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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与其“义令智昏”，不如“见利忘义”──“犬儒”篇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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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与其“义令智昏”，不如“见利忘义”──“犬儒”篇之五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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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与其“义令智昏”，不如“见利忘义”──“犬儒”篇之五 (1416 reads)      时间: 2003-2-10 周一, 上午5:40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与其“义令智昏”，不如“见利忘义”

──“犬儒”篇之五


芦笛


我在本系列之二中说过，伪道德之所以虚伪，是因为它提出了过高的、超越人性的行为要求。在这个过程中，道德便“走向反面”，“异化”为伪道德，变成了一种危害人类的东西。

最能说明这种异化作用的，是咱们祖传的“义利观”。从孔至圣开始，“利”就是一种被谴责的东西，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义”，“义”和“君子”、“利”和“小人”从此就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就连比较通情达理的孟亚圣同志也要说“何必曰利”。可见这利之肮脏，跟男女私处也差不多，顶多只能偷偷在心里想想，决不能宣之于口，更不能把它写在国家民族的旗帜上。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传统原因，历史上反对改革的那些保守臣子都以“争利”作为打击对方最有力的法宝。而直到如今，我党还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出某个具体外交举措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最荒唐的是，如我多次在旧作中抨击过的，这种心态失常，居然成了许多国人的仇美原因。他们坚信老美居心叵测，只不过是因为人家言必称“为了美国利益”，而我们自己从来不说这话。

大概没有比这个例子更能说明道德在中国的“异化”了。其实世上之所以有道德这玩意，根本就是功利需要使然。不但人类设置道德的目的是防止恶性竞争，保障大家利益均沾，就连道德的判断标准本身，其实也是利益。善行之所以被大家看成是善行，无非是因为这些行为给别人带来好处；而所谓恶行，说的无非是无理侵害他人利益行为。因此，不但道德的诞生始于利害冲突，而且道德的衡量也以利害为尺度。可弄到后来大家却忘记了这些最粗浅的事实，将道德“抽象”出来，变成了一种可以独立于功利之外存在的实体，鼓励大家为了抽象的“大义”去放弃自己的利益，岂非咄咄怪事？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也是这样。人类结成社会，是因为没老虎豹子的本事，无法单独谋生，不得不形成盗帮，集体抢劫大自然。所以，集体的产生，乃是出于保障个体生存的需要。而衡量该集体组织是否成功的标准，还是看它能否保障个人生活的安乐幸福。所以，正如“义”产生于利害考虑并为后者衡量一样，集体也产生于个人需要并为后者衡量。奇怪的是，在东方社会（含伊斯兰社会）中，大家弄到后来也同样忘记了这一点，将集体抽象出来凌驾到个人头上去。只许讲集体利益，不许讲个人利益，将个人主义当成万恶之源来谴责，甚至动辄以集体的名义，去鼓励教唆煽动个人去送死。

由此可知，东方式的道德，无论是传统道德还是共党那套，都是颠倒过来的价值观念。如同狄更斯小说《老古玩店》上那个喜欢用拿大顶的方式欣赏泰唔士河景色的小斯（厂斯），咱们其实建立的是一个用头下脚上的独特视角看世界的伦理体系。

头下脚上那么倒立了两千年，自然神智就不是那么清楚，中国成了愚昧之邦自然也就是情理中事。大家居然会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论社会功能，道德只是一种润滑剂、缓冲剂、清凉药，起的基本是一种抑制作用而不是促进作用，本身并不能富国强兵。人类改天换地的根本动机，还是天然的物质欲望。打个不确切的比方：人欲是火车头，而道德不过是防止火车出轨翻车而设置的刹车。以道德治国而能使国家强盛者，自古以来未之见也，正如没谁见过使用刹车驱动的车辆一样。这就是为何秦国不讲仁义道德，却去奖励耕战，成了“虎狼之国”，最终脱颖而出，一扫关东六国的根本原因。

这个道理老祖宗其实也不是不懂。不过他们的着眼点和现代人不同。孔孟有点后世“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味道。我在旧作中指出过，他们眼中的太平盛世、“大同世界”，其实和后人心目中的很不一样，那只是一种人人安贫乐道、好让不争、和谐稳定、高度团结的理想社会罢了，和物质繁荣没有什么相干。追求物质极大丰富，从来也不是老祖宗的政治理想。他们反倒觉得那是一种妨碍和谐人际关系形成的一种邪恶诱惑，必须加以牺牲。这就是孟子那著名的“鱼和熊掌”比喻的意思。

