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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死矢靡它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读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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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沅森
加入时间: 2004/07/15
文章: 63
经验值: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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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沅森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陈沅森论文之三
之死矢靡它
——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读后
陈沅森
【题解】“之死矢靡它”出自《诗经》《鄘风》爱情诗《柏舟》，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至死矢志不变心”。
一、解开了中华民族一个“千年死结”
以下摘录杨小凯教授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开篇的几小段话（为了便于叙述和让从未接触过杨小凯著作的朋友阅读，摘录原文较多）：
我想从西方政治史中了解，到底什么是民主政治，民主政体是如何产生的。
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自从接受洛克的思想，我开始知道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东西。
洛克思想是英国大革命的产物……我读这段历史时是一九七二年。
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
我当时看（英国“光荣革命”）这段历史，忍不住拍案叫绝。
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下发展民主制度的历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
让我们来廓清杨小凯这几小段话的写作背景和原由：
首先，开宗明义，杨小凯叙述了他“业余”研读西方政治史的目的：一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民主政治 ”，二是为了弄清楚“民主政体是如何产生的”。——自1968年因写《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被判十年徒刑之后，在劳改农场，杨小凯密切注视着波诡云谲的“文化大革命”，并对其进行了深度的分析和思考。他从学生时代纯粹的理想主义美梦中警醒过来，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设定的答案。循着这一思路，联想到美、英等先进国家政治稳定、国富民强，终于悟出必须从西方政治发展的历程中去寻求答案。于是，在劳改之余，他开始了勤奋的研读。他的思路特别清晰，一下就抓住了上述两个本质问题。
接着，作者告诉我们，他受洛克思想的影响，认识到“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甚至是对立的东西”。——“革命民主主义”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时打出的漂亮旗号，革命成功后根本不会兑现；而“现代民主政治” 是美、英等西方先进国家实行了两、三百年，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
第三小段作者交代了读史的时间：1972年。——请注意！ 1972年，24岁的杨小凯在哪里？他还在“建新农场”服刑（见杨小凯著作《牛鬼蛇神录》），是一个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可能拉出去枪毙的“反革命”劳改犯。
第四小段转述了洛克关于“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第五小段指出制度创新的基础是“共存”和“制衡”。
第六小段描述了作者读到英国“光荣革命”这段历史时的亢奋状态：拍案叫绝！——杨小凯为什么 “拍案叫绝”？一百多年来，成百上千的仁人志士读到这段历史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 “拍案叫绝”？
第七小段指出英国“光荣革命”“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的历史，对中国具有现实意义。
了解了上述杨小凯读史的背景和原由，人们就不得不提出下面的问题：
一个 24岁、中等文化程度、被判十年徒刑、正在服苦役、生死难卜的劳改犯，处于“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他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按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他怎么会思考一些看似与己无关、有关国家前途命运、非常博大深远的问题呢？
