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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星还是灾星(四)：行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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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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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救星还是灾星(四)：行 (671 reads) 时间: 2001-12-02 周日, 下午7:44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救星还是灾星(四)：行

甄士

托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福，五十年代後全世界多数人远行时多是以现代交通工具代步，并且越来越先进和

完善。在中国也不例外。到一九七六年钱路机车、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数量、公路和航空里程人数

及各种交通工具的客运量均比三十年代多（民用航空客运量至１９７０年止只１９６５、６７年曾分别达

到二十七万人和三十一万人，其他年份没有超过１９４９年２７万人水平，１９７０年後才增加较多的数

量），交通工具完善程度也非３０年代情况所能比。但铁路人均里程数１９３６—３７年为０.０４８米，

至毛死时的１９７６年铁路人均里程数才０.０４９米，比四十年前人均数仅多０.００１米！问题自然不

仅仅在这里，因为从“行”的硬件看，总体上七十年代的中国比三十年代的中国好多了。然而在三十年代，

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除了战乱，可以自由行走和自由迁徙，不存在因政治原因和其他体制因素引起的人

为限制较远行走。而在毛泽东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中却是因体制因素引致全民无迁徙自由可言和多数人“行

不得”！除了经济原因外，问题主要出在严格的户籍制、“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和各类

的票证供应上。下面分析一下经济因素以外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无迁徙自由和“行不得”的情况。

在毛泽东统治的晚期，全世界采用严格户籍制的只有北朝鲜、中非的贝宁和中国大陆。严格的户籍制度抵

制了人类流动的天性和活力。毛统治时一个农业户口除了招工和上学，把农民牢牢地钉在黄土地上。在那

个时代，由农业户口转到非农业户口是天大的恩赐，农民没有特许离开黄土地去干其他工作是不可思议的。

由於绝大部分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和只能从事农业劳动，所以在毛泽东统治时中国大陆现代意义下的各类

经济现代化活动和市场经济自然不会存在和建立，中国永远处於没有开发的农业国。毛泽东同陈永贵一样

“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井蛙之见，不足为训。要想使中国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首要条件之一是

国内各类劳动力能获得自由流动。在中国，主要问题就是怎样解决农村劳动力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人民几乎没有迁徙的自由。占中国８０％以上的农村人口，作较远距离的远行也受到

很大的限制。因为较远的旅行至少应满足二个条件：住和吃。即使远行，绝大部分人在旅途就有住的旅馆

问题。在毛泽东统治时住旅馆必须出示证件和登记，但当时农民无任何证件可以证明自己身份，农民想外

出远行，就需经生产队开证明到大队转证明，有的还需要到公社甚至县里开证明。这个证明内容无非是证

明某某人是何方人士，出外干什么。虽然内容简单，但任何一级都可以以任何借口予以拒绝，诸如生产忙

呀，阶级斗争需要呀，等等。没有这个证明，你旅馆住不了，只能露宿野外，也就成为“盲流”。当时农

民不发粮票，出外总不能背着粮食旅行，并且买任何食物都需粮票，没有粮票几乎寸步难行。所以一般开

了证明再拿着粮食和证明去换粮票，换全国能用、或是全省通用，或是市、县内用，视情况而定。自然，

有门道的人，自己弄到粮票则另论。所以出外住和吃的问题是操在有关方面，你想省麻烦就不要走；你要

走，还需看有关方面准不准（这是就有钱外出的农民而言，没有钱自然行不得）。

另外，在全国不包括右派、资本家等，一九四九年後中国大陆被当局定为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共有

２０００多万人，这部分人及其直系眷属到七十年代初、中期大约不会少於一亿左右（五十年代初，不包

括被定为反、坏家庭人口，全国地富家庭人口占农村人口９.４１％）。四类分子是专政对象，自然是

“行不得”，还祸及他们的子女、近亲属，他们被作为准专政对象，也是“三思而後行”。尽管比他老子

情况好些，但稍有些动作，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也就是这一亿左右人口，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中，

是难得一“行”的，属於（四类分子本身）和接近於（四类分子直系亲属）不许乱说乱动的一小撮。此外

城镇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右派、资本家等各类控制和内控的入“另册”的贱民，也不是能随便行走的。没有

工作单位的城镇居民，因没有工作证，外出同样要开证明，证明自己身份和外出理由。可以说，除了文化

革命初期的大串连，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大部分年月中，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其

“行”的自由是多多少少都受到限制，其中大约有１０％左右的人口基本上无“行”的自由。这是国内

“行”。至於国际的“行”，占大陆人口９９.９９％以上是无法想象的，除了持公务护照出国外，私人

持有护照出国是少之又少，几近於零。因而从全国看，尽管交通工具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所改善，

