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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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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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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保尔 (213 reads)      时间: 2004-12-16 周四, 上午8:03

作者:加人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钢》剧的配音为整出戏增色不少。这就不能不感谢《钢》剧的配音导演——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著名导演曹雷。交给她的任务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因为剧中所有的台词都要解释,而且中文拍摄本中每一句台词与画面中演员的口型几乎都不相符;眼前的工作毛片,有的台词缺,有的台词断,有的却由于画面的需要重复了两三遍;拍摄现场录下的参考声里还有许多不是台词的俄语工作声,一不留神就会把它当作对白给配上了。
曹雷只得凭着多年来从事译制工作的经验,用最笨的办法,对着画面,先把演员每一句台词的口型数数下来。20集电视剧,人物说了十几万字的台词,她就跟着数了十几万的口型。再把拍摄本中台词的意思,根据口型数和停顿,一句句地编出与画面演员表情、手势、感觉相符合的汉语台词来。为了准确、上口、有味道,她还征求演员的意见,和韩刚、郑凯南一句句、一遍遍琢磨、修改,力求千锤百炼、不留遗憾。

寻找人们心目中的保尔
凡是接触过乌克兰青年演员安德列·萨米宁的或是看过他在《钢》剧中表演的人,不仅个个喜欢他,而且公认他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保尔”。
郑凯南喜不自禁地说:“太棒了。仿佛25年前安德列就是专门为我们这出戏降生的。”
《钢》剧配音导演曹雷感叹,能找到一位跟人们心目中的保尔如此相象、戏又这么好的演员真是剧组的幸运。多次与安德列在配音工作中接触的她对郑凯南说过这样一席话:“这孩子的眼神里哪来这么一种沧桑感?怎么会有这种毫不做作的深沉?”
然而,当初在挑选演员时,大家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充满了担忧。毫无疑问,保尔是《钢》剧的关键人物。一位专家说,如果找到了理想的扮演者,这部戏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1998年12月23日,嘉娜·沙哈提(《钢》剧导演,哈萨克族,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学院导演系,曾担任电影《红樱桃》、《红色恋人》的执行导演)和蒋绍华(制片主任)受郑凯南的委派,启程飞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为拍摄进行先期准备。
一放下行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因为大队人马很快就要开到,他们必须在此前尽快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立即成立乌克兰方面的摄制组,配备各方面的创作人员和技术人员,挑选外景,选服装道具等等。
然而,最让人揪心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便是能否找到一个理想的“保尔”扮演者。
中方拍摄伙伴——乌克兰杜甫仁科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马申科先生郑重地对来访的嘉娜和蒋绍华说道:“不管是谁,什么时候拍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要记住,保尔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灵魂哪!”
已经70高龄的马申科先生是1973年版本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导演。20多年前,他在拍摄《钢铁》时,还不得不中途撤换了扮演保尔的演员。最初,演保尔的并不是后来大家看到的那位弗拉基米尔·康金,而是另一位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青年演员。戏开拍后,他的表演很不到位,马申科感到不是他的演技不行,而是他的眼睛里总是缺少了些什么。是什么东西呢?
有一天,马申科再也忍不住了,问这个演员:“你相信你所扮演的角色吗?你相信世界上有这么一类人,他们会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吗?”那个演员摇了摇头说“不”。马申科明白了:“他眼睛里少的就是信仰!”马申科走上前握了握这位演员的手,感谢他诚实的回答,就此分手了。开拍的戏因此停了下来,直到有一天找到康金。
看来,中乌两国的艺术家都深知“保尔”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郑凯南说:“如果找不到心目中的保尔,这个戏就不要拍了。”那么,在中国版的《钢》剧中,茫茫人海,上哪里找“保尔”呢?