……
1966年，在狂热无知的“文革”惊涛骇浪中，笔者抱定一条宗旨：绝对不乱说乱动，决不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低眉顺眼地混迹在所谓的“三八司令部”（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生活，八小时睡眠），故意麻木自己的心智，跟随人群大流，学毛著、背毛诗、读语录……“早请示，晚汇报”，跟着高呼“万岁 ”口号，从不敢讲半个“不”字，哪里敢去思考有关政治、国家命运等问题的是是非非！
可杨小凯这个人非常奇特，无端被判十年刑，从“高干子弟”的天堂跌落到地狱，他没有像芸芸众生那样，仅仅只是在头脑里产生“仇恨共产党，仇恨毛泽东”那种浅层次思维，而是撇开生死，用一个成熟思想者的头脑，独自暗中对社会发出一连串深层次的追问：
1949年欢欣鼓舞的革命胜利，为什么让中国的现实变得这样糟糕？
为什么现代中国会产生这种极端黑暗、极其野蛮、残酷的专制？
为什么没有人监督和制止毛泽东的疯狂思想与极端行为？
……
杨小凯敏锐地意识到，是社会结构出了问题。为了探本穷源，他开始研读西方政治发展史，试图从别人成功的历史轨迹和经验教训中，寻找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终极答案。
今日说来、写来毫不费劲，只要设身处地想想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杨小凯身处绝境，就会知道这种像金子一样闪光、发出一连串“天问”般的思想是多么可贵。杨小凯的确与众不同，他总是高屋建瓴，比别人看得远，比别人想得深。
一百多年来，自郭嵩焘、曾纪泽先后出使大英帝国，容闳护送第一批优秀少年官费留美，严复、孙中山、胡适……等而下之，为拯救中华、拜西方为师、通晓英国“光荣革命史”、熟读洛克著作的仁人志士，何止成百上千？可是，没有一个人为此“拍案叫绝”，没有一个人悟出这可能是适合中国国情、使中国摆脱专制走向自由、共和、民主的范例。
先贤们多把目光投向了美国这个制度民主、国力强盛的典范，但遭到了非难和驳斥：“美国的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因为美国建国（1776年）的历史很短，没有长时期的专制传统。杨小凯独具慧眼地颖悟到：英国“从长期专制走向自由、共和、民主”的例子，非常“适合中国国情”。所以，他读史到这里“拍案叫绝”地赞赏：“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
历史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偏偏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暴政时代，偏偏让一个没有多少学问的年轻劳改犯，跳出众多伟人、先哲的思维窠臼，悟出英国 “光荣革命”的奥妙，解开了中华民族一个“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催生革命”的“千年死结”，探索到了一条可能拯救国家的真理，你说奇不奇，你说怪不怪？
当我第一遍读完杨小凯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我屏气静心，掩卷深思，对这位同时代的先知先觉，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二、开创“反革命”新理论
在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采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极权政府，最终必定产生暴政，这是杨小凯转述洛克的理论，不赞成“革命”的第一理由。杨小凯不赞成“革命”，还有以下两条理由：
占第二位的理由是：“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遥遥无期……”
占第三位的理由是：“革命一起，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这两条都比较容易理解，但传播不广。特别是第三条，过去总是颠倒是非，强调“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实际上，农民起义是一种“失控的暴民政治狂潮”，其烧杀打砸抢抄对整个社会的破坏相当严重，几百年的积累全部摧毁，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财富的道理，在于积累。我来加拿大后，看到加拿大人工作起来并不那么匆匆忙忙，并不拼命抢时间，争速度。他们按部就班、节奏均匀地工作，非常注意享受业余文化娱乐生活。由于本土一百多年没有战争，社会财富在一直不断地增长、积累，没有遭到人为破坏。他们搞建设，十分注重质量。例如住房，到处是一百多年的老宅。你想想，一幢房子，一百多年来供多少人居住，创造多少价值？只要不发生天灾，大多数老宅仍可利用，继续创造价值。在中国，除了文物，你能找到几幢百年老宅？地铁也一样，不像中国的地铁那么富丽堂皇，但简单整洁，坚固耐用。蒙特利尔市1960年代建成的地铁，至今仍在发挥并将继续发挥公共交通主力军的作用。所以，财富在于积累，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道理是一致的。
杨小凯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用上面三条理由，从正面否定了“革命”；下面，他又论证了“在现代化条件下”“革命”“成功的概率等于零”，从反面否定了“革命”。
