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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熊事件，熊对娄错，给郑义兜心一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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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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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娄熊事件，熊对娄错，给郑义兜心一拳
马悲鸣
郑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里记录了一个“娄熊事件”。详情可看附录。
这个事件是熊姓同学出口伤人，被娄姓同学打当胸给了一拳。结果校方正式宣布，熊对娄错。而熊的父亲正是著名的共产党高干熊向晖（原胡宗南秘书），结果引起平民子弟同学的反感。加之熊平日里拿父亲从当大使任上携带回国的洋货炫耀，不与同学分享，引起同学嫉妒，所以郑义便率领三十余人联合写大字报，抗议校方的裁决，造成舆论压力。最后熊姓同学被迫声明道歉。
如果现在这个案子拿到美国法庭裁决会是什么结果呢？
很简单。熊姓同学出口伤人属言论自由，而娄姓同学出手打人属暴力侵犯人权。熊姓同学从父亲那里拿来的洋货属私人财产，有权不与同学分享。
熊姓同学出口伤人和不与同学分享私有财产，至多就是没教养，什么罪名都算不上。而娄姓同学被激怒打人却是属于暴力刑事犯罪。美国吵架，吵到两人鼻子对鼻子，但都把拳头放在身后，避免控制不住而越过界限。
娄熊事件若拿到美国法庭判，娄应该向熊书面道歉。如果没造成什么伤害，只需要支付惩罚性赔款即可。可在中国却是反的，熊在郑义者流发动群众造成的压力下被迫道歉。而这压力来源却是平民子弟对高干子弟平日脱离群众的看不惯，也即歧视。
顺便说一下，象熊这样平时脱离群众的行为，只要没造成具体损害，即使他平时看不起平民，也不能算歧视。只有因家庭出身不同而未能在利益与名誉上得到平等待遇，才是歧视。反歧视法是商业法。白人有权不买黑人区的房子，有权不嫁黑人。但若一户白人房东因为来看房子的房客是黑人而拒绝以相同的叫价出租，才是歧视。
在娄熊事件中，熊平日里有权看不起平民子弟。但在挨了娄的当胸一拳之后，却在平民子弟的群体压力下作出对自己不利的反道歉举动，损失了法律保证的人权不受侵犯的平等权利。所以熊才是出身歧视的受害者，而不是娄。
后来局势翻过来了，郑义因此被骂作“郑狗”而挨了好揍，可看做对方的公平报复企图。这报复是过了点，不算太公平，但既然郑义发动群众支持暴力打人，到头来也不要抱怨自己挨了对方的打。
从这个案例看，当年校领导的处置是正确的，是符合现代西方法制精神的。而郑义却代表了多数暴政。时隔三十多年，郑义将此事发表出来，仍是坚持他当年的错误。
回到现实中来。我是否卖矛又卖盾（实际并无此事），并不非法。而郑义未经我的同意恶意摘录发表我的工作信件以诽谤我名誉，打击我在同行间的商业竞争力却是十足的非法。
这个事件当年我是让了一步，没有起诉，而是由《新闻自由导报》「来函照登」了贺文先生的澄清，并邀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西藏论坛》主编阿沛·晋美先生，还有第一届学自联总干事以他们个人的名誉担保贺文和我的名誉。这本来是已经了结的事，而且事后郑义也认识了贺文本人。贺也曾不只一次地向郑义夫妻当面或电话里澄清了事实。可事隔八年之后，郑义又跳出来翻案，声称他没错。
诚然，八年来我不间断地写批判郑义的文章。但我所有的批郑文章都属于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从未以非法手段取证。郑义抱怨我八年来对他的批判，却不说他对分明是自己错了的对娄熊事件的看法坚持了三十多年。
现在我要求郑义就此左倾翻案风公开道歉。可他有胆犯错，没胆承认，躲在大营里闭关修练他的忍功。外面竟然组成了如此雄壮的一支抗马援郑志愿军团环护。又是一次多数暴政。
当今之海外民运与当年之造反派没有区别。
芦笛不要又看不下去了！我怕你了还不行！
【附录】～～～～～～～～～～～～～～～～～～～～～～～～
始於“娄熊事件”的政治派别
但校方这种走钢丝绳的策略在越来越紧的政治气氛里终於失去平衡，其标志就是发生在我们高631班的“娄熊事件”：某天，两位同学发生口角，一位姓熊的出口伤人，姓娄的便出手当胸给他一拳。吵架和动手打架，在学校里颇罕见。次日课间操时，教导主任发表讲话，对双方都进行了批评．本来，全校点名批评在当时已是十分严厉的惩罚了，不料晚自习结束前，每个教室的扩音器打开并忽然宣布，校长将有重要讲话。学校有极其严格的作息制度，晚自习後不得逗留教室，必须立即回宿舍洗漱就寝，校长发表全校讲话更史无前例。空气顿时严肃而紧张，同学们都不知发生了什麽国家大事。结果居然是上午已处理过的斗殴事件。校长以极其严峻的口吻和偏袒的态度再次批评了娄琦，而熊刚出口伤人，挑起事端竟毫无过错！其他班只是为校长的态度感到惊讶，而我们高631班却议论纷纷，大为不平。熊刚是熊向辉（当时驻古巴大使，後任外交部副部长）之子。此同窗以一毛不拔而著名，父亲放洋，学习用品中自然不乏洋货，当时，这在干部子弟中亦很罕见。他 洋自重，连洋画报也不肯让同学瞧一眼，只是高兴的时候在大伙儿面前晃一晃，得意地仰起头，鼻孔朝天。熊刚学习甚佳，这在干部子弟中甚是难得。但私心较重，在班上人缘较差，被班、团干部公开视为“白专”典型（一个历史的误会）。他挨了一拳，大家都觉得有点活该，但觉得娄琦动手也不对，因此对教导主任公允的批评认可。校长的偏袒激起公愤。从第二天起，学校大饭厅里便开始出现大字报，向全校同学介绍打架经过，暗指校长处理不公。在同学们的舆论压力下，熊刚本人也写了大字报，承认自己出口伤人不对，向娄琦致歉。谁都能感觉出来，高631班在向校方挑战，於是纷纷到我们班来了解情况。两三天之内，大字报竟贴了半个大饭厅，极为壮观。特别是以我为首的一张有三十余人集体签名的大字报，指责学校许多大事不抓，反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更使校方难堪。