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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世纪末的关怀：中国，你往何处去？─── 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演进，看法轮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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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世纪末的关怀：中国，你往何处去？─── 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演进，看法轮功运动 (143 reads) 时间: 2003-2-08 周六, 下午1:51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世纪末的关怀：中国，你往何处去？

─── 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演进，看法轮功运动

王一乐

法轮功自称有一亿信众。这一点虽然很难确认，但从其社会动员力之大，估计有几

千万人，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可见卷入社会之广。不但如此，上至党政军的高层

干部，下至普通老百姓，从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海外学子，到目不识丁的农村大娘，

各个社会阶层，无一没有参与，可谓搅动社会甚深。称其为一场群众运动，是不为

过分的。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一、为什么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刻，中国发生了如此广泛

而深入的群众运动。二、法轮功现象提示出什么样的问题供我们思考。

法轮功是一种宗教

每当提起宗教，人们一般常常想到的是像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这种有著

近千年历史与外在文化形式的宗教。固然这些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宗教，但这种对

宗教的理解，是相当简单的，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认识到这一点，对了解法轮功

何以在短短的几年内，席卷大江南北、海峡两岸、以及远隔重洋的北美华人，具有

关键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当中，宗教是精神鸦片，是统治阶级操纵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仅仅采取这种观念来对待宗教，是对宗教过于简单的定位和处理。我们需要深思的

是，为什么古往今来，宗教现象如此普遍，无人得以逃脱？如果宗教真是精神鸦片

的话，为什么人们如此执著地需要它？这是一种真实的、人本性里的内在需求吗？

在历史当中，宗教的确不断被利用过。但问题是，宗教竟何以可以被用来操纵民众，

而且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人是相当脆弱的。当有限的人，面对浩瀚的宇宙与漫漫的历史长河之时，就越发感