在“毛泽东时代”，凡是沾上“反革命”三个字的人，不被枪毙，就被判刑管制，存活过来的是少数。那时候，如果听到有人厉声用这三个字斥责你，会吓得浑身哆嗦，汗毛倒竖起来。
从《现代汉语词典》里可以找到“反革命”词条的两种解释：1、与革命政权对立，进行破坏活动，企图推翻革命政权的；2、反革命分子。
共产党自称是 “革命”的，因此，凡是共产党的敌人，凡是从思想、语言、文字、行动上反对共产党的某一个政策或某一主张的个人和组织，都是“反革命”。在中国大陆，自 1951年2月21日中共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始，到1997年删除“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为止，有数百万人（没有统计数字，可能数以千万计）被无端贴上这个标签含冤屈死！少数九死一生熬了过来的人，都被斗争得脱去三层皮。
杨小凯独树一帜，他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公开声言：我本人就是文革後的反革命情绪的代表。— —不光“反革命”，还要当“代表”！
在这里，杨小凯赋予了“反革命”一词全新的含义：反对采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现政权，防止暴力 “革命”的发生。他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说：
人民革命只会产生暴君……在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革命只会产生暴政。
用革命来改变大陆专制制度是否可行呢？
一九六零年代末，中国政治极端黑暗，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荒谬绝伦，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被这种昏庸无能刺激出参政的兴趣。
当时很多人被划为“黑七类”，受到极不公平的歧视和迫害，“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情绪相当普遍。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
一九七零年的 “一打三反”运动把这类革命活动几乎完全从肉体上消灭了。
一些最优秀的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政治家被当作政治隐患而枪杀……他们……判断，社会现代化过程已使传统意义的革命几乎不再可能。
现代化的通讯、运兵手段的发达……譬如在现代化铁路运兵的条件下，当年的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报纸、电台也使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舆论。
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在现代化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的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式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象武昌起义一样）成功的概率等于零。
以上论述，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由于科技发达和中共采用极残酷的镇压手段，今人再也无法效仿古代《水浒传》的梁山英雄和近代“井冈山的山大王”了。即使策反一、两支部队“起义” ，当局迅速调动大兵团包围，剩下的也就只有缴械投降一条路。
所以，从正、反两方面都有充分理由，说明中国只能走政治改革的道路，绝对不能再采用“以暴易暴 ”的老套路，陷入“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隋唐演义》语）相互血腥厮杀，最后又产生一个新暴君。
问题在于民间对此认识不足，仍然有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幻想武装起义，用暴力推翻共产党。例如，前不久，曾节明先生在网上发表《不能过分否定暴力革命——谨以此文致杨小凯先生在天之灵》一文，把陈年老调重弹一遍：“若专制者死不改悔，顽固地施行迫害，人民除了把他们打出文明世界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呢？……除了发动起义，我们别无选择！”
还有高光俊先生的大块文章《如何推翻中共》（载《大参考》2004年7月17-18日），指出“武装革命”是“推翻中共的主要途径”，通篇采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和老套路。这些作品虽然洋洋洒洒，但缺乏新意，没有驳倒杨小凯的“反革命”理论，没有讲出令人心悦诚服的道理。有人估计，目前中国大陆至少有一万个这样潜在的“准革命”群体。我认为，这个估计数字太保守了，按照“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政治实力，不一定要有形的组织”的政治结社原则，何止一万个！
形势是比较严峻的。请注意，杨小凯不是“过分否定暴力革命 ”，而是“彻底否定暴力革命”。所以，他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发出警报：防止革命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仍是现实和重大的政治问题。
