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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旧作∶爱国的卖国，卖国的爱国（《闲话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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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旧作∶爱国的卖国，卖国的爱国（《闲话卖国》）   
马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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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文章标题: 旧作∶爱国的卖国，卖国的爱国（《闲话卖国》） (712 reads)      时间: 2003-1-29 周三, 下午8:03
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旧作∶爱国的卖国，卖国的爱国（《闲话卖国》）



马悲鸣



【作者按∶此文写于1992年。郑义于2000年，严家其于2003年对同类问题发表文章（见附录）。我的见解早于郑义、严家其者流大约十年。可就在此文发表两年之后，我就遭到郑义背后射来的冷箭。民运骂那些挨了中共好整却仍对党忠心不二的老干部为奴才。我不愿意也被嗤笑作奴才，只好翻身一个回马枪，以扫荡民运为职志。】



卖国这个词是个毫无疑义的贬义词，而爱国却是个毫无疑义的褒义词。谁都不愿意戴上个卖国贼的帽子，却都愿意自诩为爱国者。而且特别愿意把卖国贼的帽子扣在别人头上。



历史上小有名气的卖国贼是赵国的小狗子郭开。他收了秦国的贿赂，在赵王派他去看望老将廉颇回来后，不言廉颇“尚能饭否”，却专讲老将军如何“一饭三遗矢”。赵王因此没再启用威震中原的廉颇老将，而终致亡国。但当郭开向秦王邀功请赏时，秦王恶其为人，反而把他给杀了。



和郭开相似的就是《三国演义》里蜀后主刘禅身边的黄皓。他收取魏国贿赂，掣肘姜维，终致亡蜀。黄皓的下场和郭开几乎一模一样。



郭开和黄皓都是弄臣小人。只是遇见昏君，专听谗言，才得售其计。历史上不是弄臣的第一号卖国贼就得算秦桧了。连他自己的后人都说“人从宋后鲜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其实秦桧第一不谋篡位，第二南宋并未亡在他手上。而且在“靖康耻”时他曾痛斥过真正卖国的张邦昌。南宋在他身后又挺了一百几十年。



秦桧是个很不错的经济人才。当时有首著名的讽刺诗“山外青山楼外搂，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这番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就是秦桧治下的结果。



秦桧是主和派，这和他是个懂行的宰相，知道敌我实力对比的悬殊到底有多大不无相关。秦桧卖国也没有什么道理。他在南宋已经是当朝一品的宰相了，难道卖国降金以后还能再做宰相不成？



记得东德特工纪尧姆被西德反间谍机关破获而被捕时，他对逮捕他的人说∶“我是东德国家人民军上尉，请尊重我的军官荣誉。”上尉相当于连长，而其时他在西德已经当到总理安全事务助理了，远比在东德的官大。因此纪尧姆的行为颇引起一些人的敬佩。但总理安全事务助理毕竟还不是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当我们读着中共九大决议，定罪刘少奇“叛徒、特务、内奸、工贼”时就很纳闷。刘少奇已经贵为大陆中国的国家主席了。如果他还给国民党当特务，难道台湾国民党当局还能再给他个国家主席当不成？即使给了，区区一个台湾主席又怎能比得了一个大陆主席。



同样的道理，秦桧也不可能是个卖国贼。但不是卖国贼并不一定就是好人。比如他秉承宋高宗的旨意，杀害主战派的抗战名将岳飞就干得很缺德。宋高宗不肯主战的明显意图之一是“二圣还”的难题。如果被金兵俘虏的徽钦二帝回来了，他自己的这个帝位该如何处置？这一点后人早就指出过。况且秦桧和岳飞一殿称臣。宰相绝没有擅杀大将的权力。如无高宗旨意，谁敢下手？韩世忠质问秦桧杀岳飞的罪名，秦回答说“莫须有”。意思是不必有罪名，因为皇帝想杀他。秦桧处置岳飞就和文革中周恩来处置刘少奇和林彪时所处的位置相似。



周恩来的逢君之恶本来也和秦桧差不多。虽然周恩来的爱国形象极其完美，曾有不少关于他在外国政要面前拒绝握手或握手后把擦手的手帕扔进垃圾桶里的传奇。但老百姓在他手下过日子，裤腰带却是越勒越紧，既无“几时休”的歌舞，也无“游人醉”的暖风。



秦桧在官场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中，采用杀人的犯规手段是很卑鄙的。但这种事哪朝无之？共产党一朝尤甚。周恩来在处理刘少奇的文件上批示∶“此人该杀”。



