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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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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游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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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游 (720 reads)      时间: 2001-12-04 周二, 上午1:16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游



　　　　　　　　　　　　　　　　 ·燕帆·



★　开篇：大串联——政治旅游的形成与发展



◆　大串连：形成、发动与结束



　　大串连是为在全国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但在初期，串连的产

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群众的自发行动。



　　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播出后，众多的视线投向了北京大学，首先是在北京

，一批批的人不断涌向位于西郊海淀的北京大学校园，优美安静的校园一时变得嘈杂无比

。

　　在宣传工具的鼓动下，各地学生开始进行造反，而各省、市和学校的领导者，坚决反

对这种造反，造成了许多冲突事件，如“西安交大六·六反革命事件”、“长沙惨案”、

“兰州事件”，等等。这些受压的造反者普遍不服，他们有的投书党中央，有的直接来北

京，到北京大学等处看动态并涌向“中央文革接待站”。据估计，从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九

日至八月十二日，就有三千六百多个单位的七十一万多人次去北京大学，这可算自发串连

的开始。其中天津大学等校的部分师生，步行向北京进发，当这一情形被中央文革和毛泽

东得知后，毛泽东立即指示派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接到北京来，以示支持。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

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因为毛泽东要“天下大乱

”，所以有此想法。八月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讲话

，他根据毛泽东的精神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并对其行

动表示“热烈的支持”。他的讲话发表于八月廿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

一期，可以被视为是大串连的动员。



　　而北京的一些造反派，在频频与外地师生接触后，也有了不平则鸣之感，加之中央文

革成员在背后的促动，北京的红卫兵一批批杀出京门，开始“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到各地“煽风点火”，支援各地造反派战友。



　　陶铸为此写信给北京大学革委会负责人聂元梓，信中写道“派人出去，当然以搞好本

单位的运动为前提，这样支援才有力量，才更能起示范作用。”“有的同学要去外地点革

命之火，自己走了当然不好。”并要求将信“尽速印发，可在《新北大》上刊载，广泛分

发。”这封信在当时起到了限制自发串连的作用。在此信件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有关负

责人策动了赶走串连学生的活动。在武汉、广州、上海、重庆、成都、昆明、杭州等地，

串连的红卫兵与当地政府部门发生了冲突，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双方群众的暴力行为。湖

北省掀起了大抓“南下一小撮”的活动，武汉市学生代表和北京串连学生采取了静坐绝食

示威的反抗措施。上海出现了日夜围攻北京学生的事件，贵阳在“谨防政治扒手”的口号

下，对串连到那里的红卫兵进行了围攻。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站到了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以他本人所特有的

方式表示了他对红卫兵全国性活动的支持。八月卅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会

上正式肯定了全国大串连。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

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

京来。”由此肯定了原是群众自发的串连活动。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

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加文化大革

命的通知》。通知宣布：



　　“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半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

已经来过的或有其它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

五十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半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

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

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至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经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各地人员怀着各式各样的动机、心愿，在这空前未有的优厚条件下，奔向北京。至此

，大串连开始进入其高峰。



　　很快，串连活动又延伸到了各地城市、农村，影响到了那里的生产、生活秩序。为此

，九月十五日，在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时，周恩来就串连作了补充说明：“为了有利

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

以下机关或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四清’部署，有计划、有

岁骤地进行。”



　　自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廿五日，毛泽东连续几次接见红卫兵。由于各地红卫兵串连，

使得中国本不发达的交通运输业更为紧张，造成大量物资积压和交通秩序混乱。十月廿二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运征难》的社论，说：“毛主席一直是极力支持大

串连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

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

做。”同日的《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上还刊登了长篇通讯《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记步行

两千里来京进行革命串连的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由此，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一支

支命名为“长征队”的串连队伍，大串连进入了步行高潮。



　　在串连的目的已部分达到时，中央文革认为，动员各地师生回校搞运动已成为迫切的

事情。为此，北京的各地师生于十一月十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

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十月廿九日，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

生暂缓外出串连通知》。



　　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一日，中央发出结束串连的号召，并宣布这只是第一次串连，

待第二年春暖后还要进行第二次串连，要求各地师生返回。至一九六六年底，除部分实行

步行串连的学生外，大部学生已返回原单位。不过，北京、韶山、井岗山、瑞金、遵义、

延安、成都、上海、大寨等地仍拥挤不堪。天气的寒冷导致食宿、交通都有困难，部分地

区还流行了传染病。为此，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长途步行串连

，在全国都停止。各地也开始拒绝接待串中连人员。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决定，继续终止全国大串连的努力，取消原定的当年春

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至此，合理合法的大串连已告结束。



　　然而，串连并未就此终止。只是范围越来越小，人员越来越少。至于什么时候串连完

全结束，很难说清楚。不过，一般认为至一九六七年的八月，也就是大串连兴起一年之后

，串连就基本全面结束了。



　　由此看来，大串连可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这可以算为大串连的自发酝酿形

成阶段。



　　第二阶段：一九六六九月五日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六日，这是大串连的高潮阶段。



　　第三阶段：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七日至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这是大串连消退时期

。

　　第四阶段：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以后，大串连渐告结束。



★　第二幕：大接待



第三章　欢迎毛主席的客人



◆　接待站



　　一九六六年的中国可以说是旅游设施近似于没有，更说不上什么接待旅游者的经验，

但一九六六年的中国人民政治热情很高，对自己的领袖许多人确实是绝对崇拜，绝对信仰

。在听到领袖的号召以后，人们立刻投入到这场大接待中来。当时的报纸称串连者为“毛

主席的客人”，他们确实受到了不错的接待。



　　在这种情况下，接持站应运而生。

　　接待站遍布全国各地。



　　在中央的通知发出后，各地即开始组织“外地串连革命师生接待站”。自中央开始，

一级级都办。中央和国务院的接待站设在北京陶然亭公园，由周恩来负责抓这项工作。



　　各地的接待站一般都有相应的负责与工作人员，有服务设施，其经费由政府机关或单

位提供。



　　或许也可以这么说，不论串连者走到哪里，只要他受到了接待，那里就是接待站，它

也许是一个单位，也许是一个家庭。接待站最多的是北京。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五日的《人民日报》宣布，自八月起至十一月廿四日，北京已接

待了九百多万串连者，其中最高峰时，有三百多万人在北京。



　　三百多万人，要知道当时的北京把郊区全算上也不过才有七百万人。于是，这就造成

了众多的接待站。



　　接待站到底有多少，已经很难统计了。如果是三百人一个接待站，那也要有一万个，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北京大学有二十多个，东城区一条不足二百米的胡同里有五个，……当

