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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太子党]内幕(独家披露)

绝地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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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共[太子党]内幕(独家披露) (448 reads) 时间: 2001-12-18 周二, 下午7:47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共[太子党]内幕(独家披露)

中共第一梯队[太子党]

中共「太子党」的崛起及发展趋势

　　作为传统社会暴突的特殊利益群体「太子党」，尽管常引致群情激愤，却历久不衰。在

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并无例外将之继承，甚至加以发扬光大。大陆媒体自然忌讳报道，某

些高级官员尤其是高干子女也一再加以否认、诡辩，但中共「太子党」这个称呼还是得以广

泛流传。

　　无疑，权贵子女可以经商亦可以从政，问题在他们经商是否与平民子女一般在市场公平

竞争，晋升是否经过正常的与平民子女平等的程序。中共高干子女中当然不乏优秀者，问题

在於有更多「太子党」成员不仅表现在依捷径获取政治权力的单一走向，近年来更突出地表

现在经济领域牟取暴利。尤其严重的是，在缺乏正确法治系统和自由新闻机制的中国大陆，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得以免除司法审查和新闻监督。同时，他们自己也愈来愈擅於变化和隐

藏，使得民间社会流传的相关「小道消息」真假混杂、是非难辩。个别「太子党」成员常常

以此来反击与论的批评。

　　当「太子党」成为中国大陆政坛、经济领域一个异常凸显的利益集团，而且严重地影响

到中国政经走向时，人民对他们的成长历程、教育背景、社会关系及政治、政绩、前景等等

依然缺乏比较完整、准确的了解。

　　*「太子党」定义的争论

　　何谓中共「太子党」？可真是众说纷纭。

　　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前副主任、著名政论家阮铭为代表的一派观点指出，「太子党」

应该是特指有具体接班「纲领」，甚至有所谓「组织路线」，拉帮结派，准备夺取党、政、

军最高权力的中共高干子女中的少数政治人物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党徒。比如前中顾委主任陈

云之子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女婿潘岳(国家国有资产管理

局副局长)、邓力群之子邓英淘(青年经济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等

为代表的一批。

　　一九九一年苏联政变失败後，大陆曾流传一份题为《苏联剧变後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

选择》的长篇文章，被海内外普遍认为是上述「太子党」成员实现接班理想後的「新政纲领

」。潘岳正是这篇文章的策划者（海外曾误传是陈元）。

　　另一些人则认为，「太子党」应泛指未跻身权力中枢而又将自己的政治奋斗目标对准党

、政、军核心领导层的一群高干子弟，他们上有「通天」本领，下有想巴结他们老子的各级

党政官员及把政治赌注押在他们身上的一批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多方捧场，加上因共同背景

和利益而加强横向联系，使他们俨然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也有人提出，中共「太子党」并不是一个有统一的组织路线的政治联盟，而是各有各的

地盘和利益，如有的从事「官倒」，对政治崛升无大兴趣，认为搞钱比捞官来得实际；有的

则政治野心很大，希望进入中央权力核心。无论是「官倒」(商)还是「倒官」(政)，祗要是

依赖老子的权势发展者，均算「太子党」。

　　虽然从理论上将有「组织」、有「纲领」又拉帮结派的高干子弟视为「太子党」较为严

密，但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特别是自一九九二年确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後

，整个中国大陆已经彻底进入一个政商不分，军商不分，甚至党商不分的特定时代，更多的

高干子女凭借其父辈的政治影响及兄弟姐妹们已经占据的党、政、军要职，越来越疯狂，越

来越肆无忌惮地「以权易钱」。而这些「以权易钱」者流，有的可能是对执政没有兴趣或没

有信心，有的则是断定未来中国将走向「以钱易权」的时代--即所谓「金元政治」朝代。像

潘岳那样还具有强烈忧党意识者，在年轻一代高干子弟（三四十岁左右）中其实是罕见的个

案。显然，以明确的「组织路线」和「政治纲领」存在的「太子」所限定的范围太窄。

　　其实，在人们约定俗成的「太子党」定义已经相当宽泛，「党」并不是指「政党」，就

像批评中共为「特权党」，但「特权党」并不是一个政党的名称一样。海外媒体多年来已经

习惯把大陆一批凭著血缘或裙带关系，踏著「打江山」的父辈为他们垒好的阶梯，平步青云

的中青年官僚或纵横商海的新富豪，统称为「太子党」。

　　现在似乎没有必要从概念上再论证这个词汇的包容性和科学性，至少「太子党」这三个

字对中共实行封建世袭制讽剌得恰如其份。可以说，所谓中共「太子党」应该是指现在已经

占据中国大陆政权核心层，或把持党、政、军、商各级实权岗位，或正觊觎高位，同中共「

打江山」出身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直接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的一批人。

