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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中国需要“屁股上的疼”──五谈马悲鸣现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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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需要“屁股上的疼”──五谈马悲鸣现象(二)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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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中国需要“屁股上的疼”──五谈马悲鸣现象(二) (1141 reads)      时间: 2002-11-25 周一, 上午1:43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需要“屁股上的疼”(二)

──五谈马悲鸣现象


芦笛


这话当然有可能说得过份了,但我坚持认为,在今日中国的国情下,老马的确有很高的存在价值,马悲鸣现象确实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True,我上面说的马现象的五大特点确实存在。思维训练有素的读者不难从他的许多文章中都看出这些特点来。不仅如此,老马还有许多让人鄙视的地方,例如他写作动机很不纯正,公开说上网是来“泄私愤、图报复”的;他对某些(个)民运人士的批评或攻击,不过是因为觉得人家未“以国士待我”;为了私仇,他甚至可以“不得不将六四死难民众一马杓烩了”,连那些无辜牺牲者都骂进去;而且,他昨前天还在隔壁公开承认自己没有什么固定信念,并不是独立知识分子,其政治立场随私人恩怨而转移;在我这“毒眼”看来,他出风头的心理还特别强烈,奉行“坏名声也是名声”的策略,“语不惊人死不休”,刻意制造奇论耸动天下;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剿马人民战争,似乎都是师出有名的替天行道。三年前韵谷就非常希望这“屁股上的疼”乖乖住嘴,多次向他建议:“从此封笔,亦藏拙之一道也”。

然而有趣的是,老马的价值,也正在他奋勇出来做众人“屁股上的疼”上。马现象的价值,不在于老马洞幽烛微,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入木三分,而在于此人专门跟主体舆论唱反调,因而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反者道之用”的清醒剂。

这里请允许我举例来说明这是怎么回事。老马最惹我愤怒的一个论调,是矮化甚至丑化抗战,甚至以“文人不会数数,多数了一个零”为理由,武断地把中国在抗战中的估计伤亡人数缩小了十倍(他也用这一招缩小过斯大林害死的苏联人数)。为此他还发明出什么“杀人工作量”论、“性别失调论”、“死于战祸总人数=战死人数=被屠杀人数”论、“战争为瞬息完成的人命兑换”论、“战胜日本=打光日本人口”论等荒诞不经的谬论来。

在我这么画龙点睛地总结之后,只要有点常识(=18岁前的偏见)的人都能看出这些谬论实在荒唐。要驳倒它们,真是连小菜一碟都算不上。可惜,中国知识分子里有常识(=18岁前的偏见)的人实在没几个。所以,直到老韵出来驳他,老马一直挟此论横行天下,众人居然奈何不得,想来实在令人悲哀。

但我的轻易取胜却让我堕入更深沉的悲哀。我想了很久很多。我想,老马的错误一望即知,然而,我可以驳倒他的论据,但我还是无法驳倒他的论点,因为我毫无可靠的数据,来证明中国确实就是死了这么多人。咱们有这么多的仇日志士,甚至有人在《华夏文摘》上叫嚷他此生活着的目的就是杀日本人,杀一个算一个,杀两个算一双,可就连到底有多少人倒在那场民族圣战中,居然就没人想到去查个水落石出!中国人对同胞性命的轻贱,简直是令人气短神伤!

接着我又想,如果不是老马这么出来胡说一通,我这辈子大概只会对官方媒体报出的数字信之无疑,决不会想到那是闭着眼睛瞎蒙。我驳倒老马的光荣在哪儿呢?在本质上,为人民普遍接受的“四千万”和老马瞎蒙的“两百万”、“四百万”同样毫无价值。前者的作法甚至比后者还更恶劣──老马好歹还给出了他瞎蒙的“论据”,让明眼人一望即知其荒唐,而媒体以官方权威推出的数字却从未给过出处,让你连怀疑都无从怀疑起。一个堂堂大国,对这种全民生死大事的态度竟然如此混帐,而且,在老马之前,竟然从来无人发现这个问题,咱们这种国家,到底有何面目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这还不是我的发现的最令人断肠处。我想,我过去虽然写了《谎言之邦》,其实根本没把话说到点子上。全民撒谎,其实不光是专制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使然,而与民族的愚昧传统分不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支配咱们心理活动的不是冷静客观的头脑和不惜一切代价忠于真实的精神,而是压倒一切的义愤。因为咱们恨日本人,所以伤亡数字说得越大越爱国;咱们恨老毛,所以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说得越大越解气;咱们恨老邓、李鹏,所以六四死亡人数估计得越高越壮烈。

这样做妥当么?为什么除了老马、思云等寥寥数人,就没有谁出来问过自己一声?中国不乏“舍生取义”的英雄志士,所以咱们有骂贼而死的颜真卿、方孝孺,却从来就没有出过哥伯尼、加利略、布鲁诺那种舍命求真的知识分子。舍生取义人人赞颂,舍命求真却要遭大众唾弃,这里面究竟有什么道理?难道世上有脱离了“真”的“善”?看来咱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全民族奉行的其实是一种“舍真求善”的哲学,而正是这种荒谬的哲学支配着从中共统治者、海外民运人士直到普通民众的许多政治言论,构成了“谎言报国”的基础。

要看出这一点,读者其实不必走远,到楼下去看看网友驳随便先生时引用的那段胡平语录就行了。剥去那些貌似高深的话语装璜,那段话其实是说,骂中共就是正义的,骂民运则是为虎作伥。胡先生没有回答的是,what if 骂中共的话是谎言,而骂民运的却是真话?其实,光从那段话就可以看出胡先生的答案。根据作者的思路,在对骂作出判断时,重要的是看它的功利效果,是看它的“善恶”,而不是看它的真实程度。胡先生此说其实毫不新颖,年轻时苦读过毛着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它来源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可问题是,“善”其实是一个人言言殊的价值判断,一般由社会共识人为确定,而“真”则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以主观认定为转移。例如一场战争到底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的,交战双方必然各执一词,但到底是谁先打第一枪则是个不可扭曲的客观事实,在战争中死了多少人也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如果因为主观上的价值判断,就去歪曲客观事实,任意吹胀或缩小它们来为“善”的目的服务,则那种善一定是伪善(=善)。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为了“解放全世界人民”这个“至善”目的,我党将捏造出来的罪名强加到无数“阶级敌人”头上,这种作法,和我们夸大日本侵略和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究竟在本质上有何不同?

正因为西方人看到了违背真的善决不可能是真正的善,所以人家才出了那么多甘愿献出性命去维护真实的志士,而大多数中国人今天,无论政治观点如何,在毛共害死糟践了那么多无辜牺牲者后,居然就还是看不到人家中世纪时就看出来的东西!如果不是老马出来折腾这么一下,就连老芦也不会去想那些问题。唉。

光从这点上,我看咱们就需要老马那种“屁股上的疼”,因为屁股疼得坐不下去,躺不安宁,咱们这个一贯感情用事、不会用脑的民族或许会给逼得设法注意到引起那疼痛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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