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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义和团认知说中国的“才子”传统与现状（Z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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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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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的“才子”文化
作者：长卿
国人有两大特色，一曰奴才，一曰戏子，合称为‘才子’。
如何‘才子’这般令人厌恶？原因却是千头万绪，这里只采拮史端浪花几朵，便可一见端倪也。近年来名人学者无数，将义和团诬为国耻，倘使限于学术纷争，也并非不可商榷争辩，然笔砚之间却始终有股‘才子’气，令人愤懑难消，不吐不快。
且说这义和团缘何而发？列宁道：“10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就是这些‘温驯出名的中国人’ 愤怒地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是中国人‘被迫发出的最后的吼声’”。马克．吐温在演讲中说，“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些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从 1856年西林教案至1899年肥城教案，据统计有大小教案1500余起，最终导致了义和团的爆发。曾国藩《津案事出有因片》中说道：“教民太滥，从教者良民甚少，莠民甚多”，“教民仗势欺人”，“教士曲庇教民”，“领事曲庇教士。”由此可见，教会网罗地痞，鱼肉乡民。台北神甫刘宇声《中华殉道圣人传》则说，“说到教难的起因，非常复杂。在我国来讲清代初年的主要祸源，是中国礼仪之争，教会不许尊敬孔子，禁止敬祖宗……。清朝末年，主要是不平等条约所激起……。”（仲文《“教难”？“殉道者”？》）。两者虽有分歧，却说明一个事实，就是义和团的爆发是事出有因的，是教会的倒行逆施所致。
仲文又说，“德国宰相俾斯麦，在国内压迫天主教，却大力发动为在山东传教的教士募捐，后来借口教士被杀害，便趁机夺取胶州湾。”由此可见，传教士在中国是有另一种使命的。
再说义和团大规模爆发于山东，就不能不提安治泰和福若瑟。安治泰这个批着宗教伪善外衣的传教士，是德国政府的忠实奴才，《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记载了安治泰为德国政府献计献策的事实，他不但吸收地痞恶棍入教来扩大教会在山东的势力。还通过德国使馆向清政府要求官阶，1893年他得到了三品顶戴，第二年又获得二品顶戴（《教务教案档》），与中国总督、巡抚平行。1897年安治泰要求德国占据胶州湾，当然他得到了威廉二世的高度评价。邵循正对他的评价是“山东的太上皇、压迫人民的恶霸，千万胶澳事件的罪魁”（邵循正《19世纪帝国主义在华天主教保护权的争夺》）
另一方面，善良的传教士们也有着强力的武装，“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峪等教堂均拥有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还私藏大炮”（《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东昌府有一百二十座教堂‘自购军械’”（佐原笃介《拳匪纪事》）。这是传教士们的所为？自卫需要大炮吗？
至于传教士包揽词讼，私设刑庭，欺压百姓则罄竹难书。稍举几例，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外国传教士指使下，“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义和团档案史料》）。在处理教民案件时，地方官“袒教抑民”“民冤不伸”“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皇朝政典类纂》）。传教士强行摊派差役，“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泰安府禀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泰安府属剿办拳匪卷》）。并且擅自收税，“山东州（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光绪朝东华录》）。传教士“至必官为护送，马夫支应，恒取于民”（《兰山县王小斋与孙蕙生书》）。传教士还勾结和扶植地主恶霸势力，以便共同鱼肉人民。如山东清平县，有左、王两族大地主，钱粮占全县之半，他们加入天主教后，不缴漕征，高利剥削平民，“官以奉教也，亦无奈之何”（《义和团拳始乱记》《西巡大事本末记》）（此段转引陈清《传教士与山东义和团的爆发》）。
