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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多維冼岩專欄：再論民主緩行──與劉曉波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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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 多維冼岩專欄：再論民主緩行──與劉曉波先生商榷 (166 reads) 时间: 2003-1-16 周四, 下午11:32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多維冼岩專欄：再論民主緩行──與劉曉波先生商榷

【多維新聞社17日電】冼岩專欄／拜讀劉曉波先生《駁民主緩行論》一文（原載電子雜志《民主中國》2003年元月號，多維於元月３日全文轉載），感覺劉先生對“民主緩行”一說頗多誤解，有必要澄清。 (chinesenewsnet.com)

一，“民主緩行”與“民主即行”的異同 (chinesenewsnet.com)

顧名思義，可將劉先生等批評“民主緩行論”者的觀點命名為“民主即行論”，比較其與 “民主緩行論”的優劣異同。 (chinesenewsnet.com)

全面細致考察兩種觀點，會發現它們之間的歧異並沒有爭論中表現的那麼大，更非勢不兩立，冰炭不可同爐。實際上，二者有許多共通之處，可以說同多於異。 (chinesenewsnet.com)

1，二者都承認民主憲政體制是迄今為止，最有利於社會長遠發展和人類福利增進的制度形式，是中國政治轉型的最終目標。 (chinesenewsnet.com)

2，二者都認為民主憲政並非“化解危機和造福於民的萬能靈藥”，“並不認為民主制度沒有弊端”，其整體上的優越性隻是與其它已有制度相比較而成立。面對特殊問題，不排除其它制度有獨到優勢。 (chinesenewsnet.com)

3，二者同樣反對“八十年代的浮躁”和輕進，在當前國情下，“大都極為審慎地選擇漸進策略，很少有人提倡一步到位的政改”。 (chinesenewsnet.com)

4，二者都承認當前經濟增長的現實，認為這是支撐現政權穩定的主要原因。同時，都認為增長總有停下來的一天，甚至可能發生衰退。到那時，政權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chinesenewsnet.com)

5，二者都認為中國民主憲政之路不好走，成功隻有微乎其微的希望，甚至是“近於絕望的希望”。 (chinesenewsnet.com)

一個是民主緩行，一個是漸進式民主。目標相同，看來隻是對路徑、時機、火候的不同把握。這樣，就延伸出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觀點分歧和態度歧異。 (chinesenewsnet.com)

1，在對形勢的判斷上，民主即行論認為：“跛足改革已經沒有多大回旋余地，現行制度已經成為阻礙中國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急需政治體制的改革來根治社會弊端”，因此，“必須盡快啟動政改”。 (chinesenewsnet.com)

緩行論認為：由威權政府主導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仍有一定持續空間。應充分利用這段時間集中力量於經濟發展。經濟的發展能夠改變社會力量對比，重塑社會結構，為政治改革夯實社會基礎。 (chinesenewsnet.com)

2，在對現在啟動民主的後果判斷上，民主即行論認為：“民間能夠從以往的數次動亂中汲取足夠的教訓”，他們“知道自身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具有足夠的理性來有節制地追求自身的權益”，因此，“自發的民間運動絕不是動亂，也不會導致動亂”。 (chinesenewsnet.com)

緩行論認為：關於政改中社會動盪和失序的預期並非建立在“民眾是非理性的”的心理判斷上，而是建立在“當今社會已經積蓄了大量矛盾、怨恨、不滿”的客觀情勢判斷上。今天的許多尖銳矛盾和沖突，在現有條件和社會結構下是不可調和的；隻是被政權的力量強行壓制、強行掩蓋著。這就像地上已舖滿幹柴火藥，啟動政改等於點燃導火索；自以為隻是釋放出部分被壓抑能量的舉措，其結果是引發整座火山的噴發。 (chinesenewsnet.com)

緩行論的主張是：首先通過經濟增長、社會保障等多種手段，從側面緩解積壓的矛盾能量；更重要的是通過經濟轉軌，建立新的、能夠對當前矛盾沖突作出適當調節和利益安排的社會經濟結構秩序。當社會矛盾相對平緩時，才適於啟動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 (chinesenewsnet.com)

3，在對啟動民主的時機判斷上，即行論認為：“經濟增長還能持續和大多數人有了溫飽的當下國情，不僅為用政改化解深層危機提供了穩定的社會大環境，也為民主化提供溫和理性的民意支持，社會危機的持續加重和民間社會的日益壯大所形成的合力，已經使啟動政治民主化的條件基本成熟”。“當經濟還有高增長的潛力和空間與民眾也能溫飽之時，還能為漸進而平穩的政治改革提供基礎環境”，“而延誤啟動憲政民主化的時機，也就是在浪費多年積累的民間資源，就等於為社會危機的總體爆發準備躁動的巖漿，為激進革命的突然燃燒準備幹柴和火種”。 (chinesenewsnet.com)

