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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师爷 vs. 丧家的乏走狗——鲁迅与梁实秋之争（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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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四）革命vs.文学
鲁迅在杂文《扁》（匾）中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涵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这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还要由此生出议论来，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坏……等等。”（《全集》卷4，第87页）
这段话毋宁是鲁迅在和梁实秋争论“革命与文学（文艺）”时的写照。梁实秋那篇《文学与革命》先谈革命，后谈文学，再谈二者的关系，写得中规中矩，有些乏味，也有人可能不同意，可不管怎么说总是清楚的。而鲁迅在答复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董秋芳以“冬芬”的笔名来信的《文艺与革命》一文中，对“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文学（文艺）”都没有解说，似乎是无需论证的自明前提。
他说，“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虽然有许多自受难，但也有多少占权，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 一点，则第四阶级文学”。（《全集》第4卷，83页）这段话大有似曾相识之感，“文学是现实的反映”，“革命文学就是革命的反映”；所谓“第四阶级”也者，“无产阶级”之谓也。但他显然对当时自称的“革命文学家”很不满，笔锋一转攻击道：“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揭载稿子的机会罢了。”（同上）
这里又是“横站”，左右开弓，一石二鸟，左边打击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诸君，右边打击梁实秋徐志摩等新月社成员，所以在短短几行字里把“挂牌革命文学家”和“逃避的超时代文学家”都骂了，捎带挖苦挖苦卖文为生的“第三种人”。
不过，总的来说鲁迅对“革命文学家”的攻击较少，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赞成革命文学的。参见《醉眼中的蒙胧》、《头》、《“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好政府主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鲁迅的向左转涉及与创造社诸君的恩怨，此不赘。与本题有关的是鲁迅对文艺或文学的总体看法：工具和宣传。他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同上第83页）文艺的力量大小是一回事，文艺有没有自己的目的是另一回事。真心热爱文艺的人们，譬如“第三种人”……爱之既深，难免夸大文艺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强迫别人接受的力量，留给世人的则是优美的作品。因为，文艺没有“旋乾转坤的力量”，所以，文艺也就只有被人“应用”——更直白地说就是利用——的资格，“譬如宣传”。我想这里的逻辑已经很清楚了：文艺不过是附属于某种有“旋乾转坤”力量的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而已。
如果有人认为我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深文周纳，陷鲁迅于罪，那么请看下文，他说，”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同上第84页）
不过，齿轮毕竟不是螺丝钉，齿轮和螺丝钉跟机壳马达皮带轮之间也还是有区别的。因此，鲁迅承认文艺作为宣传工具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具体来说就是要讲究技巧。“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一种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同上）
至此，鲁迅赞成无产阶级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文学或文艺应义不容辞地充当宣传工具的基本立场已经相当清楚了。
这些观点，都和梁实秋是针锋相对的。
梁实秋对于革命的基本观点以后再谈，这里先谈他对文学的目的的看法。梁实秋认为，西洋近代的 文学思想有两个极端的趋势，一个是把文学当作工具的看法，一个是把文学当作纯粹艺术的看法，二者都是他所不能同意的。把文学当作纯粹艺术的看法，就是“第三种人”的观点，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仅简单提一句，梁实秋是主张“为人生的文学”的。在梁实秋和鲁迅的争论中，主要集中在，文学究竟仅是一种工具，还是有自身的目的？
什么叫做“把文学当作工具”？梁实秋说，“把文学当作工具，即是说，文学本身并无价值，其价值乃在于它能达成我们另外要求的一个目的。例如，有人说一切文学都是‘宣传’（为阶级的利益而宣传），亦即是一种‘武器’（阶级斗争的武器）。”（《自选集》第48页）
这种观点大体上是这么个三段式：
文学是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
社会既然划分为阶级，作者处在特定阶级地位，将阶级意识贯彻到作品之中；
因此，文学作品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就是无产阶级的工具。