嘉娜深知,在千千万万热爱这部小说的读者心中,人人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陌保尔”。要让人们众口一词说“这就是我们的保尔”,决非易事。在20集电视剧中,将展示保尔16岁到30岁这样一段人生历程——从稚气未脱到历经做工、恋爱、参军、作战、修路、养病等沧桑变得成熟与冷峻。这个演员的年龄要在25岁左右,身高不能低于一米七五,还不能过于健壮,要有一种清教徒式的骨感,才能在气质上靠拢人物。
挑选演员也是件苦差事。有一天晚上,从7点到第二天凌晨,他们看了120个演员。在乌克兰戏剧学院,他们几乎给所有的学生都拍了照片,然后一一筛选。如果在乌克兰找不到合适的“保尔”,他们就打算去莫斯科。
应当说,嘉娜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这个理想的“保尔”差不多是送上门的。有一天,嘉娜接待了一位前来试镜的女演员伊拉。在给她拍完照片握手告别的时候,伊拉突然拿出一本影集说:“这是我男朋友的照片,想看看吗?”出于礼貌,嘉娜顺手接了过来。一页页看下去,嘉娜被影集里那张生动的脸给深深吸引住了:他眉峰微微隆起,鼻梁挺直,一双眼睛显得很沉静很忧郁,一张大大的嘴倔强地横在鼻子下面,配着那个棱角分明的方下巴,让这张脸平添了几分男子汉特有的沉着和坚毅。她按捺住内心一阵激动,平静地对伊拉说:“我能见见这个小伙子吗?”
第二天,这个叫安德列·萨米宁的青年就站在了嘉娜的面前。他刚满25岁,身高一米八一,很清瘦,毕业于乌克兰戏剧学院表演系,是基辅“左岸”话剧团签约的演员。
嘉娜“一见钟情”,立刻带他去见乌克兰方面的化妆师奥利娅和服装师斯维塔。她们是经验丰富的老电影人,又都是《钢》剧的热心支持者。
不知安德列能否通过这两位挑剔的目光,嘉娜在把他送进服装间后,又忐忑不安地返回化妆室找奥利娅。奥利娅笑盈盈地告诉嘉娜:“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告诉你,我的感觉很好,好极了!很难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
再到服装室,“保尔”——嘉娜几乎脱口而出地叫起来。只见安德列已经变了一个人:破旧的苏式军大衣,一顶布琼尼军帽,质地粗糙的围巾随便地绕在脖子上……站在他身后的服装师斯维塔悄悄地向嘉娜竖起了大拇指,不用说,她同样很满意。
蒋绍华也很兴奋,不停地让安德列变换服装、姿势、发型进行考察。在给他拍照片的过程中,嘉娜感到,这是一个训练有素、进戏很快的演员,领悟力特强,特别是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正是《钢》剧所需要的“保尔”特有的眼神。
他们迅速将照片洗印出来,托人带回北京,给郑凯南和总导演韩刚审看。
正在国内焦急等待消息的郑凯南、韩刚一接到照片,都觉得“棒极了”,立刻拍板定案,打电话通知了嘉娜他们。
安德列·萨米宁就这样成了大家认同的保尔。后来的一切都表明,选择安德列的确是找对了人。

中国人这样感动了乌克兰
1999年2月16日,也就是中国万家团圆的传统节日——春节的第一天,意味深长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冰天雪地的乌克兰首都基辅正式开拍。
艰苦而漫长的异国拍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为什么《钢》剧的主要场景放在基辅呢?原来经过勘察和比较了莫斯科、远东和基辅三个地区后,中方摄制组最后选中了基辅。这里是小说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家乡,他的纪念馆每天对外开放。当年 的乌克兰小镇、教堂、学校、工厂、车站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连小说中描写的保尔修筑的那条窄轨铁路也还在。
中国人来拍《钢》剧的消息在乌克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保尔这位生长在乌克兰的前苏联英雄,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逐渐淡忘了,特别是当今的乌克兰青年一代对保尔更是知之甚少。遥远的中国非但没有忘记保尔,今天还来拍摄、赞美外国的英雄,这不能不令乌克兰人肃然起敬。
一向手续繁琐、令外国旅客头疼的乌克兰机场海关,听说郑凯南他们是来拍摄《钢》剧的,上上下下都十分客气,对大包小包、携带众多摄影器材的中方摄制组一路绿灯,给予通行上的便利。乌克兰总统文化助理、乌克兰外交部官员、中国驻乌克兰大使周晓沛等各界人士专程出席了剧组开机前的新闻发布会。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的新闻记者冒雪赶来采访。而且,乌克兰国家文化总局的局长也兴致勃勃,亲自披挂上阵,在剧中担任了一个角色,饰演冬尼亚的丈夫。
为剧组提供了重要帮助的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一等秘书于兴义,根据我国文化部和大使馆的指示倾全力为拍摄工作跑前跑后。他为自己能参与其中而感到激动与振奋,因为这是近年来中乌两国文化合作最大的一个项目,中方投入资金之巨大和乌方参与人数之多都创下了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最高记录。
