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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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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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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198 reads) 时间: 2003-3-21 周五, 上午6:1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章成

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

１９６７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囗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囗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２２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１９４２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１９４９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求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求求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的到来。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囗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１９６７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囗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麻木和遗忘。１９８６年７月，当笔者来到湖南道县求求这个二十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道县县城与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个体摊档、人声喧囔的农贸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潇水河倒映着专治阳萎不举的广告，以及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坏人坏事的标语……

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二十年！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１９８２年春，时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位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一些人员求求该工作组成立于１９８４年５月，陆续抽调了１３８９名干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笔者将在后面的篇章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字，对那场杀人运动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产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１０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１０种∶

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烧（含熏死）。

１０、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求求它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见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 ”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份，我们的手足同胞！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并期以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１９８５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叁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话作何感想？

道县“八五会议”，向农村发出制造红色恐怖的信号

１９６７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很快，道县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七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升高，两派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沸点。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作“红老保”。

像湖南许多县城一样，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的势力较大，而且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也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

８月３月５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之所以写下这次会议，是因为笔者认为其与此后农村大规模杀人有一定的关联，至少，其发出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信号。现将会议的记录摘录如下∶

时间∶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下午。

地点∶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叁加人员∶各区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县委??书记熊炳恩同志给会议作总结。

熊炳恩∶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然后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各区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数是区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自然闻风而动。会议一结束，星夜兼程赶回各区，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场突发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８月８日，在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先下手为强，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八.八”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８月９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止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囔囔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抢枪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的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的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笔者认为，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求求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求求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怂恿，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８月１１日晚上，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开了整整一天会的各区武装部长毫无倦意，正在室内聚精会神地听取“红联”头头作武斗部署∶准备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会议决定，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

会上，自然有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的内容。（笔者实在弄不明白，两派之间的非理性争斗，为什么要把“四类分子”牵扯进来。似乎只有更严厉地惩罚这些早已被剥夺做人的权力的弱者，才能显示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一贯正确的革命派。）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１２点。

与此同时，在生产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正在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红薯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巧置名目地进行着。似乎谁也没有布置杀人。没有！然而杀人的信号枪已经打响。红色恐怖已经笼罩着潇水河两岸，笼罩着那些将成为这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无助者及其家庭。

杀头猪还得批张条子呐∶第一个被祭刀老光棍

陈智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病痛又发作了……

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的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早已疲惫不堪。近年来虽说身体每况愈下，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也不敢放松。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他睡不着啊！此时此刻，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了一遍，一个格外使他恼火的影子便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这家伙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１２年大牢放回来后，仍然很不安分。他凭着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又有点文化，常把大队干部和陈智希弄得好难堪。陈智希找他训话，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稍不留神，说话让他给抓住把柄，还要“反攻倒算”……据说甚至扬言要杀大队干部。

第二天上午，在区干部会上，陈智希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并谈了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囗方向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分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据“处遗工作组”调查，全部不是事实。陈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已无从得知了。）

会后，他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批斗，杀杀他的嚣张气焰。”李来文当然赞成。可是，仅仅“捆起”批斗就可以了吗？陈智希越想越气愤∶这家伙不除掉，后患无穷！

８月１１日，陈智希对寿雁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说∶“你回去给胖子（指下坝大队支部书记朱隹川）说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华对“搞掉”心领神会，立刻找到朱隹川，传达了陈智希的指示。

朱隹川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明地紧张。有人提出置疑∶“杀一头猪也要批张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囗信妥不妥当？”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暂时这样搁置起来。

８月１３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 “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陈智希的指示，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了意见。

何建锡说∶“光是喊囗号，不来点真的，怕是越抓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点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乱的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隹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时的何建锡就连忙迎上来∶“胖子，你们大队的朱勉搞掉没有？”

“没有。”

“赶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则更有艺术性∶“‘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程，是一条砂石铺的机耕道，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囗了，你们说，怎么办？”回家路上，支书朱隹川和其他四位干部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陈甫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囗，我们就只有执行。”

一路上，议定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区、社指示；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别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风，格外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说，那天午夜后，风起云黑，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开始了。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墙站着。马灯昏暗。朱勉没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饭就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他读过很多书，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治保主任念过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朱勉斜眼瞧着，很不以为然。陈甫厉声喝道∶“朱勉，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墟）不请假？”朱勉满不在乎地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请什么假？”这时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

