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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乌合之众》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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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乌合之众》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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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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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乌合之众》 四 (145 reads)      时间: 2002-11-28 周四, 下午9:12
作者：wm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提要：群体信念的准备性因素。（1）种族。它的影响至关重要。（2）传统。种族精神的

综合反映/传统的社会意义/它在失去必要性后会成为有害因素/群体是传统最坚定的维护者。

（3）时间。它建立信念，也毁灭信念／在时间的帮助下从无序走向有序。（岑）政治和社会

制度。错误的认识／它们的影响力甚小/各民族不能选择自己视为最好的制度／相同的制度名

称下掩盖着最不相同的东西7理论上不好的制度，对某些民族却是必要的。（5）教育。关于

教育影响群众的错误观点/统计学上的说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对道德的破坏作用/不同民

族所提供的事例。

　　在研究过群体的精神结构之后，我们了解了它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现在让我们来

看看它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决定着这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它能够使群体接受某些信念，并且使其再也难以接受别的

信念。这些因素为以下情况的出现准备了基础：突然会冒出来一些威力与结果都令人吃惊的

新观念，虽然它们的自发性不过是一种表象。某些观念的暴发并被付诸行动，有时看起来显

得十分突然。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肯定能够找到一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

　　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随着上述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它们能够成为实际说服

群体的资源，不过，若是没有那种准备性工作，它们也不会发生作用。这就是说，它们是使

观念采取一定形式并且使它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集体突然开始加以贯彻的方案，就是

由这种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一个罢工决定，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

政府，都可归因于这种因素。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种因素相继发生作用。这里仅以一个最令人震

惊的事件为例，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以及科学思想的

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众的头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以及朝廷用不疼不疼的改良进行

的抵抗所激怒。

　　有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可以看出，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就

是种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

　　

　　（1）种族

　　种族的因素必须被列在第一位，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我在前一本著

作中曾对它有过充分的研究，故无须再做详细的讨论。在前一本著作中，我们说明了一个历

史上的种族有什么特点，以及它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禀性，作为遗传规律的结果，它便具有了

这样的力量，它的信仰、制度和艺术，总之，它文明中的一切成分，仅仅是它的气质的外在

表现。我们指出，种族的力量具有这样的特点，没有任何要素在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民族

时，不会经历深刻的变化。

　　环境和各种事件代表着一时的社会暗示性因素，它们可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

如果与种族的暗示因素对立，换言之，如果它与一个民族世代继承下来的因素相反，它便只

能是暂时的。

　　我们在本书下面的一些章节里，还会不时触及种族的影响，我们会说明，这种影响是如

此强大，它决定着群体气质的特征。这一事实造成的后果是，不同国家的群体表现出相当不

同的信念和行为，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2）传统

　　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它们是种族综合作用的产物，并且对我们发挥着

巨大影响。

　　自从胚胎学证明了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的巨大影响以后，生物科学便发生了变化；如

果这种理论更加广为人知，历史科学想必也会出现类似的变化。然而目前它尚未得到足够广

泛的普及，许多政客同上个世纪的学究们相比，仍然高明不了多少，他们相信社会能够和自

己的过去决裂，完全遵照理性之光所指引的惟一道路前进。

　　民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因此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它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

积累过程发生变化。

　　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他们能够轻易地给传统造成的

变化，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而已。

　　对这种状况不必感到遗憾。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因此

自有人类以来，它便一直有着两大关切，一是建立某种传统结构，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

破败不堪时，人类社会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没有对这些传统

的破坏，进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难——这是个极严重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

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于是就像中国

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多少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

或者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

撒手不管，衰败很快被无政府状态所取代。

　　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

滴地加以改进。这个理想不易实现。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

　　死抱着传统观念不放，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的，正是群体。有地产的群体更是

如此。我坚持认为群体具有保守主义精神，并且指出，最狂暴的反叛最终也只会造成一些嘴

皮子上的变化。上个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或是被驱逐出国，或是殒命于断头台，人们

也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经威力尽失。但是没过几年，为了顺应普遍的要求，遭禁的公

开礼拜制度便又建立起来了

　　被暂时消灭的旧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

　　没有任何事例能更好地反映传统对群体心态的威力。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

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最专制的暴君，他们转瞬之间就可以被人打碎。支配着我们内心最

深处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

被慢慢地磨损。

　　

