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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无眠>>周恩来的复杂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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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作者>>赵无眠>>周恩来的复杂脸谱 (457 reads) 时间: 2002-12-17 周二, 下午1:34

作者：加人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赵无眠----

周恩来的复杂脸谱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虽经历无数次的政治风浪，毕竟都能化险为夷。因而被

称为“不倒翁”。他的“不倒”奇迹，有人说是因为善于妥协，也有人说过于圆滑。

历届领袖都遭到排斥、打击

周恩来善于妥协，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他在日本求学期间，有一次与同学吴瀚涛喝酒，

一边喝一边辩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周恩来雄辩滔滔，不住地给自

己倒酒，吴瀚涛忍不住从他手里夺过酒瓶朝地上一扔：“如果你就这样喝下去，你怎

么救中国？”酒瓶摔得粉碎。周恩来突然惊醒过来，难为情地出了房间，一会儿拿来

了扫帚，把地上的碎玻璃打扫得干乾净净。第二天，为了表示歉意，他又特地买了一

束鲜花，送给了女主人。那时，他才二十岁。

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一位重要人物没有经历过同志间的残酷斗争。党的主要创始人、

第一任领袖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听任其受国民党的长期迫害，还要雪上加霜，把他打

成“托派分子”、“汉奸”，批评了几十年。

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失势后遭受排挤，长征时被留在敌后，结果以病弱之躯当了俘虏，

死后长期定为“叛徒”。

第三任领袖李立三，被押解到苏联接受审查，一去就是十五年，还押上军事法庭，关

进监狱，回国后一直背着“立三路线”的帽子，一生都不得志。

第四任领袖王明，下台后地位一落千丈，以戴罪之身留在中央委员会当反面教员，最

后流落苏联做了“叛徒”。

毛泽东在获得最高权利之前，也屡遭排斥、打击，以其坚强的意志、过人的胆略，都

不得不流泪屈从与强势。邓小平虽然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却也被他斗得脱皮换骨，一

生三起三落中有两起两落是毛的杰作，直到毛去世以后，他才得以在七十三岁高龄掌

握权柄，开创其改革大业。其他中共的风云人物，细查起来，无一不是如此。可以说，

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比之国共间斗争的激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恩来在党内曾遇数次挑战

周恩来在党内也曾遇到过数次挑战。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零年，中共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与瞿秋白从莫斯科返回党中央所在地

上海，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七月决议”，即批判和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向

忠发、周恩来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取代李立三成为常委之一，但李仍为政治

局委员。这就是“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来信予以肯定。

但十月间，共产国际又发来新的指令，突然升高批判李立三的调子。十二月十日，共

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彻底清算了“立三

路线”及瞿秋白、周恩来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对李立三批得不够彻底。李立

三、瞿秋白撤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被钦定为中共新领袖。

米夫在会上这样说道周恩来：“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

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米夫才二十九岁，却要抓了三十二岁的周恩来“打他的屁股”。周恩来忍住了，虽遭

批判，但没有“滚蛋”，保住了政治局三常委之一的位置（另外两个是向忠发、张国

涛）。大权落在了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的王明手中，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

时代”。

周恩来能安然过关，除了能忍受“打屁股”的屈辱，还帮助米夫、王明战胜了罗章龙

一派的挑战。罗章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一九二零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李

大钊发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不服米夫以钦差架势的指手画

脚，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要求表决。失败后又自行召开“反对四中全会

代表团会议”通过决议《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成立“临时中央

干事会”，即所谓“另立中央”。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调解无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

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刘少奇与周恩来之间的过节

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在重庆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

内，他们的阶级成份受到党内批评。《解放日报》发表攻击周的这些人“为数不少出

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刘少奇指责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未

能对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其次是指

责周恩来一九三七年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是想“带八路军走”。再就是指责

周恩来参与签署“誓死保卫大武汉”的文件，而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主张。

周恩来还被指为对“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败负责，要对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

中共“六大”的错误负责。

周恩来从重庆被招回延安，受到严格审查和盘问。他必须解释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

做过的每一件事。他被扣上两顶帽子：“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幸他沉着应

对，检讨和解释了自己的言行，讲清了历史问题。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事先

向中央打过招呼，他没有签署“保卫大武汉”的文件，他的名字可能是王明冒签的。

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他同意负大部份责任，但延安还有九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

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刘少奇。

延安整风因过激而走火入魔，打击面太大，激起普遍怨愤，动摇的党心，终于迫使毛

泽东紧急刹车，在大会上亲自向无故受害者鞠躬赔礼道歉。整风委员会副主任康生落

下了“整人阎王”的可怕名声。刘少奇虽然获得了地位，却也让人们领教了其挖空心

思网罗他人罪名的手段。二十多年后，到了他挨整的那一天，党内竟找不到几位同情

者了。

从高饶集团到“反冒进”

第三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底，高岗、饶漱石企图联合邓小平、陈云等人物向刘少奇和周

恩来发难。这一次，主要受挑战的对象是刘少奇，刘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一旦有所

变动。周恩来的地位也受到威胁。“高饶集团”的结局是被彻底粉碎了，高岗开枪自

杀，饶漱石从政坛消失，不知所终。邓小平因揭发有功，迅速崛起，从地方大员一跃

而为党内排名第六。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他亲自选定的“备用胎”，其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不容易撼动：周恩来地位有坚实的基础。高、饶的挑战，实在难以得到同情和响应，

所以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种猜测，认为这是毛泽东为除掉高、饶而设下的圈套，故

意促使他们表达不满，当他们真的鼓噪起来，又反指他们的不是，依据是高岗在东北

势力渐大，越过中央政府向直接向苏联示好，被斯大林夸为“东北王”，为毛所忌恨。

此说似缺乏更多的事实支持，故也只是猜测而已。无论起因究竟如何，对周恩来不构

成真正的危机。

第四次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比毛泽东点名批评“反冒进”。毛泽东非常

欣赏有人提出的某项建设高指标，认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周恩来找毛泽东

谈：“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

的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

当了。

周恩来与陈云访问苏联归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汇报，搞经济工作不同于打仗，不宜

用“人海战术”，要慎防左倾冒进。刘少奇令中宣部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九五七

年元旦社论，周恩来修改定稿，号召全党冷静头脑，戒骄戒躁，反左倾，反冒进，稳

步进行国民经济建设。

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毛泽东甚为恼火，到“反右”斗争结束，他开始在党内“反右倾”，会上会下多次指