　　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三部分人：一，目前在世甚至仍在中国大陆政坛实

际主政或发挥幕後影响的一批人；二，曾经坐过江山，但现在已经作古的一批党政军最高层

成员；三，为「打江山」流尽最後一滴血的所谓「革命先烈」，如江泽民、李鹏、邹家华、

叶正大等人的父辈。

　　有人不同意将中共早期烈士子弟划为「太子党」之列，认为他们承袭的父荫较少。这种

看法值得怀疑。按照王震「老子的江山是两千万颗人头换来的」这种理论，所谓「革命先列

」的後代可能还比坐过江山的一批人的後代更可靠，他们本人从心理上对「接班」的问题也

最觉得坦然。「前人栽树後人乘凉」的古训，至今也还为一些中国老百姓认为是「理所当然

」。

　　同时，他们的父母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他们往往成为亲生父母「战友」的养子，例如

李鹏被周恩来夫妇收养。即使没有被元老人物收养，这批人在其父母「为革命流尽最後一滴

血」之後，往往都享受组织上的特殊照顾，如江泽民、郭树言等人。

　　总而言之，无论「太子党」这个概念是否科学，中共高干子女及「革命先烈」子女陆续

接班(或正在准备接班)毕竟已经是中共政治生态中的一个客观现象，至於将这批人如何就政

纲、政绩、经历、组织路线具体划分成派系或梯队是另外一回事。就如同可以把中共「打江

山」的一批人按经历(即所谓「参加革命」的早晚)划分成数批，也可以按照中共的「路线斗

争」史划分成数派一样。这些「太子党」在几十年不断反复的政治权争中，因机缘、兴趣、

抱负不同，因他们的父辈在权力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已经或正在结成不同的权势集

团。他们之间存在著激烈的争斗，而且这种争斗往往蕴藏著更为复杂的因素，有不少还掺进

了父辈的恩怨。

　　为了便於分析，根据中共高干子女的不同年龄阶段和中共历史，不妨将「太子党」分为

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指经历过战争环境，在中共建政前或建政初即被送到苏联接受史大林主

义教育，回国後陆续占居党、政、军、商各重要部门的一批；第二梯队指「文革」前已陆续

进入哈军工、清华大学等院校，即由中共自己培养出来的一批；第三梯队是「文革」开始时

正在读中学(大陆将这批人及与他们同时代的人称为「老三届」)，不幸随父辈落难，在十几

年後又随著自己父辈重新掌握了权力而陆续官场走红商场得意的一批。

　　*第一梯队已居权力核心

　　中共政权把在战争环境里长大成人的高干子女称为「马背摇篮」的一代，意即他们早年

是在军旅中的马背上长大，从来到人世的那一天起便开始经历「革命战争」的洗礼。按照邓

小平八十年代选拔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原则，这一批人最为合格(年

轻化是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较而言)。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尽苦难，其中不少还曾流落街头或被父亲送到

偏僻乡村寄养，例如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就曾当过童养媳、童工，甚至还随母亲坐过国民

党的监狱。正是共产党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权才使他们改变了苦难的生活，脱离了艰苦的

环境。「从地狱到天堂」的家庭和个人境遇的两极对比，决定了这批人对中共政权的「无产

阶级感情」最为深厚。

　　中国人悠久的传宗接代「续香火」的观念，加之中共本身作为一个帮会组织「胜利果实

」人人有份的帮规，决定了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打天下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注

重对自己子女及烈士子女的培养。「打天下」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改善自己境遇和现实利益，

还有一层「福荫子孙」的长远理想。「保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千秋万代永

不变色」意在於此，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说到底也不过是这一

层目的。

　　自从三十年代在延安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以後，中共就先後为自己的子弟创办了延

安保育院、抗日军政大学附属中学及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当年自幼入学这些地方，然後

