沙特呢?那我们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此刻使他担心发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时一反常态的切尼需
要的是宽慰的话。于是我说:“迪克,记得这事刚开始时我向大家说的话吗?我们必须立即
部署一些人员和装备,作为向萨达姆表明我们意图的一种信号。他不想同美国打仗。我有把
握这么说。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派那些早期部队去那里的原因。这是真正的威慑,把美
国的旗子朝沙漠中一插,对他说‘喂,怎么样,要来惹我们吗?’”
“但是,如果萨达姆采取行动,我们无法保卫沙特人,”切尼坚持说,“至少现在还做
不到。”
“如果他们要入侵沙特阿拉伯,那他们现在就会动手。”我回答说。“记着,萨达姆以
前从不把自己的战线拉得过长。无论对紧挨的邻国伊朗,还是现在对科威特,他总是凭借内
部交通线进行作战的。而沙特阿拉伯的油田与伊拉克之间有一大片旷野。他决不会越过遥
远、开阔和不利的沙漠去投送兵力。放心吧,迪克。”我接着用这种语气至少讲了20分
钟,我希望我讲得没错。待我讲完之后,切尼的回话中又恢复了满有信心、从容不迫的语
调。每个人都时常需要他人的帮助,得知这位孤独的牛仔并不例外,实在令人宽慰。在未来
困难的月份里,他将同样会助我一臂之力的。
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要有一个名称。施瓦茨科普夫的参谋和我的参谋曾经琢磨过好多
思路。最初有人提出盾牌的想象。叫“半岛盾牌”嘛,太拗口。叫“半月形盾牌”嘛,又太
阿拉伯化。最后,我们确定了一个我们都认为是听来真实的名称。切尼表示赞同,由于在沙
特的沙漠中动员保卫王国,所以名称定为“沙漠盾牌”。当我们开始制定与防御态势并列的
一项进攻方案时,诺姆与我谈及如何区分两者。“沙漠盾牌——阶段Ⅱ”?诺姆建议用“沙
漠风暴”。“暴风诺姆”(施瓦茨科普夫的外号)刮起的“沙漠风暴”。自然而贴题,大家
都表示赞同。
施瓦茨科普夫当时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防部大楼里设立了司令部。他整天忙于
解决为保卫沙特王国而部署兵力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我则忙于从美国这一头把兵力和装备纳
入运输渠道。军种参谋长们都起了重要作用。尽管他们的部队是在诺姆麾下服役,但参谋长
们肩负着确保这些部队装备齐全和做好战斗准备的重大责任。既然施瓦茨科普夫是首当其冲
的司令官,美军在全世界各地的司令官都将全力以赴地支持他。
9月初,部队的集结已经进入高潮。数十万部队有的已到达海湾地区,有的还在途中,
正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各地的机场和港口。总统已授权征集20万名后备役人员、国民警卫
队人员。很多人甚至在征集令发出之前就志愿报名。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打仗,他们在后
来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出色。4个航母战斗群即将到达战位,它们配备有多艘战列舰和能发
射巡航导弹的潜艇。长期封存的运输舰重新启用。数百架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盘旋在阿
拉伯半岛上空寻找降落地点。从佐治亚州乘船来的第二十四步兵师和从得克萨斯州来的第一
骑兵师即将到达沙特,与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轻装步兵和第一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会合。我们
在沙特阿拉伯不得不建造巨大的基地,以接纳源源而来的部队和军需物资。
在此初期阶段,我们尚不确切地知道,布什总统是否要通过战争来履行他在科威特被占