到自己的渺小，不禁要问：我从那里来，我是谁，我往那里去？　这是人类心灵的

诉求。即使是不会进行深入哲思的民众，也会怀著朴素的情怀，试图把自己的心灵

与不可琢磨的命运立根于稳妥的根基之上。人是宗教性的，宗教是心灵性的。因此，

判断一个体系是不是宗教不再是仅仅看它的外在形式，而是看它的内容，是否实质

性地回答了人类心灵的宗教性问题。

宗教与哲学有著密切的关系。康德提出的问题是：我是谁（人类学），我如何知道

（知识论），我该做什么（伦理学），我有什么希望（宗教）。这是具有相当代表

性的、心灵的问题。虽然康德把宗教限定在所谓的“希望”的心灵领域，其实，前

三个问题也都是宗教性的。因为宗教的盼望必定是架构在相应的本体论、知识论、

与伦理学上，而这三论的关系是有机的，对它们的接纳也是先设性（ presuppositional

）的。如果我们考察各大宗教，便会发现它们都有著自身的一套完整构架，其中包

括了上面提到的经典哲学的三大领域。由此进路，无论一个体系是以意识形态的形

式出现，还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只要它的一个主要建树回答了宗教性的基本

心灵问题，它都是一种实质上的宗教。

翻一翻法轮功的书籍，便会很清楚地看出它是一种宗教。首先，法轮功对宇宙存在

进行了本体论上的阐述，讲到整个宇宙历史的进程与方向，并将“真、善、忍”定

为存在的本质属性。然后，从其本体论出发，由人类存在不断“堕落”的实然，自

然地推出知识的进路─靠师傅开悟。接著，以本体论为本，以知识论为进路，开讲

出伦理的原则─“真、善、忍”。最后，再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勾画出透过伦理

的原则，所能达至的宗教性的希望与“救赎”。整个体系虽然简陋，但一气呵成。

从结构上讲，它的几个构成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相互关联、相互依托，构成一个

可以自卫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它竟然吸引了许多具有高学历人士的原因之一。法

轮功在本体、知识与伦理的建构上带出宗教性的、对人身体与灵魂的盼望，使它不

折不扣地成为一种新兴的宗教。而其将所有的宗教尽收于法轮大法之下的教理，更

是把自己置于宗教的行列。

从中国近代思潮的演进看法轮功运动的产生

在群众性运动的历史事件背后，是不断涌流著的社会思潮。在社会思潮背后，是文

化整体性的变迁与演进。

文化是绵延不息的河流。以儒家为主体、伦常为结构的中华文化，奔腾不息地涌流

了二千多年之后，在十九世纪，终于与西方文化迎头相撞了。近代中国历史，即是

在东西方文化汇流，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由此，中华文化进入第三个重要的转型

期（前二个转型期分别为春秋战国与晋魏南北朝时期）。因此，根据转型期的特点，

结合社会思潮的演进，透视与分析社会运动与社会现象，是把握时代脉搏的关键，

也是最有意义的。

文化是有其内在的结构与规律的。历史学家汤恩比（Ｔｏｙｎｂｅｅ）将文明分为

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三个层次；社会学家韦伯（Ｗｅｂｅｒ）用社会分析的方法

论证出宗教信仰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文化人类学家格兹（Ｇｅｅｒｔｚ）认为

宗教、社会、文化，是对同一实体，从不同角度的描述。本文尝试将文化分为器物

技能（经济）、社会体制（政治）、与宗教信仰（宗教性的思想价值体系及其外缘），

由浅入深三个层次。并通过这三个层次来透视中国近代思潮的演进。其实，这三个

层次与汤恩比的划分相当接近，只不过用广义的宗教信仰替代了汤恩比狭义上的文

化（梁启超也早就有文明的形质与精神之分）。这种划分是相当有道理的。世界文

明的地理分布对其有很强的直接支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过程中的一系列反

应，也支持这个理论，让我们看到文化的接触与转化确实是循著这三个层次渐进的。

西学东渐

当我们的国门被西人的洋枪洋炮打开以后，老一辈的知识分子首先看到的是我们在

器物技能上的落后，并提出“师夷之技以制夷”的策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也是当时面对西方文化态度的最好表达。对日战争的失败，

把洋务运动送进了坟墓，促使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入到社会体制的变革上。戊戌变法，

是维新派试图透过君主立宪政治，从社会体制上变革中国文化的一次尝试。然而，

戊戌变法改良的惨烈下场，与辛亥革命（另一次变革社会体制的尝试）的失败，最

终将问题与反思的重点指向文化深层宗教信仰性的思想价值体系。五四是以对传统

文化的批判开始的，其主要特点是极端反传统主义结合传统的一元主义，象征性的

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时的思维模式是“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以救国救民。

在五四君子摧枯拉朽的讨伐下，传统文化在结构上全然倒塌了，剩下的只是文化中

的游离元素。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已经失落，虽然“中国往

何处去”一直是东西文化相遇过程中的主题，但这时因为本文化系统的丧失而显得

更为急迫。五四时期的人物与他们提出的思想进路大到可以分为三类，即传统的保

守主义、西方激进的人文主义、与西方自由的人文主义。五四后期，运动的重点从

文化反思转为民族主义的救亡运动，手段则从文化检讨转向政治运动。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政权，标志著激进人文主义在政治上的全盘胜利。

中国往何处去的文化问题，由激进的人文主义提供了一个政治性的答案。作为执政

党，共产党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党的政治理念，而且把它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系统而全面地推行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与角落。自此，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

的西方激进人文主义，至少在官方统一的意识形态上，从系统上取代了已经在五四

运动中失落了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将社会文化各个组成部分统合起来的结构。

学校、工厂、政府、，所有的社会体制单位，都在不断强化著灌输新的意识形态。

社会的每一分子也都被动员起来，为著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中国的前途有

了一个既简单又明确的目标，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虽然在港台还有学者不断从

事著中国文化转型这一课题的研究与探讨，但在中国大陆，这似乎已经成为多余。

虽然共产主义成为社会文化的官方结构，但作为游离元素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深深

植根于社会文化当中。共产主义是一个强加于解体后中国文化之上的外来体系，二

者始终都没有一个完美的融合，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对竞争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构成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它系

统地建构了一套唯物的宇宙观，交待了知识论，给出人类历史进程的原理，并勾勒

出历史的方向与最终目的──实现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人人平等的人间天

堂。其中，建立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关系到社会每一分子的切身利益，是最具吸

引力的部分。这一理想的历史目标，把社会紧紧维系在一起。

从本质上看，此一意识形态是具宗教性的。当共产党政权不遗余力地把此一意识形

态彻底推行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之时，政权便已经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体制。因

