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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顺奴才对美国主子的体贴式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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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恭顺奴才对美国主子的体贴式埋怨 (255 reads) 时间: 2002-5-15 周三, 下午8:06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恭顺奴才对美国主子的体贴式埋怨---评邹谠《中国革命再解释》

恰逢五八惨案三周年，谨以此文告慰三位烈士的在天之灵，因为正是烈士们的鲜血，使得一些曾经对新旧殖民主义持有各种程度幻想的人，最终认清了当下国际形势。

邹谠先生是国民党内极右翼“西山会议派”重镇邹鲁的公子，后在美国执教50年，根据甘阳先生的说法，邹谠已经“超脱”了党派的局限，其研究成果也因此受到甘阳先生的推重。笔者是中国农民出身，因为见识浅陋，实在是看不出邹谠先生的高明之处。

一、中国之贫弱是否不足以当日本侵略

根据邹谠先生的说法，由于中国之贫弱不足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因此制止日本侵略的力量只能是来自外部，就是美国这样的救世主。而美国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奴才政权垮台对主子利益的伤害，没有认识忠实奴才对主子利益的重要性。这其实是真正的吃咸萝卜操淡心思，皇上不急太监急，美国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这正是邹谠先生的真实写照。其实是邹谠先生搞错了，美国恰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够解决游戏规则的最后修订，至于说到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那也是注定的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权所决定的，除非邹谠先生能够把中国的老百姓都杀光，否则是不可能避免中华民族为了生存进行平民革命，与帝国主义及其进行殊死搏斗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结局。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根本原因，因为最极端的生存权剥夺，只能是造就中国最彻底的、规模庞大到无可战胜的平民革命大军，从而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彻底埋葬。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适足以证明，即使是比日本强大许多倍的美帝国主义者，在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目前，也是不能为所欲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境外作战，缺乏本土作战那样相对优越的后勤保障；而且在志愿军早期攻势作战阶段，其与美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远远大于国军与日本侵略军的差别，后来的战争结果只能证明一件事，就是邹谠先生是在公然胡说。

实际上美国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业竞争力优势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1921年美国主持签署的华盛顿公约，就是试图确立新殖民主义通过市场捞好处的间接规则，去替代旧殖民主义的直接控制手段，目的当然是要凭借美国强大的工业势力，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下，去捞取美国最大份额的经济利益。但是美国显然比邹谠先生高明，知道重大利益的流向转变是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完成的。捞好处规则的重新拟定，只是解决日美利益冲突问题的第一步，最后新规则的实施就是要排除日本在中国独占大头的局面，结束这个局面的手段只能是战争。

美国当时外交上的“孤立主义”不是要孤立法西斯，而是要孤立美国的后来的那些同盟国，毕竟美国不方便直接地鼓励法西斯侵略，不是因为要保持美国的面子和信誉，而是要在战争中让双方捉对厮杀，然后再在美国人为最有利的时机加入战争，把有望获胜的一方彻底打跨，让美国的竞争者自行在战争中彻底消失。因此这个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战争不打到双方元气大伤，再也不能在新殖民主义规则下与美国竞争抢桃子的地步，美国是绝对不会下山来解决问题的。正如美国参议员杜鲁门所主张的“如果在德国和俄国厮杀中，俄国占上风，美国就应该帮助德国；反过来德国占上风就应该去帮助俄国。”如果在三十年代末期美国对日本实施物质禁运，迫使日本终止其愚蠢行为，那么不仅中国没有遭遇到有力打击，老蒋也肯定不是那么俯首帖耳；反过来如果不是日本到山穷水尽的那一天，也就不那么容易把“五强之一”的日本彻底收复，成为一条美国的忠实走狗。

二、国民党政权的选择与日本侵略决断

根据邹谠先生的高见，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在中国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当时外来侵略破坏了中国政权的稳定，而改良只有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但是邹谠先生没有说清楚，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到底有没有意愿来实行改良，哪怕是对民众的生存利益做出微小的让步？