领问题上“不能按兵不动”的声明。不过,我们必须准备好各种方案的应急战略。诺姆和他
的陆军司令——我在陆军部队司令部时的副手约翰·约索克中将集中精力制订防御沙特阿拉
伯的作战计划。空军参谋部迅速提出了实行空中战役的计划,这思路是由一位杰出的性急的
战斗机飞行员、在使用空中力量方面的主要智囊人物约翰·沃登上校提出的。施瓦茨科普夫
在赴沙特阿拉伯之前就对沃登的作品有印象,并安排他在8月11日向我汇报一项名叫“迅
雷”的计划。沃登说:“将军,我建议我们对伊拉克本土进行全纵深攻击,摧毁他们的指挥
和控制设施、交通运输系统、生产和储存设施,以及防空网。”他的汇报使我很受启发。沃
登的战法可以摧毁或严重破坏伊拉克政权。
但是,如果最后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我们还需要一项空战计划来帮助把萨达姆的部队赶
出科威特。施瓦茨科普夫和我要求沃登充实他的战略计划,把对部署在科威特的伊拉克部队
的战术攻击也包括在内。沃登来到沙特阿拉伯,并直接与两位空军将领——施瓦茨科普夫的
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及其助手伯斯特·“伙计”·格洛桑准将一道工作。虽然沃登的原
计划几经修改,并对攻击目标有过很多争论,但他原来的思路仍是“沙漠风暴”空战的核心。
施瓦茨科普夫还组建了一个与沃登及其小组相似的地面作战计划班子。这个班子被称为
“杰迪骑士”①,其成员是一些出类拔萃的陆军中校。“杰迪骑士”们被关在小屋子里,并
被告知要提出一个能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地面进攻计划。
①杰迪骑士,是电影《星球大战》中的游侠骑士。指思路离经叛道、敢于创新的一
批年轻美国军官。——译者注。
9月,我必须去马德里参加一次北约组织会议。我决定顺便去沙特阿拉伯到前线视察一
番。9月12日,我在利雅得机场步出空军波音707座机时,顿时感觉好似进入鼓风炉之
中。气温高达华氏105度,而且还是在清晨。不过,我至少在飞机上睡了一个好觉。当我初
任主席时,空军提供给我一架经改装的带有要人座舱的C—135空中加油机,这个要人座舱
给人一种空中汽车旅馆房间的感觉。因气温控制有问题,地板温度和舱顶温度差别之大宛如
极地和赤道之别。我总是脚上裹着毛毯而头上却冒着热汗。因此我回家时通常患感冒。我要
求空军把气温调得更温和些,他们开始用一架老式的“空军一号”座机来接送我,这架飞机
可能不再够得上总统专用标准,但也不是只能提供起码必需品的运输机。
施瓦茨科普夫在沙特阿拉伯上任仅几周后我便到那里。他现在肩负着世界的千钧重任,
而且干得很好。我问他有关部队到达的情况。他说,还不够协调。敌人的部署怎样?他告诉
我,我们实际上已查清了敌军营以上单位的驻地。他还为我安排了一次走马观花式的视察,
我看望了第二十四步兵师、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第一海军陆战远征部队、“蓝岭”
号两栖指挥舰和“威斯康星”号战列舰上的官兵。
在这初期阶段,我们部队的士气高昂,但沙漠地是一个荒漠的令人生畏的世界。这个世
界受到与来自西方世界的士兵格格不入的穆斯林道德约束的重重包围。有一次,班达尔亲王
警告我:“不要带《圣经》。”我说:“你是在开玩笑吧?”我们正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宗
教团体的《圣经》,而不让带《圣经》岂不等于军方告诉这些人:“阿拉伯人要你们的儿
子,但不要你们的《圣经》。”这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班达尔坚持说:“沙特的海关人员将不得不没收这些《圣经》。”我们终于想出了一种
办法,那就是把《圣经》装上飞机直接运往我们的空军基地,而沙特官员则装做没看见。
这时候班达尔还通知我,在阿拉伯土地上不可以为我们的犹太官兵举行任何宗教仪式。
我说:“他们可以为保卫你们的国家去死,难道他们就不可以在你们的国度里进行祈祷吗?”
他回答说:“科林,你要理智一些,那将在有线电视新闻网上报道。我们国家的人民会
怎么想呢?”