但由於毛泽东的极权统治，全国多数人民由於种种非经济原因却是“行”不得的。

其次，全国大多数人民处於绝对贫困化中，回想一下，在毛统治时有几人能花钱旅游、远行？例如占人口

８０％以上的中国大陆农民，如表１.４所示，每人年杂项支出在毛泽东统治时人均仅在５.７７—１１.０１

元间。这几元钱里年人均最多有１—２元是花费在旅途中的费用。当时１００公里左右的公路汽车费大约

需１.５—２元，这就是说，出外不吃不喝，人均乘车活动半径也只能在五十公里范围内。所以，对多数人

而言，出外乘车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何能旅游？只在城近郊区和较富裕地区的农村有较多的以自行

车代步旅行（城市居民用自行车较普遍）。因此，如果不考虑“文化革命”初的大串联和毛泽东统治时特

产“盲流”，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随着世界科技的进步，“行”的工具虽然有所改善，但从总体上看，

由於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毛泽东统治时与三十年代中期对比，多数人或是“行不得”（从这一点上说，可

“行”的环境和条件反而比三十年代中期差多了），或是还靠两条腿或自行车走路！

三、案例和结论

我们把上述（一）、（二）点的结果和一九八五年中国大陆人民生活基本指标编成表１.２１。表中没有

编进“行”的数据，这一方面我没有“行”的数据指标，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统治时许多人没有“行”的自

由，无法用量来表示，只能是描述性的说明。下面对表１.２１作些说明。

　　１、表１.２１中空白处为没有查到或无法较精确估计的数据。表中数据边有★号，指该数据仅是

估计值。

　　２、食品消费支出、年居住消费支出、年衣着消费支出百分比是指各类消费在生活消费结构中所占百

分比。该数据因没有三十年代中期数据，毛泽东统治时数据也不全，这里用表１.１１、１.３、１.４中数

据，所以表中１９３６年的城镇居民数据只是中国劳工的，城镇居民生活平均水平应比之高。另外，我们在

前文已指出，１９６２，６３年，农民食品费用百分比较低是因为食物短缺和专制制度在特殊情况下运作

的结果，它不是恩格尔系数的反映。因此，表中不采用这两年数据。

　　３、１９６３年左右鱼、肉、蛋的全国人均年消费值是农民肉、蛋消费量加上全国人均鱼消费量得出，

即假定当时的城镇居民的肉、蛋消费平均值同农村一样，可以肯定这个假定是偏低的。自然，城镇居民消费

值估计也是偏低的。

　　４、毛泽东统治时的粮食人均值是全国人均产量（原粮）的平均值，表中所有粮食数据都是原粮，稻

谷、小麦原粮１００斤折成７０斤大米、面粉。

　　５、１９５０年後各年家禽、蛋的人均消费平均值没有找到，所以全国人均鱼、肉、蛋的消费量是在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４》第２５７页上所列的部分年份数字中挑选。很显然，１９６２年不会是毛泽东