此，共产党政权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仅负起维护社会秩序与经济建设的责任，还担

起民众精神建设的沉重十字架。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缺少一种由本体论而出的、

有力的伦理学，构成对人们行为规范的外在制约，伦理的建设主要靠社会舆论的压

力与对人内在心灵的诱导，新中国历史上所树的无数的道德榜样便成为必然。由于

同时涉足到人的心灵世界，政权与宗教在纯粹的宗教事务上，亦形成张力。

从四九年到七八年，由于东西方冷战的世界格局，中国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为主要

意识形态的国家，一直处于隔离的状态。随著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更是进入闭关

自守的情形。相对来讲，这三十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相当有效地贯彻在社会

文化的各个领域当中的。

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再相遇

七八年的改革开放，标志著中国文化与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西方文化的再相遇。并

沿著器物技能、社会体制、宗教信仰三个层面，再一次经历文化的相遇与转型。这

一时期的社会思潮与五四时期有许多可比之处。但由于国家的独立完整、社会相对

稳定，并没有出现深层次的文化危机意识。

经济改革为先导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睁开眼睛看西方的中国民众，惊异于欧美各国发达的物质

文明。穿洋装、用洋货成为时尚。政府开始著眼从经济上治理国家，制定相应政策，

并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振兴中华等口号。稍后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理念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一理念，实质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

济学，打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它实际上承认了，共产主义的人间

天堂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最起码不会在可见的未来实现。与前三十年“跑

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在官方的宣传领域，实现共产主义还

是不变的目标，但实际上，随著这一最具有吸引力的人间天堂的破灭，整个意识形

态从整体结构上，已经轰然倒塌。这一结构的失落，虽然没有骤然表现在社会生活

当中，但却在随后的年月中，一点点地显露出来。

改革开放、建设经济的政策是相当得民心的。三十五周年国庆上，北大学生打出的

“小平您好”的标语，反应出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感激之心。在改革开放

初期，人们普遍关心的是文化大革命式的动荡与恐怖是否还会再现。因为这是关系

到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八三年秋，笔者在北大听了一场关于改革开放的讲座，

讲员最后结语道：“如此继续下去几年，改革开放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

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文化是一个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经济体

制所建构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中国政坛保守的极左理论家们虽然不得人心，但有一

点他们看得是相当准确的──经济改革势必然引发整个文化深及意识形态的变动。

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文化的三个层次，并经历文化沿著这三个层次由浅入深的转型。

走向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推行经济改革初期的构想是与当年的洋务运动很相似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共产党政权为本，市场经济为用”。但是，这是行不通的。自由的市场经

济直接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冲突。从文化的结构上看，从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政

治体制改革则是必然的。西方的自由主义是政治体制背后的主要意识形态。而自由

主义本身的思想源流又主要来自于基督教新教与自由的市场经济。

初期的农村经济改革主要是解放了劳动力，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因此也相对简单。

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当人们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光移到城

市与工业的转型上时，便发现问题无比想像的复杂得多。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体制

改革自身所遇到的困境、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深

入反思，使人们日益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提到日程表上，呼声渐高。

转眼看看欧美，人们看到的是繁荣经济背后的民主制度。于是再回五四时期的老路，

想起了“德先生”。八六年，科大教授方励之重提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的口号─“全

盘西化”。方教授这个口号背后所表达的其实是政治性的理念，即在政治上实行欧

美的民主政治。然而这个口号本身的内涵是相当模糊、有局限性的。第一，什么是

西化？四九年以后，中国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制度与经济领域，主要采用西方激进人

文主义的理念，已经“全盘西化”过一次了。第二，“全盘”到什么程度？是否包

括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信仰？　这种模糊与局限都反映出，当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

还没有认识了解到文化内在的结构、有机性、与规律性。以为政治制度是解决问题

的金钥匙。遗憾的是，在其后的一系列社会思潮当中，此一局限一直没有得到突破。

六四事件的象征符号也还仅仅是一尊民主女神像。

虽然在经济改革初期，从理论原理上讲，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结构

已经隐含性地解体了，但社会结构，特别是政体还是相对稳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

直对当时的政治体制与国家领导也抱有相当希望，试图在体制内进行改良。八九年

的学生运动，是以体制内的政治变革为文化转型手段，这种社会思潮的集中表现。

此一运动以学生为先导，知识分子紧跟，随后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一次全

社会的大型群众运动，并引发深层的政治危机。

经过剧烈的阵痛和动荡，在躁动不安的社会里，思想开始再一次沉淀。四九年以降，

试图通过政权而进入中国的西方激进人主义，此时彻底宣告破产。其苦心经营多年

的社会文化结构，正式崩溃。此后，社会秩序与稳定不再是靠社会文化中良性的内

在结构，而是基本上以强制与高压来维系。虽然一些道德模范还在被不断树立起来，

但政府在道德领域的感召力已经失落。老百姓视道德模范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圣人，