我们找到了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用直升机把犹太人员运到在波斯湾的美国舰只
上,让他们在舰上举行犹太教仪式。
班达尔还对十字架表示担心。我告诉他,我们的官兵已奉命把十字架戴在T恤衫里面不
得外露。
但是,对那些身着T恤衫、裸露双臂驾驶车辆的美国妇女怎么办?阿拉伯的敏感问题看
来是没完没了的。实际上,我们的女军人已引起了一场微型的社会革命。沙特妇女看到她们
开车,有的也开始亲自开车。她们触犯了伊斯兰法,结果都被逮捕了。
班达尔和我达成了一项最后的君子协定。如果由于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沙特人之间的性行
为产生了任何麻烦,他就打电话给我并让我们迅速将该美国人送回国,在伊斯兰法实施之前
由我们自己给予他适当的纪律处分。结果是在这方面引起的麻烦最少。美国军队在这个地区
的违法事件的比率低于通常的比率。我为他们的遵纪守法感到骄傲。但是,坦率地讲,良好
行为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另一条阿拉伯戒律:我们不准驻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军人员喝任何带酒
精的饮料。
在我访问期间,士兵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轮换问题。呆多久其他人才来替换他们?这一
问题触及我们所作承诺的核心。总统是不是要等到长期制裁宣告结束?如果是,那就需要进
行部队轮换。或者总统是不是会决定发起进攻?如果是,那可能意味着部队要在这里呆一段
时间。我不知道我们要让几十万不安的年轻美国官兵在那儿呆多久。他们头顶炽热的太阳,
受制于伊斯兰的清规戒律,心里却不知道他们的政府将怎样行事。
在沙特阿拉伯,我目睹了大规模兵力集结的开始阶段。盟国军队也开始来到,英国是第
一个。海湾国家投入了一支联合部队。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国家,
也投入了兵力。最终共有28个国家派兵参战,不能派出部队的国家则给了财政上的支援。
多年来我们在北约一直计划打大规模的联盟战争。但我们想定的战争是在山林之中与苏
联对手作战,而不是在沙丘上与阿拉伯敌人作战。从危机爆发时起,我就花了很多时间与北
约组织国家或其他盟国的对等职务的人联系,或者在电话上与他们打交道。每个国家都有一
个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相当的人对其政治领导人负责,就像我对切尼和布什负责一样。很
幸运,对这次冒险活动投入很多的盟国都拥有其杰出的防务领导人。英国皇家空军元帅戴
维·克雷格爵士和我关系密切。我和法国的莫里斯·施米特上将、意大利的多梅尼科·科尔
乔内上将、加拿大的约翰·德沙特兰上将,以及土耳其(该国为我们提供基地)的多甘·居
雷斯上将都有着牢固的关系。
领导这么一支多国部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艾森豪威尔将军所面临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参加海湾战争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都
希望确知它的军队将被怎样使用。施瓦茨科普夫的最伟大的一个成就是能把这么多复杂的军
队融合成一个战斗集体,而不触犯几十个国家的元首的尊严,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杰出的才
能。
施瓦茨科普夫还善于同他的阿拉伯主人打成一片。他年轻时曾生活在该地区,并认真学
习过阿拉伯文化。魁梧而不信教的诺姆能与阿拉伯人坐下来喝茶,并像深交朋友一样与阿拉