名道姓第严厉批评周恩来──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个政治问题。”

“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

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

‘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

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

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

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学，又有洋文，

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

看。”

“你说这是冒险主义…..你说这是盲动，没有耐心…..但是长征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

的解放战争难道就是冒险吗？我们渡长江时，就真的不怕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我们的

口号是：敢字当头。”

毛泽东还拿着柯庆施写的文章当中奚落周恩来：“你是总理，这样的好文章你写不写

得出？”

中央委员们，除了陈云、李富春、贺龙、陈毅外，几乎都成了应声虫，群起而攻之。

陈云自己也是“反冒进”的主角，见风声不对，赶紧溜到杭州“休病”去了。其实毛

批评“反冒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只是措辞和不满的情绪还不那么激烈。到一

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为止，他点名批评周恩来不下十三次。以成都会议最为严厉。

痛苦的反省

一连几个星期，周恩来都闷闷不乐，常茫然呆坐数小时。他召来秘书范若愚，为他笔

录检讨。范若愚后来回忆道：

“我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因为我奉命为他笔录《自我批评》。周总理对我说：‘我

犯了错误，我的思想赶不上主席的思想，’周总理一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口授

的资料，记录下来之后，往往不需要更易一个字；可见现在几乎不能成句，他说一句

我记录一句。常要等很久，才说出下一句。我在他的办公室时，他接到陈云从杭州打

来的电话。周总理只是听，一直听，然后把电话放下，他看起来有些痴呆了似的。然

后又开始自我批评，神情十分痛苦。每说一句，就要停三、四分钟…..已经是午夜了。”

凌晨两点，邓颖超叫醒了范若愚：“你为什么让总理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坐着一动也

不动，好像失魂落魄似的。”

范若愚与邓颖超商议，由范按照周恩来说过的，重新组织文字交差。

他写道：“毛主席虽与我同舟共济、朝夕与共，但思想上我总跟不上毛主席。”

周恩来讲到此处，大惊失色，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是不对的，一九四五年以后才是

这样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我也不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想法。这表示你对党的历史不够了

解。”

没多久，周恩来还是决定亲自写，因为毛泽东讲了话：“不要让秘书帮忙，自己认识

自己写。”

范若愚见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

纸发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颤动，目光专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

清澈，时而茫寐”。有几次，他仿佛想通了，下决心落笔，却成不了文句，纸面上留

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痕迹。忽然又放下笔，将稿纸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仰身靠着椅

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梁的某一点上。眼圈一红，泪水盈眶，他轻合眼皮，不让眼泪

流下来…..

幸好不是“党内走资派”

这份《自我批评》花了十几天时间才写成，送交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经讨论，删

掉了一些过于有损尊严的句子。周恩来终于获得毛泽东的原谅，保住了总理位置。事

后，他头上的“白发骤增”。

这一次，周恩来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甘心情愿接受毛泽东给予的“廷仗”的屈辱。

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认清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敢妄称“与毛主席风雨同舟、

朝夕与共”），下决心死心塌地地侍奉毛泽东，紧跟毛泽东，凡是多请示，揣摩圣意，

绝不再和毛唱反调了。

第五次是在文革初期，受到一小部红卫兵的“炮打”。红卫兵基本上都不是共产党员，

但他们响应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跟着毛主席造反”，所以也可以看做

是来自党内的挑战。

周恩来是文革派，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文革开始派工作组“引导运动”，

他也有一份。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震动，周恩来

也吓了一跳，不知“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有没有包括自己。他特意去探毛的

口风，听出没自己的事儿，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运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权威，全力

吹捧文革的旗手江青。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怀疑一切”的口号鼓舞下，一部份造反

学生走火入魔，竟然分不清“敌我”，炮打起“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即“文革

派”）来：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挨过炮弹，贴过大字报。

不过很快就都镇压下去了，未能形成气候。文革派内部虽也有矛盾，但在对付外敌方

面倒是步调、口径非常一致，全力以赴一同镇压，毫无商量的余地。

有人认为林彪、江青在文革一开始就整周恩来，这是不确的，当时的局面虽然混乱，

却主要是造反学生乱，文革派的阵营可是一点也不乱，别人打倒不打倒、保护不保护

都没关系，“自己人”可是一个都不能随便打倒。这个阵营的分裂，是后来的事。红

卫兵在到处乱街的同时，凭着肤浅的认识、知觉和猜测、难免误发许多的炮弹，“打

偏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连毛泽东都受到过炮轰，如高干子弟们组成的“联动”，

就曾喊“打倒毛主席，保卫刘主席”的口号。

历史责任和“势必出修正”

第六次挑战，历时最长，情况也最危险。林彪爆炸后，周恩来权重一时，除毛泽东外，

党内再无第二人可以取代他的重要位置。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从严重休克中苏醒，

当着江青的面向他交托“后事”。这年九月，王洪文选为接班人，奉调进京。第二年，

邓小平复出，渐渐接替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的工作。七月四日，也就是交托“后事”将

近一年半以后，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的一次谈话中，说古论今，对周恩来及其

领导的外交部冷嘲热讽──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

们的贼船。”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讲

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

步笑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名根据地，名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年，呜呼哀

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藤代远

还没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

风转呢？”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

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时，周恩来都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毛说“主要领导权

