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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成败之鉴·中华民国县政 1 】 华北县政 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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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成败之鉴·中华民国县政 1 】 华北县政 特辑   
所跟贴 【成败之鉴·中华民国县政 1 】 华北县政 特辑 -- HGC - (1531 Byte) 2005-3-03 周四, 下午12:08 (722 reads)
H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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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文章标题: 張金鑑： 佐治回忆 (429 reads)      时间: 2005-3-03 周四, 下午12:17
作者：HGC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华民国县政】 华北县政 特辑


張金鑑（1902－？），河南省安阳人，行政研究与教育专家。国立北京大学肄业，中央党务学校（民国三十六年改为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美国士丹佛大学（Leland Stanford University）学士。归国后，服务教育界，历任省立河南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国立政治大学）等校教授、研究员等职。此外，身为国民党党员，曾任数省党部委员或党部筹备委员、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处处长、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等职。后随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撤离大陆，赴台湾。有著述多种传世。

以下《佐治回忆》摘自張金鑑回忆录《明诚七十自述》（台北： 中国行政学会）第八章同名内容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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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回忆
作者：張金鑑



第一节获嘉县公署

一、县制——民国十四年六月毕业於河南省立第十一中学，因经济困难无力升学，适此时中学校长常师寿祺荣膺获嘉县知事，邀我到县公署任收发员，於七月初随常师到署。为期三个月，贡师沛诚，认为在署工作无前途，经常师同意，随贡师至新乡佐史师长宗法戎幕并办社会教育。

依旧制，县公署的编制甚小，正式经费亦甚有限。县公署只有知事是督办河南军事善後事宜兼省长所委派，为机关首长，其余人员都是知事所延聘的幕僚。首要幕僚是红笔师爷，在大县则聘用两位，一是法律专家，名『刑名师爷』，又曰『绍兴师爷』。一是财政专家，名『钱谷师爷』，又曰『桐城师爷』。在小县则为节省开支，仅用一位，兼管二事，曰『刑钱师爷』。获嘉县公署当时用了一位『刑钱师爷』，月俸三百至五百银圆。师爷不是知事的部属或雇员，而是其上宾。师爷称知事为『东家』。另一重要幕僚为『账房师爷』。这一职位率由与知事有深切关系的私人担任，自然他须懂得账务，并靠得住。他的任务犹如今日的会计兼出纳。至於办理财务收支及田赋徵收公文及报销，则是刑钱师爷的任务。收发员是县公署的最小职员，月薪仅三十银圆，但工作亦相当的繁重。当时县知事兼理司法，所以县公署内设有一位承审员，由法院委派，具半独立性，亦非知事的部属。

县公署只有这些人，如何办得了全县政务呢？其实办理县务的实作机关，则为『六房』与『三班』。房由书吏构成之。六房者一曰吏房，二曰户房，三曰礼房，四曰兵房，五曰刑房，六曰工房。地位犹如县公署的六科，受知事之指挥，处理有关事务，并办理其文书，保管其档案。班由『衙役』构成之。三班者一曰步班，二曰快班，三曰皂班。步班亦曰壮班，以少壮之人组织之，犹如司法警察。快班亦曰捕班，系马队组织，犹如县侦缉队。皂班系服杂役的组织。六房是中国自唐宋迄明清的重要的县行政机构，是『胥吏制度』的骨干。至北伐成功後，县政府改采科局的组织，『房吏』经完全废除。而我却与这将死的胥吏制度发生过直接的关系。『衙役』与『房吏』或『书吏』同命运，同时为国民政府所取消。

署、房、班均无足够的正式预算，有之亦仅是象徵性的。县知事靠经徵田赋的提成以维持开支。大县的田赋多提成随之而高，故为『肥缺』。房吏与衙役的收入，就是靠向当事人收手续费或『勒索』，普通称此为『陋规』，实在说无异『变相贪污』。县知事不仅有田赋提成的好处，且在向上解送库款时，可以搭配一半钞票。向人民徵收者全是现洋。解库则有一半钞票。当时的钞票价值只及现洋的七成或八成。这一收入算起了则大有可观。