　　 （3）时间

　　时间对于社会问题就像对生物学问题一样，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惟一的真正创造

者，也是惟一的伟大毁灭者。积土成山要靠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产生出高贵

的人类，靠的也是时间。数百年的作用足以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人们正确地认为，如果蚂

蚁有充足的时间，它也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具

有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

　　不过，这里我们只来讨论时间对群体形成意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它也有着巨大的

作用。一些重大的要素，譬如种族，也取决于它，没有它便无法形成。它引起一切信仰的诞

生、成长和死亡。它们获得力量靠的是时间，失去力量也是因为时间。

　　具体而言，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装备起来的，或者它至少为它们准备了生长的土

壤。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原因就在这里。是时间把各种

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是

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

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

亲，然而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因此，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当让它自由地发挥作

用。今天，面对群众可怕的抱负以及它所预示的破坏和骚乱，我们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

的恢复，除了依靠时间，再无他法。拉维斯先生所言甚是：“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

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

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

规。这些等待的时期是极为动荡的。”

　　

　　（4）政治和社会制度

　　制度能够改正社会的弊端，国家的进步是改进制度与统治带来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用

各种命令来实现——我认为这些想法仍然受到普遍的赞同。它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而且

目前的各种社会学说也仍然以它为基础。

　　最具连续性的经验一直未能动摇这个重大的谬见。哲学家和史学家们枉费心机地想证明

它的荒谬，不过他们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

感情和习俗并不会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一个民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

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某

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由这个时代所创造。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

而是他们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要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

样如此。各种制度并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的时刻对

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进一步说，一个民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毫无疑问，以暴力革命为代价，

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其本质依然如故。名称不过是些无用的符号，历史学家在深入到事

物的深层时，很少需要留意它们。正是因为如此，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①仍然生活

在君主制的统治下，而经常表现得十分嚣张的最具压迫性的专制主义，却是存在于那些原属

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它们都有共和制的宪法。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

不是它们的政府。我曾在前一本书中，通过提出典型事例来证实这一观点。

　　因此，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知的修辞

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必要性和时间承担着完善宪政的责任，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这

两个因素发挥作用。这就是盎格鲁一萨克逊人采用的办法，正像他们伟大的史学家麦考利在

一段文字中告诉我们的，拉丁民族各国的政客们，应当由衷地学习这种方法。他指出，法律

所能取得的一切好处，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表现出一片荒谬与矛盾，他然后又对拉丁民族

一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出来的宪法文本与英国的宪法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后者总是一点一滴

慢慢地发生变化，影响来自必要性，而不是来自思辨式的推理：

　　从来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地是考虑它是否方便实用；从来不单纯以不一致为理由

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

革新；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提供的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这些原

则，从约翰国王的时代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一直支配着我们250年的议会，使它变得

从容不迫。要想说明各民族的法律和各项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每个种族的需要，没有必

要对其进行粗暴的变革，而要对它们逐一进行审查。例如，对集权制的优点和缺点，可以专

注于哲学上的考究。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国民用了一千年时间来维护

这种集权制；当我们看到，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这种集权

制，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该承认它是迫切需要的产物，承认它是这

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对于那些侈谈毁掉这种制度的政客，我们应当对他们可怜的智力水平报

以怜悯。如果他们碰巧做成了这件事，他们的成功立刻会预示着一场残酷的内战，这又会立

刻带来一种比旧政权更具压迫性的新的集权制度。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深刻影响群体禀性的手段，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我们看到，

有些国家，譬如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

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

这种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着它们自己的

性格支配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毫

无疑问，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

生。人们就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这些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制度反作用于群体的头脑，它们才引发了这些大动荡。然而

其实并不是制度以这种方式产生了反作用，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成功或失败，它们本身并没

有以这种方式产生反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影响群众头脑的是各种幻想

和词语，尤其是词语，它们的强大一如它们的荒诞，下面我就简单地揭示一下它们令人吃惊

的影响。

　　

　　 （5）教育

　　在当前这个时代的主要观念中，首当其冲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教育能够使人大大

改变，它会万无一失地改造他们，甚至能够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这种主张被不断地重复，

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如今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

败教会一样困难。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有着

深刻的差异。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

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

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引导即可——害处远大于好处。统计学家已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

佐证，他们告诉我们，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的一些最坏的敌

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一位杰出的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最近一

本著作里指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是3UX）：IQX），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

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即增长了133％。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样注

意到，年轻人犯罪增长得尤其多，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他们，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