统治时鱼、肉、蛋消费最低值，１９６０年比之会更低。所有表中数据来源不全的都有此问题。

　　６、至於毛泽东统治时农民、城镇居民（实际是城市职工家庭）鱼、肉蛋消费水平，因资料限制我们

只能用表１.１１、１.１３中所列的几个年份。因表１.１３三个年份是连续且差别不大的，所以我们只取一

个数据。估计是毛统治时的较高值。

　　７、表中用１９７８年数据的，均因缺１９７６年数据。

　　８、表中１９８５年所有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４》第２２５—２８８页。

　　９、布消费全国人均值是用表１.１４中数字，因农民、城镇居民消费布的资料少，只取一个较高的

值，最低值缺。至８０年代後，布的供应较为充分，且有大量成衣在市场出现，居民直接购布相对就少了许

多，反映在全国人均布消费量很大，人均１１.５５米，但表中农民、城镇居民布直接消费却不多。

　　１０、毛泽东统治时每栏中一般有二个数据，分别是我所能找到和估计得出的毛泽东统治时该项数据

的最高值和最低值，括号中数字是该值的年份。

表１.２１中国大陆１９６３年左右、毛泽东统治时期、１９８５年人民生活若干基本指标的比较

由於条件限制，在资料不全情况下根据上文编表１.２１，欢迎知情读者以历史事实批评、指正、补充。人

民基本物质生活中，“行”方面，在毛泽东统治时许多人是“行不得”的，没有“行”的自由。其他物质生

活衣、食、住方面，从上表我们看到，毛泽东统治时比１９３６年左右差了许多。本世纪三十年代中，中国

人民在外患内忧情况下，国事多艰，经济生活刚起步，尽管如此，从表１.２１可以看到，那时全体国民平

均生活还能有粗茶淡饭，温饱尚能维持生活。当时是市场经济，抗战前人民各类生活必须品不发放任何票证

进行限量供应而市场物价却相对稳定，这说明当时物资基本上能满足人民需求的。而毛泽东在“和平”状态

下统治整二十七年，许多人却是过着温饱成问题的日子。由於经济持续恶化，人民生活更为下降，生活物资

供应极为紧张。城镇居民各类生活物资供应票证越发越多，城镇居民出外购物需带一大摞票证，有的发了证

也无法供应。浙江衢州曾发五厘油票。五厘是什么概念？仅０.２５克。精确计量达到称金银的水平，可见当

时物资的缺乏。各地农村农民只发布票等极少票证（城近郊区农民发放票证种类比其他农村的农民多些），

几乎无生活物品可供。

数字显示人民基本生活平均水平在毛泽东统治的大多数年份中，只及三十年代中期的２／３—４／５间，有

的年份只及一半，至１９７８年统计，有超过２.５亿人口，占全国大陆农村人口３１％以上的人民是生活在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住不档风雨”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中。无疑地１９７６年情况比之更严重。

可以这么说，在毛泽东统治时，富的变穷了，穷的更穷了，只会瞪红眼睛搞内斗。中国的改革不是来自知识

分子的良知或是某些精英的设想，而是被饥饿逼迫出来的。农村的改革首先就是为了解决饥饿问题。现存中

国革命博物馆的，安徽凤阳县小冈生产队社员於１９７８年冬为了解决饥饿问题，不再拿碗当乞丐而进行包

产到户，各个户主用手印盖的严守包产到户秘密的保证书就是一明证。改革初期流传甚广的两句民谣，四川

的“要吃粮，找紫阳”，安徽的“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形象的说明当时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大陆农民

的饥寒的生活状况和所求。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正是顺应民情和经济发展潮流，改革开放，

使７８年後中国经济得到较大发展。毛泽东统治的结果，全国人民仅仅是要求满足生存的首要条件：喂饱肚

子都无法达到，许多人欲求一温饱成为奢侈，遑论其他。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毛泽东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情

况。我们不说他批示的各地向中共中央反映的各类材料，单就他自己五服内亲人和他家乡乡亲对他本人反映

的事实和毛自己说的话就明显表明这一点。下面举些案例。

毛泽荣、毛泽连与毛泽东共曾祖父（第四代，末出五服，毛泽东掌权时内亲堂弟仅此两人）。毛泽荣多次进

京见到毛泽东。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泽荣与一位亲戚进京，在毛泽东的饭桌上，毛泽荣说：“三哥回韶山，

我们餐餐搞红烧肉给你吃”。毛泽东说：“那好！那好！”“你们经常能吃到红烧肉吗？”毛泽荣回答：

“莫说吃肉，好多人家饭都没得吃！”他谈到去年秋，中央来了文件，为保证工业化的需要，粮食实行统购

统销，除每人每天一斤定量外，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对庄稼汉来说，一天一斤哪能够吃？眼下春季青黄不

接，韶山有４０％的人没有饭吃。１９６０年９月毛泽荣进京对毛说到社队干部虚报产量，又不科学种田。

为多插一季稻，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砍社员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造成减产。谁提意见

就给谁扣上“反党反红旗”的大帽子。还讲到队里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家禽家畜被全部没收（这

些，始作俑者，毛泽东自己—引者）。最後讲，“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

要饿死人”。毛泽东问：“现在口粮怎么分？”“小孩三两，大人一斤”（上段内容见刘建国等“毛泽荣两

次进京告状”《党的文献》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下面是作者文热心在《毛泽东与故乡》（１９９１年

警官教育出版社第１９１—１９４，１７６

—１７７）所描述的：

“…李敏在１９７２年回韶山时，就对毛泽连说过这样一件事：七十年代初，毛泽东重病在身，一天，李敏

前往探望父亲。毛泽东躺在病榻上，将李敏唤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我快不行了，有件事只好请你们做

了，家乡还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要经常回去看看。’…带着父亲的嘱托，李敏於１９７７年回到

韶山，专程来到毛泽连的陋室，看望叔叔，送给１００元钱。当李敏看到毛泽连的家景後，才深深地懂得了

父亲最後的嘱托…”。这里作者没有描写：“…这座农舍所处的地方叫东茅塘，当年毛泽东的爷爷也在这里

住过，以後才搬到上屋场去的…

“…这座农舍够简陋的了，已经剥落的土墙，凹凸不平的阶基，杂草丛生的禾坪；室内火塘的梁上已被油烟、

柴烟熏得黑乎乎的；那个装碗的木柜、那个放茶壶的长桌都已暴出了青筋，显然是二三十年代的遗物。主人

毛泽连，大约有１.８０米的个子。精瘦而黧黑的脸膛、老得有点驼背，一只几乎失明的眼睛。我找到他时，

他正在菜园里侍弄着蔬菜，老蓝色的衬衫後背上已被汗水淋得水浸浸的。

　　这栋房子的模样和它的主人的形象构成了一幅‘清贫图’。

　　可是毛泽连被人戏称为‘皇亲国戚’呀！”。

　　作者对韶山区有如下描写：韶山全区农业学大寨典型——韶光大队里有的生产队“社员出工一天，竟

要倒贴６分钱，他们念着毛泽东语录，每逢年终结帐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

　　“…人们年复一年盼赵公元帅，但在年终总是一片哀声。全区自大革命以来幸存的老革命、烈士家属

以及残废人等上千号，每到年底，一个个手拿白纸版先涌入区里，要求救济…今年冬天领一床被子或一件棉

衣。到明年开春又把它卖掉，换得一斗半升，又可再渡几日。…”

