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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知识分子的界说及其社会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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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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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现代化的常识·四、知识论》10、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学性质
小序
知识论是现代哲学认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其重点在语义学和逻辑学，这是知识的自然属性。本文则偏重介绍知识的社会学属性。除了篇初定义知识外，主要谈知识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的特征和特性、知识的发生和传播、知识的社会价值等问题。
1、知识分子的界说及其社会功能
知识分子是外来语，其概念也是人见人殊。当代西方大约有两派，葛兰西（A．Gramsci）《狱中札记》中认为，知识分子有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如教师、教士、行政官吏等等，这类人士世代都从事同样的工作。第二类知识分子则与企业和阶级直接相关。这些企业和阶级则利用知识分子获得更大的利益、权力和社会控制力。“资本主义的企业在创造自己的同时，也创造出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这种知识分子的概念正符合现在一般中国人的观念－－这种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专指脑力劳动者，古代称之为士民、即孟子“劳心者治人”的“劳心者”。
但“什么是脑力劳动？”这个问题却需要谨慎对待。例如，大学教授无疑是知识分子，“站讲台”却绝对是重消耗的大体力活动。而扛锄头把儿的大陆农民虽然是体力劳动者，他的生产行为也都归他大脑指挥和决定。可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本不在使用体力和脑力的多寡，而是劳动者使用的劳动工具不同。脑力劳动者的主要劳动工具是知识，即抽象的信息符号。例如，教师用语言文字讲课；数学家用数字和数学符号；工程师用图纸；各学科的科学家都有本学科的专用符号。艺术家比较直观，但音乐家用月谱；画家用颜色和几何图形；作家用文字；而电影艺术更集视觉、声觉符号之大成。
葛兰西是所谓“西方马克思派”的祖师，他从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根据使用和拥有知识的社会性质来区别知识分子。实际上他还不够彻底，因为即使是他所谓的“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同样是社会的产物，即使是从事最为中立的基础教育的教师也必然传递着特定的社会思想。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小学生认字先学“毛主席万岁”；美国小学生先认美元上的总统。大略言之脑力劳动者大约有三类。第一类是知识的原创者。主要有科学家、文艺美术的创作者、社会思想家、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宣传者。第二类是知识的传播者，例如教师和新闻业者。第三类是知识的应用者，主要是社会管理者即政府官僚和各类辅助白领阶层；企业管理者即业务经理和其他专业工程技术人员。事实上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必然三者兼顾。一个知识应用者必然也是知识创造者，例如，工程师的一张图纸，计算机程序员的一个设计，都不会和前人所做完全相同。而知识的创造者也不能离开现有知识的基础而做空中楼阁。
如果说葛兰西一派“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的社会学派观念是新兴主张，那么班达（J．Benda）则代表了西方从古典希腊苏格拉底哲学以来的传统主张。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王（philosopher-king），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这也就是一些中国精英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吧！其实质如陈寅恪赞美王国维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1928）中写道：“（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想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从某方面可以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新约·约翰福音》）”所以，班达心目中的知识分子，人数有限以至于不能构成一个社会阶层，可以被比作是神职人员（clerics），并不关心一般世俗之人心目中的物质利益和个人幸福。他们的目的是维护和支持不属于现实世界的真理、永恒的正义。
古典希腊时代的“哲学王”观念随蛮族武力征服而亡，而复兴于欧洲中世纪末叶到革命时代之间的五百年（约公元1300－1800）。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的现实世界不被理睬，只有神的未来世界和彼岸世界才重要。那时，人们一切的物质和精神活动都在基督教会和封建诸侯的愚蠢控制下。生活在无聊的修道院中的教士们，其唯一的生命价值是“证明上帝存在”。其中的少数教士最先从愚昧状态中醒来，成为“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独立的、理性的思想者”。所谓“理性”，特指“知识分子”们用人的“理智”（reason）来思考和认识世界，而不再用“上帝”这个“更大的无知”来做挡箭牌；所谓“独立”，是指“知识分子”独立于社会的特殊权力和特殊利益之外、而且特别地指独立于那些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特殊权力和利益，即基督教会、君主国家和封建贵族。“独立”并非说知识分子可以“不食人间烟火”，独立是得益于当时社会分裂（即使各国的专制君主也不能“大一统”）。因为没有可以主导社会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绝对政治力量，知识分子才能够超脱于社会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士民阶层处境与之相似，所以那时的士民阶层也有相似的独立性。
脑力劳动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并不是与知识同时发生的，只是近三千年来人类社会分工和社会需要的产物。当然，创造和传播知识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是社会演化的主要动力之一。显然，虽然别的社会阶层也在时时刻刻地创造和传播着知识，毕竟知识分子是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创造、积累、传播和使用知识的社会活动，其效率比其他人要高得多。但这种重要性往往被中国人高估－－尽管知识分子创造和传播知识，然而只有当知识被社会接受和使用，才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而一种知识或思想能否被社会接受，不但和现实的物质技术能力有直接关系，也和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和社会结构（马克思所谓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有直接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总是如西方启蒙学者那样，成为社会演化的推动力。相反，在更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做为旧秩序的维护者和辩护人，成为反对新知识发生和传播的力量。也许正是这个因此，人类社会演化在文明时代的多数时间里都是缓慢甚至是停滞的。中国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其实不是重视知识、尊重脑力劳动，而是追求“劳心者治人”的社会统治权力。在古代文明社会，由于人类生存能力有限，多数人必须从事维持生命的直接生产活动，因此社会知识被掌握在特定的少数人手中。由于长期的知识垄断，使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士民阶层，成为具有强烈社会优越感的“精神贵族”，在此基础上他们就能够对社会世俗权力产生独立性的精神权威，“精神贵族”就可以成为“社会良心”。上述的“劳心者”和“哲学王”就代表了这个古代文明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两个主要社会功能。劳心者是作为社会统治者或社会统治者的附庸而存在，而哲学王则扮演代表社会良心的公共角色。在古代社会，这两个功能统一于一体。只是在现代社会如当代的西欧、美国社会，社会生产技术能力极大提高，过去属于体力劳动者的行业渐渐地都成为脑力劳动的领地了。脑力劳动者日益成为社会中一个或几个劳动阶层。古代“劳心者治人”的思想行不通了，除了个别天才人物还有资格在象牙塔里对社会指手划脚外，没有“知识分子”再能够充当“社会良心”了－－因为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有了知识、有了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判断力，不再需要代理人了。于是这两个功能分离了，并由葛、班等学者以极端化的对立形式表现出来。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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