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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陈独秀特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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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陈独秀特辑 1 -- HGC - (3371 Byte) 2004-11-05 周五, 上午10:39 (979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毛子水:陈先生的文字学著作与最后的政治见解（外一种） (368 reads) 时间: 2004-11-05 周五, 上午11:17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陈独秀特辑 1

本贴内容包括：

毛子水: 陈先生的文字学著作与最后的政治见解

郑学稼: 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

均选自《传记文学》杂志总第180号，发布底本为《传记文学》杂志电子文本，未经逐字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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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子水

陳先生的文字學著作與最後的政治見解

北大師友之一

傳記文學社前幾天請我來參加今天這個座談會。當我接到信的時候，我想我對獨秀先生幾乎沒有什麼重要的話可以講；不過，傳記文學社每月人物專題談會，選擇了幾個北大師友，如適之先生、以及傅孟真、羅志希、段書貽三位學長，作為專題人物，我都應邀參加，並且在會中講了話。至於獨秀先生，我在北大讀書時，他是文科學長。我和他個人的來往雖不多，但近年想到過去的師長，心裏頭對他也有些話要說。所以我今天決定來參加這個座談會。

在過去一個星期裏，我想找一些陳先生早年的資科，正像剛才主講人任卓宣先生所說的陳先生早年在安徽高等學堂執教的情形，可是我沒有找到。但是任先生的話，倒引起我的話頭了。我知道抗戰前陳先生曾寫了好幾篇關於中國文字的文章，叫作「實庵字說」。

「文字新詮」與「最後見解」是兩大遺產

這些文章，聽說只有中央研究院圖書館尚存有當年搜集的藏本，專供研究者的參考。抗戰期間，我曾在昆明逼茲坡路旁的書攤上看到油印的講中國文字的另星冊子，乃是陳先生所撰寫的「識字教科書」的殘本。因為已不完全而又沒有首尾，我就沒有買。抗戰勝利後，我於三十五年夏天回到北平；因為北大教員宿舍沒有造成，暫住在清華大學教授鄧以蟄先生家中。有一天，鄧先生和我談到陳先生於前清末年和劉申叔同在安徽教書的事情。我當時即想起，那時正是劉申叔所著的「中國文學教科書第一冊（文字學）」正在編寫或剛出版的時候。陳先生在抗戰前對中國文字學發生興趣以及在江津時撰寫那本「識字教科書」，可能是由於二十多年前在安徽時受了劉申叔這本教科書的影饗。不過這種學術史上的問題，如非得有陳先生的親口傳述，現已難以窮究了。幸而陳先生的「識字教科書」的油印本，當年尚得有一位學者為慎重保存，且為保存國家學術資料起見，於混亂中把它帶來臺北，使我們知道它的著作人在學術另一方面的用心，實可說是一件好事。據我所知，這本書已於民國六十年由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為整理影印行世，以便研究文字學的人的參考。（因原名易起誤會，易名為「文字新詮」。現由中國語文月刊社代售。）我們應感謝梁實秋和趙友培兩教授為我國學術界保存研究資料的盛意！

這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為五百四十五個「字根」和「半字根」作詮釋；下篇只詮釋了三百六十六個「字根孳乳字」，沒有完篇而陳先生去世。梁、趙兩教授都以為這書有很多新的見解，值得我們文字學者的參考；我以為獨秀先生這本「文字新詮」和他的「最後見解」，是他給我們國人最有價值的遺產，是我們所當寶貴的。