　　另一个作者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１９９２年

湖南文艺出版社）第十八章“１９５９

韶山之行”里有如下几段描写：

　　“毛继生插话说：‘我们韶山原来是一身一口，七担二斗，每担折合１２５斤谷，才勉强满足口粮要

求，每年要９２５斤粮，现在当然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这时，…邹长卫…敲着饭钵向主席‘诉屈’

来了。老远就听得到他的声音‘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老称四两实为二点五两），做事没有力，全都

懒洋洋。’

　　“毛泽东望着他精瘦的身子和憔悴、蜡黄的脸，顿时神情严肃起来。他用询问的口气对邹长卫说：

‘现在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

　　“邹长卫收起了饭钵，不吱声了。

　　“有人说：‘韶山过去粮食比较足，山上种玉米、种红薯、种经济作物，可现在不种了，为什么不种

了？让农民饿肚子！’又有人说：‘农民粮食不够，还要交各种各样的‘粮’，征粮、购粮、爱国粮…剩

下的就不多了，好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基层干部却瞎指挥横扮蛮，不交粮或交不起，就打人骂人。主席，

要是您不回，我们都快饿死了’。

　　“解放也有十年了，家乡父老百姓依旧是衣衫破旧，一脸菜色，…毛泽东心情沉重。席间那仿佛许久

未沾荤腥的饥渴和饕餮，还依然浮现在他的眼前，家乡父老‘公共食堂真遭孽’之类的话依然萦绕在他的

耳边。”

　　我在这里大段抄录了吹毛、捧毛的文章、书籍所披露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说明：

１、毛泽东１９４９—７６年开始统治中国２７年间，毛的家乡人民生活依旧，甚至比以前还差得多。

以前非荒年可吃饱，而现在不少年份是处於填不饱肚子状态，包括毛在世的两个内亲堂弟。而韶山享有国

家特殊资助、贷款和照顾。当时韶山人用的农业机械是国内最好最新式的。农业科技有专家帮助，农田水

利建设、电力排灌站等等，别人没有的他们都有，都是国家帮助建成，但在那个时代，韶山人许多年份还

吃返销粮！

　　２、尽管１９７２年初毛重病时尚有良心发现而交代李敏照顾她的两个叔叔，但病好後，乃无任何行

动。毛当时至少掌握有不少的稿费，尽管这个稿费是不义之财（据１９９５年中共中央党校三单位给中共中

央的报告《关於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毛选前四卷毛自己执笔的仅十二篇，别人写的

经毛改的有十三篇，其余１３０多篇是别人执笔起草的。包括《矛盾论》、《实践论》全为别人作品。大概

正因此，毛的稿费大部分没有给继承人而进了国库）。我们可以粗略估计一下，仅１９６６—７６年不计，

机关、大学、企业等附属的印刷厂正式印刷出版的“毛选”四卷有８.４亿套，毛的“诗抄”四亿册（以成

本价一套二元计，毛就浪费了人民二十亿左右的钱，以至於在文革中纸张、纸浆进口中占第二位，１９７７

年恢复高考时考卷无纸便从“毛选”印纸中拿出来用）。如以一套（毛选）或一册（诗抄）一分钱稿费，即

有千万元以上。即以国家级出版社给的稿费，至少也在百万元以上。又不，他绝不会动不动就说从他的稿费

里支出多少元做什么用。而江青一次就可从毛处拿走三万元。但对於吃饭都成问题的毛泽连堂弟，按作者文

热心所说，１９５８年後就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资助，以至於毛泽连的大儿子六一年考上了高中因无钱而辍学

（据赵志超书所说，六十年代後每月政府给毛泽东两堂弟各二十元补助，７０—８０年代又增加到三十元）。

自己有大笔稿费，五服内侄儿却因缺钱辍学（六五年前，至少也应有几十万元稿费），上不起高中，在世时

五服内仅有两堂弟家，却吃不饱。毛死前几年，亲生孩子和老婆都难得一见。这种品德的人能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恐怕比天方夜谭的神话故事还来得遥远！《天安门》制片人卡玛（Ｃａｒｍａ

Ｈｉｔｏｎ）说

“很多想干大事的人要为人类设计未来，如果他不关心身边的人，我不会接受他的设计，因为他为我设计的

未来可能会很可怕”。

　　３、不少毛泽东研究者称毛泽东因有“乌托邦”思想，理想主义，好心办坏事，不是自身道德品质问

题。我则认为是权和名迷心窍，良心已被狗吃了（读者可以看郭金荣写的《毛泽东晚年生活》一书中毛与其

红颜知已孟锦云等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後的议论和关於《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看法，就可以知毛的

