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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个人的生死搏斗(9) 八月16-25日
八月16日
老庄被转到橙县的安那罕公园医院里去了. 没有人事先知道这件事情.
我到了病房一看, 老庄昨天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以为他是换了一个房间. 但一问值班的护士, 这才知道他被转到另一个医院里去. 由于老庄的家属不在,因此医院可以按照医院的他们自己的规矩将他给转出去, 而不必得到我们的同意. 所以, 我虽然对他们这样的安排感到相当的不满和忧虑, 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不过, 有一点使我感到欣慰的是, 哪位值班的护士告诉我说, 安那罕公园医院是一家专科医院, 专门提供长期的复健治疗给那些诸如脑瘫,中风,及半身不遂的病人的. 庄先生转到这个医院, 对他的长期治疗来说, 倒是有好处的. 听她这么一说, 我又稍稍觉得这是个好的迹象. 说明他现在的病情, 大概是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了,开始进入到一个漫长的康复的阶段.
我问在值班室里的一为从香港来的,专精大脑神经治疗的车大夫,象庄先生这样的病人,完全康复到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有多高? 他思想了一下告诉我说,只有5%. 车大夫说,完全康复的机会并不是没有,但是非常地渺茫,不过,有些时候,的确是有一些奇迹发生的. 他说,老庄并不是完全没有康复的机会,就只能期待神迹的发生了. 就象他从死里复活一样.原先预估他只有10%的机会能活下来, 但他竟然就活过来了. 可见, 还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我问车大夫, 可以将这些话告诉老庄的太太吗? 他说, 是的, 应该告诉她们. 应该让她知道先生的病情如何. 我楞了半天.不知到底该如何 应对才是. 我知道在这一点上, 我还没有办法完全适应美国医生的这种坦诚到冷酷的职业道德. 我没有勇气告诉他的太太说, 你先生只有5%完全恢复的机会. 相反的, 我总是对她说: 庄先生他恢复的过程可能会相当的漫长,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要对上帝有信心. 我觉得这样说, 可能听起来更含蓄一点, 更适合中国人的心理习惯一些. 这就是我所能说得出口的全部了.
八月17日
我估计了一下, 从我所在的这个城市, 开车要花50 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到达安那罕公园医院. 如果病人的家属来了,住在我们这里的话,那么, 她们每天的往返行程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障碍. 我们不可能每天往返于这两个城市之间, 来回地接送她们. 乘公共汽车就更没谱了. 但是, 如果她们不住在我们这里的话, 那她们就要到医院附近找个地方住下了. 那样的话, 就有另外的问题出来.
我看了一下医院附近的环境:这是一个完全美国人的社区. 大概有一些中国人, 但估计不会太多. 而且即使有的话, 住得地区也一定非常地分散. 如果她们想要租房子的话, 医院的隔壁倒是就有出租的公寓,然而, 我估计这里一房一浴的公寓, 月租金说什么也不会低于$700美元吧. 探访固然是方便了, 每天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医院了. 但生活和工作怎么办呢? 这对她们来说肯定是一个大问题. 房租能否付得起是一回事. 但孤零零地住在这样的公寓里, 感觉上就和住在一个警闭室没什么两样. 对两个初到美国的中国人来说, 大概就和象两个哑巴和聋子掉进了一群陌生人当中没什么两样. 上街, 购物, 乘车, 找工作等等, 这些我们日常非常习惯的小事, 可能都会成为她们痛苦的折磨.
刚刚跨进这所医院的大门的时候, 我就闻到了一股说不出的怪味. 大概是各种的药水混合着屎尿的味道. 我说不清楚. 里面的病人, 果然都是瘫痪在床或已经成为植物人的那种病患. 能走动的病人, 也大多数都是坐在轮椅上的,上 了年纪的老人, 脸上都是一付木然的混沌表情. 我琢磨着, 所有的这些病患们, 都是一些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料理能力的人. 大小便都得在床上解决吧, 所以, 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屎尿的味道就不足为奇了.
老庄躺在床上,依然是那个老样子.看来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改善. 依然是非常地疲倦. 虽然眼睛可以睁开一会儿, 但马上就因为体力不支, 又要立刻合上. 而且, 他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 无论是高兴还是痛苦, 都无法通过脸部肌肉的运动表达出来. 只有在我问他, 能否动动他的手指头, 以表示他听懂我在说什么的时候, 他才会有反应. 我注意了一下, 这样的反应似乎不超过5 分钟, 你再跟他多说一些事情的话, 他就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仿佛就掉到了一个沉沉的,无边的, 黑暗的梦乡里去了.
八月19日.
我们开始为庄太太的下一次签证做准备. 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才能拿到这个签证, 但我们的目标是从美国的本土这里, 通过 “政治渠道”来尝试新的努力. 说来这也是网上的那些不熟悉的, 陌生的网友们给我的建议. 我觉得这是一条可行之道.