都拿走了”、“剩下鄙人一票”，意指周当时也是立三及王明的追随者。“大事不讨

论，小事天天送”是讽刺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名言，只顾鸡毛蒜皮的国际“小

事”，忘了路线斗争的“大事”，势必出修正主义。而且“天天送”，烦不胜烦，不

胜其看。

深感孤独和恐惧

毛泽东的谈话，可以看出对周的明显不满。此种不满从何而发，是“偶发”还是聚集

了很多时候之后的“不得不发”，不得而知。但江青等人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组

织向周恩来的进攻。先是“批林批孔”，然后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

儒”，批“投降派”，批“宋江”，批“李鸿章”，批“卖国主义”，批“党内那个

走资派”…..花样百出。

这次挑战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周恩来勉力奋战，明争暗斗。频频出招。一是为了捍卫

自己的名誉、地位，二是企图将权利顺利交给他最为得意的继承人邓小平他别无选择，

只有背水一战，应付对方无休无止的缠斗。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他死后还未停歇，直

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才告结束。

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搞不好又是一个高岗，又是一个刘少奇，又是一个林彪，

又是一个彭德怀、陶铸、陈伯达…..。他深感孤独和恐惧，想一想有可能落个身败名裂

的下场不寒而栗。他与身边工作人员照平生最后一张合影，照完说了一句：“以后不

要在我的脸上打××。”他在被推入手术室前，拼着全身的力气高喊：“我不是投降

派！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应该说，周恩来应付挑战的功夫是一流的。毕竟他没有成为高岗、彭德怀、刘少奇、

陈伯达和林彪，得以善终，不但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最久的记录，也完成了君

臣“亲密合作、无间无猜”的政治神话。从保全自己的权位和名誉的角度而言，他是

无可非议的，甚至能够说，做得相当好。他不是一个尖刻的人，不会主动把对手逼到

无处逃生的绝境。这也是为什么，他终能够在死后赢得胜利的最主要原因。

从战友变成君臣

值得非议但是，为了自身的地位，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中包括良心、原则、真理

乃至人格。我实在不愿把“出卖”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情愿用“付出”。然而在面对

重大历史问题的时候，“付出”和“出卖”又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呢？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以利害关系取代公正原则。

前面说到的“第四次挑战”，是周恩来为政一生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受到毛泽东的严

厉指责和当众奚落，他首先感到的是感情上的冲击。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由来已久，

在遵义会议以前，毛还在受排挤时，他就是毛泽东的同情者。宁都会议他不同意撤掉

毛的军职。长征途中，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周恩来接掌军权，正是他力排终议采

纳了毛的主张，放弃北上鄂西与贺龙部会师的计划，中央红军才免遭灭顶之灾。遵义

会议是他同意召开的。他也是主持者，他的“副报告”与张国涛的“反报告”都对博

古的“正报告”起了否定作用。毛在重获军权之后，最初只是周恩来的副手，周是

“最后下决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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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的影响和后果

作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上，举足轻重，却未能阻

止相反还促成了参战；赴苏商谈没有能力要求对方实现承诺，也不能为中国尽可能争

取到较大的优惠，更一再上当，想当然地、胡里糊涂地接受了苏方“物资支援”使中

国背上巨大的战争债务。如此外交业绩，令人为之扼腕。

赴朝作战带来的影响和后，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点：

一，与美国及多国部队打了个平手，使世界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刮目相看，建立了中国

积极参战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但中国也背上了“好战”的恶名；

二，新政权刚刚建立，天下初定，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安定日子又向国外开战，只能以

更为强硬的政策手段维持新的政治秩序；

三，耗时日久，国力损耗太大，积欠下苏联的巨额债务，为日后中苏关系向极端化埋

下伏笔；

四，使美国政府彻底放弃抛开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交好的希望，全力保住台湾这一反共

的桥头堡；

五，得罪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长久走不出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的困境，直到文

革中后期尼克松访问北京；

六，彭德怀的地位、威望大幅提升，足以引起毛泽东对其直言犯上的疑忌；

七，不愿参战的林彪，在彭德怀倒台后执掌兵符，林自己倒台后此事又翻出来当作旧

帐一起清算；

八，志愿军四十五万至五十万人战死，朝鲜（韩国）南北双方死者二百万，美军伤亡

十五万七千人，其中五万四千人战死；

九，毛泽东失去长子毛岸英，对其晚年心态和政治布局影响深远；

十，激发大西南“三线”工程建设，以防外国势力入侵，此举在文革期间达至高潮。

日内瓦会议的初次亮相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来率领一百五十人的代表团抵达瑞士，出席讨论朝鲜及中南半

岛局势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共产党中国第一次派高规格的团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挟带与“联合国部队”交战后的雄风，在如此醒目的舞台上亮相，公开发挥对国际政

治格局的影响力。

这次周恩来的个人表现是极为成功的，赢得了包括失望阵营的政治家的好感和称赞。

参加会议的十九个国家，有十五个加入联合国部队与中国交战过，只有苏联、北朝鲜

与中国有外交关系，中国的处境十分孤立，同时又要发挥“大国”的影响力，其难度

可想而知。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甚至以拒绝握手来表示敌意。公开地说，杜勒斯此

举实在缺乏基本教养，显得太小家子气，堪称自我出丑。难得总理从容应对，不卑不

亢，四两拨千斤，坚定又不失其灵活性，通情达理，慷慨陈词，一下树立起他和他所

代表的“新中国”的良好形像。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及第二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峰

巅之作。他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口才、机智与和解精神，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外交史上

的典范，不过具体而论，日内瓦会议也留下周恩来的巨大败笔，那就是对越南问题的

处理。

越南、老挝（寮国）、柬埔寨原为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后被日本占领。一九四

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九月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

的抗法力量随后也相继建立寮国、高棉抗战政府。法国为收复失地，发动印度支那战

争，先后入侵这三个国家。日内瓦会议的后半部份，就是由中、苏、英、法、北越

（共）、南越（法兰西联邦）、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代表，谈判讨论这个地区的

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中心议题则是前两项：停火和划区。谈判的主要对手

是法国。

劝说越共接受“两个越南”

