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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究竟是谁歪曲历史？张小曼 /有关中(含民国)苏日之间各项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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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歪曲历史？张小曼 /有关中(含民国)苏日之间各项条约

搬运工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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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究竟是谁歪曲历史？张小曼 /有关中(含民国)苏日之间各项条约 (932 reads) 时间: 2003-3-13 周四, 下午10:25

作者：搬运工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From 光明日报

究竟是谁歪曲历史？

张小曼

　　

一、引文

　　1995年6月是先父张西曼教授（1895-1949）诞辰百周年，为配合纪念活动，我将花费26年心血搜集的资料整理成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张西曼纪念文集》，书中收录了从1949年到1995年各界的纪念文章，涵盖了先父自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留学海参崴、为辛亥革命招募反满骑兵，直到1949年7月逝世期间发生的丰富多彩的经历，还辑入先父部分生前著作，我收到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同胞的许多读者的热情来信鼓励。在百周年纪念会上，先父张西曼教授被王兆国部长称誉为“是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是进步的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是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共合作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

　　但是没有想到，湖南的朱正在看到《张西曼纪念文集》后，却从1996年开始在《人民政协报》点名攻击先父张西曼教授，我当即予以驳斥；2001年我才在互联网上发现，1998年以来朱正又连续发表了“样的天火”“解读一篇宣言”等多篇文章，不仅对先父的人格大加讽刺，还嘲笑我编的书“不好称做新书”，山西的马斗全等人也紧跟着发动攻击，至今我们已经有过两度交锋。

　　2002年1月有一位我的老友特意主动向我提起蓝英年先生，说蓝先生曾为我主持公道，当面批评朱正不该随便打击历史名人。使我深受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蓝英年这个名字，急忙向老友索要蓝英年先生的电话号码，很想有幸结识这位蓝先生，老友说一时找不到电话号码，待找到再告诉我，于是就搁下了。

　　不料想，这次在香港大公报主办的“大公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世纪中国”等网站上的文章中有一篇专门指责我的《谁歪曲历史》一文，8月23日我才知道，原文是2002年7月6日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注：《谁歪曲历史》一文近期又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子刊《博览群书》2002年第9期上），作者的署名竟然就是“蓝英年”，真使我吃惊不小。原来蓝英年并非如我老友介绍，不但为朱正打抱不平，实际还在为马斗全撑腰。我急忙打电话向我的老友询问，老友回答：“英年并不了解当时的情况。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

　　我在《不能歪曲历史》一文中主要记载了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4日签订了中苏联手打击日本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当天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后举国欢腾的真实情况，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反驳马斗全看了朱正在1998年湖南《书屋》杂志发表的《怎样的天火》一文后所写的《谈陈寅恪一九四五年秋的几首诗》（见1998年11月24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竟然捏造1945年8月份的历史，不顾当时全国的一片赞扬声，却单单点名攻击先父张西曼教授当年支持并撰文赞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

　　细读蓝英年先生《谁歪曲历史》一文，我发觉蓝先生跟我2002年5月3日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不能歪曲历史》一文所谈的根本不是同一个时间段里的问题，更不是指的同一件事，缺乏根本的可比性。

　　我在《不能歪曲历史》一文中谈的是1945年的事，而蓝英年先生文中所涉及的内容，则是上涉1921年外蒙革命、中有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下及部分苏军在旅顺等地的表现，时间跨度很大。我在该文中主要驳斥的是马斗全，而蓝先生则是在为朱正辩护，文章貌似有理，却经不起认真推敲。我发觉，由于是照着朱正《怎样的天火》一文抄的原稿，好几处都是一年前我已经批驳过的朱正违背历史真实写错了的观点，竟然又被蓝英年先生照抄不误地引用过来。看来我也很有必要与蓝先生一起温习温习历史。

　　

二、关于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问题

　　蓝英年先生在《谁歪曲历史》一文中指责我：

　　张女士在文章中提到莫洛托夫1945年4月5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提前一年单方面废止《苏日中立条约》，却未提到张西曼对这份条约与众不同的态度。既然说朱正的《怎样的天火》一文就这一条约“恶毒攻击”了张西曼，张女士理应批驳朱正的“恶毒攻击”，这才“不能断章取义”可张女士既没讲明条约的内容，也没写出张西曼对该条约的态度。我不得不替她讲清楚。

　　我认为蓝先生的这个指责是没有道理的。看来蓝英年先生根本没有看过我在2001年8月17、24、31日的《中国经济时报》第7版发表的《也谈“怎样的天火”一文，才会在一年之后的2002年8月说出这样不符合事实的话。我在一年前的《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也谈“怎样的天火”一文时，不但说明了先父张西曼教授的态度，而且全面驳斥了朱正的观点，更说明先父的观点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进步势力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在文中我也早已讲明了《苏日中立条约》的主要内容和我的看法，只不过蓝英年先生本人没有看到。请问蓝先生个人没看到的东西在世界上就不存在吗？就可以主观地断言我没有写过详细批驳朱正的文章并对我加以指责吗？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吗？是不是太想当然一点了呢？请蓝英年先生和广大网民仔细对照我在后面附录的《也谈“怎样的天火”一文，再仔细看看我在批驳马斗全的文章中写的内容，想想究竟是谁歪曲历史？

　　一年前我就早已公开发表文章讲清楚了的问题，何需蓝先生再来“不得不”替我“讲清楚”呢？更何况蓝先生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解释的，又怎么可能“清楚”的观点呢？下面请看我在2001年8月《中国经济时报》连载发表的《也谈“怎样的天火”一文中的片断：

　　在当年反苏反共的逆流中，先父张西曼不顾个人安危荣辱，挺身而出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辩护，今天看来先父的很多观点是富有远见的，例如在1941年4月13 日苏联曾与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本是站在反法西斯第一线的苏联为避免腹背受敌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在此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就抗击了疯狂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80％的兵力，必须首先打败德寇这个最主要的敌人，才能赢得宝贵的休整时间，为最后夺取全局的胜利奠定基础。如果当时不采取这个措施，苏联势必面临德、意、日三大法西斯轴心中德、日两大强敌的联手攻击，那么在1941年苏联就可能被凶恶的法西斯势力消灭，世界历史就会是完全另一种写法。朱正在文章中只引用了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及救国会出于一时的爱国激情但缺乏历史远见的抗议声明，但却不敢引用以下材料：在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定的当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日条约之签定，“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4月14日，毛泽东就苏日中立条约等事致电周恩来，指出“苏日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指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为反苏