在没有采取这个步骤之前, 我就有些酸溜溜地想了: 咱们平时付给山姆大叔的税可也相当可观的. 好不容易, 咱这才逮着了这么一个机会, 也让这些由赋税人供养的美国的政治家们, 服务服务一下我们这些美籍华裔的赋税人们, 那付出去的那些个的税钱, 也算是没打水飘吧.
我非常感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素未谋面网友. 是他帮老庄的家人介绍了一个看来在本地的政界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位美国老先生. 说起来,这位网友的介绍还来的非常是时候. 当我正在为到底应该找那一个本地的议员而烦恼. 正在想着如何到网上搜索一下这些议员们的资讯呢. 因为说实话, 我从未想过在美国自己会有什么麻烦的事, 会有需要这些议员先生们的帮忙的时候.
他及时地向我推荐了这位看来对中国的情况相当熟悉的老先生. 而且, 十分凑巧的是, 老先生的办公室离我工作地点大概只有20 分钟左右的车程. 他一接到我的电话, 就对我说, 你今天下午的任何时候, 都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一倘, 看看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地方.
在我简单地向他介绍了一下老庄的情况之后, 老先生对我说, 这件事情, 根据他的经验, 看来非得通过 “政治影响”的渠道才能解决. 按老先生的说法, 不幸的是, 中国每年都有太多的人在伪造各种各样的文件,企图偷渡来美. 如果不是通过这种”政治影响”的话, 要得到来美国的签证, 的确是非常困难的. 而所谓的 “政治影响” 就是由美国本地的政府官员们, 直接和大使馆的人沟通这件事情. 据老先生说, 即使是这样, 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大使馆那边的签证官, 照样可以对上面的压力不理不睬. 很多时候, 即使是议员出面, 都有可能遭到他们的拒绝的.
另外,他告诉我说,他非常熟悉的,经常保持联系的一位本地的议员, 眼下正好出差去了. 现在他只好给我介绍另一位议员, 是一位他不太认识, 也没什么来往的, 住在格兰岱尔选区的国会众议员的议员, 或许他能够帮上我们的忙. 老先生告诉我,这个议员的名字叫大卫.左莱尔.
他帮我挂了个电话给这为大卫. 左莱尔的办公室. 不巧的是, 这为议员先生同样也不在办公室里. 不过, 他的助手, 一位叫理查得的年青的小伙子,却非认真地告诉我们, 他可以将我们的事情, 转交给这位左莱尔先生来处理. 他要我当天就过去, 到议员先生在格兰岱尔办公室去一倘, 把老庄的事情, 从头到尾给他解释一下.
离开这位老先生的办公室, 我就驱车直奔左莱尔议员的办公室. 半小时不到的时间, 我就见到了那位个子高高, 胖胖的小伙子理查得. 我们在议员的办公室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的光景. 他告诉我说,他一定会将情况转告议员大卫. 左莱尔先生. 让他直接和国务院和领事馆的官员谈谈庄先生的事情, 争取以一个人道主义的理由, 让庄的太太由某种紧急的通道, 获得来美国的签证.
他要我去办两件事情,一是找庄太太签署一份给左莱尔先生的授权书.而另一件事情是再从新要一份医生的病情陈诉. 时间从必须是从7月22号哪天开始,一直到眼下.
离开他议员的办公室, 我就一直在上下盘算着庄天天的下一回获得签证的机率有多大? 我相信议员先生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这一点我没有半点的怀疑. 只是, 他们的能力和努力能有多少的成果? 我实在没有一点儿的底. 我相信理查得的会尽他的努力. 只是, 在这件事情上, 除了有一点而 “人道”的理由外, 帮助一个他们一点儿都不认识的外国人, 对于他们来说, 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麻烦事. 即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利益, 譬如什么选票阿什么的, 更谈不上什么经济上的利益. 我倒非常想知道, 他们到底愿意尽多少的力?
八月20 日
庄太太给议员先生的签名授权书, 我第二天就就拿到了. 可是医生的病情陈诉报告却一直没拿到. 大概是由于乔托大夫的诊所正在忙着搬家的缘故.
但是, 当今天早晨我再一次打电话到他的诊所里去的时候, 一个接线生却告诉我说, 他的新诊所这一个礼拜都不会开门.医生本人也不在. 要到八月26 号以后才后来. 我问她, 我有急事, 非要找医生帮忙不可, 我从上个礼拜四开始就一直在找他. 需要他给一位病人写一份医疗报告. 所以我必须找他谈谈. 可那位接线生毫无表情地对我说, 很抱歉, 她实在是爱莫能助. 我有什么急事, 只能留下我的姓名和电话, 然后由她来帮我转告给大夫. 否则, 就要到下个礼拜一之后.
不管我好说歹说, 她就是不愿意立刻帮我找到这个乔大夫. 我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挂了电话, 心想, 没什么好办法了, 耐心等吧, 很多时候, 世界上的事情, 哪怕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你都得等人家放下了手头上的事情之后, 才能替你去办理吧.