令乌克兰人感到震惊的是,中国仅仅为了拍摄一部《钢》剧的投入(1000万元人民币),比乌克兰全国1999年整个电影事业的财政拨款还要多。他们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强盛。在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乌克兰经济一直不景气,许多原来的军工厂停工,不少人的月工资收入只相当于人民币一、两百元。文化事业严重“贫血”,其发展自然受到了很大制约。1998年乌克兰连同与外国合拍的故事片在内一共拍摄了7部,其中本国独资拍摄的只有一部;1999年乌克兰的电影生产也就一、两部的水平。与中方合作的杜甫仁科电影厂因为缺乏资金,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是中国人的《钢》剧救活了它。
《钢》剧整个剧组中,除了制片、导演、摄像、音乐等12名主创人员是中国人外,其余演职人员包括所有人物角色在内共60人都是清一色的乌克兰人。这还不算那众多的乌克兰群众演员。双方的携手合作成为中乌文化交流史上一段难忘的佳话。
在8个月的拍摄过程中,剧组全体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乌克兰遭受了冷暖骤变、变化无常的罕见恶劣天气;拍摄地点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只有几十公里,泄漏的核材料依然存在着核辐射;语言不通带来的诸多交流障碍;中方人员浓重的思乡情愁……
拿天气来说,拍摄当中,最冷的时候白天就已经是零下27度,让来自中国南方的几位中方剧组人员常常怀念深圳的温暖。开拍了一个星期,基辅开始化雪,天气转暖,可到了3月连下几场大雪,又冷了起来。进入4月,已经脱掉冬装能穿衬衣了,5月份又骤然降温,温度到了零下9度,大家只好把已装箱的羽绒服翻出来再穿上。6月份忽然一下子热得出奇,连续十多天都在35度以上,剧组中方人员的住处别说空调,就是电风扇也没有一个,当地人都热得够呛。乌克兰人说这样反常的气候是百年未遇的。
扮演保尔的安德列·萨米宁因为反复无常的气候和过度劳累两次突发心脏病。说到安德列,他的敬业精神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给全体中方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拍摄工兵爆破炸山那场戏时,导演对他的表演已经认可了。可是安德列不顾危险说:“导演,刚才我的心理还没完全准备好,再来一次。”拍完一次,他又说:“我可以倒得更好!”就这样,这场戏反复拍了8次才罢手。每次他都是直挺挺地倒在坚硬的冻土地上,每次都是真的爆炸,碎石和泥土雨点般砸在他身上。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忘我的工作和没有规律的生活使剧组人中不时病倒。郑凯南一天晚上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觉得天旋地转,休息了一会儿还是不行。后来就给乌克兰的“03抢救队”打电话。医生给她做检查,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25,认为血压过高,还伴有心律不齐,给她打了降压针,要求她住院。在乌克兰陆军医院,院长是个将军,亲自指挥给郑凯南治疗。
天天在实地进行拍摄的摄影师徐红亮多年未犯的胃溃疡终于累发了。就在安德列生日的那一天,徐红亮想走过去给“保尔”一个乌克兰式的拥抱,可他怎么也站不起来了。第二天,徐红亮被送进了医院,生平中第一次疼得休克昏迷过去。事实上,半个多月前,他的胃已经慢慢地开始出血。他不得不平生第一次躺在了异国医院。乌克兰方面免费给他治疗,并指派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女护士莎莎和翻译奥莉亚、玛丽娜一道细心照顾他。她们轮流陪他散步、陪他聊天、陪他看演出。剧组的其他中方男同胞在得知了徐红亮的“特殊待遇”后,简直有些“眼红”,恨不得自己也生病住院。
中方摄制组中在乌克兰呆的时间最长的制片主任蒋绍华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要说感触最深的,就是想家。我已经工作29年了,可以说从来不想家,有时在外连续工作几个月,也就是偶尔想一下,这次可是天天想。”除了语言不通,在那里,没有手提电话,没有BP机,不看报纸,不看电视,时间一长,大家心理压力都很大。一次,在乌克兰生活了30多年还是持中国护照的王宁文老师(为中方翻译剧本)含泪唱起了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王老师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了,眼泪不住地流。蒋绍华听得心酸,要不是忍着,也差一点哭出声来。他思念远在祖国的儿子,想妻子,想念自己的母亲。
深圳市委宣传部在剧组最困难的时刻又一次支持了他们。李小甘副部长率队带着慰问信和慰问品专程从深圳赶到乌克兰,慰问大家,给大家鼓劲打气,帮助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针对经费超支的困难,市委宣传部承诺追加2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这让摄制组大受鼓舞。