伯的上流人士亲切交谈达数小时。他成了法赫德国王最喜爱的一个人。班达尔的同父异母兄
弟、空军中将哈立德·本·苏丹亲王被任命为阿拉伯各国军队的总司令,并成为施瓦茨科普
夫与皇族的联系纽带。尽管偶尔有些争执,但俩人能顺利地共事。哈立德具有皇室的影响
力,能把事情办成。他也是大个子,很有韧性,与诺姆共事堪称旗鼓相当。
9月15日,星期六夜晚,我结束了马德里和中东之行回到了家中,我盼望着过一个安
静的星期天,消除时差造成的疲劳。但事与愿违,第二天很早就醒了,去厨房喝咖啡,阿尔
玛已坐在桌旁,并指着《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给我看,标题是《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将依靠
空袭》这在当时是最糟不过的信息了。总统已经受到有关空中力量的过分渲染的影响。在一
次会议上他告诉我,“科林,从来还没有对这些人认真地轰炸过。班达尔对我说,只要几颗
炸弹,他们就会垮掉。穆巴拉克、土耳其的奥扎尔,他们大家也都对我这么说。24小时之
内我们就能把他们打垮。”
我理解他的急切心情。他不知道他为源源不断地向远方防区运兵、建立国际联盟和保住
公众的支持所做的努力能维持多长时间。空袭具有很大吸引力,它能神速地像动外科手术一
样一举彻底解决问题,我们可能会凭借空军赢得一场战争,尽管迄今为止,从来无人做到这
一点。我告诉总统说:“利用空中力量的麻烦是,你把主动权交到敌人手中,由他决定到什
么时候才算受不了了。”我们正在计划一场全面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太空——战争,
要打掉萨达姆手中的决定权。
给《华盛顿邮报》提供消息的是迈克尔·杜根上将,他在3个月前刚接替拉里·韦尔奇
的空军参谋长职务。他也是刚结束沙特阿拉伯之行归来,在旅行途中他会见记者,同他们进
行了连续数小时的准予发表的谈话。这是一种极其勇敢的行为,但不太慎重。关于他向记者
们讲的话,我以前曾两次告诫杜根,指出他的讲话与政府的政策不一致。就在伊拉克入侵科
威特还不到10天的时候,他公开声称空中力量能解决问题。尤其严重的是,《华盛顿邮
报》援引杜根的下述谈话,说什么“空中力量是我们国家现有的惟一解决问题的手段”;什
么以色列人曾告诉他“伤害萨达姆的最好办法”是以他的家庭、私人卫队和他的情妇为打击
目标;什么杜根并不“担心”在选择轰炸目标时受到的政治制约;什么伊拉克空军只有“很
有限的军事作战能力”;以及什么伊拉克陆军“没有战斗力”;如此等等。《华盛顿邮报》
的文章最后援引杜根对驻扎在沙漠中的一个F—15战斗机中队所讲的话:“美国人民将支持
这一作战行动,直到把尸体袋送回国为止。”
在这一篇报道中,杜根把伊拉克军队说得不堪一击,还说什么美军指挥官听从以色列的
劝告,这一看法对我们力图建立的阿拉伯联盟是致命的破坏。他提倡进行总统行政命令禁止
的政治暗杀。他声称空中力量是惟一的选择方案,并摆出一副忧伤的样子说,美国人民不会
支持政府的其他任何战略。杜根并不是指挥班子中的成员,他无论如何不应对作战问题妄加
评论。他的讲话显然是为争夺空军的荣耀。在一次访谈中,说了这么多失策、轻率和狭隘的
话,这在美军高级军官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打听到杜根当时正在佛罗里达州参加一个会议,便打电话把他从熟睡中叫醒。我说:
“迈克,你看过《华盛顿邮报》没有?”
“没有。”
“那么,让我读给你听听。”我逐段地读了这则报道。他似乎并不在乎。
我随后打电话给切尼,他也没有看过《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我们碰上麻烦啦,”我
告诉他。他说,在他读了这份报纸后就回电话给我。
切尼很快就给我打来了电话:“真愚蠢,愚蠢,愚蠢透了!”