时所有的单位，几乎都设过接待站，北京城超过一半的人，都做过接待工作。



　　接待站设进了学校。因为学校总要有教室，教室用来当客房，桌椅用来当床铺。况且

当时的学校反正也不上课，并不妨碍什么，所有的学校都住进了串连者。



　　接待站设进了机关，哪个机关没有会议室呢？哪个机关的办公室又不能不为革命腾出

地方来呢？今日走在北京街上，随便找一个老点的办公楼进去问问，当年要是没住过红卫

兵那才叫邪门。



　　接待站设进了工厂、商店。所有工厂商店的库房都被利用起来了，有些尚未装进机器

的车间也被动用。



　　接待站设进了兵营。解放军是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好榜样，同他们住在一起更有利

于革命化。当时的红卫兵被称为解放军的后备军，常备军为后备军挤一下也是应该的。



　　接待站还设进了博物馆、展览馆、体育馆、剧院等等一切可以住人的建筑下面。然而

，还是不够住。



　　于是，接待站设进了公园体育场。北京的建筑工人在短短几天里搭起了二十八万平方

米的临时棚房，以供串连者使用，但仍然不够住。



　　于是，接待站设进了京郊乡村，设到了生产队的仓库，设到了农民的家里。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毛主席的客人到咱村”为题记述了

十月卅一日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南县大队农民接待串连者的事迹。文中这样写道：“社

员赵伯珍热情地把来自上海的六个革命小将请到自己家里。他想：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出外

串连了。大家都是阶级兄弟，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是毛主席请来的客

人，千万不能让他们着凉。他把六位小将安排在热炕，自己和两个外孙女另外搭了个地铺

。”



　　接待站的人员一般都是由住所提供单位的人员组成，虽然当时许多单位内部派性还很

严重，但在热情接待串连者这方面是共同的。中央文革曾向许多接待站派出过一些解放军

官兵作为政治工作员以加强组织管理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街道居委会接待站。有些居委会因为自己有房子，就被设为接待

站。有些是因为居委会辖区内原住户被撵走或缩小住房面积而腾出来了房子，也设立了接

待站。还有些居委会没有房子，但因为邻近的学校、机关里串连者住得太多，饮食等方面

的接待工作做不了，而组建了饮食、供水、卫生等接待站。这些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多数是

家庭妇女，少部分为退休工人。她们是世界旅游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支接待队伍，大部为中

老年女性，无任何接待经验，一小部分人有着极低的津贴，多数人毫无报酬，用着自己捐

出的被褥、锅盆，招待着这些随时到来的各地旅游者。



★　永无安定的永定门



　　串连初期，红卫兵尚能遵守铁路的交通秩序。但到了后来，串连者越来越多，势头越

来越猛，铁路难以负担，不得不做出某些调整，增发了许多红卫兵专列。那个时代的铁路

交通工作是最繁忙最难做的工作之一。而即使在那种情况下，铁道部长吕正操及部内许多

干部也未逃脱被批斗的命运。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的《人民日报》发布了《铁道部北京铁路局紧急通告》，全文

如下：



　　“根据铁道部的指示，为了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师生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保

证从全国到北京，从北京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连活动往返乘坐火车的需要，决定自一九

六六年九月十六日零点起重新调整北京地区的北京、永定门、西直门和东郊站的分工。现

将买票、上下车和火车到开时刻等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车站分工：



　　“北京站：专门办革命师生的上车业务和１／２次、３／４次国际列车及联运日开行

的５／６次、２７／２８次、６３／６４次列车客运业务，以及持有市郊定期客票和通勤

票职工上下车。



　　“永定门站：专门办理革命师生的下车业务。

　　“西直门站：专门办理京哈、京沪、京广、京包、丰沙和市郊一般旅客的运输。

　　“东郊站：专门办理京承线一般旅客及行李运输。



“二、售票和上车组织：



　　“革命师生在上车两天前，请派代表到中共北京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处（东单体育

场）办理上车手续，领取乘车证，自十七日起凭证进站上车。



　　“一般旅客请到前门售票处买票，预售前两天车票，不售当天车票。



　　“西直门站发售丰沙车票及大台、南口等站的市郊票，办理行李托运、到达和公私用

乘车证的签发手续。不发售到达其他各线的车票。自九月十六日起北京地区各站暂停办理

发送包裹业务。



“三、一般旅客列车的到发时刻，如附表。



　　革命师生乘坐的列车到发时刻在北京、永定门站和北京市委接待处公布。”

　　自此日起，永定门车站及其周围地区就没有了安定日子。



　　每天天不亮，就有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及接待站工作人员到这里迎接外地革命战友，锣

鼓震天，欢迎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永定门火车站是一个老车站，规模也不大，每天都

要迎来几十万的人，完全是在超负荷运转。



　　当时住在距车站不远的刘大妈奉居委会之命与另外两个家庭妇女一起办了个饮水站，

她们一个人负责烧水，两个人打水。有一天已经干了一上午了，想找空歇会儿，可那桌子

前总是排着一队少年，看他们渴得那样，几位大妈心也软了，她们三个人马不停蹄，整整

干了一天，待到回家时，一下瘫软在床上。



　　即便是你在家中，也得不到安定。问路的要水喝的一拨接一拨。尤其是那喧闹无比的

锣鼓与口号声，使你永远意识到一批又一批的外地人在进入你的城市，来做毛主席的客人

！



◆　无星级饭店



　　如果你要用当今世界各国通用的五星级饭店标准来衡量当年的接待设施，只能说那是

“无星级饭店”的标准，比今天那些最次的接待所或大车店也许还不如。



　　串连者们有幸睡到床上的并不多，也确实是找不出那么多床来。在北京，能睡到床板

也就算不错了。



　　早期的串连者基本都未携带被子，带褥子的就更少。后来步行串连的倒是一般都带个

被子。



　　北京开始曾为接待站配置草垫和席子，后来这些物资很快就告紧张。有些学校还在课

桌上铺个塑料布，后来这也免了。到后来串连者能有个草垫睡已属不易。梁晓声到北京时

即被送到天坛公园的接待站，让他们住在“一些用席子围成的空间”里，既露天还露地，

那时已是秋天，被他们拒绝了。



　　住得最好的大概是那些住到居民家里的人了。除了农村外，北京城里也有相当一部分

串连者住到了居民家中。常见的情况是接待站已无法住下，时间很晚，小将们又困又累，

只好就近把他们分配安置掉，有时就被带到了接待人员自己的家中，某工厂一个工人的女

婿就是以此而初次登上丈人之大门的。被带到家里的人一般都能睡到床上，享受与主人同

等的待遇。接待站的被褥有些是国家调配的，有些是基层单位出资购买的，还有许多是职

工与居民自己捐助的。



　　有部分接待站对串连者每天提供一定数量的热水供清洗，有的还购买了毛巾及肥皂供

给那些没有这些用具的人。但多数接待站，尤其是到了后期，都没有这些。



　　多数接待站的厕所都满足不了需要，因为本来就不是为那么多人设计的，红卫兵上个

厕所要走几百米那是常有的事。那时的北京居民也有相当数量是使用公共厕所。所以在串

连高峰时期的北京清晨，公共厕所排大队不是什么稀罕事，女厕所的队排得尤其长些。



　　从夏经秋到冬，大串连历经了这么多的季节。北京的夏天不仅闷热而且蚊虫多，无论

如何是找不出那么多蚊帐来的，于是只是闭门打药，闭紧了门却又实在是闷热难熬。北京

秋夜的寒意也是到一定程度的，许多受阅者一提起当年来第一句话就是：“北京可是真冷

。”



