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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读书与随想055·卡尔·波普尔的“反对大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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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与随想055·卡尔·波普尔的“反对大词”

老金在线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36

经验值: 2453

标题: 读书与随想055·卡尔·波普尔的“反对大词” (464 reads) 时间: 2002-6-06 周四, 下午6:57

作者：老金在线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读书与随想055·卡尔·波普尔的“反对大词”

　　作者：老金在线

　　

　　

　　波普尔是我感觉最亲近的哲学家之一。一个理由就是，他的著述清晰易懂，并且所有的言说（除了他对列宁的个别的肯定性评价，以及对哈贝马斯的若干微词之外）无不契合我心，令我在阅读波普尔的时候，仿佛阅读我的朋友们的妙贴（这样的比况，可能令有些批评者不快：什么样的妙贴能和波普尔相提并论呢？这样，岂不是贬低了波普尔吗？我必须声明：一个人的成就固然有大小，但就人的品格权利而言，没有谁是可以高高在上的，就象没有谁是可以微不足道的一样。波普尔的成就，就目前看来，比我的朋友们要伟大得多；但就人的品格权利而言，他与我的朋友们是并无任何高下之别的），让我喜爱、欣赏并钦佩。

　　

　　波普尔不仅瞩目于哲学，还瞩目于政治生活。他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成为欧洲最富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言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非常注重“问题与问题情境在社会科学和历史中的作用” （引文俱见《反对大词——一封最初未想发表的信》，下同）。

　　

　　波普尔不仅研究并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了一个个哲学问题，并且研究并按照自己的方式（从理论上）解决了一个个社会问题。

　　

　　波普尔的方式，在我看来，就是：就认识论而言，“意味着自然科学不是以‘测量’开始，而是以伟大的思想开始；科学的进步不在于事实的积累或澄清，而在于大胆的、革命性的思想，然后它们又受到严格的批评和检验。”就社会问题而言，“强调实际的态度：与邪恶战斗，与可避免的苦难战斗，与可避免的缺乏自由（与人间天堂的允诺相比——老金按：括号内文字系波氏自注。下同）战斗，在社会科学中我反对作假的习惯。”

　　

　　这两种方式有所不同，前者缘自于波氏一贯的对实证主义的疏离与批评；而后者则源自于波氏的问题意识。而这两者的综合，就是为我所标举的波普尔的“批判理性”。

　　

　　波普尔在他的“批判理性”观照下，提出了对我们今天的读书人至为重要的一个忠告——

　　

　　“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无知，这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决不应当佯装知道任何事情，我们决不应当使用大词。”

　　

　　波普尔对此的解释是——

　　

　　“知识分子所做的最糟的事情——主要罪过——是试图对同胞自命为伟大的预言家给他们留下令人迷惑的哲学的印象。任何不能简单、清楚地讲话的人都应住口，继续下些功夫，直至能这样做为止。”

　　

　　波普尔对“批判理性”的执著，令人感动。他已经清醒地看到了“反理智”的灾难，他竟这样说道——

　　

　　“我确信（参见《开放社会》）我们知识分子应为几乎所有苦难负责，因为我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做到理智的诚实。（因此，最顽固的反理智主义很可能最终取得胜利。）”

　　

　　他似乎认为仅仅这样的解释还不够，又在另一个地方解释道——

　　

　　“我在上面……所说的主要罪过——受过不充分教育的人的傲慢——简而言之，就是夸夸其谈，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它的诀窍是：同义反复和琐屑之事再加上自相矛盾的胡言。另一个诀窃是：写下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的言词，不时添加一些琐屑之事。这会受到高兴地在如此‘深奥’的书中发现自己原也具有这样的思想的读者的喜爱（现在任何人都能看到皇帝的新装正在流行！）。”

　　

　　现在可以看到，那些生活在情绪迷雾中的人们，那些主张与美国佬斗，与所有“亡我之心不死”的人斗，那些主张“跨海远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夸夸其谈”的人们，果然具有这般“智慧”吗？这些违背常识的“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言词”不正是“流行”着的“大词”也即“皇帝的新装”吗？如果这样说话的是一些读书人，是不是正在做着“最糟的事情”呢？所以我要说：在人的所有识见中，常识，最可贵。认识到常识，并说出来，就像那个说出“皇上并没有穿着衣服”的孩子一样，是人类最真挚的朋友。言说常识，是读书人的童真状态。可以在先哲的遗训中，找到许多对于童真状态的赞美。老子对“孩提”的言说，尼采对人生三个阶段——负重的骆驼、沙漠的雄主、无怀的赤子——最后一个阶段的向往，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托尔斯泰“仿佛一个孩子”式的真诚评价，安徒生对说出真相的“孩子”的倾心……无不提示着后来人，不要“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要瞩目于真相——也就是像孩子一样言说常识。

　　

　　说道“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这类浮夸式的言说，它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时，波普尔用了大学教育的例证来说话——

　　

　　“学生进入大学，由于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标准，于是就采用他所发现的标准。因为大多数哲学系（尤其社会学系）的智力标准流于浮夸和纵容虚假的知识（这些人似乎都极渊博），甚至健全的头脑也会完全发晕。那些对‘统治’哲学的错误假说愤愤不已的学生成了哲学的反对者，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相信，这些假定是‘统治阶级’的假定，认为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哲学会好一些。其实，总的说来，现代左派的狂言乱语比现代右派的胡说八道更糟。”

　　

　　“现代左派”的影响是到处存在的——在我们这个适宜于诞生左派的民族主义温床中。从整体上说，“现代左派”“致命的自负”（哈耶克用语）往往源于他们对传统或教科书的认同，他们缺乏的是珍贵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理性”——当主流媒体或教科书所传播的理念为某种方式开始单向度的灌输时，他们是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的；而在以后的言说中，这些东西成了他们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如果可以被称为精神的话）。随手举一个例子：当自由主义者在对自己的族群做着理性的批判时，“现代左派”们就往往以为是在“妖魔化中国”——在他们的精神资源中，“审父”、“审祖”这样的“批判理性”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他们有的大多是“祭父”、“祭祖”这样的“祖先崇拜”。这样，波普尔的“现代左派的狂言乱语比现代右派的胡说八道更糟”的说法，就不仅仅是一种愤激之词了，应当说，它蕴含了波氏一贯性的对极权主义的憎恶、担心与焦虑。

