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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一缶：非暴力抗争的历史传承-杨建利与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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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 一缶：非暴力抗争的历史传承-杨建利与甘地 (169 reads) 时间: 2002-7-11 周四, 上午5:4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缶：非暴力抗争的历史传承-杨建利与甘地

上个世纪初，非暴力主义者甘地，坚持和平的理念，在印度本土，自己的

家园，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囚于监狱。本世纪初，非暴力主义者杨建利，带

着同样的理念，返回中国本土，返回自己的家园，而被中国政府拘捕，眼

下正囚于不知何地的监狱。历史清晰地记载着大凡坚持非暴力抗争与和平

理念的人，从甘地、萨哈洛夫、昂山索姬、曼德拉，到杨建利，几乎无一

幸免地被投入黑牢。一个世纪之前如此，一个世纪后依然如此。而将非暴

力主义者投入黑牢的竟毫无例外不是殖民政府，军事独裁便是专制极权。

上个世纪初，甘地面对“太阳不落”的大英殖民帝国，以其“羸弱而没有

物质和财富资助的身躯，证明了隐藏在受侮辱和穷困的印度民族心中的温

柔和谦卑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泰戈尔语)，从而领导印度人民以不抵抗

不合作的和平斗争方式，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印度的独立，被誉之

为印度“独立之父”，从而成为世界著名的非暴力主义者。世人普遍认为

甘地乃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虽然他与该奖失之交臂。其实，未

能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乃是评委会追悔莫及的疏忽。

本世纪初，有个叫杨建利的中国人，在中国民主运动面对暴力喧啸而困惑

迷茫的时候，力排众议，坚持不渝地宣传非暴力主义与非暴力抗争原则；

在中国民主运动有人颓唐有人脱逃的落潮时期，坚韧不拔，持之以恒，严

肃思考着中国政党政治和宪政民主的大政与策略。在中国经历了整整一个

世纪的暴力，即战争暴力、阶级暴力和国家暴力之后，杨建利于二十一世

纪初，重新开始了对非暴力原则的系统思考、论述和传播。

甘地面对的是殖民统治，杨建利面对的是专制极权；甘地的奋斗目标是印

度独立，杨建利的奋斗目标是中国民主。然而，他们为了达到各自的奋斗

目标而制定的原则却是相同的，无论是甘地的“不暴动”原则，还是杨建

利的“非暴力”原则，都体现着面对暴力当局，人民的和平与理性的精神

。甘地以其宗教的虔诚进行着灵魂的搏斗，杨建利以理性的召唤从事着精

神的较量。甘地能胜利，为什么杨建利不能？

甘地的“不暴动”原则，可归纳为：不暴动原则、不抵抗原则、和不合作

原则。

杨建利的“非暴力”原则，可归纳为：非暴力思想，非暴力策略、非暴力

抗争运动发展阶段论。

甘地认为“不暴动”无限量地优于“暴力”。他将是否反对暴动视为人类

与禽兽的区别，并指出暴力足以使人类堕落。甘地说：“暴力适足以降低

那些使用它的人的品格。”1甘地又说“不暴动是我们人类的法则，正如暴

动是禽兽的法则一般。”甘地还特别指出不暴动是牺牲的法则、受苦的法

则，“‘不暴动’并不是说柔弱地屈服于作恶者的意志，而是竭尽个人的

全心灵上的力量去反对那暴君的旨意。……但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代

价就是受苦。这是一条伟大的法则。受苦是人类所以为人类的界线”。甘

地把不暴动提升到人类自愿牺牲和受苦的精神境界，不暴动是指主动的自

愿的不暴动，而不是迫不得己的被动的不暴动。他批评说：“因此，像这

样看来，我们主张不暴动，也好像是因为我们不能暴动的缘故了。我们好

像是各人心中都隐积着复仇的心愿，只等着时机发动了。这样的不暴动，

是弱者不得已的不暴动，哪里能产生真正的自愿的不暴动呢？”显然，甘

地定义的“不暴动”是强者的选择，而“暴动”则反而是弱者的行为。甘

地号召人民“情愿为公理与自由的永久理想而牺牲自己”，甘地的牺牲精

神是宗教的虔诚，宗教的精神。印度独立的历史证实了手无寸铁的不暴动

的甘地和他的人民才是真正的历史的强者，因为他们最终以和平的方式战

胜了武装的殖民政府，并把他们驱逐出境。

杨建利的“非暴力”思想是以中国的宪政民主为出发点的，他在《非暴力

原则与非暴力抗争运动》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非暴力”思想是宪政民主的

道义支撑或道义力量，“非暴力可以创造道义的资源，道义可以呼唤高度

的理性”。宪政民主既然是民主运动的政治诉求，理所当然，只有在政治

行为上下功夫才能得以实现，要有“一套和宪政民主的目标相符合和直接

相关联的行动内容和行动原则”。杨建利倡议：“宪政民主与暴力断绝一

切关系”。他在《第二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开幕词中指出：“结束中

共专制的第一步，就是要和中共专制的暴力逻辑断绝关系。”他说：“我

们必须用和平的方式化解我们的冲突，我们必须在文明的道路上寻找我们

的前途，我们必须用民主和平的方式建造我们的未来”。这些年来，中共

暴政埋下了太多的暴力种子，以暴力制造仇恨和杀戮，以暴力纵恿野蛮和

兽性。但是，暴力不可能缔造博爱，不可能缔造和平，更不可能缔造民主

。以暴制暴，只能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带来更多的暴力破坏。从长远看，暴

力不仅制造物质破坏，经济破坏，而且制造精神破坏、道德破坏、伦理破

坏、文化破坏、社会结构破坏等等，正如杨建利说的，暴力是“是滋生野

蛮思维和行为的温床”，而与民主宪政的建设无辅。因此，杨建利主张的

“非暴力”乃是十分理性的选择，而“暴力”则是非理性的行为。宣扬暴

力，只图口头痛快；煽动仇恨，误导暴民运动；这比之“领导民众以恒忍

正义建造和平更容易”，但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非暴力者得道义而多助，暴力者失道义而寡助。在当今的世界

