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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文新贴：法治·人权·民主·革命——乐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的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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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苏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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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法治·人权·民主·革命
——乐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的对话
重贴说明：
这是几年前和朋友合写的，起因是有王若水先生参加的一次讨论会。现在王先生已作古人，内容却似乎仍然没有过时，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特将此文整理出来，算是对若水先生的一点纪念。
甲：好久不见，都忙什么呢？
乙：忙不好，瞎忙。前几天去参加了一次人权问题讨论会。
甲：是海外民运组织的吗？
乙：不是，是丹麦人权委员会组织的。去年丹麦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挑头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让中国领导人好生恼火，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紧张了一阵子，可两国之间的贸易、文化等等等等利害关系千丝万缕，不是说翻脸就能翻得了的，总得给对方，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而且丹麦人不是妥协出了名的吗，所以丹麦政府很快就把中国人权问题方面的政策改成“批评性对话”了，具体措施之一就是邀请两位中国法学家来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以正面教育为主”嘛，就像瑞典训练中国警察一样。
甲：讨论会就是这两位法学家唱主角吗？
乙：要是只有这二位，会可就开得太沉闷了。实际上只有一位代表另一位发言，整篇发言全是些近几年制订的法律条文，听得人昏昏欲睡。不过“无罪推定”的原则总算是从理论上得到承认了，当然具体执行起来还需要时间。
甲：这进步不小啊。记得4年前郭罗基先生来这里，就讲“无罪推定”。郭先生是哲学教授，从逻辑讲到历史，掰开了揉碎了讲，论证“无罪推定”的必要性。可见当时国内理论界还没有接受这个原则。现在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而且写进了法律条文，成为执行的原则。但愿以后“冤假错案”，逼供信能够少一点。
乙：几千年的传统，不会那么快就改变。
甲：我不乐观。还有别的发言人吗？
乙：一位女士讲意识形态与商业传媒夹缝中的当代中国妇女。还有一位国内的自由派人士王若水先生，讲言论自由。他说毛泽东从理论上根本否认普遍人权。
其实这不仅是毛的问题。最近我接触到了一些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材料，主要是本世纪前半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其中一位国民党理论家在题为《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的通俗演讲稿中说：“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不是主张‘天赋人权’，是主张‘革命人权’。”他认为，和社会制度一样，理论和学说的好坏视其能否适合时代的需要而定。天赋人权说，在法国革命的时代是适合时代要求的学说，所以很有力量和效用。一旦时过境迁，时代的要求一变，以前有力量有效用的学说也就失去其力量和效用。据此，天赋人权说在中国现在变不适用了，所以中国现在的革命不是要实现天赋人权。他引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受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籍以破坏民国。”如果以天赋人权相号召，这些“反对民国之人”就会根据这种学说要求民权。“因为他们虽然是反革命的份子，反对民国的份子，然而终究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享受天赋的自由平等的权利。所以我们主张革命民权，只有革命的平民，才能享受，不轻授这种民权于反革命的人。”这不是和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同样的逻辑吗？
甲：其实，从建党理论和实践来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同出一源，都是列宁式的革命党。国民党的那位理论家可能认为民国是刚刚从军阀混战后建立起来的，需要一定时间以稳定民国。即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
乙：国民党从孙中山起，就对自由、平等、人权持保留态度。人权问题的理由上面说过了。关于平等，他们说这个观念是针对欧洲中世纪封建世袭等级制度而提出的，中国历史上世袭制从秦始皇起就开始终结，到了魏晋“门阀”已经成为贬义词，所以平等问题无从谈起。胡适等人甚至说，中国历史上有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我想他是把民主和平等混淆了，如果他指的是科举，那可以说是一种平等制度，因为科举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通过科举这根独木桥，出身书香门第的人也具备一些先天优势，可毕竟要自己去考。而且平等观念从来指的就是起点的平等，任何人不被排除在参加竞争的资格之外，没有许诺终点的平等。终点的“平等”不叫平等，那叫平均主义。而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通过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体现主权在民的政治形式。说中国历史上有民主，倒要请胡博士解释一下，哪一朝哪一代实现过主权在民。
