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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算了﹐真相先生﹐您還是別把各位漢奸和賣國賊的腦袋扭轉過去﹐看那血淋淋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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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算了﹐真相先生﹐您還是別把各位漢奸和賣國賊的腦袋扭轉過去﹐看那血淋淋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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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算了﹐真相先生﹐您還是別把各位漢奸和賣國賊的腦袋扭轉過去﹐看那血淋淋的正 (259 reads)      时间: 2001-12-08 周六, 上午11:27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真相先生﹐當代中國流行“犬儒”文明﹐沒人想知道您提供的真相﹐唉。。。

您還是讓大家繼續在這裡空談闊論吧。。

本來我很不理解為什么大家對法輪功真相帖子那麼不耐煩﹐讀了胡平的文章才徹底

明白﹐原來大家不是不知道中國的專制﹐而是不願意知道“真相”而愧對自己的良

心罷了﹐如果找到理由可以堂而皇之地拒絕知道法輪功受到的殘酷迫害﹐那就更加

心安理得了。

算了﹐真相先生﹐您還是別把各位漢奸和賣國賊的腦袋扭轉過去﹐看那血淋淋的正

在發生的人間慘劇吧。。。。



-----------------------------------------------------

犬儒病

——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机



· 胡平·



　　人心不會熄滅，但它可能蒙上灰燼而不再燃燒。灰燼本來是燃燒的產物，但它

反過來

又抑制了燃燒。



　　撥開灰燼，你會看到重新燃燒的人心。

　　　　　　　　　　　　　　　　　　　　　　　　　　　　　　——作者手記





　　當今中國最流行的是什么主義？答：犬儒主義。



⊙　①犬儒主義的來龍去脈



　　犬儒主義（Ｃｙｎｉｃｉｓｍ）是個外來詞，中文里本來沒有現成的對應詞匯，

通常

將它理解為譏誚嘲諷，憤世嫉俗，玩世不恭。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過，我們若想

對犬儒

一詞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變。



　　我們知道，犬儒主義是古希腊的一個哲學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諾普的狄奧根

尼。這

派哲學主張清心寡欲，鄙棄俗世的榮華富貴，力倡回歸自然（這使人想起老庄哲學，

想起

某些魏晉名士）。据說狄奧根尼本人住在一個桶里（又有一說是住在瓮里），以討

飯為生

。有人譏笑他活得象條狗，他卻不惱。“犬儒”之稱由此得名。關于狄奧根尼，有段

故事

很著名，一天，亞歷山大御駕親臨，前來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陽的狄奧根尼，問他

想要什

么恩賜；狄奧根尼回答說：“只要你別擋住我的太陽。”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極其嚴肅的，狄奧根尼是一個激烈的社會

批評家

。他立志要揭穿世間的一切偽善，熱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從物欲之下解放出

來的心

靈自由。狄奧根尼确實憤世嫉俗，他曾經提著一個燈籠在城里游走，說：“我在找一

個真

正誠實的人。”

　

　　隨著犬儒哲學的流行，其內涵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后來的犬儒派們發表宏

論，竭

力鼓吹清貧生活的無比美好，甚至把人們正常的感情也譏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

的犬儒

派就說：“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難道就有任何理由應該不顧仍然還在活著的我自

己，

并且不再照顧我的財產了么？”（這使人想起庄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超脫到

了這

一步，未免就有些矯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還是這位德勒斯，某富翁送給他

一筆錢

，他收下了，對富翁說：“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給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

卑躬

曲膝，也不嘮叨不滿。”這里暗含的邏輯是，金錢本是無所謂的東西，我若拒絕你的

饋贈

，倒顯得我把金錢看得太重，太當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錢又表示感謝，那也是把金

錢看重

了，當回事了。因此，正确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給，我就若無其事地收下它。不

要白不

要，要了也白要。這种態度看上去很洒脫，但好象又有些無恥。這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呢？

問題在于，金錢本來是重要的東西，不是不重要的東西。只不過在生活中還應該有

別的東

西比金錢更重要。所以，在堅持更高价值的前提下看輕金錢是高尚的；沒有更高的

追求卻

又擺出輕視金錢的姿態就不是高尚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無功受祿，正常

人總會

感覺不安。這就是為什么德勒斯以不把金錢當回事為理由而若無其事地收下別人的

饋贈，

會給人以不知廉恥之感。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則去蔑視世俗的觀念，后

期的犬

儒派依然在蔑視世俗的觀念但卻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則。這就引出了一個始料不及

的后果

：既然無所謂高尚，也就無所謂下賤。既然沒有什么東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沒

有什么

東西是要不得的。不難想象，基于這种無可無不可的立場，一個人可以很方便地一

方面對

世俗觀念做出滿不在乎的姿態，另一方面又毫無顧忌地去獲取他想要獲取的任何世

俗的東

西。于是，對世俗的全盤否定就變成了對世俗的照單全收，而且還往往是對世俗中

最坏的

部分的不知羞恥的照單全收（別充假正經）。于是，憤世嫉俗就變成了玩世不恭。



　

　　狄奧根尼堅持真善，揭穿偽善，這种批評精神被后來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

人稱嘲

諷者呂西安的犬儒派以揭穿偽善的名義，壓根否認世間存在有真善。在呂西安筆下，

那些

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過是大傻瓜而已。按照這派人的看法，世間之人只有兩种，

要么

偽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詞后來的含義就是把人們一切行為的動机都歸結為純

粹的自

私自利。不錯，犬儒派既嘲諷有權有勢者，也嘲諷無權無勢者，但前者并不在乎你

的嘲諷

，“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后者卻必須贏得人們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

派客

觀上是有利于強勢者不利于弱勢者。這樣，犬儒派就從現存秩序的激進批評家變成

了既得

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謀。

　

　　犬儒一詞的演變證明，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間只有一步之差。一般來說，

憤世

嫉俗總是理想主義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義。玩世不恭則是徹底的非理想主

義，徹

底的無理想主義。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義反倒很容易轉變為徹底的無

理想主

義，其間原因何在？因為，許多憤世嫉俗的理想主義者在看待世界時缺少程度意識

或曰分

寸感，對他人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認各种价值之間的緊張与沖突，這

樣，他

們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觀失望，再進而怀疑和否認美

好价值

的存在，最終則是放棄理想放棄追求。“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

荒謬

和玩笑對待之。”一個理想主義者總是在現實中屢屢碰壁之后才變成犬儒的，但正如

哈里

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過去飽嘗辛酸，犬儒是對未來過早地失去希望。”



　　說來頗具諷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堅持內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視外在的世俗的

功利。

可是到后來，犬儒一詞正好變成了它的反面：只認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認內在的

德性与

价值。王爾德說：“犬儒主義者對各种事物的价錢一清二楚，但是對它們的价值一無

所知

。”