緩行論認為：“燥動的巖漿”及“幹柴和火種”早就已經舖滿全國，現在啟動政改，已經做不到“降低轉型的成本，不用再一次付出慘痛的額外代價就能夠走上現代文明之路”。同時，統治者在自身對社會的控制能力還沒有被根本削弱之前，也不可能支持將自己趕下歷史舞台的政治改革。兩相激盪下，唯一的可能是演變成一場革命。並且，在明顯的實力懸殊下，這必然隻是一場失敗的革命。社會將再次陷入停滯、倒退和黑暗，1992年以來好不容易積蓄的一點民間資源、社會的寬鬆和進步將毀於一旦。 (chinesenewsnet.com)

4，在改革路徑上，民主緩行論主張緩行的是自下而上的全社會民主化進程。他們主張在現階段推動最有可能為執政黨接受的“黨內民主”，將民主實踐局限在一定范圍。首先將革命黨改造為全民黨，在黨內建立政治力量分化和權力制衡機制。在此基礎上，推動“黨主立憲”，最終以“虛黨共和”的形式實現實質上的民主憲政。 (chinesenewsnet.com)

鄧小平在八十年代連折兩員改革大將，錯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好時機。(多維社據《趙紫陽最後的機會》)

即行論也讚成“漸進策略”，但怎麼漸進，怎麼分解各階段的目標，怎麼避免民眾“激進的暴力行為和過分要求”，未見具體分說。有一點是明確的，即行論主張盡快啟動自下而上的全社會民主化進程，反對首先將民主權利局限在上層，反對排斥民眾的參與。 (chinesenewsnet.com)

5，在對待現政權的態度上，民主即行論不能擺脫歷史和現實的思想負擔。他們視現政權為萬惡之源，是社會進步和人民福利的扼殺者，是民主的敵人，是政治改革要“革”掉的對象。 (chinesenewsnet.com)

緩行論認為：在中國今天的特殊情勢下，政治改革離不開政權力量的支持、參予甚至主導，其它力量隻能起推動、輔助和配合作用。因此，改革必須從執政黨能夠接受的目標入手，必須視執政黨為盟友而不是敵人，必須與執政黨建立合作而不是對抗，更不是你死我活的關系；在合作而不是鬥爭中改造政權和執政黨。 (chinesenewsnet.com)

二，優劣 (chinesenewsnet.com)

由上可見，民主緩行論與即行論隻是同一目標下路徑、策略、時機、火候的分別，其分別來源於對形勢的不同判斷和對形勢發展的不同預期。對現狀的把握是否客觀，對未來的預測是否準確，直接決定著二者的優劣正誤。換言之，二者的對錯是非不是絕對的，各有其相對適應性。在觀念世界，是非對錯表現為天壤之別；但是在現實中，它們往往隻有一線之隔。當形勢不同時，或者當現實中出現新的變數時，對錯正誤完全可能顛倒。 (chinesenewsnet.com)

作為民主緩行論者，筆者隻能舉出“民主緩行”的理由，論証它的合理性。 (chinesenewsnet.com)

一，目前啟動民主憲政的條件不成熟(chinesenewsnet.com)

一方面，雖然中國經濟上已取得一定成就，國民經濟仍然能維持一定速度的增長，但由於歷史的包袱和社會分化帶來的現實矛盾，仇視和怨恨已經積累很深，幹柴火種早已布滿中華大地。此時啟動政治改革，無異於點燃導火索，各種被壓抑的能量都會迫不及待地爆發出來，其沖天火勢不是今天的中國所能控制或消受的。 (chinesenewsnet.com)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政改時機遠不如1980年代中期。那時候，社會分化尚不明顯，沒有制造和積累這麼多矛盾怨恨；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和經濟上人人受益的改革，又將歷史的積怨已經消化得所剩無幾；執政黨和政權的威望達到新的高度（有“小平你好”為証），人們對改革和未來充滿期待。那時啟動政改，不必擔心會釋放出什麼政權不能承受的負面力量，執政黨有足夠能力和威望主導改革進程。 (chinesenewsnet.com)