曾节明先生在文章中认为：杨小凯的理论好是好，但“脱离了群众，偏离了真理”，“局限在象牙塔里……”——这种批评对不对呢？
我认为有欠公允！
说杨小凯“局限在象牙塔里”，真是天大的笑话和冤枉！如果你认为“劳改农场”算“象牙塔”，那么，请你去钻一钻吧！
有谁像杨小凯那样无端坠入社会的最底层后，彻底解剖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见《牛鬼蛇神录》中描写的几十位牢友）？有谁在“监狱”这座大课堂里接受过许多遭受冤屈的职业政治家与各类精英人物睿智的熏陶和启迪？
杨小凯在监狱和劳改农场被迫抛撒十年青春，3600多个日日夜夜与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 ”厮混在一起，从社会精英到流氓无产者，从偷扒抢劫之徒到学富五车的教授……鱼龙混杂，良莠纷呈。每个人都从不同角度诉说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冤情和对毛泽东、共产党的刻骨仇恨。由于身处炼狱，杨小凯体验到了人世间最悲苦、最复杂的社会现象，倾听到了社会最底层最强烈的反抗声音，所以，身受切肤之痛的他对社会的认识比一般人深、透得多。
杨小凯天资聪颖，目光远大，博学多才，记忆力惊人，后期又登上经济学世界高峰，遍阅东、西方社会之万象，阅历极其丰富；博览古今中外之群书，知识底蕴极其深厚……而且毕生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难题。因此，经过他的广阔视野、反复比较和数十年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不但是血泪凝成的思想结晶，而且是社会极其宝贵的财富。
没有经历极端专制黑暗时代的人，也许难以理解杨小凯思想的深度和他得出的结论的价值。笔者是杨小凯的同时代人，从专制暴政恐怖中走过来，对于他对社会的透析及精辟、独到的见解，极为钦佩！
按照杨小凯的理论，中国不应该再度陷入“专制—革命—专制”的恶性循环。目前中共依恃强大的军队和警察，采用残酷的镇压手段“把一切‘不安定因素’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连打出“XX革命”旗号的机会都没有，成功的概率当然等于零。——这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杨小凯指出：年轻的知识分子毫无政治知识，盲目崇拜革命，盲目崇拜“人民”这个偶像……笔者奉劝有志于“革命”的年轻朋友三思而行，鉴前车之覆辙，思行动之后果，仔细研读杨小凯的这篇文章后，再作出人生道路上的重大抉择。
在写完《中国政治随想录》之后，杨小凯又读了英国人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论》，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法国大革命论》这部经典反革命理论认为， 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对这个制度不满，革命者“相信人的理性，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过程中 ,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长期历史变化后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杨小凯说，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惩罚偷窃，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 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制，革命的后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 思想。
三、假定杨小凯的“反革命”理论是真理……
杨小凯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说，“民主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避免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追求民主的第一要旨不是打到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换代”。那么，反对者会说：这种 “捆住群众手脚”的理论，岂不是要求大家“俯首称臣”，“助纣为虐”，默认工、农的困苦状况，默认贪官污吏的合法性，延长中共在大陆极权统治的寿命吗？
许多人认为， “延长中共寿命”，是杨小凯“反革命”理论的一种必然结果；
但是，也有人认为，如果人人都真心实意“反革命”，采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就会加速中共的政治改革，加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还有人认为，如果人人都真心实意“反革命”，采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会促使中共早日倒台，加快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更有一些人认为，“反革命”理论过于理想化，是空中楼阁，水月镜花……
各种论调，不一而足。
所以笔者主张进行一次讨论（亦可称辩论），弄清楚杨小凯的 “反革命”理论究竟是不是真理？有没有可行性？