“你想怎么处理?”我问。
“我将通报斯考克罗夫特,随后我要沿着切萨比克—俄亥俄运河边散散步。”他回答说。
我再次打电话给迈克·杜根,告诉他我已经跟切尼谈了,并要他做好思想准备。我知道
那天上午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参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向全国”节目,政府官员在
屏幕上出现的一个传统作用是对有负面影响的周末报道实施“损失控制”。我说:“等着挨
批吧,如果在电视广播网上出现,不必惊慌。”
迈克只回答:“行,是,我做好准备。”
不出所料,斯考克罗夫特坚决驳斥了杜根的言论。
在接着到来的星期一早晨7时45分,我正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仔细阅读夜间的情况报
告,并透过我的单向透明的聚酯薄膜窗户看到乘班车的人纷纷来到,这时候切尼打来电话。
他要我马上去见他和副部长唐·阿特伍德。我刚关上门,切尼就说:“我要撤迈克·杜根的
职。”
“迪克,”我说,“我们能不能谈谈这件事。”
“我要撤杜根的职。我对他已失去信心。”
“我们要确保罪有应得。”我说。我注意到切尼的表情阴沉得像是硬化了的水泥板。
“你一离开这房间,”他说,“我就打电话给杜根,我要撤他的职。”我设想——后来
证明正是这样——切尼已经获得总统的批准。
在切尼手下,如果你犯了严重错误,他总是要做明确处理的。我当时的工作是开始物色
一个接替人,因为在五角大楼日落以前杜根就将离职。早些时候,在一次太平洋之行中,我
会见过梅里尔·“托尼”·麦克皮克上将,一个精悍的战斗机飞行员,54岁,精力充沛,
富于想象力。有人曾提醒我,麦克皮克是一个机灵鬼,他能一下子想出10个主意,其中只
有3个可能是正确的。我想,出主意能达到这样的成功率就算不错了。他思路活,不是一个
庸才。于是,我向切尼和空军部长唐·赖斯推荐了麦克皮克。恰好正中他们的意,这样托尼
就成了新的空军参谋长。杜根即将被另一个空中力量拥护者所接替,我希望后者会更谨慎一
些。
有些事情使我感到困惑不安。9月24日我到切尼办公室说:“迪克,总统确实越来越
急躁不安了。他老问,我们究竟能不能靠空袭把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
切尼说:“是的,他担心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俩都理解总统的焦躁不安。早在8
月15日我就对他说过,他不得不等到10月的某个时候才能决定是继续制裁,还是打仗。乔
治·布什对“沙漠盾牌”行动已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他的政府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几乎已
陷入停滞状态,因为海湾问题占用了他的全部精力,而且他不认为他能无限期地拢住国际联
盟。
我问切尼:“您知道诺姆、军种参谋长们和我是怎么想的?在没有部署好能确保胜利的
兵力以前,我们不应发起攻势。而这需要花时间。”
“那你想怎么干?”切尼问。
我说:“目前我们的政策是希望制裁起作用。”但是到下个月总统就必须决定是继续制
裁,还是不断加强兵力以进行战争。“我想我们有必要向他较详尽地阐述长期的制裁和绞杀
是怎样起作用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摆明有利和不利之处,这样总统可能会采取除战争以外
的办法。我接着说:“与此同时,兵力集结应继续进行。”我已与日克和斯考克罗夫特讨论
过这类办法。贝克感兴趣,但斯考克罗夫特与布什有同感,对长期制裁缺乏信心。
切尼说:“今天下午总统有时间,我们去他那儿,你可向他摆明全部情况。”在迪克和
我去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我只有匆忙写些发言要点的时间。
那是一个温暖和令人发困的秋天的下午。总统坐在桌旁正与斯考克罗夫特和苏努努谈
话。国务卿贝克和国家安全班子的其他成员都没来,因为这是一次临时的碰头,不是国家安
全委员会的决策会议。我发现布什有点心不在焉。我没有把握说总统是否愿意听我们说。那
天的晚些时候,他将会见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并就一项预算问题与国会进行谈判,这项预算
将使他的“绝不再征新税”的保证付之东流。