不企望更不要求自己向模范学习。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安慰民众躁动不安的心灵，

政府更是一门心思放在经济建设上。从而出现了物质不断丰富，而社会精神生活却

日见颓糜，道德持续没落的现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日益走向两极。在这个背景

下，大批民众开始从个人安身立命的角度关心心灵的建设。随著政治改革的失败，

知识分子则顺著文化重建与转型的著眼点，把目光投向文化深层的宗教信仰。

心灵的探求

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结构，在八九年象征性地正式全然解体。虽然此一

情形随著经济改革已经隐含地存在了，但只有在八九之后，才全面呈现在社会生活

当中。大批知识分子、民众（包括党政军的官员）目睹了这种宗教性意识形态的正

式失落，与随之而来的道德滑坡，开始精神的流浪。此时，虽然文化再一次从结构

上完全解体了，但其游离元素尚存于社会文化当中。因此，当大多数人不再相信共

产主义信仰之后，辩证唯物主义还是他们的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他们看待历

史的方法论。整个文化当中，有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以

及随著改革开放进入中国的以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的西方文化的游离元素，而没有

将它们统合起来的结构。而社会思潮与社会的发展，就是这些游离元素的演进与它

们不断碰撞的结果。虽然在表面上，还是官方维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处于主导

地位，但在知识分子与民间，已经是暗潮澎湃了。又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

虽然文化游离元素之间的张力与争竞一直是存在的，七八年之后力量的均衡也开始

转化，但其争竞的显著化与白热化是在八九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正式解体以后发

生的。这就解释了为会么法轮功运动是在八九之后出现，而不是之前。

法轮功出现的历史轨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轮功运动得以在中国大规模兴起，并发展到海外学人当中，

是有其轨迹可循的。

理论上的突破与伏笔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在理论上打破毛泽东时代僵化的思想意识形态、教条的理想主

义，与“四个凡是”抗衡，改革派祭出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法宝，

为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开路。此一论争在中国家喻户晓，影响甚深。从政治角度讲，

此一论争是相当成功的，观点很得民心。但从文化角度讲，对这一宗教性、哲学性

问题过于简单的处理，带来的附作用与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过分简单、口号式的提法，实际上是把经验推

到判断真理的终极地位。与先前机械的教条主义相比，重视经验，并以经验来检验

某一理论是有其正面意义的。但在信仰失落精神空虚的同时，当个体的世界观、价

值体系产生危机，面临重建的时候，过分强调个体经验并把它推到终极的地位，会

产生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把可以解释部分经验现象的理论（包括形而上的理论）

当成真理，甚至接纳错误的宗教信仰。当个体世界观在重造的过程中，面对形形色

色的理论与挑战时，判准的天平，便简单地滑落为视该理论的实践郊果“灵不灵”。

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口号，一方面打破了机械的教条主义，

另一方面却大开极端的以经验为真理终极判准之大门。为后来法轮功运动的出现打

下伏笔。

在过去僵化的教条主义当中，不能被科学解释、不能被理性分析的现象，是被拒之

门外的，或者就干脆否定其存在。这是西方激进人文主义中，极端科学主义与理性

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之一。当人们开始重视经验的时候，心灵中的神秘感与传统文

化中的神秘主义也开始复苏，并同西方传入的新神秘主义一道，与科学主义、理性

主义这些激进人文主义中的元素形成争竞。

神秘主义与唯物论、科学理性主义的结合

八十年代初出现了包括耳朵识字、硬气功等的特异功能现象，加上西方传入的飞碟、

ＵＦＯ、尼斯湖怪兽、百慕大之迷等等，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开始打开人们心灵

的窗户。但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还相当严，加之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还普遍抱

持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世界观，拒斥任何被明显视为宗教的、迷信的解

释。神秘主义与这些元素争竞的结果是：神秘现象被认可，但将其定位为科学尚未

能解释的现象。人们乐观地相信，这些神秘现象一定可以被将来的科学所解释。虽

然神秘现象被接纳了，但神秘现象背后的解释，却被限定在形而下的领域，二者获

得一个暂时性的调和。这一调和的意义在于，神秘主义在动摇唯物主义、科学主义、

理性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同时，于结构和外在形式上又有所妥协，使其得以进一步发

