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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网站”上遗漏的两篇刘荻文章,请松鼠及时加入!
不锈钢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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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不锈钢网站”上遗漏的两篇刘荻文章,请松鼠及时加入!
(213 reads)
时间:
2003-1-08 周三, 下午11:54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记忆·遗忘·谎言
记忆,是王小波的小说《万寿寺》和《寻找无双》的主题。
记忆是我们的自我的一部分。《百年孤独》中这样描写失忆症:“……开始从记忆中抹去童年的印象,然后会忘掉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会认不出人,甚至失去自我意识,变成一个没有过去的白痴。”丧失了记忆,也就丧失了自我的身份,丧失了自我意识。因此索尔·贝娄说:“生命就在于记忆。”王小波的小说中,《万寿寺》的主人公失去了记忆,在自己的小说中寻找着自我的身份;而《寻找无双》中寻找表妹,也是寻找自己的过去的王仙客,则在遗忘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了自我。
《寻找无双》中,宣阳坊诸君子所患的集体失忆症,是对三年前“官兵围坊”事件的失忆。与小说中提到的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失忆不同:后者失去的是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而前者仅仅发生在三年前,是我们的亲身经验,构成了我们的自我的一部分,失去了这部分记忆,必然也就失去了部分的自我。值得注意的是,宣阳坊内诸君子中,王安老爹和罗老板在三年前的官兵围坊事件中卷入最深(王安老爹的兄弟王定被车裂;罗老板被无双托付寻找王仙客,还得到了她的手绢),而王、罗二位对此事件的失忆也最深,因而他们也最大程度地失去了自我。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我们说过中午王安去约侯老板揭发假无双,侯老板没吭声。当时他正在想事。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和无双没关系,和彩萍没关系,和王仙客更没有关系。他不知为什么就想了起来。这件事是这样的:驻在凤翔州的军队,大概有一个军的样子,说是他们有五年多没关饷了,就突然造起反来,一夜之间就杀到了长安城下。像这样的事罗老板就想不起来,就是想了起来,马上也会忘掉。因为夫子约,吾日三省吾身,想起了什么不对的怎么办?还能给自己个大嘴巴吗?当然是快点把它忘了。侯老板想起这种事,是因为他没文化。像这种事,王安老爹也想不起来,别人想起来,他也不信会有这种事:造反?谁造反?他不怕王法吗?侯老板想这种事,是因为他不忠诚。像这种事,孙老板也想不起来,他会说,谁给你钱了,你想这种事?所以侯老板想起了这件事,是因为他是个大傻冒。”
“侯老板说,他们整整一夜都在谈三年前官兵围坊的事。孙老板和罗老板听了以后脸色就往下一沉,大概是想起来了。只有王安老爹说:侯老板,你别打哑谜好不好?什么官兵围坊,围了哪个坊?官兵和老百姓心连心,他们围我们干什么?今天你要是不讲清楚,我跟你没完!”