此段可见一斑，传教士不但包揽词讼，还擅自收税，这是传教士所为？教民，也就是所谓的二毛子在这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毋庸多说，狗腿而已！
‘才子’们置这一段历史于不顾，只是一味谴责拳民滥杀洋人，甚至滥杀教民。那么我要反问这些‘才子’，是不是就任由这些洋人和教民胡作非为呢？
‘才子’们不敢明目张胆的为列强的侵略开脱，只好支支吾吾，诬蔑拳民愚昧滥杀无辜，妄图把水搅混，并且宣扬一些表现良好的传教士来为侵略者开脱。其实我们并不否认传教士中有一些尚存良心者，他们有些人也的确做了有益中国的事，但是传教士的恶行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有谁洗刷得掉？‘才子’们说义和团残忍令人发指，却只字不提列强的残忍，不过洋人中还是有不需要为侵略辩护的，无形中这些自大的洋人又给了这些‘才子’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普特南·威尔也就是伦敦驻华记者辛普森（见《庚子使馆被围记》普特南·威尔），这是一个日记，记载了义和团攻打使馆教堂的过程。辛普森有个“消遣之法”——每至正午阳光酷烈、人困马乏时，便躲在工事里狙击出来活动的义和团民。有一日他越过防线，接近中国大营，在肃王府的外墙处连续击中了三个正在做工的义和团。当他看到其中一人“黄背之上红血汩汩而流，登时倒下，手足一伸，其命遂毕”时，也觉得“可谓残忍已极”。这就是辛普森骄傲的自述。
“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出门散步，见两个‘头扎红巾、腰系红带，手腕及腿亦皆缠以红布’的拳民乘骡车从使馆路上驰过，遂举杖追逐击之，擒得一人（六月十二日）”，要知道这时义和团还没有公开的行动，而各国卫队数百人是在五月三十一就已经进城了。究竟到底是谁挑衅在先呢？
辛普森又记载，一队法国兵将一群“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的中国人逼进城内一死巷内，“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那么‘才子’们所谓的滥杀无辜在这里合不合适呢？他又说，野蛮的印度兵“于昏夜中走入教民妇女所居之屋，各抢女人头上所戴之首饰，即一小银簪亦抢之”，并施以强暴；矜持的德国人从乡村“骑马而行，鞍上满系巨包，前面驱有牛、马等兽，皆于路上掠得者”，究竟是拳民残暴还是洋人残暴不需要我多说了吧。（张功臣《历史原生态的展露∶一个英国人眼里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令人可笑的是，辛普森自以为正义，他还振振有词的谴责洋兵‘太过’，说各国军队虽服装、面貌各异，其实都是“盛装骑马之盗贼”。对烧杀抢掠之洋兵颇为不齿，还稍加劝阻。当然，他忏悔了一会后，也加入了烧杀抢掠的行列。不知那些‘才子’们有何感想？与拳民比较起来，哪个更令人发指呢？在抢劫皇宫的时候，辛普森很矛盾，“人之血既已激动，不能自持”，他一边想做文明人，但是他更想做强盗。‘才子’们什么时候会去谴责洋兵的暴行呢？我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也许他们永远只会谴责拳民的暴行。
‘才子’们的嘴脸露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仍然意犹未尽，我憎恶那些洋人，但是我更憎恶那些洋人的奴才，“他们甘愿认贼作父，充当洋人的奴才甚至帮凶和打手，帮助洋人欺凌践踏自己的同胞。这些家伙，为从洋人主子那里乞讨到一点残肴剩羹，极尽献媚之能事，摧残起自己的同胞来。比他们的洋人主子都心毒手辣，可他们在洋人主子面前，却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哈吧狗，点头哈腰，唯唯诺诺，连声大气都不敢出，陪着笑脸，那种奴颜婢膝的样子，实在令人憎恶！”（《醒狮》）
奴才只是其中一面，不足以概括‘才子’的另一面，‘才子’的另一面就是戏子。对于蓄小胡子的梅兰芳、怒打特务的程砚秋，唱金圆券的瞎子阿炳，我是不称之为戏子的，我称他们为艺人，艺人一旦谄媚他就变成了戏子。‘才子’们倘是不谄媚我是不称之为‘才子’的，‘才子’们必须把主子的丑事遮掩粉饰起来，才是一个合格的‘才子’。
说到此刻，应该说一说袁世凯“改编”《安天会》，他邀了一批人马出演，《新安天会》说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逃往东胜神州，以东方德国威廉第二自命。孙悟空八字胡，两角上卷，一看便知妆扮的是孙中山。麾下的黄风大王，肥步蹒跚，又如同黄兴；先锋为独木将军，又好比李烈钧。玉皇大帝见神州生灵涂炭，命广德星君率手下冯异、张飞、李广、曹彬大战“孙文”、“黄兴”、“李烈钧”，终将他们赶出神州。（注：此时孙中山、黄兴等人已远避日、美。）看过此剧的人写道：“剧之末幕，更有异想天开之奇剧，谄媚无耻，无微不至。”（《后孙公园杂录》）
戏子们所做的，就是按着主子的意思，无论怎么异想天开，只要顺着主子的意愿就行，讨得主子的欢心便罢。‘才子’一面充当文化打手，奴性十足，一面巧装打扮，扮相逼真，为列强开脱罪责，果然是绝代风华！
呜呼～，如此才子，我中华之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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