又跟随父辈们南征北战的高干子女或烈士子女们少数日後即直接「参加革命」，多数则陆续

被保送到苏联学习，回国後又被安插到中共各重要部门，从事「基层工作」的锻炼，六、七

十年代即在官场上显露头角，八十年代至今更成为中共核心政权的第一批继承者或者地方政

权及中央各系统的掌门人。

　　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李鹏(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邹家华(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铁映(政治局委员、国

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叶选平(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布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曾庆

红(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黄毅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副主任)、聂力(全国妇联副主任、中共

建军史上唯一一位女性中将)、叶正大(中将，全国人大常委)、邹竞蒙(中央候补委员、国家

气象局局长)、郭树言(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皓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阮崇武(

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等人。

　　某位流亡海外的著名政论家在论及「太子党」现象时，把中共党内斗争分为「邓小平指

定的接班人「第三代核心」」为一方，「陈云中意的「第二代领导人」太子党为一方」。如

此分析中共党内斗争，理论上既不严密，更不合於客观事实。

　　实际上，祗要对中国大陆政治问题稍有了解的人就可能会知道，现在中共政权的所谓「

第三代领导核心」，按照陈云和王震等人的解释是所谓「江、李体制」，而这一江、一李本

来就是由邓小平和陈云各自选定的一位接班人，而且亦都是「太子党」。从前文所述的「太

子党」第一梯队代表人物所居的权位，足以说明「太子党」已经权居中共最高层，「江、李

体制」就是「太子党」的核心。

　　关於李鹏是「太子党」的问题恐怕没有什么异议，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烈士)李硕勋之

子，而且还是中共政权第一任宰相周恩来的养子。他的接班最为典型，直接接替的是养父的

原任职务。

　　至於江泽民的家世，海内外曾有过不少误传，有人说他是李先念的「东床快婿」，有人

说他是中共元老，曾任过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之子，也有人说他

出身平民世家，并无特殊背景。

　　江泽民的生父倒确实是一个与政治无缘的普通知识分子，但是，他在十三岁时被过继给

他的本家六叔江上清为养子，而这位江上清是与李鹏的生父李硕勋、邹家华的生父邹韬奋同

时代的中共早期地下党负责人。他生前曾在苏、皖一带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立下汗马功

劳，一九三九年因遭受地方武装伏击中弹而死。

　　*难以走出父辈阴影

　　第一梯队的「太子党」大都是「喝延河水长大」，「喝伏尔加河水成才」的，所以受毛

泽东和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最深，同时由於他们亲自经历了「打江山」的过程，对中共政权的

感情最深、依赖性最大。

　　他们目前已位居中共权力斗争的第一线，已经或正在建筑自己的权力堡垒，其中一个显

著的特点就是以「留苏派」为基本势力，再网罗地方、军队、中央机关已有实权的平民出身

的投靠者。

　　比如李鹏为首的国务院，在一九八八年七届全国人大产生的四十一个部委中，就有十四

个有留苏背景，包括李鹏（总理）、邹家华（副总理）、李铁映（国务委员）、黄毅诚（能

源部长）、丁衡高(国防科工委主任)、阮崇武(劳动部长)、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宋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朱训(地矿部长)、李贵鲜(国务委员)、林汉雄(建设部长)

、戚元靖(冶金工业部长)、曾宪林(轻工业部长)、赵东宛(人事部长)。在各部委中担任副职

的更多，例如叶正大、聂力、彭士禄(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等等。当时在地方，则

以江泽民（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叶选平（广东省省长）、布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郭树言(湖北省省长)、张皓若(四川省省长)等为代表。

　　第一梯队的优势在於：

　　一，与他们之後的两个梯队相比，这一批人对自己接班的「合法性」自信心最强，因而

也在保卫「红色政权」的问题上斗争性最强。

　　二，从年龄上看，他们目前都在六十岁左右，正处在中共政权最高层领导者的年龄。同

时，按照中共最高层对干部的年龄限制，他们中大多数人在中共「十四大」和「八届全国人

大」上再度连任。即使职务上出现了变化，但是并没有完全丧失权力，有的反而是上升。

　　三，从接班人看，在「留苏派」为主体的「太子党」第一梯队之後，看不到一个明显的

成熟的接班层，这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共教育受到「文革」的破坏，使中间生出一个长达十一