潮流下，只有非暴力运动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群体抗争运动。

甘地领导人民进行的印度独立运动拒绝使用一切暴力，当和平抗争受到殖

民政府镇压时，甘地号召人民面对政府暴力进行和平抗争，即便牺牲也绝

不抵抗。这就是著名的“沙特雅格拉哈”运动，即不抵抗运动。“沙特雅

”的意思是公平，“格拉哈”意思是尝试，合起来便是“公平的尝试”。

甘地早在南非与白人殖民者斗争时，就用“沙特雅格拉哈”来表达他的追

求在于不接受并坚决反对“不公平”。后来，甘地回到印度，将“沙特雅

格拉哈”的意义进一步修订为“真理和爱的力量”。当甘地向人民宣讲并

揭晓爱与真理的本性及它们隐藏的力量时，甘地显示了他的独特天才。与

消极抵抗主义的差异在于“沙特雅格拉哈”是积极的抵抗运动，是精神的

反抗运动，它所表现出来的途径，不是由于武力，而是由于爱、信仰和牺

牲的精神力量，因而是不可屈服的，只有它才是印度的真正的武器。甘地

将印度的命运与灵魂的力量连结在一起，而不是与肉体的力量连结在一起

，从而把人类的历史抬高，“把它从一个物质争斗的纷乱的山谷里，抬到

一个精神战争的高原上”(泰戈尔语)。甘地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是宗教的，

而在于他以宗教的虔诚去唤起民众内心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为印度独立的

政治服务。在宗教层面，甘地是个殉道者；在政治层面，他是领导印度走

向独立的伟大政治家。但是，没有宗教的甘地，就没有政治的甘地，也就

没有独立的印度。甘地正是以宗教的力量把印度人民凝聚成一道暴力不可

逾越的铁壁铜墙。

杨建利不仅制定了“宪政民主与暴力断绝一切关系”的原则，提出以“非

暴力”思想作为宪政民主的道义力量，而且为民主运动具体确定了一系列

“非暴力”运动策略。他在《四论非暴力原则和非暴力抗争运动》中所制

定的策略包括“非暴力”抗争运动领导人的素质要求，联络机制的建立，

口号与诉求的确定，把握运动规模与强度，进退有序与成果巩固，风险代

价集体承担，化镇压者整体为个体，等等。由此可见，杨建利并非那种满

足于口头制定原则的人，他切切实实地关心并具体研究“非暴力”抗争运

动的规律，研究其行进与发展，以及如何引导运动取得实质性成果。甘地

要求所有参与“沙特雅格拉哈”的人都具有牺牲的勇气；杨建立则要求风

险集体承担，尽可能降低参与群众个人的风险，而着重要求抗争运动的领

导人要敢于承担比群众更大的风险和牺牲，这是凝聚民心形成群体抗争局

面的最重要的策略。杨建利强调抗争运动要注重实质性成果，把握运动规

模与强度，不宜随意升级，不宜给当局制造镇压口实的机会，尽管当局一

定会镇压，特别是不可将运动引向极端。杨建利为非暴力运动制定的策略

以理性为盾牌，步步为营，进退有序，攻守自如，促进宪政民主运动沿着

良性的发展道路前进。

甘地在不抵抗运动与殖民政府进入对峙阶段时，将不抵抗运动提升为不合

作运动，并为不合作运动提供了有关策略。甘地和不合作委员会确定了若

干不合作方法，大致如下：

１．辞去一切勋位和荣誉职衔；

２．不参与政府公债的募集；

３．律师停止执行任务，一切的讼争皆以私方的仲裁方法解决；

４．公立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必须一致对这种学校予以抵制；

５．抵制官方的改良会议；

６．不参与政府的党派和其他公务机关的工作；

甘地率先退还长期以来殖民政府授予他的各种勋章，在他的感召下，律师

和政府官员相继辞去工作，公立学校掀起空校运动。不合作运动在短期内

便造成了殖民政府的瘫痪。如同一阵狂飙给于殖民政府以最后的一击，终

