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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起因∶《闲话知识分子》

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标题: 大战起因∶《闲话知识分子》 (449 reads) 时间: 2002-11-21 周四, 下午7:47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大战起因∶《闲话知识分子》

马悲鸣

此文是引起郑义诽谤我名誉的第一起因。原文九个自然段，其中有一段是贬损戴晴的。后来看着戴晴没那么坏，就不但将该段删除，而且主动找到戴晴门上声明道歉。结果道得戴晴都烦了，遂成莫逆。

【附录】～～～～～～～～～～～～～～～～～～

闲话知识分子

·马悲鸣·

一、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

百无一用的书生如今又自称“知识分子”了。其实中国书生是否配得上这个称呼很成问题，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就和中国货一样，标准实在太低了。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

西方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两条：第一是走在专业的前沿；第二是对现实持批判态度。这两条缺一不可。那些一般的教授、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都算不得知识分子。

大陆中国因为人口基数太大，有不少人被张扬或者自诩为走在专业前沿。但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所有的消息都是被共产党过滤加工过的。而且几乎所有大陆中国人都善吹。从特异功能到气功大师，统通冠以科学两字。照鲁迅的话说：“连科学都蒙上了妖气”，使我们无法确信到底有几个人是真走到专业前沿了。即使真有人走到前沿了吧，但这类人几乎无一对现实持批判态度。

戴晴把这种受过教育，掌握了工艺技巧，但丝毫没有受过西方那种敢于发表自己不同见解的传统熏陶，也不具备西方人身上常见的那种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比作罗马神话里的伏尔肯（Vulcan）。这个伏尔肯是众神之一。当天上的主神朱庇特（Jupiter）命令他去打造一条铁链以便把那个盗天上火种的普罗米修斯锁起来时，他便遵命去打造这么条铁链。戴晴形容这类人说：“中共要这帮人有多忠诚，他们便有多忠诚。他们在完成各式各样的科技任务，不论是制造和发射导弹还是研制原子弹的时候，心灵手巧得让人佩服。”这正是走在专业前沿，但不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行为写照。

中国知识阶层里持批判态度的人很多。但他们大多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专打死老虎，批判已经被共产党打倒了的“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而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人，如果真曾有过的话，也早都被共产党枪毙了，至少也被关进牢房。我们可以判断，凡没有挨过批斗，没有坐过大牢而幸福地活着成名的知识分子，即使他们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太半也不是真的。

二、鲁迅和郭沫若

有些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是有所保留的。他们批判外人和环境时不遗余力，但批判到自己所属的社会、民族、文化、团体和自身时就不那么豪情满怀。其实上下四方之中，古往来今之内，本来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批判的。

鲁迅和郭沫若当初都对现实持批判态度。郭沫若的态度甚至更激进，以至于直接从军和参加到共产党里去。但鲁迅到死都没有放弃对现实的批判。而郭沫若却在中共给了他名誉地位之后，再也不批判现实了。

《五四运动的批判》一文把后期鲁迅也归入放弃反封建，回归传统之列。这是对现代知识分子定义的曲解。“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就是身处封建社会则批判封建传统，身处资本主义社会则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身处社会主义社会则批判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后期鲁迅还打死老虎般地揪着封建传统死批不放，则他和身处社会主义社会却大批资本主义的郭沫若何异？难道文革中那么多大批“封资修”的革命群众也都算是现代知识分子了不成？

鲁迅对现实的批判不仅针对社会环境，而且包括自己所属的营垒和自身。他后期的文章中不止一处谈到“来自背后的冷箭”、“老实说，我怀疑他们系敌人所派遣。”这些都是针对左联里跋扈的共产党领导者，如四条汉子等人的。他另外的文章则不乏“我从外国盗来火种，本意是在煮自己的肉。”可见他所批判的现实之中连这个“现实中的自我”也包括进去了。鲁迅如果能活到“解放”，并能继续保持这种现代定义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话，十之八九要被打成“右派”。

