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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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陈碧兰：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 (385 reads) 时间: 2005-5-14 周六, 下午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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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GC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中共首脑 11 】 瞿秋白 特辑 2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
作者： 陈碧兰
在上海的生活与學習
在一九二三年的暑假結束，包慧僧同我一起去上海．他帶我到上海把我交給黨中央，也是他這次去上海的重要任務之一。我們在天津住了一夜，當晚包主張利用空餘的時間去欣賞天津有名的京戲，但我對此無甚興趣，翌晨即乘輪，經過四天之後，抵達滬濱，我們上岸後，乘着一輛馬車直到蔡和森的住所。這是黨中央的機關，我們就在這襄住下。蔡和森為法國勤工儉學生之一，當時黨中央委員，《嚮導》機關報的主編。他的外表有點與眾不同，身材高而不大，頭小而尖，兩肩甚寬，看來同他的瘦長的身材頗不相稱；面容憔悴，舉止呆板，談吐枯燥，使人一見便感覺索然無味。
他的妻子向警予是一個身材矮小，面貌尚清秀的婦人；態度嚴肃，有點超乎尋常；口齒清爽，但不喜和同志們交談，缺乏一般的和藹和熱情，消教徒的色彩很濃厚。她在法國時便同蔡和森結合在一起，為當時黨里年齡較長資格較老的女同志。
當天下午，包帶我去訪問鄧中夏，他原為北京大學的學生，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之一，同時也是初期共產黨作工人運動的重要幹部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鐵路工人運動，但自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路總罷工失敗後，他流亡上海。當時他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負責者，上海大學的事務主任。他的態度誠懇，熱忱，不亢不卑。经過包將我的履历約略介紹之後，他便建議要我在他所主持的機關工作，我當時未置可否；因為我要等待黨中央的决定。
第二天晚上，包慧僧已約好黨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在瞿秋白的家里會談，我們按時便到寶山路三德里瞿的住宅。那是一座小型的西式樓房，清潔而歐化，他身材瘦弱，背有點屈，面色青癯；學者的氣氛很濃厚。他對文學和社會科學據說都有修養，俄文甚好，為黨中央委員，兼編新青年季刊，上海大學的教授兼社會科學系的主任。
陳獨秀不但是人所共知的「五四」運動的权威领袖，而且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和總書記，這位在中國历史上起過巨大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的人物，每一個革命的青年，對他自然發生一種敬仰，我一見面，對他便肅然起敬。他的頭部，頂平额寬，頭髮到頂，兩眼放射着光芒，表現他有充分的智慧；他的精神飽满，风度瀟洒，談吐饒有風趣。當包把我的履歷和在武汉的一切鬥爭過程擇要介紹之後，他們對我這次來滬，表示歡迎。陳獨秀首先對瞿秋白说：
「從陳碧蘭同志的歷史和鬥爭的經過看來，她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女同志，上海方面就缺少能夠接近群眾的女同志。她最好一方面學習；同時做點女工運動。」
瞿秋白接着說：
「她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女同志，我想還是讓她在上海大學讀書；另一方面學習俄文，將來再送她到蘇聯去學習一個時期，那麼，將來的作用還會更大些。」
獨秀毫不猶疑地回答他說：
「這樣很好，暂時她就住在蔡和森夫婦那里比較方便，生活費用由中央負担；學校方面就由你負責去辦好了。」
瞿秋白面對着我說：