关于自由，孙中山明确地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而不主张以革命去争自由，是很有深意的……为什么说一般新青年提倡自由是不对呢？为什么当时欧洲讲自由是对的呢？……欧洲人民因为从前受专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经提倡自由，便万众一心去赞成。假若现在中国来提倡自由，人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痛苦，当然不理会。”他认为中国不仅不存在需要争取个人自由的问题，而且“中国病”的病根就在个人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如果谈自由，中国需要的是国家的自由行动，个人则应该服从纪律，以确保国家的自由独立。可见“中国人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纪律”的说法不是蒋介石的发明，而是从孙中山那里继承下来的。
自由平等的问题不存在，民权（人权）应该缓行，全部否定了。民国从军阀混战中建立起来，需要稳定，确实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可是反过来想一想，法国大革命以后难道不乱吗？当时不仅反革命满街走，王室贵胄还有组织有武装，随时可以从其他欧洲国家调兵来实现复辟。可这一切并不妨碍法国革命党人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美国独立之后，保王党的残余势力也可以根据自己属于“人人”的范围之内，以“追求”推翻合众国为“幸福”。凡革命都有敌人，革命之后都要经历一段混乱，乱和敌人的存在不能成为限制公民权的理由。
甲：从理论上讲你是对的，是符合逻辑的，但实际中的政治恐怕需要的是审时度势。在历史处于非常的时期，如国家分裂和内乱时，外敌入侵时，国家权力的集中就是必要的。孙中山之所以提出“军政、训政、宪政”就因为他知道，当时的独裁是迫不得已的，应该是暂时的，是一个过渡阶段。要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宪政。共产党不同的是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实行民主的时间表。据我所知国民党时期在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方面比共产党做得要好的多。
乙：我同意，理论和具体措施属于不同的层次。美国的立国先贤们，包括杰佛逊等都默许和自由观念直接冲突的蓄奴制的存在。南北战争以后废除了奴隶身份的黑人也没有立即获得公民权，又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才解决这个问题。欧洲各国民主的发展也经历了逐渐减少财产资格限制，扩大选举范围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才实现了普选制。这一切的重要前提是确立原则，如果连原则上都不承认自由、平等、人权，也就取消了在合法的范围内争取的可能性。
过去我也以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在于，前者连理论上都不承认这些原则，后者至少理论上承认，实行上有所保留。从最近接触到的这些材料来看，国民党在理论上也是有所保留的。我一直不赞成为了批评共产党就无原则地为国民党说好话。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更是同多于异，国民党时期新闻审查、“开天窗”、封报馆、乱抄家、抓人、严刑拷问甚至暗杀都层出不穷。这些不是共产党的一面之词吧？国民党唯一没有做的一件事就是彻底国有化，垄断一切资源，所以给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留下了一点空间。
甲：我不是有意为国民党讲好话。但国民党不仅仅是保留了私有制，在文化层次上也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精华。国民党的革命没有破坏掉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共产党的革命却动摇了中华民族的根基。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不选择国民党，更不选择共产党，我选择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过于激进，才导致了中国今天这个样子。
乙：有这想法的人很多，而且由来已久。海峡两岸老一辈的自由派一致认为，国共之争出现1949年的结果，“不是毛泽东能干，是蒋介石笨蛋”。蒋介石领导北阀成功统一中国，号称“东方拿破仑”；抗战胜利使中国跻身于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列，距实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理想虽不中，亦不远矣；内战开始又有美国的支持。凭着这么雄厚的资本，楞输在毛泽东手里，无论如何不能算能干。
目前海内外表示保持独立的方式则是宣布赞成君主立宪，我本人也是这么一个无皇可保的保皇派。还从康德的政治理论里找到根据，说在一切可能的政治形式中君主立宪是最好的，具体到中国，以满人当皇帝为最合适，西藏、新疆、蒙古心悦诚服，省得汉人在全世界挨骂。