阴暗的心理）。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末—５９年中从各地汇报材料、函电和视察所见以及１９５９年夏回韶

山时所看到、听到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有的地方已饿死人（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日“对一封反映

安徽灵壁县灾情的来信的批语”，该县部分地区已饿死５００多人），故乡百姓处於半饥饿状态，诅咒公共

食堂。而且在故乡同乡亲座谈中，毛非常清楚在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用强逼命令推行各种运动、虚报产量及

种种做假事情和打人骂人才征来粮。但作为决策者，他并不是改弦易辙，而在随後的“庐山会议”上，为维

护自己“神”的地位，权、名、利，明知错了，置全国人民生死於不顾，蓄意隐瞒事实真相（彭德怀在庐山

会议小组会上说：“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生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百

分之十六。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

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过这个事…”。事实是毛泽东谈过且了解到乡亲们三餐难以为计），

文过饰非，大批彭德怀，大放厥词。“无非头发夹子、菜、蛋不够，有的买不到”。唱高调、讲昏话，继续

压下面“假、大、空”，以证明自己一惯正确。在常委会上胡说什么“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

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那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这就是大跃进时《人民日报》放了

许多假卫星却从没有更正、认错的所在，假源来自毛泽东）。对食堂大唱赞歌，跃进再跃进，终於跃进入历

史上最大饿死人事件。这不正是证明李志绥医生所写的毛“十分残酷无情”。或许毛泽东有时会象演员一样

表演一下关心人民，关心周围人，装作心情沉重的样子，那只是为了政治斗争或生活中某种需要而进行的表

演。

这从上面所说和他为抹杀他自己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及主要因他的原因造成经济崩溃状态，却整肃中央中与他

意见稍有不同且恢复了经济状况的国内外敌人，以国要变色，人民要受“二茬罪、二遍苦”等子虚乌有的东

西来吓唬人，搞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推进更深的灾难就可看出。这些等等，哪里有一点理想主

义、良心的影子？中国人民从中得到什么利益？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数理学科的知识近於零，对经济问题是

白痴（所以在大炼钢铁时想当然地要求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要把全国钢铁产量干脆翻翻的瞎指挥），每次参与

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是破坏国家经济建设。耍嘴皮的整实干的，“假、大、空”、无穷无尽的运动和内争、

内斗是毛泽东统治时的最大特色。直到毛死前，他还在叫嚣批判“唯生产力”论。１９６４年，他对李敦白

等说过：“对我来说，革命永远存在，即使是在一万年後。要不然，象我们这样的人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全

都失业了”。这里“革命”的词义应是破坏，要不他就失业了。从他取得政权後，不是因战争结束与民生息，

建设国家。他没有教人民怎么生产，安居乐业，只是教人们相互间瞪着眼睛人整人、恶斗，一个运动接一个

运动，搞破坏。如此治国，古今中外历史仅见。对此，据说朱德在临终前几天（１０７６年７月２日上午）

对去看他的李先念说：“一个伟大的创举—搞社会主义可以不抓生产，天天斗呀斗。生产为什么不能抓？这

是什么主义？什么人的指示？是马克思主义？我没听说过。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成这付样子，还称莺歌燕

舞，这笔帐怎么算？先念，要坚定些，历史会作出判决的。我沉默太久了，这是种内疚”。确实的，历史必

定会对毛泽东作出判决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连周恩来在病危时（１９７５年１１月

２３日）对去看他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德生也说：“至今我还不理解，搞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要搞生产了

吗？不要搞科技、教育了吗？不要搞现代化了吗？我们怎么能把力量、精力都用在批判整个世界上？剑英，

我是否唯心？”

　　上面我们举的是毛泽东家乡人民一些社会生活情况。１９８０—８１年，有人在江西兴国毛泽东原来

在井岗山时期作调查的地方调查过，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各方面都不如井岗山时毛泽东调查水平。１９８７年

１１月８日的《人民日报》头版高鸿宾等写的《贫困，我们向你宣战》一文中有如下的描写：

　　“八十年代初，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沂蒙山。

　　贫脊的土地，破陋的土房，赤身裸体的娃娃，衣衫褴褛的姑娘…３０多年几乎未变的贫困景象扑入眼

帘，令老人潸然泪下。他痛心地说：‘我们愧对养育、支持了革命的家乡…’

　　类似的场景，在类似沂蒙的延安、井岗山、大别山…也出现过。这些为革命流过血的土地，在革命胜

利数十年後仍然一片贫瘠，这怎么能不叫人揪心扯肠呢！”