取代了交费制。

　　当然不能说，即使正确引导的教育，也不会造成十分有益的实际结果——谁也没有坚持

过这种主张。就算它不会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会有益于专业技能的发展。不幸的是，尤其

在过去25年里，拉丁民族把它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错误的原则上，尽管有些最杰出的

头脑，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许多人提出了意见，它们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过

去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它让

无数学子加入了社会主义者的阵营。

　　这种制度——它可能很适合拉丁民族的禀性——的主要危险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以

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为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由于接受了这种

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

背书本，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学习课程，把一种语法或一篇纲要牢记在心，重

复得好，模仿也出色——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

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误。这种教育的惟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他们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

必要的学习，毕竟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

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但是这种制度的危险要比这严重得多，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

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

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法国

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个行当上取得成

功，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这种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

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在最高层，

它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

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

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

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

国家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

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

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只在塞纳一地，就有ZthXX）名男女

教师失业，他们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被选中的人数是有限的，因

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

么目标。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人民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

只有它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它能

够劝导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殖民地事业。

　　如今，一切受教育的人所需要的专业教育，就是我们祖辈所理解的教育。在今天，凭自

己意志的力量、开拓能力和创业精神统治世界的民族中，这种教育依然强盛。泰纳先生这位

伟大的思想家，在一系列著名篇章——下面我还会引用其中一些重要段落——中清楚地说明

了，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与今天英国和美国的制度大体相似。他在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一萨

克逊民族的制度进行不同寻常的比较时，明确指出了这两种方式的后果。

　　也许人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会认为，继续接受我们古典教育中的全部弊端，尽管它只

能培养出心怀不满和不适应自己生活状况的人，但是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

背诵大量教科书，毕竟能够提高智力水平。但是它真能提高这种水平吗？不可能！生活中取

得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这些素质都不是书本能够带来的。

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如何能让专业教育提高智力，使它达到大大高于古典教育的水平呢？泰钢先生做过出色

的说明。他说：

　　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要促进观念的培养，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

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

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

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

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

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而法国年轻人

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

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

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十人之中，至

少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

　　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

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考试而活着——我这里指的是那些被淘汰者。还有一半或三分

之二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我指的是那些超负荷工作的人。在规定的

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

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对这种事所抱的期望实在太过分了。

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也许正确或接近正确，但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

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

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

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筋疲力尽的人。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

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份，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

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而在1789年以前，法国就像英国或美国一样，采用却是相反的

办法，由此得到的结果并无不同，甚至更好。

　　此后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又向我们揭示了我们的制度与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差别。后者

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

例如，他们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

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如果他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

如果天资不俗，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他在19岁或对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

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也更有利。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

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非常类似于办公室里的律师秘书或工作室里的艺术家。在投入

实际工作之前，他也有机会接受一些—般性’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

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

能，由此逐渐同他所获得的日常经验协调一致。在这种制度下，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

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这些工作就是他今

后要从事的工作。因此在英国或美国，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

在25岁时——如果不缺少各种材料和部件，时间还会提前——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

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是个发动机。而在制度与

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是巨大的。关于我

们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扩大的差距，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

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仅从

这个角度看，采用的办法也糟糕透项，它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过多地延

长实际的学徒期，我们的学校寄宿制度，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功课过重，不考虑以后

的时代，不考虑成人的年龄和人们的职业，不考虑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不

考虑我们活动于其中、他必须加以适应或提前学会适应的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

须从事的斗争、不考虑为了站住脚跟他得提前得到装备、武器和训练并且意志坚强。这种不

可缺少的装备，这种最重要的学习，这种丰富的常识和意志力，我们的学校全都没有教给法

国的年轻人。它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应付明确生存状态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这种素质。

因此从他走进这个世界，踏入他的活动领域之日起，他经常只会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挫折，由

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这种试验既困难又危险。这个过

程对精神和道德的均衡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有难以恢复之虞。十分突然而彻底的幻灭已经

发生了。这种欺骗太严重了，失望太强烈了。以上所言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我相

信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想知道今天正在群众中酝酿、明天就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就必

须对为其提供土壤的因素有所了解。教育能够使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了解到这个国家会变成什

么样子。为当前这一代人提供的教育，有理由让人灰心丧气。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

教育至少能发挥一部分作用。因而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

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

善辩者的暗示。今天，能够找到社会主义者的地方，正是教室，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

路的，也是教室。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提要：（1）形象、词语和套话。词语和套话的神奇力量/词语的力量与它所唤起的形象有