年之久的「人才断层」。第二梯队虽然跃跃欲试，但其资历、政绩目前还不够成为最高层掌

权者。所谓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目前还主要表现在副省部级这个层面。

　　如果说第一梯队的「太子党」人有他们作为一个时代代表人物的优点的话，那就是与他

们父辈相比，还有开明和务实的一面。与他们的弟妹相比，大都生活作风正派，工作作风比

较严谨。

　　然而，这一批人虽然表面上站在权力最高峰，有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力，但他们始终走不

出父辈的阴影--摆脱不掉僵硬的意识形态，也摆脱不掉背後时刻伸出来的「黑手」--在传统

社会里，是无法使元老人物在自己死前真正交出权力的。待自然规律使第一梯队完全掌握中

共政权，即所谓元老时代终结，真正实现了自己说了算的那一天，他们自己恐怕也就到了给

弟弟妹妹们交班的时候了。　

第二梯队生在战火中，长在红旗下

　　中共「太子党」第二梯队主要是指生於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又随著父母进城「长在

红旗下」，在「文革」前已大学毕业或进入大学学习的一代。

　　在中共「打江山」出身的元老群体中，真正称得上有文化者了了无几，但他们却非常明

白建设和巩固红色政权需要「苏维埃加电气化」的道理，所以自夺取大陆政权的那一天起，

即把培养自己的子女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抓。随著中共政权进驻紫禁城後，原来延安的

干部子女学校更名北京育才学校，并新建立了一零一中学，仍是专收干部子女。另外，北京

军区将原来的「荣臻学校」更名为「八一学校」，中央军委建立了一所「十一学校」，中宣

部系统亦建立了一所景山学校。这些学校享有特权，当年的教学及各种生活设施之先进，就

是四十五年後的今天，绝大多数的平民学校也仍未达到。

　　据曾在这些学校里读书的干部子女回忆，当时育才学校主要招收的是地方司局级以上干

部子女；八一学校、十一学校主要招收的是军队师级以上军官子女(八一学校的地位更高)；

景山学校则是党内知识分子的子女云集。而一零一中学的学生成员比较复杂，一种是中共烈

士子女，如秦邦宪之子秦铁、毛泽民之子毛远新；另一种是父母被派驻外地工作的干部子女

，还有一种是父亲在历次「路线斗争」中失势甚至丧命的中共干部子女，如高岗的儿子高轩

--至少在「文革」前，共产党整它自己人的时候似乎是不殃及子女的。

　　在一零一中学读过书的干部子女回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於进城以後的中共

政要们大都对自己的孩子比较溺爱，所以许多人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到设在郊外的八一学

校和一零一中学寄宿，於是就自然在北京城内教育质量最好的学校里打主意。北京有名的师

大附小，陆续接收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的後代，城内最好

的中学如男四中、男八中、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等学校更是中共高干子女们云集的地方。

　　由於国际冷战的存在，毛泽东「居安思危」，中共把相当多财力花费在「国防建设」上

，同时刻意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现代国防事业的接班人。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亲自电令大将陈赓主持用「最快的速度」创建一所军事

工程学院，以加速培养「自己的现代化军事指挥人才」。於是，陈赓大将手持万岁以及九千

岁的钦旨，强令全国军队、地方各个有关部门为其开绿灯，结果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在哈尔滨

建成了中共自己的「黄埔军校」--哈军工。

　　根据当时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一份报告披露：「到一九五八年，这所学校已经发展成为远

东最大的军事院校」。当时中共高层的毛、刘、周、朱等人梦想将这所军校逐渐扩展成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军事院校。後来，这所学校在林彪的主导下，被分散成几个分门别类的军事学

院，主体部分则南迁长沙，更名为国防科技大学，地位大为下降。但它在五、六十年代里陆

续送出的大批毕业生都已在军队及地方重要部门担负重要工作。而其中有高干背景的一批，

大部分都成为军队师级以上，地方司局级以上的党、政、军要员。

　　另外，由於毛泽东曾一度指社会科学为「伪科学」，加之中共「科技兴国」的宣传，使

得那个时代的高干子女即使不进哈军工，也要进清华这样的名牌工科院校，进文科和其他门

类院校的为数甚少。毛泽东的子女李纳是个例外，她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

　　直到「文革」开始，中学毕业後，高干子女们的主要集中入读哈军工、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批大都就学於与国防工业有关的系和专业，所以他们毕业