　　

　　没有什么人是可以不犯错误的。国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第欧根尼可以自称是“宇宙的公民”（因为俗世世界没有可以为他信服的政府），马克思可以超越于德意志或普鲁士之上，爱因斯坦可以“叛逃”到美利坚，马思聪可以“背叛”中国，黄文欢可以骄傲地成为越南的“叛徒”，一批又一批“热爱生存自由”的北韩人可以冒着生命危险逃往异国大使馆请求救援……“可错性”，是人类的基本假设，也是人类真实的可能处境。因此，波普尔在大学教书时保持了他“理智的谦虚”。他说道——

　　

　　“我和系里的同事从未以权力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方式授课。我们总是（自从我1946年接管该系以来）要求学生只要听不懂或有异议就可以起来打断讲课；他们从未被以恩赐的态度对待。我们从未自命为伟大的思想家。我反复强调，我不想使任何人改变信仰：我只是在学生们面前提出问题和尝试性的解决办法。当然我十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他还说道——

　　

　　“因此我不提出任何哲学学说，或任何新的启示……我倒是提出问题和尝试性解决办法，这些尝试性解决办法通过批评受到检验。”

　　

　　这就是波普尔的讨论问题的姿态。自由主义者是欢迎批评的。

　　

　　波普尔对有关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以及阿多诺的微词或批评，我尚且不能完成判断，因为我还没有看懂有关上述三人的学说缘于黑格尔或实证主义直接影响（而这正是波氏所批评的）的分析。但是，波氏对不介入“批评”的姿态，却是值得借鉴的。波普尔说道——

　　

　　“我不愿批评这些哲学家。如果批评他们，就是（如我的朋友卡尔·门格尔曾说过的那样）拔剑随他们投入他们已陷入的沼泽，只能与他们一同陷下去。（汉斯·阿尔贝特冒了这样的风险，而他尚未陷下去。）我没有批评他们，而是试图通过讨论问题的解决办法来建立新的、更好的标准。这也许听上去有些傲慢。然而，我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行动方针。这解释了为什么无论关于马尔库塞还是关于哈贝马斯我都从未发表过一个字（直至1970年3月26日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我的信为止，我正给你寄一份该期副刊）。”

　　

　　波普尔还认为——

　　

　　“他们没有了解到解决问题和更接近真理何其困难。他们只学会如何把同胞淹没在词语的大海中”。

　　

　　波普尔的最后姿态就是——

　　

　　“因此，我不喜欢与这些人争吵：他们没有标准。”

　　

　　事实是，所有避免与“现代左派”讨论问题的读书人，走着的，也正是波普尔的道路。而我，老金在线，却一次又一次地“拔剑随他们投入他们已陷入的沼泽”而不自知。直至2002年4月17日凌晨5时50分，这个有如启示的时刻来临，我才终于憬悟到：我曾经多么愚蠢；当所谓的“批评”成为谩骂的时候，和谩骂者的“讨论”就是随着谩骂者共同陷入一片“沼泽”；我曾经背离了我精神的导师与朋友波普尔有多么远！是几个谩骂者的跟贴，一下子让我清醒过来（奇怪的是，以前的谩骂者为什么就没有让我清醒呢？）。

　　

　　波普尔不参与争吵，但却“试图通过讨论问题的解决办法来建立新的、更好的标准”，我理解，在波普尔看来，具体建构的姿态可能更优于具体批判的姿态。这样，我相信我已经从精神上被拯救出来了。

　　

　　在这一个帖子中，我不厌其烦地引用波普尔的文字，并作出了一些解释。这是因为，我总算明白：以我愚钝的天资，我从来不曾改变过谁——连我的女儿也不曾令她有所变化；我在网上的苦口婆心该有多么可笑！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读书人只顾自己说话，从来不去批评那些善操大词者或半瓶醋们或“现代左派”们的原因了，就象波普尔不屑于批评那些在哲学上操练大词者们一样。当情绪高涨的民族主义者正陶醉于蓄势待发的狂热，并口操大词往来奔突时，任何忠告都会被视为“疯狗”（这个词来源于一位我的詈骂者用语）式的狺狺狂吠（这恐怕也是他们自我感觉所向无敌的背景之一，因为无人与他们对阵）——他们已经不可能冷静地思考、审视、反省自己的民族问题了。

　　

　　所以，我来谈论波普尔，不过是在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并给我喜爱、欣赏和钦佩的朋友们一个交代，而已。我从此终结与操练民族主义大词者的任何讨论，开始学习自说自话，并宁可给人以“傲慢”的口实。

　　

　　在我清理清楚自己的“硬盘”之前，还想多说几句。也许，我下面的言说，和我上面的表白多少有些不兼容，但是因为恰好涉及波普尔，又加积习难改，我希望我对谩骂者的批评，在此以后，不再迭见纷出。我将尽量克制，自己只说自己的话。

　　

　　我在一个帖子中提出“祖国与国家不是一个概念。热爱祖国，与热爱国家是两种不同的感情经验”，就有朋友问道：“我不大能分辨祖国和国家的区别。是不是说，祖国就是民族及历史，传统和文化，疆界之内的土地河山等等总和，而国家则是疆界之内的政治经济制度，执政党，政府，军队，法律，等等。老金的意思是爱前者而不喜欢后者，对吗？还请给讲讲。”这样提问，已经试图将我从言说的边缘挤进禁忌的话语地带了。但是有波普尔在，还并不是不能“讲讲”。

