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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语言神话和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话语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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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毛泽东的语言神话和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话语英雄 (304 reads) 时间: 2003-2-14 周五, 上午11:55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毛泽东的语言神话和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话语英雄

　　　　　　　　　　　　·李　劫·

　　毛泽东似乎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历史和合者，读的是曾国藩的书，做的是洪秀全

的事；受的是“五四”新文化的启蒙，认的是黄埔军校的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成功地把“五四”文化和革命暴力和合到一起，从而开辟了一条叫做农村包

围城市的一统天下之路。当然这条路不是通向曾国藩们开创的现代文明社会，而是

指向一个现代社会和传统天下的十分古怪的混合物，一个从精神到物质从物质到精

神全被专制统治一体化了的荒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有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高度

的组织化系统化，又有传统天下的那种等级森严的庙堂秩序和一本正经的道学氛围。

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十分奇妙地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吃饭一致，穿衣一致，走

路一致，脸上的表情一致，甚至连性交的姿势都完全一致。生活不仅成了单调的重

复，而且成了同样枯燥的模仿；人们遵循着一种无声的口令，一二一，一二一地活

着。显然，把一个世界改变成这付模样，仅仅依靠暴力是绝对不够的。因为这不啻

是身体的管制，而且更是心灵的囚禁。为此需要一种不无宗教意味的力量，谁能找

到这种力量，谁就能完成到陈独秀到孙中山这正反过程之后的历史和合，谁就能征

服中国民众及其他们的国家。毛泽东找到了这种力量，他凭借他在语言上的天才成

功地制造了一个语言神话。与当年秦始皇先武力统一再车同轨书同文量同衡的程序

相反，毛泽东首先用语言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人们的头脑，然后用武力统一了江山。

　　毛泽东在语言上的才华首先体现在语势的发挥上。这种语势的发挥在先秦有孟

子为例。先秦诸子之中，名家重逻辑，孟子有语势。倘若从逻辑上着眼，孟子的言

辞是经不起推敲的。孟子的语言在于气势的雄浑和连绵上。而毛泽东则是一个把语

势的雄浑和连绵发挥到极致的天才。无论什么话，到了他的嘴里或他的笔下，就具

有了象真的一样的造型力度。比如他早年在《湘江评论》一刊上的发言：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里的“我们”究竟指谁，除了毛泽东本人可以被确定属于“我们”之列的之

外，是相当含糊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我们”，然后作出如此雄心勃勃的宣

言。甚至一个孩子也可以指在他面前的一切说：这都是我（们）的。但孩子的天真

又往往在于，他不会用“我们”替代“我”，而是会直截了当地说：这一切都是我

的，我不说谁说，我不干谁干。

　　然而，毛泽东的天才恰恰在于，他将“我”的主语诉诸了含混但不容置疑的“

我们”；在此，一方面“我们”不需要被论证，一方面这毋需论证的“我们”使发

言者的宣言变得气势磅礴，仿佛不是出自一个青年学子之口，而是千百万民众的强

烈呼声。这种在主语上的造势又使接下去的一个问题变得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即凭

什么说天下国家社会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含混性使主语可以是意指千

百万民众，也可以是代表了一群有抱负的革命学子，又可以是抒发了一个人的极为

自信的心声。主语的含混而具有的多重性意味和多层面意味，使“我们”和天下国

家社会之间具有了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在属性上的联系，以致假如有人对此存疑，还

会遭到这样的反诘：天下社会国家不属于“我们”又属于谁呢？当然，事实上，没

人会表示怀疑，这样的“宣言”使人们拍手鼓掌热烈喝彩还来不及，怎么会想到去

质疑呢？因为这种主语上的含混在受话者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共振效应，仿佛这话是

受话者想说而没能说现在终于被人说了出来一样，从而激起一种强烈的共鸣。经过

这种共鸣，受话者和发话者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一种沟通，似乎彼此都为“我们”

所涵盖了，然后天下社会国家属于我们大家（双方）所有，而又首先属于发话者（

单方）所有，因为这种权利不是法定的或选举的，而是被一个天才人物说出来的。

毛语在语势的雄浑和连绵上的这种发挥，到了成年时代更为炉火纯青。尤其在那首

著名的《沁园春》一词中，这样的语势变成了阳刚之气十足的审美：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

　　　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

　　　人物，还看今朝。

　　先是承该词上阙中的“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而来，将大自然，美

女，江山作了一气呵成的互喻，然后推出英雄之于这一切的渴望。沿着这种渴望，

作者又历数了二千多年中最有文治武功的一代代帝王，最后以俱往矣一句将之挥去，

推出风流当看今朝的豪言壮语。这里的宾语“风流人物”，与前面的“我们”是异

曲同工的。谁也不能就“风流人物”一说而指出作者的个人野心，个人欲望，但谁

又都领会了“风流人物”的所指何在，并且因此钦佩不已。其实，所谓的勇敢，有

时仅仅体现在敢说和不敢说之间。对于不敢做的人来说，当然敢做比敢说更重要。

但对于敢做的人来说，敢说有时也有一种先声夺人的声势。面对美人般妖娆的江山，

蒋介石敢做，但他不知如何说，因此他不敢说；但毛泽东比他高明的是，他不仅敢

做，还知道怎么说，从而敢说。就这一敢说便分出了两者的高低。也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我才认为，在江山的争夺上，蒋介石之所以输给了毛泽东，是因为他不懂白