中方剧组人员的勤奋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着乌克兰的演职人员。在中国人到来之前,只有经济实力雄厚的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与乌克兰合作拍摄过电影(日本人拍的是记录片)。不过,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是,在最后一次支付乌方酬金时,美国佬还欺骗了乌克兰人。
中国人的表现却截然不同。中方严格按双方签定的合同办事,按时支付乌方演职人员的报酬,还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乌克兰方面与美国人合作过的一位制片人尼科莱对中方说:“你们中国人太勤快了,就象蜜蜂一样,忙个不停。我们玩的时候,你们还在工作。美国人玩的时候,却叫我们干活。”
扮演保尔哥哥阿尔焦姆的维克托说:“如果乌克兰人也象中国人那样工作,我们的国家早就上去了。”
乌克兰影响较大的报纸《独立报》的记者,在采访《钢》剧过程中被深深地感动了,于是在这篇采访报道上写下了一个寓意很深的标题:“《中国人告诉我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中乌双方彼此尊重,真诚合作,友谊与日俱增。乌克兰演职人员从中国同行的身上一点一点地感受中国,并把对他们的敬重和爱戴转化为对中国的热爱。1999年9月3日,为了祝贺《钢》剧摄制完成,中国大使馆为剧组举行了封镜酒会。面对即将告别回国的中国朋友,乌克兰演员把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满怀深情地献给大家:
乌克兰的冬天是那么的寒冷,暴风雪象刀子割着我们的肌肤。
是什么激励着修路的人们?是滚烫的伏特加和彼此鼓舞的眼神。
风雪里的铁轨在一点点向前延伸,我们的《钢铁》就这样一步步炼成。
不为钱,不为名,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心中遥远的北京。

乌克兰人爱上了深圳
“和我朝夕相伴了大半年的中国人在我的生活里突然就不再出现了,我感到非常失落和难过。他们走后不久,基辅就开始下雪了。”安德列伤感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他们一直在焦急不安地关注所有从北京、从深圳传来的后期制作的消息,思念着远方的中国朋友。
尽管在乌克兰拍摄期间,郑凯南等中国朋友,拿着地图反复介绍中国、讲深圳,但安德列他们对中国、对深圳始终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让他们激动不已的是,中方没有忘记他们,盛情邀请他们参加《钢》剧首映式,使他们有机会走进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并且来到了深圳。
2000年2月28日,扮演保尔、冬尼亚、朱赫莱和丽达的四位乌克兰主要演员出席了在深圳举行的《钢》剧首映式招待会。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等深圳市的主要领导百忙中亲切会见了四位乌克兰演员,对他们把自己精湛的表演艺术献给中国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钢铁》迅速热遍深圳,“保尔”旋风刮遍鹏城。中国人民对保尔的崇敬、对《钢》剧的喜爱,以及电视剧引起的轰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幕。3月4日,连日低温、阴雨的深圳雨过天晴,气温骤然升高让人感到有几分热。
而正在这里访问的《钢》剧四位主要乌克兰演员所掀起的“保尔热”也达到了高潮。连日来,他们已经和深圳的青少年交上了朋友,为中国人民对英雄的崇敬、对“保尔”的热爱所感动。今天,他们不辞辛苦为广大读者联袂举行签名售书活动。
上午9时许,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中小学生家长和孩子们,早早来到了位于市中心的深圳最大书店书城,参加“保尔”等人的签名售书活动。
三楼文学书籍柜台前早就挤满了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大家纷纷抢购不同版本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本。南头小学的一位4年级的姓方的男孩,催着妈妈快点交钱好去排队签名。他妈妈告诉我,儿子现在天天晚上收看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且今天特意不睡懒觉,早早起床就是为了得到“保尔”的签名。
原定10点进行的签名售书活动9点多钟就开始了。
人们围绕着书城大楼排起了约两百多米的长队,队伍从二楼签名处到后院,经大楼左侧一直延伸到书城正前方临街的巴士站。一些平日喜欢追逐港台歌星的少男少女,也深受感染,加入了这支崇拜“保尔”的队伍。
由于人太多,所以书城不得不出动多名保安人员维持秩序,防止插队。书城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好久没见到这么火爆的签名售书场面了。
