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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反日过激行为的主要责任不在民众   
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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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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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反日过激行为的主要责任不在民众 (864 reads)      时间: 2005-4-04 周一, 下午6:43

作者:根源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反日过激行为的主要责任不在民众


据报道,近日在全国各地多个城市接连爆发了民众自发的反日行动,包括集会、签名、游行、将日货撤下货架等,其中一些城市如成都、深圳的反日集会发生了一些过激行为,如冲击日资百货公司,砸毁日资企业招牌等。

作为老右阵营中一名坚决彻底的反日人士,我非常乐于见到大部分的民众能够自始至终坚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反日的诉求;对于一小部分民众的一些过激行为,我在深感遗憾之余,也明确无误地认为,其主要责任并不在他们身上。


首先我们要知道,在集会的过程之中,由于一小部分参与人士不能很好地克制自己的情绪,从而发生一些过激的行为,这在全世界范围都是很普遍的;即使是包括美国在内的那些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这类事情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民主社会里头,由于参与集会人士的情绪失控而引发骚乱,民众向警方投掷石块、自制燃烧瓶,或者大肆破坏建筑物或公用设施,需要警方施放催泪瓦斯、胡椒喷雾或动用高压水炮来驱散人群的画面,我们不时能够从新闻里看到。也就是说,集会过程中发生过激行为,在民主社会也是家常便饭而已。

我提及过激行为的这种“普遍性”,并非为反日民众这种过激行为寻找“合理化”的“理由”,而是用以说明一个道理:不能因为一小部分民众一时的不理性,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这部分民众的诉求进行全盘否定。


问题更在于,在民主社会集会过程中发生的那些过激行为,民众需要负主要责任;而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里头,同类行为的主要责任如果也让民众来负,那却是很不公平的。

在民主社会里头,民众组织集会的自由程度是非常大的,限制也非常宽松,而广大民众亦早已习惯于通过各种各样形式的集会去表达自己的各类诉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即使民众所接受到的正统教育中,并没有刻意地宣传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的理念,他们也能够从自己所处的社会中不知不觉地“实习”到的,譬如他们从小开始便有机会耳濡目染,可以对身边的人们是如何和平、理性地表达意见有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如果在那种能够得到关于理性表达诉求的充分教育之下,民众在轮到自己表达意见时还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那主要责任当然只能由他们来负了。


而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里头,民众能够接受到的这类教育,则是少得可怜的。平时接受的各种正统或非正统的教育之中,“民间自发的集会”这类议题,向来都被列为极其“敏感”的内容;即使是不得已地被提及,也是闪烁其辞地一带而过,或者非常泛泛地空谈一番,没什么有帮助的实质内容。而在“社会大学”里头,由于民间自发的集会一贯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所以普通民众想通过亲身体验或实地观摩来受到教育,也是不大可能的。

当然,外国的民众集会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照,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或者实地观摩,所了解到的也仅是一些皮毛而已。而在咱中国大陆,能够有机会出国的国人,也只有为数很少的一小部分而已。再说,即使有机会出国的人,在他们或长或短的在国外逗留期间,遇上集会的机会也是很小的——尤其是那些参加旅游团到外国旅游的游客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旅行社为了游客的人身安全着想,要是遇上所到的城市正在发生民众集会,导游一般都会有意地避开集会街区。

而对于大部分基本没什么机会出国,或者有可能踏足的国家同样也是非民主国家的民众来说,也只能在电视等媒体上“观摩”外国的民间集会了。这种浮光掠影式的“观摩”,所得到的印象只有一鳞半爪不说,更会因为咱们的主流媒体为了某些方面的宣传需要,长期有意无意地对那些集会演变成暴力冲突的事件特别地多加渲染,久而久之会对民众产生一种“集会难免会充斥暴力行为”的误导。

毫无疑问,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所受到诸如“在集会上要和平、理性地表达意见”之类的教育,竟是何等地少得可怜!他们在勇敢地进行这种陌生至极尝试的时候,出现一些过激行为,我们难道能够简单地将责任一古脑都推到他们身上吗?!


问题也许还不仅仅停留于此。

众所周知,正是因为宪法赋予中国大陆民众的集会权利长期受到压制,使得中国民间对日本极右翼势力倒行逆施行为意见的表达长期受阻,使得中国官方对日本不满的声音长期缺乏底气,亦因此长期得不到日本方面起码的重视,从而越来越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肆无忌惮地翻风作浪;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宪法赋予中国大陆民众的集会权利长期受到压制,使得大陆某些被利益集团操纵的部门——如铁道部门长期视民意如无物,非要一再作出极度亲日的愚蠢举措来刺激、挑衅民意;再一方面,还是因为宪法赋予中国大陆民众的集会权利长期受到压制,使得民众对日怨忿的情绪长期受到压抑,以滚雪球的方式叠加、累积,再加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导致民众对日情绪达到了一个当爆发出来时根本就难以理性处理的程度。

以上的三方面作用力,一直都是在相互作用着的,而且都是越走越远的,而且还是越远越危险的。在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里头,这很可能就会成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一个突破口。如果官方仍以为一个“压”字决可以包医百病,甚至仍然一面“压”民意一面依然对日表现软弱无能的话,那简直就是在玩火。


在这三种作用力长期作用下的民间反日情绪自然是非常强烈的,其反弹力度也是非常强劲的。这种汹涌的民意爆发出来时,如果仅仅还限于烧烧日本国旗,砸砸日资店铺,拆拆日资招牌,那简直可说得是太过于温和、理性了。
即便换成西方人,如果同样的情绪也在长期受到压抑之后爆发,其过激行为绝对不会比这些“反日愤青”轻到哪里去,恐怕还会激烈上若干倍呢。

而且我还注意到某个这两天发生反日过激行为的城市,在民众冲击日资百货的时候,在场维持秩序的警方并未加以阻止——在那种情形下,不加阻止实际上就是等于默许。往好里想,这些警察可能也是因为长期遇不上民众集会,因而缺乏管理集会和维持秩序的经验;往坏处想,他们究竟要借此达到什么目的,那就实在不好揣摸了。而民众在没有警方干预和阻止的前提下,也仅仅是砸砸日资店铺、拆拆日资招牌,并未造成人员受伤,那实在已经算得是异常克制了。


总之,在一个跟民主阔别已久,而且民意长期受到漠视的社会中,民众自发集会时出现反智情绪,发生过激行为,其主要责任并不能由民众去承担。除了某些盼望天下赶快大乱好从中浑水摸鱼的家伙外,没人会希望发生这类可能伤及自身的过激行为;但是,在我们在指责这种过激行为的同时,更应该公正地看到,在这些过激行为背后作祟的种种更应该受到谴责的深层次因素。

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借这些过激行为去讽刺、挖苦一切与自己理念不符的表达意见的行动;恰恰相反,我们对于不同于自己观点的表达行为,除了批评其中的过激行为之外,更应该对其中的和平和理性的表达方式,以及大部分的人们为了让表达方式自始至终能够保持和平和理性而付出的努力,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所有的人创造出一种宽松的表达氛围,才能够让民众表达意见的行为走上正轨,才能够保证整个社会不偏离民主这个大方向。

作者:根源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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