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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进坛何所见?出尘东海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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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进坛何所见?出尘东海枭(二)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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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进坛何所见?出尘东海枭(二) (629 reads)      时间: 2002-12-06 周五, 上午5:36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进坛何所见?出尘东海枭(二)



芦笛





更重要的是,老枭其实是犯了时空倒错的错误,把今天的世界和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混淆起来了。



在当时的西方列强中,民主国家其实是少数,强国中只有英美法三国,其他的欧洲强国除了俄国外基本上是开明专制国家,其中德奥意都是君主立宪制,而且刚刚实行宪政不久,俄国则连宪政都没实行。但这些国家的实力相差其实并不大。在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德奥两国为主(其实是以德国一国为主)的同盟国居然能和英、法、俄、意、美(美国是在最后一年参战的)多国组成的协约国打得相持不下,说明民主并不是如许多国人理解的富强之道。当时中国学西方有许多模式,并不像今天那样只有个美国模式可以学。那时中国可以学英国也可以学德国,如果学像了,照样可以像日本那样不实行民主就能富强起来。“自强运动”的口号不过是“富国强兵”,那的确喊出了先进的中国人的心声,而且至今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如果说连当时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没意识到民主化的必要,要求传统型官僚李中堂去作民主先驱岂非过份苛求?



但这也就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失误:洋务派虽然喊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却看不到富强的根本途径是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当然,严格说来这也不能算他们的错。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毕竟还是在自己辖境内作了点开办实业的尝试。作为臣僚,这大概也就是他们能尽的最大努力了,全面改革还得靠朝廷主持。但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指出的,当时的朝廷根本就没有足够财力来展开全国性的改革,致使改革变成了一种互不协调的孤立分散的地方性努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吴稼祥先生的“新权威主义”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之,洋务运动很像老邓启动的改革,亦即只搞经济改革,不作政体改革,不把西方的法治社会那套搬过来。洋务运动失败了(起码是见效不大),而中共改革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似乎只能归结于前者是少数先进大臣的个人努力,而后者是中央政府强行推动的全国性努力。相比之下,日本的明治维新要比两者都高明得不可胜计:它不但是全国性努力,而且把西方的社会制度移植进来,变成了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没有实行民主,仍然在短期内就创造了奇迹,挤进了强国俱乐部。



这当然是题外话了。总而言之,从鸦片战争开始,富国强兵一直是中国梦,几乎成了全体知识分子的obsession(偏执)。但直到现在还没几个人有那能力看出富强之道是什么。 孙大小丑以为民国是解决一切难题的法宝,毛匪泽东以为是“走俄国人的路”,而如今的中国人又回到了孙大炮那儿去,莫名其妙地将“民主”和“富强”划上等号,把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那魔术武器上。在这种情况下,鸿章再是英明天纵,也没有可能看到连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看不到的东西。而且,在他权力范围内,他只能局部走资,不可能变法(建立法治)。



即使如此,鸿章也不是没有他的过错。老芦不熟悉他的生平,但我不记得他曾为建立西式社会制度呼吁过,而以他德高望重之身,如果他这么做了,即使一时不能实行,也能起到唤醒国人的作用。一直要到他死后,才由袁宫保开始实行政治和军事制度上的改革。这当然是时代为袁提供了李所缺乏的机会,但李在此重大治国方针上缺乏战略眼光似乎也是很明显的。



鸿章最大的失误,还在于他始终没有打破重臣中只有他一个脑袋清醒的人这种闭塞局面。本来,改革不光是有了个“总设计师”就行的事,还需要一大批具有现代知识的志士。鸿章的历史使命,是缔造出一大批推动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改革志士来,把这些人提拔进中央和地方政府,形成舆论,启迪民智,形成求新求变的新兴政治势力,为改革打下组织基础。不幸的是,正如出尘公子引梁任公的话指出的,鸿章在组织路线上完全是旧式官僚作派,只知提拔嫡系,任人唯亲。花了许多白花花的银子送人放洋,海龟派回去后却投闲置散,以致学海军的严复只能去翻译《天演论》。相比之下,他的接班人袁宫保就比他先进得多。人家搞的可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



如果老李能像老袁那样,则此举不知能为中国造多少福。老袁不过是行伍出身,其实并非帅才,在甲午战前官卑职小,战后也不过是个练兵官而已,后来才外放当巡抚,部下多是丘八,就是搞“五湖四海”,手下也没有多少文官人才。而老李正规仕途出身,门生满天下,且出将入相,文武全才,先参与荡平发匪,后又收拾了连老曾都焦头烂额的捻匪,战功赫赫。文武故旧结下的关系网,决非老袁可以比拟。如果他通过这关系网搞起五湖四海来,招揽、培植、提拔维新人才,很有可能会在中国形成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