“总统先生,”切尼说,“主席有些想法要给您说。”总统向我点头,示意要我讲。
“先生,”我开始说,“您仍有两个基本方案可供选择。第一个方案是军事进攻。”我
向他介绍了整个的动员时间表。还说明如果萨达姆企图再次挑衅,需要我们迅速反应的话,
我们已制定好一个对付他的空袭方案。接着我说:“我仍建议我们要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空
陆海联合作战继续做准备。如果您在10月决定采取军事进攻方案,我们能准备好在1月份
的某个时间发起攻击。”
第二个方案是制裁。我说明在继续实施制裁时,我们将怎样维持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防
御态势。即使我们的兵力已经增加到可实施进攻的规模,我们也能一步步降低到防御水平。
通过我们的防御战略和实施制裁来遏制伊拉克的进一步侵略,仍然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
案。“当然,这个方案有严重的不利方面。”我承认这一点。制裁把主动权让给了伊拉克,
由伊拉克决定到什么时候它才算受不了而需要采取行动。历史还告诉我们,制裁需要一定时
间,才能当真起作用。现在我对到底走哪条路——战争还是制裁,尚无定见。我只是认为这
两个方案必须全面地和公正地予以考虑。几周之内无需总统做出决定。
我讲完之后,总统说:“谢谢,科林。这很有用,很有意思。从各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是
有好处的。但我确实认为,我们没那么多时间等着制裁发挥作用。”他说完话后,会议即告
结束。
鲍勃·伍德沃德在他的《统帅们》一书中对椭圆形办公室里的这一场景做了戏剧性的描
绘(他把它说成是发生在“10月初”)。伍德沃德说我要促使总统在海湾采取一种较少侵
略性的方案,但又不敢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因为当时在场的顾问们没有一人支持我。在他
的书出版后,谈论鲍威尔是个“不想打仗的军人”大有人在。战争是罪过啊!战争是死人的
游戏,而我认为不应轻率的牺牲美国人的生命。那天我的职责是向国家文职领导人阐明所有
的选择方案。在我们民主国家里,决定进行战争的是总统,不是将军们。我尽了我的责任。
制裁时钟上的时间正在嘀嗒嘀嗒地走过。如果总统是正确的,如果他决定必须进行战争,那
我的工作是确保我们准备就绪、投入战争并取得胜利。
10月初,我陪同一位苏联将军到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思空军基地参观一个导弹发射
井,那里面有一枚瞄准苏联的导弹。我还带他去科罗拉多州北美防空司令部,在这个秘密的
隐蔽之处,我向他解释我们是怎样跟踪从他的国家打过来的导弹的。我陪同的这位贵宾就是
苏军总参谋长米哈依尔·莫伊谢耶夫大将。在海湾地区美军部队正如火如荼地集结之际,我
陪他周游美国各地,这是一种干扰,但却是必要的。在建立我们和苏联双方所希望的新的和
谐气氛中,个人关系极为重要,特别是鉴于在海湾危机中他们第一次与我们进行迄今为止最
有效的合作。
我第一次在维也纳会见莫伊谢耶夫时产生的好感,至今犹存。我喜欢和佩服这个人。除
了必要的对美国军队的广泛参观外,我还要莫伊谢耶夫体察日常的美国,带他去感觉它、认
识它、接触它,以了解自由社会的真正力量之所在。每当我带他去看一个军事设施或向他展
示一个武器系统时,他总是显得非常厌烦地说:“是的,我们也有,而且更好。”
在莫伊谢耶夫和他的夫人加林娜·约瑟夫娜到达美国后的第二天,即10月1日,我唤
醒住在博林空军基地要人区的这位将军,带他去访问我喜爱的华盛顿名胜之地。陪同我们的
译员仍是彼得·阿法纳先科,他是我们的一个同伴又是俄语和俄国精神文化的学者,与他在
一起总有一种愉快之感。在沉寂的晨曦中,我们首先参观了杰斐逊纪念堂。因为杰斐逊是我
特别景仰的开国先辈中的英雄。我特别赞赏他在担任总统职务时的谦虚态度。他在首次就职
演说中讲道:“我以遵从此职务而起步,当你们明智地在你们力所能及范围内推出更好的人
选时,我就准备退出此职务。”在同一篇演说中,他还道出了使每一个担任过公职的人都感
到真切的有关公职的现实主义思想。“人孰无过,当他从这个职务上卸任时,极少还有着他
上任时的声誉和好感。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向莫伊谢耶夫解释了镌刻在纪念堂西南墙上的《独立宣言》的要点。我说:“这些誓
言开创了我向你介绍的这个国家。”
