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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失误与文化革命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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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失误与文化革命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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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失误与文化革命ZT (598 reads)      时间: 2002-12-17 周二, 上午3:48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大跃进失败使毛泽东认识到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2、毛泽东论中国的工业革命

3、陈伯达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激进观点

4、斯大林误解《资本论》

5、1958年的"共产风"

6、毛泽东注重实物经济

7、毛泽东特别关注所有制和社会分配问题

8、张春桥与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9、以"四因论"分析文革

10、关于社会主义内部社会分化的问题

11、文革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

12、钓鱼政策

13、中国工业化的两条路线争论

14、历史中的悲剧性









1、大跃进失败使毛泽东认识到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记者：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这场争论，对中国的工业化是否产生了影响？





何新：影响至深。30年代初在江西根据地，博古搞左的路线，实行所谓把中农剥夺成贫农，以此动员强迫投身革命。这种荒谬政策，反映了布哈林思想。50年代高岗主张以扩大剪大差向农民征取"贡税"，从而以剥夺农民的方式，模仿苏联的工业化道路。





但是，中国党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后，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左的路线不得人心。中共7届二中全会所拟定的工业化道路，以及从50年代初到1958年公社化以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实际是一种兼容资本主义市场的混合经济体制。



农产品征收的政策，也接近于列宁的"粮食税"政策。毛泽东曾指出：





"早在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说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容许其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5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这种体制实际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市场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是1958年搞公社化以后又改变了它。50年代中共决策层困绕着合作化问题及"冒进"与"反冒进"和过渡时期"总路?quot;的争论，实际正是选择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体制模式的争论。也类似于20年代苏联发生的争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一派主张选择"农→轻→重"顺序的"混合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和发展道路，而毛泽东则倾向于略有调整的斯大林模式。





从1955年后，中国也面临了重工业资金来源不足和粮食不足的"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更多地从农民手中拿到经济剩余，以支持重工业先导的工业化路线，毛泽东最终也于1958年选择了农业大集体化的道路。农业社愈搞愈大，最终搞成了人民公社。





1958年，中国推行城乡公社化，实际就是重新回到苏联当年的军事共产主义。以至取消商品、货币、市场，否认价值（成本）结算和等价交换。这些措施，正如人民公社的兴起和土法大炼钢`铁一样，得到毛泽东支持由下而上地发起。这些措施，必际上是在重蹈1917-1920俄国"战时共产主义"的复辙。它仍然不可能成功。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





正是通过大跃进遭遇的挫折，毛泽东逐渐意识到经济运动中存在某种"客观的"、"不以人意而改变"的必然性和经济规律。1959年他说：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





"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运用它?quot;《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5-29页。





因此在1958年底-1959年，他向党内提出了"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10日，"关于读书的建议"，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98年1月）他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说：





"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们提出的这一套，是不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都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年， 甚至更长。"《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5-29页。





此时他显然已经意识到经济工作"栽跟头"的可能性。但他自辩说：





"我们这一套是否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规律呢？还要检验，还要研究，能够大体符合就可以了。"





这时他回过头来批评1958年主张搞"共主产义"（刮共产风）的人：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指陈伯达。





他又主张回到"混合经济"的路线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





"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5-29页。





当时毛泽东还建议人们读苏联最新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对于这本书，毛泽东颇为重视。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月，他为此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陈伯达、田家英、邓力群等。





我在文革时代曾得到一个当时流传的毛泽东谈政治经济学的谈话录，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





记者：你的感想如何?