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4月16日，中共中央就《苏日中立条约》发表声明，认为“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4月19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特讯：认为关于苏日条约，苏联政府“已向我方正式说明，谓此约完全与中国无关，而苏对华政策，并无变更”并称：“两国一般直接关系而论，实际上确亦无所变动，西北商务亦正在畅通。”（参看《中华民国大事记》第四册699-702页）

　　事实说明朱正的引文确实是在断章取义，只能蒙骗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人民牺牲了2800万优秀儿女，才得以在1945年5月攻入柏林，使丧心病狂的德国法西斯遭到彻底失败。事实证明，苏联在战胜德寇以后，并没有忘记艰苦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短短三个月以后，就应同盟国要求，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派出百万红军挥戈东向，敲响了日本法西斯最后灭亡的丧钟。中国有句俗话，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敌人要一个一个地消灭，德国法西斯战败了，日本法西斯的寿命还会长吗？苏联的领袖斯大林一生中犯过不少严重错误，但是他领导的英勇的苏联红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无疑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的。请看《苏日中立条约》是1945年4月5日被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的；中国的东北最后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伪“满洲国”终是被苏联红军推翻的；满洲国战犯是被苏军俘虏以后引渡给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战史研究部刘庭华研究员告诉我，苏联红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东北提供了很多帮助。事实充分证明先父张西曼对苏联问题的观点很多都是正确的。今天看来，我们对1941年苏联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迫不得已签定《苏日中立条约》的行动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由于历史的局限，先

父的个别观点也难免会有所失误，但我相信一生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张西曼教授今天倘若在世，是一定会及时加以纠正的。

　　先父张西曼教授在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定后就敏感地观察到事件的实质，那就是苏联并不是真心与日本勾结，而是为了避免腹背受敌而实施的缓兵之计。先父写道：

　　苏联因感在远东之孤立，而西方反动派更在加紧鼓励吞灭欧陆的希特勒德国执行“防共同盟”的十字军任务，为减轻东顾之忧和分化轴心阵线起见，乃于4月13日与日寇订立一时权宜的中立条约，为期五年。但对援华初衷并不损害。

　　放到六十一年后的今天来看，我认为先父的这个观点仍然是正确和有远见的，当时先父的观点不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一致，也与救国会绝大多数有识之士的最后观点一致，完全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请问蓝先生，看了以上事实，还要坚持自己指责我的观点吗？也请广大读者评评理，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呢？

　　

三、所谓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抗议《苏日中立条约》问题

　　蓝先生在《谁歪曲历史》一文中特别点到救国会几位领袖对《苏日中立条约》的批评态度，他说：

　　194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条约”与“宣言”发表后，中国舆论哗然。日本1931年侵占东北后，成立“满洲国”，苏联誓当尊重其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蒙古人民共和国即外蒙古，当时同样是中国领土。趁中日战争时机，老列强的后代再次瓜分中国。中国救国会的几位领袖发表了一封《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指出了条约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在这封由王造时执笔拟稿的公开信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和沙千里等知名人士。

　　但是我认为蓝先生说的也不符合事实，我手头恰好有一本沈人骅先生生前赠送给我的《沈钧儒年谱》，翻开236页，就可以看到由沈谱（沈钧儒之女）、沈人骅（沈钧儒之孙）编写的《沈钧儒年谱》有关《苏日中立条约》的内容：

　　1941年（民国30年）66岁

　　……

　　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在莫斯科签定。

　　4月19日王造时提出一纸声明，对《苏日中立条约》表示反对。先生基于单纯爱国主义思想，亦签了名。周恩来得悉后，将当时国内外形势及该声明在客观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告知先生；萨空了和李公朴亦同访先生和沙千里，提出当时发表这样的声明有不妥之处，不利于国际上的统一战线。先生听后，认为意见很对，当即表示撤销签名。事后，还多次就此事躬身自责。

　　《沈钧儒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236页

　　再请看《沈钧儒纪念集》一书中钱俊瑞同志的回忆文章《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中记载的关于《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沈钧儒的态度的转变：

　　……

　　沈衡老能非常虚心地接受党对他的某些批评。当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政府出于应付形势的必要，曾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立协定。中国有些人起来反对，衡老由于了解情况不够，也附和签了名。后来，恩来同志找他谈，把当时国内外形势详细讲清楚，对他参加签名提出了批评。沈衡老立即表示：“我一时糊涂，错了。”并说：“我立即撤销我的签名，当众认错，还可做一番宣传。”

　　钱俊瑞《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

　　摘自《沈钧儒纪念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9月第1版83页

　　从钱俊瑞的文章我们也可以知道，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并不是至今有的人宣扬的所谓“罪恶的交易”，而是“苏联政府出于应付形势的必要”而被迫施行的缓兵之计。不论是从救国会成员钱俊瑞记述的沈钧儒先生本人承认自己“一时糊涂，错了”，并说：“我立即撤销我的签名，当众认错，还可做一番宣传”的情况，还是沈钧儒后代沈谱、沈人骅记载的“当即表示撤消签名。事后，还多次就此事躬身自责”的行动，都可以看出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李公朴、萨空了等在周恩来的提醒下，已经觉悟到声明产生的不利影响并及时采取行动，“当即表示撤销”了在《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上的签名。想不到的是连沈钧儒本人都后悔不迭的行动却被朱正扭曲成为打击张西曼教授的炮弹。我一年前就在《中国经济时报》批驳过的朱正的错误观点，竟被蓝先生在《谁歪曲历史》一文中再次全盘引用，并对我横加指责，真是太可笑了。蓝先生是研究苏联文学的，可以说对历史问题并不在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蓝先生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并不了解整个事件的全部情况。如果既不查阅原始材料，又不向历史学家请教，凭着感觉就轻易下结论，怎能不出错呢！