关，但独立于它的真正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和种族而各有不同/常用词语含义多变的实例/

给旧事物更换名称的政治效用/种族差别造成的词义变化／“民主”一词在欧洲和美国的不同

含义。（2）幻觉。它的重要性/在所有文明的起源中都能发现幻觉/群体更喜欢幻觉而不是真

理。（3）经验。只有经验能够使必要的真理在群众心中生根／经验只有不断地重复才能生效

劝说服群众必须付出的经验代价。（4）理性。它对群体没有任何作用/群体只受无意识感情的

影响/逻辑在历史中的作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的秘密。

　　我们刚才讨论了赋予群体心理以特定属性，使某些感情和观念得以发展的间接性准备因

素。现在我们还得研究一下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因素。在下面这一章里我们会看到，要想让

这些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应当如何运用它们。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研究过集体的感情、观念和推理方式，根据这些知识，显然可以

从影响他们心理的方法中，归纳出一些一般性原理。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事情会刺激群体的想

像力，也了解了暗示，特别是那些以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暗示的力量和传染过程。然而，

正像暗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来源一样，能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也相当不同，因此必须

对它们分别给予研究。这种研究是有益的。群体就像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司，必须对它的心

理学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不然我们就会被它毁掉。

　　

　　 （1）形象、词语和套话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想像力时已经看到，它特别易于被形象产生的印象所左右。这些形象

不一定随时都有，但是可以利用一些词语或套话，巧妙地把它们激活。经过艺术化处理之后，

它们毫无疑问有着神奇的力量，能够在群体心中掀起最可怕的风暴，反过来说，它们也能平

息风暴。因为各种词语和套话的力量而死去的人，只用他们的尸骨，就能建造一座比古老的

齐奥普斯②更高的金字塔。

　　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

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

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

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

于一身。

　　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听到它们，

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许多人把它们当做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

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

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

　　词语唤起的形象独立于它们的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而异，也因民族而异。不过套话并

没有改变，有些暂时的形象是和一定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就像是用来唤醒它们的电铃

按钮。

　　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

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

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

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

　　只要研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就会发现它所包含的词语在时代变迁中变化得极慢，而

这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它们的含义，却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因此我在另一本书

中得出结论说，准确地翻译一种语言，尤其那些死亡的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我们用一

句法语来取代一句拉丁语、希腊语或《圣经》里的句子时，或者当我们打算理解一本二三百

年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在用现代生活赋

予我们的一些形象和观念代替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观念，它们是存在于古代一些种族的头脑

中的产物，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与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大革命时的人以为自己在模仿古

希腊和古罗马人时，他们除了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含义赋予古代的词语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呢？

　　希腊人的制度与今天用同样的词语设计出来的制度有何相似之处？那时的共和国本质上

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成的制度。

这些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贵族集体统治，没了这种奴隶制一天也不能存在。

　　“自由”这个词也是如此。在一个从未想过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

和习俗就是最严重最不寻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赋予它的含义有何相似

之处？像“祖国”这样的词，对于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来说，除了指雅典或斯巴达的城邦崇拜

之外，还能有别的含义吗？它当然不可能指由彼此征伐不断的敌对城邦组成的全希腊。在古

代高卢，“祖国”这个词又能有什么含义？它是由相互敌视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它们有着不

同的语言和宗教，凯撒能够轻易征服它们，正是因为他总是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盟友。罗马

人缔造了一个高卢人的国家，是因为他们使这个国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统一。不必扯这

么远，就拿二百年前的事来说吧，能够认为今天法国各省对“祖国”一词的理解，与伟大的

孔代（－－一他和外国人结盟反对自己的君主——是一样的吗？然而词还是那个词。过去跑

到外国去的法国保皇党人，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在烙守气节，他们认为法国已经变节，

因为封建制度的法律是把诸侯同主子而不是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国在。

可见，祖国对于他们的意义，不是与现代人大不相同吗？

　　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的词语比比皆是。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只能达到过

去经过了漫长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水平。有人曾十分正确地说，即使想正确理解“国王”和“王

室”这种称呼对我们曾祖父一辈意味着什么，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更为复杂的概念会出现

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词语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它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

们若想以它们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搞清楚某个时候群体赋予它们的含义，而不是它

们过去具有的含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同的个人给予它们的含义。

　　因此，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

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

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聪明的托克维尔很久以前就说过，执政府和帝国的具体

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这就是说，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

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

“盐赋”变成了“盐税”，“摇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如此

等等。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

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

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泰纳正确地指出，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