北大任教與「新青年」

陳先生之到北大，是在民國六年，蔡先生接長北大的時候，蔡先生請他做北大的文科學長，聽說是經過湯爾和先生的介紹。這大概是不錯的（我記到沈尹默先生也這樣說）。陳先生到北大做文科學長後，那年（民國六年）的秋天，胡適之先生也到了北大。胡先生的到北大任教，可說完全是由陳先生推薦的。胡先生在陳先生創辦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等一系列主張文學改革的文章，得到國內大多數知識界人士的贊同。當時北大校長蔡先生對胡先生的學問當然能賞識。而「新青年」這份雜誌和獨秀先生的言論，亦因胡先生的文章而為社會所重視。因五四事件而起的新文化運動，雖然和「新青年」沒有直接的關係，但當時「新青年」雜誌對新文化運動確有很大的推動力。五四以後，我很少和陳先生晤談。大約在民國十年裏，他已經離開北大，前往廣州；我那時已經畢業（我於民國九年畢業北大），在北大教書。他從廣州寫信給李大釗先生，要我到廣州教書。我因為已經接受在母校教書的聘約，不願移動，所以雖然當時北平教育界普遍欠薪，一年只能領到三四個月的薪水，我也沒有離開北大去廣州。後來不久，我即聽見人家說陳獨秀加入共產黨；我當時心裏想，這乃是為軍閥黑暗的政治所驅迫的！民國十一年冬天，我就和姚從吾先生同到德國留學去了。以後便沒有機會再見到陳先生。
民主、科學與文學革命

對於陳先生，我最受感動的一次，是在他做了北大文科學長後不久，有一次在騾馬市大街的湖廣食館演講，我聽了很受感動。那時正是他辦「新青年」的時代，「新青年」原在上海出版，陳先生到北大後就移到北平。我聽了他那次演講後，覺得他這個人對改良社會很熱心，對政治學亦有獨特的看法，對青年的思想則有很大的影響，我雖然對陳先生有這些認識，但我很少去見他。就我的意思講，陳先生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學，我以為是「不成問題」的。我對於「文學革命」亦以為「理所當然」。但因為我在北大唸的是數學系，所以我對文學革命這回事，感覺到並不在我的事務以內。而且，那時侯我還不覺得白話文的重要。我心裏雖然相信我們寫的應該和說的一樣，但以為從文學的觀點講，白話文言沒有什麼分別。我認為只要文章本身內容好，便可以說是好的文學作品。至於文字或文體怎樣，是次要的問題。只要很清楚的把意思表達出來，白話也好，文言也好。譬如一朵極美麗的花，用銀瓶來插好看，用磁瓶來插也好看！

怎樣走上共產主義的路

從聽過陳先生在湖廣會館的演講以後，我約略可以瞭解他的心情，他後來所以走上共產黨的路上去，並且成為中共的發起人，我們似乎也可為說出一些理由。上邊我曾提到一句，現在我略作解釋。他到北大的時候，是民國六年。袁世凱已經先一年死了，然而中國仍在無知的軍閥統治之下，政治的黑暗，使一切明瞭世界大勢的知識人士，對國家的前途都感到憂心。在那種的黑暗政治裏，沒有人不感到好像身在幽深的石洞裏，將永遠不見天日了。民國六年的秋天，俄國的帝制被推翻；七年的冬天，世界第一次大戰終止。凡有點現代知識的人，都知道在這個世界的局面裏，不容許中國的政治再那樣拖延下去，非徹底加以改革不可。陳先生在北方住了兩三年，親眼看見北方軍閥的黑暗政治；他是一個熱心而又性急的人，自然會想到那樣的局面，非加以徹底摧毀，另闢一條新路，決沒有希望。因此，他才走上共產主義的道路上去。這好像一個久病纏綿的人，到了群醫束手的時候，也只好去試那些毫沒有根據的偏方了。一個人受了現實環境的影響，就很難有很通達的見解了。

我現在想，陳先生的情形也是這樣。他在走投無路的環境下，搞起共產主義來，以為這是救中國的唯一方法。他的崇拜祉會主義，並沒有錯。錯在不明瞭什麼樣子的社會主義，怎樣才可以行得出有利於最大多數人民的社會主義！設使他生長在英國，他也許和當時哲學家羅素一樣。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不久，就可以看出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決不能行出好一點的社會主義的！
不愧為一個思想家