　　

　　波普尔说道——

　　

　　“进一步的（对于官僚的）经历使我甚至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就得出这样的见识，国家机器日益增长的权力对个人自由构成最大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不断与国家机器斗争。”

　　

　　波普尔在这里所说的“国家机器”，显然与“祖国”不是一个概念。至于语义学上的定义，我想就没有必要去作这类游戏了吧？

　　

　　“与国家机器斗争”是自由主义者的天职。就象我在前一个帖子中说过的那样，“批判理性”是资产阶级最优秀的政治遗产。正是这个东西，造就了资产阶级的前途。民族主义或“现代左派”最缺乏的也正是这个东西。或者也可以说，我们（我很少使用“我们”这类字样）从历史源头上，就缺乏这样一个东西。“批判理性”并不仅仅是言论自由，他更需要的是深度的自省，并有勇气和智慧把自省到的东西——说出来！

　　

　　在我的批评者或谩骂者中，有一位顾泄潢先生。我曾经很认真地拜读过他关于王安石的所有的帖子，为他的学有专攻而钦佩。他的一些时评也曾让我欣赏。但是，这一次他对我的谩骂却让我无法抱有同情的理解或理解的同情。现在说到“国家与祖国”这个话题，也就不妨引用一段顾先生的言论来看看问题所在。顾先生说道——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中叶推翻了腐朽的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在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图强，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民主国家，劳动热情空前的高涨。在这一时期，社会道德也发展到了一个人们普遍满意的新高度。然而，好景不长，在没有法律保障下的政治运动逐渐的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发展到了它的顶峰—文化大革命。此时的中国人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狂热状态，一切秩序破坏，理性也被打倒在地。毛泽东逝世，中国的政坛由华国锋执政的短暂时期过渡到邓小平时代，人们的头脑开始逐渐降了温。改革开放把中国人的思想引领到了一个崭新境界，人们开始清醒、开始反思。然而，好景又是不长，左脚还没有从政治狂热中走出的人们右脚又迈入了经济的狂热。一切以金钱至上的时代来临，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强烈的物欲，享乐主义取代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腐败丛生的同时，道德也开始沦丧。

　　如若没有停留在左的极端，那么一定是滑向了右的极端，这就是当代的中国人。”

　　

　　这样的说话方式，就是缺乏“批判理性”，就是对“国家机器”曾经“日益增长的权力对个人自由构成最大的危险”，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公务员或教科书而非思考者的姿态。中国的“国家机器”（而非祖国）从“反右”开始，中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曾经给“个人自由”制造了什么样的苦难，过来人，或读书人，都该心下明白。“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民主国家，劳动热情空前的高涨。在这一时期，社会道德也发展到了一个人们普遍满意的新高度。”是真实的吗？当时的目标真的是“民主国家”吗？“社会道德”真的“发展到了一个人们普遍满意的新高度”吗？这样，顾先生的言说，即使作为“第二种忠诚”来分析，也是有所不逮的。

　　

　　——假如对“个人自由”的价值不想或不肯或不能认同，我将无话可说。

　　

　　关于卡尔·波普尔的《反对大词》，我说完了。从此以后，我将锻炼着自说自话，不再理睬任何形式的谩骂。但是为了我的朋友不至于误解或误读，我必须补充说明：对于我的所有批评，无论如何严厉，如何不讲规范，我都是欢迎的，并将作出恳切的回复。

　　

　　

　　

　　

　　附件：卡尔·波普尔《反对大词——一封最初未想发表的信》

　　Against Big Words

　　（A Letter not OriginalIy Intended for Publication）

　　

　　前言

　　大约十四年前，我收到一位名叫克劳斯·格罗斯纳先生「Hers Klaus Grossner］的人的来信，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他。他提到我的朋友汉斯·阿尔贝特［Hans Albert〕，要求与我就（德国）哲学状况进行笔谈。他信中的许多地方我都同意，尽管有一些我不同意，我仍认为它值得讨论；因此，尽管有所保留，我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在随后的一封信中，格罗斯纳先生请我允许他在正筹划的一本书中发表我那封信的下面刊印出的几个部分。尽管有些进一步的担忧，我还是应允了，但只允许在他的书中使用：我保留了我的全部版权，并强调，他的书中我所写的部分没有我的特别许可不得重印。然而不久，未经我许可，也未提到我的版权，在《时代周刊》「Die Zeit］上就出现了一段摘录（标以极好的题目，“反对大词”［Wider die groBenWorte］）。（在德国和奥地利，版权常常相当程度地被滥用。）由于我那封信的摘录已被刊印过两次，在许多场合被误引，我决定在此不加任何修改地重新刊印先前发表过的部分，尽管它有些咄咄逼人。我写道：

　　首先。回答你的四个问题（或四组问题）。

　　1．我最初上中学时是社会主义者，但觉得学校不很令人兴奋。我十六岁离开学校，只是回来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Reifepruefung）。十七岁时（1919年）我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作为与共产主义者几次接触的结果）我已成为反对者。进一步的（对于官僚的）经历使我甚至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就得出这样的见识，国家机器日益增长的权力对个人自由构成最大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不断与国家机器斗争。我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立场：（与我的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朋友们相比）我学习过家具制造并参加过技工考试；在儿童之家工作过；当过小学教师；在完成我的第一本书之前（“认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The Two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Epistemology]，未出版，（1979年由莫尔[Mohr]在蒂宾根出版）我无意成为哲学教授。（《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Discovery］出版于1934年；1936年圣诞节我在新西兰获得一个职位。）

　　我在晚年保留了许多我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时期的观念和理想。尤其是：

　　每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特殊的责任。他拥有学习的特权和机会。作为回报，他对于同胞（或对于社会）有责任尽可能简单、清楚、谦虚地描述他的研究结果。知识分子所做的最糟的事情——主要罪过——是试图对同胞自命为伟大的预言家给他们留下令人迷惑的哲学的印象。任何不能简单、清楚地讲话的人都应住口，继续下些功夫，直至能这样做为止。