後也多直接进入了军队或国防科技部门。

　　中共「太子党」第二梯队成员比起第一梯队和後面所要论述的第三梯队成员相比，经历

最少坎坷。既没有像第一梯队那样不得不在马背上识字唱歌学文化，也没有如第三梯队那样

，在该读书的年龄不能读书，而是长年同步枪、锄头、榔头打交道；「文革」中他们的学术

地位不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政治地位不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同

第一梯队相比受冲击较少；同第三梯队相比，「文革」初期虽然也不得不走过一段与「工、

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但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大学毕业成了「国家干部」，即使到「五七干

校」或其他基层劳动也还有固定薪资收入，很少如第三梯队成员那样，曾一度真正活动在中

国大陆社会的最底层，同真正的劳动人民一样含辛茹苦。

　　*拉帮结派，各立山头

　　在「太子党」第二梯队成才的五十年代，社会风气、干部作风远不似今日一样腐朽，所

以「太子」们在学校读书时，彼此之间也较少攀比各自父母的官职大小。

　　到了六十年代，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父母大都居住在北京，而且「太子」们又到了喜欢

交际的时期，他们开始行走豪门之间、出入宫苑之内，不同级别的家庭不同设施，以及他们

自身所享受的不同待遇冲击者他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理念。他们很容易察觉

到自己自尊心的来源原来是父辈的「等级」。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後，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重返政坛，使他们也迫不及待地通过当「

秘书」、「干部培训班」等方式获取高位。并以父母的派系及自己的学校划线，拉帮结派，

各立山头「招贤纳士」，形成各自利益一致、配合默契，有能量有经验的班底。在最高层，

最主要的「太子党」圈子分别以叶剑英之子叶选宁、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邓小平之子邓朴方

、王震之子王军、陈云之子陈元、陶铸之女陶斯亮、杨尚昆之子杨绍明为首。他们彼此之间

时而互相利用，时而争风吃醋，互不买账，任何「外来人」想往上爬，往往依附其中一派。

　　这一批人虽然在八十年代以来大都升迁过快，但仅从年龄和阅历的角度讲，五十岁上下

的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担任司局级至省军级的领导人，不应该算过份。他们自己可以

从心理上把自己近些年来突然崛升的原因归之於「文革」中被「耽误」了十年。

　　事实上，他们中像贺鹏飞这样仅有十多年军龄即能官至正兵团级要职，像廖晖那样一夜

之间从一个团级(相当於地方县级或国家机关处级)军官跃升为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副部级，後

升正主任)的毕竟不是多数，很多人官到如今之高位还是经过了各种「阶段」的。例如粟裕大

将的儿子粟戎生，自哈军工毕业後即到了位於「抗美援越」第一线的部队里从战士干起，历

任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直到总参军务部副部长。是故，他

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自己现居高位的「合法性」也还是有点「底气」的。

　　就人数而言，第二梯队的成员在「太子党」中为数最多，而且大都在军中身居军、师级

甚至更高。

　　他们当中的相当一批已将解放军的实权接管，少部分後来「军转民」进入了地方各级政

权领导层。这批人在中共「太子党」中为数最多，包括贺龙之子贺鹏飞(中将，海军副司令员

)、邓小平女婿贺平(少将、总参装备部部长)、张爱萍之子张翔（少将）、彭德怀侄女彭钢(

中纪委常委、军纪委副书记)、陈毅之子陈丹淮(某军副军长)、粟裕之子粟戎生(少将，总参

军务部副部长)、谭震林之子谭冬生(少将，总参动员部部长)、杨勇之子杨继平(少将)、杨尚

昆之子杨绍京(国防科工委研究所所长，副军级，已病逝)、王诤之子王苏民(少将，中央警卫

局副局长)、任弼时之子任远之(副军长)、秦基伟之子秦天(少将，副军长)、许光达之子许延

滨(装甲兵学院副院长)、陈赓之子陈之健(少将)、刘伯承之子刘太行(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