⊙　②專制与犬儒



　　密爾早就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這使人聯想起王夫之的話：“其上申韓者，

其下

必佛老”）。共產專制既是一种極端的專制，因此它更會使人變成犬儒。在共產專制

下，

統治者与被統治者都容易變成犬儒。統治者變成犬儒，因為他們早就不相信他們口

頭上宣

講的那套理論和原則，他們只把那些理論和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以及鎮壓反抗

的借口

。在被統治者方面，當他們一旦意識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實際上處于被愚弄

被壓迫

的境地，很容易轉而對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試圖反抗又遭到嚴重的

挫折之

后。這樣，他們就可能放棄理想，放棄追求，甚至反過來嘲笑理想，嘲笑追求——

吃不著

葡萄就說葡萄酸。這樣，他們就變成了犬儒。當然，統治者的犬儒主義和被統治者

的犬儒

主義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廣義地講，它們都可以歸入犬儒主義。

　

　　按照歐文· 豪的分析：極權主義有三個階段，（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

的天堂

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后，狂

熱与恐

怖被耗盡，于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

義。

　

　　我以為極權主義有四個階段，在狂熱和恐怖之后常常還發生過反抗，在反抗受

挫之后

才會出現普遍的犬儒主義。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通過大規模的恐怖而得

以鞏固

，但是，狂熱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后是靠著人們的消沉与冷漠，極權統治才得

以維系

。



⊙　③史密斯筆下的俄國人



　　美國記者赫德里克· 史密斯在他那本寫于一九七六年的《俄國人》一書中，向

讀者講

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時代彌漫于蘇聯社會的犬儒主義。我們知道，自蘇共二十大赫魯

曉夫批

判斯大林后，蘇聯社會出現了所謂“解凍”即有限的自由化時期。隨著自由化運動的

深入

推進，蘇共當局重新加強控制。其后，赫魯曉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進一步壓

制自由

化運動，致使該運動漸趨沉寂。正是在這种情勢下，犬儒主義蔓延，构成當時社會

的一個

顯著特征。

　

　　史密斯發現，在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蘇

共領導

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順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

寫到，

勃烈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么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話。

”）

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學家的話，“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种作用——或者是作為一

种象

征，或者是作為一种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种象征，

作為斷

定其他人是否忠誠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一种理論。它不是活

的理論

”。好比趙高在金殿上指鹿為馬，以此測試群臣，看誰是跟自己的誰是不跟的。一位

高級

編輯指出，現今當政的這些蘇共領導人是沒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對一切都無所謂的

人。

他們所要的是權力，純粹是權力”。這位編輯說，雖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

的意

識形態，而且對各种事情也并非沒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場合，他

們卻照

舊舉手拍掌，重复著官方的陳詞濫調。人們明知這一切是毫無意義的，是逢場做戲，

“可

是你必須去玩它”。

　

　　許多俄國人既然抱著看破紅塵的態度，因此，當他們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

人真的

堅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義，簡直覺得惊奇。在一次國際和平大會上，一位蘇聯

代表團

的成員就對美國代表的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問史密斯：難道這些美國人真的認為

他們能

夠發揮作用，能夠影響現實政治嗎？

　

　　史密斯認識一個蘇共少壯派官員。看上去此人是充滿矛盾的复合體。他一方面

在和朋

友談話中批評時政，攻擊腐敗，儼然是個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對本國的政治感

到自豪

，為自己能身處權勢集團而躊躇滿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時代的恐怖，也不愿意

再回到

那個時代，但与此同時，他又對斯大林靠強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而十分驕

傲。一

方面，他很樂意向別人顯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條。另一方面，他

又對自

己善于掩蓋個人觀點，對自己在党內會議上以善于發言著稱而得意。其實，這正是

蘇共新

一代官員的一种典型——無信仰的、犬儒式的机會主義者。“可見，”史密斯總結道，

“

個人只要服從听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問

題。”

　

　　伴隨著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質主義也開始泛濫。這后一點倒也情有可原。

經過

了半個多世紀的折騰，俄國人已經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產党許下的諾言又在哪里？

無怪

乎人們會這樣想：“人只活一世，而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請給我一點東西吧。別

老是

許給未來呀！”物質主義的泛濫進一步沖掉了殘存的理想主義。許多人為了一點點物

質利

益——為了一次出國机會，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車——甘愿放棄自己

的獨立

政見。這樣，當局無須乎再采取大規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廣土眾

民。

　

　　少數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依然在發出他們的聲音。在起初一段時期，他們贏得

了廣泛

的尊敬，雖然敢于公開表示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來，當局

對异議

人士潑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間竟然也得到某种響應。史密斯對此大惑不解。一位名

叫瓦連

京· 圖爾欽的异議人士對他解釋說：“人群中有一种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

使得

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了解別人怎么會有勇气去干

他們本

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

們自己

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蘇聯人

好象妓

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蘇聯人認為整個世界是分

為党派

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党或那個党的成員，根本沒有真正的誠實，根本沒有人支持

真理。

如果有人說他是公正的，是只講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說謊騙人。這种犬儒主義

給當局

幫了大忙：使知識分子就范，把不听話的异議人士排斥于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

到西方

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電台。但只要普遍存在著這种犬儒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

是另一

派在說話，所以也就值不得當真了。這种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以

代替斯

大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

　

　　在新形勢下，正象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　④共產党与犬儒主義



　　嚴格地說，犬儒病的發生并非只在共產專制的末期。早在共產革命興起之初，

犬儒的

病毒就已經侵入其中。

　

　　從一開始，共產党便与犬儒主義結下不解之緣。

　

　　共產党的意識形態是一种極其高調的理想主義，但与此同時，它也是一套相當

陰暗的

犬儒主義。准确地說，它是理想主義与犬儒主義的奇特結合。一方面，共產党立志

要一勞

永逸地結束世上一切苦難与罪惡，在人間建成天堂。這自然是理想主義。另一方面，

共產

党又認為，既然他們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還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用的呢？因

此，共

產党可以一方面對所謂舊社會舊制度發動極其苛刻的道義討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

的行為

中罔顧最起碼的道德約束。這顯然又是犬儒主義。一方面，共產党把人的理想懸得

極高，

另一方面，它又把現實的人看得極低。它對未來人類的看法之所以高度的理想化，

恰恰是

因為它對現實的人類的看法是十足的犬儒式。共產党的階級分析理論和階級斗爭理

論，實

際上就是認定人是徹底自私的動物，利己是人類行為的唯一動机；由此，共產党斷

言在社

會分裂為不同的階級的情況下，不可能存在有普遍的同情心和正義感，超階級的自

由民主

只能是一場騙局。但只要通過徹底的共產革命，消除了階級存在的社會物質根源，

全體人

類的利益便達到充分的和諧一致，利己与利他的矛盾便不复存在，利己主義也就隨

之消失

，具有最完美人格的共產主義新人也就隨之出現。在這里，前提是犬儒主義的，結

論卻是

理想主義的；或者說，理想主義的結論卻是導自犬儒主義的前提。共產党自命為無

產階級

的先鋒隊。一方面，共產党宣稱，除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人民大眾的利益，共產党

別無任

何自己的特殊利益。這看上去很謙虛，也很富理想主義。但是另一方面，共產党又

堅稱唯

有它自己才“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大眾，而被它代表的無產階級和人民

大

眾本身倒未必有資格算得上無產階級，算得上人民大眾（列宁明确宣布，無產階級

不能自

發地產生無產階級世界觀，必須由共產党從外部將之灌輸給無產階級）。這不只是

理性的

狂妄僭越，更嚴重的是，它為那些骨子里什么也不信的犬儒主義者們攫取無限權力

大開方

便之門。所以，并不奇怪，盡管共產党以它的理想主義大旗召喚了許多理想主義者

投身其

間，但是在共產党內部，理想主義者們往往不能占上風，倒是那些犬儒式的机會主

義者們

更吃得開。

　