我們從「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中來看，陳先生這個人的確有他很偉大的地方，不能因他中年時期的一時莽撞而一筆勾銷。陳先生後來在漢口、重慶和江津的生活情形，在場的人差不多都比我知道多。他的「最後見解」，是我們政治思想史上最有價值的文件。這宗文件，我們現在還應好好的廣為傳播，使我們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談到政治或想起政治問題時都有所借鑑！（胡適之先生在自由中國社印行陳先生的最後見解時，曾寫了一篇「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當然亦是我們政治思想史裏最有價值的文字。）

在抗戰前，我這個做學生的人覺得陳獨秀和黃季剛（侃）先生有許多意氣上的類似。季剛先生才很高，也能沉思做學問，但他有時有專任意氣的毛病。就一個文人來說，這本不算什麼；就一個做老師的人來說，他就遠比不上他的老師（章太炎先生）。我當時對陳先生的發起中共，也以為由於「狂妄不思」，決夠不上一個真正的思想家。十七八年前讀了他的「最後見解」，我覺得他實在可以不愧為一思想家。我今天來參加這個會，有一個原因就是要表明我這一點意思。

從前王陽明有「朱子晚年定論」的說法，據歷史家的考訂，是出自王陽明的臆造。我覺得王陽明未免有點「英雄欺人」的作風！實際上，朱子並不需要晚年定論。以朱子的人格講，他如果有「晚年定論」，他一定會明明白白說出來的。他的「四書集注章句」，一直到他去世前兩天還在那裏修改；他生平並不諱言他的前幾年的注解有不妥的地方。現在朱子這個同鄉後輩在改正自己的意見上，的確有朱子同樣的風度。我們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出陳先生的人格，這種人格的完成，亦需要「智」和「勇」的修養。我總覺得陳先生在這點上，不愧為一個有大智大勇的人！

[以上全文内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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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學稼

陳獨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

抗戰前，我只讀過陳先生的一些論文，未見過面。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我因公由開封到武漢。翌日，李麥麥兄提議同往武昌看陳先生，他拒不見。（詳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香港「掌故」月刊第二期，拙作「憶李麥麥」一文。）

同年三月間，中共在漢口發動反「托匪漢奸」宣傳，把從未參加「托派」的我和任卓宣先生等，同已脫離「托派」的陳獨秀先生誣謗為「托匪漢奸」。關於這一大事件的經過，不久以前出版拙作「所謂『托匪漢奸』事件」有全部文獻，不必再說。

同年五月五日，我由武昌珞珈山東湖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第二大隊上課畢返漢口住處南京飯店，接重慶「時事新報」漢口辦事處轉該報總主筆薛農山函，內附三十元鈔票，要我馬上轉陳獨秀先生，何以不直接送往？為陳先生的安全。他已搬往漢口模範區吉慶里附近一成衣店樓上。我不吃午飯，按址前往，問成衣店夥計：「樓上有姓陳的嗎？」「是安微的老頭兒嗎？他住在樓上。」由這答話，顯然他不知那位老頭兒是中共創立者和曾連任總書記的政治舞臺上大人物。我正欲上樓，那個人又說：「小心喲，當心跌下來！」

在黑暗中，我摸上扶梯。前樓的微光，引我走入室內。那是大約八個塌塌米大的前樓。左方靠窗的牆邊放一張木板床，上掛蚊帳，中有單被。床前一張方桌，三、四張木凳，兩三（？）隻紅皮箱放在床邊。看見我的室內三個人有些驚訝，因為才下課的我，穿黃布軍裝（我是上校教官）。也許他們以為我是受中共指使而來殺「托匪漢奸」的暴徒！

那三個人中有一位婦人，我認得是在武昌住宅拒我和李麥麥兄會見陳先生的陳夫人。另兩人之一，穿短衣，身材矮小，花白頭髮，有鬍子。我問他：「這兒有陳仲甫先生嗎？」他走到我面前說：「你是誰？」我忙把名片遞給他。他看後微笑道：「喲！我們是『漢奸』同志。」我知道他就是陳獨秀先生。那時，每天中共「新華社」誣謗他和我當倭寇的「漢奸」。