「就這樣决定奸了，明天我就去替你辦入學手續，過兩天你就到青雲路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去找我和施存統。他的家就在學校隔壁。」
我興奋地對他们说：
「那真好極了！我來上海的願望就是希望達到这兩個目的，尤其希望將來能到蘇聯去學習，因我現在無论在任何方面还是很幼稚，需要認真的學習。」
關於安排我的問题談完之後．包慧僧向他們報告关于北京黨內所發生的一些事情，随后又谈了某些黨內的工作问题。
我們离開瞿秋白的寓所，已是深夜了，我們漫步走回來。我覺得自己好像長着轻翼一般，心身轻快，腦子里充满着對於自己前途的希望和喜悅！不但到上海大學的目的已經達到，將來到蘇聯學習的願望也有確定的把握了。当晚，我簡直興奋得不能成寐。
住在这里祇有幾天，我便随同蔡和森夫婦搬到另一座規模較小的房屋里。他們把我安置在樓下客厅后面樓梯旁邊的一塊地方，既無窗戶，也沒有房門，只有一張床和一張小桌子，連一張椅子都沒有，我的衣箱便只好放在桌子上。由於我住的地方沒有光线，他們便在樓上，即他們所住的前樓後面臨窗摆一張小桌子和一張椅子，作為我讀書寫字之用。此外，樓上还有一间方正的光线足夠的小房間(上海稱為亭子間，建築於厨房之上) ，作為女傭的居室。我倒覺得：那間完整而光线充足的小房間對我居住和讀書更適合，因它有很大的窗戶和房門，我可以把門关起來安靜地作我的功課或看書。但既然由他們安排已定，而且我和他們刚認識不久，當然不表示任何意見。
次日清晨，我便到青雲路去找上海大學，因初次來上海，邊走邊問，終於找到了。從上大的門房那里得知了施存統的住宅，当我去拜訪他們時，瞿秋白也在那里，他告訴我：「你的入學手續已辨好了，明天你就到社會科學系來上課奸了。」
施存統初次给我的印象：朴素，誠懇，但有點书生气。他是日本留學生。在五四運动後，他作了一些反封建的文章，尤其提倡「非孝」，颇著盛名；隨後又作了許多关於討論社會主义和無政府主义問题的文章，因而在初期共產黨里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曾作過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總書記。但当我到上海時，他已不負黨或團的任何责任，而只是在上海大学社會科学系当教授，主要的課程是教經濟學。
他的妻子王一知也是同志，中等身材，眉目清秀．可稱「小家碧玉」。除了略嫌肥胖而無曲线外，算是一個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女子；對人的態度和藹自然，这便是我初次對她的印象。
在他们家里來往最密的，要算是瞿秋白和我以及丁冰之(即后来成名的文艺女作家丁玲)和她的女友王剑虹。这里便成為我們幾個人的休息室了。經過了一個時期，由於我常到瞿的住所，我覺得他不但有社會科学修養，而且還有文学的修養，俄文很好，他也是我們社會科學系的俄文教師。當時，由於他對我的关懷和期望，我對他不但很尊敬，而且还有相当的友誼。
丁和王都是文學系的學生，當時还談不到有很好的文学修養，不過愛好吧了。她倆是一對形影不離的變態同性戀爱者，都具有極濃厚的無政府主义傾向，極端的主觀主义和極端的自由主義。她們高興怎樣就怎樣，絲毫不顾客觀的环境。她倆往後都一同狂熱地戀爱着瞿秋白。他們在戀爱的過程中，無論遊覽或娛樂總是三人聯在一起。從外表看來，她們二人都说不上漂亮。丁雖然身材肥而不夠高，但她却有一雙迷人的大眼睛和兩個酒窩；王則身材矮小，瘦弱，頭髮稀疏，看得見頭皮，像一個發育不全的女子。從她們的個性上說，丁的風度瀟洒，浪漫豪放不羈；王則孤僻，傲慢，但她具有某些旧文學的修養，能作舊詩詞等。也許正由於王的這種孤僻傲慢的性格和懂得舊文學的原故吧，才吸引了病態革命家瞿秋白的憐愛。每一個接近和關心瞿秋白的朋友和同志，都以為他所選擇的是丁冰之。當他宣佈王劍虹為他所戀爱的對象時，大家都出乎意外。丁從此情感失常，時哭時笑，狂放不羈。
我同蔡和森、向警予住在一起，雖然經過了幾個月，但同他們之間的情感始終不能聯繫起來。除了每天兩次同桌吃飯外，差不多沒有機會見到他們，更沒有機會同他們談話。因為他們整天都关在自己的房間里；即在一起吃飯，大家也不開口說話，在每次吃完飯時，總是向警予连聲說：「好恰!好恰! 」 (湖南人讀吃作恰音)的寒喧稱贊來擊破沉悶的气氛，但這並不能清除我內心里的窒息。在性格方面，我覺得和他們相處宛如冰炭之不相投。我一向爱朋友，热情，喜歡談笑，但同他們简直无話可說。他們的生活是異常之單調而不合乎人情和衛生。蔡除了寫作和每星期一次出席上海大學教职員支部會議外，整天躺在床上看報，不出門一步，也沒有任何朋友和同志的私人來往。陳獨秀和瞿秋白雖然照例每星期來一衣，但都是開中央常務委員會，而不是私人的來往。我對他說不上有多少尊敬和好感，只覺得他是一個古怪的革命者，一個同志而已。
