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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见“道德神权”为时代大潮冲蚀──“犬儒”篇之六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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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喜见“道德神权”为时代大潮冲蚀──“犬儒”篇之六 (995 reads) 时间: 2003-2-13 周四, 下午7:04

作者：芦笛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喜见“道德神权”为时代大潮冲蚀

──“犬儒”篇之六

芦笛

我在前几篇文章中，屡次用了“良心讹诈”这个词。一般的读者可能不会去细想其中意思，即使想了可能也不理解。“讹诈”一般是绑票之类的行为，无非是要么乖乖给钱赎票，要么拒绝给钱，绑匪就“撕票”，把人质杀了，“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这就是绑匪们的“排中律”。难道这种罪行能和“良心”连接在一起？

然而良心讹诈的确是讹诈，它的作用原理和绑票一模一样：“良心绑匪”们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向对方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听我的，要么我就“撕票”，宣判你的道德死刑。它的特点是根本不给对方什么缓冲或折衷余地。自己既然是正义化身，当然任何反对意见也就变成了邪恶，这样，对方便只能在二者中择一：或者屈服而“改恶从善”，或者坚持己见而变成“魔鬼”。如此专横野蛮霸道至极的要挟，不是讹诈还能是什么？

有趣的是，这把戏从古代一直玩到现在，在８９年竟然成了“民主斗士”们最有力的武器。这其间就似乎没有人想过，这种讹诈手段，与民主精神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讹诈必须有实力作后盾才能起作用。绑匪能讹诈人，靠的是手上的凶器，那良心讹诈靠的又是什么呢？“道德神权”。

活在这世上，大家都长了两只眼，但视力各有不同。肉眼凡胎辈只能看见有形的具体的力量，例如荷枪实弹的军队。依狄奥特辈则连那有形的东西都看不见，连子弹会打死人、炮弹会炸死人都不知道，到了核时代还死抱着中小学里学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不放，居然会说出“现在不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是革命后如何善后的问题”的昏话来。能看见无形力量的人就少而又少了。

“道德神权”就是这种无形力量中之最大者，是控制传统中国社会最强有力的力量。

我在《马屁之邦》系列中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机器惊人地简单。除了非常时期，国家一般不设常备军，没有警察，更没有什么国安部、中宣部那种监控人民的专门机构。官僚机构非常简单，一个县就一个县太爷，连个副职都没有，手下率领着两三文吏和一小撮衙役。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定义来看，它根本就是不及格的，在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是什么镇压机器。饶是如此，传统社会仍然极度稳定。一个王朝动不动就维持几百年，直到人口超载引起大饥荒或外敌入侵把它倾覆了为止。

维持这种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是无形的，那就是孔孟之道。它起到了类似欧洲中世纪教会的作用，成了超越世俗一切权威的、类似神权的最高权威。就是这种精神权威维持了皇权，使人民只要还有一线生机，脑子里就绝对不会想到去“犯上作乱”，干出什么“大逆不道”的罪行来。

最能说明这点的大概是《聊斋》上的《妾击贼》（记不得是否这个篇名了）：某小妾备受嫉妒的正室的迫害蹂躏，从来都逆来顺受，甘之若饴。忽一日土匪大至，全家惶惶。平时不拿强拿，不动强动，不敢多行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的小妾此时却挺身而出，奋勇杀贼──原来她是个深藏不露的武功高手。贼退后，大家问她，你既然身怀绝技，为何以前甘受太太凌辱，之死无悔？她说：限于名份，何敢不从？

所以，在传统社会中，别说“犯上作乱”的大罪，就连“乱了名份”的“一闪念”，一般人都决不会有。这就是“名教”、“礼教”的“教化”作用。它把“上下尊卑”这个道德观念牢牢地烙在每个人的头脑里，从根本上阉割了人民的抗争欲。这就是道德权威的威慑力，它强大到让人民连向它挑战的念头都不敢起、不会起。

在传统社会中，道德不但是终极权威，而且渗透到一切领域中，甚至从我身上都可以看出它的威力来：小时大人曾反复告诉我要“敬惜字纸”，否则来世要作瞎子（按，这是传统社会“拜文教”的普遍迷信之一，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根本不知道了）。我从此养成了不用字纸上厕所的习惯，那习惯一直到下农村时才打破。

少时读史，看《三国志》中诸葛亮对刘备说，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此诚不可争锋者也”，很不理解：天子又不是什么战略核武器，为什么挟了他便天下无敌？后来才明白，天子其实是“精神原子弹”，代表的是不可反抗的权威，“真命不出，谁敢争锋”？