他閱薛農山信後問我：「吃過飯沒有？」我看方桌上盛好兩碗飯，一碗青菜，一碗菜湯。那飯是我從未吃過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樣飯菜，實無法下咽，因此撒謊說：「已吃過了。」他不客氣地坐下，介紹室內另一人。這個人，是自那天起，和我友好的羅漢先生。由於他的義俠心腸，在「五．四」重慶大轟炸中失踪。郭沫若曾寫短文紀念他或對報紙說過他，我不能確定。

陳先生一面吃飯，一面問我許多事。他兩目有稜威。我一生只見兩個人有這樣的稜威，陳先生卽其一。以後我常到他住處，並遇見張東蓀。

這初次會見，給我以極深刻的印像。在臺北，我曾見文學革命運動另一人物，卽胡適博士。在南港他的住處會見（只這一次）時，他以洋酒招待我，並抱歉地說：「廚夫不在，無下酒菜。」由這一點說明兩個人的一切。

六月十五日我到他住處，他在收拾行李，室內有幾個人，似來送行。他們去後，留我和張國燾先生。他告張：「你比任何人危險，應走。」又和我說關於「抗戰嚮導」的事。

六月二十四日我乘中央銀行差船離漢口，二十八日抵宜昌。以康兆民（澤）先生的介紹片，馬上轉民權輪。登輪後，會見陳獨秀先生一家人。除了他夫婦，還有老幼，都在頭等艙外席地而臥。同船，還有胡秋原夫人和在座的任大嫂。在船上無話不談，只記得有下面一段話：

我問他：「中共提倡土語拉丁化，取消漢字是對的嗎？」因為他曾發表「實庵字說」，所以有此問。他說：「中國文字是世界最好的。一本英文字典，都是單字，要一字一字記。中國文字不同。它非常科學，如木旁的字，與木有關，另一旁常是音。漢字的根本字約數百字，如有好的通文字學老師教小學生，認得字根，其他的字，多能推知，總之，比念英文簡單的多。」目前，陳獨秀的著作，不管內容如何，全都禁止。「實庵字說」如列為禁書，那是當前文化復興運動的大諷刺。

三十日船到萬縣，我們一同登岸遊公園。他囑我打電報給薛農山到碼頭招呼，和代定旅館。七月二日下午四時，民權輪抵渝，出陳先生意料外的，接的人很多，內有高語罕先生，此後到他在南京逝世止，我們成為好友，我還保留他近二十封信。當晚有劉某（似是民生實業公司的人員）為陳先生洗塵，高語罕先生和我陪席。

陳先生依薛農山請，間為「時事新報」和薛辦「青年嚮導」寫稿。不久，薛與同報主筆羅敦偉暗鬥。依薛的話，羅不滿該報登陳文。恰好，陳先生應民生公司之邀演說，中國必須發展資本主義才能實現民生主義。對這演詞羅氏等不滿，於是引起不小風波。胡秋原和我，都以為陳的話沒有錯，因為只有發展資本主義（我主張國家資本主義）才有力抗戰，抗戰成功，有資本主義化工業，才有社會主義，而「民生主義」依「三民主義」是社會主義之一。可是，羅敦偉、「民意」主編童蒙聖等認為：主張發展資本主義，是「二次革命論」，準備革國民黨政府的命。羅在臺北于一九五二年出版的「五十年回憶錄」，關於這件事，多歪曲事實。他是事件發動者之一，却寫為附和者。何以有此事？依我記憶，由於陳獨秀先生發表短文「說老實話」，被汪精衛認為諷刺他。（陳曾對我評汪：「此公不說老實話」。）羅曾參加汪的北平擴大會議，當時人們都說汪授意他出面，他在回憶錄中因此極力洗刷他和汪的關係。八月二十二日，汪召集全市記者開會，卽席指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由這指示，有人向國民黨中央控告胡秋原（他發表「民生主義卽資本主義」）等，我因論文被「西南日報」社長汪觀之扣留，自動辭主筆職。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各報宴國民黨宣傳部長周佛海等，周講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接著該部宣傳處長劉百閔發表一文平息了爭論。這時，由資本主義與民生主義轉寫「二次革命論」。現在回想，道件事十分可笑。陳獨秀是唯物史觀者，當然以為到社食主義之路要經過資本主義；反對唯物史觀的人，如反對馬克思的社會形式發展的公式，那社會發展當然不一定要經過資本主義。只有不推翻那公式的人，才會有「二次革命論」。

