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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诸位商榷我的作品《美国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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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同诸位商榷我的作品《美国大战略》 (350 reads) 时间: 2001-12-03 周一, 上午11:46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诸位：

诸位都是精英，又都身居美国，所以我现在将我的作品《美国大战略》公布各位，请指正！

以下是其中的部分节选，只是我的作品《美国大战略》的冰山一角，如果有敢兴趣的，请通过版主和我联系，我定当全部奉上，谢谢！

美国大战略

前言

《美国大战略》深入分析了美国对全人类历史的作用，从50个方面论述了美国必须承担改造世界的伟大使命和如何实现全球战略的全方位内容。

该书必将成为美国的“第二圣经”，成为每个美国人的生活必备。

该书详细结构为：

总体结构：

五大篇——历史篇、理念篇、架构篇、运作篇、评估篇。

共五十章节，15万字。

我坚信：此书在美国“9、11事件”的背景下，一个由研究了美国大战略到底十年之久的中国人为美国人所写的书，必将成为美国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出版物”，成为美国人民振奋爱国热情、认识美国前途、改善生活境遇和心灵世界的“法宝”！！！

历史篇、

理念篇、

架构篇、

运作篇、

评估篇。

历史篇节选一：

秦统一六国与美国统一世界

东梁

有一句话叫——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剧烈变动后的世界大形势，与中国古代史上六强相峙、一国称霸的战国后期形势，在形态上竟出现惊人地相似－－几乎是一模一样。

当今世界可以称的上是强国的是G7+1(西方七国+俄罗斯)与新兴的中国。如果以欧洲大陆为世界中心的世界地图来看：西边的美国正是最强大的秦国。北面的俄罗斯就是地域最大的楚国。最靠近强秦的是赵、魏、韩三国分别对应法、德、意。离强秦最远的大国齐就是中国。更远的日本是燕。而作为当今强势文化的英国则是天下的共主周。

晋国（赵魏韩）：罗马帝国（法德意）

俄罗斯：楚国

魏国：德国

赵国：法国

韩国：意大利

中国：齐国

日本：燕国

英国：周国

美国今日所居之地位，完全类似于昔日称雄六国诸侯的强秦之地位——甚至于其发家史也同强秦类似，美国本身，依靠不断扩大的土地资源起家，强秦也是靠不断的吸收北面的山戎、匈奴等少数民族扩展自己的战略资本，现在的美国是个有机而不失本色地融合多种人种、民族和文化的“世界性”国家（我称为：USA NATION-pan-world），也像广招“客卿”的秦国。看看秦国的商鞅、李斯。想想美国的基辛格、奥尔布赖特。秦国强大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因素，现在美国也具备了。第一是地处偏远，长期免于战火。第二有利于吸收外来文化。

俄罗斯的处境与楚国一样。俄罗斯与楚国一样地域最为宽广，文化也多姿多采，与楚一样强行融合南方少数民族的行为就是建立了苏联，对下面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如同楚一样虚弱，现在搞的独联体更是如此，也曾称雄一世，和强秦不相上下，和今日的俄罗斯何其相似！

如同分裂前的赵魏韩是一个统一的晋国，分裂前的法德意是一个统一的罗马帝国。战国时魏曾一度强大，著名的兵法家吴起曾经打的秦国三迁其都，但后来出了个庞涓，到处侵略成性引起公愤导致马陵大败。与现在的德国何其相似。赵国总是和秦国作对，打了不少仗，但却老是心太软，最著名的就是放走后来坑赵兵40万的白起，但倒是真正的一直在顶秦国。法国也是从来不吃美国这一套，常和美国作对，很早就在北约中与美国唱对台戏在技术上也独辟蹊径不看美国的眼色行事。韩国最为弱小，在对付强秦的同时还得应付赵魏，意大利作为近代文艺复兴的兴起国，白白的如韩国拥有韩非一样不知利用，放弃了文艺复兴带来的巨大思想变革只会搞黑手党，在国际上基本没什么发言权。

说中国是齐国很是不舒服，因为战国七雄中唯一能够阻止秦统一六国的就是楚和齐，三晋除非联合才能有出路，但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不但强秦会暗中破坏，连楚和齐都会使些不正当手段。楚的失败是领导人的失败，有一定的偶然性，而齐的失败则是民族的失败，带有很大的必然性。齐沉浸在桓公、管仲的时代而好大言及泛泛空谈，而中国人也是沉溺于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也向齐国一样与秦国争东西帝的名堂，要领导发展中国家。