但是當時黨內“左”的力量仍很強大，即行民主對於執政黨來說，這個彎也轉得過猛過快，有可能轉不過來，導致車毀人亡。因此鄧小平決定暫且緩一緩，先平衡左右力量，保持局勢平穩。但是知識界（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政治意識已經醒來，他們不願意再作等待。兩不相讓的結果是沖突不可避免，相互沖撞下，撞出個“六四”事變，執政黨從此背上新的政治包袱，再無力主導釋放矛盾的政治改革，良機就此錯過，民主憲政從此陷入停頓，“多年積累的民間資源”和歷史勢能毀於一旦。 (chinesenewsnet.com)

對比前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戈氏是直接走向政改的，結果局勢失去控制，改革最終失敗。究其原因，戈氏與鄧小平改革的分別首先不在於有否啟動政改，而在於戈氏的經濟改革、經濟政策是失敗的。正因為經濟上的失敗，戈氏才急於以政改挽回民心，尋找新的支撐。但經濟失敗使人民實際利益受損，對於執政者和他所主導的改革，人們的支持少於抱怨。民眾已經否定了戈氏政權及其改革的有效性，對戈氏越來越快的改革步調也不表示滿意。因此，葉利欽才能後來居上，輕易擊敗戈氏。葉氏的成功，一方面是因為他與戈氏政權，與歷史包袱和經濟失敗撇清了關系，可以高調批評現狀，肆意迎合民眾；另一方面，是他代表了一種新的，隻可憧憬，一時還無法驗証的希望。這種希望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聯系在一起的，很容易使人產生信心，產生信服和信從。 (chinesenewsnet.com)

可見，方向和策略的正確性有效性是相對的，不同情況下應有不同抉擇。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鄧小平能夠在1980年代啟動政治改革，他很可能會成功，因為他有經濟績效的支撐；但戈氏急於啟動政改則是錯誤的，是冒進，其結果是失敗，是出現他本人也不願意看到的結局。 (chinesenewsnet.com)

今天的實際情況是，無論是歷史包袱還是現實矛盾，政府手中都已經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予化解。啟動政改隻是釋放矛盾，而非化解矛盾。將壓抑的危機釋放出來，又無力消弭它，那麼結果就隻有在危機中崩潰。 (chinesenewsnet.com)

另一方面，現在政權力量在對政治權力的把持和對社會的控制上仍然很強大，分散而微弱的民間力量與其相比根本不成比例，不能形成有效制衡或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是不會放棄權力和放鬆社會控制的。中國百年來面向民主憲政的嘗試無一是在潛在危機壓力下觸發的，而都是在專制政權對社會的實際控制力已被削弱時迸發的。在執政黨沒有改革要求時強行啟動改革，隻會使政權對政改更加反感和警惕，促使它加緊社會控制，從而使改革的相關要素更難生成，使民間力量的休養生聚更為艱難。 (chinesenewsnet.com)

不理睬執政黨的反應，一意孤行更是不可能的。在現實的力量對比下，革命隻是走夜路時自己壯膽的豪語，很可能嚇不到對手，反而把自己先嚇著了。 (chinesenewsnet.com)

2，民主制度不利於經濟轉軌 (chinesenewsnet.com)

前面說鄧小平如果在1980年代啟動政改，很可能成功，其實這也隻是從固定角度將事物簡單化的判斷。事實上，一旦鄧啟動政改，他就要面對一個近乎無解的難題：怎麼解散國有經濟，同時保持經濟增長？ (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當權者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啓動，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戰略選擇，其利弊得失將會成爲很長時間的爭論話題。（新華社發）

現代社會政治轉型的成功案例，無一不是發生在原本實行私營經濟的國家，如南韓、台灣。在經濟由計劃向市場，國有向私營轉化的同時實行政治改革，其難度和復雜程度不知大了多少倍，可以說至今尚沒有成功案例，唯一的試驗是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如果鄧小平在1980年代啟動政改，他最後可能也不得不啟用休克療法來解決經濟轉軌問題。那麼，由於1980年代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1970年代短缺經濟的基礎上，其勢頭不可能長期持續；全面市場化私有化後，國家主導經濟的職能又大大削弱，新的經濟機制短期內難以完善，國民經濟必然陷入類似俄羅斯的衰退和混亂；私有化進程中的社會分化又必然會加劇廣大中下層民眾在經濟衰退中的痛苦，普遍不滿下，政府的權威將喪失殆盡，民眾對改革由支持變為怨恨；此時釋放矛盾，啟動政改，社會同樣有可能陷入動盪。 (chinesenewsnet.com)

究其原因，經濟轉軌的目標是由平均主義的低效狀態過渡到階級分化的效率社會，而政治轉型的目標則是將高度集中的權力分散為全社會的權力，二者的結構性走向、社會進程是相悖的，不適於攪合在一起進行，必須在時間上錯開。否則，經濟的效率結構建設將遭遇印度式阻力，寸步難行；而政治的民主化進程也會使轉型期的各種怨恨和不滿，象洪水找到突破口一樣噴薄而出，沖垮整個社會堤防。 (chinesenewsnet.com)