海外几家民运组织去年12月准备在泰国召开一次“中国向何处去”的研讨会，因中共打压而流产，建议将这个会议改在网上召开。通过广泛而又深入的研讨，以确定我们的目标和方向，统一我们的步骤和做法。
如果经过深入研讨，最终作出“反革命”理论不是真理的结论，不具备可行性，可将其束之高阁，不予理睬；但如果大多数人认定它是真理，又具有可行性，就得依照这个理论切切实实地执行。
平心而论，自邓小平复辟成功后，中共已经变得开明多了，不像“毛泽东时代”的暴政，简直不让人活。毛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基本上恢复了一些人性，某些时候也讲理性。这些年，政治改革的步子虽然迈得比较缓慢，但总体说来，还是在一步一步向前走。例如 2003年废除城市“收容审查”制度； 2004年将保护私有财产、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尽管是官样文章，尚未认真执行）……与毛泽东时代的缺乏人性，毫无理性，不可同日而语。
也许有人会提出“六四”事件缺人性、无理性。在这方面，阎真先生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表达的另一种观点。他说：
“‘六四’… …听到政府向学生开枪，悲愤之情难以描述，直到今天，这种感情也没有改变。
“但我想讨论事情更本质的一面。……无需政治想象力的想象，逼得我不得不坚定地、理性地（虽然不无感情犹豫地）靠近一个残酷的结论：‘六四’的枪声使一场巨大的民族浩劫得以避免，这一结论在最好的可能性的前提下也是能够成立的。”（见《再当一次政治大趋势预言家》载《中国时代》1999年一月号）
尽管阎真先生的表述不被多数人赞同，但人们不得不承认，阎先生说的也许有道理。
杨小凯的“反革命”理论与此异曲同工，需要理性地对待。
笔者只是在主观、直觉方面，感觉杨小凯的论述很有道理。但兹事体大，不敢造次，不可专断，因此，在上面的探讨中，一再谨慎地使用“可能”这一词汇。
现在先假定，杨小凯的“反革命”理论是真理，各方面应该怎么办？
首先谈谈争取民主的人士，即与中共“持不同政见者”，应该怎么办？
原来，没有受到杨小凯“反革命”理论启迪之前，许多争取民主的人士虽然暂时没有考虑武装起义，但对“推翻中共”持赞成态度；对中共面临的重大困难、政治方面的突发性灾难事件和国内、外出现种种不利于中共的局面，持隔岸观火，幸灾乐祸，推波助澜的态度；出版了某些预言中共垮台的书籍，例如章家敦先生的《中国即将崩溃》，对其中分析金融黑洞即将引爆金融危机，产生整个社会连锁震荡，导致中共崩溃，持欢迎和“走着瞧”的态度……
一言以蔽之：希望中共早日倒台！
假定杨小凯的 “反革命”理论是真理，那么，我们这些争取民主的人士就应服膺真理，改变态度，不是要求每一个人去“帮助”中共，但至少不能持“幸灾乐祸”的心态，不能眼看着中共崩溃时国家陷入动乱和改朝换代的灾难之中。
那么，民主人士该做些什么呢？
我认为，目前排在第一位最重要的事情是利用互联网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渗透，将历史的、现实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大陆人民和中共党内人士。
1989年苏联解体，许多人把功劳记在戈尔巴乔夫个人身上，认为戈氏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期盼着中共党内早日出现这样的英雄。
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出现单个英雄人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实质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苏联国内和苏共党内大部分人觉醒的结果。大部分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都觉悟到： 70多年的“共产主义”实验是一种错误的选择，给苏联带来的是灾难和落后，认为再继续那样搞下去，将使俄罗斯民族、苏联其他民族和整个国家，永远落在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后面。
那么，大部分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是怎样觉悟的呢？不是某个“英雄人物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结果，而是“开放报禁”（“开放报禁”是个老词汇，实际上包含开放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所有媒体）的结果。
报禁一旦开放，人人认清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就会得出相同或相近似的结论，认识就会提高到同一水准。因此，1989年的苏联政治形势，不出现一位“戈” 尔巴乔夫，也会出现一位“贝”尔巴乔夫或者“比”尔巴乔夫。苏联的解体，是全体人民觉悟提高的必然结果。所以，与其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功劳，不如说，是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开放报禁的功劳！
中国国情不同。中共死死抠住舆论这一阵地，至今实行毛时代的“舆论一律”，不肯开放报禁。站在中共党内利益集团的立场，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们认识到，一旦开放报禁，全体中国人认清事实真相，其结果必然倒台。毛泽东曾经说过（大意），办一份报纸，天天揭露阴暗面，不出三个月，非垮台不可。