领土狭窄的日本是燕，不光是领土，从国家个性上说也是如此，而日本则标准的小国心态，一门心思要扩张领土，而结果就向齐燕交兵一样，差点成功，但还是没成功，另外燕也没有什么杰出的人物，要不是荆柯刺秦王，恐怕没有人会注意，日本没什么思想家，明治维新相当于燕王筑黄金台召才，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相当于燕吞并齐国的战争，意图收购美国相当于荆柯刺秦王 (只会引火烧身)。

英国在现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当时的周有点相似，虽然很多规则都是英国所制定流传的，但就如周一样，没有什么强国会特注意他的意见。

那么是否向秦灭六国一样美国也能完成统一世界的目标呢？

先分析秦灭六国的战略，无非是远交近攻，分隔对手，各个击破。而且自己国家吸收各国人才，为地域统一以后的文化统一奠定了基础。前者最著名的就是苏秦的合纵和张仪的连横之争。后者最著名的就是李斯的《谏逐客书》。楚国国力衰落后，内部民族纠纷又不断，但作为强盛过的帝国又不甘命运，一边想方设法平息内部矛盾，一边仍然在三晋中使些手脚，以便以后可以东山再起，与秦争夺天下。齐国好不容易从燕国手中恢复国土，但又沉溺于自己的光辉历史，还搞了个稷下学宫，助长了夸夸其谈之风，一心以为秦会和平共处。三晋一直都明白只要自己统一成一个国家就是战国最强的国家，但就是统一不起来，虽然有不少外因，但本身谁也不服谁也是个问题。燕国本身势力就弱，但野心却不小，先有并吞齐国之志，后有荆柯刺秦王之举，但小小螳螂焉能挡车。周则更弱了。

从战略角度看，美国今日于世界上广招人才，除补充本国人力资源之不足外，显然也在为统治与管理未来的世界联邦，从人才和文化上做着准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甘心自己的衰落，一边加紧对内的矛盾解决，一边老想在世界舞台上担任重要角色。中国刚刚迎来国家的经济复兴，却又掉入了自己光辉历史中，不想管别家事，一门心思的只想把自己的事做好。

历史的确这样在发展。现在英文在世界上成为主流语言已经不是因为英国本身的原因了。欧盟内部时常意见不和。中国越来越喜欢提自己的光辉过去。俄罗斯拥有这么多尖端武器，可却偏偏对车臣的武装分子花上不小的力气。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看到自己的机会来了。美国仿佛成了一片乐土，是开放的自由的。

这种世界经济政治逐步走向统一化的潮流，似乎的确具有不以人意为转移而不可阻挡的历史性质。好象历史又要重演了，也必须重演。

我前面就提到了能阻止秦只有楚齐两个国家，现在能阻止美国的也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布热津斯基在《竞争方略》中提到过“美国面临着紧迫的地缘政治方面的紧迫任务，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支配了全球。”目前美国所必须期待的最后条件，是苏联与中国这两个关键性的大国，将在何时因内乱而彻底自我破碎？(注意是“自我破碎”)

前面已经提到楚的衰弱有一定的偶然性，即对向楚这样一个采取高压手段统一起来的国家，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而俄罗斯与楚的最大不同点就是社会制度的不同，楚只能通过血缘来确定领导人，软弱的领导人可能一代接一代。而俄罗斯采取的选举制度，很容易就选出一个真正强有力的领导人。

齐的失败有一定的民族性，但最关键的是要有外因诱发，从这点来说我觉得美国人好象总是没有走对路，朝鲜战场中国的国力衰弱了吗？倒是大跃进的三年使国力一下子衰弱很多。

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必然原因，就如只有向美国这样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才会发展到如今的地步，只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才会使中国人骄傲。不是必定有这样的巧合，而是事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会出现一定的结果。但尽管如此，也只是相似，不是一样。

论中美日关系的战略背景与对策

一、全球战略与“世界联邦” 　　

美国的战略家是高明的。美国的全部外交和国际政策，都是精心设计的，是着眼于美国长远战略的总体目标的。　　美国的最终着眼点，不应当仅仅“在全球实现民主人权的梦想”，　　美国全球战略和政策的根本目标，从远期看：最终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囊括全球的一体化经济、政治体系。通过一个拥有中心首都（即华盛顿）的中心大陆（即北美洲）从自然地理上管理全球。　　美国的国家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统一全球的世界联邦。　　必须指出，自美国立国以来，美国决策者思考世界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美国国家的战略性经济利益美国之所以最终必然将走向构建世界帝国的道路，既是由于它的强大，也是由于它的的伟大！国际经济格局激烈竞争和急剧变动，国际贸易战日益激烈，市场和资源空间日益紧缩，各国社会问题日趋复杂严重，全球未来面临深刻经济、政治、环境危机的背景下，如何长远确保美国现在据有的世界优势地位？事实上，美国大战略认为：只有在世界从属于美国而最终实现一体化的前提下，当代经济政治面临的复杂全球性问题，才能得到最有利的解决方法。