由於在渝生活的困難，陳獨秀先生全家搬住江津。那地方，有第九安徽中學，有陳先生的許多友人，高語罕先生卽其中之一。陳先生住東門內郭家公館，後遷大西門城內黃荊街八十三號。以後，他常和找通信。我留下來十多封信，多發表於「掌故」。有值得一說的事。

一九四一年二月，因何孟吾（浩若）師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兼三青團宣傳處長，邀我任該部設計委員兼團宣傳處組長，我因非國民黨員，辭後一職。三月二十五日接陳先生信，內附五千元支票，要我面交張國燾先生，信內說：「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後萬為我辭。」原來，當局知陳窮困，由朱家驊先生贈五千元（當日這是不小的數目），被拒。朱以張為陳友，又要張轉，因此，認為張「多事」的陳，請我還張，張接信和支票後說：「仲甫先生總是如此。」

在這期間，他因病曾到重慶寬仁醫院診治，住普通病房，我聞訊帶橘子看他，他說話無力，表示一切都全完了的心境。翌日再往，他已于早上返江津了。這是我和他最後一面。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他來信說：「弟近作頗為時人所非議，托派却攻擊此文為政府親美政策辯護，甚矣此時代說話之難也。」所謂「頗為時人所非議」的論文，是指三月二十三日登「大公報」一半被禁止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他於被禁後，曾油印寄我兩份。他預言：如戰後勝利屬於英美，由於「英無力及於遠東，遠東以至南洋澳洲，自然全屬於美國勢力範圈。那時蘇俄將是兩方面拉攏的奇貨，英美的命運乃決定於下次大戰。」他不知羅斯福的錯誤政策，造成後來俄美的對立。他堅決認為只有德、日敗北，我國和亞洲殖民地才能獨立，却屬正確。

陳先生的健康，自三月起轉壞，他不能執筆，四月間他託國立復旦大學一學生帶來一信，那是他口述，何之瑜筆記的，說我所寫「毛澤東評傳」，「簡直每一事實，都是錯誤的」。我的「評傳」是根據毛澤東對斯諾的談話而寫的。他稱毛與惲代英「都是黨對外的喇叭，然任之（應為「潤之」－－稼）起初總做過幾天黨的工作，這是與代英不同的」。那時，他邀我赴江津面談中共黨史，尤其是成立史。五月初我因長女燕川被庸醫所誤夭逝，忙於喪事。二十九日閱「大公報」才知陳先生已于二十七日下午九時四十分逝世，卽電弔唁。關於他逝世情況，六月五月「大公報」登高語罕先生的「參與陳獨秀先生葬儀感言」，記得相當明白。他的善後，由江津紳耆鄧燮康，和叔父蟬秋負擔，墓地卽為江津大西門外桃花林鄧的別墅－－康莊。鄧家為這件事，曾被召問，因為謠言有人利用陳喪發動「具體而微的『新五四運動』」（高語罕的話）。當時，有多人送輓聯，如陳銘樞：

言皆斷制，行絕詭隨。橫覽九州，公真健者！
謗積邱山，志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

董退思（時進）先生以稿費五百元代賻，另附函說「陳一生清苦，寂寞以死，然而惟其如此，乃屬難能可貴。『獨』之一字，陳先生足以當之！滔滔天下，能有幾人？真大哲人，固如是乎？」但這筆賻金，依遺囑退回。葬日，由重慶前往者，有北大高足張國燾、段錫朋、俞飛三人，還有當地素昧生平的人。他的遺囑，由何之瑜和鄧初松起草，並有獨秀先生公子松年簽字。遺囑中最重要的，是遺稿的整理，把三十多年來患難之交的高語罕先生除外。已出版的遺稿，由胡適博士贈美國會圖書館者，均非政治性著作。那些著作，和他未寫完的「自傳」當然由何之瑜轉呈中共。這何氏是中共派在陳先生家臥底的人，陳與高絕交，是何的作用。（高先生在我主編「民主與統一」中發表「入蜀前後」說陳晚年事，未公開此事，是為陳諱，因何在陳家幹了不可說、不可說的事！）依我當年六月十六日日記，高先生給我長信，述陳先生不滿他的內情，內有這段話：