早在一九五零年二月，毛泽东、周恩来从斯大林那里讨了个“既好看又好吃”的红包，

打道回府，经常秘密访问和住在苏联的北越领袖胡志明同乘专列经北京回国，路上胡

请求毛泽东派一员战将支援越共部队。毛欣然应允，由中共中央正式向越南派出军事

顾问团，韦国清为团长。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

天，越共领导的人民军在奠边府大破法军，歼敌一万六千人。此次大捷，中国的军事

顾问团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韦国清也因而建功甚伟。一九五六年回国镇守广西，文

革期间尽力推行极左政策，胡作非为，官至政治局委员，──此为后话。

话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亲自到波恩，与会议期间新上台的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

·佛朗斯会晤，态度诚恳坦率。孟戴斯·佛朗斯与主战派的前任总理拉尼埃完全不同，

他是主和派，誓言一个月之内结束印支冲突，否则将辞职以谢国人。周恩来以法语与

之交谈了半个小时，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孟戴斯·佛朗斯感叹：“周恩来是我

见过最聪明的人，具有世界级政治家的胸襟与才能。有你所能想象的敏捷和妥协的思

虑”。但是这位“最聪明的人”竟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积极游说北越方面接受了

“两个越南”的安排。

当时的情况，对越共方面极为有利。法国为了打印支战争，将“马歇尔计划”给他们

的战后经济重建援助全赔了进去，前后花了十六亿法郎，结果打了败仗。法国内阁因

而易主，由主和派新总理顺应民意参加和平谈判，孟戴斯──佛放出一个月之内，结

束战争的硬话，让步余地极大。越共方面，奠边府大捷带来士气高涨，希望立即统一

越南，而且游击队已经渗透南越一方，几乎是稳操胜券。“两个越南”是一九四五年

波茨坦会议中，由斯大林、杜鲁门背着越南人划分由来的，合理不合理且不言论既然

北越吞并南越已成定势，再迫使其属守波茨坦协定，难怪人家不服。

中国被拖入越战的泥潭

周恩来与法国新总理会晤后，安排北越总理范文同与之会面。为了避免“第三方影响

会谈”之嫌，当天他就飞往印度。接着去缅甸。六月三十日，回到广州，特别去广西

柳州去看北越领袖胡志明。胡志明每年有几个星期在那里养病，接受中国的草药治疗。

周恩来与他讨论了三天，劝说他暂时忍耐国家分裂的局面，越南的统一“时机与条件

均不成熟”。胡志明听到自己最信得过的中国也如此说，十分痛苦和勉强的表态：

“我可以再等几年，才收回我的另一半国土，但统一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会的，”周恩来承诺：“到时候，中国将是你最信得过的朋友。”

七月十五日，越南共产党在河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胡志明在报告中表达退让的立

场：“美国正企图将战况拖延，我们必须做相对的让步，否则将会受到国际友人的孤

立。”

周恩来七月十日重返日内瓦，立刻会见北越代表，传达其领袖胡志明同意妥协的圣旨。

北越代表只好遵从，接受“两个越南”，提出以北纬十三度为界，法国则建议以北纬

十八度为界，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十七度为界，但十七度线以南的越共游击队必须撤

回十七度线以北。这一下，周恩来与许多北越的军事将领结下了深仇大恨，认他是出

卖越南人利益的罪魁祸首。

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自认大功告成，在中国代表团住所宴请北越、南越、

老挝与柬埔寨的代表，向每一位代表进酒，一连干了三十杯茅台，被人称为“海量”。

越南该不该分成两个，能不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究竟对谁有利，历史已作出结论。

事实上，对谁都没有利。对于越南来说，国土一分为二，人民长期生活在战火之中，

以刀枪矛椿为伴，南北双方穷兵黩武，国家元气大伤，大好河山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

国的武器实验场，其创伤至今未能恢复。胡志明本人也死不瞑目，含恨而终。对美国

来说，卷入旷废日久的越战，劳民伤财，牺牲了大量的人员物力，最后一无所获，是

其建国以来唯一被打败的战争，在国际舞台上形像大受伤害，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指

责为“战争贩子”，群起而攻之；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当年反越战、逃避兵役的克林

顿后来居然能当选并连任总统，可见美国人民对战争反感程度之深。越南沦陷后，大

量难民漂流到东南亚各国，美国作为始作俑者，亦只好尽力收容。越战带给美国人的

创伤和阴影，就如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一样深远。对苏联集团来说，为了和中国

争夺越南这个“难得”的盟友，不惜投入大量资源，分散了在欧洲与北约组织对抗的

实力，又不得不摆出一副与美国争霸的架势，骑虎难下，是为导致其国库空虚的一个

重要原因。

不得不咽下自酿的苦酒

对于中国，就更加如此了。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的同年九月，美国操纵成立“东南亚公

约组织”，其中包括南越，在其《共同防御条约》中规定，各签约国有权协助被攻击

的国家。周恩来大为吃惊和后悔：“我们在日内瓦被骗了。这是我的错，美国欺骗了

我们。但是最后他们终将发现，他们欺骗的是他们自己。我敢保证，他们的损失会比

我们更大”。

至此，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无条件地支援北越，帮他们统一国家，因为周恩来曾对

越共领导人做出过承诺，也是他劝说人家放弃有利的形势，退守十七度线以北。于是，

中国被迫卷入越战，再次为别人的国家利益向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宣战，──应该

算不宣而战。“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

后方。”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十年如一日地将无数的大米、被服、武器弹药、各种工

业用品无偿运往越南，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曾中断。除

了物资支援，中国军队还直接投入越战前线作战，作出重大而无名的牺牲，而中方所

做的一切，北越方面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国家“本来”是可以统一的，现在

要打这么久的战争，都怪他周恩来一手造成的。不管是与不是，反正他是跳进黄河洗

不清了。

这就解开了一个藏在中国人心中多年的疑团：为什么越南人那么“讨厌”，跑上门来

要东西，就像不争气的儿子回家向爹妈要钱一样，那么理直气壮、没完没了、予取予

求！我们看一段周恩来被北越领导人逼着要东西的场景：已经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没合