不过目前连这条底线也守不住了。中国人先壮起胆子来骂毛泽东，接下来就骂孙中山，说都是“孙大炮”不知深浅，硬要搬倒皇帝，一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还是梁启超有先见之明。最近又有人开始骂康梁了，说他们操之过急，特别是康有为在变法问题上犯了策略性的错误，没有争取慈禧太后保持中立，在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充当斡旋人的角色，而是把她推向了保守派，迫使她站在光绪的对立面，导致变法失败……可话说到这儿，连我这个铁杆保皇派也无法为皇上辩护了：要是清朝皇帝在受了鸦片战争的刺激之后，变法维新励精图治，还能给这些激进派留下机会吗？
甲：过去了的历史是不能从新来过的。我们讨论问题的目的是在于以史为鉴，以认识现今的各种思想各种现象，以把握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无法改变过去的历史，但有责任对今天正在发生的历史负责。
乙：如果以史为鉴，现在就不要“打倒共产党”。我也不是有意为共产党说好话，而是说，既然已经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就不要以再来一次突发式的政治革命，而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所谓“中国革命”最终要解决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李泽厚和刘再复合写的《告别革命》题目起得很漂亮，文章没有作好，落了个两边挨骂，左派说“已经发生的革命不容告别”，右派说“就是要发动新的革命”。
在我这个“第四者”看来，这“三种人”的共同点是把革命理所当然地当作一种观念形态问题，而且是和社会的实际情况毫无关系的个人选择。国民党方面骂毛泽东有各种骂法，等而下之者“杀猪（朱）拔毛”，文雅的说他“不过是个图书馆助理”，还有更客气的说“毛泽东如果不搞政治，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词章家”。其实最节制的观点往往最接近真理。任何时代社会都有革命和战争的罗曼蒂克幻想，任何时代社会都有自命不凡，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激进青年，还有享受了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之后感到无聊的贵族精英，而他们能否获得巨大的影响力则取决于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
革命说到底是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超出了统治者的调节能力而发生的，这时各种激进派才一呼百应。反过来，如果原有的统治集团具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及时地进行各种调整，这些激进份子也就只能发发牢骚。罗伯斯比尔、华盛顿、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等人如果不是适逢其时，只好作作律师、医生、教授之类的专业人士，和图书馆助理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以个人对抗社会，只能像《红与黑》里的于连一样把自己送上绞架。
可现在为了破除“人民创造历史”的神话，跳到另一个极端，人民彻底缺席，历史成了几个风云人物手中的木偶，这几个人的个人品质性格甚至健康状况居然有了扭转乾坤的力量，加上几个抽象的“列强”，似乎就构成了一部中国近代史。这都是没有革过命的书生之见。如果要谈革命，就得听听职业革命家怎么说。
孙中山说：“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人民才热心来附和。”如果现在中国要革命，那么目前“和人民有切肤之痛”的目标究竟是什么？“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和“反右”中整死打死的几十万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三千万人，“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一亿人，“六四”时打死和关押的人，革命成功之后用来历数前政权的“不仁”绰绰有余，却很难用作发动新的革命的目标，因为这些都属于过去，和目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系。要想制订新的革命目标，就必须学习毛泽东，进行一番“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对于主张武装暴动的朋友们来说，敌人当然是明确的，是共产党，那么谁是朋友？依靠谁，团结谁，联合谁？目前中国社会的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群体最有可能支持革命？西方的汉学界、历史学界以及专门研究革命问题的学者，都把国共两党所进行的革命统称“中国革命”，现在要革命的朋友们不管喜欢不喜欢国共两党，都是在继续他们的事业。
中国革命始终是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还要继续追问：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和“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似乎可以这样说，所谓“传统”社会都是“头重脚轻”的模式，即权力(power)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多数处于无权地位。那么所谓现代性(Modernity)最深刻的革命就在于平民的兴起，使整个社会的权力和财富的分布逐渐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模式。不过多数无论如何是不能争取个人权力(power)的，除非作为整体实行民主，所以从个人的角度只能谈权利(rights)。现代化就是有权(rights)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这一革命性的转变是从资产阶级开始的，逐渐扩大到无产阶级，少数民族，妇女等群体。民主和人权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的。