　　2002年8月23日我与章乃器先生之子章立凡取得联系，他告诉我，当时签名的一共九个人，除起草抗议书的王造时正在江西外，只有章乃器一个人继续坚持发表对苏联的抗议书，并从此退出了救国会，其余沈钧儒、史良、李公朴、萨空了、沙千里等七人一致表示撤销签名。但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拿到了九人抗议书的原文，并抢先发表，所以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救国会重要领导人曾集体抗议《苏日中立条约》的假象，但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我认为每个人的观点都应该以最后的表态为准，也就是说，从国际大局出发，救国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对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的态度是完全改变了的。

　　请看先父张西曼教授的观点真的是如蓝先生所说的“与众不同”吗？事实说明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观点与先父张西曼教授的观点就是相同的，俗话说“三人为众”，而沈钧儒先生及李公朴、萨空了等人更是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单纯爱国主义思想”，立即纠正错误并此后“多次就此事躬身自责”，这怎么叫做我父亲张西曼的观点“与众不同”呢？如果蓝先生不相信我的摘录，可否请蓝先生自己百忙之中抽空亲自去查一查该书，或者我也可以把自己复印的全部材料亲自拿给蓝先生核对，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请问蓝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谁歪曲历史”呢？蓝先生对爱惜、尊重您的广大读者该如何解释呢？

　　由于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局限，先父对数千里之外发生的事件的判断也会有所失误。当今中国学术界如果有良好的学术氛围，本来是不应苛求于前人、过分追究旁观者的责任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未必是永远正确的。但蓝先生却嘲讽先父对波兰问题的看法，我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对于蓝先生自己判断的明显失误，别人是否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嘲讽蓝先生呢？

　　

四、1945年8月北平等地发生过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游行吗？

　　《不能歪曲历史》这篇文章是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搜集、查阅了1945年8月的各种报刊资料和有关军事专著后才写出的，自信完全是有历史资料根据的，我的文章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专家薛衔天、李嘉谷、陈春华等众多研究员和社会各界朋友的首肯。而且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的主编为了对读者负责，专门派人核对1945年的报纸查实了我文中所谈的内容才予以发表，表现出认真负责对待读者的工作态度。蓝英年先生如果不相信我所描述1945年8月15日举国欢腾的历史事实，自可以到有关图书馆去查阅1945年8月的各种报纸，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这段历史是任何人都无法捏造的。

　　早在2001年8 月《中国经济时报》第7版，就连载发表了我写的《也谈“怎样的天火”》一文，已经根据历史事实详细批驳过朱正的观点，因此这次不会再重复涉及我在一年前已经阐明了的见解，因而朱正的名字只是在前面一带而过。我想只要认真看过我的文章的读者，都会明白我在文章中都是先点出马斗全说的是什么话，下面才是我反驳马斗全的观点和历史事实。

　　而蓝先生没有看过马斗全污蔑我父亲的原文，因此并不清楚我驳斥马斗全的究竟是什么观点，更不能说明我列举的大量事实揭穿马斗全歪曲历史的言论哪一点不符合事实，却横打一炮转而为朱正辩护，牛头不对马嘴地将1946年2月24日爆发的东北旅平学生联合请愿团要求苏军撤兵及调查国民党接收人员死难事举行的反苏反共大游行前移半年，说什么当1945年8月14日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后“消息传来不仅中国知识界惊愕，北平等地学生还上街游行，反对不平等条约。”请问蓝先生，能否告诉我这段话的出处何在？蓝先生是根据什么材料写下这段话的呢？

　　我认为蓝先生这段话有多处不符合事实：1945年在美苏英同盟国的多方打击下、特别是8月8日苏联的对日宣战，最终打破了日本希望苏联居中调停、凭借东三省顽抗到底的梦想。苏联红军174万大军8月9日正式出兵后，一路势如破竹，捷报频传，8月14日，日本政府感到挣扎已无任何出路，为保存实力，遂于当夜11时急电瑞士政府，表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已颁敕令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各项规定。8月15日，天皇裕仁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战犯被迫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是宣布无条件投降。因此连日中国民众鞭炮声不断，重庆、延安等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欢呼日本投降的庆祝游行，举国欢庆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感激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出兵打败日本关东军，请问谁会在这个时候“上街游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呢？

　　我去年就全部翻阅过1945年8月前后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当时的报纸，8月18日前后有的是盛大的欢庆游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抗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游行。这几天我又仔细翻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五册本《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第5册（1944—1949）、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出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下卷（1941.1—1945.9）等书和《中央日报》、《大公报》等，可以肯定在1945年8月间绝对没有发生过任何抗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游行事件，更何况当时还没有任何人把这个条约定性为“不平等条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8月，当时的北平还在日寇的统治下呢！

　　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消息在1945年8月初就传到中国，而其详细内容及附件是1945年8月27日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怎么会在1945年8月14日就发生“上街游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呢？蓝先生自己在文章中也说到：“不平等条约”这个提法还是苏联人米高扬自己在1949年2月到中国西柏坡访问时对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来的，蓝先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不同看法又怎么不是多年以后发生的事呢？

　　2002年8月16日薛衔天研究员赠给我由他自己编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一书，我看到即使就是1946年2月在重庆、上海、四川、北平等地爆发的反苏反共游行中提出的口号，也只是要求撤查国民党接收东北人员被害真相、苏军尽快撤出东北、要求苏联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内容，根本没有所谓涉及反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称之为“不平等条约”以及反对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字样。而《解放日报》、塔斯社等则称这些游行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手策划的。倘蓝先生拿不出“消息传来不仅中国知识界惊愕，北平等地学生还上街游行，反对不平等条约”这段话的史实根据，恐怕使读者不敢恭维的会是蓝先生所述的“高论”！

　　我认为历史论述不是写小说，不是文学创作，决不能凭着感情编造，以想当然来代替严肃的历史事实。请问究竟是谁歪曲历史？

　　

五、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国民政府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签定的，先父张西曼教授只是无数支持这个条约中的一个人，对条约并没有决定权，更不具备对条约本身负责的义务。马斗全刻意回避决定在条约上最后签字的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等签约人的名字，却单单点名攻击先父张西曼教授，难道不说明马斗全是另有政治目的的吗！

　　在《不能歪曲历史》一文中，我重点引述的是从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到十日后先父张西曼教授发表赞成文章前后的国际国内大局势和社会反映，叙述的只是当时的历史事实。蓝先生说我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说成似乎是1945年“全国一致欢迎”的条约，那么下面请看1945年当时的报纸资料，就完全可以证实我所说的真实性。我请问蓝先生，能够从哪儿找到当时公开反对这一条约的报道吗？