王安老爹最终也没有想起围坊事件,虽然他的兄弟死在此事件中;罗老板对此的记忆也永远只有一半:去掉了血腥的一半;而王仙客所寻找的表妹无双,也是他的过去和自我,也迷失在了这由失忆和谎言织成的迷宫里。对某一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集体失忆,竟也导致了自我的丧失。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既然记忆是我们的自我的一部分,那么记忆能如此轻易地丧失吗?丢得甚至连一点影子都不留?心理学上的研究显示,对引起巨大情绪波动和创伤事件的记忆,对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闪光灯”记忆,往往是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然而,他们竟都忘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情绪创伤导致了心因性失忆。这基于弗洛依德所提出“压抑”机制:人们会把导致情绪创伤的记忆压抑到内心,表现为对此事件完全失忆。但此说一直受到质疑:人们固然可以由于情绪创伤或权力的要求(在《寻找无双》中,人们所记住的,不仅是他们想记住的,而且是被允许记住的)不谈论甚至不想某一事件,但这样就能把它完全忘记吗?像《百年孤独》中对香蕉公司大屠杀事件的失忆,和《1984》中对历史的反复修改和“双重思想”?弗洛依德的“压抑”,一方面是压抑,另一方面却是揭露。就像一个人为了隐藏青肿的眼睛而戴上墨镜,却使眼睛更加突出,并使别人猜测:他为什么戴上墨镜?眼睛出什么毛病了?压抑却导致了更大的揭露。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件不愉快的事,往往你越想忘记它,反而记得越深刻。对许多有过创伤性经历的人来说,困扰他们的不是失忆,而是创伤记忆在脑中反复盘旋,挥之不去,使他们无法应付正常生活。对于权力来说也是一样:往往权力越想通过不让人们谈论或提起某一事件来让人们淡忘它,反而越提醒了人们这是“禁区”,因而也就愈加难以忘记。
《寻找无双》的故事有些像美国曾经“盛行”一时的“魔鬼崇拜-儿童性虐待案”:许多妇女在之前完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在心理医生的催眠或暗示下,“回忆”起被“压抑”的小时侯曾经在魔鬼崇拜仪式中受到过性虐待的记忆。但是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她们受到过这些虐待。在《寻找无双》中,宣阳坊诸君子在王仙客到来之前,甚至在看到彩萍假扮的“无双”前,对于三年前的“官兵围坊”没有任何记忆。虽然他们的记忆因此有许多空白和不合逻辑之处——如把二十年前发生的鱼玄机受刑搬到了几年以前,但他们并未感到任何的心理失衡。之后在王仙客和彩萍的“暗示”下,又寻找回来了失去的记忆。这很像上述魔鬼崇拜案中,为那些妇女进行催眠和暗示的心理医生对这些案件的解释。
既然仅仅通过“压抑”难以使人们失忆,必要的方法就是虚构。用虚构的“记忆”、用谎言来代替真实,这在《1984》中十分明显。一些心理学上的研究也显示:有些由于脑外伤等原因患遗忘症的病人会用虚构的故事来填补记忆的空白,或编造一些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失忆,以维护自己的心理平衡;另一些研究显示,对儿童进行反复暗示,可以使他们对从没发生过的事产生虚假的记忆,上述魔鬼崇拜案件可能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寻找无双》中,代替了“官兵围坊”记忆的虚假记忆是“鱼玄机受刑”。这一发生在二十年前的事件,在记忆中被移到了几年前。宣阳坊诸君子不仅一口咬定原先是无双家的空院子是一座废道观,里面原先住着鱼玄机;还一口咬定王仙客来找的不是无双,而是鱼玄机,王仙客也不是王仙客,而是鱼玄机的座上宾。王仙客也因此感到失去了自我的身份。
书中还提到,罗老板与王仙客聊天,顺嘴胡说八道关于无双(其实是彩萍)的故事,书中这么说:“但是他不以为自己是在编故事,还以为是回忆起来的哪。而且我们还知道,编故事和回忆旧事,在罗老板脑子里根本分不清楚。”这正暗合了上文提到的心理学上的研究。
书中对失忆和虚构有许多精彩的议论:
“假如你到清朝初年去问一个旗人,什么叫扬州十日,什么叫嘉定三屠,他一定会热心向你解释有一年扬州城里气象特异,天上出了十个太阳,引得大家都出来看;又有一年嘉定城里的人一起馋肉,先把鸡全杀了,又把羊全杀了,最后把猪全杀了;都放进一口大锅里煮熟,大家吃得要撑死。我们医院进了一台日本仪器,来了个日本技师,每天都不到食堂吃饭,坐在仪器前吃便当,大家同行,混得很熟了。有一天我问他,知道南京大屠杀吗。他把小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说:南京是贵国江苏省省会嘛。别的就不知道了。当时我就想骂他,后来一想,咱们自己人不长记性的事也是有的,骂人家干嘛。”
谈到罗老板顺嘴胡编时,把他比做大学里的近代史老师:“今天这么讲,明天那么讲。有时候讲义都不作准,以讲授为准,有时候上讲不作准,这一讲为准。”
用弗洛依德的“压抑”理论比较人和猪的记性:“弗先生(弗洛依德)有个说法,假如人生活在一种不能抗拒的痛苦中,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幸福。假如你是一只猪,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猪圈里,就会把在猪圈吃猪食看作极大的幸福,因此忘掉早晚要挨一刀。所以猪的记性是被逼成这样子的,不能说是天生的不好。”
过去我们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读了王小波的《寻找无双》,我想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失去自我。
我的价值观
有一次“团体咨询”课上的活动——写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五样东西,然后依次划掉——给我以颇多感触。
记得在《读者》上读过毕淑敏写的一篇文章,关于在师大读心理学时做的一次“价值观拍卖”活动。其中一项无人出价的东西,是“直言不讳的勇敢和百折不挠的真诚”。这句话让我颤栗,到现在我一直记着它。
那么就写一下我的价值观。
我在纸条上写下的五种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依次是“生命、自由、创造力、家人朋友、和我的理想”。划掉的顺序则相反。
在本文的提纲中,我用五种闪光的颜色把它们画出来:绿色代表生命,蓝色代表自由,紫色代表创造力,粉红色代表家人和朋友,金黄色代表我的理想。
我按划掉的顺序来写一下这五项。
首先划掉的两项,是“我的理想”和“家人朋友”。
我的理想是一个关于开放社会的理想。一个程序员朋友对我说,复杂的程序是生长出来的,不是计划出来的,任何其他的复杂系统也是如此: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也不是事先把一切都规划好:上帝先造出一个亚当,然后才发现需要有个夏娃。按照卡尔·波普的说法,我们今天不会知道明天的知识,因此也不会知道,明天的知识会使明天的世界发生什么改变。按照“混沌”的说法,一个小的扰动就会对全局产生大的影响。“一只蝴蝶在北京上空扇动翅膀,纽约就会有一场暴风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预言未来。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规划,无不代表了一种“理性的自负”。波兰科幻小说作家莱姆在作品中说:“我们可以把行星变成方的,给彗星按上轮子,难道这样宇宙会变得更美好?”所有的“乌托邦”都有一个关于自由的悖论:“乌托邦”都声称自己是自由的(看来自由是个好字眼),而今天的世界是不自由的;但是,未来的人们生活在由今天这些“不自由”的人们设计规划好的世界里,而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世界,还能说是“自由”吗?波普把每个人都面临选择的社会叫做开放社会,用以反对决定论,而这正与注重“此时此地”和选择自由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有了共同之处。这正是我的理想和信念。
在什么情况下会放弃自己的理想?首先还是出于自由主义的信念: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个人主义,它以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为根本,它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对于个人来讲,有比关于社会的理想更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会首先划掉“家人朋友”??