　　講到共產党、尤其是中國共產党的犬儒主義，我們還必須提到它的武裝斗爭的

歷史。

不要忘記，中共是經過二十多年的武裝斗爭才奪得政權的。和中共的武裝斗爭歷史

相比，

俄國的十月革命差不多只能算是一場武裝政變，亂中奪權。一般來說，假如暴力革

命經歷

的時間越長，斗爭越殘酷，在這一過程中，革命党人就越是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諸

腦后，

越是把胜利、把權力當作狂熱追求的最高目標，以至于到后來，他們不再把權力當

作實現

理想的手段，而是反過來把理想當作奪取權力和壟斷權力的手段。因此，他們就很

容易從

理想主義者蛻化為犬儒主義者。据說在六四之后，中共某元老講過一句話。他說：

“共產

党的江山是犧牲了三千万人的生命才換來的。誰要想推翻它，誰也要付出同樣的代

价。”

乍一看去，此話甚是不通，當初共產党鬧革命不是為了讓人民當家作主嗎？如果人

民要求

政治改革，結束一党專政，實行當家作主的權力，共產党又有什么理由拒絕呢？不

過，你

沒法用這話去駁倒那位中共元老，因為他們早就把什么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扔到九

霄云外

了。

　

　　我們知道，從一開始，共產党就否定議會道路，主張暴力革命。這本身就表明

它不相

信民主，其實也就是不相信人民。一般來說，革命者決心使用暴力實行他們的主張，

那不

僅表明他們對統治者不抱幻想，同時也表明他們對人民感到失望，失望于人民的所

謂愚昧

無知与自私怯懦。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民眾向統治者認同，為統治者

效力，

如果沒有相當數量的民眾在政治上冷漠麻木，袖手旁觀，統治者就成了孤家寡人，

如何還

能成功地抗拒改革呢？主張暴力革命的孫中山就不諱言他對中國國民的素質估計很

低，所

以他提出在革命胜利后要通過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逐步實現民主。共產党的

情況則

還要复雜得多。一方面，共產党更不相信人民。在漫長而殘酷的革命歲月中，共產

党歷經

多次失敗，几度瀕于絕境。不難想象，他們該有過多少孤寂，多少沮喪，多少怨憤。

這就

容易使他們對民眾、對人性的看法變得十分陰暗。然而，靠著那套先鋒隊的理論和

無產階

級專政的理論，他們很可以把自己對人民的失望以至蔑視掩藏在一層看上去理想主

義的外

衣之下。另一方面，共產党又發現，國民党的不民主為他們攻擊國民党提供了堂皇

的理由

，而國民党專制的不徹底又正好為這种攻擊提供了現成的空間。于是，他們就擺出

了民主

斗士的姿態，利用國民党專制的不徹底，抨擊國民党的不民主，自己卻早就打定了

要更專

制的主意。

　

　　在八一年，針對著一些人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陳云作出內部批示，明确拒

絕了這

一合理要求。陳云說：過去，我們就是利用國民党的出版法和國民党作合法斗爭。

現在，

我們絕不允許別人也利用這樣的東西和我們作合法斗爭。這段批示以共產党官場上

少有的

坦率揭示了中共統治者的內心世界。這段批示告訴我們，其實，早在中共奪得政權

之前，

他們就打定主意不要自由，不要民主，不要法治。那時候，他們在表面上反對國民

党的霸

道，暗地里卻在嘲笑國民党的愚蠢，嘲笑國民党居然也作茧自縛，在自己通過的法

律面前

還有所忌憚，從而給對手開展合法斗爭留下一定的空間。那時候，他們在口頭上反

對國民

党不民主，心底里卻想的是，等以后我們掌了權，連這點民主也決不答應——“我們

才不

會象你們那么傻吶。”

　

　　這當然是典型的犬儒主義。還要補充一點，眾所周知，陳云是中共党內有名的

“老右

傾”。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陳云是党內高層中僅有的几個沒跟著發燒起哄的人物之一，

文

革中更是從一開始就靠邊站。可見，犬儒与否和所謂極左路線并沒有什么關系。



⊙　⑤從“高尚的謊言”到“赤裸的暴力”



　　漢娜· 阿倫特把極權主義的組織結构比作洋蔥頭，最核心是党的領袖，然后依

次是領

袖周圍的小圈子、精英組織、党員，最外層則是党的追隨者和同路人。她指出：“極

權主

義運動的整個等級結构，從天真的同路人到党員、精英組織、領袖周圍的小圈子、

領袖本

人，都可以被描述為一种由輕信和犬儒等不同態度的奇特混合”，而“層次越高，犬

儒態

度就越是壓倒輕信的情形”。也就是說，越是外層的人越是天真輕信，越是核心的人

越是

犬儒。這是不難理解的，譬如極權主義的欺騙性宣傳，圈外人或許信以為真，圈內

人既是

謊言的制造者，當然不是受欺騙。問題是，圈內人為什么會存心制造謊言？其他那

些由于

接近核心而了解到謊言是謊言的人如何又能心安理得地維護謊言？下面一個例子或

許有助

于說明這個問題。

　

　　一九二七年春，中共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上海准備武裝暴動，被國民党鎮

壓而遭

到失敗。根据張國濤在回憶錄中所講，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与新任中共總書記瞿秋

白對革

命失敗后的局勢進行討論商議對策。他們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問題要有

個交代

，雖然是按共產國際指示行事，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

失，將

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派攻擊斯大林的气焰，更會使中共党員不信任共產國

際的領

導，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擔這個責任，但如果責任由中央政治局全體擔負，

中央的

領導就會破產，所以還不如把全部責任推到陳獨秀一人身上，其他人則站在擁護共

產國際

的英明領導的立場上反對机會主義路線，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

　

　　這段故事透露了共產党領袖們所共有的一個心照不宣的秘密，在領袖們看來，

要讓群

眾堅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須讓群眾對領袖的英明正确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因

此就必

須編造和維護領袖英明正确的神話。不錯，神話就是謊言，但這是“高尚的謊言”

（柏拉

圖語）。它是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為了維護這個神話，就必須文過飾非，把

一切功

勞歸于領袖，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就必須壓制對領袖的批評，壓制自由討論。我

們知道

，謊言總是有漏洞的，因此，為了防止謊言破產，就必須不斷地編造新的謊言去補

充，去

圓謊。于是，單一的謊言就迅速發展成一套彌天大网。伴隨著謊言系統的發展，在

共產党

內部也發展出一套強力禁制系統，一套鐵血紀律。

　