◆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既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也还是要吃饭的，串连者

当然也不例外。



　　曾听说串连者在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五角人民币，考虑到当时的物价与收入，这

个标准不算低。当时的学徒工每月才挣十八元，而猪肉每斤才一元，当时北京只有人均月

收入低于八元，才有资格申请困难补助。一九六五年中国人的人均国民收入为一九四元，

北京地区为三八九元。



　　如果确有这个标准的话，那也是执行得很不严格。有的单位给串连者吃得好些，有的

差些，大体来说，饱还是能饱的，只不过不能解馋罢了。



　　梁晓声到北京后住在地质博物馆接待站，睡在陈列各种矿石标本的展览橱之间。他吃

的第一顿饭是馒头、咸菜、粥，馒头一两一个，每人两个，但粥不限量，而且管理得也不

是很严，换个窗口可以再领一份。梁晓声吃饱之后还拿了两个炸元霄，在门口被人拦住说

：不许带。让他很懊悔了一阵。



　　由于串连者人太多，为他们做饭只能用大锅，所以一般质量也不会好到哪去，但是若

是毛主席接见他们那天，一定是改善伙食。早晨去时发鸡蛋、香肠、面包，有时晚上回来

还改善。



　　Ｋ先生当年是某省师专的学生，住在位于灯市口的二十五中学。他说：“记得那天接

见回来，给我们吃猪肉炖粉条，我们好长时间没吃肉了，而且平时每次一人一勺菜，那天

是每人一勺半，我们那叫高兴啊，吃完了还不解馋，跑去和大妈要肉汤，拿馒头沾着吃。

那汤多咸啊！晚上就渴得厉害，又没有开水，大伙儿就到水管子那喝凉水，不一会儿我就

闹肚子了，到厕所一看，哪有地方呀，早蹲满了，又等不急了，几个人就蹲在墙角背阴处

拉开了，那一晚上我一共拉了三次，整个学校那叫一个臭啊……”



　　当年曾为红星商店职工的Ｙ女士说：“那会儿我们单位也住着不少红卫兵，我们也就

是给他们吃馒头、米饭、窝头，菜可是没什么，成天就是大白菜，熬白菜汤，可那些小红

卫兵们吃得还挺香，偶而吃肉，也就是氽丸子，那小枣般大的丸子，每人五个。”



　　Ｘ女士当年在某贸易公司工作，她所在的单位分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东楼派与西楼

派，极为对立。但在接待红卫兵方面都不遗余力。双方将机关的院分为两半，各开一接待

站，各自起伙，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红卫兵住可往东西两边，吃是随意吃，哪边来吃的

人多，这派便以为自己工作得好，压倒了对方，于是乎双方都调来资金原料，弄来最好的

大师傅，搞得伙食不断升级，种类越来越多，弄得住在此处的红卫兵乐不思乡……。



　　众口难调，即便是在平日的居家饮食中这也是一大问题，更何况此时的众口是来自各

乡各地，简直是无法调了。一位曾在居委会挥起铁锹任主炒菜师的大妈说：“那天炒萝卜

丝，是心里美萝卜，买菜的不知怎么的买回一堆辣椒来，我想红的绿的配在一块儿也挺好

看，就一块炒了，菜刚分下去没多一会儿就有几个红卫兵进来了，吵吵嚷嚷的说了半天我

才弄明白，原来他们一吃辣的把馋虫勾起来了，嫌辣得不够，来要辣椒，我这还没反应哪

，又进来一堆，叽哩哇啦的我可怎么也听不懂了，半天才知道原来是一伙广东人，说辣得

吃不了，让给换菜，后来居委会主任还把我狠批了一通，说我乱弹琴，不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这以后可就麻烦大了去了，每顿得炒两回，给湖南人四川人炒一锅辣的，再炒一锅不

辣的，你说我是给自己找事不是？”



　　辣与不辣好在还都是汉民，没什么太大关系，串连者中还有一部分回民。某居委会负

责接待的一百余名红卫兵中，就有三名是回民，管界内无回民，居委会只好把他们分配到

某汉族居民家中，那居民每日得将锅、碗、刀、板、筷通通洗干净，给红卫兵做饭。待他

们吃完，再给自家人做，以后还得再洗干净。



　　中国人各地域的口味偏好在接待站的调味品消耗中表现得极为清楚，接待湖南、四川

、贵州人时，辣椒用得多，接待山西人时，醋用得多，到接待江浙及广东人时，糖就用得

多了。步行串连的饮食状况就更复杂一些，他们吃得怎么样全看他们走过的是什么地方，

碰到的是什么人，自己带没带钱。有些步行串连者在别人家里吃饭时都是付钱的，对方常

常不收，不知是不愿收还是不敢收，也许前者的情况更多一些，由此产生了许多你推我让

，你留我送的故事。



　　在山西的中条山下有一个天然盐湖，山西运城盐化局第五厂就坐落在这里，许多步行

去延安的串连者都要翻过中条山，路过这里。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就接待了一二九名串

连者，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的《工人日报》登载了这样一个发生在厂里的故事。



　　“在这个工厂职工食堂的蒸馍笼上，放着几个用豆渣和红薯叶子蒸的窝窝头，南京航

空学院和洛阳农机学院的长征红卫队的革命师生看见后非常奇怪：为什么工厂里的工人还

吃这东西？他们询问了厂党总支的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旧社会盐池，犹如人间地狱，

工人们生活在资本家的皮鞭之下，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革命的职工为了不忘阶

级苦，牢记血泪仇，决定把每年十一月定为‘忆苦月’，在这个月里，职工们开展忆苦思

甜活动，挖苦根，思甜源，还要吃一顿对比饭，那几个窝窝头就是职工们吃剩下的。



　　“革命小将听了以后，非要吃一顿不行，老工人们出于疼爱革命小将之心，不让他们

吃，他们就三番五次找厂里的领导说：‘我们这一代是住高楼大厦，吃白面大米，走柏油

马路长大的，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培养之下，生活幸福极了，根本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

老工人们要是从爱护我们出发，就让我们尝尝旧社会工人阶级的苦处吧！’老工人们怎能

不疼爱我们的下一代呢？又怎能不希望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成长为可靠

的共产主义事业红色接班人呢？于是就给他们做了一顿对比饭。革命小将们，一手拿着用

红薯叶和豆渣做成的窝窝头，一手拿着热腾腾的白蒸馍，吃一口窝窝头，再吃一口白蒸馍

，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就铭刻在他们的心里了……。”



　　这是一顿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提供，才会有人吃的饭，这种饮食方式充满了时代感。



◆　“革命虫”与“反修泡”



　　“革命虫”即虱子，今天的青少年们怕是连见也没见过这种小小的寄生虫，更不会理

解为什么要把这种不卫生的东西与革命联系在一起。



　　看过《西行漫记》的人有些会对关于毛泽东在窑洞里抓虱子的描写留下很深印象，这

或许也与“革命虫”有关。



　　“反修泡”则是指串连者因徒步行走而在脚上打起的泡。



　　但不管虱子革命与否，它肯定会传染疾病，散布细菌，还使人骚痒不止，因此串连者

一旦进入接待站，第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他们灭虱。Ｌ医生当年为北医三院一名年青的大夫