向警予最初給我的印象還不算壞，樸實、態度嚴肅，雖然嚴肅之中有些呆板，我仍舊是相當敬重她的。但相處了幾個月之後，我覺得她雖然比我年長得多，而且到過法国勤工儉學，但她從沒有给我任何教益，沒有同我談過任何問题，也沒有問過武漢和北京黨內的情形，尤其是曾經在武漢轟動一時的湖北女子師範的学潮(這一段故事，北京的某些男同志听起來都很有興趣) 。雖然我有時乘機片段地告訴她一些情形，但她却不感興趣，我當然無法多談。經過一個相當時期的細心觀察之後，我對她的尊敬之心便逐渐減退。我覺得她的個性古怪，不合人情，心胸不開闊，擬男主義和清教徒的色彩很濃厚。她的年齡當時還不過二十七八歲，但已經像一個尼姑或老太婆型。她和任何同志的關係都很壞，尤其是陳獨秀、瞿秋白和施存統等，都很討厭她的那種清教徒式的態度。有時他們同她爭論甚至衝突(當然她對陳客氣些，陳批評她時她不抵抗；但以陳的性格和風度來說，對她更看不慣)。她和我之間雖然從未衝突過．但她對我是漠不關心，冷冰冰地絲毫沒有同志間的關懷和友誼。
從我當時的境况說，擺脫了家庭的關係(母親逝世不久) ，離開了舊有的朋友和同志，隻身來到上海，在畢目無親、人地生疏的情景之下，雖然黨中央對我的安排是超乎尋常的(我是唯一享受這種特权的黨員，以前沒有過，往后也沒有) ，但在生活方面，由於唯一接近的人是如此的冷漠無情，难免感到悽涼和寂寞！每當清晨從萝中甦醒時，躺在樓梯底下罩着一頂蓝灰色的破帳子的床上，感到一陣一陣的心酸! 尤其當我同向警予商量把女傭人住的樓上的小房間和我樓梯底下的床鋪掉換而遭到她的拒絕時，真出乎我的意外! 因我所需要的只是一間有光线房間，便於讀書和写字，生活比较方便些，而女傭人只需要一张床睡觉，她白天里根本不到她的房间里去。像這樣的要求竟被拒絕，我只好忍气吞声地住下去，不愿意将这種生活上的小事情向任何同志伸訴，只是自己暗自伤心而已。
此外，最不合衛生和感到痛苦的，便是早晨和傍晚女傭在厨房里燒早餐和晚飯時木材的濃煙(燒午飯時我上課去了)，像催淚弹岂樣，每一個人的眼捩都不停地往下流，至少需一小時以上之久，陳獨秀每次遭逢这種滋味時，他總是說：
「警予! 你耍想個辦法呀！这很不衛生，尤其對和森氣管炎和咳嗽更不相宜，我看別人家沒有这樣煙的。」
儘管他時常這樣勸告，但向仍舊不管，她也不到厨房里去看一看，把那個原始的燒飯爐子换一個有煙筒的就沒有問题了。事後想來，她的這種頑強和固執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一种強烈的婦女主义傾向，不屑管理家事的心理所致。一般的家庭傭人都稱女主人為「太太」，但她却要她的女傭人叫她「向先生」，同叫她的丈夫「蔡先生」一樣稱呼。假如有人叫她「蔡太太」，她會当面斥责人家說：「下次不要這樣稱呼我。」這是反映中國婦女長期受封建制度的壓迫一種幼稚的初步解放的意識形态，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婦女解放的正確觀點和態度。
像蔡和森和向警予这種畸形的生活態度：一方面具有堅強的革命意志，把革命當作职業；另一方面則又表現極端孤僻、主觀，甚至竟不近人情，他們都具有一種與其他同志不同的僻性，这自然是個人的特殊性格；但最主要的還是由於落后國家的傳統習慣與前進思想混合的结在一起，沒有把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革命家的正確生活态度溶成一片，以致形成他們在生活上的畸形發展。
我一向与同学、同志或朋友相處，相互之間總是熱情親切、和諧与喜悅，尤其和同志相處更是不分彼此，沒有一絲的隔膜。這次和他們住在一起，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遭到的冷漠無情的难堪待遇，过着枯燥無味的生活。雖然除了蔡和森之外羅章龍每天兩次来這里吃饭，但他們和罗之間也不交談。他們一吃完飯就一同上樓去了。有時晚餐后，罗同我谈谈武汉和北京運动的情形。但由於我和他的性格不同，他的談吐和拘泥的态度，除了谈公務之外，引不起谈其他問题的興趣，因而絲毫不能清除我的孤寂和煩悶。他是北京大学的畢業生，為嘗時黨中央委員之一，也常在嚮導周刊上写文章。
一個热情善感的少女，离开了一切家庭的關係和有深切友誼的同志和朋友，生活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里， 新的友誼尚未建立起來，住在如此枯燥冷漠的家庭里，雖然有堅定的人生奋鬥的目标，但在情感方面難免感到悽涼和寂寞！我在这種精神状態之下，黃日英每星期寄來一封隱隱約約地表露情感的信(當然我也回答) ，便不知不覺地成為我精神上的一種安慰了。
經過了一個相当的時期，除了在上海大學的青年同志(大多数是團員，很少黨員)间建立了一些普通的友誼之外，尤其是同瞿秋白、施存統夫婦間建立了親密的友誼之後，这便把我從悽涼寂寞的精神状態中挽救出來，重新恢復了我的熱情和青春的朝气。他們尤其是瞿很同情我而不满於向警予的那種不合人情的作風；他認為向的这種態度，對於一個年輕的女同志會給予一種不良的影响和痛苦。