话文。

　　蒋介石虽然从黄埔军校中承接了暴力这一传统气脉，但他漏掉了北大精英所创

下的“五四”文化。而蒋介石所忽略的，又正是为毛泽东所擅长的。虽说毛泽东在

年青时也曾写得一手好古文，但他的语言天才却是在习得了白话之后才充分发挥出

来的。他不仅将古圣贤的语势造型运用到他的白话之中，而且将汉语语言特有的在

逻辑运用上的意象性挥发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化不是西方的逻辑

的理性文化，而就是中国式的意象的感悟文化。这种语言不是通过逻辑的求证让人

信服，而是经由意象的营构让人领会。比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

中的那个著名的开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

　　　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　

　　　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可以说，在当时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想过革命的首要问题，即便陈独秀也不

会留意。因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在陈独秀是不言而喻的，即“五四”的两大追求，科

学和民主。然而，毛泽东在此通过有关敌人和朋友的意象营构，将革命的首要问题

变成了分清敌我的斗争策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逻辑的推导和论证，而是以一种不

证自明的方式将前提硬塞给了读者：革命的首要问题不是科学和民主、不是打倒军

阀、不是实现什么主义，而就是分清敌人和朋友。按照这种说法，革命的操作具有

高于一切的重要性。或者说，革命将干什么且慢说，先把该如何革命弄清楚。

　　毛泽东的这种话语方式十分清楚地标出了与陈独秀的区别。陈独秀所给出的历

史话语虽然充满激情，但基于一种不可动摇的理性立场，但这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

中，是否合乎逻辑的理性立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其所说的是否切实可行。说得

含混些不要紧，但做起来却必须清清楚楚。同样的白话文，在陈独秀诉诸了文化，

在毛泽东诉诸了政治。文化是必须说清楚的，而政治则在于操作上的可行性，说得

是否清楚或者说是否合乎逻辑并不重要，有时候不说比说更为有利和有效。于是，

毛泽东便把革命的首要问题似乎是不言而喻地交付给了有关敌人和朋友的意象营构，

而且接下去还真的一层层地仿佛很有逻辑性地排列出了敌人的阵营和朋友的阵营，

如同弈棋中的楚河汉界那样分明；并且毋庸置疑地省略了敌人和朋友之间的全部人

性因素，将整个社会分成敌我两个阵营，从而变成一个阶级斗争的战场。陈独秀当

年的具有批判性的理性立场，至此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全然变成了斗争哲学，或

者说，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斗故我在。

　　毛泽东话语的这种意象营构同样体现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比

如：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

　　　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

　　　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

　　　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这样的语句与其说是考察报告，不如说是描述农民运动的钢琴奏鸣曲。其描述

文字比农民运动本身更有气势，从而勾勒出一种时代英雄的意象，令人想起《山海

经》中的共工，刑天，不仅猛志常在，而且将埋葬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

吏、土豪劣绅”。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的一场“痞子运动”，经过毛泽东的话语奏

鸣，变成了一个革命的神话。所谓语言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这里的秘密在于，

只要意象在手，不妨尽管吹牛。正是基于这种手法，毛泽东在后来中国卫星上天之

际，对西方人说他把一个山药蛋送上了天空。如果说有关农民运动的神话在表达上

是把小的说成大的，那么在卫星上天时的这种豪迈则是把大的说成小的，这都是语

言经过意象处理后所达到的神话效果。

　　由于这样的意象性，使毛式话语充满了文学想象力。后来的人们很奇怪毛时代

的话语的这种特征：凡是政治话语都十分形象化文学化，凡是文学语言又都十分概

念化政治化。这种现象在话语上的奥秘则在于本来应该诉诸逻辑的话语方式被诉诸

了意象，而本来应该诉诸意象的话语方式却被诉诸了概念。经由毛泽东话语装饰的

语言由此获得了语言神话所特有的神奇性。比如在井冈山斗争的最为艰难困苦时期，

毛泽东会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大胆预言革命高潮的快要到来，并且令

人眼花缭乱地描绘道：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

　　　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

　　　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不管身处如何绝望的境地，看了这样的描绘还会怀疑希望的快要实现么？同样

的手法见诸《纪念白求恩》是：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

　　　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

　　　的人。

　　毛泽东所说的“这点精神”是指他认为白求恩所具有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

精神”。且不说这种精神的归结本身是否夸大了白求恩医生的职业道德，即便就算

是这样，接下去的发挥也太五彩缤纷了，又是高尚，又是纯粹，还要道德，有益人

民云云。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纯粹的，那么道德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反过来说，一个