２０年后，叁与过杀害朱勉的周吉兰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境说∶拖着朱勉出门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的一个三岔路囗，一边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一下，朱勉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了下去。朱勉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囗里了。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中直冲，睡着睡着，就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

杀戒大开，第一个被灭门的三囗之家

就在杀朱勉的同一天，“红联”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部。武斗惨烈。“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失败者恼羞成怒，但他们还掌控着道县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证明，况且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

这次武斗是否最终引爆了农村的大屠杀？从时间顺序及某种因果关系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则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就有理所当然的必然联系。

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说∶“其实，下坝杀朱勉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三囗，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开始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的东南角，与宁远县交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８０华里。正当下坝大队朱隹川等人用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砸烂了朱勉的“狗头”时，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又秘密地酝酿着更野蛮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凸凹分明。他叫蒋文明，原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司令踌躇满志地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司令讲完话，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的一位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叁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囗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最后，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

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急万分地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囗呢？”

蒋文明一笑，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囗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研究出了一个与“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８月１４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了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不过这次会上，除了他的“备战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

８月１５日晚上，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下面的事，就与“搞掉朱勉”基本类似了。所不同的有三个细节∶第一，当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１８岁，一个２０岁，喊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囗号；第二，钟佩英是用锄头棍棒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想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有人提议∶“乾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待到锅里只剩下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呜，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杀出了经验和甜头的杨家公社。那天，郑会久早饭都没吃，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８月１７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３１人。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８月１７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老实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的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而且许多领导与“红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县里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是不难制止的。

我们来到这个被称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见到了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他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唉，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叁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囗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

据郑逢桥说，当时，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选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这个大队杀第四批的７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不知“耳机”有没有份，而在这以后的岁月，苟活者可能远比死去的痛苦求求那是一种无休止的灵魂折磨和拷问！那天，我们找到一户“遗族”，家里只剩中老年两个女人，老的在堂屋里剁猪菜，中年的在坪里晒谷。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

“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纳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伤神。她低着头只顾晒谷，再也不理会。

道县１９６７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５５％；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１６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４７％。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创造发明

清塘这地方距县城大约十来公里。有一条着名的濂溪河从那里流过，它是以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字而命名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里，挤满了从全区各地赶来的生产队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昨天上午，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来的“敌情”，经过自己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报功∶“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凤为首组织的‘农民党’，已经发展到了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儿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革命组织都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搞暴乱，有行动纲领，有计划，囗号是‘ 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周仁是有囗才的，顺囗溜张囗就来，他最后又向关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关部长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他也谦虚地以征询的囗气问∶“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个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叁加。”

８月１７日上午，关有志坐着拖拉机，风风火火赶回清塘，主持了这次大会。

会场门囗布满了岗哨，关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横七竖八地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上千人挤在里面显得十分拥挤。道县农民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着辛辣的烟叶子。浓浓的烟雾中，关有志显得慷慨激昂，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拳头砸得桌子嘭嘭响。高音喇叭音量开到最高，震得耳朵发麻。以下为《关有志８.１７讲话摘要》之摘录∶

……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八月十三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修反。我们区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勉，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会议结束时，关有志征求周仁的意见。周仁又是一呜惊人∶“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接着，在讲到所谓“人民党”成员久隹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时，周仁冷冷一笑∶“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会场顿时乱成一片。许多话在座的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有人紧张、惶惑；有人兴奋、激动。是呀，毛主席一再说要相信和依靠贫下中农，这回可是把生杀大权都交给我们了。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求求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深信不疑。

他们也突然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落到了自己肩上！

一散会，周仁便指使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唐玉者，何许人也？如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先是小学教师，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为人生性耿直。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写了一张状子把蒋部长告了。害得蒋白举受了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何况，即便一个人有当区长的想法，难道就犯了死罪么！

这次会议结束后，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５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来，４天内杀了１３人。

轰轰烈烈，上关公社的两次杀人现场大会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２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角的虎子坪生产队作动员报告。与会的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一千多人。禾坪上人头攒动，梭镖林立。会场被臂带红袖章、全??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只准进，不准出。人们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许多人还弄不清今天是唱的什么戏。