邹谠先生显然有足够的条件弄清楚“中国精英阶层到底有没有在中国实行改良的意愿”，因为邹先生的父亲就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见证人和推动者，至少邹谠先生是应该有条件清楚“西山会议派”的主张是什么。中国当时云集在国民党政权内外的精英阶层，是否具有足够的意愿或者起码的良知，以打算进行与民众利益进行协调的改良道路？著名的知识精英蔡元培就是参加上海“分共会议”的国民党八大元老之一，而这个会议所做出的战略决策，就直接指导了稍后执行的上海“四一二大屠杀”。1920年代大革命末期的知识精英阶层，可不是1940年代打着旗帜“反饥饿”的那些精英，人也许还是那些人，但是头脑可不是原来的头脑。甘阳先生显然有点等同视之的味道，看起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农民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四一二大屠杀就是中国执政精英阶层，决意拒绝对民众的生存利益进行妥协，决意在美国“华盛顿公约”新殖民主义国际体系下就位的表现。对共产党的屠杀，和林冲上梁山入伙所必须的“投名状”一样，就是告诉美国，国民党人决不会为了民族利益和民众利益而与西方冲突，是西方可以信赖的中国管家和政权代理人。对共产党的屠杀和对苏联的决绝，就是一份是美国可以信赖的决心书；当然蒋政权对待旧殖民主义也是一视同仁，在北伐期间发生的“济南惨案”，老蒋熟视无睹，这是对日本的旧殖民主义表现充分容忍和涵养的一个重要事例。

蒋政权选择在新殖民主义体系就位，实际上具有两重重大后果，一是表明蒋愿意充当西方殖民利益的中国代理人，二是向世人公示中国的国内阶级矛盾大于中外民族矛盾。因此蒋政权的性质和定位就决定了一方面不可能在国内动员民众力量一致对外；另一方面新旧殖民主义除非到了最后必须在战场上进行对决阶段，蒋政权将不可能取得外部支援。为此日本认为可以对中国发动战争，如果战事顺利就有可能逼迫美国承认既成事实，承认日本直接控制和支配中国，并借以排除美国新殖民主义手段通过市场在中国撮取殖民利益的可能。经过这样的收益—成本（风险）对比分析，日本显然认为成本与风险有限，在利益可观的情况下，因此敢于放手发动侵略。

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正如日本所料，不仅拒绝向中国提供援助，而且为了避免造成必须适用“中立法”对交战双方进行禁运，压迫蒋政权不得向日本宣战。这样美国就可以继续保持和扩大对日本的贸易，因为当时中国海岸已经被日本封锁，事实上就对中国进行了禁运，就这样美国一面要当婊子，一面又要蒋政权为其立贞洁牌坊，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而蒋政权除了在新殖民主义体系就位的打算之外，也始终没有放弃在旧殖民主义体系下就位的选择，老蒋有名言垂世“亡于日本人，我还有亡国奴可以当；亡于共产党，我连亡国奴都当不成了。”这其实也是慈禧太后选择“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精英阶层的力量不足，本身不具备对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动员民众力量，必须精英阶层放弃既得利益以与民众协调一致，从而妨碍精英阶层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因此精英阶层总是把经济矛盾放在民族矛盾之先。其实明末满汉地主合流以镇压农民起义就是先例。精英主义改良渠道救中国的先期破产，在晚清就已经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从洋务运动到改良变法，最后到精英主义革命，没有一次不失败的。

毛泽东说要感谢日本人，因为正是日本侵略军的凶残无道，把大量中国民众迅速逼到了“民不畏死”的处境、只有奋起反抗才能求生存的地步，日本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是中国革命的催生婆之一。此外毛泽东还说过由于有“蒋介石这样屠杀人民的反面教员”，印度因为没有这样的反面教员因此革命形势不好，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有利因素之一；而美国人支持国民党政权打内战，出钱出枪要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在抗战前期出卖中国利益，也是使得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对新殖民主义幻想最后破产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些中国平民革命得以成功的“有利因素”，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真正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而是这些事件唤醒了中国民众，幻灭了一切精英主义道路救中国的幻想，中国人民的唯一的出路只有团结奋斗求生存，这是中国人民采取和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进行生死搏斗，并取得胜利的思想和认识论基础，所以是一种典型的“由坏事变出来的好事”。

在邹谠先生看来，中国是没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假如没有外因的话。邹谠的“中国革命外因论”是站不住脚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显然比他更有发言权。对中国精英阶层不顾民众死活，只凭一己之私进行内政外交战略抉择的结果，是必然导致的民众生存条件急剧恶化，这是一切革命的土壤，中国平民革命的最后一个制造者是老蒋，而毛泽东只是革命的完成者。中国平民革命迟早是要发生的，也是必然要成功的，因为在中国精英主义的一切改良和革命都已经最后破产了，日本侵略中国和美国对中国根本利益的各种恣意践踏，只是起到了一定的坚定民众革命信念的结果。

三、所谓“个人自由与社会自主发展”

