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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与胡平先生讨论“六、四”反思及“合法性崇拜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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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与胡平先生讨论“六、四”反思及“合法性崇拜症”问题   
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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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文章标题: 与胡平先生讨论“六、四”反思及“合法性崇拜症”问题 (346 reads)      时间: 2002-6-29 周六, 上午9:41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由高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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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注：



这是“大家论坛”上昨日（5.28.2001）胡平与网友对谈中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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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语录】：似胡安宁兄这样，转为对民运策略的正面探讨，岂不更好？





胡平兄：



谢谢您的回答。



总结起来，您的答案有三：



一、怀疑“那位传话要武力介入的军人”之本意有诈；



二、八九民运的实践，实际已冲破了“合法”的界限，因此，导致失败的原因不是、至少主要不是“迷信合法性的问题。”



三、盲目崇拜合法性的人自然是有的，但此不仅不包括您本人，而且也未在民运中形成某种主流倾向，更未构成我所一再批评的民运战略策略上的主要危险。



以上我的理解若有误，有曲解您意之处，请先指出来。



以下是我的讨论意见：



其实，这是您一贯的答案，即：假命题论。我说这是民运战略策略指导思想上的主要病根，您则认为何谈病根，连有此病否都大可怀疑。既然无病，故相关的批评也就是“无病呻吟”了。所以说，在如何用药如何疗病之前，先得有一个是否承认有病、是否承认患某种特殊病情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分歧，即“‘合法性拜物教’主导民运多年”之命题是否成立？我记得，当年您拒登我与郭罗基先生争论“革命”与“改良”的文章，持的就是这一“假命题论”。



对此，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我和一些持相同意见的朋友无病呻吟、无的放矢、无事生非；一是，您老兄不识此病真面目，只缘病入膏肓中。



前年，我曾对您的这“假命题论”又如下尖锐的批评：



有朋友说：民运中的“革命与改良”、“合法与非法”、“公开与地下”之争是一个假问题。问题既假，争论与反驳自然亦无须当真。这是改良派在遭到有力驳斥时祭起的一块盾牌。真是“假问题”吗？如果这是一个假问题，那么，试问：自89民运失败以来，我们那么多民运山头，真正将其兴趣、资源投放到“革命”、“非法”、“地下”的有多少？如果这是一个假问题，那么，我们的那些号称民运理论家的民运理论，对“革命”、“非法”、“地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阐述了多少？如果这是一个假问题，我们那些年复一年召开的各种民运研讨会，又有哪一次讨论过“革命”、“非法”、“地下”问题？如果这是一个假问题，那么，我们的主要民运刊物，从《中国之春》到《北京之春》，这十多年来，又有哪一期是以这“革命”、“非法”、“地下”为其封面主题的？倘若我们再对照一下那连篇累牍、汗牛充栋、铺天盖地、乐此不疲的“合法性崇拜症”的文字，这给所谓“假问题”论不是造成一个强烈的反讽吗？



现回到您的三点答案：



关于第一点，在逻辑上是成立的。或许，那“军人”真有诈，但即使如此，也无法构成对我所提问题的反驳。因为我是指：当时作为广场学生之“精神导师”的知识菁英们，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兵变”这根弦，压根儿就没有“变天”、“取而代之”这根弦。您脑子里一心想的只是“和棋”，那棋局上就哪会有可能战而胜之呢？如此战略战术，最终就只可能是败而逃之了。相反，倘若您一心想战胜对手，最终倒还真可能战出“和棋”来。可见，如果您心里真有“当强者”、“改天换地”的弦，别说有军人主动来联系，就是他不来，您也会主动去找他！怀疑来人有诈，对于“有弦”者，只是提高警惕、谨慎操作的问题；而对于“无弦”者，则会以此为借口，无所作为，逃避责任。



关于第二点，这多少有点是在玩“合法－非法”的概念游戏。谁都知道，当时在北京的占领广场，挡军车、呼吁士兵抗命，等等，都是作为一种“合法斗争”的诉求来实施的。即使它有着如您所说的“明确否认当局政令的合法性”之意义，但它也仅局限在利用或企图利用人大的合法性来否定国务院戒严令的合法性这层“合法性争议”的狭小范围内才对。因此，将这类“合法性争议”的实践，严格地说是将这类（当时特殊条件下）基于人大立场被视为是“合法”、而基于国务院立场则被视为“非法”（随便一提，这就是马悲鸣所一直坚持的“学生非法”的准则）的行为，当作今天反驳我的“八九民运太过拘泥于合法性”之教训，在逻辑上是相当牵强附会的。这就如同对于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之类行为，您同时、且又交地替使用着两套标准来迎战论敌：当您需要强调“合法性”时，您使用“打着红旗”部分去迎击诸如马悲鸣的有关“非法性”指责；而当您需要强调“非法性”时，您又使用其中的“反红旗”部分去反驳诸如高寒的有关“合法性”批评。不过，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论证的雄辩不如说是解套的机智，是一种机智的诡辩术罢了。