这一套说教自然有它的历史存在价值，然而只适合于一个孤立封闭的环境。一旦这个封闭系统被鬼子打破后，咱们那套立刻就变成不堪一击的玩意。此时咱们需要的是火车头而不是刹车，不幸的是社会的生机却被刹了两千年而奄奄一息，而大多数人也给刹成了白痴。大敌当前时，大家想的不是去锅炉里添煤生火，却总是觉得原来那刹车不合理，要去把那砸了换新的。换而又换，最后换了个刹得连一纳米的空隙都没有的钻石刹车来，这才“走向反面”。人民忍无可忍，终于崩飞了那玩意，让整个社会成了一辆没有刹车的下山车。此时刹车专家们却又出来惊呼：犬儒主义来了！世界末日到了！至于那刹车是怎么给崩飞的，他们似乎根本就没看到。

这当然只是比喻，而一切比喻都只能是蹩脚的。我想说的是，自从鬼子扣关百多年来，中国人似乎专门在道德上作文章，研究哪种社会最公平，却不去想想公平并不能让国家富裕起来。可人家日本人似乎从来没有咱们这种鬼打墙问题，人家根本就不去管那些道德问题，知道重要的不是去研究最合理的刹车，而是去模仿鬼子制造火车头，赶快让国家先动起来再说。人家或许是急功近利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似乎人家现在的道德水平要比咱们这些道德专家的高得多，社会的公平度就更不用说了。这里面的荒唐，想起来不能不让人凄然泪下！

然后现代中国人就是没几个人悟出这个道理来。我来到奸坛后，为暴力革命问题打了两次擂。每次都无任心酸地发现，论敌的思路还是典型的中国式“道德宇宙观”那套，也就是从道义而不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世界。在他们看来，道义是一种脱离功利现实而存在的独立实体。因为大义所在，所以必须革命，推翻不合理的社会，这就是革命的“充足理由”，逻辑上的“充份必要条件”。至于那革命在今日中国是否还有起码的现实可能，肉体凡胎能否和坦克装甲车较量，似乎就从来不曾在他们的大脑中出现过。而革命成功是究竟是让大家达到原定目标，还是只会百分之百地适得其反，那种复杂的问题就更不在话下了。

所谓社会主义理想也是这样。参与讨论的论者，似乎总是在道德死胡同里兜圈子兜到发昏章第十一，各自对听众滔滔不绝地晓以自己理解的“大义”，居然就没多少人从功利的、现实的角度上去衡量一下那么几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到底有无可行性；第二，实行社会主义会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成员的精神面貌带来什么影响；第三，中国是否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资格，需要的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越等躁进、揠苗助长，去实行“政治剖腹产”，会不会造成国际共运那种灾难。

如果海外自由知识分子甚至大汉奸都是这种长不大的道德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责备从五四以来直到六四的那些义令智昏、良心祸国的热血青年呢？在这种愚昧大背景下，所谓犬儒主义的盛行在海内外引起的恐慌和指责，又何足为奇？

本人不是道德家，以我的管窥蠡测，最为民主道德家们痛心疾首的犬儒主义者们的恶劣品质，大概有那么两条：第一是他们对政治的冷漠，彻底丧失了善恶感，对社会不公视若无睹；第二是他们是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毫无道德约束，见利忘义，只知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利益，追欢逐乐，纸醉金迷，不管他人死活。

这两条当然是真的，然而在本老邪看来，其中的正面意义大过了负面意义。

先说第一条。如果我是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我当然要盼望人民明天就起来与万恶共匪作殊死斗，好让我能早日返回祖国。因此，胡平先生骂犬儒们助纣为虐，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不过愚以为，每个人都有骂共党的自由，也同样有不骂共党的自由，然后没有逼他人跟自己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自由。如果因为别人政治态度和自己不一致就大骂出口，这不过是毛共那套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作法。

同理，每个人都有主张暴力革命的自由，但要干这种事，最好自己身先士卒回国去干。过去临难先遁，利用人民的肉盾逃出生天，把人民扔在血海中，现在不知忏悔，还要躲在安全的海外咒骂人民不用暴力推翻万恶共匪，这种作法只能让人民更加看透“民主斗士”的伪善嘴脸，促进他们对政治的冷漠，更加“犬儒”化。