在晚清，作为中国统治阶级总代表的慈禧太后是决意在旧殖民主义体系中就位的，以换取自身统治利益的维持；蒋记国民党政权是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新殖民主义体系中就位的，并借以取得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正如邹谠所指出的，中国的知识精英是对新殖民主义具有信任感的，当时知识界的广泛亲美以及蔡元培参与国民党的清党密谋，都可以作为佐证。问题在于政权的“较高正当性”不是可以凭空建立的，无论是在新殖民主义还是旧殖民主义下就位的中国买办政权，都不可能在买办官僚阶层利益恶性膨胀到剥夺民众的生存权基础上来建立建立其统治信誉。

在新旧殖民主义体系中就位，其实就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精英阶层所面临的实际选择，也是中国精英阶层在不放弃精英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全部选择空间。蒋记国民党政权就是这样去突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个人自由的，当然也是邹谠先生所念念不忘的社会自主发展，也是美国艾其逊之流所指望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们的必然选择，作为第三世界的精英阶层，除了买办化还能选择什么，既然选择了买办化，有能到哪里去找民众的生存权，到哪里去建立政权的正当性呢？直到今天中国的精英主义者不是仍然存在这样的困惑吗？中国一贯以鼓吹“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为己任的精英主义者，基本上都在911共识中签名，发誓要把对手的嘴巴贴上封条；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一位俊彦提出“唾沫效应”，实际上就是“为了少数人先富起来，必须让多数人失去生存机会”，另一位长期宣传华盛顿共识的主流经济学家则在私下里明确表示：为在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制度化，其代价是要“死一半中国人”。中国今天精英主义者的选择余地，即使不会比邹谠先生叙述的时代更好，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为什么中国精英主义者为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总是要走极端呢？很显然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短视和贪婪，是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而且人均经济资源短缺的现实，只给精英主义者留下了这样的糟糕的两难选择---只要是选择精英主义化就必定要排斥多数民众的生存利益，而在这种排斥民众基本生存利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选择下，邹谠先生所指望的政权具有“较高正当性”是永远都不可能有的。

邹谠先生试图找到一条道路，让“帝国主义”和“注定要在被帝国主义侵略中被剥夺生存权的中国民众”实现和平共处，而且是可以避免被中国民众从中国干净彻底赶出去的结局，这看来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看来邹谠先生也有所认识；但是邹谠先生认为上一次帝国主义虽然在中国失败了，寄希望下一次“新瓶装旧酒”的同样选择取得成功仍然是可以的。送给邹谠先生和邹谠先生的追随者们一句话“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这句话出自《论语-尧曰》，翻译成通俗的现代汉语其意思就是“如果把老百姓逼得没有活路，那么精英阶层必然就要完蛋。”其实毛泽东说得更加清楚明白“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栖栖惶惶地想要寻求一种没有反抗的、对民众进行生存权剥夺式的压迫之道，是永远都不可能成功的。无论以新旧殖民主义，还是以“个人自由”乃至“社会自主发展”名义出现，只要是在中国选择精英主义制度，只要是把少数人利益绝对凌驾于大多数人的生存利益之上，其结局就不会有根本不同。

个人网页：http://tlw.3322.net

二○○二年五月八日

附：甘阳文章

邹谠教授《中国革命再解释》序

1999年8月7日，邹谠教授（1918－1999）以八十高龄去世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院，芝加哥大学特下半旗致哀，以纪念他在芝大政治学系五十余年的奉献以及他对北美中国研究的开创性贡献。这本《中国革命再解释》是邹先生临终前遗留下来的一部文集，邹先生原想为这本文集撰写一篇长篇导论以集中阐述他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但遗憾的是，由于邹先生的瘁然病逝，这个导论终于未能完成。