，被抽调到一支专为各接待站流动服务的医序队整整干了四个多月。他说：“红卫兵有虱

子的可真不少，这玩艺要灭也不太难，洗澡，对衣服彻底消毒，关键是不要让它扩散开，

但红卫兵来得实在太多，浴池接纳不了，彻底消毒也很困难，所以消灭得不彻底，很多接

待人员也染上虱子。



　　“除了虱子，红卫兵中得皮肤病的也不少，一路上条件太差，有些人水土不服，到北

京后又是蚊虫叮咬，再有就是闹肠胃疾病的比较多，开水不能保证供应，吃的东西冷一顿

热一顿的，环境又不好，可以说是难免。不过说老实话，那个时代的人抵抗力可是够强的

。感冒的人也不少，尤其是入秋以后，盖的东西太少，也不用怎么治，能抗就自己抗过去

，即便是发烧也没法住院，医院早被更重的病号住满了，一般都还在原来的接待站里呆着

，让接待站给他弄点好吃的，煮点面条放个鸡蛋什么的，你甭说，这招还挺灵，好多人一

下就好了，你也不能说是假的，可能是缺乏营养造成的。有一次把我叫到矿业学院（今北

京语言学院所在地），说一个女孩病了，我一看是一个小丫头趴在席子上正自己掉眼泪呢

，我一问是苏州人，才十四岁，例假来了疼得难受，加上想家就哭了，我拿出体温计一试

，三十九度，那凉席就直接铺在水泥地上，阴森森的你让她怎么好得了，我一边安慰她一

面给了她点退烧药止痛药吃，过了一天，我想法给她找到一处条件稍好的接待站，她总算

能躺到草垫子上了。



　　“还有一次是半夜把我们找了去，到一个接待站一看，好几个人都浑身是伤，其中一

个人头和腿都被打坏了，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从四川来的对立两派，今晚那一派来把他

们揍了一顿，我一边给他们包扎一边心想，这是什么事啊，来见毛主席还打架，过了两天

赶上毛主席检阅，听说脚坏的那位也去了，结果被挤倒踩了个半死，险些把命丢了。流行

病传染也有过，但大都很快控制住了，至少是在北京，没有大规模流行起来。”



◆　热情的服务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北京，各行各业都已被动员起来，为大批的串连者服务。

　　北京市内的所有公共交通设施都为串连者免费服务，而且还要加班加点，保证质量。



　　当时的北京有很多地方都换了新地名，这些新地名常常是意相近且字也相似，如革命

胡同全市就有好几条，一些接待串连者的接待站又唯恐显得自己不够革命似的，只把自己

的新地名告诉了串连者，这些地名连北京人自己都搞不清楚，更何况那些初来乍到的小将

们呢？那时的北京街头，你会常常看到一堆堆的外地人在向北京人问路，一向热心而自信

的北京人此时也只能帮着猜一猜，那怕是个老北京。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北京人民汽车公司李宝恒的文

章，标题是“首都司机热爱革命小将”，提到这样一件事：



　　“再有一次，我是晚班，最末一班车，十点三十分，从西头开回来，有三十多名小将

在万寿路上的车，谁也不知道该在哪站下车，只是记住了他们住的地方有站岗的，对面有

一座楼，这下可难找了，我把车开得慢慢地，让他们坐在两边，好好地找，费了好长时间

，才找到了，喜得这些小将们直蹦高。我告诉他们，下次出门，一定要记住地址，门牌号

数，坐车要记住车站名。



　　“我们首都的司机和售票员很热爱很体贴这些革命小将，他们那样热爱我们伟大领袖

毛主席，我们对这些革命小将当然应该爱护，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小将服

务。”



　　当时的报纸还曾发表许多反映北京服务业职工为串连者服务的事迹，其中一则题为“

一枚胸章心相连”。“一天晚上十点钟，北京原王府井大街红旗帽店早已停止营业，这时

，一位来自广西的女红卫兵走进店堂，兴奋地告诉售货员张荣华说，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应该像个兵的样子，希望能够买到一枚有毛主席像的胸章和一顶军帽，可是今天跑了一

天，还没有买到。



　　“售货员张荣华听了以后，简直不愿意把本店的军帽早在上午就已卖完的情况告诉她

，但是没有办法，当这位红卫兵小将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店门时，张荣华马上想到自己胸

前的那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纪念章，就马上叫住了那位同学，决心把胸章送给她，那位女红

卫兵一再表示收下张荣华的心意，但不肯接受这珍贵的赠品，经过张荣华再三说明，她才

含着激动的泪花收下。就这样，一枚毛主席像胸章，把两位素不相识的姐妹紧紧地连结在

一起。”



　　还有一则通讯记述的是中国照相馆从里到外一片欢腾，店里的革命职工，满腔热情地

接待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九月十五日夜里十一点半，有两位从南京来的红

卫兵要拍照，营业员告诉他们，“已经停止营业了，明天再来吧。”可是她们恳求地说：

“同志，无论如何要在今天拍照，刚才，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和我们握了手，我们要把这

最幸福的日子记下来。”



　　“哦，原来是这样，请拍吧。”



　　中国照相馆的革命职工正是在这种革命激情的鼓舞下工作着，他们用尽全力来满足外

地革命师生的要求。加印放大毛主席像，从一天二万张增加到三万张，日夜三班不停地赶

印。



　　一个外地的红卫兵，用天安门墙上的红土，在自己的本上写着：“我在最最敬爱的毛

主席身边——天安门前拍照留念。”他把这个本子拿给中国照相馆的营业员看，要求照相

馆帮他冲洗胶卷，照相馆的革命职工，被他这种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感动了。过去，

规定冲洗胶卷必须加印，因为单冲洗利润太少。但在今天，职工们说：“我们不为利润，

一心为革命，就是一分钱利润没有，我们也要为外地革命师生冲洗胶卷。”



第四章　全党动员　全民动手



◆　千里有缘



　　作为一个成熟的封建农业文明古国，中国人地域性是极强的，这种地域性又带有很大

的封闭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的社交圈是极小的，又是极封闭的。



　　大串连打破了这种封闭，整个民族的一部份人都投入到了旅游和接待中去，以前总是

与熟悉的同学同事或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忽然要和诸多的生人随时结成一个旅行或生活

共同体，以前一天也难得和别人说几句话的现在要每天接待那么多的素不相识的人。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大串连提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相识机缘和社交机会，同样又