鲁迅和郭沫若都没有走到他们所习的共同专业——医学的前沿。不过两人的文史还都是好生了得。

三、方励之和刘宾雁

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的著名知识分子方励之先生在专业上是否走到前沿，因为我们是外行，并且没见到他本行人的评价而不敢妄断。方励之和中国伏尔肯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现实持批判态度。不但批判中国的现实，也批判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但他的批判还是有保留的，并不彻底。比如在六四开枪镇压前夕，他对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拒绝撤退的非法性现实就没有丝毫的批判。因此他不肯出面劝学生撤退。这也是无法避免流血的诸多原因之一。而且方励之先生对中共收买人格的免费高等教育制度也拒绝持批判态度。由此可见，他对现实的批判难免基于党性和利益的考虑。所谓“党性”，这里是指党同伐异。

另一个著名知识分子刘宾雁先生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则显然比较彻底和更少保留。他不但批判中共治下的现实，而且批判他目前所属的阵线——海外民运团体，甚至批判到他自己。六四后刘宾雁先生到美国各校的讲演中经常被问到他的预言没有实现的事。而每次他都毫不掩饰自己的谬误。但刘宾雁只是一名记者，显然不具备“走在专业前沿”的条件。正因为如此，他做出的判断往往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刘宾雁先生的名作《人妖之间》揭露一个贪污犯王守信，而致其被处决。王守信临刑前曾遗言：“但愿我的死能换来党风的重新好转。”但后来中共官员的贪污愈演愈烈，何止十倍于王守信？而且王守信贪污，大部分钱入单位小金库。如今的贪污，则全入私囊。

刘宾雁先生的另一名作《第二种忠诚》里的一个主人公来到海外之后的所做所为显示，他不但不忠诚，怕是连诚实都做不到。这些都是刘宾雁始料所未及的。而“走在专业前沿”的功力训练则可以用来保证判断的正确。

很有知识分子以坚持真理为己任自许。其实“坚持”并不难做到，中共就有著名的“四大坚持”。难的是怎么能证明自己所坚持的肯定是真理呢？苏共中央机关报还叫《真理报》呢！合中苏两共，便是“坚持真理”。

任何一门学科理论都是建立在逻辑系统之上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正确的逻辑训练和敏捷的才思，很难走到专业前沿。我们相信一名真正知识分子对现实批判的正确性，恰恰是用他身处专业前沿的功力来做信用担保的旁证。

四、培养基内外

凡做微生物学实验的人都离不开培养基。培养基是用琼胶加各种营养液，消毒后在培养皿里冷凝而成。其形状和成分很象肉冻。微生物学家把菌种接种到培养基的表面，然后观察和测量各种微生物群落的消长。在一个微生物学家的眼睛里，这些群落无所谓“君子菌”或者“小人菌”，也没有哪个菌种代表正义。它们不过是各自利用自己进化来的生存策略互相竞争培养基里的营养成分而已。

作为一个现代概念下的知识分子，他（或她）眼睛里的当代社会各阶级之间；比如过去的地主和雇农，资本家和工人，还有如今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他们之间所谓“其乐无穷”的斗争也不过是为了争夺利益分配。如果再加上其他不同国度和民族，至多也不过是在地球表面这个培养基上竞争资源的生物群落而已。

现代知识分子和一般人观察现实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以微生物学家观察培养基的眼光看待人类这个群落，另一个则用一个微生物个体的眼光看待共处同一个培养基上的其他个体和群落。尽管这名现代概念下的知识分子本人也是这个群落中的一个个体，但他看问题的眼光却并不仅仅来自直观，而更多来自洞察力。

公元前4004年上帝在我们这个培养基上伊甸园的位置接种了一个名叫亚当的菌种，又趁他熟睡时抽出他一根肋骨——分裂繁殖出了另一个菌种夏娃。从此这个培养基上有了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群落。公元元年出生的耶稣也是可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血肉之躯。但他却是站在上帝的宝座旁来观察现实。这正是他的伟大和与众不同之处，两千年以降声名不减。