在道德上备受谴责的人，就肯定不高尚吗？地藏菩萨下了地狱不也照样是菩萨？这

种具有神话效应的五彩缤纷的话语方式，在逻辑上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从这五个对

人的要求来看，这种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好在毛泽东说的是一个以身殉职的国际友

人，他说得再莫名其妙，只要情感上热烈深沉礼遇上扎实到位便行，不会有人硬去

仔细推敲，追究。但问题是，到了后来的斗私批修年代，这五条标准被用来衡量所

有的凡人，结果弄得几亿芸芸众生人人感到自惭形秽。仿佛除了说出这些标准来的

领袖之外，人人都不敢说自己是高尚的纯粹的。为此，大家只好对想出这些形容词

的伟人诚惶诚恐地膜顶礼拜，而且好象没有人暗自思忖，说这话的人自己是否也符

合这种几近神话人物的标准，因为大家都认定了说话人是个神话人物。

　　毛泽东的语言天才之于他的语言神话固然是首要的形成条件，但不可忽略的是

他这种天才所基于的土壤也是滋生神话的重要前提。因为中国人所习惯的话语方式

就是意象的心领神会的方式，而不是逻辑的推理或求证的方式。“五四”白话文的

语言革命只是一种建立逻辑话语和理性思维的努力，这种努力并没有在后来白话文

的发展中得以完成，相反，其努力的方向被不知不觉地引到了毛泽东的话语上，也

即是说，引到了用白话形式表达的传统话语方式上。白话文的这种演变又绝对不是

因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天才所能达成的，而是经过了许多为“五四”所培育出来的知

识分子的共同努力。虽然历史的轨迹经常在一些领袖人物英雄人物身上标记出来，

但历史的演变却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种因素。毛泽东曾生动地比方过：“我们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

　　倘若说，毛泽东的天才所创造的毛式话语是一颗语言神话的种子，那么整个中

国民众的话语习惯或曰话语传统就是语言神话的土地。尽管陈独秀们的“五四”话

语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划时代的反响，但这在中国民众却是不知所云的。中国

民众根本不知道何为科学何为民主，相反，对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倒是相当心领神会

的。比如说，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在知识分子中也许会争论不休，但在民众看来却

很简单，就是分清敌人和朋友。在民众心目中，所谓革命斗争和江湖械斗是一回事。

既然是打架，那么当然得首先分清谁是这一帮的，谁是那一帮的。团结什么人打击

什么人，在民众心目中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不懂什么主义，但要说到拉帮结派

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在行。因此，毛泽东所说的道理十分符合作为土地的民众的心理。