文学当然要受时代社会的影响，文学一旦产生，也难免被人拿去当工具用，谁也无法阻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文学是且仅是工具，那么就意味着“工具的价值大小，视使用此工具所能发生功效之大小而定。有什么样的需要，造什么样的工具。目的达到之后，工具丢在一边。”（同上第49页）梁实秋提醒大家注意，“世上一切事物皆可以作为工具，文学当然亦可作为工具，对于使用者有益，对于文学无损。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借用性质，不要喧宾夺主以为除此即无文学。切菜刀可以杀人，不要说切菜刀专做杀人之用！”（同上）
那么文学本身的目的何在？这里就牵涉到梁实秋的“普遍人性论”，他认为“文学是人性的描写”。所谓“人性”，一方面与“兽性”对待，简单的饮食男女，残酷的斗争和卑鄙的自私，都是兽性。人本来是兽，所以有兽性的行为，但人不仅是兽，有时候也能表现出比兽高明的地方，那就是理性。“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是我所谓的人性。”（同上第50－51页）
上面说过，从题材方面来论证普遍人性是最弱的一个argument，那么比较强的argument又是什么呢？就是作者的态度。梁实秋多次引用阿诺德论述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496-406 BC）的话，“沉静的观察人生，观察人生的全体”。目前相当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创作是情感的表达，想象力的驰骋可以超出道德，这种观点至少在梁实秋那里是通不过的。从新古典主义的立场出发，梁认为情感是创作中需要运用理性（Reason）加以控制的成分，作者必须是一个道德的人。变态的，不道德的题材并非不可以写，但是作者用理性的态度加以处理，才能成为经典。
这种观点是否迂腐，可以见仁见智，值得注意的是，梁实秋注重理性的目的，在于为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如果说，西洋近世对于文学的态度存在着将它当作工具和纯粹艺术两个极端，那么中国历史上则存在偏于功利主义和游戏态度两个极端。“载道”，“言志”云云似乎把文学抬得很高，实际上还是把文学当作工具，实现文学以外的目的。而所谓“游于艺”的观点又将文学作为“陶冶性情”之一道，“流于‘轻佻’‘浪漫’。”（同上第74页）他多次强调，文学是一种“严重（肃）的工作”，一种“严重的艺术”。
经常听到有人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黑暗面的挖掘和批判，无出于鲁迅其上者。“挖掘”或许有之，“批判”则谈不上。因为，任何批判都必须有立足点，而鲁迅在“无物之阵”中左冲右突的结果，抓住“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宣传工具”这根救命稻草，却落入“吃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文以载道”的窠臼，难免令人感到悲哀。
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鲁迅似乎很赞成诗人（文学家）将自己献上革命的祭坛。
他在《在钟楼上》里引用自己的话说，“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同上第36页）既然不能旁观，就只有参加，然而，诗人对革命的幻想或理想难免要在革命的现实中粉碎。叶遂宁（现通译“叶赛宁”）和梭波里在十月革命后自杀身亡，现在我的同情自然是在诗人方面，然而，从少年时代起所知道的却是这样一种“逻辑”：
“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反右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页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同上第36页）
即便“需要”用自己的沉没来证明革命的前行，还是不要旁观！岂止文学和文艺是革命的工具，连文学家的生命也是从属于革命的！看到这里，实在是无话可说，只好引用鲁迅名言：“当我沉默时，我感到充实；一旦开口，就感到无边的空虚。”
（五）变态的vs.常态的
梁实秋对于革命、文学、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和他的古典主义文学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他对于革命的看法，也符合自己宣示的“理性、节制”原则：变态的政治生活。这里所说的“变态” 基本上是个不含褒贬的中性词，不是“变态杀人狂”意义上的病态，而是与“常态”相对待的“变态”或“变体”，是政治生活中的特殊情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梁实秋充分承认革命发生的理由。梁的前提是彻底的“天才观”，他说，“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创造。科学，艺术，文学，宗教，哲学文字，以及政治思想，社会制度，都是少数得聪明才智过人的人所产生出来的。”（《自选集》第79页）这个前提对于常态和变态的政治生活都是适用的。
既然常态下处于领袖地位的人们应该都是天才，势必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怎么会发生革命呢？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由一个或几个智力低下的卑鄙小人扇阴风，点鬼火，“拨乱其间”而酿成的大祸呢？不然。梁认为革命发生的责任首先是在上者，而不是在下者的。“处于政治团体或社会组织领袖地位的人，经常是平庸甚至恶劣的份子。这样的领袖对民众无贡献而有压迫。真正的天才隐藏在民众里面，到了忍无可忍的时机，就要领导群众反抗。”（同上第80页）
可见革命的发生乃是“事出有因”，并非几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忽发奇想闹出来的。而且，梁式“天才观”逻辑上还是很严谨的，现有统治者和革命者都应当是天才，当统治者不是天才的时候，民众中的天才就要领导群众反抗，这就是革命。
梁实秋关于革命的主要观点是：
1.革命运动是变态而非常态的政治生活；
2.革命的目标是要恢复常态的生活；
3.革命所反抗的是虚伪；
4.革命的经过是暂时，而非久远的状态；
5.革命的爆发，在群众方面是纯粹感情，而非理智的；
6.革命的组织应该是有纪律，尊重天才的。