记得王怡讲的一部电影:一场战争,儿子为了祖国而参战,而父亲参战的原因,是为了和儿子一起活着回来。王怡说,多少为了“崇高理想”的豪言壮语,都不如这个为了儿子参战的父亲更让他感动。
《1984》中的温斯顿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在严刑拷打之下,也放弃了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所谓自由就是说2+2=4的自由”);但最让他割舍不下的,是对裘丽亚的爱(与裴多菲的诗作对比: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温斯顿也许说明:情感是态度的最基本成分,比认知和行为更重要);只有人性本身的弱点能让温斯顿抛弃它。
但是我要解释几点:1、我认为失去家人和朋友不仅仅可以意味着他们的死亡,也可以意味着他们离你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毕竟也是“身外之物”;2、情感一向是我的大问题,这一点下文再详细说明。
下一个划掉的是创造力。
有人觉得我投机和善变,因为听说我是学心理的之后,她给我出了一道“心理测验”题:假如有一天你在家的时候,外边下起大雨需要你关窗子;孩子在哭需要你抱起来哄他;自来水笼头在花花地流着水,需要你把它关掉;与此同时电话铃在响;还有人在敲门。这么多的事情里,请问你先干哪一件,后干哪一件?我的回答肯定没让她满意,因为我说:哪件离的我近我先干哪件。事实也是如此:我所喜欢的从来不是所谓“立场坚定”的人,而是马克吐温笔下那些“上午替共和党写传单,下午替民主党做演讲”的那些“善变”的家伙。我也从来不会煽情,要想“感动”我,非得给我以智力上的吸引不可。对我来说,新奇有趣有时甚至比道德更重要。因此我十分反感各种形式的僵化和教条,其中也包括自由主义的教条。有人认为自由主义者是保守主义者,对新奇的事物持警惕态度;有些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后现代”。我倒是觉得那些新奇的东西十分有趣,而且看我们怎么应用了。也许我不是完全像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也希望不要把自由搞成僵化的教条。
在什么情况下会划掉创造力?有人把创造力看得高于生命。王小波的小说里写到:“我们知道,海明威在六十岁上感到自己丧失了创造力,就用猎枪把脑子轰掉。川端康成在七十岁上发现自己没有了创造力,就叼上了煤气管。”但是对于我来说,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在这种选择面前,我只能划掉创造力了。
最后划掉的是自由。
对我来说,自由不仅仅包括外在的自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心理上的自由。这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所说的对信息开放。头脑中没有僵硬难改的条条框框,这样我们可以不受过去和将来的限制,自由地为此时此地做出选择,同时面对不确定的将来。这样我们可以容忍如行云流水一般的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正是创造的源泉。那些“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权力主义者不能容忍丝毫的不确定性,他们生活的每分每秒都是被计划好的,而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了自由,成为了自己计划的奴隶。
放弃这一项时我想了很多,包括裴多菲的那首诗。虽然后来在小组讨论时,我说裴多菲的自由是祖国的自由,而在很多时候正是“祖国”这项价值观导致了战争。但这也不是我放弃“自由”的理由,而是,我感到,最难超越的还是生命本身。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生命本身,这似乎有些重复。但是我想,生命中确实是有一些时候需要你做出“To be or not to be”的选择的。我很害怕死,“害怕死的人一定也害怕生”。但是像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样,死亡对我们来说也只有一次:我怎么能对死亡做好准备?我以前从来没死过啊!生命本身也有同样的荒谬:我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可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我自由选择的啊!
讨论的时候,有人问我的“生命”这一项的意义是不是和“健康”类似。我说不是,失去了健康的人,仍然是可能有生命的。
讨论时,有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快乐”,于是我问:假如有一种药,吃了它你不需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极大的快乐,而且又没有副作用,那你会不会选择这种“快乐”呢?虽然我的伦理观也是“快乐主义”,但我还是要问自己。
这种药就是《美丽新世界》里的索麻。冯尼格的一篇小说也提到过类似的设想:这种快乐会给人类带来什么?
《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后来一直在寻找类似索麻的“完美毒品”,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现在人人都快乐”的“美丽新世界”,野人却要求不快乐的权利。因为在没有不快乐的权利的地方,争取不快乐的权利就是争取选择的自由。
最后说说我最大的问题:读《美丽新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柏纳:在思考的时候是成人,在情感方面是婴孩。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虽然可以不让别人看出来),也很难表达感情。所以我一般觉得感情没什么意义,也往往难以理解别人的情感表达;不喜欢煽情只会冷嘲热讽。可是,我现在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大问题,需要在这方面得到帮助。
普天之下是我们的祖国,
无拘无束是我们的法律,
一样的心情一样的思想,
一切人类成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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