毛泽东的脚下由此踩实了充沛的地气，他的几乎每一句话，都能得到大地的回应。

他说“深挖洞，广积粮”，民众马上弯腰曲背，挖洞不止，如同愚公移山一般执着。

他说“几亿人口，不斗行吗？”民众马上为此斗到一起，难解难分。毛泽东的话说

到后来，几乎成了一种巫术般的符咒，民众根本不管听懂与否理解与否，一听到这

样的声音就会兴奋起来，行动起来。印度人的奏乐舞蛇尚且还有生命的节奏可循，

而毛语之于中国民众的交感效应却简直如同刮风下雨的自然现象一般，神奇到了不

可思议的地步。毛语一出，民众就象中了魔似地狂歌乱舞。即便毛泽东并没有装神

弄鬼，民众也把他敬若神明。

　　由此可见，当毛泽东在展现他的语言天才的时候，中国民众正好在盼望着一个

语言神话。孙中山临终时意识到了唤起民众，但他没能意识到的是，他所唤起的民

众所期待的却不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而是他当年根本没有注意到的毛泽东。民众一

方面不在乎科学和民主，一方面又对暴力有着道德上的保留。因此，陈独秀可以象

孔子那样成为知识分子的领袖，但民众不会以他为然，民众也许更喜欢盗跖那样的

一介草莽，更喜欢《水浒传》中的诸多好汉。相比之下，蒋介石比陈独秀要孔武有

力得多，但蒋介石在民众心目中是一介武夫，而不是一条好汉。蒋介石得了力却少

了义。力是通过打仗打出来的，义却是经由话语说出来的。毛泽东既会运用暴力，

又极善言辞，得了打仗和说话的两全其美，得了暴力和文化的天然组合。因此，最

后是毛泽东迎合了民众的心愿，满足了民众的心理期待。这与其说是历史的选择，

不如说是土地的召唤。

　　当论及中国晚近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时，一个令人十分悲哀的事实是，无论是

鲁迅的狂暴，周作人的坚忍，抑或胡适的绅士风度和陈独秀的英雄气概，最终都只

标记着新文化的开拓，而没能构成新文化运动本身。因为这场运动发展到后来，却

莫名其妙地演变成了一场思想文化上的农民起义，从而让一些文化草莽或文学盗寇

以话语英雄的形象扮演了历史的主角。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折腾到了这一步，算

是走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在改朝换代的同时灭绝了整个文化，不管是中国的还是

西方的，也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在造反有理的暴乱年代全都灰飞烟灭。文化

的这种灭绝以一种极端的身体化形式成为权力的纯粹附庸，权力随着欲望的暴涨，

既淹没了东方式的内心话语，又摧毁了西方式的头脑理性。生命的内心修为、社会

的科技文明、连同理性秩序在专制极权的无度纵欲之下被全然荡平，整个历史正好

应了“红楼梦”那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预言。当年的“五四”新文化

领袖们绝对料想不到，他们所开拓的这场新文化运动最后竟以一场历史的劫难而告

终。当然，事实上，就在“五四”领袖们创立新文化的时候，那场历史劫难就已经

有了先兆，我指的是，郭沫若作为一个白话诗的新诗人的崛起。

　　在新文学运动的缘起上，郭沫若的新诗“女神”显然是与鲁迅的白话小说“狂

人日记”相对称的新文学的奠基之作。正如“狂人日记”道出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

压抑和焦灼一样，“女神”宣泄了一个文化草莽的野心和欲望。在这部命名为“女

神”的诗集中，根本看不到丝毫女神应有的宁静和柔美，充斥其间的全然是欲望的

蓬勃和泛滥，并且为以后的吹捧者所美其名曰：革命的浪漫主义。毋庸置疑，浪漫

主义的确是一个美丽动人的说法，但即便是浪漫主义也有以心灵为基点的浪漫主义

和以欲望为基点的浪漫主义。心灵的浪漫主义有一种精神上的贵族气质，如屈原、

苏轼、拜伦、雪莱，这种浪漫主义展示了豹的状美；欲望的浪漫主义则带有一种无

赖脾性，如刘邦的“大风歌”、黄巢的“菊花诗”、毛泽东的“沁园春”，连同郭

沫若的“女神”，这种浪漫体现的是狗的狂妄。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更是直接

以狗自命，吵吵嚷嚷地号称自己是一条天狗，不仅要吞食日月，而且要吞食宇宙。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后人竟然将这样的贪婪说成是对斯宾诺莎泛神论的领略。我虽然

佩服这种无知无畏的勇气，但也不得不指出：泛神论乃是一种心的尚徉和荡漾，而

郭沫若天狗式的贪婪则是一种欲望的狂暴的夸张；泛神论和庄子的齐物论相近，只

是泛神论是对上帝的自然皈依，齐物论是对自然的神圣臣服。相反，在郭沫若天狗

式的自白中，道出的是一种对世界或曰对天下的强烈的占有欲和企图拥之入怀的渴

望。这种诗歌作为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实在与“五四”精神相去甚远，而假如作为湖

南农民运动的宣言，倒是恰如其分。

　　正如“女神”中的天狗篇章宣示了农民起义的狂暴一样，“女神”中的“凤凰

涅般”篇章预告了半个世纪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诗歌所描绘的极其仪式化的场

面令人想起天安门广场上的红旗红花红海洋还有红太阳，那熊熊的烈火，几乎就是

革命激情的形象写照；而所谓涅般，则是一场思想改造运动的神圣化说法。“五七”

干校，上山下乡，斗私批修，自我检讨，最后洗心革面，成为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云

云，也即是说，凤凰涅般了。在此，由于诗人的造作和夸张，涅般已经完全丧失了

原有的生命意味和宗教氛围，不是宁静的，祥和的，而是暴烈的，狂热的，有时候

象希特勒上台时的火炬游行，有时候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检阅红卫兵小将。这

种氛围虽然被命名为凤凰，但实质上更近于天狗，或者更象是大泽龙蛇的喧哗与骚

动。

　　郭沫若的整个“女神”跳动着一种准备闹事的焦灼。欲望的高涨，使之充满暴

力的张力。相对于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中所体现的美国创业精神，郭沫若

的“女神”所张扬的是中国农民起义传统的造反脾性。我把这种造反称之为身体叛

乱。所谓身体叛乱，意指感官的物欲之于世界或历史的颠覆。身体叛乱往往以权力

的角逐或江山的易手为指归，以火与剑的暴力行为做形式。历史上的身体叛乱从来

没有创造过什么文化，充其量只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调控机制。而且，由于叛乱的身

体性，除了暴力行动，它很少诉诸语言。历史上的身体叛乱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

乃是一个文化嬗变时代的特殊景观。尽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已经有了“

红楼梦”所标记的内心话语，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又缘自胡适所标出的科学

理性，但作为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毕竟有着草创期的种种疏漏和空隙：内心

话语还不曾重新构建，科学理性又不曾深入人心，于是新时代的历史文化就不由自

主地掺入了大量的身体因素，或曰物欲成份。这些成份又碰巧受到暴力革命的乌托

邦理论的历史催化，于是结合成了一个以欲望和权力为核心的语言神话，或曰语言

骗局，以及参与和置身其中的话语英雄。正如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标记了语言神话的诞生，郭沫若的“女神”标记了话语英雄的崛起。中国晚近历史