眼、刮胡子晕倒在洗手间的周恩来，强打精神与北越总理范文同会谈，越方不停地提

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他们跟美国人打仗只是为了中国…..周恩来不停地喝茶，

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他向服务员要湿毛巾擦脸提神，一次

又一次，不断要求提高毛巾的温度，一边听范文同讲话，一边用烫毛巾灼自己的额头、

眼窝脸颊、脖颈，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

受命全权指挥中印边境战争

周恩来为他的错付出了代价，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则更为惨重。越南从“可靠后方”

索取了难以计数的财物，打赢美国统一南越之后，竟公开跟中国翻脸，仿佛早已是不

共戴天的仇敌。中越之间终于在一九七九年爆发战争。追溯二十五年前日内瓦协定种

下的远因，真教人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一九六二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爆发冲突，中方于十月二十日发动“自卫反击战”。这

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同外国军队开战。

中印边境冲突由来已久，至今各执一词。按照中国一方的说法，中国（西藏）与印度

之间的边界长达两千公里，但从来没有一条确定的边境线，只有一条“传统习惯线”。

中印两国以前的地图，均以这条传统习惯线为准。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极力向西藏扩

张，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英国政府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政府划定一

条“国境线”，将历来属于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这就是所谓

“麦克马洪线”。英方长期不敢公开这份文件，也不敢改变“传统习惯线”的划法，

中国历届政府也从未批准、承认过这条线。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解放军进驻，接

管镇守边界，与印军对峙，这样就有一条“实际控制线”。“实际控制线”与“麦克

马洪线”大致相近。

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时局作出判断，认为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与美国（因越南）关

系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台湾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蠢蠢欲动，国内经

济一落千丈，大饥荒浮尸遍野，正是印度扩张领土的大好时机，于是在中印国境部署

重兵，推行“前进政策”。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为止，印军在西段中国边境内设立据点

四十三个，在东段则越过“麦克马洪线”，入侵克节良河谷地区，从陆、空两路对中

国进行骚扰。尼赫鲁及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发表演讲，决心与中国武力相向。中国政府

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受毛泽东委托授命，周恩来全面负责指挥此次战争，包括

一切善后事宜。

以战争捍卫“麦克马洪线”

众所周知，此战以中方绝对胜利宣告结束，印度军队不堪一击。十月二十日到二十八

日为第一阶段战役，东段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守备部队一部，共一千九百余人，俘

虏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收复克节良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全部失土；西

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新疆阿克赛钦地区的印军。此时周恩来致函尼赫鲁，突出停火，

中印双方各撤至“实际停火线”后二十公里，遭到拒绝。印方成立临时内阁，调兵谴

将，向中方反攻。中方遂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发起第二阶段的战斗，全线反击，

全歼印军三个旅，重创五个旅，共歼近七千人，东线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

“传统习惯线”附近。两次战役缴获飞机五架，坦克二十辆，火炮四十余门，枪支六

千三百余支，汽车四百余辆，及大批粮食、军用物资。一句话：打出了“军威”、

“国威”。

战争的胜利，是收复国土的最好凭籍。事实上，只要中国保持停战的状态，既不进军

也不撤军，九万余平方公里的有争议的土地就可以尽归中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

何政治势力、利益集团、国际组织会出面干涉。因为这是国际惯例。

然而，在周恩来的主导下，中国方面打破国际惯例，作出了一个令世人膛目的举动：

单方面下令撤军，──撤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西藏边防

的时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二十公里以内。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以战争手段，接受、遵守和捍卫了中国所不承认的“麦克马洪

线”，将双方有争议的土地拱手相让。

如果你不承认，又凭什么要去遵守它？这一仗不打还好，以后总还可以有个说头，既

然打过，又退给了人家，只要对方不动，你怎好再起刀兵去争什么土地？

丢掉了九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般认为，他注重与印度的睦邻关系，效仿三国时诸葛亮

“七擒孟获”，以“天朝仁义之师”感化番邦的故事。不但退兵，还发还被俘的官兵

和被缴获的战利品，要对方打着绿旗来领取。为什么打绿旗？原来打白旗有损对方面

子，怕人家心里不好接受，绿旗则象征和平。周恩来真是想得周到，给了里子还给面

子，在现代国际社会，套用中国古代的“怀柔政策”，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大

愚若智”？

也许他为了自己赢得“通情达理”、“不好战”、“宽容忍让”等等美誉，结果却使

中国永远丧失了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三个海南省。

中印边境过去了三十余年，“麦克马洪线”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国再想反

悔已无能为力。印度受到中国的“教训”后，积极发展军力，在日后与另一邻国巴基

斯坦的军事冲突中表现出色，令人有“士隔三日”之慨。在中印（西藏）边境地区，

中印双方军力的局部优势也极大地偏向了印度一方，就算中国敢于不顾国际舆论再打

一次“自卫反击战”，未必能取胜。除非奇迹发生，比如印度也出现一位周恩来这样

的总理，中国想得到这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不可能的。

中缅边界，同其他一些边界线一样，长期以来也是不确定的。经过周恩来多次与当时

的缅甸政府进行磋商、谈判，划定了边境线，成为周恩来“和平处理边界问题的典

范”。周恩来手下的外交班子，按照周的巧妙布置和意图行事，几经交涉，终于成功

地把许多荒山划归了缅甸，而为中国争得了不少“良田”。中国方面不露声色，暗自

弹冠相庆，以为占了大便宜。殊不知那些“荒山”，蕴藏了丰富的玉矿！

我有一位朋友，喜爱收集和珍藏宝石，颇精于此道。其父曾为中共镇守云南省的边疆

大臣（省委书记），因而得知内情。十多年前，她将此事讲给我听的时候，实在忍不

住对周恩来“精明”的外交才干的无奈叹息。

在“外交无小事”的背后

严格地说，划让“荒山”的事，不能算是重大的失策。而且细节方面的事毕竟是手下

的人去执行和完成的，贵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当然不可能起仔细勘察哪一块出矿石，