何新：实际上，苏联编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不包涵真正有用的经济理论知识。对苏式意识形态，1923年列宁曾发表过一个精辟幽默的评论。他说：

"它几乎充满了俄国的味道，第一、……太长，有五十多节。这种东西外国人通常是读不完的。第二、即使读完，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读懂，因为俄国味道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它已译成各种文字，并且译得都很好，而是因为它充满了俄国味道。第三、即使偶尔有个把外国人能够读懂，他也无法执行。





我觉得我们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列宁当时批评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官方文件。

列宁当时批评的是俄国人为共产国际编的一个政治文件。但用来评论苏联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尺寸颇为合适。毛泽东读此书后对全书所做的评价认为：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年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实际上，苏联那部书又臭又长，概念生硬，啃起来感觉象在嚼石头。毛泽东认为是写法不好。其实不是写法不好，而是根本不可能写好。苏联的经济学界在布哈林、普列奥布拉斯基、康德捷耶夫等杰出理论家被斯大林所镇压或放逐后，已整体地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思辩的能力。后来苏联的理论家只会机械地演绎和复述马恩列斯以及新的中央文件。根本不可能搞通和理解国民经济的运行原理。所以这本书实际是一系列经济范畴的生硬堆砌和教条汇编。

在毛泽东读此书的这个谈话录中，经济问题谈的并不多，主要讲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已经是近乎常识的东西，如社会主义也要搞商品经济，要搞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剥夺农民等等。





但是，毛泽东同时对当时的政治、哲学、世界形势和战略问题，即兴式地发表了许多看法。这些看法虽缺乏系统性，但许多议论气势宏大，一语破的，极其尖锐、泼辣，令人振奋。





例如毛在书中谈到关于中国的工业革命问题，就相当精彩而深刻。





2、毛泽东论中国的工业革命





记者：我没有读过毛泽东的这部著作，请你介绍一下毛的看法。





何新：毛泽东在50年代所思考的经济任务实际就是关于中国的工业革命的问题。工业革命在英国约发生于1770年以至1825年之间；由1815年起，已逐渐传播全欧及新旧世界。"工业革命"一词，本来包涵着三个方面，第一，是制造方法，运输方式，交通和情报的技术底变动；第二，是工厂制度的兴起，工业组织与管理乃至管制劳工的新方法之采用，第三，是新技术学和工厂制度于经济、文化、社会所产生的结果。此处自不能把工业文明的伟大意义，一一综述，但其基本要求，则为：（1）搜集原料供工厂的需用；（2）替工业出品找求市场；（3）向农业国获取食物；（4）把剩余资本，输入其他国度。这种新经济所造成的文化，为前此所未有。毛泽东说：





"现在，美国和全世界有一种趋势，即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很注意中国的问题。这是有原因的。





美国康伦公司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常用自己驳掉的论点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这个报告对中国政策的结论是采取一条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不承认中国，但是要同中国接触，通过接触，来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报告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主要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产阶级的命，进行得比较彻底，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一切迷信，把人民群众从各方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现有二万四千多个人民公社，如果其中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公社，在统一领导、计划安排下，利用当地的各种工业资源，办起各种形式的"小羊群"、"小土群"工业，包括钢铁的"小土群"，那就可以大大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





对我们一九五九年的新闻公报，《纽约时报》的评论说：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有四条：一、中国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苏联那时没有这种帮助，它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国的合作化搞得快，没有造成损失；三、中国的劳动力多，而且用人民公社这种"集中营"的方法组织起来了，拿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多，而且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下高度地组织起来了；四、中国是后进的国家，可以接受最先进、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是一切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优越条件。这个评论比较客观，看起来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我们的任务是经过一二十年到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即使达到了这一点，按人口平均，还相距很远。





法国《快报》的评论中有很多特殊的东西，其中一条是他们承认我们跃进的因素继续存在。并且还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他们说，中国正向世界上将近二十亿人进行挑战。他们说，这不是军事上的挑战，而是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发展经济，向帝国主义挑战。中国的经验，唤醒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这些落后和贫穷的国家，使他们想一想，中国也曾经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采取了这种办法，很快地发展了起来，他们今天还是落后，还是贫穷，究竟应当怎样办？





'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





总的讲来，西方一方面轻视我们，另一方面不得不研究我们。"





