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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中国杂记 － 放声歌唱的石狮子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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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回中国杂记 － 放声歌唱的石狮子 （下）
我接着又问了： 那么你每个月究竟应该付多少的税收呢？他支支吾吾地不太肯告诉我一个实际的数目， 在我一再追问之下，他只好说了一个大概的数目，大约是每个月15000 到18000人民币之间。我大吃一惊： 如此巨大的一笔 “流转税”岂不要把一个刚刚起步的企业的脖子都给压垮了么？ 但是在中国的直觉和经验告诉我， 他一定不可能付这么高的税， 这里面当然有文章。果然， 在我一再的追问之下，他告诉我说，后来他实际的税负， 也不过是每月3－4千元而已。
从每个月必须付15000千元，到后来实际只付了3－4元，这里面的猫腻其实张峰不说我一闭眼睛就就能够猜到十之八九： 无非是按月把红包塞进那个具体的经办人的腰包里而已。你把他搞定了，那你税就好说了。事情就好办了。
但我感叹的是， 国家税收是这么一个庄严，正经的大事， 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区区的小税务人员，居然就有这么大权力， 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说多就加， 说少就减，要的时候如狼似虎， 不要的时候又如鸡似鸽。这哪里是办公务？TMD简直就如同儿戏一般嘛。
但问题是这里你几乎没法分辨究竟谁对谁非。 有时想想中国基层的现实： 一个小生意人和一个政府部门的关系，就好象妓女和嫖客一样。究竟是妓女不好呢，还是嫖客不好？ You really have no idea。如果政府人员秉公执法，大多数的小生意人就无法正常经 营。但企业要想活下去，不使用非法的手段拉政府人员下水，让他们由 “秉公”执法，变成 “秉私”执法，则好象又没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好象双方都不想这么作，可又不得不这么做。
所以张峰说了，中国的腐败不仅是“不得不已”的，而且是 “必须”的。因为几乎每一件事情，都 “需要腐败”才能办得成。否则你就寸步难移。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具体了，又太细致了。就象泄了一地的水银一样，到处都在，可又到处都不在。
我告诉张峰 ：想必那个具体的税务经办人也不是把所有的好处都放到了他自己一个人的口袋里了吧？他一定得分相当的一部分给他的上级，将他的上级也拉下水，变成和自己利益均沾的同路人。否则的话，他就有可能什么事都办不成。 而同样的道理，他的上级，也必须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部分好处出来孝敬他的上级，或者是他的上级的上级，以便换取更大的，更多的保护和照顾。这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 “腐败共生食物链”，跟自然界的食物链差不多。所有处在这个食物链上那些动物，都有一种相互依存，唇亡齿寒的共生关系。所以中国社会的腐败是无可救药的。
张峰问我我在美国做生意又是如何付税的？ 我说美国是“所得税制”，简单地说就是你有收入就付税，如果没有收入就不付税或少付税。我们只要每年只需要将税表送到国税局，付一张付税支票即可。 赚多少钱，赋多少百分比的税， 政府的税法都已经规定好了，没有任何个人有那个权力多 一分或减一分。所以我们根本不必和任何一个具体的政府税务经办人员打交道。 比起中国的 “流转税制”来， 美国的“所得税制”当然要更合理也更清廉得多。美国政府税务部门的 “腐败”几乎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谈到在中国做生意，中国政府能否也采取美国这样的 “所得税制”呢？这种更先进， 更有效率，也更清廉的税制目前在中国行得通吗？结果我们的答案居然也相同：张峰认为共产党不可能砸自己的饭碗。一旦实行所得税制，中国所有的生意人都不会象美国人那样诚实， 大家都会说自己的企业赔钱，然后政府就什么税都收不上来了。可目前的 “流转税制”虽然百病从生，可至少国家还有税收可得。 这就和癌症病人和吗啡的关系一样，明知吃吗啡死得快，可不吃吗啡又疼得利害，所以就还是得吃。（他不愧是个医生）
而我则认为，一种社会制度， 或者说穿了就是一种 “游戏规则”，显然是由那个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和自觉的道德意识所决定的。当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不认为 “诚实”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最根本的价值和道德规范的时候， 一种基于 “诚实”的原则而制定出的 “游戏规则”，当显然在他们当中就无法实行。
我和张峰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区别很大：我以为所有的这些腐败，都不仅仅是一个政党，或者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而是普遍的文化和人性的问题。 这就是基督教所明确指出的人本质上的 “原罪”所导致的。政党和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 “人”的问题。