是因为大串连的复杂，又使得这些相识有那么多的斑斓色彩。



　　Ｓ先生，当年的高二学生，现为无线电工程师。



　　“当时我站在两节车厢的中间，车子从西安往成都开，已经开了一天了还没开到一半

，就是车子停了也无法开门，怕再上来人，也没人去开门。好在我是老串连了，有经验，

先预备好两个面包一壶水，还不敢多吃多喝，饿了就吃两口，喝口水。我左边是一群女初

中生，一看就是才出来的，没经验，什么也没预备。其中紧挨着我的这个顶漂亮，看来是

饿得厉害，一见我吃面包就赶紧把头扭过去，我当时也不知是怎么了，有一回猛咬一大口

后把所剩的大半个面包递了过去，说：‘你吃了吧。’那女生红着脸不接，要拒绝的样子

，我张口就来，‘毛主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这下行了，她接过面包就吃

，那猛劲就别提了，几口就吃完了，我一看，就把水壶拿了起来，说：‘你喝点水来，不

过就喝一口哟！’这位立刻就是一大口。后来的事儿就好办多了，一块儿下车，一块儿串

连，通信，再后来，她就成了我孩儿他妈了。前两天还有人问我，瞧你黑不溜秋的，怎么

勾上那么漂亮的一个老婆，我说，容易，半拉面包一口水就得！”



　　Ｗ先生，当年的大学一年级学生。



　　“从长沙到武汉再到南京，一路上武斗事件层出不穷，自己心中也有些苦闷，模模糊

糊地觉得哪有点不对，可又说不出为什么。在南京一个小饭馆里，我一边吃着阳春面一边

听着边上一堆大中学生的激烈争论，在一个学生提到必须维持林副统帅所提的四个‘念念

不忘’时，我注意到边上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的嘴边浮起一丝冷笑。那群年青人走

了，我端着碗走到中年人的桌旁，问他对刚才青年人的议论是怎样看的，那中年人十分惊

恐地看着我，否认自己刚才听见了任何议论，我连忙向他做了解释，在反复重申了我的观

点身份之后，那中年人也不再惊慌，一旦恢复了自信，中年人那不大的眼睛里立刻放射出

一种奇异的光彩，他问我：‘你知道念念不忘是何家语出自何典？’我摇头答不知，他拉

着我走出小馆，开始滔滔不绝、引经据典地讲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是南京大学的

老师，五七年当了‘中右’，现在一个工厂当统计员，他的学识使我叹服了，从此和他开

始了十年的通信师生关系。”



　　今天的Ｗ先生是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学者，《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辞条的撰写者

，已出版若干部学术著作，他的老师已于一九七八年去世，无著作，无财产，无子女。



　　Ｆ先生曾到东北去串连，在松花江畔太阳岛上看到一群人在打架，两个外地青年被五

个东北青年痛打，Ｆ先生也是一豪爽仗义之士，在北京也曾有过“镇三条”的美称，眼下

虽不知双方因何动手，但以多欺少绝非好汉行径，这等事不能不管，于是Ｆ抽出干红卫兵

纠察队时常用的军用皮带，即北京人叫“板带”的那种，一路啸叫着挥将过去，将几只东

北虎打得抱头鼠窜，这边扶起两个瘦小男儿来却发现是一对广东客家兄弟，三人虽然小胜

但毕竟是身居异地，立刻连夜南下，自以后Ｆ便与这对广东哥俩成了生死之交，不断地书

信来住。Ｆ后来自兵团病退后被分至一煤厂任首席制煤工，他干的甚不痛快，整日喝闷酒

度日，不想几年光景过去那对客家兄弟在广东办了一个服装厂，出资给Ｆ在北京办了服装

店，由他们负责供货，那几年南式服装甚是吃香，Ｆ不必费神走动，很赚了些钱，眼下虽

说不上什么超级大款，但房子、夏利车还是有的，每当提到这一切，Ｆ总是自豪地先打个

响指，然后说：“那一架打的，值！”



◆　冰冷而热情的京都



　　一九六六年初冬的北京是冰冷而热情的。



　　北京通常是在十月底就开始进入冬季，比长江流域一带大约要早一个月，这时的日平

均气温经常在摄氏十度以下，最低气温可达摄氏零下五度左右，因此，十一月份是全年气

温下降最明显的月份。至十一月末，日平均气温从月初的摄氏十度左右降到零度，从而进

入严寒期，这时的最低气温，有时可达零下十度左右。



　　一九六六年的初冬并不比往年气温低多少，但对北京市民来说，留下的却是一个冰冷

的记忆，因为那年，北京供煤不足。



　　一般的北京人十月底即开始使用煤炉取暖，北京人谓之“生炉子”，有暖气房屋的法

定供暖日是十一月十五日，但一九六六年，很多单位直到十二月仍未供暖，很多家庭室内

也未达到往年的温度。这一切都是因为供煤不足，而供煤不足又是因为交通工具和设施都

去用来保障大串连了。



　　Ｌ女士当年为北京海淀区政府的干部。她回忆说：“我在北京几十年了，就那个冬天

难过，办公室这叫一个冷啊，我穿上棉袄又穿上棉猴可还是冷，我们办公室五个人，却整

天轰轰隆隆的，大家脚冷就跺脚呗，穿棉窝也不管事，可工作总得干，还得接待红卫兵啊

，手冷得提笔都不得劲儿，没几天，我的手就冻了，那个难受劲就别提了，尤其是乍从冷

地儿进到热屋子的时候。打那年开始，我这手就年年冻，连冻了六年，我同屋一个女同事

是脚年年冻，一直到去年用了什么频谱仪才治好了。我们后来开玩笑说，什么叫文革，文

革就是能触及灵魂，就要动（冻）手动（冻）脚……”



　　一位医生说，那年冬天北京得病的人比平时多了不少，主要是感冒及由此引起的肺炎

、慢性鼻炎与鼻窦炎，冻手与冻脚。



　　Ｓ先生当年为一大学的学生，住在集体宿舍里。他说：“那会儿我也刚从长沙串连回

来，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从东北来，住在我这儿，当时暖气一点也没有，越是东北人越受不

了这份冷。我就想安个炉子吧，我找到系里的一位同事，他家正好有个不用的破炉子，我

就把炉子搬上了楼，还找了几节烟筒，又弄了点煤，回去生着了火。等我醒来时候已经是

在积水潭医院了，而我那位同学，却再也没有醒来。我们中了煤气了，虽然我安了烟筒，

但是那炉子和烟筒都太老太破了，净是漏气的地方，我们封炉子的方法大概也有些不对，

造成了这起事故，我那同学是吉林大学的学生，学生物的，聪明极了，他本想从北京再向

南去，那天晚上他还对我说过到南方后还要到几个大山里去采些植物标本，他还说觉得北

京地方真漂亮，人也热情，想毕业后到北京来，留在这里工作，他果然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