　　在维也纳哲学会议期间（1968年），我应邀参加了两次哲学家之间的电视讨论，惊奇地发现布洛赫[BIoCh]参加了其中一次讨论。我们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我十分诚实地说，我十分愚笨，不能理解他表达自己的方式。）讨论结束时，主席沃尔夫冈·克劳斯博士[Dr Wolfgang Kraus]对我们说：“请用一句话告诉我们，在你看来，什么是最需要的。”我是唯一做出简洁回答的人。我的回答是：“更多理智的谦虚「Rather more intellectu－al modesty〕。”

　　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我承认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以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写作的。对新辩证学家的浮夸的言词他们会怎样评论呢？他们会找到比“浮夸”更严厉的词语。（在我看来，列宁反经验批判主义的著作是非常杰出的。）

　　下面回答你关于构成我的著作的基础的社会问题的问题：

　　我的所有哲学著作都与非哲学的问题有关。我于1952年写过这一点（参见《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第72页）：“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如果这些根基腐烂，它们也就消亡。”我列举了问题植根于其中的领域的例子，政治、社会生活、宗教、宇宙论、数学、自然科学和历史。

　　在《猜想与反驳》第一章（1957年）第33－38页可以发现对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这些“根基”的描述。（《猜想与反驳》尚未译为德文，因为我找不到胜任的译者。［给你的」一本正在邮途中。）

　　至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请参见我的以此为名的著作的题献（第Ⅴ页），我的德文版序言的结尾（第Ⅷ页最后一段至第Ⅸ页末尾）。

　　2．关于这一点后文将予以详述。

　　3．此刻我正致力于保罗·阿瑟·希尔普［Paul ArthurSchilpp］编辑的“在世哲学家丛书”［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的一卷中由我所写的部分。（我认为这些书有几卷也在德国出现了，包括爱因斯坦卷。）我所致力的一卷称作“卡尔·波普尔的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它包括（a）一篇所谓“思想自传”，（b）大约二十五个人的批评文章（包括几名科学家以及哲学家）和（C）我的答复。

　　我目前的著作主要致力于反对物理学及其他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与主观主义。我的著作和通常一样，是尽可能准确地系统阐述棘手的问题然后加以解决的尝试。（甚至我的科学的、逻辑学的著作——例如，关于物理学的著作——也是解决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弊病相关联的问题的尝试。）

　　我也一再地返回到我许多年前曾解决的问题，以便使解决办法更巩固，或者探索从我提出的解决办法产生的新问题——或者进一步探索新的联系。

　　这里是那些问题的清单：

　　划界的问题。科学／非科学；理性／非理性。

　　在各种伪装下的归纳法的问题；包括行为倾向、共相和“本质”；定义的问题（定义的先决条件的不可能性和定义的非本质性）。

　　实在论的问题（反对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

　　问题与问题情境在社会科学和历史中的作用。一般的解决问题的问题。

　　客观性的问题。塔尔斯基［Tarski］的真理论；含量、真理含量、接近真理\\逻辑学（演绎法的理论）、数学、概率论中的客观性。物理学中的概率。时间与时间方向的问题。

　　达尔文自然选择论的地位。对自然选择论的改进（对进化趋势有选择性的解释）。人类语言及其发展。政治建议的语言。

　　非决定论与选择。“第三世界”理论与逻辑和非逻辑价值的理论。

　　心身问题。大量历史问题，尤其关于理论史的问题（从赫西奥德［Hesiod］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Presocratics］直至量子理论）。

　　这是一份很长的清单（对于任何不了解我的著作的人有些部分是不可理解的）。然而我略去了许多，我仍在致力于所有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参见我的出版目录，尽管有许多尚未出版。

　　4．关于马尔库塞「Marcuse〕（我相信）我从未写过一个字。在我看来，卷入这场恶骂是无意义的。（参见下面的第2点。沼泽！）如果我记得不错，我于1966年在加利福尼亚首次见到马尔库塞（尽管1950年我们同时都在哈佛大学），但是我们未讨论任何事情。对于马尔库塞，我的看法与我的朋友和同事克兰斯顿［Cranston」相同。

　　关于唯美主义，我在《开放社会》［The Open Society］第一卷第九章中已写过（十分遗憾，此书的德译本很糟糕）。（参见罗歇·马丁·迪·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的书首题词。）大体上，马尔库塞只是重复了迪·加尔的书中穆尔兰[Mourlan]所说的话。在《开放社会》第九章中可以发现我的批评。当然，我在马尔库塞采取目前的态度（“消极哲学”）之前很久就在第九章写下那段批评，而迪·加尔已于1936－1940年出版了他的著作。

　　在我看来，法西斯主义者中的“理想主义者”与马尔库塞间的差异几乎微不足道。

　　现在我把话题转到你的第2点。

　　2．你信中的这组问题涉及了很大的领域。我必须从我的认识论谈起。

　　你说阅读过我的著作；但是请再看一看阿多诺［Adorno］编辑的《实证主义的辩论》「The Positivist Dispute］一书第103页上我的第二个命题［Second Thesis］。这个关于我们一无所知的命题是认真的。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无知，这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决不应当佯装知道任何事情，我们决不应当使用大词。

　　我在上面（第1点）所说的主要罪过——受过不充分教育的人的傲慢——简而言之，就是夸夸其谈，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它的诀窍是：同义反复和琐屑之事再加上自相矛盾的胡言。另一个诀窃是：写下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的言词，不时添加一些琐屑之事。这会受到高兴地在如此“深奥”的书中发现自己原也具有这样的思想的读者的喜爱。（现在任何人都能看到皇帝的新装正在流行！）