　　照理說，謊言系統与鐵血紀律的形成只是為了奪取革命的胜利。不幸的是，它

們并不

會因為革命的胜利而自行消亡。事情往往是相反的。由于掌握了全國政權，共產党

更可以

把它的謊言系統和強力禁制系統擴展到整個國家，從而將之發展到更完整、更嚴密

的地步

。共產國家宣稱自己是人民的國家，但是党的領袖們清楚地知道，那充其量是“為民

作主

”而不是“由民作主”。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材料表明，在五六年底五七年初一段時間，



毛澤東看來确實考慮過是否實行真自由真民主的問題。他提出正确處理人民內部矛

盾，號

召“雙百”方針，主張言者無罪。他甚至在和某些人個別談話時講到中國的問題不只

是官

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說現在還是在訓政時期（見李慎之《大民主与小民主》）。

可

見在當年，雖然有許多人受惑于共產党宣傳，把專制誤認為民主，把不自由誤認為

“最大

的自由”，但領袖們自己卻一點不糊涂。當毛澤東發動鳴放整風時，越是圈內的人越

是不

當真，越是圈外的人越是當真，也就是說，越是圈內的人越犬儒，越是圈外的人越

輕信。

至于毛澤東本人，先前號召鳴放整風，儼然一個理想主義者，后來又發動反右運動，

分明

又是犬儒主義。毛澤東翻云复雨，正好說明了他是真犬儒主義假理想主義。

　

　　專制者的犬儒主義可以有兩套不同的說詞，第二套比第一套更犬儒。在奧威爾

的小說

《一九八四年》中，主人公溫斯頓· 史密斯是這樣理解党的專制權力的，他說：“党

并非

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權力，而只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党之所以追求權力，乃因

為一般

群眾是脆弱的、怯懦的動物，他們不配享受自由，或者說不能認識真理，必須由那

些比他

們強有力的人來統治他們，有秩序地欺騙他們。人類只能在自由与快樂二者之間選

擇其一

，而對大多數人來說，快樂比自由更好些。党是弱者們的永恒的守護神，是為人民

服務，

它是為了善才作惡，為了他人的快樂而犧牲自己的快樂。”

　

　　可是，身為統治精英的奧布來恩卻嘲笑史密斯的這番見解。他直截了當地宣稱：

“党

完全是為了自己才追求權力的，我們并不關心別人的利益，我們只關心權力。不為

榮華富

貴，不為福祿長壽，只是為了權力。…我們不同于以往任何寡頭政治集團，因為我

們知道

我們所從事的活動是為了什么。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和我們相似的人，都是膽小

鬼和偽

君子。他們沒有勇气承認他們的動机。他們自稱甚至相信他們掌權并非出于自愿，

只是暫

時的勉為其難；他們自稱甚至相信在不遠的未來就會實現自由平等的快樂天堂。我

們的看

法不一樣。我們知道，從來沒有人是為了放棄權力才掌握權力。權力不是手段而是

目的。

專政的目的并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專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

就是折

磨。權力的目的就是權力。”

　

　　上述兩种犬儒主義在實際上常常互相交織而難以分清。那些“為權力而權力”的

犬儒

主義者往往要把自己的立場加以合理化，要自己說服自己他們是在為著一個高尚的

目標。

許多以高尚的目標為由而把持權力的人，到頭來很可能只是“為權力而權力”。譬如

當今

的某些中共領導人，他們一方面堅稱如果沒有共產党的專政就沒有經濟的發展和社

會的穩

定，而且也确實下工夫發展經濟穩定社會，但另一方面又打定主意宁肯天下大亂經

濟崩潰

也決不肯放棄一党專政。



⊙　⑥是“從革命党向執政党轉變”，還是從“權力向暴力轉變”？



　　越到后期，中共越是變得犬儒主義。在六四事件和蘇東事件之后，中共的犬儒

化是如

此顯著，以至于一批少壯派要忍不住將之訴諸文字，化為綱領。所謂《太子党綱領》

（即

《蘇聯劇變之后中國的現實應對与戰略選擇》）一文就是一個例證。

　

　　在《太子党綱領》中，作者提出：“我們党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從革命党向

執政

党的轉變。蘇聯事變后，這一轉變更加緊迫。”初讀這話，令人莫明其妙。共產党已

經執

政四十多年，怎么到如今反倒提出向執政党轉變的問題來了呢？若說在毛澤東時代，

中共

一直高舉“革命”大旗，不斷革命，不斷搞政治運動，致使經濟建設受到很大沖擊；

可是

，這种局面不是早已隨著“四人幫”的垮台，特別是在鄧小平主政以來就已經結束了

嗎？

　

　　認真分析那段文字，以下几句話頗堪玩味，作者批評共產党“用群眾中的民粹主

義情

緒來束縛党的手腳”，“几十年來形成的驕民政策，對群眾只敢講廉政和勤政，不敢

講嚴

政”；作者認為，“蘇聯、東歐和中國的六四事件的經驗表明，政治反對派用以攻擊

共產

党的武器，有時恰恰就是共產党尚未進行有效轉變的一些革命理論”，“自由化分子

最愛

用的口號就是反腐敗、反官倒，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等……”。上述几句話，且不說有

的完

全不是事實，例如，共產党什么時候實行過“驕民政策”？什么時候“不敢講嚴政”？

問

題是，在這些含糊曖昧的詞句后面，作者到底想表達什么意思？

　

　　其實，《太子党綱領》的意思無非是說：過去，在理論上，共產党總是聲稱它

的權力

是來自人民群眾（毛語錄：“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人民給的”），共產党總是以人

民的

名義發號施令，人民變得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過去，党從不敢正大光明地、理

直气壯

地壓制人民。對于來自人民的反對意見，党唯一的辦法是宣布對方不是人民，是“反

革命

”，是“一小撮”，或者是“受蒙蔽”，由此才能獲得壓制的合法性或正當性——這就叫



“民粹主義”，這就叫“驕民政策”、“不敢講嚴政”和“群眾運動天然有理”。這套理

論，倘放在革命時期或許有益而必要，但在執政時期就是無用而有害的了。如果繼

續采用

這套理論，只會作茧自縛，給反對派提供思想武器。

　

　　應該承認，上述觀點确有其道理。這再次證明了共產党專制不同于傳統專制。

在傳統

專制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毫不含混的兩件事，彼此都不認為雙方是平等的。皇

帝是上

天的儿子，不是人民的儿子。地方官被叫做父母官，不叫“人民勤務員”。統治者固

然需

要體察民意，但是不一定要遵循民意，因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意不是

最后

的依歸。老百姓可以向上陳情，但決不可“作亂犯上”，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沒有

什么

“主權在民”。現代共產專制則不同。起碼是在名義上，共產党接過了若干民主概念。

共

產國家甚至比民主國家更熱衷于抽象地抬高人民的地位，譬如在自己的國號上格外

加上“

人民”或“民主”的字樣，以此表示自己取代“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合理性与歷史必然性