但是张峰几乎把所有的这些腐败问题的产生根源，都推到了共产党和她的哪一套制度上。认为有一天共产党倒台了，这矛盾就解决了。
他和黄头一样，骂共产党， 同时又要靠共产党吃饭。 就就是他们生活和事业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好象一点都不矛盾似的。“靠与骂”就好象他们胯下的摩托车两个前后轮一样，被他们操纵得顺顺溜溜的。印象中， 中国国内好象有一句顶时髦的话，好象叫做什么 “抬起筷子来吃肉，放下筷子来骂娘”，感情说的就是他们这一类的主儿。
但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在中国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领域里亲身经历，使得他们身在共产党内，却和这个党离心离德。
三个人中， 只有“儒商”施亮，和黄头和张峰都不一样。他的转变，倒是大大地出乎于我的意料之外了。
10多年前的时候，他和我一样都是不求上进的，一不爱党，二不爱国， 甚至有些 “反动”的“落后分子”。除了有着共同的，对艺术的爱好之外，我们几乎都非常地向往着出国，尤其是到美国去。可惜的是，他的艺术脑筋没有学习英语语言的那个天分。我出国了，他却没有出成。
之后我们一共只见过一次面。我第二次想找他聚一聚的时候，他正在一个沿海的一个县里主持一个广场上的雕塑工程。看来那个工程的规模不小，他的家人告诉我说，他已经在哪里呆了好几个礼拜了，什么时候工程能够完成，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日期。
于是我就主动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可以聚一聚，同时，我也非常喜欢看看他的画作。但出乎我意料的是，电话哪一头的他， 态度却极其冷淡，好象从来就没有认识过我这么个朋友似的。我刚刚问候了他两句，他就说要把手机挂掉，因为自己现在太忙，没空说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经出现了某种不愉快的事情了。所以， 他根本不想和我这个当年的老朋友重聚。但是我还一时无法意识到， 究竟我们之间发生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大概还有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在家理，如果他回到城里的话，就给我打个电话什么的。
但事实上， 自从那次通电话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更谈不上见面。在我即将离开中国的前两天，我陪母亲上医院看病的时候，非常凑巧地遇到了他的父亲，问候一番后他告诉我说，他的儿子从下面已经回来有5天了，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聚会过？ 我有点惊讶，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他回到城里，却没有给我挂个电话。 我知道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昔日的这个好朋友了。
想来想去，忽然明白，大概是我前一次去中国时的那次聚会， 和他结下了梁子。
那一次聚会，刚好是在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后不久。酒席间不知道那个人顺便就扯到这码事情。 施亮顺口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美国为什么要故意轰炸中国的大使馆？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就不假思索地就回答他说 ：我不认为美国是故意要轰炸中国大使馆。说美国故意轰炸大使馆是中国官方的宣传。洗脑。
后来我回忆起来，他当时似乎是楞了一下，好象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似的。
接下去，我们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了起来。他说美国人是全世界上最霸道的流氓。炸了中国的大使馆还不敢承认，楞说是“误炸”。他坚持说那根本不可能是误炸，好几个导弹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射向大使馆，怎么可能是“误炸”呢？ 我说我宁可相信克林顿政府，也不可能相信一个长久以来习惯于撒谎的中国政府。我也许并不太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我在两个人的不同的说词当中，当然选择相信那个比较不太可能说慌的人。我讥笑他看了太多的党报的一面之词，所以应该再多读一下外面的新闻分析。但是他反驳我说，你才是看多了美国政府一面之词的宣传吧。难道美国政府就不撒谎？你被美国政府洗脑了。
当时的气氛好象有些尴尬，再争论下去的话显然那个晚上的美好气氛就得全泡汤。幸好这时有人及时地把话题给叉开了，我们才摆脱掉由这个话题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场面。 当然我们大概都为了面子的关系，后来的整个晚上， 我们都不再讨论这个敏感话题了。 但是后来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这才发现实际上 那一整个晚上，他除了默默地在哪里吃喝之外，就再也没有和我聊过其他的话题了。吃完了饭，他和我客客气气地告别，好象陌生人一般。