上的文化草莽就是以这样的标记步入历史和完成了水泊梁山式的聚啸山林的。

　　相对于毛泽东的语言神话，以郭沫若为首席代表的话语英雄在能量、气势、想

象力和创造力上显然要“稍逊风骚”或者“略输文采”，并且正是这样的逊色，使

毛泽东终身不以白话新诗为然，即便出口“不须放屁”，都要煞有介事地诉诸旧体

诗词。然而，话语英雄之于江山的占有欲和之于暴力的热衷，却是与毛泽东全然相

通的．毛泽东有井冈山的打土豪分田地，郭沫若有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上的号称马克

思主义史学观的造反有理；毛泽东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郭沫若“棠棣之花”

之类的所谓历史剧将先秦的义侠改写成了暴乱的恐怖分子；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玩弄

抗日话语，郭沫若有“屈原”一剧中捶胸顿足的爱国表演；最后，毛泽东登上天安

门主持开国大典，郭沫若锑泪横流地写下了“新华颂”之类的阿谀诗章；毛泽东发

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郭沫若马上响应说，他过去的所有文字全都作

废，其情形一如毛泽东号召大跃进大炼钢铁粮食亩产上万斤，郭沫若组编新民歌运

动，要求人人写新诗歌歌功颂德；终于，毛泽东一命归西，郭沫若转身写道：粉碎

四人帮，大快人心事。

　　倘若说话语英雄和语言神话的这种默契是一幕悲剧，未免失之过于严肃；但假

如说话语英雄之于语言神话的追随是一幕喜剧，又显得过于轻松。在毛泽东的帝王

气概面前，郭沫若有类于文学弄臣；但一旦面对文人学士，郭沫若马上变得霸气十

足，仿佛一个文化黑社会中的龙头老大。事实上，所谓的话语英雄，乃是对文化流

氓的一个比较文雅的美称。与此相应，对付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天狗”最有效的办

法莫过于金庸小说中的“打狗棒法”，一如粉碎毛泽东的语言神话可用金庸小说中

的“降龙十八掌”。降龙要旨在于破其腾云驾雾之状，打狗秘诀在于击其摇尾乞怜

之术。作为流氓文化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和郭沫若主仆二人在骨子里是很虚弱的。

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虚张声势，一个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一个号

称要把日月吞食。这种流氓腔到了文革年代，普及到每一个造反派或者后来的工宣

队、贫宣队、军宣队的成员身上，形成一种可以以一个上海工总司头目命名的陈阿

大效应。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到了声嘶力竭地吼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的时候，可说是原形毕露，暴露出了这种流氓文化的全部粗鄙和全部丑陋。

　　如果说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大陆上政治之于文学的专制统治是由毛泽东１９４

２年的《讲话》确定的话，那么革命之于文学的强暴却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在

一些文学青年中间蔚然成风了。以后的抗战文学，不过是这种革命文学的自然延伸

和扩展，而毛泽东在延安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则是革命文学－－抗战文学的逻辑结

果。从革命到抗战，从抗战到服务，文学仿佛只是稍许亢奋和激动了一点，便不慎

沦落为随军妓女，最后被固定在政治的侍妾位置上。毋庸置疑，文学的这种命运与

当初“五四”新文学的奠基者们的初衷是完全背反的，即便与整个新文学在“五四”

以后的发展也是很不协调的。就“五四”新文学本身的立场而言，革命之于文学的

强暴并不是新文学发展的逻辑结果或历史必然，而只是新文学在起步不久之后不幸

遇到的一股逆流；当然，对于新文学来说，更为不幸的是，这股逆流最后经由毛泽

东革命的成功而变成一场历史性的灾难。这场灾难不仅标记着文学的沦丧，也同样

标记着文化的寂灭。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日本军队的入侵对中国晚近历史都是一个天大的不幸和

灾难。正如苏联顾问和孙中山的合作成为中国晚近历史的第一个大滑坡，日本军队

入侵和毛泽东的崛起构成该历史的第二个大滑坡。而又正如日本军队的入侵给毛泽

东带来了机会一样，所谓的抗日救亡运动使郭沫若、茅盾之类的话语英雄有了入主

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绝好机会。而且更为不幸的是，相比于这二位多少领受过“五四”

熏陶的话语英雄，其他一大批标语口号式的诗人作家更是不堪入目。如果说“五四”