。但這樣一來，誠如《太子党綱領》所言，共產党也就使自己面臨一种巨大的危險：

一旦

廣大人民一齊起來發出呼聲，拒絕承認人民政府的人民性，我們的“人民政府”就失

去立

足之地了。在蘇東事件中，有示威者打出標語“我們才是人民！”就這樣一句簡單的

口號

，共產党政權的合法性便蕩然無存。

　

　　正是深切地感受到共產政權的這一內在弱點，《太子党綱領》建議，中共務必

要改換

自己的理論，放棄已經不合時宜的革命口號，要向老百姓擺明“我們統治你們”的姿

態。

這就是所謂“從革命党向執政党的轉變”。譬如奧威爾筆下的《動物農場》，几只豬

高舉

“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革命大旗，帶領其它動物推翻了主人瓊斯的統治，建立起號

稱由

動物們自己當家作主的新社會，爾后不久，聰明的豬們就修正了原先的革命口號：

“一切

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豬們加上了新的半句話——“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

等。

”這就防止了其他動物利用“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這一過時的革命口號反過來挑戰豬

們

的統治權。這就叫及時地完成了“從革命党向執政党的轉變”。

　

　　大家都還記得，在六四事件之后，人們普遍認定共產党已經喪失了統治的合法

性。這

就是說，原先共產党統治的种种理論依据，諸如“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共產

党

社會是最大的民主”，“共產党代表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如今已經徹底破產。



我當然不是說，共產党統治的合法性是在六四這一天才喪失的。從理論上講，共產

党統治

從來就沒有獲得過合法性。早在六四之前，就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清了這一點。

八九民

運本身就是人民質疑共產党統治合法性的偉大壯舉。我這里無非是說，六四事件畢

竟是一

個顯著的標志，“人民的政府”公然下令“人民的軍隊”屠殺人民。這不能不使得一切

為

中共統治合法性進行辯護的說詞徹底破產。然而現在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喪失了合

法性的

統治并沒有隨之垮台。它依然立在那里。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人解釋說，六四之后，中共繼續開展經濟改革并取得了可觀的成就，這就為

中共統

治贏回了合法性。另有一种解釋說，今日中共扮演了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保護者

的角色

，因而其統治便具有了合法性。這种解釋誤解了政權合法性的意義。一個政權做出

了某种

政績，這是一回事。一個政權具有合法性，這是另外一回事。如白魯洵所言：“沒有

一個

政權愚蠢到把成功的政策作為其統治合法性基礎，因為合法性的本質就在于它不管

實行了

怎樣有偏差的政策而仍舊承認這個政權。”好比婚姻的合法性，如果不經女方同意

（在古

代則需經父母同意）并辦理結婚手續，單單是因為男方對女方做出了一個合法的丈

夫所應

該作出的某些事情，那決不等于雙方就具有了合法的婚姻關系。否則，強奸、強占

和婚姻

還有什么區別。反過來，一對合法的夫妻，即便一方或雙方出于某种原因未能很好

地完成

丈夫或妻子的應盡之責，只要未經過必要的程序解除婚約，該婚姻的合法性就依然

存在，

也就是說，丈夫依然要承認妻子是妻子，妻子依然要承認丈夫是丈夫。這一點放在

任何時

代都不例外。

　

　　今天，中共已經失去了統治的合法性。它之所以還在統治僅僅是因為它掌握著

統治的

權力，此外再無其他理由。權力一詞已經用得很濫很泛。人們常常把任何具有強制

性的力

量都稱作權力，這就和暴力一詞分不清界限了。嚴格說來，權力是和暴力不同的。

強盜拿

著手槍要我交出錢來，這是一种情況。政府派人向我收稅，這是另一种情況。你或

許可以

說在這兩种情況下，我交錢都是出于被強制。如果我不交，強盜會開槍打我，政府

則會抓

我坐班房。然而這兩种情況分明又很不一樣，因為我承認我向政府交稅是應該的，

我承認

政府有權要我交稅，但強盜并沒有類似的權利。可見，政府的強制力才叫權力，強

盜的強

制力只能叫暴力。概括言之，凡是得到被強制者承認其正當性的力量叫權力，凡是

不被我

們認可的強制力叫暴力。羅素說得好：“假如一种權力完全因為它是權力而受人尊重，

并

無其他任何原因，這种權力就是暴力。因此，一旦傳統不再為人所承認的時候，原

先的傳

統權力就變成暴力。”

　

　　現在，我們總算懂得《太子党綱領》的真正含義了。聲稱要完成“從革命党向執

政党

轉變”，其實就是承認和宣布從權力向暴力轉變。照綱領的作者們看來，共產党統治

的合

法性外衣橫豎已經百孔千瘡，現在索性打開天窗說亮話，干脆擺明了我們（中共）

就是靠

暴力實行統治。暴力自有暴力的好處，失去了意識形態的自我粉飾，同時也就免去

了意識

形態的作茧自縛，從此更可以方便行事。走到這一步，共產党的犬儒主義也就走到

了它的

極點。



⊙　⑦為什么“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蘇東事變后，有人講過這樣一句俏皮話：“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這話的前

半句

容易理解，后半句則令人深思。為什么那些主動進行改革的共產國家非但沒有延長

其一党

專政的壽命，反倒加速了它的滅亡呢？

　

　　大致上講有兩條原因，一條是一般性的，一條是特殊性的。一般性原因即所謂

“期望

提升律”，既得隴，又望蜀。人們越是在某些領域贏得了自由，他們就越是對其他領

域還

存在的不自由感到難以忍受，他們就越是要求贏得更多的自由。在統治者方面，誠

如托克

維爾所言，專制統治最脆弱的時候，常常不是其政績最惡劣的時候，而是它開始改

革，從

而使其弊端公開顯現暴露的時候。特殊性原因在于，共產党的改革，即便在初期只

限于經

濟領域，也具有自挖牆腳、自掘墳墓的意義。因為共產党的經濟改革是改掉社會主

義，引

進資本主義。它的改革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過去，共產党壓制自由民主，

唯一的

法寶就是給對方扣上“資產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一旦共產党自己就在

心

照不宣、路人皆知地帶頭走資本主義道路，帶頭當資產階級，那么，它還有什么理

由再去

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去壓制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呢？因此，隨著改革的日

益

深入，共產党內部的分化也就日益顯著。那些正直的共產党人，既然他們在經濟上

主張改

革，贊成私有制市場經濟，他們在政治上也就順理成章地主張開放，認同自由民主

制度。

這樣，一方面，在民間，有越來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壓力；另一方面，在党內，

有越來

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會上的自由化運動，至少也是出于理虧心虛而不肯嚴厲地壓

制自由

化運動。兩者交互作用，彼此強化，于是就加速了共產專制的敗亡。

　