　　当时的社会舆论如何？事实胜于雄辩。让我们重新看一看中央社记者报道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1945年8月29日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时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的表态：

　　王部长论中苏条约　两国求取密切合作

　　（中央社讯）外国记者招待会昨日举行，由外交部王部长世杰主持，首先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发表意见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有关文件，已经公布，这一条约所解决的，是许多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这当为诸君所鉴及。我个人所特别引以愉快的，是在讨论这诸多问题的长时间谈判中，双方无时不在以同情态度，考量对方的观点。所以然者，实因双方都有一个坚强的意愿，求取更密切的合作与相互尊重。过去几年中，世界发生了很多的剧变，但中苏间这种合作意愿与互尊心理，却没有被任何世界变化而摇动，这是最可庆幸的一件事情。条约的条文固极重要，更重要的是立于约文背后的合作意愿与互尊精神。中苏协定必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柱石，正如斯大林统帅向我所说，这一条约所受惠的，不仅是中苏两国，就是整个亚洲和世界也将受其利益。”（《新华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三十日第三版）

　　我认为任何条约的签订，都是双方相互妥协、相互让步，最后才能达成一致的结果。再请看《中央日报》1945年8月17日的社论：

　　《中央日报》社论：中苏同盟新约的订立

　　本月十四日可以说是中苏两国国民最愉快的一日。这一日，在过去五十年间威胁中苏两国安全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式向中苏英美四国作完全无条件的投降，结束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战。这一日，足以增进中苏友谊关系的中苏友好同盟新约，正式签字，替远东的未来和平带到了确定不移的保证。将来历史将证明这一日确是人类和风霁日的春天，尤其是中苏两大民族和风霁日的春天。

　　……

　　无形的友好同盟所以存在于中苏之间，当然是以共同的利害为基础。苏联早已知道日本是中苏共同的敌人，中国也没有忽视纳粹德国法西斯义大利不止是苏联和美英的敌人的意义。苏联在日本疯狂侵略中国之际，与中国在纳粹德国猛攻苏联之时，都有唇亡齿寒之惧。所以，苏联和中国，八年来无时不在互谅互助之中。

　　可见苏联的对日宣战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不止是确认一种业经存在的事实，又别有其深长的意义。

　　就苏联对日宣战来说，这一着对于日本的梦想苏联出面斡旋，是给了最无情的答复，对于日本欲在我国东北和三韩负嵎挣扎延长战争的企图，也给了等于冷水浇背的打击，这我们只要记取日本请求投降的日期和苏联对日宣战的日期相距不过十八小时，便会明白。

　　再就中苏友好同盟新约的成立来说，则更含有历史的意义。这是表示：中苏两国将延长其战时的合作到战后无穷的岁月，使这一次的世界战争成为最后的一次战争，并使这一次的伟大胜利，结成永久和平的果实。是表示东方的中苏，将与西方的美英，于击败共同的敌人之后，将向着建设和平康乐的新世界一目标而迈进。

　　因此，我们对于中苏新约的成立，欢欣鼓舞之情，不能自己，重申此论，谅我全国同胞，也有同感。（《中央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第二版）

　　同时《中央日报》上记载了吴铁城、陈诚、邹鲁、孙科等一大批党政要人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表示支持的言论，还报道说谁反对蒋介石总统的决定“谁就是国贼。”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8日以“中苏友好盟约的观感”报道了张治中、傅斯年、黄炎培、钱公来等知名人士的赞扬和支持，其中张治中讲话如下：

　　［中央社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经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后，中央社记者特走访政治部张部长治中，即询其感想。张部长以兴奋愉快之情绪谈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缔结，不仅为中苏外交关系步入新阶段之开始，且为安定远东及维持世界和平之保证。就中国言，对日八年抗战已赢得胜利，而与苏联缔结友好同盟条约，则复赢得和平。中苏两国壤土相接，历史上之外交关系，至为亲睦。远在二十年前，国父孙中山先生与苏联革命领袖列宁先生已为中苏两国之革命合作奠定良好之基础。其后，总裁继承国父遗志，从黄埔建军到领导北伐，苏联在物质上人才上精神上以及军事行动上，直接间接予以有力之帮助。“八一三”沪战爆发，苏联首先与我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在外交上支持我国立场，并继以军火、飞行员及技术人员之协助。旋复成立中苏贸易协定，供给我国军需及其他物资，使我抗战力量加强，凡此皆足令人感念不忘者。此次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订立，使中苏两国传统之亲睦关系，进入更友善之境地。中国经此长期而艰苦之对日抗战，深知巩固国际和平秩序，为完成中国建国工作之重要基础，而中苏友好关系之建立，不但使中国建国工作得以胜利推进，且使远东和平及国际合作获得一坚强之保障，此不仅为中苏两国所欢迎，且为全世界爱

好和平国家所欢迎。……

　　请看中央社记者报道对参政员钱公来的访问：

　　［中央社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后，记者专访钱参政员公来，即询观感，据钱氏谈称：语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又云“天助自助者。”本人对于中苏友好条约之公布，衷心感佩，欣喜若狂。盖苏联与中国壤地相接，而斯拉夫民族又富于东方人之色彩，开门见山，城府不深，一言相投，可结终身友好。回忆日俄战役时，日俄两军在中国境内鏖兵，而俄兵在东铁吉黑区域动用物资皆公平交易，不失为大国风度，此吉黑地带之老百姓尚历历能记忆。今中苏友好条约限期为三十年，鄙见直应以百年友好观之，真可为中苏两国家两民族贺也。……

　　《新华日报》1945年8月27日以“加强中苏友好巩固远东和平　中苏同盟条约公布”的大字标题报道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全文，副标题是“共同抵抗侵略军事相互合作　防止日寇再起战后经济互助”，同日发表社论《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社论说：

　　“中国人民，求着这样一个条约的缔结，心情实在是太急迫，期待的时日实在是太长久了。这个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条约解决了中苏两国间的许多悬案，巩固了中苏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奠定了远东的和平基石，粉碎了日寇汉奸及一切法西斯余孽的反苏反共阴谋……”，还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中苏两国乃至远东各爱好和平民族的福音。”