关于第三点，其中所涉“假命题”部分，已如前所述。这里我想特别提一提南斯拉夫反对派去年的胜利。尽管他们是处于合法反对派的地位，尽管他们在进行着合法的竞选，可他们却一刻也没有放松非法准备的一手。一旦政局陷入危机，他们当机立断，运用早就准备好的军队和警察中的力量之暗中配合，调兵遣将，由实际是有武装的平民一举“非法”占领议会而获成功。可我们，不仅至今谈不上丝毫合法空间，而且还至今一再鄙薄“非法斗争”。这样的中国民运，还有成功的指望吗？试问，在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印尼人、南斯拉夫人的成功的民运面前，我们的衮衮民运诸公们还不应当深刻而严肃地反省自己某些致命的局限吗？



更何况，无论本人从理论角度，还是封从德基于实践，抑或是胡安宁从他常自鸣得意的“操作”立场出发，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队伍、尤其是核心层队伍的建设。而又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您似乎不仅在理论上未曾意识到，而且在实践中也轻忽了它的迫切性（我的意思是，您所主持的《北京之春》毫无此等抱负及敏感－－仅以办一个“同仁杂志”为满足，当然这涉及另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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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胡平答高寒：



我不怀疑连胜德，但我怀疑那位传话的军人。真要武力介入，用得着和学生领袖商量吗？不怕别人泄密，不怕别人出卖吗？会不会是圈套呢？



八九后期，一直有所谓某某军和某某军打起来了一类传言，也一直有人(广场上有，海外也有)发表演说和公开信之类，鼓励军人不执行屠杀人民的戒严令，站在人民一边。这不是明确否认当局的政令的合法性吗？戒严令后，百万民众公然抵制，六四后当局发出通缉令，多少民众拒绝配合，还努力掩护被通缉者，这不是明确否认当局政令的合法性吗？



盲目崇拜合法性的人自然是有的，对此展开理论上的批评也是应该的。但有些问题并不是迷信合法性的问题。



谢谢你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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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寒问胡平：



胡平，您好！请听听连胜德的反思，再想想知识菁英们的责任！





胡平，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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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胜德，这位当年的天安门外高联主席就亲口对我痛悔地提起过，当年曾有伞兵去与之联系，而他却去向中共告了密：“有伞兵来与我们接洽教我们在广场怎样点火迎空降，可我当时竟然傻到通过地震紧急渠道去中南海向中共检举报告了－－我们当时一个心眼想的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呀！”（在场－－开车从华盛顿DC到纽约的途中－－听者有李进进可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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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在今天纪念六四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共同来思考一下目前对民运来说最为急迫的“从此岸到彼岸”，即从专制向民主转型之民运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也希望民运朋友，和关心中国前途的网友们都来思考这个对我们来说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难道还有比这更有意义的纪念和反思六四的事吗？



很高兴、当然也有点遗憾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交流。我们都住在纽约、且都在皇后区，可却很少交流。这倒不是范似栋最近每贴都忘不了要挑拨离间地说的那样我们曾“吵过架”。其实，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之间互相见面彼此连重话都还未曾说过，我们每次都那么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可也有点“冷冷冰冰”。我当然和人“吵过架”，但绝对不会是您。至于我曾写信激烈批评过作为主编的您，并至今还未放弃向《北春》封笔的抗议，但这与庸人之言的“吵架”哪沾得上边？



您至今对六四的的反思是“妥协”不够，这也代表了相当多的“菁英”们的意思；我并不完全反对您的这种见解，但我觉得它至少很不全面。而我从另一个角度的反思则是：六四太拘泥于合法性，完全没有意识到政治是实力的较量。连胜德，这位当年的天安门外高联主席就亲口对我痛悔地提起过，当年曾有伞兵去与之联系，而他却去向中共告了密（在场听者有李进进可作证）。这当然不能怪学生，而应“怪”一大帮鼓吹“合法性拜物教”的所谓知识菁英，把年轻娃娃们的心给“导”糊涂了。这其中恐怕也包括老兄您！





因此我认为，“合法性崇拜症”实乃致民运一次又一次失败之病根。在纪念六四十二周年的今天，我希望我们一道来反思。



前几天，看了王丹的对话，令我十分失望。他说，要花大气力于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的理解是指诸如“建国方略”、“治国之道”什么的。其实，难道诸如此类的东西民运还谈得少吗？王军涛曾主持的那个战略所，不就编过厚厚的一大本“宪政治国方略一百条”什么的吗？可是，即使说那全是好宝贝，可也至多只能明天才能派上用场的啊！因此，我感到倘若王丹没有意识到要从他过去深受其影响的那些“菁英”们的卵羽之下脱身出来，他就永远谈不上成熟。这不仅指政治上，也包括做学问上。这些是无论媒体怎么捧都捧不出来的。