　　我們知道，在改革初期，在中共党內，經濟上的改革派往往在政治上是溫和派。

反過

來，政治上的強硬派也往往是經濟上的保守派。其實，党內保守派之所以反對經濟

改革，

主要不是出于經濟上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他們擔心經濟改革會瓦解共產

党統治

的意識形態根基，從而直接危及共產党的專制權力本身。据說，當年蛇口經濟特區

搞得有

聲有色，頗引起一班“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懮心忡忡。他們問：“難道這還能叫社

會

主義嗎？”有人回答得很妙：“只要是共產党在掌權，就叫社會主義。”于是，這些“老



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就放心了。

　

　　由此，我們可以澄清一种流行的謬誤。許多人把鄧小平路線稱為實用主義，應

該說鄧

小平路線不是實用主義而是犬儒主義。因為實用主義強調理論与實踐相一致，鄧小

平路線

的特點恰恰在于理論与實踐相背离。正象近年來中共干部中流行的一段順口溜——

“說社

會主義，干社會主義，是極左派。說資本主義，干資本主義，是自由化派。說社會

主義，

干資本主義，是鄧小平派。”時至今日，鄧小平派的“說社會主義”的欺騙性早已被世

人

看穿。照理說，謊言一經識破就不再具有效力，但奇怪的是，鄧小平派的“說社會主

義”

這套謊言似乎依然很有效，中共依然可以在“說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去壓制所謂“資產

階

級”自由化思潮。其間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普遍流行的犬儒心態。漢娜· 阿倫特發

現，

“極權制度的巧妙之處恰恰在于它取消了要么揭露謊言、要么迫使領袖言行一致的現

實”

。因為“廣大党員和精英集團的犬儒態度解除了領袖被迫面臨的壓力”。這些人非但

不去

揭露謊言，不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從而促成權力的性質轉換，相反，他們對這

种挂狗

頭賣羊肉的做法大表佩服，對權力墮落為赤裸裸的暴力的現狀大表贊賞，以為那是

高明，

是老辣，是有政治智慧。可見犬儒病已經深入到何等程度。

　

　　羅素指出：“當維持傳統權力的信仰和習慣趨于失勢的時候，不是漸漸地為基于

某种

新信仰的權力所取代，就是為暴力所取代。”共產國家推行改革，其結果是導致了原

有的

意識形態即傳統信仰的破產。在蘇東各國，專制權力轉化為民主權力。八九民運功

虧一簣

，使中共暫時得以幸免“改革找死”這一劫。六四屠殺徹底消解了共產党統治的合法

性，

促成了中共政權由權力向暴力的轉變。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公開聲稱不問姓社

姓資。

至此，共產党不再擔心別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為它已經不再需要意識形態的

喬裝打

扮。現在，維持暴力統治的手段只剩下了暴力自身，而協同這种統治的心態也只剩

下了犬

儒主義。



⊙　⑧犬儒心態与恐懼，兼論“難得糊涂”



　　如果說共產党犬儒化的根源是“為權力而權力”，那么，民眾犬儒化的根源便是

恐懼

。

　　共產專制是謊言加暴力，与此相對應，其治下的人民則是輕信加恐懼。嚴格說

來，輕

信和恐懼是互相矛盾的。當我們把謊言誤認作真理的時候，我們同時也就把暴力誤

認作正

義的力量，誤認作人民自己的力量，我們就不會對之感到恐懼。如果我們在“無產階

級專

政”面前感到恐懼，那就說明我們將它視為异己之物，我們其實并沒有把它當作自己

的力

量。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一般人的确是既輕信又恐懼，同時兼有這兩种互相矛盾的

東西。

這就是奧威爾所說的“雙重思想”。在這里，輕信是表層意識，恐懼則存在于下意識。



　

　　不妨舉個小例子。在過去，假如在我們的親友熟人中有一個被戴上帽子的右派

分子，

通常我們都會小心翼翼地避免和他深入接触。我們很少會認真詢問他是怎么被打成

右派的

。憑著直覺，我們其實不大相信他真是“敵人”，但是我們并不去努力了解事實的真

相。

這表明我們下意識地害怕了解事實真相，因為我們擔心真相會動搖我們對党的信仰。

有時

，我們分明知道別人是被冤枉的，但是我們并不為他公開地鳴冤叫屈，因為我們害

怕被株

連。這表明我們從骨子里并不相信我們的制度是公正的制度，是講理的制度，是保

護好人

的制度。這就是說，即便在我們自以為對共產制度最為信仰的時候，我們的信仰其

實也是

很表面化的，在信仰的外殼下包藏著的是恐懼。輕信和恐懼之所以能夠在同一個人

的頭腦

中共存，無非是因為我們平時總是把恐懼赶到地下室，避免讓它直接与輕信面對而

已。

　

　　這已經是犬儒主義：我們下意識地不相信我們上意識所相信的東西。如果說統

治者的

犬儒主義表現在他們其實并不相信他們口頭上標榜的原則，而只是把那些原則當做

維護權

力的手段；那么，民眾方面的犬儒主義就表現在我們也并不信仰我們聲稱的原則，

而只是

以此來掩飾我們的恐懼，為我們屈從權勢加以合理化。因此，毫不奇怪，隨著閱歷

的增長

，隨著極權統治的謊言的日益暴露，許多人并不是奮起反抗，可見他們原本就不是

真誠的

受騙者，他們先前的輕信其實并不純粹是輕信。許多人只會變得更消極，更世故，

更小心

翼翼地不越雷池一步，甚至努力去适應這個謊言的世界。如果不是在輕信減少的同

時恐懼

卻在增加，人們又何至于此呢？

　

　　一般人常常高估了共產党意識形態的欺騙作用。他們總以為人們沒有起來反對

專制，

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識破謊言，沒有認識到專制是專制。其實不盡然。有時情況剛

好是反

過來的。正因為他們多少意識到謊言是謊言，感覺到專制是專制，若反抗必將招致

鎮壓，

所以才出于恐懼而不敢抗爭。以文革為例，文化革命既是極權統治的登峰造極，又

是極權

統治空前的自我暴露。現在，許多人只是片面地強調文革的解放思想的作用——文

革确實

促成了廣大民眾識破專制制度的謊言并造就了一小批真正的反叛者，但忽略了它的

恐懼效

應——文革同時把多數人變成了逃避政治的逍遙派。作為民主牆運動一份子，我當

時就注

意到，運動的參加者人數很少，年齡較輕，多數人的思想見解還談不上透徹，有些

人顯然

還對當局抱有若干幻想也就是還比較輕信。相比之下，我過去結識的另一批朋友對

中共的

看法，包括對鄧小平的看法則要深刻得多，尖銳得多。可惜的是，后一种人往往不

會參加

到運動中去，他們只是在遠處予以關切，以悲觀的態度而樂觀其成。在八零年的北

大競選

運動中也出現類似的對比，偏偏是年紀輕、閱歷少，并不以為當局是那么專制的本

科生們

要比研究生們更投入。至于說在五七年的鳴放運動中，尤以青年知識分子的“右派”言

論

最為大量也更其尖銳，這在很大程度上竟是因為他們中了毛澤東的“陽謀”，也就是

對共

產党更輕信而造成的。事后我們不難指出，八九民運的若干學生領袖因為對共產專

制的凶

殘本性認識不清而未能避免六四屠殺（這話其實只有片面的真理，按下不表），可

是反過

來想一想，要是他們都是從一開始就充分認識到當局的凶殘，那么，還會有多少人

敢于發

起這場運動，投入這場運動呢？許多成年人不正是因為對當局的凶殘看得太清楚，

才置身

事外，才去勸阻學生們不要上街的嗎？

　