　　再请看看世界上苏联、美国舆论的反响：

　　美报认为有助于消除美苏间未来在亚洲的可能冲突

　　（中央社莫斯科二十八日电）本日苏联各报都用显著地位刊载了二十四日苏维埃主席团批准的中苏条约全文（按：昨日只有真理报已先刊登），索摩尔斯加耶真理报大字标题说：苏联人民一致赞扬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这项历史性文件，增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国际和平。真理报社评指出中苏条约不但加强两国友谊，并有助于远东和世界和平。各报并用大部篇幅刊载各外国报纸对该约的评论，更刊载重庆各报的评论，这是战事发生以来苏报第一次刊载我国报纸的社评。外国观察家也认为该条约之重要。

　　（中央社纽约二十八日电）此间各报和无线电台广播，对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有满意的反应。纽约时报说：中苏条约是和平的胜利。纽约前锋论坛报称之为极好的条约。世界电讯报称之为善邻政策的胜利。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称誉中苏条约是“提供维系亚洲和太平洋和平安全的新的有力工具。”各方一致认为中苏条约是远东最大潜在的稳定力量，可能有助于消除美苏两国未来在亚洲的可能冲突，并认为这是足以制止日本再事侵略。（《新华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三十日（四）第三版）

　　那么社会各界领袖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又是什么态度呢？1945年9月1日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冯玉祥、孙科、陈立夫、沈钧儒等重庆各界领袖约三四百人参加，相互举杯热烈庆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黄炎培、左舜生等发表声明，《新华日报》发表了长篇社论，都是大力赞扬《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据报道，当时重庆社会上各党派的领袖人物都出席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活动：

　　9月1日，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会长孙科主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夫妇等苏联友人数十人与会。党政当局官员冯玉祥、吴铁城、陈立夫、陈诚、张治中、吴鼎昌、朱家骅、吴国桢等，及社会各界人士沈钧儒、郭沫若、左舜生、张申府、张西曼、王昆仑、阳翰笙、宋庆龄、史良等均参加。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也应约出席。（《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五册289页）

　　我请教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专家薛衔天、李玉贞、李嘉谷、陈春华等研究员，他们都告诉我，当时社会上是一片赞扬之声，也就是说反映了当时最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我相信当然社会上肯定也会有某些反对这个条约的人，但是这种反对的观点在当时的全球欢呼胜利、感激苏军解放沦陷长达14年之久的东三省的历史条件下，是根本不敢拿出来、或者说不可能拿出来公开见人的。

　　2002年8月23日我又查阅了1945年8月的《大公报》和《中央日报》，看到不仅当时的《新华日报》、《中央日报》表示了热烈的支持，而且《大公报》当时的社论也毫无例外地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表示了支持。王芸生先生之子王芝琛告诉我，这篇社论是他的父亲王芸生写的，主要是从国际大局出发，觉得牺牲局部利益，取得抗日战争全局的胜利才是最主要的。《大公报》当时的社论全文如下：

　　《大公报》社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本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经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了。条约的内容计含八项，分述如次：

　　（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目的在求中苏共同对日作战，至完全胜利为止，并求防制日本再度侵略。如他日任何一方再被日本攻击，他方即予军事援助。同盟期间为三十年。这是一个以日本为对象的同盟条约。中苏两国缔约，而以日本为对象，在地理上是属于远东区域的。这一个条约，决定了今后三十年的远东大势，所以其意义异常重大。

　　（二）苏联对华的三项声明：一、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二、苏联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三、苏联声明关于新疆问题，苏方无干涉内政之意。这三项声明，首先增强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地位。再加以盟约第五条“彼此不干涉对方内政”的规定，则中苏关系大大的澄清。第二项声明，使中国确定收回了东三省。（关于大连旅顺两港及中东南满两路，另有商定。）第三项声明，稳定了新疆的地位，则新疆的秩序中国将以自立恢复之。这三项都是苏联自动的声明，而对中国则所全极大。世界人士闻之，均感到欣慰，中国人民更是如此。

　　（三）外蒙问题，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外蒙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之独立。这一点，是中国在精神上的极大有兴。在地图上，在约法上，外蒙古均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以前中苏两国的条约上，苏联也曾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享有宗主权。但，现在中国政府决定依外蒙人民的愿望（经公民投票证实），而承认其独立。在中国政府这方面说，理由有二：①事实上，外蒙自有其血统与文化，自有其政治组织，近二十五年来一直是独立状态。②理论上，国父的民族主义，在对内方面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自由平等。前天蒋主席在中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致词，曾反复说明其理由，不须我们再加解释。我们是中国国民，今日看见在一贯的知识上属于中国领域的外蒙古行将离开我们，而独立建国，在心理上在感情上总觉得是有所失。但处今日自由平等的世界，我们必须尊重各个民族自己的意愿，而不能勉强。再从现实观点上考虑，假使我们有所失，而也有所得，或所得较大，我们也就可以有所抉择了。又关于外蒙的边界，特言明“即以其现在的边界为边界”，很要紧。但我们以为除此一点言明外，还应该有一幅彼此承认的确定的边界图，以免日后之纠纷。

　　（四）关于中东路及南满路问题，这两条路的干线合称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两国共营，以三十年为期。

　　（五）大连开为自由港，港口主任以苏籍人员充任，以三十年为期。

　　（六）旅顺军港，中苏两国共同使用三十年。这三项，是我们对苏联的给予。从收回东北的观点上说，不能说是完满无缺。历史真是开不得头。甲午战后，李鸿章与俄帝签了一个中俄密约，由此俄人在我们东北修筑了中东南满两条铁路，大连旅顺亦为其所经营。越十年，日俄战争结束，这两路两港又落于日本之手，以迄于今。到今天，日本战败了，我们应该收回东北了，且已确定收回东北了，但在中东南满两路大连旅顺两港上留了一道痕迹。这道痕迹，就是我们对苏联建立盟好关系的一种代价，也是我们奠定东亚大势以从事努力建国的一种代价。从积极的方面看，它的意义可说是大极了。

　　（七）规定苏军进入中国东三省后的行政问题。

　　（八）史达林元帅言明，在日本投降后三星期内开始撤兵，最多达三个月苏军全部自东三省撤退。这两点的规定与言明，足见苏联对我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之尊重，并信将来的事实必然如此。