二、当代世界形势近似于“战国”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剧烈变动后的世界大形势，与中国古代史上六强相峙、一国称霸的战国后期形势，在形态上竟出现惊人地相似——虽然在本质和规模上有极大不同。　　当今世界中的其他“六强国”就是：日本、中国、即将出现的新德国、作为欧洲传统大国的法国、英国，以及现已严重削弱的苏联。　　世界进入这种“战国”局面，从已往历史经验看，实际很可能是通过某种形式达到世界统一（“大同”）的前奏。　　最近二十年来，世界经济、政治向统一性发展的趋势，明显增强和加快了。实际上，在东欧集团破解、苏联面临分裂的现象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经济中原来对峙着的两个板块体系急剧解体、汇合。原来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隔绝的东欧与苏联，都正在试图使本国经济，融汇到统一的世界经济政治中去。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世界历史的这种进程。这种世界经济政治逐步走向统一化的潮流，似乎的确具有不以人意为转移而不可阻挡的历史性质。　　

问题在于，世界目前面临的统一，可以有两种前景。　　一种是“全球美国化”，即以美国为核心的统一。即牺牲各国民族利益和独立主权，把全世界最终变成被美国利益所支配和主导的美利坚世界帝国。在这种体制中，美国将成为主持人、仲裁者，也是一切问题的最后决定者——即世界经济政治的最高职业管理人！美国今日所居之地位，完全类似于昔日称雄六国诸侯的强秦之地位——虽然战国时秦还没有称“天子”。

　问题是：美国的这种世界梦想是否有可能实现？（在近、现代史上，我们注意到，拿破仑、希特勒、丘吉尔都曾抱有统一世界的梦想。但是都失败了。）从当前世界战略形势的演变看，向前展望三十年，美国极有可能得到成功。　　目前美国所必须期待的最后条件，是苏联与中国这两个关键性的大国，将在何时因内乱而彻底自我破碎？一旦这种进程发生，美国建立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联邦体系的梦想，就具有了非常现实的可能性。（“美国面临着紧迫的地缘政治方面的紧迫任务，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支配了全球。”见．布热津斯基《竞争方略》）　　根据我对美国世界战略和内外政策的总体观察和分析，我确信，这一远期和全景性的世界帝国战略构想，乃是美国当今处理一切国际问题、制订其各项内外政策的一个总背景。　　尽管美国至今对此一世界性的战略总意图讳莫如深，并不声张，－－但美国显然正在期待水到渠成。

三、美国究竟想向中国要什么　　

上述以美国为核心统一世界的战略总目标，目前还不是美国最高决策中心指导构思其全部政策，还不包括对华方针的深刻背景。因此为保护美国的战略经济利益和贯彻其统一世界的战略目标，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或交替、或综合地运用50种武器：（一）政治和外交。（二）意识形态和宗教。（三）经济和制裁。（四）军事力量、、、、、、（略）　　在美国的世界战略大棋盘上，中国仅是其中的一个子。　　但这却是足以决定美国世界战略目标最终成败的一个子——在苏联问题解决后，更尤其如此。中国对美国之所以重要，实质也就在此。　　美国在中国的目标，不仅要鼓励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使中国“政治多元化”、“民主化”、“联邦化”。　　而且美国的目标，还要谋求在中国最终出现一个能够解决中国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亲西方政府。如此，美国就必须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煽动中国发生民族分裂，使待开发而富于资源和少数民族区域（特别是西藏、新疆）脱离中国。　　古兵法以“攻心”为上上策。而“民主”的旗帜，就是美国兵不血刃的攻心术。

四、“民主”是美国进行战略斗争的政策工具　

　　如果从全球政治和战略问题的角度思考，我们注意到：“民主”问题，实际已远远超出了一国内部政治和价值观念的范围。正因为如此，美国必须有选择地对一些国家发动民主攻势。

五、中国是美国战略性的潜在敌国　　

如果以上对美国世界战略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就可以判断，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中国实际一直是美国战略性的潜在敌国。不论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作何种选择，美国所期待于中国的前景最终都是一样的。美国关注鼓励中国“民主化”的真正深意，也正在于此。　　一旦苏联对美国不复是大问题，美国就必须把中国作为贯彻其全球目标的主要战略对手。今后若干年的中美关系，将非常严峻。美国将加速全部对华战略，也暗含在其最近十年的对华政策中。在中国必须实现“民主化”和经济的全面私有和自由化。（允许新疆、西藏独立），并准备自愿成为美国的附属国；否则今后若干年内之中美国家关系，将长期处于深刻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战略性对峙状态中。（还必须阻挠大陆台湾统一。