　　每年北京的冬天都要有一批人死于因取暖而引起的煤气中毒（就象每年夏天都要有人

因纳凉戏水而淹死一样），但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死于煤气中毒的人比往年多

些，其中部分是串连者。



　　虽然气候冰冷，虽然众多的串连者给北京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但北京人仍然热

情地接待着那络绎不绝的串连者，这既是因为政治，又是因为北京人好客讲礼貌的传统。



　　几乎每个街道都设有饮水站，几乎每个路口都设有问讯处，在最寒冷的时候，北京的

许多家庭还要拿出并不多余的棉衣、棉被，捐给或者借给串连者使用。借也跟捐差不多，

某居委会接待站曾向本地区居民借过棉衣被共二百七十四件，到接待站撤销时尚存二百三

十六件，但其中尚有继续保存使用价值的只有四十八件，其余的早已破旧不堪，即便是那

些尚可使用的也是肮脏无比，臭气冲天。



　　Ｎ老人当年为一工厂的工人，家住南池子，单位在丰台。每逢毛主席检阅，他家门口

早早地就堆满了红卫兵，连上厕所都出不去，一到这个日子他就让老婆赶紧烧几大壶水，

红卫兵等待接见时甚是焦躁，都想喝水，而他自己则要早早起来，徒步走上两个多小时去

上班，因为这一天北京的交通在许多地方已中断。他在单位里做的是总务，接待的也是红

卫兵，他从不迟到。而在那个年代，自行车也还是奢侈品。他的老婆在居委会接待站的洗

衣组里，把红卫兵的衣服拿回来洗净还管补好，却分文不得。他还记得那时他们家的水费

每月比平时贵了好几倍，而那时他们全家就他一人工作，每月工资才四十几元。笔者在与

他详谈了一上午后问他是怎么想的，上班要走那么多的路是否有怨气？他说：“没有，一

点也没有，怎么说呢，按报纸的说法儿，他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是吧。毛主席是谁，

他是咱们的大救星，一点不错，就是大救星。从咱这儿出门往南就是东交民巷，那地方的

洋鬼子那会儿甭提多牛Ｘ了，就在咱北京街头晃啊晃的，真叫人憋气。还不是毛主席把他

们赶跑的，咱爷们解放前也是玩了命地干，只能挣几斤玉米面的钱，工头还净不给好脸色

，说开就开了你，解放了就大不一样，领导把咱当人看，咱能不给领导作脸，能不玩命干

吗？这领导还不是毛主席给咱派的，说到根儿，还不是毛主席弄得好。再说，那些红卫兵

还真是小将，都是些孩子呀，住我们厂的那批大的也就十七、八岁，一般都是十四、五岁

，跟我的老大差不多。我看他们一个个的小脏脸小丑样，心疼极了，可不能让孩子们受了

屈啊。咱们能做的还不多做做，从私里说，我家老大，他大伯的老三，他姨家的姐姐当时

都在外敌串着连，咱不也希望他们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么，咱不把人家孩子照看好了，

别人会咋对咱孩子呀。”



　　老人身旁的收录机响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声，他的老伴告诉我，老人从

来只听京剧，不欣赏任何流行歌曲，他只买过一盒歌曲磁带，那就是《红太阳》。



◆　宝贵的收藏



　　大串连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创造了许多空前的壮举，也提供了许多机会，造

成了许多事物，有事物就会有人研究欣赏它。



　　文化大革命时期物品被人们收集得最多最富有时代气息的大约要算像章、毛主席语录

、各种组织的小报这三样。其中收藏面相对广些的是像章，小报的收集较困难，其实它的

意义更大些，此外还有收藏毛主席石膏塑像的，收藏当时语录歌唱片的，收集当时各类招

贴画的，还有专门收集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的……。



　　有些收藏别具一格而又不折不扣地起源于大串连。



　　Ｋ先生当年为某机关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他以自己热情的服务和灵活的办事能力赢得

了红卫兵的好感，有几批红卫兵离开时向他赠送自己组织的红卫兵臂章以示感激。没几天

，他就有了几十个，他忽然有此奇想：能不能收集一下臂章啊？从这以后，Ｋ先生就有意

识地向各路红卫兵索取，并且一般都能如愿，有些红卫兵还给他找张纸为他题词留念并盖

上自己组织的大印，进而Ｋ先生还收集了许多红卫兵组织的大印印迹及司令、总勤务员、

总指挥、负责人等各式头领的签字。有些组织还把旗帜赠给了他。Ｋ先生愈发乐此不疲，

他还发动自己在各类接待站的亲戚、同学、朋友为他帮忙，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收藏。待到

大串连行将结束时，他的收藏已颇为可观。但Ｋ先生没有能高兴多久，很快就有人指责他

收藏这些是别有用心，又有人指出他藏品中的某些原主人已被定为反动组织或反动分子，

这帽子可是不轻，Ｋ先生赶紧把藏品精选，而后有的销毁，有的转移掩藏，有的上交，否

则是过不了关的，还一并呈上了一份言辞恳切的检讨。Ｋ先生虽然经了一阵小风雨，但总

算还是一直留在了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文革结束后，Ｋ先生又因其能干而官运小通，由副

科长升到副处长只花了四年功夫，正当Ｋ先生想大干一场并想为党和人民再多负一点责任

的时候，整党时有人提出了Ｋ先生在文革时的收藏问题，进而质疑象Ｋ先生这样的人是否

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意见，虽然百般解释这一点并未构成对Ｋ先生任何形成

文字决议的指责，但Ｋ先生觉得机关里领导们的微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明朗，Ｋ先生的副

处长就象旧社会大家庭里的姨太太，总是扶不了正。Ｋ先生终于明白了也厌倦了，他早早

地吃了劳保回了家，而今，面对着他那些劫后仍存的红臂章，那一个个大至碗口小如表蒙

的印迹，Ｋ先生的心绪极为复杂，真正是欲语还休。他现在在计划着编纂一本当年红卫兵

的臂章图片集和印迹集，却不知能否找到出版社出，更不知出这种书能否得到批准。



　　Ｒ先生当年是一个食品店的售货员，每当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加班的

时候，他们得推着食品车出去在红卫兵等候的路线上经销食品。那时全国各省都有自己的

粮票，而且不准在异地使用，但大串连时期，这一规定就失效了。Ｒ先生每天都能收到大

量的各地粮票，有一天工作之余他看了一眼，发现这些粮票的设计都很别致，极富地方色

彩，有的印刷精美，很好看，Ｒ先生自幼即喜欢收藏烟盒与火花，有收藏嗜好，于是他很

快就开始了新的收藏，收藏各省粮票及其它票证。别看当时中国只有三十个省市，可每省

的粮票都有粮面票之分，各种还有自一两至二十斤的各种单位，有的省还每年都要改换粮

票的版式和颜色。所以这是一项颇费力量的收藏，更何况那粮票就是定量供应的粮食，收

起来谈何容易。Ｒ先生收藏的还有当时各省的布票、棉花票、肉票、工业券。“工业券”

这个词现在的许多青年人大概闻所未闻，这是当时购买日常工业用品所需的一种票证，每

月随每人工资一同发给若干张，当时买一辆车要一百张左右工业券，买一个手表要七十张

工业券，Ｒ先生甚感遗憾的是，当时很被人看重的自行车票、手表票、缝纫机票和大衣柜

票他都基本未收集到，因为都被使用了。而即便是用过的人家也不给他，怕他伪造再用。



　　串连的时代气息与意义在下面的这个事情中得到了极全面的体现。



　　Ｔ先生当年在一个中专里读书，后来就参与了学校接待站工作，和另外几个人，在伙

房负责红卫兵们的伙食。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Ｔ先生永远记着这个日子，饭后没多久，