于在和平中迎来印度独立的曙光。

杨建利提出非暴力抗争运动发展阶段论。他指出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三个发

展阶段，即外力压政、借力参政和合力宪政。杨建利在《非暴力原则和非

暴力抗争运动》一文中说：“几十年来中国民运做的事情，包括今天我们

在海外做的绝大部份工作都属于外力压政的范畴。当外力压政到了一定的

程度，就要开始借力参政，也就是利用现体制中的机制把外力压政反映到

社会的各阶层的利益反映到制度层面，把外力压政的成果在制度层面巩固

下来，创造新机制为更大的借力参政准备条件。……外力压政和借力参政

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合力宪政的阶段，也就是解决中国的根本宪政民主问

题。”杨建利在《再论非暴力原则和非暴力抗争运动》一文中说：“没有

全面的民众非暴力抗争运动把外力压政推到应有的成熟程度，借力参政就

不可能，没有以非暴力抗争为主要特徵的外力压政和以推动自由选举为主

旨的借力参政的长期并进，将不会有合力全面宪政的局面”。十分遗憾，

杨建利尚未来的及对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各个发展阶段作出更为详尽的论述

便不幸于昆明被捕。

甘地十分鄙视怯懦，他认为一个民族如果怯懦和萎靡，则无可救药。甘地

鄙视怯懦胜于鄙视暴力，他说：“我宁愿冒千万暴力的危险而不愿使一个

民族萎靡困顿。我愿印度用武力来保卫她的光荣，而不愿她畏怯地成为受

侮辱的受害者。”请不要误解，甘地在此的用意绝不是纵容暴力而是痛恨

怯懦。甘地崇尚的是面对死亡而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能做到无畏才能面

对殖民强权而无畏。

杨建利同样鄙视怯懦。他为非暴力抗争运动制定的第一条策略就是要求“

非暴力抗争运动的领导人首先必须是勇敢的”，必须敢于承担比群众更大

的风险和牺牲。杨建利是如此这般地说了，更是如此这般地去作。他现在

正坐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正是他藐视专制，藐视强权，藐视共产党监狱的

结果，正是他带头承担风险不怕牺牲的表现。

甘地明白要建设一个新印度，必须从印度的本土中造就出一种纯洁强健的

新的灵魂。甘地并不创立新的法典，但是他的“不暴动”精神创立了新的

人格，奠基了一个独立的印度的诞生。

杨建利明白建设一个新中国，一个民主的中国，比建设一个新印度，一个

独立的印度要艰难得多。因为中国民主运动必须创立一部新的法典，即中

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创建一个使得该法典得以执行并受监督的民主机制，

即宪政民主；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涤荡共产党文化，清理被它强奸了的中国

人的灵魂，和污染了的民族精神，创立一个崭新的中国人的人格和民族精

神，然后才会有一个新的民主的中国诞生。杨建利正是用他的人格力量和

求是探索为着民主中国的诞生奠基。

路漫漫，其修远矣。杨建利和他的同仁们将历尽千辛，上下求索，沿着甘

地的足迹，超越甘地的足迹，坚持非暴力抗争，为着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

国而奋斗。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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