后来力主给岳飞平反的是孝宗时刚愎自用的主战宰相韩诧胄。但韩诧胄再跋扈，也不敢说杀害岳飞的主谋就是当今天子的爸爸。而主和的秦桧确是执行人，这罪名自然而然就由他来担当了。杀害主战名将，客观上当然对敌人有利。早已经死了的秦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卖国贼。至于“东窗事发”只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的。秦桧和王氏夫妻到死都没有失势，如果真有“东窗事”，怎么可能传将出来。



韩诧胄虽然会借平反岳飞来鼓动收复失地的民族情绪，但却既不懂军事，也看不清实力所在，更不会用人。结果是轻开边衅，一触即溃，不得不再次求和。金人要求以韩诧胄的脑袋为抵才能允和。韩诧胄也就这样被杀。



韩诧胄是历史上最难评价的人物之一。他平反“还我河山”的岳飞，“批判”秦桧，兴师北伐，力图收复失地都是旗帜鲜明的爱国。但他专横跋扈，一味蛮干而导致的大败结局却又使南宋再一次大伤元气。历史上对韩诧胄的评价有两种，一个是大爱国主义者，另一个是大奸雄。如果谁能评出韩诧胄来，应该授予一个历史学的大奖。因为中共今日的许多做法都可以从对韩诧胄的评价上得到类比和启发。



中共的爱国主义大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它反苏反美，反修反霸，和中国周遭国家打了个遍。你不能说它不爱国。但它在爱国主义旗号下却致使中国非正常死亡了五千万条人命，其中大多是它刚愎自用，一味蛮干的结果。这个数字比外国人一百年来在中国杀人的总和还要多，而且也远比中共杀的外国人多。中国至今并未因为共产党的统治而达到它夺权时预约的目标--繁荣富强。和韩诧胄无法达到他预约收复失地的目标一样。



自从出了宋儒，忠字被拔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它相反的卖国当然也就成了最大的罪状。第一个受此“殊荣”的就是秦桧。从此之后，中国人就学会了把自己最恨的官场或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干脆骂做卖国贼。



人们都骂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是卖国贼。孰不知后来发现李自成联络清兵共同灭明的信，证明他并不比吴三桂强多少。而且吴三桂是在被情势逼急了才开关引进清兵。而李自成却并没有被逼急。被骂做卖国的清政府请华尔的洋枪队打太平天国。但李秀成手下的太平军也请了外国人组成的洋枪队打清军。双方的目的都是一样的--用外国人杀中国人。反清排满的革命党把清政府和主办外交的李鸿璋等重臣骂做卖国贼。可是至今敢于向全世界宣战的中国执政者只有庚子时的慈禧。空前绝后仅此一人。签订《二十一条》的袁世凯被骂做卖国贼，但是据报导，最近解密的日本档案中记载，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时，为了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也答应过将来得势以后对日优惠条款（即十一条），和《二十一条》差不多。五四时的激进学生把曹、陆、章等人骂作卖国贼。而到敌军当真入侵时，真正卖国的却是大骂清政府卖国，大骂北洋政府卖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



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时用的是同一个说词∶国民党卖国。



当然，当年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签订的“中美通商条约”，让美国在中国倾销战争剩余物资，等于贫穷的中国给富裕的美国最惠国待遇，致使中国大批的中小资本家破产。这也是连中产阶级都抛弃了国民党而致其速败的重要原因。方励之说话还算婉转，其实并非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抛弃了国民党。



但国民党也骂中共卖国，从指其为“卢布党”到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其实中国人骂人为卖国贼只是为了打倒对方而强找的理由。卖国与爱国只是为了互相杀中国人时心安理得。最近看了《大决战》的电影，第一个感觉就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真壮观，杀得真带劲，真过瘾。



记得宋朝时有人对比宋金两国的利器∶金有拐子马，宋有钩连枪；…金有兀术，宋有岳少保；…。最后问到∶金有狼牙棒，则答曰∶宋有天灵盖。



金兵有狼牙棒，专打天灵盖。宋人就有天灵盖专让狼牙棒来打。中国人生来似乎除了当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以外，就只有提供天灵盖让人家练狼牙棒的用处了。