长)、罗荣桓之子罗东进(少将，二炮部队後勤部政委)、刘华清之子刘卓明(海军装备论证中

心副主任)、马本斋之子马国超(少将，海军航空兵後勤技术部政委)等等。

　　中央机关和地方代表人物包括：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小平之

女邓楠(国家科委副主任)、伍云甫之子伍绍祖(国家体委主任)、曾山之子曾庆红(中共中央办

公厅主任)、廖承志之子廖晖(国务院侨办主任)、陈云之子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

洪学智之子洪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李维汉之子李铁林(中组部副部长兼人事部副部长

)、乌兰夫之子乌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赵东宛之女赵地(中纪委常委)、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伯渠之子林用三(劳动部副部长)、黄敬之子俞正声(中共青岛市委书

记)、姚依林女婿王岐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何长工之子何光　（国家旅游局局长）

等等。

　　改革开放以後，他们当然也同大陆所有人一样，不可能不受到随著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挤

入大陆社会的各种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冲击，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僵化的意识形

态难以再迷信人民，但又不敢积极引进西方民主的思想，「文革」的混乱局面和他们对自己

既得利益患得患失的心态，使他们中间正在酝酿一种比他们哥哥姐姐更大胆、更为务实的政

治形态，即所谓「以非意识形态的共产党组织社会力量；以非绝对专制的统治方式，以官办

资本(非官僚资本)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为主体，与一部分非共菁英人士的阶层和集团相结合，

来推行异化的共产党独裁统治」的政治方针。这种思想最明显表现在《苏联剧变後我国的现

实应对战略选择》，有人称之为「太子党纲领」，激进者更斥之为法西斯纲领。不过，这份

纲领的策划者是比他们年龄小得多，应属於第三梯队的潘岳。

　　平心而论，「太子党」第二梯队毕竟比他们的父母辈和哥哥姐姐们(第一梯队)减少了意

识形态上的束缚，尽管他们在形式上离不开中共的特殊个性，但他们是中共内部自我改造最

坚定的力量。当元老治国时代终结後，主导政坛的「太子党」第一梯队就会积极拉拢第二梯

队，使之成为专政的辅助力量，并通过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沟通。但是，历史不太可能给他

们太长的时间，除非他们自我彻底更新。

第三梯队疯狂牟取暴利

　　至於「太子党」第三梯队，指的是生於中共建政前後，正在中小学读书时即赶上「文革

」的一批高干子弟。他们一出娘胎已是特权的受益者，「新社会」的宠儿，高高在上，一帆

风顺。

　　「文革」初始，他们红卫兵没当几天即随著他们老子倒运，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

，其社会地位一度甚至不如中共的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所以邓小平实

际上否定了毛泽东以後，「文革」中的落难经历成了他们纸醉金迷甚至无恶不作的藉口，从

事官倒的理由和从政的资本。这一代高干子女中，因为看透了社会现实的黑暗，看透了人生

前景的悲哀，甚至也看透了共产党政权的无望而走向堕落者为数最多。就整体而言，他们对

金钱的贪婪超过获取权力的欲念，所以他们更多地在经济舞台上表演，在商海中弄潮。

　　中共「十四大」上，「太子党」并没有如外界此前所传言的那样大规模进入中央委员会

。境外媒体便有了「太子党」全军覆没之说，继而又言「太子党」从政不成，转而入商界求

发展，典型如邓小平之子邓质方(四方公司)、陈云之女陈伟力(中创公司)、王震之子王军(中

信公司)、荣毅仁之子荣智健(香港中信公司)、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六合公司)、李鹏之子李小

鹏(华能公司)、叶选平之子叶新福(香港万信公司)、陈毅之子陈晓鲁(北京标准国际公司)、

张爱萍之子张品(新时代公司)、乌兰夫之子乌可力(长城工业公司)、彭真之女傅彦(富利公司

)、宋任穷之子宋克荒(北京置业公司)等等，有人还凑出个所谓「中国十大家族」。

　　中共部分「太子党」纵横商海牟取暴利，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体现，亦反

映出相当多的「太子党」对「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毫无信心，急於赶在「末班车」上捞一把