六、美中战略斗争的简略回顾　　

在某种意义上，今后之中、美关系，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可能决定世界未来命运的一场战略性斗争。追溯历史可以注意到，中美之间这种斗争的起源，甚至超过了中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发生对峙的时间。早在四十多年前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蒋介石为二次大战后中国统一问题的斗争，已潜在地具有了这一性质。　　回顾1949年后的四十年来，美国与新中国全部关系的恩恩怨怨——从五六十年代于朝鲜、印度支那的战场厮杀，到70年代握手言和，再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美国制裁中国——企图长远孤立中国而再次反目的整个历史，实际都始终存在着上述战略性斗争的深刻背景。　　实际上，就是常被引称为当代经济奇迹的日本及亚太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也与在中国——美国之间发生的上述战略斗争背景有关（他们不失时机地把握、利用了这种形势）。　　再回顾50年代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除了其他局部、区域性目标以外，其核心战略构想主要集中在两条战线：　　（一）在西线瓦解苏联和东欧阵营——这一目标现在可以说已基本解决和成功了（以兵不血刃的方法，其战略和策略运用之高明令人惊叹）。　　（二）在东线和太平洋遏制中国和防范日本。　　现在东欧阵营已解体，苏联由于国内濒临动乱而急剧削弱。　　对美国来说，中国和日本问题现在变得格外重要。可以断言：美国今后世界战略和外交的关注焦点，在东方将主要集中在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上。（在西方除苏联外，则主要是防止新的统一德国，脱离美国控制而再度崛起的问题。）　　当前这一全新世界战略形势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美国世界战略实施成功的结果。　在 50至 70年代，美国当时两面受敌，曾处于非常被动和处处挨打地位：　　1．正面面临苏联集团的进攻。　　当时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欧洲（美国阵营的前沿地带）、中东（西方的要害，能源基地）。美国最软弱的下腹部在南美洲（美国的后方，故古巴对美国是心腹之患）。当时各主要西方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苏联集团处于全面攻势地位，咄咄逼人。美国则江河日下，捉襟见肘。　　2．背面则是以中国为领袖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冲击震撼着西方世界的深部基础。　　当时亚洲几乎美国的每一盟国，都面临着以中国为后方的游击战威胁。　　越南——印度支那的丛林战争，则是这一条战线的焦点。　　新兴的中国当时虽然国力尚弱，但对美国却处于极其凌厉的战略攻势地位。　　正是由于两面受敌，战线太长，美国经济不堪其重负。故在对年代后期，以越南战争失败为标志，美国在全世界范围收缩后退。　　但在越战后的十五年中，美国却巧妙地把握和利用了中美和解的时机，迅速改善了两面受敌的战略地位。美国施行了笼络中国，以便集中目标粉碎苏联阵营的方针。　　美国进而更抓住东方国家由于经济停滞，探索改革的历史转折时机，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到民族问题，及时展开全面的战略攻势。　　纵观美国80年代的世界战略，确实深谋远虑，例如：　　1．巩固加强与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七国联盟”）攻守同步的战略同盟。　　2．交好中国，借以摆脱两面作战，却迫使苏联陷入了这一地位。　　3．在政治、经济、技术上全面孤立、封锁苏联，其目的就是要把苏联逼人经济落后的死角。战略上或困而不打（在欧洲》，或谈谈打打（裁军问题），或边谈边打（中东）。同时以巨额军备和航天竞赛，力求在经济上拖垮苏联。　　4．分化瓦解亚非拉民族运动。　　5．分化、瓦解、策反东欧阵营（以意识形态为诱导，运用贷款诱饵和债务压力，多管齐下）。　　6．扶植以色列，于中东及阿富汗寸土不让地正面抗击苏联军事威胁。　　美国十年经营，今日的世界战略形势表明：美国的这一系列战略，确已取得相当规模的成功。（所以当东欧巨变之后，美国有战略家称“这是美国世界战略的杰作”。）　　现在我们可以说：美国已经“攻守易形”。必须将俄罗斯完全融入”大西方“，这样中国在世界上即将失去最后的一道战略屏障。将中国直接暴露在美国战略斗争的最前沿。　　前曾指出，今日世界政治形势，与战国时代形势有所相似。当然就规模、复杂性和时代本质看，这种类比并不合适。但尽管如此，温故却可以知新。　　当时六国外交战略，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所谓“连横”的方针，即诸受秦吞并威胁的国家相互结盟。　　一是所谓“合纵”的方针，即与秦结盟，向其献媚冀求保全。　　六国前期“连横＂，在数十年内有效抗击了强秦威胁。但后期却纷纷接受秦的保护，而甘于作其卫星国。结果十年之内土崩瓦解，他们被秦帝国各个击破。因此，必须彻底打破中国的“连横”的方针，必须依靠日本推进战略！　出于地缘政治和世界战略的原因，日本清楚地知道中国安全对于日本战略安全的意义。所以日本对中国的未来局势必然高度关心。由于日本深知中国面临问题之多、之大、之难，故其对中国能否克服内部麻烦，长期维持国内稳定，缺乏信心。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经济政治空前强大起来，日本又会有最切近的被威胁感；而且这将不利于日本主导亚太经济的战略目标。　从日本近代历史看，日本发展有两条路线。　　一是大陆路线。即通过朝鲜、中国登陆大陆而谋求发展。从明朝末叶到太平洋战争，日本选择的一直是此一路线。但二次大战失败后，新中国的兴起，朝鲜半岛局势的改观，使这一路线对日本彻底关闭。故战后日本遂不得不选择第二条路线。　　第二条路线是海洋路线。二战后期日本向南洋的进军，即提示了日本经济发展的这另一条路线。战后日本利用中美对峙的战哈形势，沿这、路线西讲和南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从根本上说，日本未来生存的最优道路，是与中国进行最终斗争。中国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内陆市场和人力，对日本极其不利。　为此，建议决策者从世界战略角度，全面审核和统筹考虑中日关系，探讨对日本实施某些特殊政策，甚至建立双边战略合作关系的可能性。