但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立场，用历史的眼光长远地看问题，中共不开放报禁，是绝对错误的，是一种罪恶，将使中华民族永远落后，甚至“球籍”都会成问题。
由于中共死死抠住舆论这一阵地，所以，中共广大党员和大陆人民都不知道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的真相，不知道80多年来，毛、刘、周、邓等领导人和中共究竟干了一些什么坏事，究竟是怎样祸国殃民的；也不知道目前国际、国内的种种真实情况。因此，朦朦胧胧的中共党员和大部分中国人，虽然目睹贪官污吏、工农困苦… …但无可奈何，别无良策，只能干瞪着眼，发发牢骚，将就着过。
“有一碗饭吃，撑不饱，饿不死”的大陆知识分子，幽默地称这种无可奈何的现状为“陪活”——陪着贪官污吏活着。人们既希望改变现状，又担心动乱，“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啊！有人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没了中国共产党，怎么办？谁来领导？”
中国不是没有出现英雄人物，而是早已出现了，赵紫阳就是一位。赵紫阳的认识水准，绝对不在戈尔巴乔夫之下。怎奈广大党员和全体人民没有觉悟，没有群众基础，高层顽固老人仍在，孤掌难鸣，独木难撑，英雄只落得幽禁终身的结果，活活地上演一出民族悲剧。
因此，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当务之急是唤醒全中国人民和全体中共党员，让他们看到事情的真相，看清事物的本质。就这一点来说，2004年11月18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一天，平地一声雷，《大纪元》首发《九评中国共产党》系列文章，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共的真面目，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敲响了中共的丧钟，燃起了中国的希望！
前不久，江、胡交接棒的时候，媒体对胡锦涛寄予一片厚望，希望他成为一位政治改革的英雄人物，名垂青史。现在，胡的作为，使大家失望了，原因就是广大中共党员和全体中国人民尚未觉悟。这个例子和赵紫阳的例子，从正反两面证明：单靠一个英雄人物是靠不住的，必须唤醒全民族，提高大家的觉悟。
从现阶段情况来看和对未来一段相当长时间的估计，中共绝对不会，也不敢开放报禁；我们也绝对不能期盼和等待中共开放报禁。因此，目前排在第一位、最重要的事情是利用互联网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渗透，将历史的、现实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大陆人民和中共党内人士。
中共利用美国最新技术和美国培养的IT博士，在互联网上设置“防火墙”，把不利于中共的信息，一律挡在防火墙之外。这个“防火墙”是动态的，时时刻刻在改进，在提高它的效能。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要设计针对性的“突破防火墙”软件，同样时时刻刻进行改进和提高它的效能，并不断发送给大陆同胞。
笔者有一个 IT业外行人的猜想：既然病毒能入侵电脑，自身进行复制，为什么“突破防火墙”的软件不能做成一种“良性病毒”，只要这台电脑上网，就能友好地“入侵”，并很快地复制和“传染”给他人。让中国大陆那些有机会上网的网民（今年大陆网民将突破一亿），就像使用“傻瓜照相机”一样，按一个键就能突破防火墙；甚至只要这种软件进入电脑，就能自动突破防火墙，从而饱览自由世界的真实信息。
我相信，这种 “良性病毒”是会大受欢迎的。设身处地，如果现在我在中国大陆，突然某一天上网之后，发现我的电脑能进入过去一些过去根本不知道的海外网站，饱览各种真实信息，我会高兴得要死，并立即把这一大好消息和获得软件的方法（如果有方法的话）告诉我的朋友，让他们快慰地分享从未品尝过的“精神粮食大餐”！这种“一传十，十传百”，成几何级数扩散的速度和效应，是十分惊人的，很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
几乎所有中共高层领导的子女都在西方国家留过学（或正在留学），成千上万的“海归”学成回国，总会有人把把民主、自由的思想、理念以及西方国家的现实情况带入了中国，再在互联网的突破上狠下一番功夫，就会迅速提高全民族的觉悟，就会使中共党内高层出现一批（不是一个）有识之士，从而加速中共的政治改革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民运组织和高级软件人士，应该集中资金、人才和力量，加大力度研制，甚至进行联合研制和开发，迅速推出和不断更新、升级“突破防火墙”软件以及研究如何大面积、快速有效地发送给中国大陆网民的方法。同时希望那些“天才的黑客少年”，也自动加入到研制这类软件的行列中来。研究的人多，研制的方法多种多样，就可能迅速出现中共防不胜防、堵无法堵的局面。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中国人民的认识水准不断提高，促使中共高层稳步地进行政治改革。因此，需要写作大量像《九评共产党》那样的揭露真相的文章，发出大胆的中肯的批评声音，并将这些文章和声音，通过现代化的媒体，突破中共的报禁，传到国内千家万户去。
杨小凯在攀登世界经济学高峰的过程中，祖国的需要、“中国向何处去”仍然时时萦绕他的胸怀。他挤出时间，写了许多振聋发聩、言之凿凿的政论文。在《中国政治随想录》和其它系列文章中，批评、批判中共的语言犀利、尖锐；指出的问题一针见血，戳到痛处；讲出的道理，令人深深敬服。杨小凯虽然是“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在海外、有私人基金资助、不依赖中共发工资），但他的种种言行，都是建立在“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殷殷希望、切切期待的基础上，有时是耐心劝慰，有时是热忱告诫，绝无冷言冷语的讥讽。