正在這個時候，上海大學的校址已决定遷移，瞿秋白和施存統在慕爾鸣路彬兴里307號合租了一座兩樓兩底規模較大的房屋。他們相互商量的結果，都一致主張我立即離開蔡和森夫婦而搬到他們那里。由瞿和施共同分担我的生活及其他一切費用，而不需要黨中央的津貼，他們為我佈置了一個小房间，小铁床，風琴式的写字枱和一張籐椅。雖然設備很簡單，但却也清潔舒适，適宜於讀書生活。瞿和他的妻子、弟弟以及丁冰之住在樓上；施同他的妻子同我則住在樓下。
自從我同他們住在一起，不但生活有興趣得多，而且友誼也一天一天地增長起來，他們都把我當作自己的妹妹一樣看待。尤其是施存統夫妇，由於生活特別接近的原故，友情更加深刻，我們都以兄妹相稱呼。施的妻子王一知雖然她個人缺乏追求上進的精神，但她同某些女同志不同，她较超脫，不嫉妒任何女同志各方面的優點。我和他們自始至終保持良好的友誼。这不但把我從寂寞的精神状態中解放出來，而且在物質生活方面，也改善得多，過着像人一樣的生活。關於这一點，我內心里一直是感謝瞿秋白對我的同情和体貼；尤其使我感激和獲得鼓勵的，就是他很看重我，對我的前途抱着很大的希望。例如有一次，大家一起談話，当他批評了施太重感情而缺乏了理智之後，他着重的說：
「在我們这一批人之中，丁冰之將來在文學方面有希望 (丁冰之即後來著名的文藝女作家丁玲) ；碧蘭在政治方面有希望。」這句簡單估計個人遠景的話語，曾給予我很大的鼓励，因是出於我當時所敬佩的人之口當我的面說出來的。
但相處的日子渐久，施存統夫婦和我對瞿的私生活便開始有些不满，我們覺得他追求物質的享受，充满着破落貴族和小布爾喬亞的氣氛(他出身於一個破落的小官僚家庭) 。像丁冰之和他的妻子的極端自由和浪漫的作風，這是由於她們受了五四運動反封建思想的影响，這在當時還算是一種進步的表現(雖然從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來看是不正確的)。但作為一個共產黨的领袖之一的瞿秋白，他不但沒有纠正他的妻子和丁冰之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和行為，而且自己也和她們打成一片，跟隨着她們的那種極端的自由主義和及時行樂的頹废墮落的傾向走。他們當時也不追求上進，終日以看戲、饮酒、談爱為消遣。有時一起抱頭大哭，情感極不正常。虽然瞿的弟弟熱烈地追求丁冰之，而且已經同居，但丁却公開的說並不爱他，不過在寂寞無聊中一種消遣而已，她实际上是戀爱着瞿秋白。總之他們的生活完全陷於頹廢、浪漫、三角戀爱和变態戀爱的状態之中。
在對同志的態度方面，瞿秋白高高在上，驕傲，看不起人。不但不喜欢接近下層同志，即連幹部也不愿意接觸。假如有同志來訪問他時，他在樓上一定派人下來問是什麼人，如屬上層，他便接待，如果是幹部或普通同志，不管來自遠近，則概不見面。例如有一次，當李震瀛和陳為人(做鐵路工人運勤的)從北方來上海至他家訪問他時，他不但不請他們上樓，而且自己也不下來和他們談談，僅僅吩咐施存統(施當時沒有負黨的任何责任，而瞿則為中常委之一)同他們談談就算了。因為他一向看不起做工人運動的同志，這件事使我很反感。過了不久當阮永釗(北大的學生)特來訪問他時，我正在樓上，女傭人将阮的字条拿上來時，瞿秋白一看名字便怒氣冲冲地說：「什么人都到家里來找。」他的妻子(非同志)接着也以一種輕視的口氣對女傭人說：「你說先生不在家」。瞿秋白一聲不响，就這樣把一個同志打發走了。这件事使我更加反感。但過了幾天当沈玄盧(又名沈定一，曾任浙江省議會議长、大地主，五四運動後写了一些新思想的短文，成為名流．去過蘇聯，曾一度加入共產黨)帶着他的兒媳楊之华到他的家里來訪問他時，他却把他們当上宾看待，佳餚美酒，談笑風生。這恰同上面所敍對待那幾個同志的態度形成了一個對照。
施存統與瞿完全不同，他出身於貧苦的農家，生活簡朴，在對同志的態度方面也比瞿不同 ，只要是來訪問他的，不管是上層或下層，他都一樣地热誠接待，就是被瞿拒而不見的同志，他也表示歡迎，他對瞿的驕傲態度，也像我一樣反感。因此，樓上和樓下彷彿形成了兩個階層似的。在我們的下意識里，好像樓上是屬於貴族階層，而我們樓下則屬於平民階層一樣。我們的這種意識，有時甚至相互從口中說出來了。
雖然我對瞿生活方面的貴族傾向和對待同志的驕傲態度，以及對社會名流和國民黨要人極感興趣的態度深為反感，但對他的理論和文學方面修養的敬佩却仍舊保持着的。
當時黨和團的力量還十分薄弱，除了黨中央的幾位上層頗袖和某些知識份子之外，主要的基礎是上海大學。當然其中主要的是學生青年，以及一些教授，包括中學部的教員等等。除此之外，只有商務印書館有幾位编輯和職員，如沈雁冰(即後來的文學家茅盾)，杨贤江(當時商務印書館办的学生雜誌主编)和丁晓生(职員)等。此外還有幾個工人同志如郭某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他為上海書店創始人，后為毛泽東之弟毛泽民所代替)和他的妻子黄玉衡等。我是屬於上大的教授和职员支部，即：瞿秋白、施存统、鄧中夏，卜世畸和我五個人。蔡和森每星期出席這個支部會議。也許由於我是学生的原故，對他們所討論的問题，不甚感興趣，因而我覺得这個支部並沒有给我很好的教育。上大教授和職員同志間的情感並不十分融洽。瞿和施是能合作的，但鄧中夏与瞿秋白之間始終不合諧，因瞿對他總是採取一種藐視的態度。瞿曾親自對我说：