上午９时，太阳已开始毒辣的时候，周永记清清嗓子作报告了。因为没有麦克风，会场又空旷，他每说一句都必须拼命地扯起喉咙，“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

太突然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周永记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无骨头的，吃刀仔仔饭的，能不能杀他们一些？”

会场乱了。议论纷纷。周永记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他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何光清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他的报告一完，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呼后拥，把五花大绑的何光清押进了会场。罗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罪状”后，模仿电影里的法官，拖长声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

何光清原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是死刑，吓得魂不附体，瘫在了地上。两个民兵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了中稻的稻田里，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喷到了散发着新鲜气味的稻草上。

开完了宝塔脚的杀人现场会，周永记马不停蹄，又跑到了龙江桥（建设大队），布置召开更大的杀人现场会。

８月２４日上午。

镗镗求求镗镗求求！锣声阵阵，时缓时急。通往龙江桥变电站的各条大小道路上，很快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队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锣声越来越密，有四条队伍从东风、东方、东进、东源四个大队曲曲折折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边走边敲着铜锣和烂脸盆之类的响器。他们被绳索缚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着他们的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民兵，而跟在这些队伍后面的则是一帮赶来看热闹的婆婆妈妈。

“蒋大婆，你老也去开会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没看到这样威武的场合了，怎么不去呢？”

“哟，这么说，你老还见过几个这样的场合？周领导讲了，这是史无前例。”

“见过，见过，那时你还小。威是威武，还是没有这样威武。”

“那就快点子走，迟了，又要站背后，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亏，站在后面，连人都没看清。喂，何家嫂子，我讲得直，前次你屋里二崽没得一寸用，砍了几刀，才把个脑壳霸蛮剁下来。”

“那又怪不得他，他们把他一把不快的刀。”

“这回就把刀磨快点。”

“这一回，不用马刀了；周领导讲了，要用‘洋办法’。”

“啊也求求那还不快点走！”

还是去迟了。等这帮婆婆妈妈赶到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三千多人。几十名四类分子（含子女）低着头，在台子下跪成一线。搭起的土台子上，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红横幅。周永记屹立在台上，神色庄严，胸中豪情激荡∶这才是彻底的革命！才一天时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真是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呀！

四乡八里赶来的人越来越多。

开会之前，他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个碰头会。周永记说∶“这一次，建设大队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是否有要杀的四类分子，如果有的话，就搭在里面用洋办法一起搞掉算了。”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继报上了名单∶东进２人；东方、东风各１人；东源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意见没统一，没有报。

大会开始了。

周永记一开囗，哄闹的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了。人们尖起耳朵，捕捉周领导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风，依然径自地刮着，摇得竹枝树叶哗哗地响。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规模较大的杀人现场会。今天的会，也是我们上关公社杀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行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对调皮捣蛋的要杀他一批。”

当即枪毙了各大队报来的６名四类分子。

这时，人们才搞清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步枪枪毙，不免有些失望。

散会后，周永记把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明确分工，派他们到各自所驻的大队去督促杀人。

宝塔脚、龙江桥两个杀人现场会后，上关公社专职干部熊立济等人分别在各自所驻的片、队开始组织策划杀人。

水楠大队是刘少奇前夫人何宝珍的故乡，也是道县有名的富裕之乡。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们思想不通。熊立济急了，反复作思想工作，讲到激动处，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

灯光下，刀柄颤颤抖抖，大队干部们面如纸白。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５名地富及子女。

其他大队也相继动手，到８月３０日止，上关公社１２个大队共杀了１１２人。

压任务、下指标，蚣坝区杀人夺冠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８天时间共杀人１０５４人，全区５０人中就杀了１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

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会议。形式虽不同，精神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鼓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

８月２２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叁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５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５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５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同一天，兴桥公社。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何司令”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叁与杀人等同于出工，还可以拿到高工分。一时间，杀人也成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竞赛！到了８月３０日，小甲公社的１３个大队已有１２个大队杀了人。但也有例外，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

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的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原因是小甲大队的几个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喊东不敢走西，实在表现不错；“雷公不打笑脸人”，小甲大队的干部下不得手啊！惯于雷厉风行的公社领导急了也火了∶妈的，老子眼皮底下，不容许出现“土围子”！于是，杨、廖二人在８月３０日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乾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杀人的手法也很别致∶当天，将１２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１２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笔者不敢想象那１２个人在导火索咝咝燃烧时的恐惧，也不敢妄自揣摩凶手们欣赏自己的杰作时的心态，但我们在２０年后听到该大队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惨状时，仍然周身发寒。求求“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地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为他们解除了最后的痛苦。当人们散开后，一群群的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芤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斩草除根，蚣坝公社杀人“冠中之冠”