　　作者指出，当年共产党革命地方无一不是几十年贫困不变。而这不变多数指的是与抗战和内战时的中

国大陆人民生活比较，与我这里所说的三十年代期间人民生活状况又差一截。全国其他地方无不如此，从首

富地区苏杭到“乞丐之乡”安徽凤阳。请读者注意，我这里所说的是全国人民生活平均状况，至於个别的例

子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因为任何事物都有特例，那不能代表全体。

　　对於上面资料，或许有人会提出，在毛泽东统治时粮食生产和各类物质都比三十年代增加，只是人口

增加太多平均起来就不多。这一理由，表面看来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道理，仔细一分析，就不是那么回事。

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人并不是没有生产活动空间，无法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而是毛泽东以“革命”名义采取各种方法阻碍、窒息人们进行各项创造性的活动和正常的教育、学习和劳动

生活，从知识分子的各类科研活动到各行各业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正常劳动。不间断的运动和为巩固自己统治

地位而生造出来的各类阶级斗争“理论”，无时无刻不在人们头上悬把刀，在人民中制造分裂、内争、人整

人以利於他统治。而人民二十多年用血和汗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多被他以国家名义搜括走，为他的权、名、

利和在国内外为他树碑立传所挥霍和浪费……。茬茬都是破坏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生产、科技活动，破坏人民

团结、奋斗建设国家，是中华民族败类。其结果，每人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是随着世界科技飞速进步而提高，

反而是下降了，人民生活越来越差。不说日本等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例子，就以同文同种的台湾、香

港和毛後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发展就可以证明并不是人口问题造成国人贫困不堪（更何况人口问题也是毛一手

造成的）。８０—９５年代乃是中国大陆人口绝对数增长最多的年份，平均每年增加人口１５００万左右，

但中国大陆人民平均生活品质改变之多有目共睹，前面表中数据就是证明。贫困人口由七八年的二亿伍千万

左右降到现在五千万左右，不到总人口的５％。

　　其次，有人或许会认为，中国在毛泽东统治时搞得国穷民贫不只是他个人责任。此说一些中共当年负

责人自己也如是说。本人认为，非也。从四九年毛统治大陆始，毛泽东就是以封建时代的皇帝和帮会的帮主

自居，其时势已造成。共产党专全国人民的政，毛泽东则专了共产党的政。毛泽东统治时的社会主义，名义

上财产是国有，实际上是毛的是为是，毛的非为非，全国财产供毛胡来。中共的高级干部没有百分之百也有

百分九十九是以毛皇帝的臣下自居。这无论是许世友的生时忠於毛泽东的保证，还是陶铸在被毛泽东整得快

要死时还带着“名臣录”以“古代直节忠臣自比”，以及周恩来事事谨小慎微侍候毛泽东和林彪很长时间内

从心里就反对、讨厌毛的所作所为却处处高喊拥护毛泽东。中国大陆任何大的事，没有毛的点头，无一能干

成（请看“毛选”中“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中共高层领导，多

数人在中共统治大陆後，都想在经济建设中有所作为，建设国家。毛泽东自己未尝不想露一手。问题出在毛

个人品质极为恶劣，整天琢磨的是搞阴谋诡计整人，保权保名，如何当世界领袖和“神贤帝王”。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功为已，过诿人。对经济瞎指挥，搞砸了，又不管。别人干，他又是批评，又是责骂，夸夸其谈，

不着边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毛泽东在世时所唱的任何高调、所描述的“天堂”对人民生活哪一点有实惠？

哪一些是事实而不是谎言？人民生活稍有改善，它就折腾。而绝大多数的臣下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官帽只能

违心地随着毛的指挥棒转，多成两面人。正如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一书所说：“在‘为人民服务’、

‘一切服从党的需要’的钢铁纪律下，保全自己的唯一途径，是腑首贴耳，唯命是从。在一片颂扬声中，所

有的生机都被斫丧了，违背良心的言论，违背良心的行动，成为准则。而更糟的是，唯有这种办法，才能保

住自己的位置，进而一步步爬上去”，“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只有一直违背自己的良心，才能在中国生

存下去”。这不就是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描写丁春秋的星宿派的德行。下面几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

　　１、１９５６年春，周恩来认为１９５６、５７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是冒

进，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反对冒进，“要敢於抗大流”。１９５６年４月下旬，毛泽东在颐

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１９５６年基建预算二十亿，受到与会者反对。周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

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最後仍坚持自己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後，周又

找毛谈，说他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人民日报》还有反冒进的社论。後来毛在几次中央会

议上点名批评周反冒进的言行後，周曾在１９５８年６月９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请大家考虑他是否继续担任

总理职务。从此後周继续任总理唯毛泽东指挥棒转，对於比５６年冒进大得多的比例失调“大跃进”是大气

也不敢出，“文化革命”中更是毛的好帮手，长达二十年时间中，他的良心不清楚跑到哪儿去。即使这样周

还担忧死後相片被人打××。临死前，他是“胸前佩有毛泽东像章，枕边放的是毛泽东诗词”，“病危时从

昏迷中醒来，抚摸毛泽东的像章或诗词。”