　　恐懼并非犬儒。它只是通向犬儒的橋梁。在極權社會中，恐懼感深入人心，然

而問題

又在于，如果人們能夠直面正視自己的恐懼，那倒好了。因為怕和恨是同一事物的

兩面，

怕就是恨。承認恐懼，認識恐懼，必將把我們推向异議者、反對者的立場，哪怕我

們只把

异議隱藏在我們的內心。恰恰因為正視恐懼必然會刺激良知，會導致良知的覺醒与

反叛，

多數人才會有意無意地回避恐懼，掉過臉去假裝看不見，假裝沒有這回事，宁肯讓

良知處

于糊涂狀態。這就叫“難得糊涂”。据說在六四之后，鄭板橋的“難得糊涂”橫幅小小

流

行了一陣。這應該不是偶然。這樣的“難得糊涂”就是犬儒主義。由聰明變糊涂才叫

“難

得糊涂”。“難得糊涂”是聰明的不聰明，是不糊涂的糊涂；但是，“難得糊涂”終究是



糊涂，是不聰明。只有肯思考的人才會變成犬儒，而一旦變成犬儒你就可以不再思

考。只

有聰明人才需要變糊涂，這要求你必須給自己的聰明套上籠頭，不讓它去深入思考

那些容

易惹麻煩的現實問題。日子一長，你的聰明會退化，于是，你就終于修練到難得的

糊涂境

界了。“難得糊涂”式的犬儒主義無异于精神的自我閹割。它是對理智的背叛，對聰

明的

背叛。



⊙　⑨從人文精神討論談起



　　前几年，國內知識界興起了一場有關人文精神的大討論。

　

　　人文精神問題的提出，是因為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痛感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商

業大潮

的沖擊，大眾文化的勃起，使人文知識分子頓時間失去了位置，失去了影響，失去

了尊重

，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語言。此論一出，在知識界立即引起相當的共鳴。也有人提出

异議，

他們反問，人文精神難道在過去果真高揚過嗎？市場經濟的發展，意識形態的淡出，

社會

生活包括文化本身的的多元化，難道不是我們所追求的目標，為什么當它們開始成

為現實

時我們又要拒絕，又要抱怨呢？在世俗化的現代社會，知識分子本來就不處于中心

位置，

因此，知識分子不應該再怀抱精英心態，再幻想著當時代英雄，而必須安于邊緣，

甘于本

份。另有一些論者則從不同的角度對這場討論發表評論。他們指出，人文精神的倡

導者往

往把矛頭指向世俗化、商業化或大眾文化，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專制主義這一政治現

實。更

有論者提醒人們，要注意到這場討論的形而下方面，尖銳地批評了“嘲笑道德嘲笑理

想嘲

笑精神”的虛無主義、犬儒主義。

　

　　人文精神討論涉及到許多問題。這里，我只打算就其中几個問題略加評論。

　

　　首先我要指出，產生于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失落感，其參照系乃是八十年代

（确切地

說，是從七十年代末到八九這段時期）。事后回顧不難發現，八十年代不愧為自四

九年以

來中國大陸人文精神最為高揚的時期。正是在這段時期，大量的人文知識分子成為

時代英

雄。這不足為奇。我們知道，共產國家是意識形態統治的國家。共產党以一种包羅

万象的

意識形態對整個社會進行全面徹底的控制。在這里，每一种控制和壓迫都假借理論

的名義

，因此，每一种挑戰和反抗也不得不首先是理論的挑戰和反抗。如果我們把批判精

神定義

為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那么，他的黃金時代就正該是意識形態統治社會的后期，

知識分

子批判作為專制基礎的意識形態，他瓦解了那套意識形態，從而也就瓦解了專制統

治（說

明：這里所說的知識分子，不是指身分或職業，而是指社會角色。故而包括了那些

未受過

高等教育也不是從事腦力工作的持不同政見者）。在八十年代席卷整個共產世界的

民主大

潮中，知識分子扮演了先鋒和領袖的角色。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所發揮的重大作用，

恐怕

只有西方歷史上的啟蒙時代可相比擬。

　

　　正象醫生的重要性在于使自己的存在變得不重要，同樣地，以消解意識形態魔

性為己

任的知識分子，其重要性也不可避免地會隨著其使命的完成而下降。譬如在八十年

代末九

十年代初的前蘇東各國，知識分子很是風光了一陣。作家當上總統，詩人成了部長，

教授

被選為議員，在國會大廈里充斥著還沒畢業的大學生，嚴肅的政治性書刊風行一時。

這在

當年都是很普遍的現象。不過這种情景通常不會持續得太久。這也難怪，既然知識

分子所

批判的專制怪物已然壽終正寢，他們倡導的基本原則已然被公眾接納并鑄入體制，

他們的

歷史作用也就告一段落。例如此前飽經磨難的异議人士，他們頂上的道義光環每每

會隨著

政治迫害的終結和政治悲情的消退而逐漸失色。當民主從理念變為運作，行動人脫

穎而出

，理念人則可能脫离中心而成為背景。好象看電影，觀眾注目的是演員，編劇則被

忽視。

民主政治是凡人政治或曰庸人政治，曲高和寡在所難免。所以，許多最早鼓吹自由

民主理

念的人，待到自由民主實行后倒很容易感覺落寞。這里還不說商業化与大眾文化的

影響。

　

　　那么，中國的情況又是如何呢？應該說，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的失

落感實

際上包含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方面的問題与上面所說的情況類似。在八十年代，

一部在

純學術純藝術領域中突破原意識形態框架的作品都可以在學術圈藝術圈之外的廣大

公眾中

引起轟動，這在九十年代就几乎不可能，因為原意識形態已經從這些領域中潰敗撤

离了。

在這里，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的胜利而落寞。另一個問題則全然不同。在中國，政

治專制

依然存在，這個被八十年代知識分子批判的主要目標依然存在。照理說，知識分子

的英雄

戲還沒唱完，怎么就被拋向邊緣了呢？當然，這是因為政治專制政治高壓。在中國，

人文

精神的高揚期与失落期是以六四分界的，這本身就給出了答案的線索。

　