时期的激进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们的语言还仅仅是带有暴力倾向和暴力色彩，

那么此刻的抗日话语则将语言和暴力全然划一。这种抗日话语的特色在于：由于抗

日的语境，语言成了杀人的武器。此刻的文人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同仇敌忾，一时

间，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上不上前线可以不谈，但说不说抗日或发不发抗日宣言

写不写抗日文章却是一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而且在大敌当前的情形下，文人还有

一个类似于妇女一样的受照顾的特权；只是与妇女不同的是，受照顾的妇女通常去

做看护以示有力出力，但受照顾的文人却仿佛只要在一旁大声喧哗就成了抗战英雄。

于是，文人们互相比赛谁的喉咙响，谁的用词狠。最后《义勇军进行曲》独占鳌头，

因为该曲号召全体中国人用血肉去做成新的长城。这种号召让嗜血的入侵者听来比

被号召的血肉们更为热血沸腾，从而展开手脚肆意屠杀，大快朵颐。因为这种号召

既不慷慨也不悲壮，而是充满了受虐的疯狂。这样的受虐心理又正好迎合了以武士

道著称的日本军队的同样疯狂的施虐心理。抗日诗人们说看吧，头颅挂起来了，头

颅果然被挂了起来；他们又喊看吧，鲜血喷出来了，鲜血果然喷了出来。一个杀人，

一个号召被杀，并且不被杀不足以表示抗日立场和爱国主义；结果，中国人只有死

路一条。

　　即便是中国历史上宋明那样衰弱的时代，诗歌也还没有象抗日文学那样受虐和

卑劣。比如辛弃疾，比如陆游。由于辛弃疾本人也亲身搏战沙场，故辛词充满英雄

的豪情；陆游虽然没有戎马生涯，但陆诗所表达的是诗人自己的内心忧患，并无鼓

励他人去流血之意。就是后来的文天祥，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说，也是夫子

自道，并没有怂恿别人去牺牲的意味在其中。明末有柳如是劝钱谦益自沉的传说，

但这样的壮烈也仅限于情人之间而已。清末的革命志士再具慷慨赴义之精神，他们

也仅限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哪里承想，这种所谓的爱国热情到了抗日时期会让话语

英雄们倾注在鼓励国人去赴死的号召中。而且这种号召这种话语方式在以后的中国

历史上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从而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习俗”，一涉与外族的战争，

不是“雄赳赳，气昂昂”，就是“血染的风采”。据说唯其如此，方能“生得伟大，

死得光荣”；如此等等。如果说作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是残酷的话，那么这种以

鼓励国人去赴死的话语更残酷，更无人性，更无为人的道德。这种话语方式通常是

在黑社会中使用的。一旦面临危险，龙头老大就会在帮会中号召手下的弟兄们去奋

勇送死。当然，当这种话语方式在一个社会中成为“习俗”之后，那么与其说是该

话语获得了合理性，不如说该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黑社会。

　　如果说语言神话尚且有一些神秘的感应，那么话语英雄是绝对世俗的文化动物。

文人作为社会的头脑、社会的良心，本来是有心胸有性情的生命群体。他们或如汉

唐时期那样致力于修齐治平，或如宋明时期那样留意于风花雪月。然而，不知为何，

中国文人在晚近历史上争相扮演起了话语英雄，或者是写诗的关公、岳飞，或者是

舞文弄墨的张飞、李逵。他们有的假装“凤凰涅般”，有的白相“子夜”；有的高

唱进行曲，有的用诗歌打鼓点。这些话语英雄学的是文学大手笔，干的是革命小伙

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会聚集在离前线很远很远的地方成立抗敌协会，并

且标明是文抗，而不是武抗。这种协会让当年的辛弃疾见了肯定捧腹。及至革命胜

利，江山坐定，英雄们排定座次，开始向政治权力提供服务。作为这种服务的报偿，

话语英雄的身体可以得到满足。小车有了，面包有了，小洋房也配齐了。唯一的焦

虑便是服务质量的能否提高。因为服务对象很难伺候，稍不如意，服务者便大祸临

头，弄不好还会赔掉身家性命。

　　当历史以语言神话为标记时，同样的虚假也体现在话语英雄们身上。他们是语

言的附庸，是神话的烘托。而且英雄又总得从事杀戮，比如武松杀嫂，宋江杀惜。

话语英雄杀的是他们的同类，或者是他们的同行异类。他们一会儿听从政治指令，

一会儿假借大众的名义，干着谋杀的勾当。中国文人从来没有象在晚近历史上那么

好斗那么紧张那么担惊受怕过。写一次文章就是一次出征，一次讨代，一次还击，

一次捍卫。他们由此被称为文艺战士，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被称为文艺战线。文人的