耶稣站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五、西方知识分子的例子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显然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但西方知识分子却并不因此而嘴下留情，仍是照批不误。否则西方就没有现代定义下的知识分子了。人类社会和任何专业一样，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有可针砭处。一个人正是由于对他所从事专业的“心怀不满”才能走到前沿。当他把同样挑剔的眼光转向他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时，自然就会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现代知识分子的这两个条件是相辅相成的。

最著名的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当然要首推罗素和爱因斯坦了。罗素有《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一书刊世。爱因斯坦则公开赞赏世界政府。他们两人还曾带头联合签署了一份呼吁世界和平的声明。

现代定义的知识分子不能有权势欲，否则将影响到他们判断的客观准确性。以色列临复国前夕，主持复国事项的负责人敦请爱因斯坦出任以色列开国总统，但被爱因斯坦谢绝。这正是标准现代知识分子的榜样：薄总统而不为。

奥地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叶克（或译海耶克）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4年，正当全球知识界转向社会主义之际，他对此现实持批判态度，出版了那本日后蜚声国际的传世之作——《通向奴役之路》。

英国的小赫胥黎是自称“达尔文斗犬”的《天演论》作者赫胥黎的孙子，在专业上也是一代生物学大家。他在全世界知识界左转时，出版了那本著名的预言小说《奇妙的新世界》。书中描写了一个人为控制的社会利用新技术在试管里模拟妇女子宫。接种了体外受精卵的试管在流水线上行走十个月，模拟妇女的十月怀胎。流水线两侧架设好各种滴管，在合适的时间位置滴入该处应得的婴儿培养液。从试管中“分娩”出的婴儿按“社会需要”的规格培养成αβγδ四种不同等级规格的人。其中对低等级的人用电击法造成他们恐惧书本的条件反射，以保证他们思想的单纯和忠诚。小赫胥黎以此书说明人为控制社会的可怕。而这正是我们经历过的社会主义蜂窝组织的现实。

蜂窝里的蜂群被用不同的营养，蜂王浆、蜜和花粉，喂养成蜂王、雄蜂和工蜂三种不同等级的蜜蜂。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就类似于《奇妙的新世界》里αβγδ四种不同等级的人。而中共按既定规格培养这四种人的思路正如小赫胥黎所述。戴晴形容的那些忠诚的伏尔肯们就类似于标准的β型人。惜夫用试管在流水线上模拟子宫的技术至今尚未成功。否则共产党一定会利用来建立这种“奇妙的新世界”，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共产党费尽心机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由此可以彻底解决。

《奇妙的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还有扎米亚京的《我们》合称“反乌托邦三部曲”。

六、苏联知识分子的例子

西方有言论自由，当一名兼具专业前沿地位和批判现实精神的知识分子只需要智慧和责任感，不太需要勇气。但要当共产党国家的知识分子却还需要勇气。比如吉拉斯的批判现实精神就特别难能可贵。

斯大林时代苏联首席物理学家卡皮察是卢瑟福的关门弟子。他在十月革命后回国探亲期间被苏维埃政权扣在国内，要他为祖国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斯大林从杜鲁门那里知道美国已经制造出原子弹的消息后，下令卡皮察为苏联制造原子弹。但卡皮察一口拒绝。气得斯大林要逮捕卡皮察，把他关进古拉格群岛劳改。幸亏旁边有人劝说，卡皮察名声太大，抓他实在没有好处，斯大林才作罢。

卡皮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洛夫造的氢弹特别大。动辄两千万吨当量以上，相当于一千颗广岛原子弹的爆炸力不止。一个为苏联立下如此大功的人后来受到两个事件的刺激，终于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第一个事件是赫鲁晓夫下令在自己访问美国的欢迎仪式那一刻，报出苏联又成功地发射一枚宇宙火箭的消息。可是发射场上准时按下电钮以后，火箭在发射台上没有动静。指挥发射的苏联火箭军司令涅捷林元帅为了完成这么重大的政治任务，不顾安全规定，下令立即抢修。结果火箭在发射台爆炸，把包括涅捷林元帅在内，所有在场的苏联火箭专家全部炸为垩粉。