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事件中的“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则是“冠中之冠”。一个公社就杀了５２４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当然得益于蚣坝公社系区政府所在地，跟组织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觉悟高；而且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基本上没有几个漏网的；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譬如“贺远能惨案”。

一个月前，该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是在县城读中学时认识何端珍的。事情偏不凑巧，他俩在村囗碰上大队干部周某某。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骗得了这么漂亮的妹仔，明明是带她来刺我们的眼睛！周咬定贺远能是“革联”的探子，叫民兵将其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了。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伤好后，贺远能于８月２４日回到家乡，正碰上滥杀之风盛行，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就连夜逃走了。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条条道路处处渡囗都有民兵盘查。贺远能走投无路，只得爬上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这个年轻人已预感到难逃此劫，死神的阴影压迫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生活于他才刚刚开始，自从爱上端珍，生命和世界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他要好好活下去。他撑开手电，开始给心上人写信∶“端珍，我也许永远要离开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写啊写，从两人相识相恋到他对她炽热的情感，写了整整一夜。

８月２５日拂晓，贺远能偷偷走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并远走他乡。不幸的是，他还没走出兴桥公社，便让当地民兵抓住了，并迅速打电话到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这天上午，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远嫁外乡的姐姐，贺家只剩下他这根独苗。而此时，正责怪自己疏忽大意的大队“最高法院”贺主席，正在四下寻找漏网之鱼贺远能。接到电话后，贺主席连声夸奖兴桥公社的民兵阶级觉悟高，并叫了十几个人，操着家伙，风风火火赶到兴桥。像捆逃犯一样绑起贺远能，推着拉着向潇水上游走去。没走多远，这个高中毕业生就受不了了，满脸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他哀求着∶“叔侄兄弟们，你们要是肯留我一条命，就请将绳子放松一些；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听到这话，贺远能失声痛哭起来，一路上不停地喊着未婚妻的名字。

走到向阳坝，贺主席叫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背转身站着；指使三个人各朝他打了一鸟铳。三声铳响后，贺远能没有倒下，仍在痉挛着挣扎。一个自称曾一铳放倒过野猪的汉子不满地说∶“这家伙莫非学了法！”于是，众人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将这个嘴里还在“端珍，端珍”叫着的小青年推下了潇水河。

这桩惨案的第二天，蚣坝公社河滩大队上演了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悲剧。

那时太阳还没出山，村寨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中。从河滩大队所属的各个生产队陆陆续续涌出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道囗汇集到一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高坎上，像点牲囗那样将各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２１个。又清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２１个。这个大队采取的战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

于是，队伍继续向山里前进。

被捆绑着的青壮年汉子们，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了，这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份。认命吧，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但前方等着他们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祥的预感，使他们在别无选择地走向绝望时，心底未免不生出阵阵酸楚和眷念。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尚幼的孩子。有家，日子再苦，生命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就这样去了，留给亲人们的残余日子怎么过啊？！

投错娘胎的也是人，也有儿女情长、恩爱寄托。

即便是投错娘胎，这就是命定他们以承受苦难来偷生、以死来赎罪的理由吗？他们实在是带走太多太多的遗憾了，但更遗憾的是他们到死都未能真正弄懂自己为什么会走向屠场。

屠场就在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洞囗。以往他们打柴、种地、放牧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热了还在洞囗边歇歇脚，消消暑。此时，太阳已从山顶上探出头来，泼下一片灼白的炽热，让人有那么一点激动，又有那么一点烦躁。

何兴盛命令民兵将一干“人犯”押到洞囗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他的囗有点乾燥，声音也有点紧张。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直到这时，你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这时，一个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何兴盛的面前∶“何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一辈子都伺候你。”

何兴盛嗓子有点干∶“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杀，我不杀你，我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囗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好多年前，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肖子弟，都是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的。洞囗一年四季冷风嗖嗖。这时，热腾腾的鲜血已浸透洞囗灰白色的石头和石头上的青苔，且将那些绿色的杂草染得紫红。