这里面除了第三点比较书生气之外，其他都是很有见地的。其中第一、二、四点自成一体。既然革命运动是变态而非常态的政治生活，革命的经过也就势必是暂时的，而非久远的状态，所谓“继续革命”，“七八年来一次，一次七八年”，往最好里说，也是革命家“老骥伏枥”，发出的哀鸣。
有意思的是第五条。梁说革命的爆发在群众方面是纯粹感情的，他没有说出的话是，在领袖，即职业革命家方面是理智的。革命家有某种按照“科学理性”加以规划的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而实现这蓝图的第一步，却是煽动群众心理中最原始最低下的本能，制造“广场效应”或曰“气场”，冲破文明社会规范的约束，对被宣布为“非人”的革命对象进行打击。如果说，革命的起因乃是在上者人性的不完美，那么革命的过程则是在下者人性不完美的表现。
世有革命，而后有革命文学。对梁实秋来说，革命文学是在革命时期中产生的，沾染一种特别色彩的文学，是为“革命时期中的文学”。而“革命文学”作为一种genre不可能存在，否则就会有“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文学。因此，在革命时期中要求一切作家必须创作“革命文学”也是没有道理的。
以上是梁实秋的观点。然而“革命文学”的有无并不以梁实秋的“应该”与否为转移，因此他宁可假定有革命文学“这种东西”。如果有“革命文学”，那么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无产阶级或大多数的文学，一是浪漫派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问题已经讲过了，这里谈浪漫派文学与革命的关系。
浪漫主义运动注重作者的内心经验，人物的个性描写，所以浪漫文学对革命发生密切的关系。“浪漫运动根本的是一个感情的反抗，对于过分的礼教纪律条规传统等等之反动，这种反抗精神若在事实方面政治或社会的活动里表现出来，就是革命运动。浪漫运动与革命运动全是对于不合理的压抑的反抗，同是破坏的，同是重天才，同是因少数人的倡导而发生群众的运动。”（86页）
在革命期间，实际的革命家要把文学当作工具用，当作宣传的工具来达到他的目的，对此，谁也无法表示反对。因为，革命并不是唯一试图利用文学的，商业要用文学做广告，宗教要用文学来讲道……谁也无法阻止。而且，梁实秋承认，革命家热烈的情感灌注到文学之中，往往能形成极其感人的作品。但是，文学被革命所利用是一回事，以革命为目的是另一回事，在后者，革命一旦成功，文学也就被抛弃。而革命per （Mr.Liang’s）definition不可能是持久的，因为它是政治生活中的变态而非常态。如果文学单纯的以革命为目的，革命不论成功或失败，都意味着文学的中止，这是与梁实秋的“文学表现普遍永恒人性观”水火不容的，因此必须加以反对。
而梁实秋对革命文学持保留态度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认为，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在于表示出多少不羁的狂热，而在于把这不羁的狂热纳入纪律的轨道。这就是理性。只有理性，才能“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全体”；受理性约束的热情创作出的文学，才能充分介入社会生活，给人以永久的启示。
（六）小结
鲁迅和梁实秋都认为，所谓“文学的阶级性”专指无产阶级文学，言下之意是不存在“资产阶级文学”。如果双方没有其他说明，在这一点上都错了。卢卡奇说过，易卜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于开创了“资产阶级的悲剧”，即便卢卡奇算是“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这一观点也是针对“资产阶级没有悲剧”的传统观点而言的。德国美学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在《汉堡剧评》中论悲喜剧的时候提出，资产阶级的兴起带来悲剧的终结，以及悲剧与喜剧的合流。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即我的通俗介绍中的“七爷”）也继承了莱辛的观点，认为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的兴起，使文学艺术的性质和特点产生了根本的改变，包括悲剧的终结。黑格尔体系以喜剧结尾，给他扣上“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帽子，尺寸还是合适的。
鲁迅与梁实秋的分歧，说到底是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间的分歧。梁实秋早年也是浪漫诗人，留学美国期间接触了白壁德（I.Babbitt,
1865-1933)的新人文主义，转而崇尚古典主义。而鲁迅，则从始至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作为文学或文艺流派，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争执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近代浪漫主义的始祖则是卢梭，涵盖了十八、九世纪几乎所有一流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即便是号称“古典”者也和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要在古典和浪漫之间进行取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从我个人的品味来说，也喜欢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也喜欢鲁迅的病态作品。但是，法国、苏俄以及中国的历史教训证明，浪漫主义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激进主义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坚持批判政治鲁迅的根本理由。
附注：已往批判鲁迅时经常遭到网友“拿根据来”的追问，不得已而大段引用原文，并避免孤证，并非为卖弄而卖弄，请读者诸君明鉴。：）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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