的世纪末心态。但这并不是新一代「太子党」势力的全部特征。事实上，第三梯队的「太子

党」成员并没有因为在中共「十四大」上未能成为中央委员，便停止在政坛上谋取权位的努

力，恰恰相反，他们正急速在党、政、军系统掌控尽可能多的实权。祗不过因为他们的职务

尚还不需要通过党的代表大会，亦不需要令全国人大会议表决，从而较少为媒体注意罢了。

　　毫无疑问，倘若说当一名现政权的统治者也是一种理想的话，中共高干子女中没有理想

，甚至滑向堕落的纨裤者主要集中在「文革」中曾一度落难的这一代。倘若说继承父辈遗志

也是一种事业心和责任感之表现的话，中共高干子女中对自己父辈用血汗换取的政权最没有

责任感的，也集中在这一代。他们身上既有高干子女的骄蛮霸道，又沾染上社会下层的油滑

善变。个人命运紧随父母权势升沉和改变这一刻骨铭心的经验，使他们深知必须紧紧与老一

辈人捆在一起不能分离。

　　不过，他们身上虽然没有原则性、道德感和对马列主义的偏执，但却有著更多的贪婪和

野心。他们组成各自为「政」的「沙龙」，他们「党同伐异」，野心极大，培植势力，有的

则钻入中枢，或当首长的秘书，或在职能部门任不显眼却掌实权的职务，有的则由政而商，

还有的更可以像串门子似地在军、政、商三界任意游走，忽而西装革履，忽而将校戎装。

　　他们之中也不乏立志於一番事业者，并在各自部门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代表人物包括薄

一波之子薄熙来(大连市市长)、习仲勋之子习近平(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邓力群之子邓英

淘(经济理论家)以及潘岳等等。

　　一九九一年，大陆出版了一本名为《共和国的第三代》的书，作者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成

小学的同班同学杨帆。书中把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中、小学生们称之为「共和国的

第三代」。书中言道：这第三代人中，「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平民子女的关系，在一

定程度上说，已经转化为新兴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的关系。」言下之意，干部子女就必

然是「政治家」。

　　据闻，这本书实际上由薄熙成授意写成，被看作是中共「太子党」的「新政纲领」的奏

本之一。此书的内容等於坦率地承认了中共「太子接班」的现象，并劝告读者应该认可这种

现象。

　　应该说这「共和国的第三代」，即中共「太子党」的第三梯队在接班问题上，同他们的

兄长相比是最不具备「合法性」的。他们在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尚还可以继续「垂

帘听政」的最後几年里，一方面是迫不及待地要跻身於权力高层，以免错过这历史给他们的

最後一次机会，一方面还要拿出「自己的东西」，以弥补在「合法性」问题上的「先天不足

」。

　　《共和国的第三代》一书中列出了十二条「新政纲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强化

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绝不能再继续祗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与剥削阶级政党不同的特

殊性，而忽略作为执政党、执政者所必须掌握的一般规律，即为无数人总结和研究出来的政

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决策科学、人口学、经济学、新闻学、心理学、行政学、法学所阐

明的一般规律」，「把它们作为「剥削阶级统治术」而一概排斥」。

　　书中还说：「新一代领导阶层有必要达成共识，特别要处理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中

国历史上，长期出现「贵族化」和「儒家化」的斗争，而社会的最终稳定，是成功地用平等

竞争的科举制度，把知识分子吸引到统治阶级方面来，这就扩大了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

础。决不能认为某一个政权是可以离开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排斥知识分子，「直接依

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恰恰相反，祗有实现执政的科学化，才能制订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

政策来。」

　　由此可见，中共「太子党」三个梯队的不同特点，除了前文所述内容而外，还有一个最

重要的区别就是：第三梯队吸收西方观念最多。换言之：即第三梯队的成员们最希望在中国

大陆建立起一个实际上类似台湾五至六十年代那样的政体，即经济上「搞活」；政治上「管

死」。再准确一点说：就是让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自由程度回复到一九四九年以前

的程度。

　　必须承认，第三梯队成员中，有一部分人，如习近平、邓英淘、薄熙来等由於毕竟曾同

大陆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有过较长一段时期的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经验，所以从中真正体

味出了给老百姓以更多的实际利益是维持一个政权长期稳定之必须的道理。同时，其执政意

识也不乏以自己的德政救广大中国大陆人民於水深火热之中的良心发现。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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