我们要向杨小凯学习。如果你的文章言之有理，如果你的见解高人一筹，如果你的理论切合实际，如果你的方法切实可行……一言以蔽之，如果你发出的声音影响力较大，就会“上达天听 ”，摆到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办公桌上，就有可能纳入中共政治改革的议事日程。
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具有政治敏锐感，胸怀大志，“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决心干一番大事业的年轻朋友，在放弃武装“革命”的同时，可以做好参政的准备，可以做好组织政党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人事准备……要按照杨小凯的谆谆告诫，一定不要组织那种“用武力推翻中共为目的”的政党，而是成立类似西方那种参与政治竞争的政党。不过，杨小凯认为，现在——写作《中国政治随想录》的1987年——还没有到组建政党的时候。18年过去了，组建政党的时期仍然没有成熟。2004年，几位组党先驱，例如“新青年会”的“四君子”、黄金秋（笔名“清水君 ”）等，都被判了重刑。
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倾心赞扬的一位被人称为“舵手”的一流职业政治家刘凤祥（原《湖南农民报》主编，1957年划为“右派”，因政治潜在能量太大，1970年被当局枪杀），在当年残酷镇压的形势下说：“在现在的中国，搞秘密政治组织几乎不可能不被破获。”他不主张有“有形的政治组织”，但主张积极的政治活动。他说：“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政治实力，不一定要有形的组织。”
有着强烈参政意识和结社组党的人物，具有善于结交朋友的本能。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身处国内的有识之士不要急急忙忙成立“有形组织”，而是努力发展思想意识相同者的友谊和编织这种人际关系网络。一旦时机成熟，政党便呼之而出。
真正具有参政理想，希望成为大政治家的人是不怕坐牢的，甚至不怕杀头。对于政治家而言，牢狱之灾实际是一种必要的、可贵的政治资本。南非曼德拉坐过27年牢，南韩金大钟坐过25年牢，后来都登上了政治巅峰……台湾民进党彭明敏、施明德等，都是从牢狱里走出来的。三年前，杨建利博士勇闯大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用坐牢来实现“非暴力抗争”的理想，实在是可钦可敬！
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中国持不同政见群体，一直群龙无首，缺乏一位威望极高的领军人物。“六四”时，一位“走路昂首挺胸”、智慧和人望极高的大科学家，成为聚焦一时的风云人物，当时我估计他可能成为中国的萨哈罗夫（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领军人物，物理学家）。可惜他怕坐牢，情急时匆匆作出一个令他一辈子都后悔的决定，虽然躲过了牢狱之灾，用“封咪”换得流亡国外，但从此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令人深感惋惜！
也许，那位大科学家当年从某种可靠渠道，获悉了“有人要干掉他”的消息。坦克上街的那几天，混乱之中有可能。但恢复秩序，发出通缉令后，如果在重量级国际友人的陪同下主动“投案自首”，像他那样享有国际声望的著名科学家，中共是不会杀害的（留作统战或国际谈判的交换条件）。在“皇城根”坐牢，秦城监狱的条件远比外地监狱好得多。杨小凯刑满释放后听在北京坐过牢的朋友说，在牢里竟然可以吃得饱，令他感到很惊奇。杨小凯在湖南岳阳建新农场劳改，天天干体力活，正当长身体的18岁—28 岁，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目前，海外许多坐过牢的持不同政见者，虽然各有优点，也具有一定的威望，但尚未成熟到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的高度。
中国的高干子弟（俗称“太子党”），大多被邓小平和邓之后的经济政策腐蚀了。利用与生俱来的权力关系，在瓜分国有资产的大会餐中，他们一个个吃得膘肥体胖。由于钱财来得太容易，他们并不珍惜，终日沉迷于道德沦丧的温柔乡，富贵海，大把大把地“烧钱”纵欲，把祖国和民族对他们寄予的厚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高干子弟与政治权力有着天然的脐带关系，只要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警醒过来，依靠祖辈、父辈的威望和人脉关系，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就能成为明日的政治新星，就能为中国走向自由、共和、民主作出贡献。“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姬之所以成为缅甸反对党的领袖，虽然她本人具有种种优点和良好条件，但与威名震震的昂山将军是她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杨小凯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满怀希望地说：中国正处在一种从极权政治向权威政治过渡的可能性面前……因此，在政治改革的历程中，呼唤和期待着中国的昂山素姬。