二、任务——实际上我在县公署的任务有三：一是教师，二是学生，三是收发员。常师有子女四人，长女韵琴，长男友仁，次友文，三友民，均在年幼。常师命我教导他们读书写字。常师恐我将来升学无望不能不作长期的职业打算，命我拜刑钱师爷陈聚澜先生为师『学幕』。拜师时行跪拜礼，送衣料一件贽敬二十圆。学幕的第一步令我对诉状或公文试拟批语，写在一纸条上，供其批改。可惜时间太短，陈师只告诉过两个原则。㈠对问题的处理，总要以上、中、下三策的角度衡量之。㈡对非命案的诉状，不可率尔批『传讯』，以息讼事，轻民累，以先批『和解』或调查为宜。

我的前任收发员是一位冬烘先生，办事毫无科学管理方法。他的收发文簿上仅写某月某日收文几件，发文几件，并无其他记载。这如何查考。我乃自行创制我的新收发簿。先将收发文分开，一为收文簿，一为发文簿。自裁白纸订立成簿，长约一尺，横约一尺半。每页划为若干行，分编号、收发文日期、来文及去文机关名称、事由、附件、备考栏，一目了然，查考方便。今日各机关所使用的收发文簿，和我约伍十年前所设计者竟无区别，足证英雄所见略同，足证我自幼即具有科学头脑。以後我攻读科学管理及讲究效率的行政学，实有其本源。

收发员同时是县知事的交际秘书或传达，替知事引见宾客，并代为会见次要的宾客，将其意见转达。照规定，县知事应该每隔十天或半月亲至看守所和监狱点查囚犯。但是县知事常认为这是照例的工作，不关重要，就派我代为至监所作『查监』及『阅囚』的工作。县知事兼理司法，有些刑事案件，应由知事或承审员作『验伤』或『验尸』工作。他们每偷懒不去，便派我代表。好在有专家的『忤作』会作实际的检验与纪录，我只在傍边作作样子。有一次把一个冒充军官的犯人斩首示众，我还陪同承审员去『监斩』，真是怕人。我以二十三岁的年青人来应付这教书、学幕、收发、传达，会客、查监、阅囚、验伤、验尸、监斩等工作，亦云繁杂矣。幸好我在中学时代历事尚多，有相当经验，堪以应付。

三、生活——小小收发员被称为『张师爷』，派有专用听差一人，自用房舍两间。赴宴作客有听差代拿衣帽，若在晚间，他还给我打灯笼引路。县知事招待伙食，不需付款。早点在自己房间食用，常有变换，或为炸馍片配甜汤，或为合泡蛋，或为莲子汤或为肉丝面，真是样样可口。午饭晚饭与同仁同席共食。知事是东家坐主人位，刑钱师爷坐首席，承审员次之，账房先生又次之，我则敬陪末座。我的月俸虽仅有三十圆，但依『陋规』，可以分领『和解费』，月有几十圆。以一个中学毕业生有此生活享受与收入，可算幸运了！

四、事件——在获嘉任收发员的三个月中有下列三大事件发生：㈠死囚越狱——某夜睡眠难成梦，风声甚大，纸门呼呼作响，心生畏惧，突衙役急叩门，启之，得悉有死囚越狱，急禀告知事，立即发动警卫人员追捕之，一囚尚未逃出城外，因以就捕；一囚已跳出城外，以带有刑具跑不快，亦捉到了。有惊无险，亦云幸矣。否则，知事要受到重大处分。㈡选举纠纷——十四年北京政府要召开国民会议，各县选举国民代表。获嘉之候选人为岳昌龄。省议员贺晴波及中区区长张绍先一派支持之。岳星五一派反对之。岳派以衙役卜某送选票有舞弊确证，至收发室要我禀明知事，当夜升堂审理之。而知事不愿受此威胁，既不接见他们，亦不开庭。他们大闹，有的说要上吊，死在收发室；有的咆哮叫骂，使我在中间为难。我没法，亦哭了起来，他们才离去。㈢承审员之死——获嘉县城北宽南狭，如一棺材形，因之该县有一种流行的迷信，凡姓『任』（叶音人）的任获嘉知事，未能不死於任者。过去事实，屡验不爽。当时的承审员姓任，体格魁梧，精神饱满，正在壮年，新婚未久，竟以暴病死於任所，亦云怪矣。