　　２、对於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在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３日日记中写下“我７月１４日写给毛主

席的信，７月１６日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会同志，至７月２２日，各小组经过六天的讨论，对信完全同意的

只有一个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也只有一个同志。其余发言的大多数同志基本上是同意的还有一部分同志，

还没有发表意见。”在毛泽东７月２３日批彭讲话後，几乎全体跟着毛，为了保住乌纱帽，不顾事实胡说八

道，大批特批彭。李锐为此感叹地写道：“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

一个人敢於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後来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更是成为行尸走兽，毛放一个屁，没有哪

一个敢说是臭的。毛想把刘少奇打成内奸、叛徒，对此中央全会上有不同意见的仅陈少敏一人。所以李医生

说，毛对他说过（１９６１年夏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

是行尸走肉”。我想，好人是有，都被毛赶尽杀绝，剩下的只是唯唯诺诺的或不得不违心地以两面人存在下

去待机而动。

　　从１９５０—７６年，除毛泽东外，绝大多数的中共上层干部有许多虽然非市场经济建国方略但都有

比毛高明的经济建设措施和想法（虽然速度慢），但都被不通人性的毛或是批判，或是一一打入冷宫。改革

开放中种种“新事物”，都是中国民众从下而上由想改变民众自身“一穷二白”面貌而出现的。这一要求，

从五十年代初到现代“庆父”—毛泽东死去时一直没有停止过。许多中共领导人，除毛泽东外，在不同时期

中也表示赞同和提倡。这从五十年代初期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到批邓子恢对合作化的态度和六十年

代批“包产到户”，以至於“文革”中稍微多搞些经济建设就被冠以“唯生产力论”而进行批判就可以知道。

连林彪、陈迫达等都被冠以“唯生产力论”。除了保权和想当世界领袖外，毛在经济建设上无能却又逞能，

不愿意看到别人比自己高明，对人民生活冷漠无情是毛与其他中共负责人之间存在巨大矛盾的主要因素。以

邓小平“是否有利於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於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於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衡量，毛泽东无一不是反其道而行。可以想象，一个不致力於生产的国家，天天耍嘴

皮，搞内斗，搞破坏，怎么有可能实现上述三点？

　　应当指出的是，为毛辩护者称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科学技术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国际地位提高，打开中美关系等等。这种看法简直是无知

和荒唐的。的确，１９７６年的中国大陆比１９４９年时多了一些工厂、企业。这正如一个人从来没有土地

财产，市价１００元钱可以买到一亩地，他拥有１万元钱可以买１００亩地，但他用这１万元只买了一亩地

你不去说那人败了家，一万元在他手里只剩１００元。却说那个人的家族在他手里置了一亩地产。不说为毛

的世界领袖欲望所作的浪费、如种种援外、支援“世界革命运动”、花钱买对毛的称颂和国内的各种有形浪

费。单就毛泽东搞的大跃进和文革，中国人民有形经济损失即达当时币值６２００亿人民币，它比毛泽东统

治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不计土地价值，５８—５９年时，鞍钢一些工程师就指出，大炼钢铁中的损

失、浪费和亏空的财政补贴可以买几个鞍钢）。至於无形的损失：如对经济平衡、生态环境、科学技术、教

育、文明等的破坏，以及人才的摧残、残杀生灵等等，何止一个６千多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

流”这几句话，在毛统治时不但毫无影子，倒是其反面的现象处处可见。占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智力资源

被他浪费掉，占人口很大部分民众是文盲、半文盲（须知，近几十年，技术和知识已成为人类主要财富来源，

人类正面临第三次产业革命）。

二十七年来，多少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被毛泽东以“交学费”一句话毁掉。毛这个败家子竟被人吹为功臣？

至於一些国防科学技术成就，大多是１９５０年前培养的人才又在美国、苏联等国深造、并且对核弹的样品

都清楚的人搞出来。毛有何功何德？恰恰是毛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打击、逼害才使中国大陆整体科学技术在

１９７６年时比世界水平至少落後２０—３０年以上，并形成断层，经济上大大落後世界水平。以“全要素

生产率”来衡量我国的发展水平，从１９５２—８１年间，每年递减０.３％。至於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使得

拿着中国私人护照都难得获得别国签证。而中美关系的恢复竟是毛功劳更是奇谈。谁都知道，１９４９—５０

年美国就想拉关系建交，是毛一边倒政策导致中美２０—３０年敌对关系，只是在苏联的核弹威胁下又去亲

美国。过去亲苏仇美，後来亲美仇苏，这是哪家的外交突破？纵观毛统治时的所作所为，他的施政，不是以

国家、人民利益为第一位，而是以他的权、名、利，以他个人的心理满足和意愿为标准。内政外交政策不说

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错的，更有不少政策是倒行逆施。正因为这个错，国势积弱，弱国无外