中国政治改革任重而道远，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如果每一位参与者的思想境界都达到杨小凯那样的高度，事情就好办多了。
千条万条有一条，就是不要组织武装斗争。这一点，海外许多有识之士从各个不同角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九十高龄的千家驹老人逝世前写信给两位中共元老，希望“和平演变”；
刘再复和李泽厚对话，写了一本《告别革命》的书；
鲍彤先生说过，他反复地看人类发展的历史，反复地研究各个国家的发展，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他认为促使决策者往前走，是老百姓牺牲最少，一个民族付出代价最少，而能够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方式；
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希望变，不希望乱。海外人士也希望用一种和平的、渐进的方式逐步改变。因为真正出现大的动乱，有钱人可以夹着皮包逃跑，受苦受难的、流血的都是老百姓。所以我们希望出现的局面，就是共产党内那些能够认识历史潮流的、开明的领导人能够改变这样一种局面。
问题的另一面，中共应该怎么办？
如果中共高层认为，反正你不能搞武装斗争，反正你无法推翻我，江山我们一大屁股坐定了，我行我素，你其奈我何！——如果采取这种态度，矛盾积累到某一临界点，说不定某个突发事件点燃了导火线，大动乱如山崩海啸猝然降临……
我深深相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层次中蕴含着一种“道义”，这种“道义”已植入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灵魂。这种“道义感”，就是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心”。只要是受过汉语语言文字熏陶的中国人，都会或多或少继承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义感”和“责任心”。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坚信“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一定能办好！”——只要具有这颗心，无论是张三当权，还是李四当权，随着政治改革条件逐渐成熟，都会想方设法使中国向稳定的政治结构过渡和国泰民安方面发展。
不管形势怎样变化，中共高层要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仍然是英国“光荣革命”时的两个问题：“共存”和“制衡”，而首要的是“共存”。
中共领导人一定要放弃“阶级斗争”学说，无论什么人，只要他不搞武装斗争，不以推翻中共政权为目的，不管他说（写）了些什么，首先是不要抓他，而后是不要杀他。要珍惜生命！你们过去错杀了多少好人？事后又来“平反”，可优秀人才不能复生。
中共的各种理论和办法，在中国已经试验了半个多世纪。实践证明，你们的种种理论和办法，至今不但没有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反而制造出许多灾难和新的社会矛盾。你们有什么理由制止别人说话（写文章）呢？别人说出一些道理，无论对与错，有什么理由要抓捕他，置他于死地呢？
只要全社会有识之士坚定地“反革命”，采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只要中共的党内精英稳步进行政治改革，就一定会开创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一种新型的“共存和制衡”的局面。
临了，笔者认为借用《诗经》《 鄘风》《柏舟》中“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句诗来赞扬和纪念杨小凯，非常适合。我深深相信，2004年7月7日7时49分，55岁的杨小凯灵魂升天之际，一定在大声呼喊：“（我）至死矢志不变心，祖国母亲啊，原谅你儿子的直言吧！”
杨小凯传奇而又光辉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国向何处去”，其心血凝结在《中国政治随想录》等系列政论文中。他是一位真正的、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一位矢志不渝、发自丹田肺腑、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者！笔者希望就杨小凯的一些思考和论述，展开一场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深化和揭示“中国向何处去” 的终极答案，在真理面前统一我们的步调。
2005年2月24日 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现居加拿大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March 16, 2005
《观察》网址：http://www.guancha.org/
作者：陈沅森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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