　　综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全部内容，若问其是否完满无缺呢？我们可以这样答复：并不完全如我们所希望的，也并不坏于我们所预料的。宇宙间本无完满无缺的事，而上帝也绝不赐人以完满无缺的福。虽然如此，我们回想五十年来受日本人的凌辱，这八年来的艰苦抗战，国耻重重，累如山积，国运不绝，其细如缕，到今天，抗战胜利了，国运稳定了，我们实在已不胜感激！从远大处看，我们抗战虽然胜利，但欲收胜利之果，必须建起建国之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给我们带来了三十年的和平建国时间。这一点，关系太大了，意义太大了，我们应知得之不易，必须加以葆爱，而更加以发扬光大。再从现实处看，日本纵然失败了，以我们八年苦战的消耗，国力已欠充，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使我们收回了抗战根源及建国基地的东北。再以我们的统一团结之尚欠圆满，我们实在应该以一切的可能来把握大局，使之不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给我们奠定了远东和平的大环境，同时也自然给我们国内以定力的影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意义太大了！我们绝对应该与苏联做朋友，且绝对必须与苏联做朋友，今天我们已确实与苏联做朋友了！基于中苏的盟好，中苏两大民族从此亲密合作，远东大局得到绝大的安定力。我们从此应该认真努力建国的工作了，应该认真

努力东北的建设了，更应该认真努力于目前的国家统一与政治团结的完成了！（《大公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第一张　第二版）

　　再请看1945年8月17日《新华日报》社论：

　　新华日报社论：远东和平的基石　祝中苏友好与同盟条约

　　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苏新约，在东方法西斯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一天签订了。昨天莫斯科发表公报：“苏联和中华民国友好与同盟协定，已于八月十四日签字，关于所有一切其他共同关心的诸问题的圆满协定，也已达成。”在全世界人民热狂地庆祝着太平洋反侵略战争胜利的时候，签定这个协定，它的意义是重大的。苏联参加反日战争加速和保证了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苏联和中国缔结友好同盟条约，保证了远东战后的普遍而持久的和平。中国人民一直珍重着伟大盟邦苏联对我们的友谊与援助，这个条约的缔定必然的会进一步的强化中苏两大民族间的传统友谊，更进一步地保证中苏两国，乃至整个远东，北自鄂霍次克海，南至中南半岛的和平。

　　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赢得了胜利之后，还要赢得和平，赢得和平的工作和赢得胜利的工作同样的艰巨与重要，而在和平时期，也和在战争时期同样，要保证持久的和平必须要有主要大国间的团结和合作。在远东，中苏两国幅员最广，接壤最长，友谊最深，历史最久，利害相关最切，而两大民族的人口总和也占有了整个太平洋区域人口的最大多数。只有中苏两国团结友好，才能保证整个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只有中苏两国的同盟互助，才能防止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再起，也只有中苏两国的和协一致，对远东一切有关问题保持一致的见解与行动，才能符合远东各民族的利益与愿望。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于“一切共同关心的问题”都已经“达成了圆满协定”，这就意味着整个远东的安全与和平，已经获得了两大国家的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我们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为了保证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保证战后世界的自由民主与繁荣，必须要有国际间的团结与各国内的民主，同时我们也曾指出：这国际团结与国内民主之间有着最密切的互为因果的关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奠定了远东战后的最牢固的基础，保证了远东战后的最有效的和平，因之我们相信这一条约必然的也就是制止国际国内一切反民主逆流的最有力的工具。

　　历史的钟声在响，世界走上了新的轨道，人民的世纪已经到了。人民要争取反法西斯的胜利，人民要争取普遍而持久的和平，人民要争取使他们祖国能够名符其实地成为世界民主大家庭中的一员。历史不能违拗，世界的民主潮流是不可阻抗的，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是胜利了，但是彻底消灭法西斯最后形迹的斗争还没有终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成立，是中国人民意志的胜利，在将要到来的大时代中，这一伟大的胜利必然的加强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信心。（《新华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第二版）

　　再看看《新华日报》转载的左舜生参政员1945年8月底对中央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也可以知道当时国共两党之外的社会知名人士普遍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同意外蒙古全民公决问题的看法：

　　左舜生先生赞扬中苏条约　认为这是“世界和平之一环”

　　（中央社讯）记者为了中苏条约的公布，特地去访问左参政员舜生，承发表谈话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中苏两国政府批准，同时发表了。这是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和平的一环，这件事本来已经告一段落，可以不必再谈，但不幸仍有一部分人抱着过虑，甚至发出种种高调，我实在觉得无此必要。

　　本月二十四日，外交部王部长出席参政会报告，本人曾表示这个条约大体良好，且甚合时宜，希望政府赶快批准。我的理由很简单的，第一、东北这块地方，成为国际的纠纷地带已经有了五十年的历史，尤以一九０五年日俄战争为然，不有一度彻底的澄清，远东将永无宁日。第二、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我整个东北沦陷于敌人之手者，已整整一十四年，敌人驻在东北的军队多而且悍，我在关内已苦战八年，欲不借助友邦，单靠自身的力量将敌人驱逐出东北以外，实在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何况还要防止敌人的再起呢？第三、依于过去的种种关系，苏联对于东北的一条铁道干线和旅大两个港口，本有相当的因缘，现在仅以此为限，且以合办和公用的方式出之，其余领土行政均告完整，这实在比九一八以前，不知要好多少倍。苏联素以谨守条约著称，我相信她今后在东北的一切行动，决不会超越条约范围以外。但我希望政府今后对东北的行政人选，千万不可马虎，在人才一点上，至少应该够得上和苏联比一比。同时日本在东北的技术人员，我也不主张无条件的排斥。

　　关于外蒙离开中国独立一层，这也许一部分人要感到难过，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对于所谓“藩属”的态度，往往只是徒拥虚名，有时且受到无穷的拖累，假定外蒙能在中苏两大邻邦的善意夹辅之下，永远保持她的独立，这对于中苏两国的邦交，也只有更加友好的。（《新华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三十日（四）第三版）

　　据左舜生先生分析，当时社会上“也许一部分人”对外蒙的独立要感到难过，实际还远远达不到公开反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程度。

　　薛衔天研究员在《试析二战后中苏同盟关系的转轨——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文中谈到1950年毛泽东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见面时：