君不见，你有机械化装备，我有人海战术。骂了半天卖国，吹了半天爱国，到头来还不都是中国人杀中国人，与外国人何干？



清朝因为技术不行，在和列强较量时屡战屡北。虽然没能打赢，但毕竟还是打了。当中国被迫割让从尼布楚条约后撤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时，真正伤心，痛哭流涕的是咸丰皇帝∶祖宗基业在我手里丢掉了一大块。



帝俄武力扩张领土的不义，连它本国的列宁都看不过去。当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主持发表的《对华政策宣言》中宣布将要归还沙皇侵占的中国领土时，中国人都对布尔什维克领袖深表敬佩。可惜这个宣言尚未实行，列宁就去世了。怀抱沙皇侵略扩张主义继承者野心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却再也不理会这个宣言。而中国人又忙于互相对骂卖国和自诩爱国的内战，始终没有来得及考虑收回被占领土。



文化革命的高潮期间，中苏打了一场小规模边境战争。这场战争是否正义姑且不论。但当时毛泽东手下的中国政府宣布按照尼布楚条约收回领土的要求确实够得上爱国主义，而且是合理的。



当此社会主义阵营瓦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落伍之际。我们还真应该感谢列宁和毛泽东这两位无产阶级导师对沙皇侵占中国领土问题上的教导。一个慷慨大度地主动答应给还，一个大义凛然地索还。



可惜他们的继任者都是些贪佞苟且之徒。斯大林赖帐倒也罢了。毛泽东的继任者之一，当今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竟然为了讨好行将就墓的苏共政权，以便让它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惜屈驾亲赴莫斯科，签订永久固定中苏现有边界的协定。孰料刚签订这个协定只有三个月，苏共就不复存在了。又四个月后连苏联也解体了。这个协定签得如此不是时候，以至于只要再拖三四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借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之机，趁机再提重回尼布楚的领土要求。



这块土地在美苏冷战期间被当做前哨阵地，苏联在那里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基地以对付美国。正是为了保守军事机密，闲人不得靠近，因此这块土地也没有得到认真地开发。如今苏美两家已经握手言和，作为前哨阵地的意义已不复存在。中国借此机会索还这片土地正其时也。



可惜这么一个百年不遇的天赐良机就被中共为了党国的利益而白白地丢掉了。不知这爱国和卖国的账怎么个算法。咸丰皇帝落后挨打，是没有法子的事，他痛哭流涕也情有可原。你中共今日实力比苏联雄厚，经济状况比俄国好，何苦要多此一举签那个骂名千古的混帐协定。



当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面衰退之际，中共害怕自己地位不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虽然它不是存心卖国，但这客观总效果却与卖国何异？并且这是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和毛主席的公然背叛，可谓双料叛徒。



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比十分之一个中国现有领土还要大。而且是人烟稀少资源丰厚，比“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北大荒还要富庶肥沃，面积还要大的地方。如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洛夫斯克等市就是原来中国的伯力和海兰泡。是哈巴洛夫等征服者血洗我江东六十四屯强抢去的。



如今全世界都已经共同认识到开疆拓土的征伐战争实属不义。连美国国会日前也票决追夺当年剿杀印地安人的“英雄”，卡斯特将军的荣誉[1]。当此中国人满为患之际如果能有收回这么一块土地当能解决多少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问题？！可惜我江东六十四屯百姓和珍宝岛英雄的血算是白流了。中共竟然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来保它的一党之私。



当然向俄国讨还这片土地也并非就要立即兑现。只要俄国答应归还，可以签订十年或十五年归还的合同协议。当此旧日的苏联经济破产，人民挨饿之际，如果中共能不计较苏联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前嫌，本当主动提供适当的粮食和经济援助以换取俄国归还那片土地的承诺。并且只要俄国签订归还协定，中国甚至可以答应承担一部分俄国人撤离的费用，则和平收回祖先的土地并非不可思议。庶几可让被杀害的先人和珍宝岛牺牲的边防将士瞑目。



中共放着自家这么肥沃的土地不要，却偏要去“解放”贫瘠的西藏。西藏既没有资本家，也没有无产阶级，在那里搞得哪门子无产阶级革命？！中共强加给西藏的社会形态，招致各方面的共同怨恨。藏人恨它破坏自己的文化传统，被调进藏的汉族干部和军民恨它把自己充军发配到远恶军州。藏人五年一小反，十年一大反。每年多少个亿的人民币投入进去连个“好”也买不来。



藏人是在高原苦寒之地上进化成的一个人种，他们的血红细胞溶氧性就和爱斯基摩人脂肪层的抗寒性能一样，与其他人种大不相同。从基因上说藏人都和汉人不是一个种族，何苦要强扭到一起呢？