因此，民主緩行論主張將政治轉型與經濟轉軌錯開，在經濟改革基本完成後再啟動政治改革。 (chinesenewsnet.com)

3，對政治改革的艱巨性應有足夠認識，謀定後動，不抱僥幸心理 (chinesenewsnet.com)

民主化政治改革的特點是易發難收，一旦啟動，誰也無法叫停，隻能聽任它走到不知是福是禍的終點。因此，對於政治改革必須謀定後動，不能存僥幸心理。 (chinesenewsnet.com)

確實，延遲改革有可能遭遇經濟衰退期，那時人民的不滿將更加強烈，執政黨的處境將更為艱難。但是如前所述，如果今天啟動政改明知是九死一生，明顯是將社會帶入劫難，為什麼還要僥幸圖一逞呢？未來是變化無常的，誰也不能肯定明天是什麼樣子。今天的僥幸冒進就是在浪費明天的資源，今天的急於選擇就是使明天無所選擇。除非我們有相當把握能夠為明天帶來光明，否則我們沒有權利糟蹋明天的機會，還要賠上今天的痛苦。不能僅僅因為害怕明天可能手氣更差，就急急忙忙押下所有賭注──即使作為賭徒，這也隻是蹩腳角色。 (chinesenewsnet.com)

縱然遭遇經濟衰退，也有兩種可能：一是政府能夠挺過去，等待新的景氣循環，這樣，政府依然能夠先完成經濟轉軌，再啟動政改；另一種可能是，經濟陷入崩潰，社會危機爆發，此時，政權對社會的控制能力急劇下降，不得不啟動政治改革，這正是近代史上反復上演的循環劇目。此時改革，來自政權的阻力最小，民間的推動力最大，上下力量最接近平衡，因此改革最有可能成功。近代史每每要走到這一步，改革才能真正啟動，絕非偶然。 (chinesenewsnet.com)

當然，這時矛盾的積聚和爆發，也最容易激起革命。但不管怎樣，結局總不會比現在立即啟動改革更糟。 (chinesenewsnet.com)

政治改革的目標是重要的，但隻有成功，我們才能達到目標。因此，我們要的是改革的成功，而不是改革本身。盲動失敗的改革，隻會損害改革本身。暫緩改革，才能積蓄資源，在實踐中反復試錯，在時間中尋找最佳時機和策略。 (chinesenewsnet.com)

對於尚稱穩定的今天來說，穩定本身是重要的，因為它是經濟增長，社會轉型，人民安居樂業的必要條件；因為它一旦被破壞，就難以修復。或者隻有當它失去時，人們才能真正懂得它的價值。 (chinesenewsnet.com)

民主憲政是百年中國的主題，絕非朝夕之功。因此，耐心、堅忍，是必須的；審時度勢，暫時的容忍克制，是必要的，不能急於求成。一定要破除一種傳統的思維定式誤導：要求改革，總是對的；改總比不改好──實際上，隻有導向成功的改革才是有益的；失敗的改革，比不改更糟，因為它浪費了本來有可能成功的下次改革的機會和資源。 (chinesenewsnet.com)

三，民主緩行論的主張 (chinesenewsnet.com)

歷史本身並沒有目標或意義，但在特定時期內，歷史確實表現出特定趨勢。在當代國家政治方面，這個趨勢就是民主憲政。因此，民主憲政是當今世界勢不可擋的潮流，一切國家、政權，都可能被裹挾而下。 (chinesenewsnet.com)

在這種歷史潮流面前，任何社會都不可能靜止不動。社會力量在發生微妙變化，保守力量越來越往後收縮，改革力量越來越往前擴張，這也是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變遷的現實軌跡（中間應除去“六四”時的彎曲變形）。一般情況下，保守勢力和改革力量在同一歷史趨向的影響下，循著不同途徑向同一方向運動，最後總會相匯於一點。在此點上，如果雙方能有足夠理智，各退一步，放棄過高要求，充分顧及對方利益，那麼雙方就能實現和解，達成妥協，歷史就會在此處順利“合龍”，社會轉型就有了一道堅固橋樑，能夠順利渡過。這方面的經典是英國的光榮革命：由於各方的理性克制，不流血地奠定了君主立憲的萬世之基。 (chinesenewsnet.com)