　　对外蒙古问题，毛泽东本来就是试探性的提问。因为自20年代外蒙古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本着列宁民族自决的原则，多次发表宣言，表明了自己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立场。斯大林的电报，特别强调外蒙古是通过全民公决独立的，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自然无话可说。

　　那么现在让我们看看有关辞书中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介绍：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共8条。主要内容：双方在对日本作战中相互给予一切必要的军事及其他援助和支持；双方在对日本作战停战后，共同采取措施，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在双方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进行友好合作；双方相互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双方互换的照会规定，此约失效。（《世界知识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年2月第1版95页）

　　因此我认为今天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应该从大局上全面地看待，分析问题要分清支流和主流、部分和整体，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专家薛衔天研究员和栾景河博士（后）在《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文中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同意他们的提法：

　　至于签订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直接成果是加快了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胜利进程，提前结束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无论怎样评价这个条约，都丝毫改变不了这个基本事实。同时，还必须提到，在中华民族危亡最深重的抗日战争期间，正是苏联第一个慷慨地支援了中国。

　　2002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徐焰教授在《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历史上的今天”栏目中撰写的《八·一五　57年前中华民族的狂欢日》一文，就重现了当年的欢腾场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的形式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宣言》，事实上承认了战败投降，中国大地上马上掀起一片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经历过20世纪历史沧桑的老人回忆说，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在得知日本投降后锣鼓动地、火把游行彻夜不息的情景，是他们一生难忘的普天同庆之日，也是中国人最盛大的迎接民族解放的节日，亿万人欢喜若狂的情景在近代历史上堪称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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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5日下午，盟国广播都宣布了天皇已正式下诏投降（其实诏书只表达此意而无投降字样），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重庆当天进行了胜利大游行，延安则有几万人的火炬大游行。

　　这个晚上，延安是火把的世界，市内和城外的几条山沟里火龙彻夜不息。人们寻找着柴棍扎起火炬，十余支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后也边走边舞。在鼓乐喧天声中，无数火把照亮了宝塔山和延河畔，一片片口号声震动山谷。

　　徐焰教授的文章也谈到：在“八·一五”这一天，除了国民党军准备受降已开始停战外，侵华日军因接到向美国和国民党单方面投降的命令，不肯向共产党的军队缴械，解放区战场出现了比过去更激烈的战斗。

　　通过徐焰这篇文章我们也可以知道马斗全在1998年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谈陈寅恪一九四五年秋的几首诗》中所言1945年8月14日“抗日战争烽火刚熄”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据其他材料记载，苏联红军和中国军队与不肯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之间冲突不断，一直到了9、10月份还在发生战斗。

　　列举了这么多的事实，请问蓝先生，究竟是谁歪曲历史呢？

　　

六、关于苏联出兵对帮助中国战胜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

　　现在国内外有很多专著都充分肯定了苏联红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可以说这个问题在全中国、全世界的历史学界本来都是铁板钉钉、非常清楚的问题，有明确的结论，毋庸赘言，只要翻开有关的书籍，特别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大批有关的军事专著，就可以找到答案。

　　1945年8月8日夜苏联正式对日宣战，8月10日蒙古对日宣战，当时的苏蒙联军的兵力，据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出的《军事百科全书》介绍，完全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再请看《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记载：

　　为实行统一的指挥，在伯力成立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希金上将为军事委员，斯·帕·伊凡诺夫上将为参谋长，并赋予全权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下辖三个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共有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航空兵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计陆军80个师（其中6个骑兵师、2个坦克师），火炮2.6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500余辆，作战飞机3800余架，海军各种舰船500余艘，海军航空兵飞机1500余架。总兵力达150余万人。（《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下卷565页）

　　而我们中国，由于八年抗战，损失惨重，百业凋零，无论从人力、物力等各方面，都决不可能在短期间内达到如此高超的打击能力。请看1945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给苏联斯大林大元帅的电报：

　　蒋主席电斯大林　对苏参战表示佩慰

　　（中央社讯）蒋主席九日电斯大林大元帅，对苏联向日本宣战事，表示诚挚的佩慰。原电如下：

　　斯大林大元帅：苏联今已向日本宣战，中国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余谨代表中国政府及全体军民，向阁下及贵国政府暨英勇之苏联军民表示诚挚之佩慰。当中国抗战初期，苏联首先予我极大之精神及物质之援助，凡我人民莫不铭感。嗣后苏联遭受纳粹德国之横暴侵略，我国人民对之实具无限之同情。而贵国神勇之军队，在阁下英明领导之下，横摧暴敌，直捣柏林，肃清纳粹巢穴，重复欧洲和平，更予我国人民以莫大之兴奋及鼓励。今贵国乘战胜德国之余威，为促使世界全面和平早日实现起见，复先中英美及其他盟邦等采取协调行动，已向首兴侵略者宣战，敝国军队能与贵国军队比肩作战，至为荣幸。余深信已陷绝境而仍顽强抵抗之日本，必因贵国压倒势力之加入，迅速完全崩溃，而东亚之永久和平必能早日奠定也。（《新华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五）第二版）

　　我们再来看看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专家们是如何评价远东战役的重大意义的：

　　苏军发动远东战役，不仅是正义之师，而且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兵力雄厚，与日军相比，占有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的全面优势，运用了他们在苏德战争中的作战经验，导致对日作战的迅速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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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发起的远东战役，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缩短了盟国对日作战时间。（《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下卷569页）

　　面对如此强大的苏联红军，连日本学者在战后也不无悲凉地哀叹：

　　关东军仍然“果敢地挥起它的螳螂之臂来面对最后的血战，……实在不无悲怆之感”（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856页《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下卷569页

　　可以说我在《不能歪曲历史》一文中所说的观点与这些军事专家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也就是说，当时如果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是决不可能在1945年就获得胜利的。请问究竟是谁歪曲历史呢？