第二节新乡社会教育

一、国民第二军参谋——贡师沛诚为忠实的革命党员，热心国民革命，受知於胡督办景翼之师刘守中先生，与国民军第二军第一师师长史宗法友谊甚笃。史部驻新乡，贡师促我离开获嘉县公署至新乡任史氏之参谋，担任政治宣传及组训民众工作。贡师居於客卿地位，备史氏之谘询。与我同时在史部担任政治工作者，尚有张隐韬、马元白二人，思想急进，干练有为。到新乡的时间是十四年十月初，记得曾参加双十节新乡车站的群众庆祝大会，我登台演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史师长对我甚有礼貌，常以其座车接送。我第一次乘坐汽车，即在此时。

我的名义虽是参谋，但作的事务则是下列几端：㈠向军队的官兵讲说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及为什么要实行国民革命的道理。㈡督促区长保卫局长训练民团及清乡工作。㈢劝导民众推行植树及识字运动。㈣辅助地方推行教育改革。当时新乡县教育局长系由一老绅士王莲塘担任。史师长宗法与贡师沛诚以其思想陈旧，年纪高迈不能配合时代进步及革命需要，经向县公署施压力，予以更换，而挽该县青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杨一峰兄接任。杨现任立法委员原名世清，以字行，自此时订交，迄今近五十年矣。

二、社会教育促进会——到新乡任参谋月余，史部奉命他调，贡师沛诚亦衔密命，远赴东北，策划郭松龄反正，以响应国民革命。这样使我在新乡失去工作的凭藉与依靠，自不便留下去。但史贡二氏认为我所担任的任务，具有重要性，为我作了另外安排，促请新乡县知事聘我为新乡县社会教育指导员，配合工作，指拨经费。这时我亦由师部招待所迁居於县立第一小学内居住，校长张慎修兄，热心照顾，拨给一独立的小楼阁使用，生活颇为舒适。

为集中力量开展工作，经成立『新乡县社会教育促进会』，以县知事任会长，县内的重要绅士及有关机关的首长均罗致为委员，我任秘书兼总务组组长；贡师另延何国暹任指导兼宣传组组长。何系商城人，河南省立开封师范学校毕业，亦是贡师的学生。促进会曾推行以下的工作：㈠设立民众补习学校，对失学民众施以补习教育于晚间上课，免学费，供教材。㈡成立民众宣讲处，每周于白日作几次定期讲演，聘朝阳大学毕业的田楚青任专任宣讲员。㈢出版『新社会』周刊，以石印为之，每周出四开版，我负责主编及印行。会址设在新乡县城内西大街路南义合坊。会址与房舍尚合用，民众学校及宣讲处均设在会址内。因工作关系结识了若干当地士绅，如田仲韬、张静轩、王彦青等即是。


第三节安阳县公署

一、返乡服务——温师良儒原任河南省督办兼省长岳维峻之机要秘书，民国十五年一月被任命为安阳县知事。我在中学时即得温师器重，此时邀我返乡服务。他又知我在获嘉县曾任收发员，仍使任收发员之职。当时在新乡的工作亦不理想，因贡师他去，史部亦调离，凭藉无力，经费不济，所谓『社会教育』亦不易开展，故决心辞职返乡。金县长福海，坚决挽留，乃假托『家有要事』，方蒙批准。直奉系军队联合攻击国民军，吴佩孚命寇英杰攻河南，十五年三月间岳维峻败退洛阳。不久，安阳亦被吴军攻占，温师离职前赴北京。承审员苗德垕接任知事，仍留我任收发员，维持至九月，辞职赴北京大学读书。时温师因涉嫌策动张家口史宗法部之兵变，系於北京街戍司令部狱中，情形严重，奔走营救之。

二、班房规制——在中国吏治制度史上，一向是『官』『吏』分途的。官由正式仕途，如选举、科举等出身，而任州县首长，有一定任期。吏则在『学徒制』下培养其知能经验，为终身职，甚而形成『世袭制』。官负政务责任，但不知实务，於是受到『吏』的挟制。远在宋朝，叶适即叹称『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官为免除吏的欺骗与胁制，乃延聘专家的刑名及钱谷师爷以为自己的幕僚，替代自己处理专门的法制与财税的业务。房吏的设置在北伐以前，各县是一律的，普遍的，为全国通行之制。