其实，正是从这个让海外民主道德家痛心疾首的“犬儒”品质上，我看到了人民的成熟。中国人民历来是愚昧的，其最大特点，就是傻傻地忘记了自己的利益，让各种各样的野心家的甜言蜜语和美好允诺哄得灵魂出窍，为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道义”去流血送命，最后不过是让那些野心家们“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而已。如今人民总算学乖了，再不轻易上当，这其实是民智大开的表现。

我想，民主社会的出现必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必须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因人民主动要求而产生，决不可能是人民还在毫无起码观念的情况下，由少数政治家去用空洞的口号煽动起来，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过去中国出现的“民国”和“人民共和国”都是用这种人为办法建立起来的，都只不过是骗局。现在人民拒绝胡乱牺牲自己的现实利益，去为民主革命家送命，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有了起码的个人利益认识，而这正是民主观念的萌芽。什么时候人民成熟到完全不受政治家的摆布，反过来还有能力摆布政治家时，则中国的民主社会也就瓜熟蒂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民主革命家们切齿痛恨的“犬儒主义”思潮还真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福音。

再说第二条。上面说过，中国传统道德的谬误，正在只讲义，不讲利，只讲集体主义，不讲个人主义这上头。有趣的是，似乎没有几个民主“理论家”们看到东西方在这点的最大差别。因此，他们的“民主布道”其实是一种完全中国化了的东西，其实是“公平社会”的同义语，和三国时张鲁在汉中搞的“均贫富”也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其实主要是一种道义观念而不是功利观念。

没有比这理解更违背西方民主精神的了。我在传世杰作《民主理论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中指出，民主制度的整套理论是从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在另一传世杰作《盲人摸象说民主》中指出，民主是人类社会为了保障和平分赃发明出来的一种妥协机制。它的整个设计目的，不过是提供一种和平地争权夺利的谈判桌，给大家订个规矩，让所有的人都能在那规矩下最大限度地为自己争利益。因此，实现民主的软前提之一，是社会成员具有充份的自身权益认识，知道合法地去为自己争利益。由此导出了我在《文化战争可以休矣》中作出的结论：

“的确，用和平兜售自己的主张的方法宣传民主，是在今日中国推进民
主事业的唯一途经。它不但尊重了他人的神圣选择自由，而且在现实上
也是可行的。老邑（人家也是国内的年轻人，我称之为‘老’是尊重他）
说过，‘现实主义优于理想主义’，这话让我想了很久，无法确定是否
正确，最后出尘公子的转变终于使我同意了这一命题。现在的年轻人都
是个人主义者。我当初只看到了人家自私自利的那一面，吓得写出了
《谁是最可怕的人》，以为中国只有堕入魔鬼道一条路了。来到奸坛后
和出尘公子对话后，我才发现，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在我眼中为‘堕
落’者，恐怕是一种社会进步也未可知。

此中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我一开头说的，民主理论的公设就是个人主义。
传统中国社会从来反对个人主义，而这就是中国民主如此难产的原因。
如今大多数国民都成了个人主义者，这应该说是为国民最终接受民主观
念铺下了精神上的基石，也应该是出尘公子如此迅速地从‘贼’变‘奸’
的原因。由于个人主义的空前普及，当国人最后认识到‘爱国’并不等
于维护自己利益，而民主制度才是保障个人利益的比较合理的制度之时，
在中国和平实行民主也就有了现实依据。因此，民主打手们与其揠苗助
长，去发动那无聊至极、只能造成破坏、丝毫没有建设意义的文化战争，
不如去和‘待解放’的国内小青年们对话，从人家那儿接受点现代知识
的再教育。”

我至今觉得，这就是目前犬儒主义思潮盛行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它以个人主义的横流冲垮了两千年来的集体主义伪善，从而为将来国民以民主的方式、为自己赤裸裸地争权夺利奠定了社会意识基础。

这就是我那标题的意思，与其像过去那种动辄义令智昏，为莫名其妙的“大义”干出祸国殃民的事来，还不如像现在这样见真利而忘伪义。其实，“逐利”与“取义”是层次不同的智力活动，前者需要的是冷静的观察、周密的分析和果断的决策，后者只需要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导致“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愚昧民族过去专出浊气英雄的原因。

在做了那么多蠢事之后，如今中国人胸中的那口堵住神智的浊气终于开始逐渐消散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智力进步。等到全民都能像老奸巨猾的英国人那样（老美比起来差多了，否则不会浊气一涌，去打与国家利益毫不相干的越战，打到五痨七伤）凡事知道冷静谋划现实利益，则我们这个民族也就真正成熟起来了。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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