对于我来说,杰斐逊可能看来是一位令人不太愉快的英雄。作为一名非洲裔的美国人,
我深知此人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的保证中所暴露的种种矛盾,一方面他说,“平等和真正公
正地对待所有人,不论其身份或信仰”;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占有着奴隶。然而,我们都是我
们时代的产物,而且正像杰斐逊所曾说过的那样,人在变化,否则“我们就会要求一个成人
仍穿着他孩提时合身的衣服了”。
随后我和莫伊谢耶夫等人驱车去华盛顿纪念碑,对此他仅瞥了一眼。尔后,我带他到林
肯纪念堂,这里显然给他留下了印象。然而,最使他感兴趣的是我们参观的最后一个景点—
—越战老战士纪念碑草地广场上那座线条简单、部分埋入土里的一堵石墙。我向他介绍了我
们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从阵亡的5.8万名人中找出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在之处,我还以我
的已故朋友托尼·马弗鲁迪斯为例作了表演。当我们依次沿着这堵墙走过时,莫伊谢耶夫沉
默不语。最后他说: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要纪念的东西太多了。”
我知道他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几乎在每一个俄国的村庄都有那次大战的纪念
物。他脑子里想的是苏联自己的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苏联在那场战争牺牲了1.3万
人,而他的政府则要从公众的心目中抹去那场战争,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结果只是使死者
的家属悲痛不已。对这堵墙的瞻仰使我们像军事职业中的兄弟一般走到一起,不管是为哪个
国家服役,我们都如一首旧诗中所说,“心甘情愿献身沙场”。
我还把我的客人带到退伍军人服务部,让他看看我们是怎样关心那些饱经战火之人的。
当退伍军人服务部的官员说明军人的福利和退伍军人医院的时候,他很注意地听着。当我们
走到修复术器械演示台前时,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再说:“我们做得不够,我们应该
做得更多。”在阿富汗战争中,穆斯林游击战士大量使用地雷和饵雷,使大量俄国士兵断肢
残臂。
我把莫伊谢耶夫带到密执安州底特律市通用汽车公司的“别克”牌、“奥尔兹”牌和
“卡迪拉克”牌汽车装配中心参观,让他亲自看一看美国产业的实况。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罗伯特·森普尔是我们的主人。在参观完总装线之后,森普尔送我们到一条试验车道
旁,在那里公司展示了几台新型汽车。大家的眼睛都盯上了一辆油光锃亮的红色“巡洋舰”
牌汽车。森普尔要通用汽车公司的司机在这台2座车上先带莫伊谢耶夫,后带我各跑一圈。
我摆手让司机下车,并说:“我来给将军兜兜风。”莫伊谢耶夫和我上了车。我们在车道上
兜了好几圈,我把“巡洋舰”车开到90迈,这时莫伊谢耶夫打手势他要开车。我把车停
下,我们相互交换了座位。他把这6速赛车一下子拉到70迈,接着又突然调低速挡到一
挡,这时“巡洋舰”车发动机转速约每分钟6000转,他的操作使它发出嘎嘎的怪叫声。我
希望这辆车在任何购车人那里别趴窝。
有一次,我带莫伊谢耶夫参观停泊在圣迭戈港口的一艘军舰。当我们参观军舰的厨房
时,他决定显示一下他的无产阶级本色。有几个厨子正在削土豆皮。莫伊谢耶夫要了把削
刀,他叫我也拿一把,提议我们进行一次削皮比赛。我们在冷战中取得胜利,但那天在削土
豆皮战争中我们吃了败仗。冠军是来自西伯利亚的莫伊谢耶夫,他战胜了来自香蕉凯利大街
的鲍威尔。
在为期一周的访问行将结束之际,我在华盛顿的史密森航空和宇航博物馆设宴为莫伊谢
耶夫和他的夫人饯行。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苏联人设宴以丰盛的鱼子酱和满杯的伏
特加酒答谢我们。这时候,莫伊谢耶夫的夫人加林娜——我们熟识后叫她加拉——已与阿尔
玛亲密得像两个老战友一样。饭后,我们送我们的朋友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搭乘他们的飞机