　　蓝先生在文章中大量引用丁群文章中谈到刘顺元同志与苏联红军在旅顺的不愉快的经历，因为刘顺元是先慈1929年的班主任，所以丁群同志早在2001年12月就赠送给我一本厚厚的《刘顺元传》，我相信我看到的书中42万字的刘顺元同志生平介绍中有关东北的内容比蓝先生在杂志上看到的不会少，但我认为这完全是两码事，并不能因此抹煞苏联红军在解放东北全境、推翻满洲国、打败日本关东军、促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的历史功勋。就象美军1946年底在北平就发生过强奸女大学生的案件，当时曾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军从中国滚出去的大游行，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美国飞虎队将士对中国抗日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一样。而且在东北的中国部队官员也并非都与苏军关系不好，请看1945年9月：　　苏军初到东北，人地两生，又面对敌伪匪特的严重骚扰，急需有中国军队出面安定地方秩序，随苏军打回东北的原东北抗日联军仅六百人，不敷使用。于是东北苏军当局决定曾克林等部（注：原中共东北军吕正操下属部队李运昌部）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维持地方治安。曾克林担任了沈阳市卫戍司令，很快同苏军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薛衔天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7页）

　　正如我的老友分析的，苏联红军的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彭训厚研究员及刘庭华研究员给我提供了多次帮助，提供了有关线索和复印资料。那么下面就请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有关专著中记载的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时与日军的兵力对比情况和解放东北时取得的巨大功绩：

　　苏军出兵东北的行动被称为远东战役，当时苏军与日军的兵力是1.6比1（我觉得似乎应该说是1.7比1），苏军投入兵力174万，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等总兵力共约100万，从8月8日宣战，到9月2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其中“歼灭关东军、伪满军、伪蒙军约70万人。其中约8.3万军人被击毙，60.9万余人被俘，俘虏中有（陆海军）将级军官148人，苏军伤亡3.2万人。被苏军缴械俘虏的有：日军23个步兵师、10个步兵旅、1个摩托化敢死旅、2个坦克旅、2个航空旅、1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伪满军11个步兵旅，伪蒙军2个骑兵师和1个骑兵旅以及其他各兵种和特种兵的许多兵团和部队。

　　苏军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仅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就缴获了1565门火炮、2139门迫击炮和600辆坦克、861架飞机、9508挺轻机枪、2480挺重机枪、2129辆汽车、1.8万匹马、679座仓库及其他许多战斗技术装备和军用物资。远东第二方面军和红旗黑龙江区舰队俘获日军松花江上的全部舰艇。”（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四卷613-615页　彭训厚研究员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在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地的苏军烈士墓，以及湖北武汉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我认为就是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牺牲在中国领土上的苏联红军将士的英灵所在。他们长眠在中国的国土上，我们将永远牢记他们的名字，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正是由于苏联红军将士的流血牺牲，才避免了我们中国人民更大的牺牲。我认为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功不可没！并不是我把远东战役写得如何“气势磅礴”，而是因为苏联红军的这场打击日寇的远东战役实在是打得太漂亮了，每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会对此产生由衷的敬意，自然也是苏联人民的骄傲！

　　我坚信“墨写的谎言永远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我们也不得不与蓝先生重温当年的历史，请看1945年8月10日《新华日报》的社论：

　　《新华日报》社论：迎亚洲的黎明

　　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期待着的一个日子，终于到了。“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少战争伤亡，并协助世界和平的迅速恢复”，苏联向日寇宣战了。八月九日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战八年来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听到英勇无敌的苏联红军进攻沦陷了一十四年的东北边境的时候，我们真有说不尽的感激和兴奋。红星照耀到太平洋上，日本法西斯的丧钟响了，中苏两大民族能在最后打败远东法西斯的战场上比肩作战，我们感到无边的喜悦，无上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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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民心里：苏联的对日宣战早已经是深信不疑的事实。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世界上最坚决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从他们建国以来始终一贯的援助被压迫民族反抗侵略的立场，是决不会饶恕日本这个最初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而贻祸于明日之世界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三七年中国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开始抗战那时候苏联和我们订立的互不侵犯协定，中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八年来苏联对我们物质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鼓励。只有真正“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才能在最危难的时候维持两大民族的“道义之交”，也只有真真以中国人民大众的利害为前提的苏联外交政策，才能如日月经天，愈久而愈表现它的光辉灿烂。“苏联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一句话，在中国人民心里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苏联的对日宣战大大地缩短了击溃日本，争取最后胜利的时间，也将大大地减少同盟国特别是中国人民的牺牲，看一看昨天重庆街头的那激动的情景，那衷心迸发出来的感谢和欢喜，就可以知道中国人民如何的欢迎盟邦苏联这一英明的宣示了。红军象征着胜利，远东大陆的黎明已快到了，在今天我们要尽情的欢歌，但是在今天我们也该加倍地惕励，胜利是决定了，也许日寇会很快地投降，但是我们也该预想到达成胜利的过程中，我们还会有激烈的战斗。……（《新华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五）第二版）

　　请看《大公报》1945年8月10日的社评《大时代展开了！》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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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愿再一述我们中国对苏联参战的感激；

　　自中国抗战之始，苏联的同情就在中国这方面。在抗战初期，中国曾接受了苏联精神及物质的大量援助，而中国人自始就在希望着苏联参战。那像似不近情理，更其贪得无厌，但中国人却始终如此希望着，因为我们确信苏联是朋友，且确信苏联是通道义共利害的朋友。其后，苏联受纳粹袭击，卷入战争，苦战四年，卒至捣毁柏林，中国人又燃起苏联参加远东之战的希望。我们也知道：苏联的牺牲已甚大，流血已甚多，但仍如此希望着。这看似甚不近情，而实其近情。我们所希望于朋友的固然不厌其多，尤其大战到今日，苏联参战可以大大的缩短战争。这不但拯救了日本人民，也大大减少了联合国的牺牲。尤其中国，纵然日本本土被踏平，在中国大陆还盘踞着百万日军，需要大大的苦战方能肃清。苏联一旦参战，不但先声夺人，可以瓦解日寇的士气人心，而在实际战斗上，合围夹击，必可使日寇在大陆上的根株提早彻底拔除。现在苏联果然参战了，是八年来中国人的希望实现了，人人都在充溢着感激之情！……（《大公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第一张第二版）

　　我们还可以看看国民政府的官方报纸《中央日报》的社论是如何评价的：

　　《中央日报》社论：苏联对日宣战

　　本月九日苏联的对日宣战，无异宣告日本侵略者的死刑。其效力将等于数十百颗的原子炸弹同时爆炸于东京。

　　我们从苏联对日本的宣言来看，可以知道苏联昨日的宣战，有一个重

作者：搬运工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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