房的地位犹如今日县府的科局，计有六个。一曰吏房，掌官制、官规及人事任冤等。二曰户房，掌户口、田赋及财政等。三日礼房，掌礼俗及教育等。四曰兵房，掌兵役、军事及民防等。五曰刑房，掌刑事及盗窃等。六曰工房，掌工程，建设及水利等。房之主管曰『掌案』，犹如今日的科长或局长为终身职，除非因犯法不被免职。房内有职员曰书吏，自幼於房内学习办事，率系掌案的『学徒』。房吏经费无正式预算，靠向当事人徵收『规费』以维持之。弊端百出，有时形同勒索，真所谓『陋规』矣。

县知事是文官，无权指挥军队。但县公署不能无警卫力量及供差使的『衙役』，於是有所谓『三班』的组织：一曰步班，又名壮班，由壮年人组织之，犹如县之警卫队。二曰快班，亦曰马班，乃系马队，犹如县之侦辑队，在追捕罪犯，故亦名捕班。三曰皂班，乃供差遣，服杂役的支应队，穿黑衣，故称之为皂役。兹所述者乃是规制之常态，但降至清末，已大退化，名实不符，壮班不壮，快班无马，捕班不捕。三班至此不足以言警卫，仅为供差使之衙役，办事无能，扰民有余。

县衙门的建筑是制式化的。辕门（临街）内为一大空院，院之两傍有两排房舍，供六房办公之用。衙门皆为坐北向南。大院正北建有『大堂』，有重大诉讼案件，知事或承审坐此堂审理之。其後为二堂，普通讼案在此审理。其後为知事之『签押房』。二堂及後院两傍为东花厅及西花厅，均有房舍，供知事眷属之用。二堂西首有房两间，为收发员的办公室及寝室。大堂东首有房一大间，住『喊大堂的』。县署召呼「房」「班」既无电话，亦无扩音器，就靠这『喊大堂的』高喊『户房』！礼房！或头步！二步！头马！或二马！安阳为大县，三班采双重制，一班分两队，故有头、二之分。

三、青年作风——收发员虽是低微职务，但位居衝要，可以上下其手，故为出入，故有玩弄及拖延或提前的机会；加以县署兼理司法，说『官司』的络绎不绝，且有『陋规』掩护，大可营私舞弊。温师认为：『最黑暗的事，要以最光明的人担任之。』我是一位二十四岁的纯洁无邪的中学毕业，不会贪污，不知舞弊，故选我任收发员，确具卓见。我受此知遇，感激图报，更不能不有一番良好表现。我在辉县百泉拓有岳飞书『天地正气』碑文，每字约二尺见方，长共八尺，悬挂办公室，以示凭天良作事，决不营私舞弊的决心。凡遇绅士或亲友来会，均房门大开，高声交谈，声达户外，不作低声私话，以示光明磊落毫无鬼祟心情。

陕军中不少人具有鸦片烟嗜好。温师为陕军中人，本人虽无此嗜好，随之到公署的亲友或职员，仍有不免此习者。县署中因之大烟灯不止一盏。同事在礼貌上竟有强我吸此者，我断然拒绝，并严辞斥之。知事之表弟王某留县署，常至收发室与我攀谈，渠亦有鸦片烟嗜好。一日突发现提讯囚犯的『提单簿』失去一页，急找经管『提囚』的衙役询之，知系王某所窃为，乃立刻饬衙役将己释放的犯人抓回。事禀於温师，知事将王某驱之离署。少年气壮不懂圆滑，乃能出此。

四、大举剿匪——安阳土匪猖獗，为害乡里，人民不克安居乐业。温师莅任，一方面要树立自己的声誉与威望，决定纠合全县十区的民团力量，清剿东乡的土匪。时我之表叔兼塾师程翰臣先生任西一区区长，因我与温知事有师生关系，对剿匪事宜特别卖力支持。程师对安阳匪情及地理十分熟悉，事实上无异是县知事剿匪的参谋长。大部份团队在指定地点集中，一部份在县署前广场集合。整师出动，浩浩荡荡，温师在後骑马督队，出发时大发鞭炮，声势壮观而感人。在东乡作七日的剿匪扫荡，大获胜利。在剿匪进行中我在城内筹集及输送粮饷，决无不济，亦十分忙碌与辛苦，有时忙到彻夜不能休息。