和“博爱’这种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与达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

教法庭相类似的审判台，干出与古墨西哥人相差无几的人类大屠杀这种成就”。统治者的艺术，

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驾驭词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

一个社会，同一个词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

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在以上事例中，时间是促成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种族因素，

我们就会看到，在同一个时期，在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相同的词也经常与极不相

同的观念相对应。不是见多识广的人，不可能理解这些差别，因此我不会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我只想指出，正是群众使用最多的那些词，在不同的民族中有着最不相同的含义。例如今天

使用如此频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实际上，它们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中代表着十分对立的思想。在拉丁民族

看来，“民主”更多地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国

家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一切，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不管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

派，一切党派一概求助于国家。而在盎格鲁一萨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民主”一词却是

指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国家要尽可能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

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同一个词，在一个民族是指个人意志

和自主权的从属性以及国家的优势，而在另一个民族，却是指个人意志的超常发展和国家的

彻底服从。

　　

　　 （2）幻觉

　　自从出现文明以来，群体便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他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塑像，

设立祭坛，超过了所有其他人。不管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这些牢

不可破至高无上的力量，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古代巴

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是为它们而建；一个世纪以前震撼全欧洲的一场大

动荡，是为它们而发动；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逃它们的强大影响。有

时，人类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能够消除这些幻觉，然而他似乎注定还会让它们死而复生。

没有它们，他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它们，他似乎很快就会重新回到这种野

蛮状态。毫无疑问，它们不过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使各民族创

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如果有人毁掉那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果有人把教堂前石板路上那些在宗教鼓舞下建起

伪一切作品和艺术纪念物统统推倒，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让人们怀抱着那些

希望和幻想吧，不然他们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存在着诸神、英雄和诗人的原因。科学承担

起这一任务已有50年的时间，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做

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热情地投身于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破坏，我们的祖辈已在这种

幻想中生活了许多世纪。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希望和顺从的源泉也就随之枯竭。幻想遭到

扼杀之后，他们面对着盲目而无声无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对软弱和慈悲心肠一概无动于衷。

哲学不管取得了多大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能够让他们着迷的理想。然而群众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

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远不是真理，而是谬误。

如今社会主义为何如此强大，原因就在于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后的幻想。尽管存在着一切

科学证据，它依然继续发展。它的主要力量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

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如今，这种社会主义幻想肆虐于过去大量的废墟

之上，未来是属于它的。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

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也可

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3）经验

　　经验几乎是惟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

段。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经验必须发生在非常大的范围内，而且得以再出现。通常，一

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是没多少用处的。这就是一些被当做证据引用的历史事实达不到目的

的原因。它们惟一的作用就是证明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即使仅仅想成功地动摇牢固地根植于

群众头脑中的错误观点，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复出现。

　　史学家毫无疑问会把19世纪以及再早一些的年代当做一个充斥着奇异经验的时代，任何

时代都没有做过如此多的试验。

　　最宏伟的试验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现一个社会有待于遵照纯粹理性的指导，从上到下翻

新一遍，这必然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于非命，让欧洲在20年里陷入深刻的动荡。为了用经验向

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拥戴他们的民族损失惨重，需要在50年里来上两次破坏性试验。但是，

虽然试验结果明确无误，好像仍然不那么令人信服。第一次试验的代价是三百万人的性命和

一次入侵，第二次试验导致割让领土并在事后表明了常备军的必要性。此后几乎还要来第三

次试验。恐怕不定哪天它肯定会发生。要想让整个民族相信，庞大的德国军队并不像30年前

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就必须来上一次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战争。让人

认识到贸易保护会毁掉实行这种制度的民族，至少需要20年的灾难性试验。这种例子显然不

胜枚举。

　　

　　 （4）理性

　　在列举能够对群众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时，根本就没有必要提到理性，除非是为了指出

它的影响的消极价值。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因此，那

些知道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逻辑定律对群体

不起作用。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

的样子，然后以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这样

才能够——如果有必要的话——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慢慢地探明引起某种说法的感

情。这种根据讲话的效果不断改变措辞的必要性， 使一切有效的演讲完全不可能事先进行

准备和研究。在这种事先 准备好的演讲中，演讲者遵循的是自己的思路而不是听众的思

路，仅这一个事实就会使他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

　　 讲究逻辑的头脑，惯于相信一系列大体严密的论证步骤，因 此在向群众讲话时，难

免会借助于这种说服的方式，他们面对自己的论证不起作用，总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位逻辑