展。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人所抱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多年教育灌输的结果，

而没有经过个人认真的反思。很多人把自己的世界观视为理所当然，是再自然不过

的真理。这种信仰和世界观，在整个社会信仰与意识形态较为同一的情况下，是不

会遇到强劲挑战与危机的。但文化解体之后，整个社会文化处于转型期时，个体的

信仰与世界观也会随时进入危机。

神秘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竞争，实际上已经把大多数民众的信仰带进危机，但二者暂

时的调和，使得危机得到一个缓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立场，是这种调和的典型

代表。于是，在这样一个相对的稳定期内，人们不断用科学手段研究神秘现象，各

种神秘主义亦披著科学的外衣粉墨蹬场。人们睁大了眼睛，盼望著新的神迹。后来

的气功热，把神秘主义推向更高的阶段。大气功师们纷纷出山，一个比一个“武艺

高强”，不仅广收信众，还著书立传。新闻媒体更是把他们炒得神乎其神。

神秘主义、新宗教揭开面纱

人是整体性的，人的诉求也是整体性的─人的知性需要统一性的原理；人的盼望需

要更大的奇迹；人的道德需要稳固的根基；人的心灵需要彻底的安慰。不仅如此，

人还需要把各个方面统合起来的终极。

前文已经交代，八九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文化深层的宗教信仰，民众

也开始日益关注心灵的需要，而官方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在此背景下，

气功热愈演愈烈，神秘主义对人的吸引日甚，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对知识分子来

讲，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尤其重要。既然科学界经过不断努力，坦言尚不能系统地解

释神秘现象，便有人开始另辟蹊径。这期间，作家柯云路为了系统地解释神秘现象，

做了大量的工作与思考，最后提出一套解释的架构。这套架构远远超出现今科学解

释的能力，不仅注释了气功等等的神秘现象，而且把历史上各大宗教教主也纳入该

体系，实际上成为一种神秘主义的理论体系。由于它并未给出心灵深层、救赎性的

答案，使其至终离真正的宗教还有一段距离。但因为柯云路的书提供了一套完整的

理论架构，满足了人们对知识统一性的要求，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深的。柯云

路的体系性建构是一个里程碑。它试图对科学进行新的注释与定位，以突破传统理

念，为自己的神秘主义在传统的科学领域内、并不完全自由的政治环境里，赢得一

席空间，可谓用心良苦。这一尝试，导致神秘主义与唯物论、科学理性主义的再调

和与重定位。而这次调和的结果却是，以科学理性之名，行神秘主义之实。神秘主

义已经不再仅仅被限定在现象的层次，其相应的理论已经公然于天下，在社会文化

当中，有了一个长足的跳跃。这一过程中，唯物的本体论开动动摇，而且被愈加抽

象地束之高阁。

上述社会思潮经历的是一种逐渐的、非激进的演变。但正是这样的演变，对人们的

思想信仰影响反而越大，使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被一点点改变。至此，新宗教已

经呼之欲出了。

犹太人曾经飘流世界各地，腕尺各种各样的折磨与痛苦。然而这个民族的信仰是坚

实的，精神是富有的，这使得他们在近二千年的流浪之后，还得以保留本文化，并

最后复国。与此相对照的是，在二十世纪末，物质生活日渐提高，经济相对富裕的

中国，大批的人却开始再一次精神上的流浪，寻找心灵的家园。在文化转型的过程

当中，人们的信仰被不断打破、重塑、再打破、再重塑、。在社会思潮的演进过程

中，当人们走到了神秘主义之后，下一站就是新兴宗教了。

为什么是新兴宗教，而不是传统宗教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虽然民众的唯物主

义信仰已经开始动摇，但大多数人却还抱教条式的对宗教的看法。只认为有外在文

化表现形式的传统宗教是宗教，并继续认为宗教是精神鸦片，或说弱者的精神寄托。

因此，对于有形的宗教，许多人还是不顾自己心灵的真正需要，对之嗤之以鼻。而

新兴宗教法轮功却披著气功的外衣，以宗教之实进袭人们的精神界与心灵。接受了

神秘主义的人，对其根本没有防备，大批大批成为法轮功信徒。这一现象再次表明，

人们心灵的渴求，和对宗教教条性的认识。

法轮功得以吸引民众，特别包括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不仅有著社会文化环境

上的因素，还有其本身内在的原因。首先，它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衍生，对中国

人本身就有著内在的亲和力。其实，从结构上看，它至少从五个方面，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人们的部分需要。