五、旧习陋规——北伐以前（民国十七年前）的县公署，承袭了满清末年的旧习与陋规，充满腐败及不合理的现象。就编制言，并无正式的县公署组织法或组织规程，县知事幕宾地位的刑名师爷，钱谷师爷及房与班的机构，都是长期的陈陈相因的习惯。因无明确条文可资遵循事权不清，责任不明，漏洞百出，弊端丛生。就经费言，亦无预算案以为收支的依据。知事收入靠徵收赋税的提成，班、房的收入靠规费或『陋规』，收取无客观标准，常流於变象贪污。就供应言，行会分摊，扰害商民。县署家俱，非由公款购买，既未编列清册，亦不列入交代。旧官卸任，家俱被『班长』、『衙役』搬窃而去。新官上任，所需家俱向木器行会索求之。过年过节，肉行、盐行、油行尚须供应相当数字的实物以『孝敬』知事及各位『师爷』。

六、小小方便——我在安阳县公署服务时，以『师爷』的地位曾得到以下的小小方便：㈠岳父免传——北曲沟村与董家车村为争水利，发生械斗及抢水情事，岳父董鹄来在被告之列，名列第四，县知事核判传票文稿我说不必多所牵连。知事说传五人如何？我说传三人够了。因而岳父得免遭传讯。乡人视之为一大光荣。㈡同学受益——私塾同学王藎臣嗜睹，被其父以忤逆控於官。如传讯，此人必受责罚。王至署申请撤销。但依陋规须交撤销费银洋贰拾圆。渠实无力缴此数，禀於知事，获准免缴。㈢未赔损失——同村农夫王喜全推棉花车进城，不慎撞倒一『卖粉浆饭』的小摊子。贩者坚索赔偿费，二者闹至『班房』。经询明王系我之同村，未给赔偿了事。㈣免抓官车——乡间牛车、骡车、马车进城，常有被『抓官车』之虞。这就是民车被无偿的抓去，去拉『官差』。一次我家的马车进城被抓『官车』，经告知衙役，这是张师爷家的车，即被放走。

七、作事疏忽——在安阳县公署服务期间，曾因作事疏忽，发生过以下的三件错误：㈠装错信封——开封有县署的两个上司衙门，一是督办公署，一是省长公署。一件公文每同时分呈两呈。一次，我将致省长的公文装入致督办的信封内，将致督办的公文装入致省长的信封内。所幸两个省公署的收发员颇为客气。原文退还，只附具一个小纸条，上边写了两句挖苦的话。㈡附件误发——河南督办公署发现直系军阀吴佩孚企图在豫北图谋不轨的计划文件，令饬安阳县署加意防范，并公布其不轨计划，唤起民众注意。照规矩，此项附件应附贴於布告正文後，加盖骑缝县印。那知『兵房』偷懒，附件与正文未黏贴一起，我亦有所疏忽，即发交『衙役』张贴，且被分贴两处。当地驻军发现，派人到收发室怒冲冲的称县署内有吴军奸细，因反动文件系由县署人员贴出的。一方面予以解释，一方面将贴出文件刷毁，一场误会，始告结束。㈢串票盖印——串票者徵收田赋之收据也，须加盏县印方属有效。全数串票加盖县印後，我一起饬『衙役』，交还户房。事後，户房掌案硬说衙役未缴齐，短少五百张，另编临时号加盖县印。我亦未深察，竟应允之。在盖县印时，温师发现此事，知事知系户房掌案捣鬼，大责之，亦不予盖印。

八、仇人报复——我任彰德学生联合会会长时为索还会款，曾率学生强迫劣绅李X尘吐出所借会款，当众受辱，怀惧在心。我任收发员时，族叔张秉直族兄张金铭因涉及吾村一命案早经系以狱中。承审员袁吉枚，提讯二人加以审讯，以罪证不足，当堂朱笔批谕，予以释放。此系承审所判，与我无干。但仇人李X尘串通苦主董双仔出名，向县知事苗德垕告我一状，控我徇情舞弊，擅自释放命案要犯。县知事不敢不敷衍劣绅，饬将二犯捉回重讯。结果，一人还押，一人释放。这是作官的圆滑手法，一方面可以应付劣绅，一方面不使我太难堪。其後被还押之族叔亦以无罪获释。

九、开启城门——安阳县城有东西南北四城门，为维护城防治安，城门晨昏启闭。城门启闭的钥匙，存放於县署收发室由余经管。平时将之交由守更人按时使用，并无问题。民国十五年四月吴佩孚部击败国民军（陕军），余荫森部一旅攻至安阳城下，城门四闭，知事温师已离县署。敌军促启城门，否则将施以炮轰。此时无人作主，我亦不敢轻於把钥匙交出，擅开城门。无奈乃约集在城绅士（区长）计议，余将钥匙交给南区区长朱志道，由他转交守更人开启城门。这样我既对得起温师，未向敌人献城，保持他忠於国民军的志节，一方面不固执不通，免使地方生灵遭受涂炭。当时我仅廿四岁，这一决定可算是既明智又稳健。