品性由此一落千丈，不仅没有王国维那样的天空意味，而且也没有草莽英雄那样的

叱咤风云。他们全然为欲念所苦，在泥潭里折腾，美其名曰，改造自我。他们互相

斗争，互相撕咬，斗争他人，斗争自己。语言文字变成了真正的罪恶，话语权力构

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间地狱，有人为之发疯，有人为之自杀。经由这一代话语英

雄，中国文化被翻到最黑暗的一页。

　　中国晚近历史由于语言神话的出现和话语英雄的登场，现出了名符其实的末世

光悬。生命被桎梏，文化被侵蚀。由于内心进向的阙如，身体变得极为空洞，除了

欲望的探头探脑或者张牙舞爪，人们不知道还能干什么。而且与内心进向的阙如相

应，头脑空前失落。西方头脑文化的进入，使中国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仿佛

一切都由别人设计好了一般，只消照本宣科就有了思想，有了理性，有了科学和民

主。这样的没落致使中国晚历史上有头脑的人物变得屈指可数。诸如曾国藩，章太

炎，毛泽东，等等。不管这些人物的文化取向和生命状态如何，他们至少都有自己

的头脑，他们至少都没有被西方的头脑文化所淹没。凭借内心的修为，曾国藩以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主导了新的历史进程；凭借纯真的童心，章太炎以俱分进

化说匡正了进化论的偏颇；凭借本能的触觉，毛泽东创造了他的造反方式。如此等

等。

　　毋庸置疑，也正是内心的阙如，头脑的失落，使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成为可能。

因为生命的如此残缺，使身体的存在变得极为虚假。同样，没有生命内在的照明，

历史陷入黑暗之中。人们努力按照西方文化给出的头脑，盲目从事改造社会的种种

尝试。曾国藩的意味并不为人们普遍领会，至于王国维的自沉更是不为世人真正解

读。既然头脑已经照搬别人，那么剩下的就是放开身体的欲望，以身为本为所欲为。

过去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正好道出了革命的凭借所在。所谓“耕者有其田”

，所谓“民族、民主、民生”，所谓“打土豪、分田地”，这些革命纲领的蛊惑人

心之处，都在于号召身体的解放。后来的唯物主义其实早就有了历史的土壤。人们

理直气壮地为解决衣食住行而奋斗，仿佛过去几千年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吃饱过，如

今终于到了有吃有喝的历史关头，只要起来造反，身体所需的一切就都有了。正是

这种唯物风潮，使孔子遭到了一再的奚落；也正是这种唯物风潮，使语言有了虚构

的巨大空间，使文人有了成为战士的机会，扮演历史的话语英雄。

　　语言神话的成因，除了内心和头脑的双重阙如，除了乌托邦理想和宗教热情的

交互作用，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则在于语言革命，即白话文运动。这场白话文

运动开始是以移植头脑的方式进行的。那位胡适博士力图将一种西方理性精神和西

方逻辑思维通过白话运动搬入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但胡适博士没想到，他的努力

到后来会被语言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扭曲成一种所谓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

这种形式不是理性的逻辑的，而是直觉的感官的，这种形式不是头脑的，而是身体

的。我把这种形式称之为毛语。毛语在本质上是一种身体语言。毛语不是经由头脑

的思考，而是凭借身体的体会互相意会领略，亦即中国人的心领神会方式。作为身

体语言，毛语在其历史文化向度上又是一种权力语言，或者说帝王语言。毛语在发

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心领神会在于发话者扮演至高无上的皇帝，受话者扮演唯唯喏

喏的臣民。尽管毛语以乌托邦理想为精神外壳，但这只能镇住一些有点头脑有点文

化的知识分子；更多的中国人或中国的造反民众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成为毛语的话者

和受虐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从毛语中感受到了权力，从毛语中看见了皇帝，他

们因此顿时心中一亮，精神大振。找到了，终于找到，中国民众找到了心中的皇帝，

找到了盼望已久的父亲。他们的身家性命有了依托，仿佛在黑暗中走了很久很久，

突然眼前光芒万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又出了个真命天子。这样的对话，

这样的施虐和受虐，是胡适博士当年倡导白话文时万万想不到的。因为理性也罢，

头脑也罢，比起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比起中国人的身体感受，毕竟太有限了。语

言不是头脑可以创造，不是头脑可以左右的。身体之于语言，具有更大的制约力。

毛语的成功，也就在于把语言诉诸身体，从而使头脑无法思考。毛泽东把胡适那样

的头脑语言称之为“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曾经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醉