但这种事的是非也实在难讲。前段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说其实中国政治的关键是“治人”。成功的政治家的先决条件不光是高明的治国方略,更是他控制手下的能力。此话可谓一语破的。其实,有邓小平眼光的中国人不知凡几,可你再英明也没用,光坐在那位子上也不行,还得能控制住下面的人,才能法令出而山河动,帅旗展而日月明。论治国,先总统蒋公与毛痞子之别何止天壤,可蒋公有现代头脑却控制不住人,毛贼胡来一气却能号令如神。所以蒋败毛胜,说来也有“历史的必然性”。因此,要老李去像老袁那样任人唯贤,不培植死党,恐怕也得像老袁那样“炎炎者灭”,垮起来只有落井下石的,没有舍命帮忙的。



总之,我觉得老李和老袁正好相反,老李是传统型的集将相之才于一身的“管仲+乐毅”,但缺乏延揽人才的恢弘气度和辽阔的视野;袁毫无李的传统文化素养,没有立过老李的赫赫战功,似乎也没有显示过老李那种从军事到外交的广博才能,但他的眼光敏锐,头脑灵活,具有足够的常识(=18岁前积累的偏见),能看出大势来,因此能在普遍缺乏常识(=18岁前积累的偏见)的昏庸官场里步步高升。似乎可以说,用西方标准来看,李和袁都不过是庸人,但在中国那个盲人的国家里,李是独眼龙,而袁长了两只眼。



正是这个缺陷导致了甲午惨败。老李的那只眼只看到了军事实力,看不到军制、士气、纪律、训练和战略战术的重要性,因而堕入了唯武器论。这在他也有历史原因:当年平发匪时,他得益于洋枪队和汽船不少,大概从此便相信先进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最主要因素。这在他的密折中就显示出来,而出尘公子的文章,似乎过多地受了它的影响,把甲午之战之惨败主要归结于中国败在军备竞赛上。其实史家早就论定了,中国之败,主要败在腐败。入朝淮军军纪那么糟糕,这种土匪式的军队,跟持落后武器的发匪、捻匪还有可能一较雄长,又岂能是持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纪律严明的日军的对手?如果平壤守将未战先逃,那还能打什么仗?陆地战场一触即溃,一溃千里,决不是军力对比悬殊可以解释的。



陆军如此窝囊,海军也是这样。老芦是绝对票友,不过我影影绰绰地记得,似乎史学界认为日本联合舰队和北洋水师其实是旗鼓相当。前者胜在航速射速快,后者胜在船大甲厚。直到航空母舰发明前,西方海军军备竞赛一直是在比炮大甲厚,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二战,其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零式飞机,在几分钟内就炸沉了世上最大的英国巡洋舰“威尔士亲王号”,从此结束了这比块头的“健美赛”。所以,中国舰队虽然航速和射速较慢,但炮大甲厚,按理说可以弥补其不足。至少不该败得那么惨,让百多年的后人还为老祖宗那么窝囊而脸上发烧。



过去史学界认为,老李主张近海防御,其实是畏敌心理。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海军是最费钱的玩意。好不容易攒下这点家当,用起来当然不是那么爽利,何况内心先就怯了,认定打不过人家,自然战略就偏于保守。而这就犯了兵家大忌:不相信自己会赢的战士一定会打败,这就象大学上体育课跳“直马”:你要是想着“跳不过去没关系,我反正可以骑在上面”,那结果就一定是骑在上面,绝对不会跳过去的。



因此,老李的战略,我看还是小家子气的“保全实力”战略,没有赌徒的勇气。不管他怎么说,我总觉得他其实是想让舰队龟缩在军港中,待鬼子来了便用重炮轰他姥姥的,来个“以逸待劳”之计。这说明他根本不懂海军战略,就像二战初英法不知坦克的威力,把它们当作固定的防御大炮来使一样。



事实上,北洋水师在外洋作战失利后,果然采用了这种战略,逃到威海卫去躲起来,可舰上的大炮根本就没机会使用:日本陆军从陆地上抄了军港的后路,用中国自己的海岸大炮痛轰龟缩在港湾里的中国军舰。那些军舰此时连逃都逃不出去,因为日本海军早就守在外面,用沉船堵死了航线。



北洋之败还不光是战略之败,战术也一塌糊涂。丁汝昌好像是太平天国降将,本是骑兵出身,对海军一窍不通。在外洋遇敌时,日舰队撤下美国旗,换上太阳旗,丁竟然命令各舰排成一字横队,如骑兵冲锋那样平推上去,变成了以纵行排列的日舰炮轰的绝佳目标。堂堂舰队司令,居然连海战的阵法都不懂,又焉有不败之理?



这些战略战术在出尘公子的大作里似乎都没提到。公子似乎受了鸿章失败主义的影响,过份强调了两军的军力对比,而没有看到咱们的失败是全面的:朝廷颟顸虚骄,吏治腐败,政治军事制度落后原始,将帅对现代战略战术一窍不通,军纪涣散,士气低迷,而身为实际统帅的李鸿章没像山本五十六一样,在反战失败后果断下定决心,先发制人,寻找决战机会,争取一举摧毁对方的舰队,却在避战不得时勉强出战,可以说负有一定责任。



总而言之,我觉得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伟人,但也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不过暇不掩瑜,未可求全责备。须知在中国从来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如果说今天中国人大部份还处于失明状态,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讥笑百多年前只长了一只眼的祖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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