１、它从宇宙论的角度，自上而下，启示性地对种种神秘现象进行系统性的解释，

照顾到知识统一性的需要；

２、当人们经历了一波高过一波的气功大师后，纷纷盼望更大的奇迹，简单的气功

已经不够。此时，法轮功教主以“救世主”、“神人”的面目出现，满足了不断增

大的盼望；

３、在道德不断滑坡的社会当中，人们的良心在寻找一片心灵的净土，单纯强调能

力的气功与伦理道德没有有机的关系。而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宇宙本体属性，进

一步要求信众以修炼达到“真善忍”的伦理号召，为堕落中的社会道德注入一股清

新的溪流，格外诱人；

４、在法轮功教理的内在结构上，宇宙本体属性的“真善忍”与道德伦理实践意义

上的“真善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通过道德的修行而达到“救赎”提供了进路。

“救赎”与“修行”的结合，也对道德行为形成外在的制约，并给人以心灵的安全

感。因此，法轮功尝试为人们流浪的心灵提供一个精神家园；

５、法轮功以一整体性的结构出现，试图统合整体的人的各个方面，使其在与其它

文化游离元素的争竞中，处于有利地位。

综合来看，法轮功试图提供一套整体性的信仰价值体系。因此，人们面对它的时候，

不像以前是面对一个个游离元素，而是一个体系架构。人自身的宇宙观、价值观都

被它全方位地挑战。已经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信仰体系的人们，只有接纳它，或

与它进行局部的对抗，根本没有办法与之进行整体性的反击。在此情况下，由于缺

乏体系，局部性的对抗，根本不能伤法轮功的筋骨，只能伤其皮毛。这就解释了为什

么从纯科学的角度，批不倒法轮功的原因。科学已经被法轮功纳入它的体系之中重

新定位。当局外人在用科学进行批判的时候，站在法轮功信徒的立场来看，批判者

的先设（立足点）已经不成立了，批判自然没有意义。

法轮功教主曾经坦言，过去表面上讲的是气功，但实际上则是佛法。虽然佛家把法

轮功定为附佛处道，但这个表白说明，法轮功从开始就是立足于宗教领域的。

法轮转过之后

外在的艺术成就往往被用来衡量内在宗教信仰的心灵深度，试问，从法轮功发展出

来的社会文化中，会产生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巴哈这样量级的文学家与音

乐家吗？法轮功虽然以整体性的姿态出现，但其架构是相当粗糙的，所提供的心灵

答案也比较浅薄，必将在历史当中被淘汰。法轮功是在中国文化转型期的剧变过程

中发生的特殊事件，很快就会过去。文化的转型期是漫长的。中国文化的前两个转

型期前后都经历了四百年左右的时间，当前的转型亦不会短暂。分析完法轮功运动

在社会思潮演进中的轨迹，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今天，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国往何

处去这样一个大的课题。

下面，笔者将简短陈述法轮功现象所提示出来的问题，以期为“中国往何处去”这

个大题目提出一些具体而实际的分题，以供思考。

法轮功以非宗教的姿态出现。它最大的作用在于，传统文化一些游离元素，结合了

新的神秘主义元素之后，以体系性的形式，全面地与共产主义信仰中游离的唯物主

义和历史观进行正而争竞，并赢得了大批的党政军官员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

考察法轮功运动，它至少提示出如下的问题：

１、中国文化的转型已经演进到文化深层的宗教信仰层面，我们如何面对心灵的需

要、面对活生生的人？

２、精神的流浪与迁徙、没有固定稳妥的精神家园，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隐患之一。

宗教强大的动员能力对社会的稳定既是一种保障，也是一种威胁。如何鼓励积极进

取，对社会形成正面贡献，促进社会稳定的健康的宗教在中国开花结果？

３、共产党政权肩负意识形态与道德的责任，因此政教的张力一直存在。如何调整

政教的关系，使社会秩序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法轮功一定会过去，然而它所提示与遗留的社会文化问题将依然存在。在中国文化

进行巨大转型的今天，我们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向历史交帐？愿我们沈思，得著智

慧。

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总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九九年十月号。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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