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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南京特大投毒案与新闻封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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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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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也说《南京特大投毒案与新闻封锁》
马悲鸣
一、曹长青的逻辑和共产党毛泽东有什么不一样？
南京投毒案引起了海内外传媒的一阵喧嚣。其中最荒唐可笑的是曹长青的《谁给中国下了毒？》。这句标题是典型的中国加共产党加毛泽东式的思维逻辑。
投毒案发生在南京汤山地区的一家小饭馆里，准确地说，曹长青应该问“谁给那家小饭馆下了毒？”我想曹长青马上会反驳，那家小饭馆是不是在汤山？汤山是不是在南京？南京是不是在江苏？江苏是不是在中国？所以我曹长青就可以说∶“谁给中国下了毒？”也就是说，只要那家小饭馆的位置在中国的地盘上，曹长青便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谁给中国下了毒？”
而难道那家小饭铺不在世界上吗？所以曹长青还可以说∶“谁给世界下了毒？”难道那家小饭馆不在地球上吗？所以曹长青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谁给地球下了毒？”可他都不说，偏说是“谁给中国下了毒？”
如今虽然传媒给四川大地主刘文采平了反，但我想，恶霸地主总还是有的吧。比如我家亲戚里就有北京南郊的大地主，带着枪监视秋收。有一回真开枪打死了一名跑到他家收割完的田地里拾麦穗的贫下中农的孩子。结果全村人都不干了，齐集他家门口，硬逼着他家赔了一大笔钱。
虽然恶霸地主总是有的，但就整个地主阶级来说，并非全是恶霸。绝大多数地主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近代历届革命党多出于地主阶级子弟，比如我爷爷马老栓就有解放军一个团（十七团）都住不满的大庄园。王若望当上海柴油机厂厂长时，家父马六甲（原名马留家）就以进城老干部的身分当天津柴油机厂厂长，给海军生产潜艇用柴油发动机。
可地主阶级一到了中共的宣传文件里，就成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凡有土地者，连其三代以下的子孙，皆是万劫不复的阶级敌人。刘少奇和张青山、刘子善在晋察冀主持工作时搞极左，对所有共产党干部都要查三代。把三代以内有地主出身者都扣在根据地里严格审查，而硬逼着三代贫雇农，根正苗红的干部去戒备森严的敌占区强行开展工作。结果是这些三代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去一个死一个，去两个死一双，全让敌人杀了。反倒是被扣在根据地里惨遭整肃的我父亲这样地富子弟出身的干部保全了性命。
城市工商业资本主义改造也是这样，不法资本家是有的，但并非所有资本家皆不法。结果运动一来，凡资本家皆是不法资本家，一网打尽。上海资本家跳楼的快成了空降部队。
知识分子在中共打天下之际是最后倒戈反蒋，助了中共一臂之力的。但毕竟只是一臂之力，结果就有知识分子向共产党要价、不满，甚至用高岗那话儿说，“动不动就硬起来了”。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那时都是向往共产党的。结果运动一来，竟然打了五十万右派。
中共老干部都是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到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生活腐化堕落，上拍下压的确有其人。但并非所有老干部都是“走资派”。尤其是开国老干部不少都是背叛了自己富裕家庭，投身到解放穷人的革命中去的。要是真有心腐化堕落，还何必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留在自己家里腐化堕落岂不省事？结果运动一来，没有一个当权派能逃脱得了“走资派”之灾。
共产党的这套逻辑叫以偏盖全，用不完全归纳法来下完全结论。确有恶霸地主，并能具体指出某某，比如我家亲戚，于是整个地主阶级就都成了土豪劣绅。确有资本家不法，于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就挨个都成了不法资本家。确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便一打就是五十万右派。确有中共老干部腐化堕落，上拍下压，于是所有老干部一个不落地都成了“走资派”。如今确有人给汤山小饭馆里下了毒，曹长青便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谁给中国下了毒？”