十、决志升学——县公署的收发员虽是一个微末职位，但在乡下人及世俗眼光看来尚属不差，位居关键，承转启闭之间，多少可以上下其手，意见传达，内外彼此之间，不无运用余地。故乡人称收发为『二知县』。收发员的正式薪俸，虽仅三十银圆，但『陋规』收入为数不少，月入近二百圆。此数在当时看来亦颇为可观。因之，一般亲友都望我久干下去。在我认为如此鬼混，不但无事业，无前途，且可能流於堕落与腐化，时间一久，必难以自拔，故决志离去，赴北京升学，并能一试成功，进入我一心向往的国立北京大学。


第四节济宁县政府

一、教授科长——民国廿五年七月受聘为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兼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及导师。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及宴阳初【HGC：“宴阳初”，原文如此；当为“晏阳初”之误。】主持之平民教育促进会、邹平乡政学院合作合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受有美国福特基金会补助，推行乡村建设工作。南开大学派我代表该校参加此会，并任民政组长，燕京大学教授张鸿钧任社会组组长，金陵大学教授章元玮任农业组组长，燕京大学教授杨开道任教育组组长，另有工程组及卫生组，由清华大学及平民教育促进会之代表，分任组长，人的姓名已不记得。

协进会复与邹平乡政学院合作选定山东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济宁为实验县以试行农村建设工作，行政督察专员为梁仲华，河南孟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原任乡政学院院长，为乡治派的领袖人物。梁漱溟原在乡政学院任教授，继梁仲华任院长。漱溟具学术地位，仲华则为实力派。二人在大体上是合作的，但有不少地方亦不一致。因一人重理想，一人尚实际故也。济宁县长原由河南人王怡柯担任，王病逝於任内，由张教授鸿钧接充，我以南开大学教授先任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二科科长，兼济宁县政府第二科科长集中力量办理『土地陈报』，事成，改任第一科长，办理『编组保甲』，二者均为当时实验的新政。同时的第一科长是娄学熙教授辽宁人；第三科长于教授橹溪四川人；第四科长杨教授开道，湖南人。我於二十五年十二月到济宁二十六年十二月离去赴贵阳为期一年。

二、刁吏考验——第二科主任科员童某，安徽人，『学幕』出身，为一典型的桐城师爷或钱谷师爷，规例熟练，经验丰富，堪称为财税专家。新科长接事，照常理，这主任科员应该切实合作，尽心帮助，使之对业务能渐趋熟悉。那知这位主任究竟是『胥吏』出身，心胸狭小，态度亦不够光明，对我这位生手科长，却使了一手『杀手镖』，给我以严重考验。他在我大长方形的办公桌上，放满高约三尺的待办的卷宗公文，同时他请假一周不上班。他以为这样就会难倒我这生手的教授科长，会到他那里卑躬央求，请其帮忙。那知我这三十四岁的年青教授，亦曾学过幕，并两度担任县署收发员，略懂『公事』。我仅仅牺牲了一顿午饭未吃，从早晨八时到下午五时办了一整天的公，满桌卷宗与公文，一一予以批办，各有去处，或批『提会』或批『呈核』，或批『查卷批复』或批『如拟办理』。我接受了刁吏的考验，公文依规例与程式办得妥当，并无滞难与违失。他认清了我亦是位『行家』，一周假满，上班办公，听指挥，守规矩，不再捣乱与为难了。

三、土地陈报——清初对地籍有过相当的整理，官府有所谓『黄册』及『鱼鳞册』者，可资查考，在田赋征收上有可靠的依据。但是此种册簿未能确实的保持动态登记及及时的修订，降至清末与民初，册簿记载与实际土地所有权的情形已大不相符，有者有土地而无田赋，有者有田赋而无土地，更有所谓『插花地』、『落星地』、『畸零地』等不合理现象。因之，田赋稽徵不易，或则隐匿，或则逃避，或则中饱，或则漏脱，政府税收大见减少，胥吏苛扰不一而足。