爱国的“爱”和爱情的“爱”是同一个“爱”字。你中共爱国爱及西藏，可是人家未必爱你中共。就如一个男人看上一个姑娘，想爱人家。可是人家不爱你。怎么办？一个君子风度的办法是自我解嘲一声“强扭的瓜不甜”，然后扬长而去。另一个办法就是仗着自己个大力不亏，把人家给强奸了。这法子实属流氓。



中共放着俄国人侵占的自家领土不要，却偏要去占西藏的做法，用我们市井语言说，叫做∶软的欺负硬的怕。这种当流氓都属二流的手段怎能让人佩服，怎能在老百姓和邻国政府心目中取得合法性的认同？



如今外蒙古也因为苏联撤援而出现经济上的困难。外蒙古一共只有两百万人口。如果中国政府能在他们困难时期雪中送炭，不计外蒙摆脱社会主义道路的前嫌，给以适当的人道主义援助，则可收睦邻有好的实利。外蒙古未必还肯回归中国。但只要它的屁股调过来。把它过去对苏联的认同，转回成历史上对中国的认同。则万一中俄发生冲突的话，外蒙古将不再是防止中国入侵俄国，而是防止俄国入侵中国的缓冲国。只要外蒙古对中国持续保持友好关系，内蒙古的独立运动也就不会有很大起色。



笔者这里的设想中共是绝对不肯干的，因为它绝不会不记恨苏蒙两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前嫌。这正是中共为其一党之意识形态而牺牲国家民族公众利益之所在。



中共在得意时不顾国家关系准则，放开胆子胡来，到处输出革命。失意了又王八脖子一缩，连本当属于自己的利益也不敢要，放着现成的机会轻易就给放弃掉。宋朝江北的半壁河山虽然不是在秦桧手里沦丧的，南宋土地也没在他手里丢掉。但他不思收复失地，反杀边关大将的做法直教他戴着个卖国贼的帽子遗臭万年。今日中共不思收复失地的做法与秦桧何异？它却居然还在那里大吹爱国主义的法螺。



原载《中国之春》199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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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世界日报》3月17日，1992，B1版





【附录】～～～～～～～～～～～～～～～～～～～～



斩断民族生路的《中俄边界新约》



郑义



最近，江泽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边界新约》。据媒体分析，这等于承认了三百多年来中俄之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以百万平方公里计的国土，自此法定地纳入俄国版图。



来自中国大陆的坏消息，莫过于此。令人痛彻心腑，浩叹无言！



看来我应该向我的同胞提供某种解读了。



近年来，我潜心研究中国生态环境，结论极其悲观。仅从人口、资源与生态环境角度看，21世纪绝不会是“中国崛起的世纪”，而可能是中国生存基础大崩溃的世纪。这是一本大书的内容，无法细谈。这里仅就《中俄边界新约》谈有效生存空间。



对于一个人地比例极小的国家，生态环境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有效生存空间问题。



百多年前，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弗·沃尔克最早提出了人口重心及其移动的理论。前些年，中国学者李仪俊、张善余等对中国的情况作了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口重心点一直以年均0.43公里的速度向东南作直线运动，经过了长达一千四百年的漫长跋涉，从黄河中游转移到长江下游附近。从生态环境学角度的解释是：由于人口增加、过度开发和环境恶化等因素交相作用，中国人口与文明的重心逐步向生存环境较好的东南部转移。其後，由於东南部开发基本完成、明朝迁都北京、清末以来开发新疆、中共定都北京及後来的“三线建设”等国家干预因素，中国人口重心又向西北方向作幅度微小回弹，但汉文明逃离发祥之地的

格局已无法挽回。这一困境，也体现在地理学上著名的“爱辉～腾冲线”上：从黑龙江省的爱辉到云南省的腾冲划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直线，把中国分为两半：西北面积为全国64%，人口仅占5.6%；东南面积为36%，人口却占94.4%；文明重心倾斜於东南已无可置疑。近半世纪来，中国人口重心点始终在东南靠海的一个百余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徘徊。——背后是太平洋，已退无可退了！



该算算我们的生存空间了。大账如下：



原始荒漠及彻底荒漠化的国土（冰川、石山、高寒荒漠、沙漠、戈壁等），面积约为3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33%）。



严重水土流失、正在走向荒漠化定级阶段的国土，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强（38%）。