「鄧中夏沒有理論修養，是一個實际主義者。」因鄧當時任上大的事務主任。至於其他在上大中学部教書的同志，那他更不在眼內了。
自1923年初，共產國際認為中國的革命是各階級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指令中國共產黨員全體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政策後，如前面所述，中共經過慎重的考慮，各地的党員和團員全都参加討論，曾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威望和共產國際的权威，因而中國共產黨在1923年7月初所召開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這個决議。這便意味着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不能担負頓導國民革命的使命，必須加入國民黨同它合作。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领導層便改變了原有的無產階級的立场，產生了一種極右的倾向。這種傾向首先表現在思想方面。例如毛泽東(他在第三次大會被选為中央委員)在他所寫的一篇题為《北京政變与商人》一文中(發表於1923年7月11日出版的嚮導週刊上)。他說：
「中國現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別的問题，是簡單一個国民革命问题，用國民的力量打倒軍閥並打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国帝国主義。這是中國國民的历史使命。這個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務，全國回民中的商人，工人、农人、學生、教职員都同样应该挺身出來担負一部份的革命工作；但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實的指示，商人在國民革命中应该担負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負的工作，尤為迫叨而重要。我們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國政治，是军閥外力互相勾結箝制全國国民二重壓迫政治，全国国民在這種二重壓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最敏銳迫切感覺這種痛苦的還要以商人為最……商人迫切要求裁厘加稅，但裁厘有損於軍閥的利益，加稅又有损於外國帝國主義的利益。」
上面便是毛泽東對於商人在國民革命中站着主要地位的理論根據，因而他的結論是：
「上海的商人起來了，而且行动了，我們希望天津、北京兩地的商人一齊起來和上海的商人取一致的革命行動。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壯，领袖全國國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重點為我所加) 【HGC： 原文“商人的團結越廣……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下加黑点强调。】
毛泽東在這里所指的商人，即资產階級，这便明顯地意味着资產階級是國民革命的主要领袖。
隨後，在1923年末，陳獨秀又写了一篇题為「國民革命与社會各階級」的文章，發表於1923年12月出版的《前鋒》月刊(第二號)上。在這篇文章中，他從中國各階級的分析和力量的對比之後，作出了如下的結論：
「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即是說為资產階級性的革命；同時，中國的工人階級数量既不大，貧窮而又無知识，因而不能领導這個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民族民主革命，必須同資產階級合作才能完成這個革命。」