曹长青的逻辑和共产党毛泽东有什么不一样？
二、科盲郑义居然也好意思质疑死亡人数
如今国内报导了文科学人与作家和传媒从业人员的“科盲”问题。由于共产党的偏科教育，造成文科生与作家和传媒从业人员的科学常识几近于零，笑话百出。最典型的是曾轰动一时的《新星》作者柯云路居然笃信起人体特异功能来了，而且信得如醉如痴。海外则有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远志明信基督教信得比西方基督教士还执迷，信到中世纪教会的程度。
就算没信特异功能，没信宗教的文学之士的科普常识也是一塌糊涂，思维逻辑一片混乱。远的不说，《老井》的作者郑义九月十九日发表文章评论《南京特大投毒案与新闻封锁》，声称∶“据大陆网友以及海外媒体报道，到今天（星期二）为止，中毒者人数已超过1000人，死难者人数众说不一，有的说百人以上，有的说有二百以上。”
等中国政府的官方报导数字一出来，中毒两百，死亡三十八人；海外传媒又立刻一片哗然。非说政府“贪污”了中毒和死亡人数。
当时由于时间紧急，确认的死亡人数只统计到了三十八人。如今这个数字上升到了四十二人。诚然，政府有压制传媒报导之嫌，但传媒的报导确实太过夸张，尤其是中国的传媒从业人员科普素养奇差，说风就是雨。
就以郑义所说的中毒一千人估计，则该小饭铺至少得卖出去一千份早点。如果药性快的话，后面排队的人还来不及买到早点，则在药性发作之前这么短时间里能卖出一千份早点的饭铺该是多大的规模？多好的生意？这么好的生意，怎么别人不来抢？
一个小饭铺制作一千份早点要什么样的制作规模，要有多大的厨房？在药性发作之前卖出去一千份早点要什么样的服务规模，要有多大的柜台和多少服务小姐？这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数学，只要有一般生活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传媒报导。可郑义偏偏就信。
毒药和所有的药物，包括阿司匹林一样，效用剂量是按体重来计算的。一只老鼠体重不过半两，而一个人的体重平均都有一百来斤。毒死一个人的剂量足可以毒死两千只老鼠。毒死十个人的剂量可毒死两万只老鼠，而毒死四十人（38-42）的剂量足可以毒死八万只老鼠。下毒者总共只买了八块钱的老鼠药，而毒药的药性是在两百份早点卖出去，吃完了之后才开始发作，药性比特务一咬领子就死的氰化钾差远了。能毒死四十条人命，已经是老大的毒效了，而传媒还不罢休。郑义非要毒死两百人才过瘾。这都什么心态？
中共在死人问题上确有隐瞒，但那只是隐瞒它自己作的恶和自己的工作失误造成的死亡。这次汤山投毒案并非中共蓄意制造的，而且正值十六大准备召开之际，正可以利用此事来作为新一轮“严打”的借口。从中共的利益考虑，它并无隐瞒死亡人数的动机，应该夸大死亡人数才对。
顺便说一句，我也没亲临现场一个一个地查点中毒和死亡人数。即使我真的亲临现场，也会和所有的传媒从业员一样，无法核实。因为初来乍到的外人，无法掌握和了解整个管理系统的全貌，而系统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相对准确的统计只可能来自官方，而如果官方真要刻意隐瞒或夸张的话，外界还真没办法。
我凭自己的直觉认为事件发生地的官方报告（中毒两百死亡四十）和郑义援引的“大陆网友以及海外媒体报道（中毒超过一千，死亡两百以上）”两者之间，官方的报告更可信。
可是郑义这个夸张其辞的报导却经过“自由亚洲”电台发遍了全中国，发到了全世界。这难道就是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的敬业精神吗？美国不是一向以敬业精神（professional）傲视中国人吗？
封锁这样的新闻，不但可以让郑义者流少漏点丑，也可以让“自由亚洲”电台少漏点丑。其余如刘晓波云∶《人命关天还是党权第一》等，固不足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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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南京特大投毒案与新闻封锁