又如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尖锐批评当时流行的和平主义思潮。毛说：





"1960年1月份的苏联《文学报》约了很多世界名人，其中包括英国的罗素，给这个刊物写文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时代，大家都不要军队，都不要武器，全世界只留下警察就可以了。苏联的刊物，竟然宣传这样的观点。说好一点，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强大压力的幻想。这同美帝国主义的说法恰恰相反。美国人说，恰恰是现在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备战，需要加强军事威力，加强他们的国防设备，努力改善他们的军事生产。"

毛泽东说，教科书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





"最近，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





现在流行一种观点，所谓"落后即该挨打"论，这种理论是偷换命题。把"落后会挨打"，偷换为'落后活该挨打"，它是社会达尔主义"弱肉强食"这种殖民主义理论的现代翻板。但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则认为：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不是出在先进的国家，而是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





"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没有全国的政权，没有近代化的兵工厂，如果一定要有最新武器，才去打仗，那怎么行，这不等于自己解除武装吗？"

毛泽东认为：





"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





记者：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似乎常常是逆向思维，与一般人的观点正好相反。

何新：毛泽东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辩证法。他认为历史发展并不是庸人想象的只能顺序前进的自然数字序列，1→2→3→……∝。相反，历史的结构在发展中会有跳跃，有奇变，因此，"落后可以打败先进，小国可以打败大国"（胡态明就相信毛泽东，所以在越南打败了美国）。毛泽东说：





"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





"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





"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





必须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要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多路，每路又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第一个梯队进到了一个据点，而其他梯队还在运动之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优势兵力）吃掉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牵制其余的敌人。这样，我们在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我攻敌守。"





又例如关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毛泽东指出他们也主张国家干预的原则。他说：





"教科书关于'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起这种作用'这几句话讲得太绝对了。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对他们的经济是起调节作用的，例如美国政府出来干涉钢铁工人的罢工，就是一种调节。"引文均据《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9年出版。





毛泽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这就酝酿着战争。





在文革中我反复读过毛泽东此书。正是这本书，引起了我思考和学习政治经济学和思考国际战略问题的最初兴趣。毛泽东是我的经济学及战略问题的最初教父。





3、陈伯达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激进观点





记者：毛泽东当时所批评的"刮共产风"者是否有所指？





何新：确有所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出现了两个"左"的理论家，陈伯达和张春桥。一个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废除土地及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类似布哈林的主张）。另一个主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废除按劳分配和等级制（类似托洛茨基的"新阶级"论）。他说：





"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同志们，我们才几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种主张是不对的。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如果你们不同意，你们就来驳斯大林吧！"





实际上，毛泽东起初似乎也是欣赏这两个观点的。但他后来采取了保留态度。然而，从文革的实践看，在思想深处，毛泽东似乎一直认为这种左的观点仍然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是目前时机和条件尚不足以实施。





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正是重用了这两位"左"派理论家。特别是对于张春桥，一生颇善于识人的毛泽东始终没有识破其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





记者：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又要让他们来"反驳斯大林"呢？





何新：斯大林主张在计划体制中，在消费的方面保留商品和货币。这是斯大林模式之不同于布哈林模式的一大特点。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





"在十九世纪末叶《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高度工业化）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





"在这里，我撇开了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在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





在这里，斯大林所指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以及"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quot;）一书中，对于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将采取废除私有制、废除商品和货币制度的措施。恩格斯说：





"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马恩选集》第3卷第443、第441页。





"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我们在上次谈话中已指出，恩格斯拟想的这些政策，在1918年十月革命后曾被俄国共产党实践过，失败了。因此斯大林说：





"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回答，他们以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着手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摧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

这里斯大林显然是在指苏共党内的"左派"包括布哈林所代表的观点。毛泽东读此书时也指出：





"我国现在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有的人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是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





我们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将近九百亿斤粮食，过头了一点，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结果闹得很厉害。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个经验，改正了这个错误。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所有权，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批注和谈话》第39-42页。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作了如下的5点概括：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和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运动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





1、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待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2、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3、至于中小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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