如果改革保守雙方在交匯點各不相讓，都認為自己應該得到更多，那麼唯一的結局就隻有拼個你死我活，力強者勝。換句話說，在這種歷史交匯的當口，如果有一方能主動把節奏放慢少許，讓對方先行通過，沖撞就可能避免，社會就能實現平穩過渡。在社會的長期發展演變中，暫時退讓的一方將得到補償，實現新的平衡。 (chinesenewsnet.com)

縱觀近代史，我們的祖先似乎都短缺克制和忍讓。也許是平時的忍耐和負載過久過重，一旦面臨歷史的轉折關頭，好不容易能發出一聲吶喊，各方都不願意再退讓，都堅持與自己實力並不相稱的報價，因此矛盾總是走向不可調和，沖突總是不可避免。戊戌變法如此，二次革命如此，“六四”運動也是如此。唯一的例外是辛亥革命，各方的理性克制導致了和解妥協，從而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最接近民主憲政原則的政權。但是，歷史的慣性並沒有就此消失，“二次革命”的輕率冒進，又徹底斷送了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前途。 (chinesenewsnet.com)

當然，歷史不是罰點球，每一事件的發生皆有其必然性，我們不能苛責前人。但是當我們自己可以主動作出選擇之時，沒有理由再不充分吸取歷史教訓，避免重蹈覆轍。這就是民主緩行論主張超越“六四”的原因：主動超越“六四”，可以幫助執政黨放下心理包袱，使它無懼於改革，無懼於與民間合作。在“六四”一事中，執政黨在道義上居於下位。上下相持中，下位者不可能主動放手讓步，因為它讓一步就可能一瀉千裡。隻有上位者才能夠輕鬆放手，主動讓出一步，使下位者可以站穩腳跟，從此才有余暇顧及其它。放下包袱和顧慮後，執政黨才可能評估和設計與民間建立新型關系，社會才可能走向全民和解和妥協。這就象下棋，首先必須推測對手的考慮和顧忌，必須照顧對方的處境和利益。 (chinesenewsnet.com)

中國現在的政治現實是：政權力量極其強大，民間力量分散而微弱。沒有政權的參與，改革隻是夢幻或空喊，其成功不可想象。執政黨不可能參與打倒自己的運動，因此，改革必須從執政黨能夠接受的目標入手。改革者必須改變策略，將執政黨的定位由你死我活的鬥爭對手變為合作伙伴，盡可能爭取它的容忍和支持。 (chinesenewsnet.com)

考慮到社會現實和執政黨的承受力，民主緩行論主張暫且擱置由下而上的民主化政治改革，首先啟動有限的民主改革──黨內民主。在制度上，在明確一黨執政的前提下允許黨內反對派存在，賦予其法律地位，促使其依法定程序與當權派展開黨內競爭，從而打破高度集中的政治一元化結構，在黨內建構政治力量分化和權力制衡機制；在此基礎上，推動“黨主立憲”，逐漸將民主法治由黨內向黨外擴展。 (chinesenewsnet.com)

在意識形態上，承認“黨的領導”。在承認執政黨正統的同時改造其意識形態，將“四個堅持”抽離為一個堅持（堅持黨的領導），將其它部分抽換成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憲政元素。 (chinesenewsnet.com)

這種策略，成功度很高，因為它符合執政黨本身的需要。“三個代表”的提出說明了：執政黨自鄧小平起即已放棄對意識形態的堅持，轉而為政治實用主義。“四個堅持”在鄧那裡並不是信仰和意識形態，而隻是實用工具，他需要用它抵擋來自右、化解來自左的攻擊。這一需要，今天的執政黨仍然存在。但隨著左右力量對比的變化，社會形勢的演化，許多事情已無須再遮掩得那麼嚴實，於是才會有“三個代表”的脫穎而出。但是，長期的言行脫節是不可能的，舊的意識形態已不可能支撐執政黨完成向全民黨的轉型，它需要新的意識形態外殼；同時，現政權僅有“政績合法性”也是不夠的，必須重新在意識形態上証明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今天的執政黨迫切需要一套新的意識形態盔甲，這是它在新時期要解決的最大理論課題，“三個代表”顯然還遠遠滿足不了需要，相信現在的御用理論界已經有一大幫人在忙乎這個。自由主義者的機會是：怎麼在其中摻入盡可能多的民主憲政元素？ (chinesenewsnet.com)

對於中國前途，民主緩行論在整體上表示悲觀，主要是估計轉型在時間上可能來不及：順利轉型需要多方條件（許多人往往隻注重一個方面）的配合，往往這一方具備時，那一方又缺位，歷史似乎從來就不曾讓中國擁有過充分必要條件。除非出現意外好運，估計在可見的將來，中國仍然不會擁有這種機會，但是危機卻已經越來越逼近了！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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