其他略、、、、、、

　　

中国人今后必将不会遵循战争规则，而应战争的因素，进行超地域、超台阶的组合。他们使用了一系列现代概念，如全向度、共时性、有限目标、无限手段、非均衡、最小耗费、多维协调、全程调控等，基本思想却是孙子和毛泽东。这种“不守规矩”的思想，没有规则、没有范围、不择手段的战争，想想”9、11“。

架构篇节选二：中国西部周边安全环境和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基本因素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给中国西部周边安全环境带来的直接重大变化是：原中苏对抗时形成的强大军事存在被大大削弱，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消失；同时，由于中亚 [1] 各国自身地区性战略力量尚未形成足够的替代能力，该区出现了一个相对低压的地缘政治空间。原有的强大军事集团所具有的威慑和屏障作用的丧失，使得多种大国力量相继进入，构成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基本因素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　　为了保障刚刚取得的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中亚各国在经历了独立建国的初创时期后，不断完善着各自的国家安全观，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共性的对外安全战略。近年随着世界和地区内形势的若干重大变化和多种社会因素的此消彼长，中亚各国对既定的总体方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由此带来的对外安全战略的变化，将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中国的西部安全形势产生明显的影响。　　　

　（1）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地区向来是东西方文化和各大国政治势力影响的交汇处。古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在这里汇集，匈奴、蒙古铁骑的征服，汉唐军府的屯驻，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教，突厥人传播的突厥语文化，都使这块亚洲的腹地蒙上了富于变化的色彩。每当一种强势文化进入这一地区时，随着作为这种文化的载体和后盾的政治、军事实力的消长，其势力范围也随时发生着波动。　　从公元 18 世纪上半叶开始，沙皇俄国由奥伦堡—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堡垒线向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推进。到公元 19 世纪中期，已经南进中亚腹地的沙俄扩张势头在东面遇到了中国清朝政府的抵制，南面又与来自印度的英国殖民势力相冲突。最后，借腐败的清朝政府内外交困无暇西顾之际，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西部边界大大压缩，夺取了斋桑湖、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以东的广大战略纵深；又通过两次阿富汗斯坦战争，迫使在亚洲已是强弩之末的英国殖民者做出妥协， 1893 年双方划定土库曼斯坦与伊朗、阿富汗边界，以作为两大殖民帝国势力范围在亚洲腹地的终极分水岭。