哪一块出稻米。不过谁都知道，周恩来的精明是有名的，一个细小的数字从他耳边经

过，一下就能听出错没错、错了多少，令他身边的一大群秘书佩服之至。曾任总理办

公室外事秘书的陈浩回忆：“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看了大量材料，向许多专

家请教。…在中缅边界谈判期间，总理除仔细查看了中外历史资料和地图外，还召集

专家和边界地方上有关人士进行多次座谈研究。”（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

191页）可见他并非没下工夫，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判断。也许是他太过负责，事

必躬亲，将本应下属做的工作也包揽到手上，反而使下面的工作人员出现懈怠──反

正有任何事情有总理担着。

一位好的外交家，一位真正胜任的国家总理，手下应有一大批专家、行家，并有一套

完善的负责制度，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奖惩升降亦有所据，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地

堵塞漏洞，使国家机构的动作正常化、规则化，在外交上做到既尽可能不损害与别国

关系，又力争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从这一角度来说，周恩来实在不能算是出色。他

往往过份注重礼节、道义一类的“小事”，认为“外交无小事”，实际上却常常忽略

了国家利益这样的大事。

周恩来手下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当时中共阵营内所能拿得出的最强组合。一是他的身

份和地位高，二是其职位的重要，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这都决定了他向

任何部门、地区索要人才既名正言顺又易如反掌。而且他还礼贤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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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世故太深，老奸巨滑

一年以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万言书”，力陈大跃进的荒唐。周恩来开始呈观望

态度，别人问他对“万言书”怎么看，他轻描淡写地说：“哦，那没有什么吧。”及

至龙态震怒。决定反击，他便积极充当打手，不过不再是打自己的屁股，而是帮着毛

打彭德怀的屁股了。他不是不知道彭德怀是对的，就像一年多以前不是不知道自己是

对的一样。他是总理，谈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已极为紧张：

“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

跟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六个月

的存量只有三百一十亿斤。去年增加了二千八十万人。按‘一五’经验，一元货币九

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一比八点八就紧张了。”

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去讲一讲呢？”

周恩来支吾其词地：“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感叹：“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恩来在常委会上长篇发言，严厉批评彭德怀：

“他在（来庐山途中）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

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他又说，工业的大跃进，是农业的浮夸搞起来的。归罪于农业，

也是不对的。大跃进是工业跃进在先。农业是主席直接领导的。他攻击谭振林，也是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标

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彭在

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冷言冷语，…..他对主席讲他对主席就是不服，如反对个人崇拜，说

偶像崇拜不对。他在政治局说，不要唱《东方红》。他没有领袖观点，自己也说，有

无政府主义。…..”

打彭主将刘少奇败落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当时批判彭德怀的实况。在后来的一些

研究者那里，却令人遗憾地将批判声讨划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不同的声音。

“坏人”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黄永胜…..等人。其余刘少奇、周恩来、朱

德、陈毅、聂荣臻…..等都是“好人”。“好人”与“坏人”最大的区别是，“好人”

是迫不得已，与人为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隔靴搔痒；“坏人”则是居心叵测，火

上浇油，落井下石，惟恐不能置对方于死地。这种划分是极为可笑的，也与事实不符

的。

刘少奇、这两个“好人”，是打彭的主将，他们两人在党内的地位、影响都比彭高出

许多，由他们出面说一句话，比林彪等人厉害得多，不怕彭德怀不服。把彭定罪为

“反毛主席”就是刘少奇干的。他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毛主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

的，毛主席要是能反，我早就反了，要反也轮不到你来反！”

斗争彭德怀大会，刘少奇是主持者。从当时的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拍摄的一张现场

照片看，彭被喝令站起，低着头，后排很多人离身藤椅而站，作愤怒声讨状，情势仿

佛要围殴这位敢于犯上的乱臣贼子。这幅场面，仿佛是七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批斗会预

演。而出席批斗大会的既不是“学生娃娃”红卫兵，也不是工人、农民造反派，更不

是居委会一群没有文化却想显示“积极进步”的老太太，全部都是中央大员、“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文革爆发，刘少奇自己也落到彭德怀同样的境地。他比彭还惨，彭只是遭受政治局常

委、委员们的围攻，然后交由中央委员会批斗，还有辩白和申诉的余地；刘少奇则完

全不由分说，当作囚犯一样被监禁起来，甚至像狗一样遭受侮辱和戏弄，随意唾骂毒

打，直至惨死。在感觉人格受侮辱之际，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声言自己

是国家主席，要捍卫宪法的作用。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宪法的尊严早在他自己和他的

同志们手中败落殆尽。

周恩来积极参加剿刘战役

周恩来当然知道彭德怀是蒙冤受难，他甚至完全赞同彭德怀意见书中的观点。只有出

于这两种目的，才会“违心”地反过来批判彭；一是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威信，二是保

住自身的权威。

相较之下，周还算是有一点良心。事后他躲在房间里喝酒，一直喝到不省人事，邓颖

超也阻止不了。周恩来的酒量，闻名于国共两党、“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之中。他

嗜好茅台，嗜好烈性酒，喝遍天下仅逢一次对手（苏联老大哥）。他可以用一两的杯

子一连干掉二十五杯茅台仍然谈笑风生。有人统计，他一生中只醉过四次。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书中分析庐山会议：

“想想看，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莫斯

科的代表就会抬头。苏联就会以强力高姿态对付美国。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国将遵

命而行。历史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第316页）

韩素音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评价庐山会议，得出庐山会议帮了美国人的大忙，所以仍值

得肯定的结论。她因此认为：“彭德怀的勇气是值得赞扬的。临时因胆怯而背弃他的

朋友们，也不该被贬损。”这样高妙的史学观点，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她根据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彭德怀是‘亲苏派’），去推断一个根本不可能的结

果（把毛泽东放逐到四川），然后说这个结果对美国不利（面对苏联的强力高姿态），

从而要人们“不该贬损”那些违背事实和良心、出卖原则、“因胆怯而背弃”的彭德

怀的“朋友们”──其中包括“从不谋私利，有彻底献身精神”的周恩来。

接着，周恩来积极支持和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剿刘战役：文化大革命。在大量的文革