下面是我的另类思维的反思，不知您意如何：



我认为，89民运的失败，更深层的原因应为：没有自觉的民运地下组织来领导这场运动。质言之，在1989年，中国的‘体制外’民主运动还尚未成熟到要以非法斗争去促进并领导合法斗争这样的自觉程度”、“当民运的高潮到来时，由平时就‘时刻准备着’的地下民运组织来运作，与由临时凑合而成‘菁英群体’去运作，绝非同一码事。……因此在一个人民的结社、出版、言论等权利均被剥夺殆尽的集权社会里，对于一场大的群众性街头抗争来说，其临时指挥机构的背后有无民运地下组织的强有力的影响和领导，其结果会是大不一样的。俗称：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倘将此话中‘看’改为‘干’，即：外行干热闹（干得欢），内行干门道，那就可说是一语道破了89民运进退失据的真谛。



今天，我不仅仍然坚持自己的这个见解，而且，我还想将这个认识更推进一步。我认为：在1989年，中国民运的主持者们，压根儿就没有去思考、或是有意无意地回避、排斥、拒绝和抵制“兵变”这样一种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往往是最有效的外科解决手段这一事实本身，可以说是中国民运在当时尚未脱离蒙昧、自发状态的一个极其显著的标志。这一点，不仅与此后的罗马尼亚革命，与91年俄国军队的倒戈形成幼稚与成熟的鲜明对照，而且还在去年印尼军队严守“中立”而致苏哈托独裁政权跨台的事件中，更在在得到了印证。事实上，现在已有越来越多所披露出的材料证明，在89年的中国，中国的民主运动曾经是有那么一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遇的。这不仅从当时以张爱萍为首的一大批中共军队元老上书反对镇压一事可以看出；不仅从直接被派进京戒严的第38集团军徐勤先军长公然抗命一事可以看出，而且还从北京一些相当有实权的中级军官关于议论“兵变”的回忆（“我们当时真不知去与学生中的谁联系”），从外高联某学生领袖的回忆（“有伞兵来与我们接洽教我们在广场怎样点火迎空降，可我当时竟然傻到通过紧急渠道去中南海向中共检举报告了----我们当时一个心眼想的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呀！”），等等，等等，多方得到了印证。



是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多么动听的辞藻，多么纯真的愿望！可是它在中国换来的却是“血腥、屠杀、大镇压”。真是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其实，在政治上，任何口号，任何谋略，只要你对它陷 入某种盲目性，只要你将其视为包治百病的万应药方，这本身就是走向灾难的开始。因此，对和平、合法斗争的偶像崇拜，与对暴力、非法斗争的盲目迷信一样，都统统不过是中国民运中的一种蒙昧，而这两种貌似两极对立的东西，其实在民运幼稚病这一点上，可说是互为因果、互相补充的。



本来，蒙昧、幼稚，都并不可怕，它是任何个人、组织、乃至整个人类的必经之路；可怕的只是一些民运组织的头面人物、一些号称民运的菁英或理论家，一些民运杂志的主持者们，却至今拒绝启蒙、至今拒绝成熟和自觉。诚然，倘若这只是一种个人的信念，个人的选择，它本无可厚非；或者，它作为民运内多元光谱中的一元，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可是，它作为一种思潮----注意：我不是说的作为一种斗争策略的合法斗争本身，而是指那种排斥任何非法斗争手段的"合法性拜物教”----竟然长期以来主导着民运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行动路线，主导着各民运杂志的办刊方针和舆论导向，这岂非咄咄怪事！从去年国内组建中国民主党、中发联一类视斗争合法化为“圭臬”的组织及其今天的结局来看，从一些民运头面人物成天只热衷于作媒体秀来看，从我们的民运杂志对民运队伍内的革命与改良关系之理论大辩论的冷漠来看，可以说，民运合法性崇拜症，仍然是今天民运基本战略策略中的主要危险，仍然是将中国民运一次又一次地引向失败的主要病根。从这种意义上看，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今天的中国民主运动较之十年前到底成 熟了多少？从这种意义上我要说：在今天，中国民运已到了旗帜鲜明地批判和摒弃“合法性崇拜症”的时候了！



何谓“合法性崇拜症”或曰“合法性拜物教”？在我看来，其主要特征是：一、抽象地将合法手段与民主手段划等号；二、将合法斗争手段视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唯一”正确的手段；三：教条式的阐释和运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口号；四、单相思地迷恋于与中共专制政权的所谓“良性互动”；五，将手段之合法与否视作为鉴别民主运动与非民主运动的试金石，等等。








http://chinaway.org >中国民运期刊：《中国之路》3－4期合刊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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