学家写道：“通常，建立在三段论上——即建立在一组公式上——的数学结论是不可更改

的……由于这种不可更改的性质，即使是无机物，如果它能够演算这一组公式的话，也会不

得不表示同意。”这话说得当然不错，然而群体并不比无机物更能遵守这种组合，它甚至没有

理解的能力。只要尝试一下用推理来说服原始的头脑——例如野蛮人或儿童的头脑——即可

知道这种论说方式是多么不值钱。

　　如想看清楚同感情对抗的理性是多么苍白无力，甚至不必降低到这么原始的水平。我们

只要想一下，就在几百年前，与最简单的逻辑也不相符的宗教迷信是多么顽强！在接近两千

年的时间里，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它们的规矩面前俯首称臣。只是到了现代，它们的真

实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也有不少开明之士，但没有一个人通过

理性思考，认识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对魔鬼的罪行或烧死巫师的必要性表

示过丝毫的怀疑。

　　群体从来不受理性的指引，是否该对此表示遗憾？我们不必贸然称是。毫无疑问，是幻

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没有多大用处。作

为支配着我们的无意识的力量的产物，这些幻觉无疑是必要的。每个种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携

带着它命运的定律，并且也许它由于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只能服从这些定律，即使这种冲

动显然极不合理。有时，各民族好像被一些神秘的力量所左右，它们类似于那种使橡果长成

橡树或让香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的力量。

　　我们若想对这些力量有一点认识，就必须研究一个民族的整个进化过程，而不是这一进

化过程不时出现的一些孤立的事实。如果只考虑这些事实，历史就会变得仿佛是一连串不可

能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结果。一个加利利的木匠似乎不可能变成一个持续两千年之久的全能的

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为基础形成；一小撮从沙漠里冒出来的阿拉伯人，似乎不太可能征

服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起比亚历山大的领土更大的帝国；在欧洲已经十分发达、

各地政权都已有了等级森严的制度的时代，区区一个炮兵中尉似乎也不太可能征服众多民族

及其国王。

　　因此，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人，不要过于强烈地坚持让它插手对人的统治吧。一切

文明的主要动力并不是理性，倒不如说，尽管存在着理性，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一一

u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提要：（1）群体的领袖。一切群体动物有着服从头领的本能需要/群体领袖的心理/只有

他们能够使群众有所信仰并把他们组织起来／领袖的专制/领袖的分类/意志的作用。（2）领

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这些手段的不同作用/相互传染从社会下层向上层蔓延的

过程／民众的意见不久就会成为普遍意见。（3）名望。名望的定义和分类／先天的名望和个

人名望／不同的实例／名望受到破坏的方式。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群体的精神构成，我们也明白了能够对他们的头脑产生影响的力量。

仍然有待研究的是，这些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是什么人把它们有效地转变成了实践

的力量。

　　

　　 （1）群体的领袖

　　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一个头领的统

治之下。

　　就人类的群体而言，所谓头领，有时不过是个小头目或偏风点火的人，但即使如此，他

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

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

　　领袖最初往往不过是被领导者中的一员。他本人也是被一些观念所迷惑，然后才变成了

它的使徒。他对这些观念十分着迷，以至除此之外的一切事情都消失了。在他看来，一切相

反的意见都是谬论或迷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罗伯斯庇尔，他对卢梭的哲学观念如醉如痴，

在传播它们时竟然采用了宗教法庭的手段。

　　我们所说的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天

赋，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这种品质一般会让人犹疑不决。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

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不管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

求的目标多么荒诞，他们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这使得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

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

庭——牺牲自己的一切。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孜孜以求的惟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他们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会

　　

　　会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聚集成

群的人会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具备他们所没有的品质的人。

　　各民族从来就不缺领袖，然而，他们并非全都受着那种适合于使徒的强烈信念的激励。

这些领袖往往熟请巧言令色之道，一味追求私利，用取悦于无耻的本能来说服众人。他们利

用这种方式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然而这只能奏效于一时。有着狂热的信仰，能够打动群众

灵魂的人，即隐士彼得、路德、萨伏那罗拉之流①，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他们是在自

己先被7种信条搞得想入非非之后，才能够让别人也想人非非。这样他们才能够在自己信众

的灵魂里唤起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即所谓的信仰，它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受自己的梦想奴

役。

　　无论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也无论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或一种观