[2]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整个中亚地区被俄罗斯东正教强势文化圈所笼罩

　 1991 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在原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形式下带着几分无奈和先天不足获得了独立。当初获主权的自豪感冷却之后，中亚各国开始意识到独立建国道路的艰难。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体，怎样弥合原有经济体系破裂带来的深刻冲击，如何调整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关系，而最紧迫、最重要的是在旧有的国家系统基本失去效力的情况下，以什么替代方式维护各国的社会稳定、抵御外部势力的渗透、在国际社会中确立国家威望，上述一系列重大而严峻的课题摆在各国领导集团面前。由于冷战的结束是在原有美—西方与苏—东方之间对抗发生不对等解除的基础上产生的，庞大的苏东军事政治集团在不长的时间内土崩瓦解，而美国及北约的军事力量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在地缘形势上获得了更大的战略优势。由此引起的全球性战略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在中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附属于原苏东集团的军事战略集团瞬时消失，而本身的地区性力量尚来不及强大到足以填补这一空缺的程度。于是，在中亚地区与周边环境之间相对形成了一个地缘政治势力的“水位差”。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 ( 如石油、天然气 ) ，吸引着来自外部的各大国势力纷纷涌入寻找自己的位置。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冷战后在中亚出现的大国角逐情景，是继上个世纪英俄在中亚挤占势力范围以来的第二次外部利益大分割。虽然时过境迁，今天的中亚形势远不可以与当年同日而语，中亚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也使这场争夺带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就渗入因素的力度及其多元性和复杂性而言，却大大超过了 19 世纪中后期。对此，中亚各国领导人均持较清醒的认识。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强大的外部力量不可避免地对决定我们的未来起着重大的作用。”

[3]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中亚各国领导人推出了以多边平衡务实外交为基础的对外安全战略。这一战略在保障各国主权独立的前提下，以退为进，借助于诸种国际势力急于在中亚确立和发展各自利益存在的需要，有意识地吸引各国以及大国集团的势力进入，并利用他们谁都不愿看到任何一方独霸中亚地区的心态，在这个地区构成多重的安全保护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使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主体得以在各大势力进入后形成对峙和制衡的缝隙中间赢得巩固、发展和成熟的时间，并借助于大国的实力捕捉住独立后的最佳发展机会。从理论上讲，实施这种务实的安全战略的确有望在目前的困境中给中亚国家带来多方面的现实利益，然而与获得利益的可能性并存的是操作上的敏感性和由此带来的相当危险性。把握大国势力在本地区平衡，犹如走在高空中钢丝绳上的杂耍艺人，能否从头走到底就要看他把握平衡技巧水平的优劣和引起重心变化的外部因素的强弱。　　如果这样的假设和命题成立，首先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方面认定，当今的中亚各国领导集团都不能算作那种技艺纯熟的走钢丝者。因为，在中亚国家作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历史时期中，各国政府实际上均属于不可能独立行使主权的“次国家政治实体”。长期附属于苏联中央政府的一切政治和外交活动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不足以从容应对独立后出现的复杂局面。不仅如此，作为多数中亚国家的主体民族在历史上甚至从来没有建立过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或具有地区性统治权威的政权实体。其次，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通过对那些能够对中亚各国总体政治安全格局构成足够影响的主要重大外部因素的分析，认清外力对这场平衡游戏可能带来的结果。 1 、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实际战略控制已经放弃，但是基于近两个世纪经营构筑起来的经济、文化联系，难以随着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分割而就此中断，俄罗斯仍将这里视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这不仅由于目前中亚各国的对外经贸活动中，对俄罗斯的进出口业务仍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份额，也不仅由于长期的开发和经营历史使大量的俄罗斯族人留在了中亚广袤的土地上，更重要的还由于中亚地区所处的战略地理位置使俄罗斯向来把它当做阻止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和西方渗透影响的重要屏障与缓冲地带。 2 、美国及西方：当北约在欧洲东翼以波兰、捷克、匈牙利为主线启动针对俄罗斯的东扩计划的同时，西方战略家一直没有放松对南线辅攻方向的控制和拓展。其实，对于这条战线美国人早已是驾轻就熟：冷战期间西方长期以土耳其为中心向前苏联的软腹部组织起一波又一波的情报战和心理战，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又借助阿富汗人的反俄情绪，将从南翼弱化、分化苏联的前沿阵地推向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为配合东（日—韩—台）、西（北约各国）两翼形成的钳型态势最终压垮苏东起了不小的作用