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么无论过去和现在共产党都做了些什么，只要其实际效果是使人民的力量扩大的，都应该表示欢迎。人民中产生的能够壮大自己力量的现象，包括收入的增加，知识和信息的增加等，也应该得到充分的注意。
那么什么是“人民”？我理解“人民”是以某种形式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的群体。共产党所犯下的最不可宽恕的罪过，就是消灭私有制。从而不仅彻底剥夺了个人自由，而且根本铲除了人民的存在，使全体人民成为党和国家机器的附庸。西方主流舆论在对待中国以及苏东各国的问题上有一大盲点，就是只谈政治不谈经济。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为了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固然不是线性的“决定”关系，可如果抽掉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岂不成了名副其实的“空中楼阁”？何况共产党的革命是从改变所有制关系开始的，那么任何针对共产党的革命无论是否采取突发性暴力行动的形式也都必须从改变所有制开始。
现在国内翻译出版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从人文角度，而不仅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批判公有制，影响很大。可见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不自由的根源。我说国民党没有废除所有制，毫无贬低国民党的意思，相反是很高的评价。1789年法国的《人权及公民权宣言》以“私有财产制度神圣不可侵犯”结束，也是非常深刻的。这一原则并没有因为股份制的普及，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工资收入阶层的扩大而过时。
甲：完全同意你的见解，共产党几十年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共产党不是应不应该打倒，而是怎么样倒的问题，就像处理危房一样，为了减少损失，应该让其定向的倒塌。但现在有很多人要打倒共产党，甚至不择手段，包括武装暴力行动。这是共产党自找的，但是这样下去后果很难设想。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需要历史的不断积累，以打断历史的自然进程来求得社会的快速进步，往往是拔苗助长，事与愿违。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治乱循环史，破坏的力量甚至超过了建设的力量，使汉民族自秦汉以降，社会在精神文化方面，个人在心智体能方面都走了下坡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是怎样能够化解各种矛盾，实现社会和解，逐渐的完成社会变革。有人提出，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同化和净化能力，共产党的异质文化也会与其他外来文化一样，只要假以时日，也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关于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我认为这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
乙：“自找说”恰恰是最让我担忧的。不错，共产党是自找的，国民党和清朝皇帝也是自找的，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为他们任何人辩护。不过我想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说，中国人，尤其是汉人贪生怕死不敢革命。农业民族天生的打不过游牧民族，这是真的。可汉人“窝里斗”的时候从来不怕死，二十世纪里大规模的革命就发生了三次，加上义和团和太平军起义，一百多年里革了五次命。可见笼统地说汉人怕死或不敢革命是不对的。问题是每次革命之后都要进行“肃清反革命”的运动，各派政治势力互为革命和反革命，一次一次地“肃”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算“清”。所以与其说中国人不敢革命，不如说中国人怕肃反。
国民党和台湾方面一贯的观点是，共产党武装推翻合法政府，所以不合法。这一点一直不为大部分大陆中国人所接受，因为按照这个逻辑，国民党武装推翻清朝也同样不合法，推而广之，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也都不合法。可是革命per definition就不合法，合法斗争不叫革命。世界上只有美国的宪法规定人民有权武装推翻政府，从而把革命纳入合法的范围，其他民主国家的宪法都不允许革命。
“六四”以后大陆中国人也宣布共产党丧失了合法性，这成为海外民运的共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很cynical。什么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说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实际上“抓革命”什么时候都不能“促生产”，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前生产都搞得欣欣向荣，倒是革命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受到严重的消极影响。所以革命解决的并不是（广义的）生产问题，而是（广义的）分配问题，是如何使新的权力关系合法化的问题，也就是权力的再分配。反过来说，一切权力的大规模再分配都无法在先前的法律框架之内获得合法性，更谈不上道德。因此除非人类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大规模的再分配，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儒家不问政权从何而来，只管制礼作乐，既可以说是一大漏洞，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也很深刻。因为他们知道，合法性的起点都经不起追究，只能慢慢“熬”，不管什么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一旦黄袍加身也得稍有收敛，“千年的媳妇熬成婆”，几代之后俨然“天子”也。这就是贡当斯所说的“心照不宣”的合法性来源。