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弱（29%）。



——我们中国的好地方已缩小到小于1/3了。



近半个世纪来，因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各翻了约一番半），我们等于丢失了大约350万平方公里；再加上人口翻了一番多，算下来，我们的人均有效生存空间已被压缩为中共建政之初的1/4。



——简言之，生存空间已成吾人生死存亡之所系。



中华民族已退到沿海一弧、沿（长）江一线。背后已是大海。说白了，中国人现在要做的，并非自我麻醉的强国梦，而是拯救危亡的背水一战。人口还在继续增加，土地还在继续减少，环境还在继续破坏，而离突破国土承载力极限15～16亿人口，时间只有十几二十年。



从生态环境恶化之势头看，从资源与环境容量存底看，做任何事情都可能来不及了。



我常站在书房墙上大幅中国挂图前想：有朝一日，中俄尼布楚条约后被沙俄侵占的土地能还回来就好了。看看地图吧：西边不能去，是高原；西北是荒漠；正北是草原和沙漠；东南是大海；唯一可去之处只有东北——越过黑龙江，那片原来属我们祖先的肥沃土地和原始森林。签署《中俄边界新约》消息，像一把刀插进我心里。



江泽民断了我中华民族之后路。



把话往绝了说：洗钱尽管洗去，杀人尽管杀去，天塌地陷就天塌地陷，你万不能断我十几亿人及子孙的后路！



何谓德国侵欧、日本侵华？生存空间之争夺也。



何谓阿以世仇？亦生存空间之争夺也。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热爱自由的俄罗斯，当然我更热爱不自由的中国。因为那土地是我先祖所传，那是我永远的祖国。



我反对战争。但遍览历史，我知道某些事的发生决非人力可控制。当十几亿人真正活不下去之际，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江泽民为我们的儿孙辈开启了战争之门。



从民族生存的角度而言，此一事件之意义，绝非“八九”、“文革”、“反右”、甚至中共建政可比。（尽管它们之间有因果可循。）



中国之劫之难之凶之险，百年以降，唯此为大。



——同胞们，请明白，并记住。



2000年12月28日



【附录】～～～～～～～～～～～～～～～～～～～～



江泽民一“主政”，中俄边界“悬案”就消失了吗？



严家祺



二○○一年七月江泽民和普京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时，条约规定中俄双方“继续就解决中俄尚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进行谈判”。去年，中俄两国还为黑龙江中两个小岛的主权进行争夺。这些争夺和问题，并不是中俄边界的“悬案”。所谓中俄边界“悬案”，是指一九二四年中苏两国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所述的边界“悬案”。



签订《解决悬案大纲》的背景



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政府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希望两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



第一次对华宣言是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针对北洋军阀政府和在广州的军政府发表的，名称是《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宣言表示“废除沙俄与中国、沙俄与第三国所缔结的旨在奴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密约”。



第二次对华宣言是针对北京政府发出的，时间在一九二○年十月，宣言名称为《致北京政府外交部备忘录》。宣言称“苏俄政府废除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条约，放弃帝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与租界。”



《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贿选总统”曹锟时期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当时，苏联希望中国立即承认苏联，曹锟的政府坚持要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悬案，然后承认苏联。



苏联派往北京的谈判代表是两次对华宣言的签署人，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卡拉汉（LeoKarakham），中国谈判代表是王正廷。王正廷曾当过外交总长，当时任中俄交涉督办和谈判全权代表。王正廷主张先解决两国间“悬案”，然后承认苏联。卡拉汉表示，在中国未承认苏联前，不能正式谈判。一九二四年二月，王正廷与卡拉汉进行“非正式谈判”。谈判中，苏方同意，先签一项“草约”，其中详细规定日后商定“正约”的主要原则，并规定中国立即承认苏联。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六日，王正廷以北京政府“全权代表”身分会同苏联代表，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等协定草案。



协定草案签署后，外交总长顾维钧等人表示强烈反对。顾维钧因王正廷未经政府同意擅自在草案上签字，拒绝承认《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草案有效。要求惩办王正廷。当时中国存在南北两个政府，苏联对华外交，面对两个政府。王正廷急于签字，同担心卡拉汉与广东政府交涉有关。三月十六日后，北京政府撤销了王正廷的职务和“中俄交涉督办公署”，由外交总长顾维钧直接与卡拉汉交涉和会谈，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正式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有关“废约”与“边界”的规定