第二个事件就是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知道萨哈洛夫造出的氢弹当量已经超过美国，而运载导弹的射程又不够远时，下令把中程导弹连同刚制作出来的全部二十余颗萨哈洛夫核弹头一起运往古巴，准备向美国发射。美国总统肯尼迪为此怒不可遏。几经交涉，要赫鲁晓夫撤走这些核导弹都没有成效。最后肯尼迪召见苏联驻美国大使，向他咆哮：“我们明天就进攻！”到这最后一刹那，赫鲁晓夫才软了下来。

赫鲁晓夫乃共产党世界最为开明的领袖。为了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连他都这样行事，别的共产党领袖一旦掌握了武器上的先进，他们行为的冒险性肯定会更令人生畏。

萨哈洛夫目睹共产党专政制度把国家前途，人类命运，多少人的生死存亡都维系在共产党总书记的一念之差上。在新技术面前，这种制度实在凶险。从此萨哈洛夫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持不同政见者。戈尔巴乔夫给他平反，请他上最高苏维埃演讲时，他仍不改初衷，继续不遗余力地批判苏联已经有所改进的现实，直到生命的终结。

现代定义下的知识分子不能有阶级性、民族性、人民性、党性和派性，这样才能保持其彻底独立的人格和见解。正当自命不凡的中国知识分子群眼睁睁看着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电工魏京生被重刑判决时，只有萨哈洛夫在向这个世界大声疾呼魏京生的人权。“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萨哈洛夫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七、中国几乎没有现代知识分子

一个落后的社会偶然出几件高质量的产品是可能的。但普遍来说，该社会产品质量不行。因为产品质量背后是高技术的普及和雄厚的资本在支撑着，而这正是落后社会所缺乏的。一个现代文明不发达的社会个别出几个人物也是可能的。比如当年的印度还能出泰格尔。但从该社会整个精英集团来说，则平均素质低劣。因为优秀人物的背后是全社会的普遍文化教养程度和正确无误的价值观念在支撑着。而这也正是落后社会所缺乏的。

中国基本上是个落后和现代文明不发达的社会。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共产党迫使所有知识分子把本应用在学习专业和思考社会现实的时间都荒废在毫无用处的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上了。而且中共用帽子、棍子和枪子儿对付那些超出他们想象力的头脑。在这种人文背景下还能冒出来的人物，其水平可想而知：凡能出名的，一定不是第一流的！

同时满足处于专业前沿和批判现实这两个条件的现代知识分子，中国大陆知识界几乎没有。至少，那些当初以班干部、团干部顾盼自雄，后来以党员干部顾盼自雄，而今又以知识精英、民运领袖顾盼自雄者，绝对没有现代概念下的知识分子风骨。

八、自重者压在天平轻的一边

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群有着极强的阶级性、党性和派性，极端排斥圈子外边的人。而这正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相悖。

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是以他们各自纯洁的心灵和敏锐的眼光独立选定的，不受环境所左右。当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左倾时，他们由于不肯随波逐流而被指责为右倾。反之，当整个社会右倾时，他们又被指责为左倾。吉拉斯在南斯拉夫非共化以后，至今仍然是倍受攻击的对象。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过忽左忽右的大动荡之后，史学家回首当初时才能发现，还是那时的“现代知识分子”说出来的话最准。因此当代社会更应该倾听这种人的忠告，才能避免走弯路的浪费。

就象面对一架没有阻尼器而左右摇摆不定的天平，自重者永远压在政治天平轻的一边！

作者：马悲鸣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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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文骂友我代笔 -- 马悲鸣 - (2868 Byte) 2002-11-21 周四, 下午8:09 (20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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