　　学生进入大学，由于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标准，于是就采用他所发现的标准。因为大多数哲学系（尤其社会学系）的智力标准流于浮夸和纵容虚假的知识（这些人似乎都极渊博），甚至健全的头脑也会完全发晕。那些对“统治”哲学的错误假说愤愤不已的学生成了哲学的反对者，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相信，这些假定是“统治阶级”的假定，认为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哲学会好一些。其实，总的说来，现代左派的狂言乱语比现代右派的胡说八道更糟。

　　新辩证学家学到了什么呢？他们没有了解到解决问题和更接近真理何其困难。他们只学会如何把同胞淹没在词语的大海中。

　　因此，我不喜欢与这些人争吵：他们没有标准。

　　知道这样一点也许会使我们感兴趣，即在学生骚乱的整个期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我的系（哲学、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系）中至今只有一个革命的学生。他有许多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因此没有理由抱怨。我和系里的同事从未以权力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方式授课。我们总是（自从我1946年接管该系以来）要求学生只要听不懂或有异议就可以起来打断讲课；他们从未被以恩赐的态度对待。我们从未自命为伟大的思想家。我反复强调，我不想使任何人改变信仰：我只是在学生们面前提出问题和尝试性的解决办法。当然我十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因此我不提出任何哲学学说，或任何新的启示（不像你在信中提到的任何一个人，除汉斯·阿尔贝特外）；我倒是提出问题和尝试性解决办法，这些尝试性解决办法通过批评受到检验。

　　这稍微说明了我自己和你提到的其他哲学家的巨大差异。只有很少的哲学家解决问题。我不愿这样说，但是我相信我解决了整整一系列真正基本的哲学问题——例如，象归纳法的问题。（这些尝试性解决办法——和通常一样——产生了新的和丰富的问题。）

　　尽管我取得了这样多不应得到的成功，我解决了问题这个事实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在德国，汉斯·阿尔贝特是个了不起的例外。）大多数哲学家既不能看出问题又不能看出解决办法，甚至近在眼前的时候也如此：这些事情简直在他们的兴趣范围之外。

　　我不愿批评这些哲学家。如果批评他们，就是（如我的朋友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曾说过的那样）拔剑随他们投入他们已陷入的沼泽，只能与他们一同陷下去。（汉斯·阿尔贝特冒了这样的风险，而他尚未陷下去。）我没有批评他们，而是试图通过讨论问题的解决办法来建立新的、更好的标准。这也许听上去有些傲慢。然而，我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行动方针。这解释了为什么无论关于马尔库塞还是关于哈贝马斯[Habermas]我都从未发表过一个字（直至1970年3月26日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发表了我的信为止，我正给你寄一份该期副刊）。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在《实证主义的辩论》中的基本命题是（曼海姆「Mannheim」提出的）这个断言，社会学中的实际知识与价值判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在对曼海姆的批评中探讨过这整个论题（《开放社会》，第二卷，《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还有《实证主义的辩论》，从第11个命题前的最后一段到第13个命题‘，在那里我试图证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浅薄和不当，而不是错误。我的对手们只是用旧的或新的词语再三重复曼海姆的命题，而不是提供对我提出的论点的认真讨论。这显然并未回答我的批评。

　　我现在转到新的一点，它与你的哲学词典（在你的文章中）有关联，在这新的一点中我批评这个词典。

　　5．我从不为词语进行争论。但是被哈贝马斯带入这场辩论的“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这两个词有一部几乎可笑的历史。

　　（a）实证主义。这个词是孔德［Comte］引入的。它最初表示下面的认识论主张。存在确实的也就是说非假定的知识。这种确实的知识必须作为出发点和基础保留。

　　（b）道德和法律的实证主义。黑格尔的批评者（例如，在《开放社会》中包括我自己）论证说黑格尔的理论“合理的即真实”是实证主义的一种形式：道德和法律价值（例如公正）被确实的事实（流行的习俗和流行的法律）所取代。（正是这种黑格尔的价值与事实的融合仍萦绕着哈贝马斯：是这种实证主义的残余使他不能区分规范的和事实的。）

　　实证主义对价值（规范）和事实的这种混淆是黑格尔认识论的结果；而且，一贯的认识论的实证主义者一定也是道德的和法律的实证主义者。如我在《开放社会》中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

　　公理＝强权或者：

　　今天的强权＝公理；我同样强烈反对的主张是道德未来主义：

　　明天的强权＝公理。

　　（C）恩斯特·马赫的实证主义。马赫及后来的伯特兰·罗素在他们一些著作中接受了贝克莱的感觉论：

　　存在＝被感知粗略地说，即：除感觉外，一切都不存在。他们把这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相结合：知识由对事物的描述（而不是解释和假定）构成。

　　（d）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把马赫和罗素的实证主义与罗素的“符号逻辑的”数学哲学相结合。（这在当时和现在常被称作“新实证主义”。）

　　（e）现在该轮到我了。

　　我曾反对维也纳1930－1937年和英国1935年－1936年的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

　　1934年，我出版了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这是对实证主义的批评。但是，维也纳学派的领袖施利克［SchliCk」和弗兰克［Frank」十分宽容，把我的书

　　收入他们编辑的一部丛书中。

　　这种宽容的一个结果就是每个只泛览一下这本书的人都认为我是实证主义者。

　　这导致了实证主义者波普尔这个人们广泛相信的神话。人们在无数论文、脚注或从句中乱讲这个神话。一旦有人以这种方式“获悉”我是实证主义者，一旦他公开表明这种观点，那么他后来一般就试图变更实证主义的概念，以便适用于我。已经不时地发生过这种情况，尤其是那些或者根本未读过我的书，或者只是很表面地读过的人，这一切相对地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它只是词语的问题（“实证主义”）；而我不为词语争论。

