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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帮闲论政谈改革——观老枭与陇右山狼之辩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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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帮闲论政谈改革——观老枭与陇右山狼之辩有感   
出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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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帮闲论政谈改革——观老枭与陇右山狼之辩有感 (841 reads)      时间: 2002-11-18 周一, 下午6:28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帮闲论政谈改革——观老枭与陇右山狼之辩有感



出尘











枭语：



“民主制度经过西方社会持久的理论探讨和血泪实践，已经相当成熟了。制度建设，毫无必要再摸着石头另辟溪径。亦步亦趋，当一个谦虚的学生即可。



关键是要动起来，迫使“上面”启动政改----因为政改主动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我党的手里。



这就需要海内外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唤醒更多的人民，进行逼宫---这才是政改最大的功力。



至于具体方案，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从西方现成的民主制度中随便抓一点过来就是。比如开放新闻媒体，比如两党制，比如军队国家化，比如先搞政治特区…。随便‘上面’先迈哪一步都可以。这方面，我早在国家主席竞选书、特区行政长官自荐书中，多有提及。



关键是要让上面动起来。不能老是停留在口头上。



再说对于政治，我是业余客串的。有关建设方略，自有民运领袖们去搞嘛。”







我也试例个一二三摆摆地摊：



一、西方的民主制度并未十分成熟，一样有许多弊病，但是他们有自我完善与修复能力。西方民主并非尽善尽美，世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但是西方人能够积点滴之功努力让这种制度完善。做小学生学习是必须的，但也千万不能对老师的东西盲目崇拜和照本宣科。



二、政改的主动权当然掌握在党政高官的手里。中国历史上几次成功与不成功的改革，与最高统治者的决策是分不开的。如王荆公与神宗的改革，大获全败，并非王的改革政策完全不合理，惨败也非全因司马光之流的保守派的颠覆，而是因为这种急进的改革，未能得到百姓、知识分子及中下层官员们的理解和拥护。各项改革措施，从中央下发到地方，却成了中下层官僚们钻空子大挖私财的工具，造成空前的贪污腐败和渎职枉法，加上天灾人祸，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举国上下怨声载道----王荆公的改革是对是错？



改革，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最重要的是有效的、有把握的策略，如果不能尽力把风险与代价降到最低点，如果只是为了成全举国上下要求改革的浮燥心理以至于为改革而改革，那么后邓时代的改革难免赴王荆公的后尘。



三、改革是需要，而不是理想，如果连为什么改革都说不清，那只能说是为了赶时髦追时尚。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完善人权，健全法治，改正国家、社会及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弊病，完善和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或提高它的效率。这就是改革，有必要改革就改革，改革时机没有到就行黄老之政，此方为安民之道。



逼宫是个很可笑很幼稚的游戏，康谭玩过，结果几乎玩毁中国。要“逼”宫，必需弄清楚什么是改革的阻力。商鞅变法，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秦王的鼎力支持，贵族不成为主要阻力。最大阻力来自民间对政府的不信任，所以他城门立杆一诺千金成为了改革的第一枪；邓公的改革，阻力不来自民间，来自党内左孽，所以他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死臭的毛先帝的招魂幡而行走资之实，大获成功；王荆公的改革，最大阻力不仅来自清流腐儒，而且也来自他自身，因为他对自己手中的国家从上到下都缺乏了解，因而未制订出具体且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使得本以强国富民为目的的改革反而成了祸国殃民的灾难。根据我的钻研，北宋之衰，恰恰始于王安石的改革，悲乎痛乎；康梁维新，更不足道哉，阻力不仅来自于八旗贵胄，更来自四面八方，这是中国历史上改革条件最艰难的一次，恰恰由昏君书生来实行，其败之痛之惨，几至亡国……



现在后邓时代的改革即将到来，其阻力在哪，该逼谁的“宫”，还请老枭及诸公教我。



四、当年有妄人向孙文提出搞社会主义，孙文说先划个小岛来实验，试试行不得通。小孙做了半世奸佞，总算做了件不算糊涂的事。因有前车之錾，邓公搞走资，也就先在海边划几块地来试试走资在中国行不行得通，万一不成功，也能避天下大祸，贤明之举。如今后邓时代的党魁，想在中国搞票选，先于农村试验，也是效仿先贤，稳妥行事。先人之祸惨矣，断不可再存一蹴而就之念，妄想积百年之功于一役。稳行渐进，这是自荆公、康梁以来近千年积累的血的教训啊！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断非食肉靡者之专利。具体步骤事项，如舆论自由、党内分裂、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终而实行宪政，这几点乃是共识，甚至是十八岁前攒下的偏见——常识（此歇后语引自樊弓语录）。宪政、民主、人权，老祖宗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在琢磨这条光明之道了，然而一而再、再而三惨败，不知伊于胡底。究其所以然，百年来研究近代史的文献车载斗量，至今却也未有一家之言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五、现今的民运，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或于海外蒙吃骗喝，捡台胞和老法们的碎面包屑、或寄托于将中国支解以求人道天道、或炒祸国殃民的激进民族主义的剩菜、或阿附歪门邪道，妖言惑世、或忙于分赃内斗、或倾心于造谣罗织、或醉心于暴民革命破四旧、或醉心于挑起五代十国南北对峙那样的大分裂内战……唯独未见建国安民之方略，比老枭都差矣！更有许多人作疯言愤语、披头跣足、义愤填膺状，实则对古今东西民主理论一窍不通，混水摸鱼辈尔。想当年海外民主运动是何等风光八面，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一呼而群马啸，一挥帜而群山起，积万般宠爱于一身。然短短十年，如今却落得日薄西山、举步艰难、濒临珍稀，这却不是我党打压有力，而是自身莠堕却不思反省，脱离实际，罔顾时代变化，个个修炼成了世外高人，九评高手，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当然，矮子丛里拔将军，民运中自有不少真知烁见之士，不过却不是领子和袖子。民运组织有如武大郎的烧饼店，像范似栋以及本坛的胡安宁，屈身于烧饼店的老板领子和袖子遮掩下，世人全然不知其为何人哉！



所以老枭把建设方略的希望寄托于民运领袖，就像五十年代前那些把希望寄托在朱毛共匪身上的民国左翼书生一样，不提也罢！



待到民运做丘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大乱之后无大治，改朝换代做王八。



——老枭爱诗，常以诗言志，曾以诗赠我，可叹兄弟我国学修为甚浅，欠着诗债，只能以此打油诗回赠。











200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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