交，耍耍嘴皮可以，动真的就不行，只能傍个大款，前期是苏联，後来是美国。主权国家收回殖民地在全世

界倒数第一，台湾无法统一，台独甚嚣尘上，美国可以对中国指手划脚，钓鱼台列岛日本所实际控制，周边

领海、领土不少为别国所实际占有，等等。读者可以想象，只因毛泽东的胡来，中共大陆国民人均产值仅为

台湾、香港的一增（需知，１９４９年时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是处於同一水平上，１９６０年时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与中国大陆相当）。既然说今天中国在世界上发一句话，哪个国家不需掂一掂？那么为何

华人还需离乡背井，九死一生逃渡到世界各国谋生？

　　毛统治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如全面抗战前，１９８５年大陆人民生活才与１９３６年左右相当。这是

谁的罪过？第一是日本侵略者，第二是毛泽东。近一世纪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难以计数，打断

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由日本侵略生下的怪胎－－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扼杀了中国现代化。毛泽东的极权统

治，吞噬、窒息人们的自由和创造力，摧残社会生产力和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文明等等，已为历史进程

所否定，总有一天，全国人民会把毛拿出来进行鞭尸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历史事实是很有意思的，《东方红》原曲是流传在晋西北的情歌，陕北榆林地区佳县

一位小学教师填了“东方红，太阳升…”（１９４５年後又有所小更动），１９４２年由陕西佳县佳芦镇张

家庄李有源唱出来。而就在１９４２年８月，《解放日报》报道一炸雷击死延安地区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并

在南门外开追悼会，消息在人群密集的新市场传开并议论纷纷，“其中一个赶集的农民在群众中骂道：‘雷

公怎么不把毛泽东劈死’”，这个农民被抓後了解到是因为征粮太重，农民负担不起，民生难继，愤而骂出。

可见当时人们对大救星是多么“热爱”，爱到巴不得毛被雷劈死。实际上，陕甘宁边区，人口最多时才２００

万人，土地贫瘠，外援进不来，根本无法养活大批的军政人员。虽然１９４１年年底在朱德倡导下开展“生

产自救”运动，使情况有所缓和。但毛重视的是大力发展部队，且当时３５９旅主要是种植鸦片弄钱，换取

其他生活必须品。粮食、日用品短缺得多，内外又封锁，对农民只能竭泽而渔。贫苦农民虽然减了一些租

（中农则无影响），但税赋加重，加上征粮，农民负担极其繁重。只是抗战时期，人民怨恨少些，怎么可能

象东方红歌词所唱的那样歌颂“大救星”，那只是毛所造的政治舆论而已。自从发生了“雷劈”事件，征粮

任务从二十万石减为十八万石，缓和一下。直到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大量知青去延安地区插队，还目睹

延安地区多数乡村还是属於温饱没有解决的贫困地区，许多农村女孩还无裤穿。一些插队的中共“革干”

“革军”子女利用和上层关系向中央反映，才引起上层的注意，而有那么一点点改善。这一事实说明，所谓

把毛吹为大救星之类，是马屁文人加上宣传需要而弄出来的神话（有些为毛泽东作传的传记作者还在重复这

种神话）。这个神话唱到毛泽东见阎王去，张家庄人还是穷得光屁股。直到１９９３—９４年，该村人均收

入还只１９４元（当时中国北方小麦收购每斤０.５元，人均收入不到４００斤小麦），穷得叮当响，村里

６０多名孩子挤在四孔窑洞里上复式班，九四年靠全国捐献２６万元建起一个希望小学。

　　本来在抗日战争和内战结束後进行和平建设，人民生活可以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大家可以回顾一

下，毛泽东统治二十七年中，是否几乎家家都家贫如洗？家中有什么家具和积蓄？是否基本上是缺吃少穿，

一室难求？在高压下，毛用谎言来掩盖事实，报“喜”不报忧（所以毛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

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天天念念有词，毛是人民“救星”，在毛领导中国前“旧社会”多痛

苦。在毛泽东统治时，多少事被毛搞成“假作真来真亦假”，这就是毛重视舆论、统一舆论，不容许别人批

判的原因所在。上面我们用历史事实粉碎了毛泽东之流的谎言，说明了毛泽东统治时中国大陆人民人均物质

生活水平远低於抗战前人均物质生活水平。可以这么说，全体人民平均生活水平从抗战前基本上是温饱状态

变成缺吃少穿、衣食有虞的状况。因此，在我们不讨论毛泽东统治时种种暴政和失策，单就人民生活水平的

大幅度降低，读者自己就可以判断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还是灾星？至於毛泽东统治期间对政治、经济、

科技文化、教育、宗教、中华文明、自由、民主、社会生活等等摧残、破坏以及在取得政权前、抗战中的所

作所为，将来在另外的文章中予以评说。

作者：资料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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