照片中，我们看到他身穿绿色的军装，经常同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站

在一起，出现在各种场合，高呼拥护毛主席、林副统帅、旗手江青的口号。

林彪的野心是被逼出来的

刘少奇被打倒了，他尝到了出卖原则的恶果，他孤独地躺在臭烘烘的房间里，手里紧

紧抓住一个塑料药瓶，把它捏成了葫芦状。没有人能救他，也没有人向他表示同情。

我们无从知道，在漫长无尽的关押岁月中，他是否想起那位被他指斥为“野心家”的

彭德怀？是否对自己以往的言行感到痛悔？

当然不止刘少奇，还有贺龙、陶铸，那些位高名显的文臣武将们，甚至还有原属于

“毛主席司令部”的成员：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甚至还有林彪。

林彪是毛泽东籍助打鬼的“钟馗”，却在《给江青同志的信》中说自己是林的“钟

馗”。林彪在反彭斗争中立了功。本来他没有上山开会，因为他不管经济，身体又不

好，长期休病。庐山事发，必需一个懂军事的国防部长与之抗衡，于是急调林彪上山。

他以党的副主席身份参加声讨会，会后取代彭当上新的国防部长，为毛执掌兵符。毛、

刘之争，林彪本来也是局外人，因为他不管党务，也不过问政事，但毛需要他号令三

军听从调遣，于是升为副统帅，刘少奇倒台后，取代刘而成为毛的接班人。

实话说，林彪本不是一个有大野心的人。他自讨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密切。领兵打仗，

常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傲气。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曾问出“红旗到底能打

多久”的“蠢话”。遵义会议后毛复掌兵权，他又是第一个提出怀疑毛领军能力的人，

认为毛还不如彭德怀，几次抗命和发牢骚，以至惹得毛骂他“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

么？”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他也几次抗拒毛的指挥，叫他打这里他偏要打那里，主

意大得很。这都不是逢迎之辈干的事。建政后，他以养病为籍口，不愿出兵朝鲜，也

不大与闻政事，这亦非“有野心”的人之所为。他不喜欢拉帮结派，不在上层中扯关

系。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说邓与军中老帅关系都不错，十大元帅有九个和他

家十分亲密，惟独林彪和他没什么来往。如果林彪有野心，就不会这样孤独行事。毛

挑选他为接班人，很大一部份原因是看中他不拉帮结派，没有野心（王洪文结成‘四

人帮’，接班人就当不成了）。林彪的野心是一步步被毛引发起来的，到了副统帅的

份上，你再没有野心也就难了。

事先也并不知道矛头对着谁

林彪倒台前，已经感到了覆灭的威胁，只得放胆一搏。他把毛泽东称为“秦始皇”，

历数其诛杀功臣、迫害无辜的罪行，可见他也并不赞同毛的作为。现在轮到他自己了，

他是否也曾为自己被利用迫害彭德怀、刘少奇等人而后悔？

周恩来与刘少奇没有特别的交情，倒是有前面说到的“过节”，虽然这并不是他积极

参与倒刘的原因。延安时代，刘少奇突然从新四军代政委任上调到中央，一下位高权

重，越过资历威望远胜于他的周恩来。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毛泽东的著作

并列为党内整风的必修教材。他攻击周恩来看起来十分牵强，有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之

嫌。五十年代，在对苏关系上，六十七的态度较为温和，而周却是坚定地站在毛一边，

是坚强的“反修战士”。但经济观点刘周二人比较一致，虽然最后他们都不得不屈从

于毛泽东的左倾冒进。这些分歧和微妙的差别，按道理都是工作问题，不应当把个人

的恩怨牵扯进去，各个不应该动辄以斗争方式解决彼此的歧见。

如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不会主动去进攻刘少奇。而且在文革发动之前，周恩

来也并不知道这场革命矛头对准的是谁。但一当他摸清了毛的意图，便毫不留情地积

极参与对刘少奇的迫害。为了达至这一目的，不惜捏造事实，网织罪名，上纲上线，

另一方面则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摆出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的姿态。他把一枚带有毛头像的“为人民服务”的像章挂在胸前，毛接见红卫

兵时他站在椅子上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公开高呼“拥护江青同志”的口

号，谦逊地跟着正副统帅毛泽东、林彪上天安门，把自己定位为远远落在后面的第三

名…..如此等等。

邓小平：“周恩来做了许多坏事”

文革结束后，一九七七年韩素音到北京访问邓颖超，问她：“我也曾写过一些反对刘

少奇的文章。他现在被平反了。当时我所得到的资料不正确。我该不该向刘少奇的太

太王光美道歉？”

邓颖超回答：“你有什么错？你并没有反对他。你相信我们。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文件，

也是周恩来签署的….我们需要为此行为道歉吗？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又非如此做不

可…..他不得不往大处着眼。”（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402页）

什么叫做“往大处着眼”？说穿了就是顺从君王的意愿，他要打倒谁咱们就合力去打

倒谁，虽然“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那也还得去做。否则自身难保；自保不成，也就

不能去保护别人。这样的逻辑，居然是评价周恩来文革“功绩”的基本依据──

邓小平说：“周恩来做了许多坏事，也说过许多违背自己良心的话…..但他心中所想的，

则是较大的国家利益。”

浦寿昌（周的秘书）说：“周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陷于两难之间，不管怎么做，都要

承受极大的牺牲。他如果抗拒文化大革命，或者加以谴责，就可能被诬指为反党阴谋

分子、叛徒、“牛鬼蛇神”，而且不会再有人跟随他。”

黄华说：“周恩来的心中，自有其长远打算。他不追逐权利，处处让着毛泽东，韬光

养晦，不抢毛泽东的光彩。一旦旋风过后，必须有人出来料理善后，那时他就会出

来。”

荣高棠（体委副主任）说：“我觉得他受毛泽东的诱惑太深了。”周曾当众细数他的

罪状，真是气极了。

一位研究周恩来生活的学者说；“他在为谭振林奔走了四个月之后，我突然在扩音器

里听到他大声喊：‘打倒谭振林！’这令我百思不解。周恩来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

怎么能如此出尔反尔呢？”