红卫兵们忽然个个上吐下泻，有的还昏迷不醒，送到医院后被认定是食物中毒，当时正是

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伙房的全体人员立刻都进了牛棚，隔离审查，审

出Ｔ先生一表哥的岳父是一拥有七十余亩土地两头骡子的地主，立即与另一人被定为主要

嫌疑对象（那人有一女朋友的姑妈在泰国）。但查来查去二人既无作案时间手段也无任何

证据，只得不了了之。但却给Ｔ先生留了一个不小的尾巴，分到了山西候马。Ｔ先生到了

那里严重水土不服，而且一直适应不了，身上总是大片地长着小包，他也认为自己这事冤

枉。于是就写信。他给参与调查这事的公检法机关写信，要求公布调查的全部材料，他给

治疗中毒者的医院写信，要求公布确切的材料和中毒的原因，他给供应肉菜的商店写信，

要求查清货物来源与质量，他给自己的学校写信，认为分配不符合政策，他给自己在北京

的各位亲戚朋友写信，要求他们替自己去各个机关呼吁、查证，他甚至给自己以前接待过

的各地红卫兵写信，要他们证明自己在接待过程中的热情与勤劳。



　　他孤身一人在异地，每天下班就写信，几乎每周他都发出几封信也能收到一两封信，

他写啊写，一次不行两次，要求被回绝再要求，他把每一封回信都仔细地保存好，作为今

后调查中的材料。



　　到一九七九年，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北京，此时，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了。

　　他带回北京的，除了简单的行李外，只有满满的两口袋信。



　　他的父母亲也把多年来所收的他的信件还给了他。这是他所求的。他也想看看，自己

到底写了多少信。



　　一天他正在灯下整理这些信，他的一个外甥从边上走过时，忽然大叫一声，他外甥的

双眼紧紧地盯在他手中的信封上，那上面有一张小小的邮票，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当时的邮票市场上虽标价数千元但却根本见不到。



　　他的外甥是个集邮者，他只在邮票目录上见过这张邮票的图案。



　　经过一阵短促而激动的述说后，Ｔ先生总算明白了邮票和实寄封的价值，并且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邮票被称为“文票”，是新中国邮票中最值钱的邮票。



　　于是他马上开始统计，他手上共有一千八百多封信，上面贴有三千枚各种面值的邮票

，其中约一千二百枚属于“文票”，仅部份在邮票市场上可有价出售的就价值十五万元，

而且其价值会与日俱增。



　　Ｔ先生惊呆了，他坐在那里，盯着环绕着他的一堆堆信件，这是他与那些善良的人们

一起亲手为自己写下的一页页历史。



　　每个人的历史都浓缩成了我们民族的历史。



　　在经历灾难和痛苦的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价值，它既是物质财富也是精神财

富，足以经历任何通货膨胀而永不贬值。



　　Ｔ先生现为北京某区集邮协会理事，某民办高科技企业总经理，一九九一年向安徽洪

水灾区捐款一万元，一九九二年向中国希望工程捐款五万元，第二次捐款为匿名。



★　第三幕：漫漫旅途



第五章　铁路线上



◆　挤出国际水平



　　Ｇ先生，现任某公司销售经理，当过推销员，长年乘火车，东奔西跑，对旅行很有经

验，他说，经过了大串连，什么样的车，再挤的车都能坐了。他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推销

工作能有起色，得益于当年大串连，不过，他当时并非红卫兵，而是某军事学校教官，青

年教员也是被允许参加串连的成员之一。他是这样回忆当年的——



　　大串连期间我所乘坐的线路当中，京广线是最挤的，因为奔赴韶山、井岗山、瑞金等

地的红卫兵很多都需要乘坐此线。沿途上下的乘客又多，候车室、检票口等处基本上处于

无政府状态。因此，从进站时即开始你争我抢的拚搏。推推搡搡，前赴后继的混乱局面，

现在想来，不象是参加神圣的串连，而象战争大逃亡。我从石家庄站上车的时候，被蜂涌

而上的红卫兵压在身下达一分多钟，得亏我身强力壮才没有压得背过气去。



　　车上那个挤劲就甭提了，连厕所都能挤进七、八个人去。我觉得车座下的弹簧都要压

断了似的。我记得一个年纪不大，个子不高的女红卫兵被挤压在一个靠窗口座位上，象被

钉住一般，二十多小时没动过。我进来以后，摆成一个两腿微微叉开的姿势，象电影中的

定格，再也改变不了。脚面经常遭踩，重心长时间压在一条腿上，简直都要失去知觉，那

腿还是不是自己的已经不太清楚了。



　　上下左右扭动一下脖颈，到处是人的脑袋、躯干和腿，茶几上坐着人，椅背上坐着人

，有时还是背贴背，行李架上象老虾米似的弯曲着一些人体，实在忍受不住，就会伸出一

条腿在下面的人面前摇来晃去。长途跋涉，鞋里异味难闻，下面的人忍无可忍，便死命拍

打吊在眼前的腿脚，上面的人理解了抗议的含意，只好无可奈何收回去，可是，不一会儿

，又把腿悬了下来，打不胜打。座位底下也时不时冒出张脸孔，站着的人们脚底总觉得有

手在摸摸碰碰，弄得你直想发急，简直不得安宁，有时累得出幻觉，觉得每扇窗户外面都

扒著人，一开窗，又会向里挤，后来，几个不堪忍受拥挤的男红卫兵，从窗户爬上车厢顶

部，有个逞能的家伙，还站在车厢上面，迎风挥舞红旗，不料，一刹车，人被惯性甩到山

沟里。



　　车厢里的人，对惯性并没有多大反应，即使开启紧急制动闸，也腾不出空地让大家做

惯性运动，加之，由于人员严重超载，车速慢得象上山的牛车，临时停车时有发生，人们

已经适应了列车的运动节奏。



◆　上厕所难乎其难



　　如此众多的男男女女身贴身，背贴背挤在罐头般的车厢里，吃、喝、拉、撒自然是一

个令人头痛的难题。最近，看报纸看到日本发明了可供旅行使用的便携式男女方便器，要

是当初我们的红卫兵小将能够使用这种装置，那要减少多少痛苦和损失。可惜，当时我们

的心理学、社会学、军事后勤学方面的专家早已无心他顾了。



　　男同志好办一些，脸皮又厚，当然，这种时候也顾不得什么脸面，打开窗户或罐盒就

可以解决问题。女孩子就难办了，一九九二年十期的《女友》杂志上，一个署名江涛的人

写了一篇“一九六六年深秋纪事”，用比较含蓄的笔端写过这一问题。他写到：



　　“十五支光的昏暗灯泡一直在不停地摇摆，地狱般的闷罐车锁住至少三百名红卫兵，

起初还有歌声，但当他们得知原来需要七个小时的路程走了一天两夜还没走完一半时，沉

寂便笼罩著这群心地异常坚硬的人们，这是兰（村）烟（台）线临时加的一列货车，没有

餐车没有热水连厕所也没有，中间靠门的地方并排放著两只水桶。



　　“车上男女混杂，青春年少的中学生、大学生忍受着从未忍受过的膀胱鼓胀，不时有

一两声呻吟，偶尔还有低低的啜泣，一阵清晰有力的撞击冲垮了人们生理上的最后一道防

线，液体跌落在空桶中呈现出的快意与愉快立刻感染了全车人，当那个若无其事的男孩潇

洒地晃了晃身子，留下一缕淡淡的骚臭气味回到他的座位之后，马上又有几位敢于吃螃蟹

的勇士效仿。



　　“昏暗中女性有些骚动，两位束着军用皮带，看来颇像男子的女生庄严地来到‘厕所

’前，其中一位摘下帽子裹住灯泡，一阵‘悉悉’的声音消失后，接踵而来的女同伴接过

那顶帽子，这个在特殊环境中的发明创造，解救了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女性，一旦负担消