回莫斯科,阿尔玛和加拉坐在一辆轿车里,跟在我和莫伊谢耶夫的车后面。阿尔玛后来向我
描述了她和加拉的谈话。在逗留期间,她真正接触了美国,她对阿尔玛说:“我对在你们国
家所看到的一切并不羡慕,也不妒忌,我只是感到心里难过。我们浪费了70年的岁月。我
们失去了干出你们已完成的事业的机会。在我有生之年,已来不及补救了。”
10月6日,我用保密电话与施瓦茨科普夫通话。这是一个很棒的系统。总统的按钮在
键盘的左下角,发出尖厉的很引人注意的铃声。诺姆的按钮则在键盘的右下角,我只要按一
下,他在利雅得的电话就响了,通话很方便,就像与隔壁办公室的朋友讲话一样。我要求诺
姆派一个小组来华盛顿向总统汇报一旦必须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时候,我们准备采用
的进攻战略。诺姆坚持说:“我没有他妈的进攻计划,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他提
醒我说,他只有1个军,“没法从这儿出兵一直打到那儿。”
我知道诺姆担心之所在。这时候他拥有的兵力是:4个陆军师、1个海军陆战师、1个
装甲骑兵团、1个英国装甲旅、1个法国轻装旅、1支埃及和叙利亚混编部队和一些盟国的
小分队,加在一起刚过20万人。他可能有足够的兵力保卫沙特阿拉伯,但却不足以赶走凭
壕据守的50万伊拉克军队。我需要向总统说明施瓦茨科普夫凭其现有兵力能干些什么。施
瓦茨科普夫从一开始就认为,他需要更多的兵力才能发起进攻。
我要知道他还需要多少兵力。
“瞧,”我告诉他,“你的空袭计划制订得很好嘛,白宫需要听取有关这方面的汇报。
我也需要向老板讲讲地面作战计划的轮廓,即使它尚不完善。”
“行啊,”诺姆说,“但我想亲自来。”我告诉他不行,他坐镇利雅得更为重要。
施瓦茨科普夫勉强派出一个以其参谋长——海军战陆队少将鲍勃·约翰斯顿为首的汇报
小组。我要切尼和参谋长们先听一下约翰斯顿的汇报,然后再带他去白宫。10月10日下
午,我们在“坦克”开会。约翰斯顿讲了全面计划,然后要伯斯特·格洛桑准将汇报空军部
分。8月初,约翰·沃登上校向我汇报过空袭计划,霍纳和格洛桑这次讲的空袭计划更加给
人以深刻的印象,它包括海军、空军和盟国的飞机以及巡航导弹,打击的目标从巴格达周围
的设施到科威特境内的伊拉克战壕,以及两地之间的所有交通线。这项计划是大胆的、富有
想象力的和切实可行的。
格洛桑讲完后,来自利文沃思堡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的“杰迪骑士”负责人乔·珀维斯
中校接着汇报地面作战阶段的情况。这个计划仅以当时所部署的部队为依据。它包括3个佯
攻点和1个主攻方向。3个佯攻点是:第一个是海军陆战队沿科威特市郊的海岸实施佯攻,
牵制伊拉克的几个师;第二个是海军陆战队在科沙边界的滨海地段实施佯攻;第三个是多国
部队在科沙边界的西端实施佯攻。主攻方向是从中央北上直插伊拉克军队的主要防区,主攻
部队全部由美军师组成,其目标是占领科威特市以北的公路枢纽。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我
们的主攻方向直接指向伊拉克军队杀伤力极强的地域。
施瓦茨科普夫是正确的:这是一个不周密的计划,我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将该计划呈报
华盛顿。为了稳操胜券,他还需要2个师的兵力和1个军司令部。使我吃惊的是约翰斯顿和
珀维斯没有说明,中央总部一旦确实得到这些兵力时它能够做些什么。尽管如此,他们以1
个军的兵力为依据制定的这个作战计划也有严重缺陷。你不能把一支数量上占劣势的进攻部
队送进敌人的嘴里去。此外,也缺乏谋略考虑。前线的伊拉克步兵部队在科威特境内挖壕据
守,不易向南攻击;如果我们在伊拉克军的右侧进攻并从空中打击他们,伊拉克的机械化部
队也不大可能南下进入广袤的沙特沙漠地区。这项计划没有考虑到如何利用伊拉克军西翼的
弱点。
在“坦克”里的汇报中间,切尼漫不经心地问了几个问题后就走了。他看来不很满意。
我送走了汇报人,然后与参谋长们讨论我们所听到的情况。我们取得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应
当首先制定一个更好的使用1个军兵力的作战计划。然而,不管计划多么完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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