　　然而，我的主张与实证主义再相异不过了。（唯一相似的是，我对物理学和生物学很感兴趣，而阐释学家对任何自然科学都丝毫不感兴趣。）

　　我尤其是：

　　反归纳法者；

　　反感觉论者；

　　理论和假定占首位的提倡者；

　　实在论者。

　　我的认识论意味着自然科学不是以“测量”开始，而是以伟大的思想开始；科学的进步不在于事实的积累或澄清，而在于大胆的、革命性的思想，然后它们又受到严格的批评和检验。

　　就社会问题而言，我强调实际的态度：与邪恶战斗，与可避免的苦难战斗，与可避免的缺乏自由（与人间天堂的允诺相比）战斗，在社会科学中我反对作假的习惯。

　　实际上，我的主张和（例如）伽达默尔［Gadamer」的主张一样与实证主义相去

　　甚远。

　　你们知道，我发现——这是我批评实证主义的根据——自然科学不是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进行，而基本上是使用“偏见”的方法进行。并且在凡是可能之处，它都使用偏见和可批评的偏见并使它们受到严格批评。（这一切可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找到，1934年「1959年首次用英文出版」。）我甚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偏见”一词，并表明谴责偏见的培根[Bacon]误解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参见我的小册子《论知识与无知的起源》［On the Sources of Knowoledge and of Ignorance］，1960年，在我的选集《猜想与反驳》中重印，尤其第14页。

　　因此：把我与伽达默尔相区分的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更清楚的理解，合乎逻辑的真理论和批评态度。但是我的理论正和他的一样是反实证主义的，我已表明对原典的解释（解释学）所使用的真正科学的方法。而且，我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惊人地成功。许多年后，它被维也纳学派的尚健在的会员大量地接受，因此哲学史家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能够这样写道：“实证主义像一场哲学运动所可能的那样消亡了。”

　　我不看重词语和名称。但是“（新）实证主义”这个名称正是尚未阅读就加以批评的普遍习惯的一个标志。由于你的哲学词典，我必须说明这一点。我不和那些用这样的时髦语讨论事情的人进行讨论。参见上面的门格尔的话。这条途径只能导致关于词语的烦琐争论的无边泥潭。我希望更好地利用我的时间：研究更迫切的问题。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没有时间，阅读和驳斥《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任务就落在韦尔默先生[Hers Wellmer]的身上。在他的手中，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Truth andMethod］成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对立面。但是一切都不协调。）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对我的主张的批评决非清楚。简言之：他们相信，由于我的认识论（他们认为）是实证主义的，它迫使我为社会现状辩解。换言之：我的（被认为的）认识论的实证主义迫使我接受道德和法律的实证主义。（那是我对黑格尔的批评。）遗憾的是，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尽管我是（非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我的认识论却是知识通过理性与科学革命而增长的理论。「通过新的、伟大的思想。」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不知道他们在批评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关于价值与事实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理论是源自黑格尔的道德与法律的实证主义。

　　关于所谓《实证主义的辩论》一书的概况。此书打错了旗号。此外：我的文章在时间上和逻辑上都是第一篇，实际上它引出其他各篇，是讨论的基础。它由二十七个清楚、准确地系统阐述的命题构成，它们应当而且能够被讨论。然而我的命题在这部篇幅很长的书中几乎未提到过，我的文章排在此书的当中位置，被淹没在词语的大海中。我的命题和论据从未得到回答，而这一点却没有一篇书评提到过。这个方法（何处缺乏论据，就用词语的洪流取而代之）成功了，我的被淹没的命题和论据被人们遗忘了。

　　但是这一切（也就是说，整个《实证主义的辩论》）简直就是在鸡蛋壳上走路，毫无价值，行事古怪。

　　整体概况。尽管我几乎总是致力于清晰界定的科学问题，我的整个工作却贯穿着一条共同的线索：赞成批评辩论——反对空泛的词语，反对理智的不谦虚和傲慢——反对如朱利安·本达「Julien Benda］所称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参见《开放社会》英文版第四和第五版，第二卷，第393页）。我确信（参见《开放社会》）我们知识分子应为几乎所有苦难负责，因为我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做到理智的诚实。（因此，最顽固的反理智主义很可能最终取得胜利。）在《开放社会》中，我在对虚假的预言家的上百次不同的攻击中谈到这一点，说得很直率。例如，我对雅斯贝斯「Jaspers］和海德格尔「Heidegger」做了几次很严厉的简短评论（参见《开放社会》，第二卷，英文版或德文版，人名索引）。

　　你似乎想知道我拒绝与哈贝马斯教授进行讨论的理由。

　　这就是我的理由。它们由（1）“实证主义的辩论”中从哈贝马斯教授为波普尔和阿多诺的辩论写的跋的开头引用的文字（注意，至1970年3月26日止，无论关于阿多诺还是哈贝马斯我从未发表过一个字）和（2）我的译文构成。许多读者会认为我没有提供原文的恰当的译文。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我是一个有适当经验的译者，但是我也许太愚笨，不能担当这个任务。尽管如此，我尽了最大努力：

　　我迫切地想，

　　打开原书，

　　忠实地将神圣的原文

　　翻译成我所喜爱的德语。

　　只要意思清楚，我的翻译的目标不是避免外来词语（例如合作[coopcration]=协作［team work］；对立［antagonism〕=反对「opposition］），而我唯一关注的是使每个句子的——有些枯燥的——信息内容尽量清楚，即使这会使译文长于原文。（以下波谱尔将哈贝马斯的一些原文作了“翻译”，以对比使用大词的效果——编注）

　　哈贝马斯首先引用阿多诺的话，他十分赞佩他（第155页）。

　　［哈贝马斯文章的引文］

　　社会全体除去它使之结为一体的事物和本身由之组成的事物外，并不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的“译文”］