念，信仰的建立永远取决于人群中伟大领袖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非常巨大的

影响力。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

的力量，一点也不假。使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是由

一些籍籍无名的信徒造成的，他们除了自己赞成的信仰之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传遍全球

的伟大宗教，或是从这个半球扩张到另一半球的帝国，它们之得以建立，靠的并不是学者或

哲学家的帮助，更不是怀疑论者的帮助。

　　不过，对于以上提到的这些事情，我们所关注的是那些伟大的领袖人物，他们为数甚少，

史学家很容易把他们—一清点出来。他们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的顶峰，其上是些权势显赫的主

子，下面则是一些出力的人，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他们不停地向自己同志的耳朵里灌输

着只言片语，慢慢地使其入迷。对于那些话的含义，他们自己也很少理解，但是根据他们的

说法，只要将其付诸实行，一定会导致一切希望和梦想的实现。

　　在每个社会领域，从最高贵者到最低贱者，人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处在某个领

袖的影响之下。大多数人，尤其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

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领袖的作用就是充当他们的引路人。不过，他也可以被定期出版物

所取代，虽然往往效果不佳，这些定期出版物制造有利于群众领袖的舆论，向他们提供现成

的套话，使他们不必再为说理操心。

　　 群众领袖握有非常专制的权威，这种专制性当然是他们得到 服从的条件。人们经常

注意到，他们的权威无须任何后盾，就能 轻易使工人阶级中最狂暴的人听命于自己。他们

规定工时和工资 比例，他们发出罢工命令，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全凭他们一声令 下。

　　 如今，由于政府甘心受人怀疑，使自己越来越没有力量，因此这些领袖和鼓动家正日

益倾向于港取政府的位置。这些新主子的暴政带来的结果是，群众在服从他们时，要比服从

政府温顺得多。如果因为某种变故，领袖从舞台上消失，群众就会回到当初群龙元首不堪一

击的状态。在一次巴黎公共马车雇员的罢工中，两个指挥的领袖一被抓起来，罢工便立刻结

束。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他们是如此倾向

于服从，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

　　这些首领和煽动家可以分成明显不同的两类。一类包括那些充满活力，但只一时拥有坚

强意志的人。和他们相比，另一类人更为罕见，他们的意志力更持久。前一种人一身蛮勇，

在领导突然决定的暴动、带领群众冒死犯难、让新兵一夜之间变成英雄这些事情中，他们特

别派得上用场。第一帝国时代的内伊和缀拉就属于这种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加里波第也属

于这种人物，他虽一无所长，却是个精力充沛的冒险家，他只带领一小撮人，就能够拿下古

老的那不勒斯王国，尽管它受着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保护。

　　不过，这类领袖的活力虽是一种应予考虑的力量，它却不能持久，很难延续到使它发挥

作用的兴奋事件之后。当这些英雄回到日常生活中时，就像我刚才谈到的情况一样，他们往

往暴露出最惊人的性格弱点。他们虽然能够领导别人，却好像不能在最简单的环境下思考和

支配自己的行为。他们是这样一些领袖，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本人也受人领导并不断地受到

刺激，总是有某个人或观念在指引着他们，有明确划定的行动路线可供他们遵循，不然他们

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另一类领袖，即那些能够持续保持意志力的人，尽管不那么光彩

夺目，其影响力却要大得多。在这类人中，可以找到各种宗教和伟业的真正奠基人，例如圣

保罗、哥伦布和德·雷赛市①皆是。他们或是聪明，或是心胸狭隘，这都无关紧要——世界

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所具备的持久的意志力，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

服一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成就什么，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充分的评价。没有任何事情能

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不育首。

　　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造成什么结果，德·雷赛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近的例子。他是

一个把世界分成东西两半的人，他所成就的事业，过去三千年里曾有最伟大的统治者徒劳地

做过尝试。他后来败在一项类似的事业上，但那是因为他年事已高的缘故，包括意志在内的

一切事情，都会在衰老面前屈服。

　　如想说明单凭意志的力量能够完成什么事业，只须仔细想一下与开凿苏伊士运河时必须

克服的困难有关的历史记载即可。一位见证人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寥寥数语，记录下了这项伟

大工程的作者所讲述的整个故事：

　　日复一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都在讲着那个关于运河的惊人故事。他讲述他所战胜

的一切、他如何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遇到的一切反对意见、与他作对的所有联盟，他经历