[4] 今天，当俄罗斯的直接控制力北移和中亚国家担心其卷土重来而在积极寻求一种新的可借用力量时，西方适时地捕捉住了使这条战线向北推进以进一步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时机。中国：作为仅次于俄罗斯的周边大国，历史使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继承下来了一种微妙的关系。虽然在中亚各国独立后与中国之间建立起来的互补性经贸合作面临着向更高层面提升的考验，而且处于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实力尚难在与其他大国势力竞争中亚“大游戏”中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但 3000 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民族和宗教因素，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都决定了中亚国家积极对华关系的基本立场，并将中国的影响作为地区安全的多重保障因素之一，有意鼓励中国通过多渠道的合作把自己的利益存在确立于中亚地区。伊斯兰国家：自中亚各国独立以后，西亚、南亚各伊斯兰国家即开始借助共同的宗教文化优势向中亚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沙特、土耳其等国以其较发达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以赞助传教修建宗教场所为途径在中亚各国抢滩后，马上将施加影响的领域向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转化。中亚各国一面利用着由此给经济复苏带来的实惠，一面不时启动着这一足以引起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予以关注的兴奋点。　　如何平衡这些外来的重大影响因素以达到有利于自身安全、稳定和发展的最佳效果，中亚各国独立七年多来一直不断地调整着对外关系的重心，以吸收和适应来自诸方面势力影响的能量。而地区内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变化和世界安全格局的重组，制约着中亚国家多边平衡战略的基本取向，决定着各国对上述诸因素的不同倚重程度。

传统地理学认为，中亚地区属于亚洲腹地；人类文化学者也将古代中亚文化圈划入东方文明的范畴。但是如果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由于中亚地区所处的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社会发展历程，这个地区的属性应介于欧亚两大政治地缘板块的边缘。中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速度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加之自然地理结构的屏障作用，来自周边各文化中心源区的影响力汇聚在中亚地区时已形成了明显的压差。其中，欧洲文明的影响因素在近代中亚的多元社会文化构成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苏联解体后，虽然属于俄罗斯的大量军事存在仍是中亚国家保障新获独立主权的重要依托，但是历史形成的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戒备心理和新形势下对原苏联时期延续下来的陈腐军事体系的不满，使中亚各国从独立初期就明显地表现出摆脱俄罗斯控制、引进新型安全机制的企图。 1994 年，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四国相继加入了北约的外围组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其中土库曼斯坦虽然因为独立后奉行的中立政策又退出了这一准军事同盟组织，但也积极地与美国等主要北约国家发展双边的经济、军事合作。 1997 年 9 月，“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成员国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境内组织了首次以提高“解决地区性突发事件”能力为目的的“ 97 —维和营”演习，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了中亚地区这块“净土”； 1998 年 9 月，类似的演习在更大的范围内举行； 1999 年的“中亚维和营”演习又已在策划、筹备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亚各国表现出来的“利益开放”态度予以了更高热情的回报，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不断加大渗透力度。 1995 年，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访问哈萨克斯坦时称，哈对美是一个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美将无条件地支持哈提出的所有问题。同时，宣布取消对哈的武器禁运，与土库曼斯坦共同发表了防御问题的联合声明，并为中亚各国培训高级军事人才，提供巨额贷款帮助中亚国家实现军事工业转向民用。　　如果说，在中亚国家独立建国初期还较多地考虑到俄罗斯因素对其外部安全环境的重大影响作用、而在与西方逐步扩大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处处谨慎以避免刺激俄罗斯的话（ 1998 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仍将对哈国家安全构成制衡的重大外部因素排序为俄罗斯、中国、西方和伊斯兰国家