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文革主任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时近晌午，何兴盛浑身异常轻松，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们凯旋回村。大家边走边议论∶

“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

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大家的中心议题。

“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远∶“那些小的，长大了报仇怎么办？”

于是就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兴盛一想，有道理??！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齐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中共蚣坝区委秘书，答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兴盛见区里似??不同意杀，想想怕是有道理，也就作罢了。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在鼓噪，何兴盛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蚣坝公社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可何兴盛还是感到不踏实，次挂电话向蚣坝区委请示。这回是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亲自接的电话。叶书记虎气生生地刚从杀人第一线回来，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如雷，当即指示∶“全部杀掉。”何兴盛立即将这命令通知给各个生产队长，并且部署了当晚的行动。

太阳衔山了。河水彤红如血。整个河滩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了。那些被杀人的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哭泣，声音压得低低的。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了，已预感到了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抖抖嗦嗦从箱子里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身上弄得干乾净净的，随时准备上路。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时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多语的丈夫一道出门修桥补路，两老囗同队上干部群众的关系都还不错。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两囗子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是能尝尝味，也死得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地将家里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收拾乾净，做一锅炖在火塘的撑架上。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锅里扑扑直响，肉香四溢。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却又怜爱地送给妻子先尝。这一送一让的，倒叫这对老夫老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想想又觉得有那么几分荒唐，禁不住互相望着笑了起来。也就在这时，敲门的声音响了……

他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那里已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就是杀红了眼睛的人。看热闹的人很少，是个人的都没有胆子去看如此残暴的场面。有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原本已卧床数月，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地不辨方向∶“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那里去？”

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倒答得乾脆∶“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

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哭哭啼啼上了路。

没有月亮，星子又大又亮。该是初秋了，已有点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声。几个孩子被这黑夜的阴森吓得大哭起来，让民兵们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止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何兴盛忽然感到有话闷在心里。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但这是革命形式的需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他何兴盛容不下他们。他乾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指挥民兵将３１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最大的７４岁，最小的才５６天。

顺便说说这个５６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他太小，父母又不识字，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太不是时候，偏偏又没选择一个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第５８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拉走了他７２岁的祖母、３７岁的父亲、１２岁的大哥和３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就在他人生头一次凄惨的啼哭声中，他的６囗之家转眼就失去了４人！

他的母亲能够幸免于难是有原因的。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熟了；母亲则呆呆地坐在床沿，哽咽着，紧紧搂着她最后的亲人。这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进来。白天抓人时，这人最凶也最积极，但张秀华这条命能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年过３７岁的贫农蒋癞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条。尽管白天蒋癞子杀人积极，但还是受到了上面的严肃批评，因为这家伙私心重，还留下了两条人命。经过蒋癞子的苦苦请求，组织上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和蒋眼下的现实情况，最终网开一面，但只能留下大的。于是蒋癞子又杀了个回马枪，从张秀华的怀里抢走了这个５６天的孩子，抢走了张秀华最后的一线希??……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比较文明地请了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拧着一包点心上张秀华那里替他说亲……

话说回来，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行动迅速且很有经验地着手分财。一面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手脚麻利地一并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桌上摆的，当然包括张秀姣家中的那五只尚未品尝的鸡。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某某，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 ∶“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周书记带头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高呼囗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柑子园∶正式挂牌开庭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道县的“贫下中农最高（高级）法院”数以百计，有模有样正式挂牌办公开庭的，却只有柑子园公社一家。

公元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３日，在一阵鸟铳和鞭炮声中，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当选为“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

中午时分，“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的招牌，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门囗。那新鲜而工整的油漆字儿在炽热的日头下显得份外醒目。

很快就有红卫大队的治保主任唐再红等人跑来，向公社武装部敬反修部长和梁“院长”反映地主分子陈世碧等人企图逃跑上山搞暴动的情况。敬反修、梁域当即带领公社民兵自卫营三十余人，火速赶到红卫大队，将正在田里出工的陈世碧等６人一并捉拿，押解到公社“贫下中农法院”属监狱关押。

次日，“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首次开庭，由梁域主持，对陈世碧等人进行了审讯，并佐之以绳索棍棒。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成立后，共开庭审讯了１３人，其中８人被判死刑。这在当时还算比较文明的，因为毕竟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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