在我们“猖狂”了几日之後，校方开始反击。学校党支部首先召集班上的干部子弟开“小会”，秘密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商讨对策，拟定名单，二楼办公室灯火长明，以至通宵达旦。一种无形的压力越来越大，同学们明白大事不好。在作了充分部署之後，校长、副校长、分团委书记亲临班会，试图以势压人，一举平息这次小小的“学潮”。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指名道姓地把平时与我个人关系甚好的在场领导一一点名，除在“娄熊事件”上坚持立场毫不退让外，还“以攻为守”，对学校的工作提出批评。在我之後，同学们一一起立发言。高631班没被压垮，对立越来越大，实际上已波及全校。於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层层开会、个别谈话、“背靠背”、“面对面”种种高压手段一齐上，“反对校领导”，“对党的阶级路线不满”，“犯了政治性错误”等等帽子一古脑儿压下来。同学们这才明白“娄熊事件”的实质原来是“打了干部子弟”的严重的“阶级路线问题”！严峻的“阶级斗争”向我们这些从未涉足政治的十七岁中学生猛烈展开。班委会作检查、团支部作检查、除了十来个干部子弟，几乎全班同学“人人过关”。结果是纷纷倒戈，众叛亲离，把我彻底孤立起来，最後逼我检查。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我最终屈服，承认自己犯了“政治错误”，在“客观上”站错了立场，身为学生干部起了极不好的作用。事有蹊跷的是，气氛如此之严重，事後校方竟未对我加以处分，也是一番苦心吧。直到文革初期，这疑团方解开。原来“娄熊事件”有其历史背景，即仲文所提到的北京四中“四清运动”。导致四中学校领导垮台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护好”□部子弟，没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校领导一得知是平民出身的子弟打了干部子弟，大为震惊，连夜重新处理，生怕这帮干部子弟“通”了“天”，步四中后尘闹个全军覆没。这本来是个防卫动作，以期自卫。但我们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人竟认了死理，定要论个是非。
“娄熊事件”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件小事，但在当时的清华附中，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後，阶级路线的调子越唱越高。干部子弟迅即意识到自己的尊荣，知识分子及一般平民出身（更不用说“有问题的”出身）的同学亦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地位的卑下。一道“阶级”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旧日因个性、爱好、同桌等“非阶级”因素形成的友谊几乎化为乌有。对於我来说，如果“反右斗争成果展览”是清华附中的第一课，那么这就是第二课。几乎滑向“反党”的危险境地使我更加敏感地聆听党的声音。不久之後围绕电影《北国江南》的激烈辩论之中，我们班依然是按照“娄熊事件”形成的界线分为两派。值得思索的是，这回倒过来了：以我为首的一派平民子弟吸取了教训，紧跟形势，对党所厌恶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发起批判，本来就反对“人性论”的干部子弟们因“对手”站在批判的立场，便本能地站在了辩护的立场。这一回合阵仗颇大，两派拖开课桌，在教室里摆成“楚河汉界”。双方唇枪舌剑，“上纲上线”，直吓得老师们连旁听都不敢。几次大辩论之後，我们略占上风，因这回是我们站到了党的立场上，而他们反而变得无所依持。 与此同时，高631班的团支部大会也变得剑拔弩张。我在支部里不过是宣传委员，但实际上是一派之“领袖”。自“娄熊事件”之後，干部子弟们想依靠“血统高贵”掌握班级和支部权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提出发展团员要坚持“党的阶级路线”，想让干部子弟都入了团，成为多数。当时我们的权力意识远不如他们，主要是受不了他们那股骄横，於是抓住“阶级路线”的最後四字“重在表现”，要一视同仁。当时最有代表意义的一件事是王铭入团。同年级预642班的干部子弟王铭（其父为公安部副部长），表现一般，团支部多次讨论未能入团，遂写状纸一张，称清华附中不执行阶级路线，声言要上交中央。吓得校领导亲自出面安抚劝慰，好歹扣住“状纸”，强令团支部通过，并立即任支部组织委员，转眼又升分团委委员。在这种局势下，他们要发展“表现不好”的干部子弟入团，我们挡不住。我们要发展平民或“出身不好”但“表现好”的同学入团，他们却百般阻拦。本来支委会背後讨论一下就可以决定的事，在高631团支部支委会上就很难有统一意见。即便填了表，支部大会上能否过关还是另一回事。於是，我们班发展团员的支部大会，就成了激烈的战场。每逢我们班发展新团员，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
开会之前，两派都做好准备，上了会，便据理力争，互不妥协，直到最後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
正是在这种尖锐对立的状态下，文化革命开始萌动了。
文革在我们班形成的派别，就是自“娄熊事件”开始，後经《北国江南》辩论和发展团员巩固的两派，经纬分明，几乎丝毫不错。
——摘自《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作者郑义，1996年秋於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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