八月22 日
今天只好是老庄出车祸一个月整.自从他搬到安哪罕公园医院以后, 我就去看了他一次而已.实在太远隔了.没法每天往那里去. 牧师给医院打了个电话, 我他们能否将老庄转到离我们近一些的医院, 以便我们容易去照顾他呢? 医院那边的答复是,他们帮我们打了好几通电话去寻问这附近的医院,但得到的答复却是: 目前都暂时还没有空床位.所以, 在近期之内, 他还是必须呆在安纳罕医院.
不过,今天有点而意外地得知, 乔托大夫的那份病情报告已经有了.而且已经在理查得的手上了. 我感到非常地意外. 因为直倒早晨的时候, 我还在为这件事情头疼. 我把警察的车祸报告和庄太太签名的那份授权书给理查得传了过去, 然后,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这个小伙子, 非常遗憾地对他说, 所有的东西都齐了, 就差这个医生的报告了, 因为大夫不在.至少必须要等到下礼拜一才能那到这份医疗报告.
当时我的想法是, 我不想再坐等下去了. 即使没有医生报告, 我们的手头上也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证据了. 警察的报告上, 对老庄的伤害情况已经描述得够详细的了. 如何有头脑的人, 都会知道这绝对不可能是一份伪造的东西. 我想劝说理查得不要再等乔托的医疗报告了, 可以用我们手头上现成的这些材料先开始我们的工作.
但我没想到小伙子说, 他已经将此事给搞定了. 医疗报告已经到手. 他手头上已经有了一份非常完整的报告.这使我挺感到意外的. 就问他这份报告他是如何得到的 ? 是谁写的 ? 他说,就是乔托医生的报告阿. 我们和昆斯医院,还有乔脱大夫联系了一下,他们马上就将报告给我们传过来了.
我真是大喜过望.心想我们还在那而瞎操心呢, 人家已经把事情都给你办妥了. 而且很有可能前几天就办妥了. 反倒是我自己在那里束手无策, 傻乎乎地干耗着, 白白浪费了那么些天. 看来, 很有可能这小伙子亲自打电话到医院里面查询了一下老庄的病情, 也和这个乔大夫谈了话. 毕竟,人家是国会议员的办公室, 一个电话打过去, 说什么都比咱们这小老百姓管用阿.
虽然我对这个乔托大夫的冷漠感到非常不满.(他既然已经给议员的办公室写了这份报告,为什么不打电话来说一声呢,害我天天在那里傻等) 但我对理查得这小伙子办事情的效率却十分钦佩. 我礼拜一打到他办公室里的时候, 他的秘书告诉我, 他出差去了, 要到礼拜四才能后来. 今天刚好是礼拜四.可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却把本来是我该办的事情给办妥了. 这使我感到非常意外. 我推测也许是他把这件事情交待了他的那个秘书, 也许是他自己在旅途中给医院挂了电话. 不管怎么说, 这小伙子不仅仅是在口头上对老庄家的不幸表示了一些关怀和同情而已, 在行动上也丝毫没有敷衍搪塞的样子. 虽然他是在替一个跟他毫无关系的外国人办事, 然而, 那种主动, 热心, 还有负责任的态度, 确表现出了一种非常高的民选官员的职业道德素养.
我已经习惯了过去在中国时跟 “当官”的那些人打交道时的那种刻板的印象:他们要么就是一付正耳八经的冷冰冰的面孔,要么就是一付高深莫测的,哼哼唧唧的鬼模样,再要么就是一副推卸诿过,敷衍了事的行事作风. 从小到大, 在我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上, 没有一次, 当我们需要这些当官的人替我们办事的时候, 他们是认真爽快, 尽心尽职的 — 你要么就得找各种的门路, 求爷爷告奶奶地贿赂他们. 要么就是, 恰好在你的关系和权力范围之内, 他们同样有某些利益上的需要, 正好有求于你.
能找到一个清清正正的 “公仆”替你办正事, 而你却不需要低声下气地出卖你的人格和品格, 也不需要担心由于你没有报答他的机会,因而他会在你所需要办的事情上敷衍了事,这样的经验对我来说, 好象是相当的新鲜和陌生的. 而且更感到好象有点而不太真实似的--当你体验过了权力的那种赤裸裸的丑恶后, 你真的很难想象, 权力, 在某些场合下,在某些时候, 其实也有它美好的一面.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
想到这个理查得, 我就有不由自主地想到, 在那个遥远的中国, 什么时候, 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什么时候也可以想我今天在美国这样, 理直气壮地, 大大方方地走进一个 “公仆”的办公室里, 毫无惧色地要求他们帮我们解决一些困难, 办一些我们无法办到的事情呢? 中国的老百姓, 他们还要等多久, 才能有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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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生死搏斗(9) 八月16-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