我本人为了远方上小学的儿子拿着刚买的这部小说也排队等候。在我前面有一对青年夫妻,他们带着儿子买了2本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准备了照相机要与“保尔”合影。排在我后面的上步小学的一位6年级女孩,一下子买了这部小说的三个不同版本。她告诉我,很喜欢看这部电视剧,如今明白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原来是磨炼人的革命意志。
一直到上午11点半,排了2个多小时队的我终于如愿地拿到了“保尔”们的签名,而外面的队伍依然很长……
在深圳实验学校,尽管已经到了放学时间,可老师和孩子们为了见“保尔”,没有人愿意离去。学校里优美的环境,一流的教学设施使乌克兰艺术家们感到有些“妒忌”。安德列说:“你们的学习条件太好了,我真羡慕你们。”
在“大家乐”群众文艺舞台,四位乌克兰艺术家被众多热情的青年所包围。安德列和台下的上千名青年一道用不同的语言朗诵起了保尔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所给予每个人的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生活在紧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并且在中国率先走上富裕道路的深圳的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对《钢》剧的痴迷使乌克兰演员们又开心又感动。
深圳市华富小学六(2)班的齐伟同学说:“看了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我觉得,保尔之所以有那样坚强的意志,主要是因为他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相信,只要有远大的理想,再加上顽强的意志,就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
实验学校高二(3)班的同学黄婵说:“保尔精神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前辈,如今对于我们这一代21世纪的建设者的影响同样深远,他鼓舞我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弘扬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市高级中学高二(8)班的同学陈莉丽说:“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现代社会,应该学‘保尔’,还是该学‘比尔’?更有甚者,提倡学‘比尔’而放弃‘保尔’。我却认为,我需要‘比尔’,更需要‘保尔’。‘保尔’精神是永恒不灭的,无论哪个时代,我们都需要‘保尔’,无论哪个时候,我们都不应让‘保尔’沉睡,更不应放弃‘保尔’。它永远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在深圳市的热情安排下,“保尔”们参观了浓缩了全球名胜风光的世界之窗、充满了惊险刺激的欢乐谷,浏览了深圳的市容,品尝了中国的美食。虽然后来,他们也去香港观光,但他们认为深圳比香港还好。
深圳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是个奇迹,不可思议。乌克兰演员对郑凯南说,他们就象是小孩子第一次走进了幼儿园,看到的一切都是新的,又都那么漂亮。
主人告诉他们,20年前,深圳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镇,而今通过改革开放,深圳人民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把它建设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经济高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4000美元,深圳综合经济实力已进入全国大中城市的前列。名噪一时的世界首富、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1999年来深圳访问时说:“就是同美国最好的城市相比,深圳也毫不逊色。”一位对中国抱有偏见的美国国会议员参观了深圳后说道:“如果社会主义是这个样子,那我也赞成。”
在短暂的几天访问中,翘大拇指表示赞美是乌克兰赏最常做的一个动作。“保尔”(安德列)由衷地赞叹“深圳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丽达”(斯维塔)说:“我能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什么中国发展得那么快,因为中国人没有忘记保尔。而我们的青年,很少有人关心国家的未来和前途,只是想着怎样享受,可以为谈恋爱而死去活来。”他们都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再来深圳。
随行的乌克兰翻译、会说流利汉语的丽莎姑娘干脆不走了,她对深圳的朋友说:“我太爱中国了,太爱深圳了!”她后来终于如愿以偿地留在深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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