神迷的理性语言逻辑语言，就因为毛泽东的这一比喻，顿时声望扫地。这个比喻紧

紧抓住了身体形象，从而把头脑语言踩到脚下，让“不须放屁”那样的身体气味变

成了语言的芬芳。经过这种身体之于头脑的颠覆，毛语形成了，语言神话形成了。

从此，语言既无内心主导、又无头脑思考，全然变成身体的交流和领会。在毛泽东

时代，这种身体语言成为唯一的白话文。

　　几乎与语言从头脑（理性的逻辑的）走向身体（毛语体系）同时，话语英雄随

之出现。就语言历史角度而言，话语英雄乃是白话文的产物。话语英雄的一个显著

特征在于：他们把文学这一最富有内心意味的语言文化变成了斗争的武器，变成了

隶属于身体（欲望和暴力）的工具。从整个中国历史上说，文学从来没有如此充满

欲望如此充满暴力。文学原有的诗情画意，突然为刀光剑影所代替，文场上到处是

投枪和匕首在飞舞。同时，诗人作家们又变得空前社团化、帮派化。因为文学变成

斗争，所以文学家之间就有了阵营。久而久之，文学创作反而显得不重要，文学斗

争被推到了首要的位置。欲望和暴力不断的增长，致使诗人作家变得越来越工于心

计，越来越富有斗争经验。他们的内心不再纯真，他们的心地不再天真。即使如鲁

迅那样的唐.珂德式的冲锋陷阵，在忙于斗争的文学家中间也成了稀罕现象。大量

的文人们，虽然只是革命的小伙计，但有着极强的团伙意识；他们精于拉帮结派，

热衷于各种形式的文学“落草”。事实上，这些话语英雄骨子里乃是语言文化上的

“梁山好汉。”他们的英雄作为与农民起义在实质上一脉相承，都是为了追求身体

的解放，将生命诉诸欲望，诉诸暴力。确切地说，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话语英雄，乃

是一群文化草寇。他们聚啸山林，效法短裤党的模样在城市里为他们的身体争得一

席之地。经过一番文学上的盗贼蜂起，攻城掠地，他们齐集延安，以座谈会的形式

再演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会师故事。

　　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标记，既标记着语言神话的成型，

又标记着话语英雄的确立。在那里，语言神话为自己找到了征战传播的战士，其中

有不少战士如同当年的家将家丁一样，对主人一片忠心。与此相应，话语英雄从此

有了方向，明确了斗争的任务和对象，为以后的文化大屠杀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在

这个聚会上，身体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手上有无牛屎，脚上有无牛粪，

肩上是否挑过担子，掌中是否握过锤子，诸如此类的体力劳动成为诗人作家的自我

改造途径。经过这番改造，头脑彻底切除，只剩一副既能劳动又能斗争的身架，在

语言神话的导引下冲杀不止。这种改造的结果，据说能使内心变得更加纯净，头脑

变得更加简单，一如疯人院里的白痴，除了成为斗争工具一无所知。

　　语言神话之于话语英雄，有如唐僧的紧箍咒之于孙悟空，使当年野心勃勃的造

反者俯首贴耳地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话语英雄在毛泽东时代全部变成了职业

服务者，这种服务有类于妓院，区别仅在于妓女用肉体服务，文人们操作笔杆子服

务。所谓的文联组织作协组织，类似于艺妓文妓的行会，并且有着更为严格的组织

纪律，因为这些组织直接隶属于权力中心。话语英雄当年攻城掠地的斗争，此刻全

然变成互相监视和互相残杀。被屠杀的异类乃是一种双重的受刑，既是精神上的受

刑，又是肉体上的消灭。据说屠杀这种异类特别有快感，好比切除肿瘤。比如四十

年代延安的文化异类王实味，就是象肿瘤一样被切除的。这段历史仿佛一场恶梦，

至今让人为之战栗，并且人们至今对此讳莫如深。当这个时代行将终结，以身体开

放为特征的商业浪潮席卷而来时，文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经商行为比作下海。其实，

他们又何曾在岸上过？不是一直在下海吗？不过换了个大嫖客，就变得如此委屈？

过去的嫖客叫权力，如今的嫖客是金钱。只要文人不确立自己的内心，不具有自己

的头脑，他们就永远留在苦海里，永远做自己身体的奴隶，做欲望的奴隶，做暴力

的奴隶。

　　由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构成的历史，最后似乎是因为金钱的崛起而开始解体的。

中国晚近历史经由曾国藩，走向毛泽东，然后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又将成为曾

国藩时代的开始。蒋介石在台湾按照曾国藩中体西用原则建立的文明模型，让从毛

泽东时代过来的大陆中国人羡慕不已。大陆中国人发现，吃饭问题并不是通过身体

革命解决的，而是基于头脑文明的建设。当然，大陆中国人还将发现，即使是生存，

吃饭也不是唯一的问题。当唯物主义泛滥到极端不堪的地步，内心的需求就会自然

而然地升起。一旦身体走到极端，内心的体悟也就开始了。毛泽东时代是身体的时

代，是物欲的时代，是唯物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以“摸着石子过河”的方式走

向终结的。所谓摸着石子过河，是凭着身体的感觉过河，是凭着身体的感觉趟过历

史的河流。摸着石子过河形象地表明了毛泽东时代在其走向终结时期的特征，既无

内心准则，亦无头脑控制，一切都凭借身体的盲目触摸。因此，历史在此如同一具

无头的尸体，顺流而下。人们过去把毛泽东作为内心的凝聚点，作为全体人民共有

的头脑。等到毛泽东谢世之后，在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变成了一盘名

符其实的散沙，以内在的极度纷乱对应了春秋战国时代外在的社会动乱。这个没有

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不管被命名为小平、小康，还是改革、开放，实质上却是一个

方寸大乱的时代，人欲横流的时代。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力的传统，在这个时代堕

落成一堆肉的烂泥。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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