「高語罕自有其所以自立為人之道，絕非他人所能毀謗，所能磨滅，然獨秀因此抱著一種懷疑－－有一個三十多年的老友賣了他－－的心情入地，彼一定不瞑目，弟之痛心實在此。」

所謂「賣了他」，是指獨秀先生依何之瑜的話，疑他曾匿名寫文章攻擊他。又策動皖人在黨部大會上，引「大公報」只發表一半文章罵他為反革命。該信依囑寄還，未抄留下來十分可惜。

我曾寫信慰問高先生，他二十日覆信說到何之瑜，關於整理遺著事有這句話：「惟仲甫遺著關係中國近四十年來歷史文獻至鉅，一有蹉跎，必失其本來面目。鰓鰓之慮，職此之由，然亦只好聽之而已。」他不知道，由於時局大變，陳的遺著中，關於政治部分，全作為中共特工的檔案。

高先生在五月廿三日偕鄧燮康、周弗陵看陳獨秀先生病後，卽知其不久人世，已寫這輓聯：
喋喋毀譽難憑！大道莫容，論定尚須十世後！
哀哀洛蜀誰悟！慧星既隕，再生已是百年遲！
聯內「慧星」是傅斯年先生論獨秀先生的話。

六月五日下午我應國立復旦大學學生之請，「講陳獨秀先生與我」，依「日記」：聽者有五百人。我演講的內容：獨秀先生為青年爭了許多權利，但青年却忘記他。他在中國文化史上之地位，除梁啟超外，無人可與比倫，雖然他後來並沒有繼續這一事業。他是五四運動（不是「五四」）的主持者，他又是ＣＰ的創造人。他為國家盡了文化上的大責任，又為中國無產階級服役。他為它，犧牲了兩個兒子和家庭，但所得的代價，却是受背反他之現中共的謾罵與侮辱。這是他應受的待遇，因為他的歷史任務已經結束，他的群眾已經散失。我又說他死後蕭條，和死於此時，是恰到好處，現在人們不紀念他，但中國人總有一天記著他。

晚年陳獨秀先生的思想，和組黨後完全不同。他主張抗戰，卽支持政府抗日。他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認為：納粹與布爾什維主義是雙生子，也就是希特勒與斯大林為同胎生兄弟。由他油印反中國托派的文件，說明他與當日中國托派是兩個思想路線的人，不僅如此，他還以為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不是普遍的真理。對於列寧主義，他早視為嬰兒時代的鞋子。他主張民主，反對蘇維埃，恰似德社會民主黨領袖盧森堡之評列寧。總一句話，他回到五四運動初期的思想。在中共發動誣他為「托匪漢奸」之前，就批評他有這樣過時的觀點。公平歷史家該做這論斷：他是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由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反常，他才充當中共的創建者。在西歐，啟蒙運動和共產主義，是兩個時代。為著中國歷史的飛躍，他不自覺地由這一階段跳到那一階段。如果這不能原諒，也就是不能由他的最後見解原諒他，那站在歷史公案前受審判的人不只他一人。

我引拙文「陳獨秀先生的晚年」長文中的末段，做這結論：

「一個人一生只能幹一件有歷史意義的事。陳獨秀先生可說是那種人之一。他的命運，是二十年代和以前良好知識分子的鏡子。我遲到抗戰才認識他，却留下本文的記錄。他的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他根本無富貴之念－－可為我的模範；就為這一點，我尊敬他。」

[以上全文内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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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陈独秀特辑 1 其他内容还包括：

中华民国公民知情权管窥：以国民政府庭审通缉犯陈独秀的若干历史事实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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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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