一位前驻外大使说：“我想，周恩来一定还记得他儿时所听‘韩信手胯下之辱’的故

事，一九二八年（应为一九二七年），周恩来不是说过：‘为了革命的关系，我们有

时必须相妓女一样’的话吗？”

独裁者的权利是追随者赋予的

然而即使是妓女，她也只是出卖自己的肉体，并不去攻击、迫害和消灭别人，从来不

会把双手蘸满无辜者的鲜血作为保存自己的手段。从这点上说，她们确实比许多“政

治家”们要乾净得多。

一些人会说，为什么不去指责独裁者，不去指责暴君呢？为什么要这样苟责一位屈从

者、一位自身也是暴政独裁的受害者呢？

独裁者的权利，并不是独裁者自己所能够赋予的，而是他的追随者赋予的。拿毛泽东

来说，如果不是他的那些战友、同志、部属、亲信的拥戴，如果不是通过他们在人民

中间建立那样崇高的威望和巨大影响，他手中的权利从哪里来呢？他的话是圣旨，一

句顶一万句，但有时也有“说了六万句，半句也不顶”的时候，可见话灵不灵，要看

别人听不听他的。而且他的话怎么说，也要看别人的接受程度。建政初期的毛泽东，

与文革中的毛泽东，讲话的语气谴词用句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两个时期的毛泽东，

受拥戴的程度不一样。

毛泽东的追随者们，对毛的态度也是一步步发展的。遵义会议刚结束时，很多人对毛

泽东的指挥能力抱持相当的怀疑。三月二日（一九三五年），也就是他刚刚被任命为

前敌司令部政委的第六天，党的总指挥张闻天召集二十几个人开会讨论林彪打新战场

的建议。与会者几乎一致同意林彪的建议，只有毛一人反对，根据“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张闻天决定打新战场。毛急了：“如果你们坚持进攻新战场，我这前敌司令

部政委就不干了！”

张闻天也痛快：“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干了！”毛拂袖而去。

毛原以为他一撂挑子，众人就会改变主意，不料大夥儿趁势通过撤消他的前敌司令部

政委的决定。毛泽东回思右想，终于觉得不安，半夜打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被

他说服了，第二天一早开会，周又把大夥儿说服了。新战场不打了，毛泽东也复职了。

自此，红军长征恢复“三人团”制，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最高指挥部，周

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

无情打击的重要性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介绍自己的病情，口气完全变了：

“…..肿瘤的位置四十年前就已经确定，那时正在举行沙窝会议。我的肝脓肿入侵大脑，

后来开刀治疗好了。那正是主席你带领我们越过大草地前往西北的时候。因为你的明

智决定，我们才有今天…..”

其实，毛泽东“带领我们的时候”，只是周恩来的助手；周才是最后的拍板者，亦即

红军长征的总指挥。面对毛泽东数十年的虎威，周恩来的战战兢兢、谦恭柔顺已成了

习惯，以至于开口就要自贬。

毛泽东在党内逐步获得威望与信任，不是没有道理的，甚至也不是没有必要的，尤其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的确很会打仗，战略头脑也非他手下的任何一位将帅可比。中国

民众中“王权天授”的观念甚为牢固，树立毛的“真命天子”的形像有助于争取民心，

赢得战争的胜利。其后遗症是“真命天子”一经树立，他就是“真的”了，大夥儿都

得无条件地服从、拥戴他，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一个人要“伟大”起来已够不易，而

一个人“伟大”以后要不伟大下去则更难。毛泽东绝不是一位好的治国人才，对经济

工作完全外行，还好大喜功，长期实行扰民政策，折腾个没完，使国家元气大伤。这

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了。

建政初期，高岗、饶漱石要求重新分配党内权利，重排座次，向刘少奇等人的地位挑

战，固然不得人心，其作法尚属合法，没有必要将其定为一次“路线斗争”。就算是

“路线斗争”，也没有必要对他们无情打击，从高爵厚禄栽成阶下囚（中央人民政府

副主席高岗被逼自杀，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不知所终）。

历数中共获得政权以前的诸次“路线斗争”，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

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先是左的后是右

的机会主义、张国涛的右倾逃跑主义，都对中共本身的生死存亡产生过威胁和危害。

夺取政权以后，党内“路线斗争”的严重性不复存在，斗争的方式和结果也应该相应

缓和得多，无论如何，这都是党内的事，是同志之间的事，有话好商量。但事实是，

反而远较以前激烈和残忍。失势者不是自杀而死，就是受尽折磨致死，要么就是吓得

外逃摔死。

谁会害怕“一个人”呢？

反高饶集团别列为第七次“路线斗争”，之后是反彭德怀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反

刘少奇的第九次“路线斗争”，及反林彪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江青等人结成四人

帮以后，企图提出按周恩来、邓小平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毛泽东所否定。事

实上，粉碎四人帮到真可以说是一次“路线斗争”，只是后来觉得“斗争应该有穷

期”，才不那么称呼了，还把以前的“路线斗争”一一抹杀。

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都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们明明都同意彭德怀的

观点，也明明知道彭德怀挑战的是毛泽东的权威而不是权位，却硬要站在毛的错误立

场上，合力将彭德怀等人屈打成反党集团，维护和强化了毛的神圣地位。他们出卖原

则，换来了自身地位“稳固”的好处，却更加拉大了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距离，君臣

关系进一步确定。每一次斗争的结果，都使得毛泽东与臣子的关系拉大，君权加强，

臣势削弱。后来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如此。

可以说，独裁者的权势，是在一次次整肃自己的同党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使被统治者

害怕，这还不是独裁者的典型特徵，只有同时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害怕，才

算具备独裁者的必要条件。在这里，“其他成员”的作用尤为重要。没有他们，谁会

怕这么“一个人”呢？

我们不能要求历史“应该怎样”，不能要求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应该如

何”对待毛泽东。那是他们的事，而且已成既往，永远无法重新来过一遍。但是我们

可以从他们的悲剧中，总结出“为什么会这样”的历史教训。

作者：加人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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