《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一）协定签字后，两国立即恢复使领关系；（二）在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双方举行会谈，商定解决所有悬案的详细办法，应该尽快取得结果，无论如何不得超过会议开始之日起的六个月；（三）两国政府同意在前条所定的中苏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帝俄政府所订一切条约概行废止，根据相互平等原则及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精神，重新订约；（四）苏联废除帝俄政府与第三国订立的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的一切条约与协定，双方声明以后任何一方均不订立有损对方主权和利益的协定；（七）两国政府同意在上述的中苏会议中重新划定彼此疆界，在未划定前，仍维持现有疆界。该协定还有多项规定，如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份，以及有关中东铁路、租界等规定。



该协定提到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提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一九二○年十月的第二次对华宣言，把“一切不平等条约”改为“一切条约”。《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用的也是“一切条约”。按字面解释，这“一切条约”不仅包括鸦片战争后，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包括十七、十八世纪正式划分中俄国界的条约（如《中俄尼布楚条约》）。现在的问题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等条约，是否为《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三条的规定所废除？



苏联多方破坏了一九二四年协定



根据协定，在协定签字后，中苏两国立即恢复使领关系。对协定有关的召开中苏会议、解决悬案的条款，苏联则不遵守，而且对协定多方破坏。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苏联与日本签订建交协定，违背了一九二四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四条规定，竟承认日俄双方践踏中国主权的一九○五年日俄和约（《朴茨茅斯和约》）仍然有效。按照《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二条，中苏为解决悬案的会议应在签约后一个月内召开，六个月内订出解决所有悬案的详细办法，会议拖到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六日才召开，在开幕后第二天，苏联代表卡拉汉即离开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一度重开为解决悬案的会议，但终无结果。《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二、三、四条和其他一些条款，事实上遭到苏联方面的破坏，可以认定，该协定第三条所说的“将中国政府与前帝俄政府所订一切条约概行废止”并未发生实际效力，《中俄尼布楚条约》等划定中俄两国东部、中部边界的条界仍是有效的。



中俄间不平等条约能承认吗？



中苏、中俄两国边界上的“悬案”，在于如何对待《中俄瑷珲条约》等第二组条约问题。在一九二四年时，苏联与中国都赞同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一九二四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七条规定，“两国政府同意在上述的中苏会议中重新划定彼此疆界，在未划定之前，仍维持现有疆界。”由于该条“前半句话”未付诸实行，“后半句话”中的“现有疆界”，是指《中俄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疆界。



一九二四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后几个月，“贿选总统”曹锟在军阀混战中倒台，接着，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一年半后，北伐战争爆发。中苏两国边界的“悬案”实际上并未解决，这不仅与苏联不遵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有关，而且，与中国局势不断变动有关。一九四九年后，就是在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决策，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毛泽东也没有承认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合法性，毛泽东在中苏边界问题上没有承认“悬案”已得到解决。



中俄边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连“贿选总统”曹锟时期的中国政府都认为中苏之间，包括边界问题上存在着“悬案”，而且企图去解决这一“悬案”，在苏联不遵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而导致“悬案未决”的情况下，怎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一“主政”，这个“边界悬案”突然消失了呢？



中俄边界“悬案”长存中国人心中



在江泽民“主政”十三年中，中苏、中俄之间就在边界问题签订了两个协定和一个条约，划定了中俄之间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国界。这两个协定和一个条约是在下述三个基础上签订的∶



（一）对中苏、中俄两国边界问题存在“悬案”，不闻不问。



（二）虽然未提及《中俄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江泽民“主政”时期判定的有关中苏、中俄两国边界的第四组条约所判定的实际边界线，大体就是《中俄瑷珲条约》等第二组条约的边界线。



（三）以一九二四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有关中苏两国签署的条款，因苏方破坏而失败不闻不问。



“贿选总统”曹锟时期，临时执政段祺瑞时期，蒋介石时期、毛泽东时期、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时期，都没有否认中苏两国之间在边界上存在“悬案”，江泽民不问“悬案”的存在，以不平等条约造成的“边界”为基础划定两国边界，这是以缔约方式放弃中国索回被沙俄侵占的领土权利的行为。



中俄边界问题上的“悬案”并未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我相信，这些“悬案”也许在俄国人看来是解决了，但在中国人看来，并未解决，现在仍存在于中国人心中。中国海内外的舆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或今后的议会，仍将会再议这些“悬案”，并寻找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



（2003年1月2日纽约）



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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