　　社会由社会联系所构成。

　　［哈贝马斯文章的引文］

　　它通过其个别要素产生和复制自己。

　　［我的“译文”］

　　这些不同的联系以某种方式产生社会。

　　［哈贝马斯文章的引文］

　　把这个全体与个人的生活，合作和对立分离开是不可能的，

　　［我的“译文”］

　　在这些联系之间可以发现合作与对立；由于（如上所述）社会在于这些联系，因此它不能与它们相分离；

　　［哈贝马斯文章的引文］

　　和仅根据其功能而不洞悉整体不可能理解任何要素一样，而整体的本质内在于个别实体本身的运动中。

　　［我的“译文”］

　　但是反之亦正确；没有其他联系，这些联系就都不能被人们理解。

　　［哈贝马斯文章的引文］

　　系统与个别实体是交互的，只能在它们的交互性中理解。

　　［我的“译文”］

　　（同上）。

　　

　　

　　（注：此处所给出的统一性的学说人们已表达过无数次，常常表达得更好，但每一次词语都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现在哈贝马斯教授自己写道：

　　哈：阿多诺依据范畴领悟社会，这些范畴并不否认它们源自黑格尔的逻辑学。

　　波：阿多诺使用了使人联想起黑格尔的术语。

　　哈：他把社会视为严格的辩证法意义上的全体，它禁止依据它不仅是各部分的总和这个陈述有机地领悟整体；

　　波：这就是为什么（原文如此）他不说整体不仅是其局部的总和；

　　哈：整体也不是其逻辑参数可由融合它里面的所有要素来决定的类别。

　　波：整体也不是（原文如此）一类要素。

　　

　　如此等等。例如，我们在同一页的再下面发现：

　　哈：社会的生活相互关系的全体

　　波：我们都以某种方式相互关联

　　…………

　　或者在第157页

　　哈：理论在要求我们在用句法联系的框架中随意构建的先验图式。

　　波：不应不合语法地系统阐述理论；除此之外，你可随意说任何话。

　　哈：如果这些理论满足了它的多样性，它们在特定的客体域中结果是可用的。

　　波：如果它们是适当的，他们可被应用于一个特定领域。

　　

　　

　　十分遗憾，许多社会学家、哲学家等等，传统上把使简单事物显得复杂、浅薄的事物显得困难的讨厌的游戏视为他们合法的任务。他们学会了那样做，他们教导别人也那样做。对此绝对无计可施。甚至浮士德也不能改变事态。现在我们的耳朵已被变形，它们只能听到大词。

　　

　　人们坚信，如果听到词语，

　　肯定就有一些思想附载其中。

　　

　　这就是为什么歌德继续谈论这种魔术知识的巨大的潜在能量：

　　

　　如果你思考不出

　　就请使个眼色，

　　我白告诉你全不要报酬。

　　

　　如你们已经知道的，我赞赏马克思的许多话中的一句：“神秘化形式的辩证法成了德国的风尚……”。

　　现在仍然如此。

　　这就是我不参加这场辩论然而喜欢致力于尽量简单地系统阐述我的思想的理由。

　　这常常并不容易。

　　

　　

作者：pumpkin　回复日期：2002-4-18　17:12:52

　　good

作者：忡忡　回复日期：2002-4-18　19:12:24

　　very good！

　　可惜除了pumpkin兄有所表示，我居然是用翻帖子的方式表示支持。

　　估计看的人也不是太多，我再翻翻，第三次看了，金兄之苦心当是劳而悄兮。

作者：暴走鸡　回复日期：2002-4-18　20:10:04

　　不错，我再提。

作者：古尔浪洼　回复日期：2002-4-18　22:49:57

　　我也提！

　　其实老金的帖子一直很认真的在读，只是回的少。

作者：禹六　回复日期：2002-4-18　23:32:14

　　老金，请再看看您自己的051，那不是谩骂是什么？难道那能算是“批判理性”？

作者：顾泄潢　回复日期：2002-4-19　10:04:52

　　老金先生：

　　严格的说，我算不上你的批评者，至多是在一个不大令人开心的话题中，彼此都不冷静了一回：禹六兄的“疯狗”和我的冷嘲热讽固然不对，老金的漫骂却也让人不能信服。

　　其实在这之前和之后，我对老金都是很尊敬的，不单私底下加为好友，对老金的所有文字，也都当了下来，胆识之间，多有得益。我还是喜欢老金今天这样的文字，冷静深刻。

　　批评与漫骂，老金分得很清楚，我希望这样的分析，于自身也是适用的。言尽于此，亦止于此，老金为我补了卡尔·波普尔一课，谢谢。

　　

　　顾泄潢2002/4/19

　　

　　

　　

作者：老金在线　回复日期：2002-4-19　14:24:13

　　顾泄潢先生：

　　很感动！也为我的不冷静向您道歉！

欢迎光临老金在线个人主页

作者：岁月的泡沫　回复日期：2002-4-19　17:13:39

　　好

作者：shidi　回复日期：2002-4-19　21:23:06

　　谢谢老金下的这一番功夫！波普的确是值得广为宣讲的。

　　但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宣讲的自由度和认真程度两方面的不足。前者暂时存而不论，探讨一下后者。

　　宣讲者的心态，可以作这样一个二分法：为个人的言说冲动和为听者的倾听需要。通常情况下前者居多。作为一个喜欢思考而又乐于表达的人，他当然有这个权利，而且这种高尚的趣味即使不出于利他的动机，客观上也是惠及众生的。但如果一个人以宣讲为职责，他显然不能满足于这种“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众生”的状态，因为个人之情趣所钟与听者之思虑所在，并不总是交叉的（更别说重合了）。这时，这个宣讲者就面对了以宣讲为职责的第一个难题：如何选择宣讲的内容？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假设倾听者的理解能力和思想水平？因为只有与之相符，宣讲才有好效果，但这又是以听说双方的沟通为前提的。在一个宣讲者没得到承认之前，很难有人主动地让他了解。

　　第三个难题是：可不可以假设倾听者的“真正需要”？一个选择了以宣讲为职责的人，他本来是可以假定自己有稍微出众一点的思辨能力的，但这个度如何把握呢？过分收敛，有可能成了大众的尾巴；稍一过头，又可能成了不受欢迎的好为人师，甚至失之于对大众的苛求。