如果有谁看到这儿还是不明白这无形的力量，那么请想想达赖喇嘛就够了。他过去统治西藏，到底靠的是世俗的镇压机器，还是精神权威？如今无权无势，寄人篱下，藏民还要在家中偷挂他的肖像，甚至翻山越岭冒死去投奔他。世上还有威力比这更大的精神原子弹么？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也是这样。无论是教皇还是各国的红衣主教们，手下都没有什么常备军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出动去“镇暴平叛”。然而不但教皇之权大过了国王，而且一旦哪个国家被他革出教门，全国还要挂黑旗，跟死了老子娘一样凄凄惶惶。这就是神权压倒世俗权力的最生动示范。

再举个例子：伊朗阿亚图拉霍梅尼登上国家权力高峰，靠的不是军队，而是手中的《可兰经》，这就是现代版的《红与黑》。

在传统中国，道德权威实际上起到了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的作用。但与后者不同的是，它既是超越世俗权力的一种精神权威，却又是世俗的，并不和上帝联系在一起。老孟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句话等于给所有的人都发了“教皇资格证书”。在传统中国，一个人并不必像《红与黑》上的于连那样，先得去披那身黑皮，才能爬上去，只需靠“自我修养”，装出个圣人模样来。一旦骗过众人，当了小圣人，也就能拥有某种程度的道德神权而飞黄腾达。不但海瑞走的是这条路，就连篡汉的王莽走的也是这条路，而且远比海瑞成功。

因为这个差别，中国的道德神权就比中世纪欧洲的神权危害更大。与后者相比，它更深地卷入世俗政治，最后竟然堕落为一种政治权力资源，成了最有力的权力斗争法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有形的挟制。道德家们做得更高明，那是“挟道德以令天子和人民”。

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家们何以酷爱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原因，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为何有这么多“檄文”的原因。兵马未动，檄文先出，抢占道义制高点是无比重要的心理战。只要人民相信自己是正义的，对方是邪恶的，那战争就等于打赢了一半。在中国，政治从来属于道德范畴。政府和政治家们是以“好”、“坏”、“好人”、“坏人”的善恶两分法来区分的。因此，争权夺利的政党、派别和政客们一定要把自己说成是好人，对方是坏人，这才能赢得权力斗争。

在过去，衡量“善恶”的尺度是孔孟之道。因此，“清流”们一定要以卫道士面目出场，指责对方是“名教叛徒”。不幸的是，因为实际政治并不能纳入孔孟之道那天经地义中，所以他们的指责在理论上往往是对的，而实际主政的政治家便不能不处在被道德方天印痛打的被动地位，一点办法都没有，手中掌握的世俗权力再大也没用，除非有个喜欢作细木活、不问政事的天启皇帝作靠山。这就是历史上“清流”何以能祸国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杀伤力是从道德神权那儿来的。

在近现代，衡量“善恶”的尺度则变成了西方民主。“民主＝善”、“专制＝恶”的简单公式，牢牢地刻在了每一个粗通文墨者（＝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于是“民主”便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大家都忙着去抢占那无形的政治权力高峰。孙大炮之后是毛共，毛共之后是如今某些“民运”人士。

有趣的是，正如过去的“清流”们当了大官后就不再是“清流”一样，那“民主道德武器”也不过是个打人的兵器和敲门砖。政敌打倒，权门敲开后，便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在野政治家们因为没有世俗权力，对道德武器的依赖程度远比在朝政治家们大，这就是他们何以特别热衷于奢谈“正义”、“道义”、“良知”的原因。其实某位著名作家已经把这道理说得很明白了：赤手空拳、肉体凡胎，唯一可以和刺刀强权对抗的便只有道义而已。再没有哪句话，能比这话更为言简意赅地阐明道义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强大武器的深刻道理。

而这就是为何某些“民运人士”效法毛共，绝不容许任何人质疑他们的道义权威的根本原因。这道理非常浅显：道义权威的动摇意味着丧失无形的政治权力资源，随之而来的就是夺权希望的破灭。这多米诺的第一张骨牌还没倒就得赶快扶住，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守住这战略高地。