陳獨秀的這種思想，是異常之明顯的把中國國民革命领導的任務寄托於資產階級，即他所認為的「革命的資產階級」。这便完全改變了他原來的無產階級的立场，這同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二次大會宣言」 (該宣言為陳獨秀和其他领袖共同起草的)的宗旨完全相矛盾，該宣言的結論中說：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工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渐次達到一個共產主义的社會。……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计，引導工人們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与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义聯合戰线里，不至為小資產階級的附屬物，而必須為自己階級的利益鬥爭，那麼工人們要組織在共產黨和工會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工人們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訓練自己的组织力和戰鬥力，準備與貧農聯合组织蘇稚埃，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它號召全中国的工人和貧農，集合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之下，一齊來和全世界的无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並肩前進，達到全世界的解放。」(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 ；
這個宣言，明白地指示出：中國共產黨是无產階級的政黨，它的目的，是要建立工農專政，渐次達到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繼承俄國十月革命列寧時代的傳統，它不但排除了资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在民主聯合障棧中同小賣產階級聯盟還要注惫不要做了它的附屬物，而要保持工人階級的獨立，在共產黨的旗幟之下同貧農共同鬥爭。這同後來斯大林领導的共產国际的「四個階級聯盟」毫無共同之點。
在同年12月，即國民黨改組的前夕，瞿秋白寫了一篇题為《國民黨改造与中國革命運動》(發表於1923年12月19日的嚮導週報) 。在这篇文章里，他對於國民黨的评價和對它改組所懷抱的美麗幻想，作為一個共產黨人，尤其作為一個领袖來說，是令人驚奇的。他說：
「辛亥革命造成中華民國的是國民黨，历年來任劳任怨為平民爭权利，反對北洋軍閥的，也只有國民黨，這次國民黨的改組有重要的如下三點：
（一）從此平民的政治運動与軍事的革命行動並進。
（二）從此组織群眾的民主的真正政黨肅清腐敗分子。
（三）從此實行嚴格的紀律，作全國有组織有系統的運动，處處時時代表平民而反對軍閥和列強。」
由於瞿秋白對國民黨的改組抱着極大的信心和幻想，因而他便更進一步地大声疾呼：
「全國的平民呵！……聯合起來，應該趕快組織國民黨，集中我們的政治勢力……現在的國民黨便是我們集中势力運用势力的中心。我們若要脫離列強和军阀的壓迫，自己建設真正的平民共和國，真正的獨立國家，真正能發展自己的國民黨……這正是我們平民自己的國民黨，我們必須自己參加，商人、農民、工人、学生和教育界，凡是平民都应該加入國民黨！」
瞿秋白稱國民黨為「我們平民自己的國民黨，」但他却忘記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忘記了『自己的共產黨』，忘記了他自己還是當時共產黨的領袖之一呢。他把商人(即资產階級) ，工人和農民都放在一個平面上算作「平民」，这便表现他的階級觀念的混乱；同時，也就表明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的根本錯误。虽然他在當時寫了不少关於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但那些文章從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溶化於實際問题中，使它成為符合於實際問题的理論根據或分析的方法，他当時寫作的產量很多．但同志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他很渊博，但從他的文章中，得不到一個中心觀念，也找不出他的思想线索和邏辑結論。同志們都以為是由於自己的社會科學程度太差，不能领略其中耍義的原故，我當時也是這樣想，但後來才發現，他的文章沒有中心思想和邏辑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那些文章不是經過他自己的思想創作出來；而是從俄文中翻譯出來，東併西凑前後顛倒而寫成的。