的所有失望、逆境和失败，都没能让他灰。心丧气。他追忆英国如何打击他、法国和埃及如

何迟疑不决、工程初期法国领事馆如何带头反对他，以及他所遇到的反对的性质，有人试图

用拒绝供应饮水，使他的工人因口渴而逃跑。他还谈到，海军部长和工程师，一切富有经验、

受过科学训练并且有责任心的人，全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他的敌人，他们全都站在科学立场

上，断定灾难就在眼前，预言它正在逼近，并且计算出它会在某日某时发生，就像预测日蚀

一样。涉及所有这些伟大领袖生平的书，不会包含太多的人名，但是这些名字却同文明史上

最重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2）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

　　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激发起群体的热情，让他们采取任何性质的行动，譬如掠夺宫殿、

誓死守卫要塞或阵地，就必须让群体对暗示做出迅速的反应，其中效果最大的就是榜样。不

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群体应当在事前就有一些环境上的准备，尤其是希望影响他们的人应

具备某种品质，对于这种有待于做深入研究的品质，我称之为名望。

　　但是，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

脑时，他们所借助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

复法和传染法。它们的作用有些缓慢，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

　　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

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

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

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但是，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

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

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

下来。

　　只要看一看重复对最开明的头脑所发挥的力量，就可以理解它对群体的影响。这种力量

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

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

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移。广告所以有令人吃惊的威力，原因就在这里。如果

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X牌巧克力是最棒的巧克力，我们就会以为自己听到四面八方都在这

样说，最终我们会确信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Y牌药粉治好了身患顽症

的最知名的人土，一旦我们患上了类似的疾病，我们终究会忍不住也去试用一下。如果我们

总是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张三是个臭名昭著的流氓，李四是最诚实的老实人，我们最终会相

信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我们再去读一家观点相反、把他们的品质完全颠倒过来的报纸。把断

言和重复分开使用，它们各自都具备足够强大的力量相互拼杀一番。

　　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就像在一些著名的

金融项目中，富豪足以收买所有参与者一样，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

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这是

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甚至在聚集成群的动物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马厩里有一匹

马踢它的饲养员，另一匹马也会起而效尤；几只羊感到惊恐，很快也会蔓延到整个羊群。在

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情绪也会迅速传染，这解释了恐慌的突发性。头脑混乱就像疯狂一

样，它本身也是易于传染的。在自己是疯病专家的医生中间，不时有人会变成疯子，这已是

广为人知的事情。当然，最近有人提到一些疯病，例如广场恐怖症，也能由人传染给动物。

　　每个人都同时处在同一个地点，并不是他们受到传染不可或缺的条件。有些事件能让所

有的头脑产生一种独特的倾向以及一种群体所特有的性格，在这种事件的影响下，相距遥远

的人也能感受到传染的力量。当人们在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受到了我前面研究过的一些间

接因素的影响时，情况尤其如此。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1848年的革命运动，它在巴黎爆发后，

便迅速传遍大半个欧洲，使一些王权摇摇欲坠。

　　很多影响要归因于模仿，其实这不过是传染造成的结果。我在另一本著作中对它的影响

已经做过说明，因此这里我只想按一段15年前我就这一问题说过的话。下面引述的观点已由

另一些作者在最近的出版物中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人就像动物一样有着模仿的天性。模仿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因为模仿总是一件很容易的

事情。正是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使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

甚至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不是论证。每个时期

都有少数个人同其他人作对并受到无意识的群众的模仿，但是这些有个性的人不能过于明目

张胆地反对公认的观念。他们要是这样做的话，会使模仿他们变得过于困难，他们的影响也

就无从谈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一般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这是

因为两者过于界限分明。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洲人的文明尽管优点多多，他们对东方民族

却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从长远看，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一切入十分相似，

甚至那些好像坚决不受这种双重影响的个＿，如哲学家、博学之士和文人，他们的思想和风

格也散发着一种相似的气息，使他们所属的时代立刻就能被辨认出来。如想全面了解一个人

读什么书，他有什么消遣的习惯，他生活于其中环境，并没有必要同他做长时间的交谈。传

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感情模式。传染是一

些著作在某个时期受到蔑视——可以拿《唐豪塞评为例——的原因，就在几年后，出于同样

的原因，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又会对它们大加赞赏。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尤其会因为传染，但绝不会因为推理而得到普及。目前流行于工人阶

级中的学说，是他们在公共场所学到的，这是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当然，每个时代创

立的群众信仰的方式，也大都如出一辙。勒南就曾正确地把基督

作者：wm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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