　　然而，答案的線索還不是答案。不錯，六四事件壓下了一批知識精英，但是，

知識界

的批判并未因此偃旗息鼓。仔細檢索九十年代大陸的公開出版物可以發現，宣揚自

由化的

文字未必少于八十年代，其深度力度未必不如先前，甚至多有過之。异議人士的批

判抗議

之聲連綿不斷，而且比六四前更加鮮明。老百姓的“什么話都敢說”的情況并沒有衰

減，

而且更尖銳、更普遍——如今，連不少共產党的干部也都在指名道姓地批評共產党

了。甚

至當局對思想的控制似乎也比八十年代更弱而不是更強。許多在八十年代遭禁挨批

的觀念

，到了九十年代反而顯得稀松平常，通行無阻（例如人道主義的觀念）。現在，不

少知識

分子和异議人士的感慨是：并非我們不敢批判，并非當局壓制得太嚴，問題是如今

的听眾

數量較六四前大為減少，我們的呼聲缺少廣泛的回應，別人都忙著下海掙錢奔小康

去了。

無怪乎一批論者要把矛頭指向商業化世俗化及大眾文化了。

　

　　我并不否認經濟大潮的沖擊。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起了新一輪經改熱潮，

這确實

轉移和減輕了政治專制所面對的壓力。但我要指出的是，導致自由呼聲缺少回應的

更重要

的原因是泛濫成災的虛無主義和犬儒心態。這是六四事件留下的最惡劣的后遺症。





⊙　⑩自由民主理念——信則靈，不信則不靈



　　八九民運是一場偉大的的理性抗爭。在八九民運遭到暴力鎮壓之后，一些學生

忿忿地

說：“你們說不過我們，我們打不過你們。”理性胜了——有理說贏了無理；但是，

理性

又敗了——理性輸給了暴力。在八九民運中，示威者贏得了極為廣泛而熱烈的支持，

二十

万大軍兵臨城下，硬是讓自發組織起來的百万民眾生生地擋在外面開不進來。這時

候，人

們深信理念是有力量的，理性是有力量的，思想能夠瓦解刀槍，征服刀槍。然而，

六四屠

殺殘酷地鎮壓下了民眾的抗議。六四屠殺的直接后果是激起了人們更大的憤慨。“失

人心

者失天下”，人們相信這樣一個殺人的政權絕不可能維持長久。而后緊接著發生的蘇

東巨

變進一步加強了人們的這一信念。可是，几年過去了，好象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

中共政

權沒有垮台，它依然立在那里。這不能不使許多人感到沮喪，感到失望。這就引出

了六四

的另一個后果：許多人因此而失去了對理念、對理性的信仰。不管我們如何反复論

證說明

六四的結局絕非必然，以期在人們心中重建對理性抗爭的信仰，可惜的是，多數人

一時間

不會這么想，他們更容易從那一震撼中得出一個簡單化的結論：思想打不過刀槍，

理性敵

不過暴力。

　

　　什么是信仰？信仰不只是認知，信仰更是意志。信仰某种理念不僅意味著你知

道那种

理念是好的，是對的，而且還意味著你要身體力行，你要兌現這种理念。理念、理

性之所

以有力量，就在于人們信仰它實行它，否則就沒有力量。自由民主這套理念，信則

靈，不

信則不靈。現在的問題正在于，雖然從認知的角度，許多人仍然認為自由民主是好

東西，

但是他們不再信仰，不再參与，不再身體力行。他們陷入了犬儒式的悲觀主義，一

种循環

論證的自我實現的悲觀主義：因為他們不相信自由的理想可以實現，所以他們不去

為理想

而努力，所以理想當然就不會實現，所以他們就更不相信，所以就更不努力，所以

就更不

相信，所以…所以…。他們知道現實是丑惡的，但因為現實是現實，他們不認為他

們能夠

改變，所以還是接受了現實。他們知道理想是美好的，但因為理想只是理想，理想

在現實

中不存在，行不通，總是碰壁，所以放棄了理想。一旦人們放棄了理想，他們也就

不愿意

再去傾听理想的呼聲。他們覺得那都是空談，毫無用處，只是徒增煩惱而已。一位

在大學

教書的朋友告訴我，過去，他在講壇上闡述自由理想，堂堂暴滿；現在他在課堂上

講同樣

的內容，卻听者寥寥。“現在的年輕人太實際了”，他說。“不，”我說，“是現在的年



輕人太犬儒了。”年輕人變成犬儒實在是最可悲之事，他們還不曾追求，就已然放棄；

他

們還不曾長成，就已經衰老；他們還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經什么都不相信了。

　

　　我們講啟蒙，告訴人們什么是善什么是惡。這里暗含的前提是，一旦人們認識

到善，

他們就會從善，認識到惡就會抗惡。但是啟蒙對犬儒們似乎是沒有意義的。犬儒是

不分善

惡的，但他不是不知善惡。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惡而不惡惡。有些犬儒還走得

更遠。

他們不但不反對惡，他們還要迎合惡，只要惡有權有勢。他們變得很勢利。其實犬

儒本來

未必全是勢利，但是既然他抹殺了善惡是非，結果到頭來只剩下了勢利。有的犬儒

富于進

攻性。他們不只放棄理想，還要反過來嘲笑理想。說來也是，給別人奮斗潑冷水的

人，往

往不是從沒奮斗過的人，而是那些自己也曾奮斗過、但遭受挫敗后放棄了奮斗的人。

吃不

著葡萄就說葡萄酸，自己不再奮斗了，看見別人還在奮斗就去嘲笑。這多半是以攻

為守，

嘲笑別人的奮斗是為了辯護自己的不奮斗。犬儒的嘲笑也有他自己的邏輯。犬儒既

然不承

認理想只承認現實，他就會把別人不顧在現實中碰壁而執意追求理想視為“傻冒”。

尤其

是在現今的中國：過去，共產党實行“全面專政”，“三面架机槍，只准走一方”，給

個

人留下的出路太窄；如今卻是“一面架机槍，可以走三方”，只要不挑戰政治上的專

制權

力，干什么都行。你偏偏要朝槍口上撞，不是“傻冒”是什么？人生苦短，大家都受

了半

輩子窮，現在好不容易有了大發其財的机會，為什么非要爭什么自由民主不可呢？



　

　　順便反駁一种說法。不少人認為，現今中國大陸的民運難以開展，是因為經濟

改革取

得實效，民眾富了起來，物質主義泛濫，沖淡了政治上的追求，知識分子也獲得了

更多的

空間和相對的自由，所以對現狀也比較滿意。此論似是而非。回想八九民運爆發之

前，經

濟改革不是也搞得不錯嗎？那時還是經改的蜜月期，人人有糖吃，無非有多有少，

還不象

現在，上千万工人下崗，几家歡樂几家愁。至于知識分子的處境，那時正是高峰期，

自我

感覺普遍良好。八九民運的爆發，在民眾方面來說，如第７節所言，主要是得隴望

蜀期望

提升的結果，而不是絕對剝奪相對剝奪的產物。這反過來也就說明了，現在民運的

低落，

是因為政治理想政治熱情遭受嚴厲打壓被冷凍被放棄，不是因為人們利益的滿足而

是因為

期望的收縮，不是因為物質主義的泛濫而是因為犬儒主義的蔓延。



⊙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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