奇怪的是似乎没有多少人悟出这个道理来。过去某位民运领袖光临此坛，隔三差五贴出“两报一刊社论”式的文章来，在那里面用命令式语句给全国人民下指示、发号召。老芦在西方呆了许多年，对这套“领袖挥手我前进”的狂妄作法实在是久违了。但奇怪的是似乎没人觉得反常，更别说反感了。后来我才悟出，原来，这“民主”在许多现代中国人心中，其实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只要披上教士那张黑皮，也就自动获得了道义权威，具备了给人民下命令、发号召的天然资格。在那些同志心目中，“民主”其实读作“民之主”，自然“民主革命家”也就成了“民之主革命家”，发号施令是份内事。

两年多前我写了《中国需要的是常识》，抨击中国人鼠目寸光的急功近利作法，并说，如果不把民主当成一种宗教去信奉，则民主在中国便永无实现的那天。那时我还没和“民运人士”们打过交道，不免太天真了。现在看来，那说法并不正确：不当成宗教已经是事实神权了，当成宗教还了得？

民主本是一种世俗制度，却居然会在许多国人心目中变成了类似“耶和华见证人”说的那种天国，布道者居然成了神职人员，而任何敢质疑他们的权威和资格的人免不得要进宗教裁判所，除了“乖乖举起白旗投降”外别无选择。这种世纪笑话是怎么闹出来的？

在我看来，那还是我们的“道德宇宙观”使然。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指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在逻辑上一钱不值。他大概是指出其中思维错误的第一人。可惜他没有看到，其实最严重的错误是它的实践后果。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这句话奠定了“道德宇宙观”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个现代人大概都能同意：道德不过是社会对个人的行为要求，基本是个个人自律问题，只是个微观范围内的事。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却把这微观世界的行为规范层层放大，一直放大到国家和天下的宏观范围。如此便使得国人把国际国内所有政治问题一律看成是道德问题，把道德标准作为高于一切世俗考虑的绝对标准，由此造出了道德神权。

道德宇宙观的主要危害我已经在另文中抨击过了。最主要的是，它使我们在宏观上丧失了人类天生具有的客观分析现实利弊、作出合理对策的能力。因此，当民族危机到来的时候，我们想的不是如何根据现实情况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而竟然是考虑如何行动才符合“道义”。这样，当敌我实力对比决定了我们只能“舍生取义”时，全民就会在“清流”们不负责任的鼓动下去集体自杀。

危急时刻如此，和平时期又何尝不如此？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外交战略，竟然不是从国家的现实利益着眼，而是用“善”“恶”观念去把各国分为“好人”、“坏人”，而这划分“好坏”的标准，无非只是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以此作为邦交取向的依归。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林奸思云前些天推出来的主张亲日反美的大作。可悲的是，那文章出来后居然还博得彩声雷动。

道德宇宙观作的最大的恶，还是它为人压迫人提供了一种精神权力基础。一方面，它用超越偏离人性的道德规范压制窒息扭曲了人性，使得全国变成了伪善之邦、优伶之邦；另一方面，它制造出了无数的伪君子野心家，把他们变成凌驾于众生之上的“上帝代言人”式的“民之主”。在这些人掌权之前为他们提供克敌制胜的权力斗争法宝，在掌权之后提供压服异议的权杖。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道德权威都非常像中世纪欧洲的神权。唯一的区别是它更加无形，因而更不容易察觉，而且和世俗政治搅得更紧，因而造成后果更严重、历时更长的民族灾难。

正因为悟出了这些道理，我才在本系列之二中指出，目前的“犬儒主义”泛滥，其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如所周知，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在于欧洲人终于在神权的重压下找回了自己，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由此形成传统，人本身终于在社会中找到了应有的高于一切的位置。

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虽然充满病态，但毕竟是人性从道德的重负下解脱出来，开始摸索发现自己。流行的个人主义虽然是极端的、病态的个人主义，但它的正面意义是，被老帮菜（即ＮＯＶＥＬＬ先生口里的“老垃圾”，我看差不多也就是那么回事）们看成是不容质疑的天经地义，在“新人类”眼中完全是可笑的东西。这当然太过份了，但它的进步之处，是破除了道德权威这种至高无上的神权。

这一点不但在王朔那些放肆嘲笑“崇高”的小说中鲜明地表现出来，而且就在本坛都可以看出端倪。前段马攻郑，老郑写了篇“我诉诸网友的良知”，一票友（现名票友一）立刻组织大家喊口号，让我看得乐不可支。可见在新一代人，这“良知”不再是一种奇效如神的辩论武器。而拒绝以“良知”代替真实作为裁判标准，正是咱们推翻道德神权的开始。

作者：芦笛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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