我想象不出除了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其他别的什么事情能将他得罪成这样。我感到有一点儿后悔。那天晚上我要是把自己打扮得象个 “爱国华侨”的样子，口是心非地和他一道 “谴责”一下美国政府的话，那我肯定就不会失去这个当年的老朋友了。但是我万万没料到的是，我当年的这个 “右派朋友”，如今却变得这么进步了。早知道这样的话。或许我说话的时候，多少就会含蓄一些。我知道中国人是个极其注重面子的民族，在这样的场合， 如果我能假惺惺地附和他几句，或者至少皮笑肉不笑地保持一下沉默的话，那么哥们还一定是哥们。
可惜的是，这么炉火纯青的圆滑，我这一辈子大概都无法操练得齐。
物换星移，人事全非。我非常感慨。当年这个和我同样不爱国不爱党的 “落后分子”，如今倒变成了这么一个激进的忠党爱国的知识分子。而且竟然就为了这么一个政治上的不同见解，过去十几年建立起来的私人友谊就在一夕之间荡然无存了。这真大大地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而且我发现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例。 如今象他这样 “爱党忠国”的知识分子还真不少。好象大大地超过10多年以前的水平。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的那些过去的同学们，尤其是那些在大学里工作同学们，对美国民主制度和美国的价值观的态度，明显地是以批判占了上风的。相比于10多年以前， 大家几乎是一边倒地倾向于美国的制度和思想，好象有天壤之别。
然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在失去一些昔日的 “知音”的同时，却有在另一拨的人中发现了新的 “知音”。而且还是在真正的共产党内部。譬如黄头，他也曾经和我讨论过美国发动的南联盟战争和后来的伊拉客战争。我本来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对美国和美国的政策没有任何的批评，他只是静静地听我说出自己的观点，一边微笑地点头。从他的表情上我看得出，他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同意了我的看法。他的结论也是非常地直接和现实的 ：他说一等到他的儿子在澳大利亚那边读完了高中，就让他到美国去。绝不再回中国。
而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张峰的结论说得就更直截了当了 ：共产党所说的， 没TMD几句是真话。
施亮入没入党我不知道，黄头18岁时在乡下入党， 党龄30年有余。张峰则是1985年左右入的党。党龄同样也不小了。结果呢？ 反倒是这些正经八百的党员同志好象更离经叛道些。
我当然曾经仔细地琢磨过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我得出的答案是： 这大概和他们的生活经历和遭遇有直接的关系。社会经历是人的世界观和价值判断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黄头和张峰都属于那种直接介入到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实际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所亲身遭遇到的那些社会矛盾和腐败，大概已经给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向右逆转的力量。
但是施亮这样的知识分子则完全没有黄头，张峰那样的社会经历。相反，这20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 正处在一个中国历史上所受到的待遇最好的这么一个黄金年代。他们工作稳定，生活安裕，臭老九的帽子被摘掉，社会地位急速上升，再加上工资年年上涨，几乎人人都有了一套自己的住房，在象牙塔里作些研究思考之余，还能利用自己的专长再到社会上赚些外快。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最后，他们置身于中国社会最基层的那些政治和经济上的腐败和冲突的漩涡之外，没什么烦恼。 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岂能不向左逆转呢？
这现象令人想到了 “红楼梦”中的那个柳湘莲君。他批评说：大观园里除了门口站着的那一对石狮子之外，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连阿猫，阿狗都脏的。如果我们用这个 “大观园”来比喻中国社会， 比喻那个制度和政党的话，现在我们就会看到这么一幅图画：大观园里面的人群是三教九流，什么角色都有。而其中 “最干净”的，想必应当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吧？ 他们应该是属于那个 “站在门边的石狮子”的角色。
但有趣的是，住在大观园内的那些 “肮脏”的角色们，如今倒是不怎么敢替自己歌功颂德的。反倒是站在门口的这一对干干净净大石狮子，却忽然 “狮子口大开”了 － 不过不是要钱，而要放声歌唱，要歌颂颂这个美好的大观园。真令人有今宵何宵，今夕何夕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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