除，车厢里便又充满了欢声笑语。”



　　文章写的是闷罐车，但反映的情形却大抵相似，我所乘坐的列车情况可能还要更糟一

些，他们毕竟还有水桶，而客车上的厕所几乎无法使用，厕所里挤满人不说，车厢里的人

根本挤不过去。憋尿的滋味恐怕是串连的人都有过的体会，有时一憋就是十几个小时、二

十个小时，不喝水又不行，旅途上本来就口干舌燥，主要靠水来补充，所以，这种时候真

可称为磨难。



　　途经武汉，我终于在人员变动中，瞅准机会，挤到一个靠窗的座位。列车开动不久，

我刚刚闭上眼睛，想迷糊一会儿，忽然觉得头顶上滴滴哒哒，象在下雨，抬头一看，原来

是一位坐在行李架上的女红卫兵尿裤子啦！她满脸通红，一边尿，一边掩住脸鸣鸣咽咽地

哭泣。我自然消了怒气，用手擦擦头上的湿痕，反过来安慰她，恰好在这时，列车临时停

车，我们把她抱下来，送到窗外，也许因为害羞，她后来没有再上这节车厢。



　　也有胆子较大，不那么扭扭捏捏的女孩。我就亲眼看见一个女孩，脚踩在窗档上，将

窗户打开一条缝，背对着车厢，在那里方便起来。我觉得没有一个会对她产生鄙视心理，

在生存问题面前，所谓的羞愧感是微不足道的。



　　在我经历的这段旅途当中，还有一件更加可悲的事情发生。一位半途上车的红卫兵，

上车就患有胃肠炎，车上食用的不洁物品和恶劣的环境使他病情加重，又无法上厕所，他

头上冒着汗，脸色苍白，受到的生理和心理折磨比常人大得多。终于，他忍无可忍，打开

了窗户，我们以为他要方便一下，纷纷给他挤开位置，他却从车厢跳了出去，列车飞驰而

过，而他的生死不明。不过，依我看来，无论如何，这样对他可以是一种更好的解脱。



　　若干年前，我碰到一九六六年串连期间曾在京广线工作过的乘务员，她告诉我，为红

卫兵乘坐过的列车打扫卫生，是她担任服务员以来最难忘的事情之一，大量的食物残渣、

粪便以及尿液留下的硷渍是其他列车所没有的。车厢里异味冲天，冲洗二遍，还久久不散

。简直无法想象人们怎么能在如此气味下度过漫长的旅途。也许嗅觉器官全都失灵了吧！

在车上还捡到不少像章，红袖章，毛选以及笔记本等，笔记上写满了豪言壮语，却只能留

给他人使用了。红卫兵的精神真让人可敬可佩。



◆　车厢奏鸣曲



　　尽管车厢条件如此恶劣，红卫兵小将们并没有怨声载道，怨天尤人。他们怀着巨大的

革命热情，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议论着接受毛主席检阅时的难忘情景，歌声不断，一浪

高过一浪，歌声从车厢里的各个角落传出来，有时是轮唱，有时是混唱，也有合唱的时候

，声音来自各个座位上，椅子背上，行李架上，躺在座位底下的人们也没有忘记发出自己

嘹亮的声音，那可真是全频道立体声。歌声使人们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忘记了道路遥远，

忘记了饥饿寒冷，唱什么歌已经并不重要，只要唱，就能消除寂寞，苦闷，振奋革命精神

，何况当时的歌就象口号一样简单，有力。任何人都可以给语录谱曲，绝对没有版权、所

有权专利的问题，我还记得一首“下定决心”的歌是这样唱的：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还有一首“老三篇”大概是这样的：

　　“老三篇，最容易学，做起来就不容易了……”



　　什么歌词都能演唱，真有点象意大利歌剧“你喝水吗？”“我不想喝，你喝吧！”这

样的歌词也能在旋律上咏叹一番一样。



　　入夜也不能安静，有些人抑制不住白天的亢奋，依然在那里喃喃低语，有些人则抓紧

时间，借著列车上昏暗的光线背诵毛主席语录。不久呼噜声还是很快响了起来。我至今记

得一个人，他缩在大约四厘米宽的两座相连的椅背上，简直象杂耍一般，不仅睡着了，而

且呼噜声山响。



　　隆隆的车轮声震颤着宁静的大地，列车奏鸣曲进入了另一乐章。



◆　陇海线上劳燕分飞



　　Ｍ先生，现为某学院副教授，他说：串连期间，我是洛阳外国语学院的青年教师，主

修俄语，我未婚妻是我的学生，刚刚毕业，也留在学院，我与她准备利用串连的机会，到

她的家乡苏州市举行婚礼。车站出人意料地拥挤，车站调度事实上已经瘫痪，很多人根本

不管车次，来一辆列车就向上挤。我与未婚妻都有些晕头转向，东奔西跑，也没有挤上去

，她的鞋被挤掉了，狼狈极了，对我一个劲地抱怨，拽住我的胳膊想打退堂鼓。我对她说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就一定能挤上车。这时候，有人高喊去往苏州方向的列车在第五站

台，我拉起她的手，跨过铁道线拚命向第五站台狂奔，奔跑途中，我们两人被撞开了，我

又连忙抓住她的手。到了第五站台停靠的列车前，抬头一看，我抓住的是一个陌生脸孔的

女孩的手，我的未婚妻早已不知去向，那女孩，急促呼吸着，正用大惑不解的眼光望着我

，我刚想说句什么，她已经把手抽回去，扭头跑开了。



　　我大叫了几声未婚妻的名字，然后不顾一切向车上挤，列车开动以后，我才知道车是

开往乌鲁木齐的，好不后悔，后一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去一趟西安、延安，然后再

去乌鲁木齐，我打开窗户，大喊着未婚妻的名字，让她赶紧回去，也不知她听到没有。有

人让我赶快把窗户关上，免得别人再上来，我只好停止呼喊。



　　列车开动不久，我在车厢的另一个角落意外地发现了我的一个同事，他由于出身不好

，正在受到学校审查，怎么他也跑出来串连了？也许是出身不好，自卑心理作怪吧，他上

车以后格外活跃，一会儿，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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