上述這些表現在共產黨慎袖之間的右傾思想，尤其是陳獨秀和瞿秋白的思想，在幹部中引起了一種混乱和疑惑。但一般下層黨員群眾仍旧反映无產階級的意识，以為共產黨員加入国民黨，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種「策略」，在國民黨的名義掩護之下，發展自己的力量，朝着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前進，而不是把國民黨當作自己的黨，寧可說對它是懷着某種界限的。例如有一次，当我同一群共產黨員去参加上海國民黨區黨部的黨員大會時，我們對那些所謂國民黨的领袖們，如汪精卫、廖仲愷等的演說，不但不感興趣，而且还怀着另外一種心理。这就足夠證明：一般共產黨員仍舊保持着原有的共產主義的信念，而不是孫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
至於黨當時在實际的行动方面，由於中共上層領袖思想的右倾，另方面，由於1928年2月7日京汉鐵路工人总罢工的失敗，因而某些干部甚至领袖都纷纷轉向到国民黨去工作(在国民黨工作薪金比在黨內工作要多兩倍乃至三倍以上)，单以上海來说，毛泽东、鄧中夏、向警予、沈泽民等都一同到国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
毛泽东當時本為共產黨中央委员之一，但他並沒有参加黨的工作，而到国民黨上海執行部担任宣傳部的干事。從那時起，尤其自1924年1月国民黨改组，他被选為国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後，他便專門從事於国民黨的工作一直到1927年為止。他初次給我的印象：沉默寡言，态度文雅而嚴肅。但看來缺乏一般湖南人的豪爽和熱情，雖然他是湖南人。
邓中夏也是湖南人，前面已經簡略地提到他的历史。当我於1920年秋到上海時，他仍舊是劳动组合书記部的負责者之一，又是上海大学的事務主任，但自1924年1月國民黨改组后，他便离開上大而到国民黨上海執行部任务工部的干事。雖然環龙路44號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离我們的住所很近，但他從不來我們这里(祇有一次來找施存統) ；同時，由於他的工作的調动，他就不屬於上大支部了，因而我們之间便很少接觸。直至1927年4月末．我們才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重新相見，雙方甚為喜悅。但自此以後，我們就再沒有見面了。他於1928年去蘇聯參加國際第六次大會，以及中国共產党第六次代表大會后，便留在职工国际，因他被选為紅色职工国际委員。他在那里写了(中國职工运动)小冊子。回国后，在上海作地下工作，於1933年在上海被捕送往南京槍决。他是我於1923年在上海以及1927年5月在武汉所接觸的同志中留下良好印象者之一。
向警予前面已經說過，她本为共產黨中央婦女部的負责者(非中央委員)，但從1923年末，她便和毛泽東等一同到国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她任婦女部的幹事。该部部长为一個男性国民黨的老黨員叶楚伧，他的举止庸俗，面貌可憎，语言無味。由於国民党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女黨員作婦女部长，宁可以一個客串的男角來充当。由此可見國民黨一開始同共產黨合作，就把持重要地位而對共產党人深存戒心，限制共產黨人的地位了。
沈泽民是沈雁冰(即後來的文藝作家茅盾)的胞弟。他的性格温和，面上經常堆满着笑容，身材短小精悍，頗有文艺家的瀟洒风度。對同志很熱情，但自然而不過份。他爱好文藝，曾從英文翻譯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說在前進的刊物上發表。他常來我們的住所，不但同我很谈得來，而且在各方面的興趣也很相投，■■■■■■■■■【内容未完，阅读全文与更多内容更新，请至：
析世鉴·成败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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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中共首脑 11 】 瞿秋白 特辑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