更进一步说，起点问题无论在哲学上还是科学上也都是最困难的。牛顿说，“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可他不能解释“第一动力”从何而来，只好推给上帝。老子一言以毕之曰：“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据庄子发挥，“有始也者，有夫未始有夫也者，有夫未始有夫未始有夫也者……”可以无限地推上去，只好说“俄而有有无矣”，然后开始讲仁义道德。两千多年以后康德也作了类似的推理，同样推不出来，只好把起点和终点一同作为二律背反存疑，接下来谈实践理性，即广义的道德。
如果我们把起点问题悬置起来，仅仅从“中道”来“制礼作乐”又怎么样呢？这里批儒的人远比尊儒的多，都是连“汉奸”帽子都不怕的，那么咱们就反伟大领袖之意而用之，“言必称希腊”吧。亚里士多德分析了四种可能的政治制度之后得出结论，君主制和民主制是比较好的，僭主制是最不好的。
“君主”一般和“独裁”密不可分，怎么会和民主制并列呢，二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因为分析政治制度有两个基本的标准，一是合法性来源，一是权力交接形式。君主制和民主制之所以比较好，因为二者的权力更迭形式制度化；僭主制之所以不好，并不是因为僭主本人的道德品质特别恶劣，而是因为该制度，如果可以称为一种制度的话，极其缺乏连续性，权力的更迭形式最富于暴力色彩。僭主们自己的权力既然是“革”掉别人的“命”（包括人命和“天命”）夺来的，“不准革命”的话说不响，结果特务政治、鼓励告密、连坐株连……都成为必要，到头来还是不免被人杀掉。
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因此完全否定僭主制，因为他也知道权力的大规模再分配是无法完全避免的。现代民主的优越性就是在把广义的权力再分配经常化制度化的同时，保持政权的连续性。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一般认为是其意识形态使然，我倒认为他们自己说的一句话更准确，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问题尚未解决”。转变了几十年还没有转过来，消灭了一批革命对象又制造一批，如此循环往复，大有以至无穷之势。到了九十年代，总算开始“转”了，像乔石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主持的大量立法工作，那真是正经事。也就是说，“熬”了几十年，总算“熬”出了三分人样，要是这时候再出一个革命党，又得从头“熬”起。
甲：我一直认为，民主化或者现代化应该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渐进和积累的过程，不是通过一两次革命就能完成的。比如国内的立法从“无法可依”到“有法不依”也应该承认是进步。现在不依只要以后能依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没有办法的。只要这样做下去，假戏真作，开始进入不了角色，时间长了会自然而然的进入角色。又比如军队的国家化问题，解放军从单纯的党军角色，变成了今天的即是党军又是国防军的双重角色，今后的发展是国防军的角色会越来越重，到最后，军队的国家化也就水到渠成了。所以我是个乐观主义者。
乙：我既不乐观也不悲观，我是个犬儒主义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分清善恶，而是如何两恶相权取其轻。现在并不是我们想不想革命的问题，而是中国能否避免一场革命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的应变能力。如果共产党像满清和国民党一样应变失败，那么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中国都会发生革命。目前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的弱点不仅在于主权在民得不到体现，而且在于权力更迭的非制度化。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时候各种激进人物也就会应运而生，使中国以至人类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如果说经济是人类社会活跃的因素，那么政治就是稳定的因素。稳定的首要条件就是连续性，是权力更迭的制度化。国内自由派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根本不是什么反对派，而且简直就是些奏折条陈，给共产党出谋划策，实际上是敦促共产党及时调整。他们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隐忧，值得高度重视。
写于一九九八年
二零零三年元月修改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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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最有意思的是： -- 不锈钢茉莉 - (110 Byte) 2003-1-13 周一, 上午12:11 (187 reads)
- 多谢捧场！ -- 不锈钢贝壳 - (120 Byte) 2003-1-13 周一, 上午4:53 (17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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