为要消除这种弊端，需要彻底整理地籍，而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就是所谓『土地陈报』，其程序则是依据需要先制订土地陈报表格，即地籍调查表，次训练土地陈报人员，再次是成立土地陈报机构；然後将调查表分发地主填报。就收回的土地陈报表加以分析，整理与统计，而编『户领丘册』，即以地主姓名列册，於其名下登记其所有的土地，亦称之为地户册；及『丘领户册』，即以地号列册，於地号下登记所有权人的姓名，亦称之地籍册。地户与地籍两册具备，土地陈报即告完成。纲举目张，条理井然，田赋徵收自可确实有效。

办理土地陈报的机构和人员除利用原有行政机构及人员，并添用大批临时人员外，而主干则是随教授到县的大学研究生。济宁县划分为若干个乡，设乡农学校，校长即是乡长，校内设事务主任、保防主任、指导主任等职员以推行县政及乡政。这是乡村自治派，『政教合一』的独特设计。在办理陈报的进程中，各乡农学校校长咸以天气久旱不雨，农民十分困苦，土地陈报将增加人民负担，且不无扰民之嫌，不欲推行。县政当局对之亦有难色；同去的教授亦主张知难而退，独我力排众议，非坚持到底不可，并向各校长宣称，谁不能担任此任务者，当场提出辞职，无人辞职，他们只有奉令行事了。济宁巨绅靳云鹏、靳云鹗及潘复家系大地主，藉口主人不在家，无人办理陈报，拟予拒抗。我命该乡农学校校长将其管家及佃户带县传讯。他们畏惧拘押，亦就依限办理陈报。

四、编组保甲——保甲原为清朝旧制。康熙四十七年颁行之令，融会北方的里社制及南方的牌甲制以为弭盗良法。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无事遽相稽查，有事互相救应。嘉庆以後，内乱外患层出不穷，地方政治，日趋败坏，里社保甲之制，徒具虚名，仅为粮赋征催的凭藉，失却弭盗稽奸的作用。民国以後改采里邻制，仅为乡治编制，并无防盗稽奸的作用。警察局的设置为数甚少，乡村治安，颇成问题。国民政府为加强乡冶，肃清盗窃，乃师清朝旧制，推行保甲制度。六户至十五户编为一甲。六甲至十五甲编为一保。若干保成立一联保，设主任。甲内各户相互监察，实行联保连坐之法。济宁县城关户民，由我直接督导研究生及学生办理保甲编组事宣。各乡则交由乡农学校校长负责办理之。编组保甲较之土地陈报大为容易，办来不太吃力。这两项新政要政都由我负责主持，所谓实验县政，一半落在我的肩上。但因此对县政获得较深切的了解与体验，得益不浅。

五、改革征收——济宁县设有田赋征收处，受县政府第二科的指导监督办理田赋征收事宜。征收处同时收现金并给据，既不由银行或公库代收税款，亦无内部牵制制度，易生弊端。我拟订计划要实行改革，使征收处内改设三组，一组掌核算，发缴税通知；一组掌收款，职如公库；一组掌税籍，司田地移转与登记。征收处主任牟某囿於旧习畏难更张，不力予推行。我乃走济南见财政厅长王向荣，另换适当人员，以利新政，蒙邀准。新任尚干练，颇合作，能依我意推行征收改革，王厅长原为主席韩复榘的军需处长，系一大胖子，表面看来颇为迂缓，但实际上办事很明快。抗战期间在山东打游击。

六、公堂打人——时已民国二十五年矣，我是留学美国归国的，身为教授科长。居然坐公堂，下令法警，用军棍打人屁股，俨然满清末年官僚作风的写照。诚哉，旧习革除不易，社会进步颇难。济宁县旧式『衙役』虽然被废除。但这些人为了生活不能不另作营生。由於情形熟悉，他们乃一变而成为承催田粮的税吏。这些税吏各自承催一定数额的田赋，但以刁顽成习，总是掌握税款，自行挪用，延不缴库。为要催缴税款，政府不惜以公堂打人或覊押税吏的方式出之。因之，我就升坐公堂，令饬站班的法警，杖责欠税较多的三位税吏。杖责无效，就要加以拘押了。这种办法，虽欠『文明』，但对刁顽不灵的税吏，亦是无办法中的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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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县政】 华北县政 特辑其他内容还有：

王德溥： 冀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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