作者：郑义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9月19日讯】南京发生的特大投毒案震惊世界。我要向所有的死难者致以沉痛的哀悼。但仅仅致哀是不够的。据大陆网友以及海外媒体报道，到今天（星期二）为止，中毒者人数已超过1000人，死难者人数众说不一，有的说百人以上，有的说有二百以上。惨剧的第一批受害者是在凌晨四时五十分左右送到解放军南京八三医院的。医生立即发现，这将近60位受害者全都刚刚吃过在早餐店购买的早点，于是，医生立即向警方报案，并建议火速关闭汤山镇早餐店。这个时间是凌晨五点左右。但是，当局直到早上将近八时才查封了早餐店。也就是说，至少有将近1000人是从五点到八点这段早餐高峰期中毒的。因此，警方行动迟缓，负有极大的责任。另外，新闻管制也要付极大的责任。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实行新闻自由的国家，比如在美国，第一时间里电台电视台就会向全社会发出警告。在美国，媒体实际上一直在监听警方的通讯，往往记者到达现场比警方还早。
对我们这个生态环境节目来讲，我想谈的是，这种新闻管制，也是中国生态灾难越来越深重的原因之一。让我们以淮河特大水污染为例：1994年夏，淮河又爆发了一次特大水污染。两亿立方米高浓度污水形成了100多公里成长的污染带，久滞不去。一夜之间，以淮河水维生的盱眙县立刻陷入瘫痪状态。20万人断水，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政府瘫痪，军队紧急出动，运水救灾……但是，如此严重灾难却没有在媒体上得到任何及时反映。一周之后，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国青年报》才以新闻照片的形式小心翼翼地披露了盱眙特大水污染。直到第十二天，江苏省报才极为谨慎地报导了“旱情”，而完全回避了“污染”二字。8月13日，即特大水污染爆发半月之后，《人民日报》才进行了较为客观报导。其实，淮河流域历史上首次水污染发生于1974年，媒体隐瞒不报。1978年那次特大水污染爆发时，当时的市委书记黄驭极为沉痛，含泪指示秘书“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给人民！”但封锁消息的原则高于一切，仍然没有一个字的报道。就这样，官方媒体沉默了整整20年。只是在淮河已病入膏肓，没法子继续隐瞒之际，才不得不进行公开报导。如果全社会了解真实情况早20年，也许淮河的情况就不会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的程度，因此而患病和死亡的人数也就不会那样多。
对于核污染，中国媒体更是守口如瓶。新疆核试验场中心（黄羊沟）的情况，也是几十年后人们才多少有所了解。一位曾经在新疆工作多年的旅美学者，在一篇发表在海外的文章中描写了试验场附近的惨状：
“……那里核污染情况，已到了怵目惊心的程度，凡是靠近核试验场方向的树木，树叶全部脱光，长满鱼鳞片的皮肤病患者和毛发脱落等症，随处可见。试验基地每进行一次核爆炸，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便向中国递上照会，严重抗议，说是原子放射的尘埃，已随风飘到日本上空，污染了日本的环境，而近在试验场数百里之内的几百万中国人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却默默忍受著所有核污染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三十六团的驻地，离开试验场只有百多里，又处在下风口，那里的核污染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树木光秃，麦子没有麦芒，短短地贴近地面。那里没有虫害。害虫和益鸟早已逃离此地。昆虫动物可以作这种选择，而人却不能。兵团的准军事制度和人身依附的户籍登记制，把三十六团近万名农工及家眷孩子，死死地拴在那里。”──他只提及了准军事制度和户籍制，没提新闻封锁。
再例如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及其教训，政府对民众实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封锁，连“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内，都被新闻封锁剥夺了知情权，连举手表决三峡工程时都不知道三门峡的大惨败，这又间接铸成了三峡工程之大错。
此类事例，可谓成千上万，不胜枚举。江淮流域91年大分洪、长江98年特大洪水溃堤、75年板桥石漫滩水库群垮坝惨剧等等等等……
新闻封锁关闭了全社会的警报系统，加重甚至制造了中国人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与灾难。
(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dajiyuan.com)
9/19/20022:49:51AM
【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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