邹谠教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半个世纪以上，在这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全部思考可以说都致力于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这部极端复杂的历史。邹谠教授本人一生无党无派，属于在美国学府中渡过大半生的典型学者，但是象二十世纪的所有中国人一样，邹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国故事”。邹谠于1918年出生于广州，父亲邹鲁（1885－1954）是著名国民党元老政治家并曾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历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中山大学校长，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职，最后于1949年随国民党败走台湾；这一比较特殊的家庭背景，无疑使邹谠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受，但也因此有更多的疑惑与问题，而最困扰他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曾经相当强大的国民党最后会败于起初相当弱小的共产党？这一问题自然迫使他必须更深入地理解国民党，同时也更深入地理解共产党，而最后则促使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置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更大历史视野中来把握。此外，邹谠毕业于中国抗战时期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他曾说：“我作学问的态度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我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战期间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1但西南联大的经历同时也对邹谠提出了另一个大问题，亦即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最初本是中国亲美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联大170余名教授中有100名以上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2），在抗战初期亦基本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如费正清所指出，自从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就“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3而在抗战结束后没多久，联大师生从反内战的立场出发日益疑虑美国的对华政策（西南联大学生在1945年11月率先发表“西南联大等三十一校全体学生告美国人民书”以及“致美国政府书”等，4而当时的联大教授费孝通等亦发表“美国你不应该这样”等文章，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之嫌”5），当邹谠1946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深造时，他自然无法忘怀1945年12月国民党血洗西南联大的“一二.一惨案”（联大四学生被杀），而1946年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等事件，更是对邹谠这一代知识分子刺激极深。6从1946年到1951年邹谠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这几年，同时也正是中国内战爆发，最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不难想象，在这一他本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期，邹谠的基本问题意识正是上述这两个问题，即国民党为什么会败于共产党，以及中国知识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在四十年代后期从亲美转向反美，这两个问题事实上也正是他日后写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这部名著的原初问题意识。7虽然《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由于最初是受由美国政治学巨擎摩根叟（HansMorgenthau）主持的“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theCenterfortheStudyofAmericanForeignandMilitaryPolicy）委托的研究计划，因而从学科和体裁上讲是一部严格的美国外交史专著并被摩根叟盛赞为“既是宏大的史学也是最佳的政治学”（bothhistoryinthegrandstyleandpoliticalscienceatitsbest），8但对邹谠教授个人而言，这部著作首先是他自己力图透彻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步，并由此初步形成了他日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出发点。第一，他特别强调，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必须具有国际政治的视野，因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内政治强烈地受二十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动的影响，特别是受美国、日本、俄国在东亚争霸形势的制约。他不同意单纯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取向，认为这种取向忽视了二十世纪国际政治形势的消长往往直接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消长。他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首先就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亚的基本格局已经明朗化为日本与美国的对峙，如果美国能够较早采取有力手段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在东亚的扩张，从而阻止或推迟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那么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可能将相当不同,亦即国民党政府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9事实上我们今天都知道，毛泽东本人在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就坦承，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根本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得到新的发展机会并最终夺取政权。10换言之，日本的全面侵华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形势的消长。而邹谠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的极端贫弱，日本是否发动全面侵华并不取决于中、日关系，而主要取决于日、美关系。11他在以后的一次访谈中曾将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表述如下：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动荡与发展，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来的原因。我们过去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往往有很大的偏差，其中一个突出的倾向，就是对内因估计太高，仿佛什么都是由内因决定的。我觉得中国政治受外国影响的程度比其他国家要大。当然这并不排斥内部的因素。我说的外因不仅指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侵略，也不是说哪个帝国主义支持哪个军阀（这些仅仅是小节），我指的是国际政治的变化对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所产生的作用。具体地说，欧美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力量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文化乃至经济的整体变化。没有这些外来的冲击，中国的变化就不会在这种形势下出现。外来的冲击把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制度彻底打垮了，使中国面临着全面危机，并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社会革命，即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社会每个领域中的问题；一是外来因素常常决定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孰胜孰负，比如，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统治的迅速垮台就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中苏关系的破裂，是否和十年动乱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12第二，他强调二十世纪中国内部的首要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全面崩溃，这种在外来冲击下国内各种制度全面崩溃的形势，导致中国的现代转型不可能采取胡适等希望的点点滴滴的社会改良方式，因为缓进的社会改良只能依托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以及具有较高正当性基础的政治统治阶层的存在才可能，而二十世纪中国首先面临的问题恰恰是“统治阶级的解体和整个政治制度的崩溃”。13邹谠因此指出，“讲到内部因素，我想强调，自宋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地主、士大夫和官僚三位一体的集团，非常巩固、稳定，也非常有连续性。在二十世纪的变革中，这样一个统治阶级消失了，要找到一个有同样巩固的社会基础、有同样的稳定性、连续性的统治阶级，并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件非常困难、非常需要时间的事。”14邹谠认为，二十世纪中国这种全面崩溃全面危机的形势，使得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社会革命”来达成“国家制度重建”的道路，亦即一个强有力的新型政治主导力量凭借一套强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动员，以寻求使“国家制度的重建”奠定在最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上。他认为这正是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所在，亦即共产党所诉诸的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它能够强有力地同时动员知识分子和社会底层参与中国革命。但是这种“社会革命”的道路，虽然能有效地达成“国家制度的重建”，但它同时又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社会革命”导致政治权力全面进入并主导一切社会领域，革命意识形态更要求个人和一切社会团体的无条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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