[5] 近几年中亚各国与西方在“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内的军事安全合作不仅步伐加快，而且有在范围上更加扩大化、内容上更加务实化的趋势。这是由于：一方面，美国及西方在北约东扩的主要方向上得手后，愈加感到启动南翼迂回中亚地区的迫切性，以进一步达到北向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东向遏制中国持续发展势头、南向防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抬头的地区战略目的，并为确保下世纪能源通道，稳定中东、挺进里海，控制中亚能源市场发展走向，而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大经济和军事渗透。 1997 年 7 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中亚和外高加索是美的“重要利益地区”。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七年多来，俄罗斯社会改革一直未能走出低谷，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一降再降。俄罗斯主导下的独联体范围内的合作也一直有名无实，使中亚各国在国家安全上对俄罗斯的信任程度大打折扣。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在独联体首脑会议上明确表示出对俄罗斯作用的失望； 1999 年 2 月，乌兹别克宣布将退出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　　美国主导北约武力干涉巴尔干危机和北约 50 周年庆祝活动，标志着北约新安全战略的正式启动。这是二战以来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它对当今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关系和国际秩序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容忽视。而这种影响在外部政治势力的强弱对国家安全战略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中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尤其是“科索沃”模式的推出，更迫使中亚各国不得不对其所倚重的各大外部势力做出重新选择。所谓“科索沃”模式的基本要素：一是首次绕开公认的国际组织，在北约成员国领土之外实施武力干预；二是借民族、宗教等问题插手主权国家事务；三是以“人权高于主权”作为重树国际秩序的新原则。若以这三点划界，在北约完成对南联盟实际上的肢解之后，在“科索沃”模式的成功于世界范围内引起的示范和震动作用下，那些未被北约军事保护伞覆盖的各国政府都难免对自己内政中可能构成热点或被利用作为热点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地处东西方夹缝的中亚各国， 130 多个民族杂居，东正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共存，历史上留下来的领土、水源纠纷，尤其是独立后确立的单一民族的国家政体与多民族社会现实间日益突出的矛盾，近几年在中亚各国明显活跃起来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活动，这一切自然使中亚各国领导人不自信地将南联盟的命运与自己的国家联系起来。许多人认为，面临北约新干涉主义的强大压力，底气不足的中亚各国必然会行动起来，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像 1998 年 5 月结成反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政治联盟一样，对内在独联体政治安全合作的框架中联手解决共同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消除内部隐患；对外在独联体军事安全合作的基础上结成统一的地区战略强势力量，防止巴尔干危机在中亚地区重演。这种估计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忽略了另外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其一，俄罗斯现有的地位和实力还是否能维持中亚国家对它在安全上的依赖；其二，在当代国际政治不对称格局中，在由唯一的大国集团发动的战略攻势面前，根本不堪与之对抗的中亚各国为避免弱化、分化的厄运是否可能转向另一个极端，即主动投入这一集团的强大势力范围之内，以此求得作为这个集团（或附属的子集团）成员之一的安全保障。　　首先，在这次引起国际社会空前关注的危机中，刚刚经历了深刻金融危机并尚未彻底摆脱出来的俄罗斯尽管已经做出了极其到位的表态和斡旋，但对其斯拉夫兄弟的实质性援助和缓解压力的作用实在令人失望。如果说此次美国主导北约空袭南联盟的军事行动确有试探俄罗斯对西方继续推行一极世界意图反应能力的话，则俄罗斯的表现已经让人们看到，虽然它还披着核大国的铠甲，但与处于扩张状态中的北约相比已是英雄气短。其次，凡是多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族问题，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在这次以人权和价值观为由发起的战争中，美国及西方国家在这些问题上采用了双重标准。与此具有比较典型可比性的是对待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问题。与南联盟相比，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的反政府力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恰恰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正式成员国之一，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对土耳其政府大加挞伐，反而在其维护同盟国关系最需要的时刻，动用秘密组织协助土耳其政府辑捕了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厄贾兰，使库尔德人反政府武装遭到重创。如果不忽略这两方面的事实，人们已经不难意识到，中亚国家在当今外部因素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也完全有途径向西方靠拢，最终达到成为被北约伙伴认可的大国集团成员之一的目的。　　事实上，这种试探已经在不声不响中进行着。当北约空袭南联盟进入白热化时，中亚五国领导人并不理会俄罗斯号召独联体国家共同谴责北约侵略行径的倡议，却与西方各大国领导人觥筹交错于华盛顿，积极参加北约 50 周年庆典，并私下协议准备组成共同抵制俄罗斯的小联盟。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最远的应属乌兹别克斯坦， 1999 年 2 月其公开表示打算退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后，又响应加入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组成的反独联体“古阿姆（ GUUAM ）”集团。参加完北约 50 周年首脑会议回到国内的卡里莫夫总统对乌新闻界说，拥有 19 个成员国、与 40 多个国家保持着合作关系的北约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基础，乌与之发展战略合作关系非常重要

[6] 5月底，乌与美国共同签署 1999 ～ 2000 年两国国防合作计划

[7] 早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设有办事处的哈萨克斯坦也在 1999 年 5 月接待了美国总统特使，签署了价值 5000 万美元的援助项目和边境保卫援助技术协定。

[8] 资源相对贫乏的吉尔吉斯斯坦时时受制于中亚邻国，对地区外大国势力的依赖程度更高，吉政府已有意按照美试图把吉建成中亚“民主样板”期望，

[9] 近期西方势力在中亚地区的明显加强，使中亚各国在继续奉行多边平衡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发生明显的位移，在中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发展趋势中不确定因素增多。　　

[10] 基于这些需要，中亚国家对外安全战略中的中国因素将始终被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节选三：“大美国”

（暂略）

节选四：“大西方”

（暂略）　

2001、12、3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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