　　难题还很多！本想探讨对宣讲的认真程度，却不由自主地跑了题。先闭门修炼一下，再来讨论吧！

作者：老金在线　回复日期：2002-4-20　7:35:06

　　shidi兄：并未跑题。这样言说最好。发现你特能往纵深开掘。

作者：黄喝楼主　回复日期：2002-4-20　9:56:43

　　金兄写作之勤奋让人感佩！

作者：忡忡　回复日期：2002-4-20　15:05:17

　　石地兄，是有这个特点。：）

作者：彩色资本家　回复日期：2002-4-20　18:31:49

　　老金，我不认为那句话能够把你“挤进禁忌的话语地带”。如果要挤你，我会使用“反对”这个字眼，而不用“喜欢”。作为个人感情，没什么可指责的，坦白说，我也不喜欢这个制度和政党，随便你哪个管不管的上门来抓我，我也这样说。但我在政治上不反对它们，遵守政府颁布的法律。我相信经济规律能改造一切，那只是时间问题。我不相信有什么理论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相信许多人在这里夸夸其谈的各种各样的别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拿到中国来马上有效，也看不出有哪个党派，或者全部反对共产党的理论家们组成一个精英政党能够代替共产党管好这个国家。如果历史能够重新选择，经过比较，我多半还是选择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几经血洗之后，通过长征，最后动员如此大的社会力量组织成这样强大的军队，席卷中国，创建一个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他们的意志，胆识，力量是那么显而易见，和他们相比，我真还是感觉不到有哪种力量能够和他们相庭抗礼。我知道你的政治立场，上面那样说，丝毫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你做学问，发帖子，议论中能给人许多知识，我是很钦佩的。但我觉得没用，没有力量。我只相信那种既有远见又在实际战斗中形成的力量。比如叶利钦。王诒也好，易大旗也好，你老金也好，读书破万卷，理论一套套，智慧和学问的确高人一筹。但有何用？既影响不了生产队的庄稼，也影响不了股票。真的，真不是小瞧你，相比起一个县长，团长，厂长，管理区书记他们所面临和解决的问题，你读许多书，在这里不停地发帖子，真不算个什么难事。我确信，解决中国问题，最终还是从他们那里的实践寻找办法和力量，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与他们无关，那恐怕只能是纸上谈兵。如果与他们有关，呵呵，我觉得，真没法把祖国和国家分开。这是一个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的国家，他的所有策略都影响着世界，他的制度和现行政策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生活。你可以在感情上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称谓，甚至说，我只有祖国，没有国家。但你以为一般老百姓能够随着你躲开这个政治现实，那就错了，我们只能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仰仗这个国家的力量，用自己的劳动去改造他，同时改变自己。

作者：shidi　回复日期：2002-4-20　21:33:55

　　致彩色资本家：

　　您的坦率鼓励我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基本赞同您的选择：当你无法抗衡一个强大的力量，而又出不了它的能力场时，最睿智的选择就是操纵它，其次是利用它。中国的传统文化常怂恿人以卵击石，那多半是御制文化的陷阱——好把异己消灭在强大起来之前！尽早参透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宣讲这一点，于自他两利。但我不同意您对读书人的力量（其实可推广为理性的力量）的评价，谈四点以作商榷。

　　第一、力量的“效果”有立竿见影和潜移默化之分，文化或理论就属后者。这方面，葛兰西有特别透彻的论述，如果您有兴趣不妨看看他的书。事实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之所以有那么多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就与从严复开始的理性的努力分不开——那就是长期的春风化雨在革命之秋的收成。而今日中国的种种弊病，则是毛泽东长期垄断意识形态酿造的恶果，其中也就有理性失职的责任。

　　第二、客观效应是多种力量的综合表现。重大历史事件，都是短时期的要素聚合，被某种长期积累的力量及其相互态势有效利用的结果。身当其事者可能不惶深究，但对有心的研究者来说，则是常识。如果为瞬间的支配力量所迷惑，甚至只看到其典型代表，以为那就是成果的全部根源，就未免失之肤浅（请原谅我在此只能用这个有失礼貌的词）。

　　第三、每一种力量的超凡出众，都是长期积累的成果；而这个“长期”的投入，就与人的情趣、性格、秉赋甚至血缘相关。换句话说，人才的才能绝不仅仅是其愿望的结果。擅长理性认识的人多半不擅现实运作。孔子早就指出：“君子明于知理义而陋于察人心”；清人有诗：“骏马行千里，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负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要求优秀书生同时能当混世魔王，未免强人所难了！不信，您让那些“县长、团长、厂长”们来这儿发个帖子试试？

　　第四、“全面而深刻”，并不等于遗泽长远——有希特勒的典型案例在，还不足够引起我们的觉醒吗？

　　

　　

　　

作者：shidi　回复日期：2002-4-20　21:44:24

　　致老金、忡忡：

　　谢谢二位的鼓励！“纵深”之谓，多半是“智者见智”的结果？一边有被友人垂青的兴奋，一面还是忐忑不安的。权且当作鞭策，冒领了！

作者：黄喝楼主　回复日期：2002-4-20　22:59:56

　　shidi　兄在楼上的楼上说得在理。

作者：彩色资本家　回复日期：2002-4-21　2:58:34

　　谢谢shidi兄，受教了。不过，走着瞧罢，看看那支配力量是在我的机器上，还是在你的书房里。

作者：老金在线　回复日期：2002-4-21　16:45:50

　　shidi兄所论甚是。

　　梁启超有过类似言说，但一时找不到。大意是：读书人只管理论，至于理论如何实现是另文一拨人的事，云云。

作者：寻找格非　回复日期：2002-4-21　16:47:14

　　也贴一份昆仑那里吧：）

作者：老金在线　回复日期：2002-4-23　17:32:44

　　好极了

作者：老金在线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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