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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年魏京生案始末

范似棟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3/12
文章: 211

经验值: 310

标题: 七九年魏京生案始末 (1017 reads) 时间: 2004-9-22 周三, 上午1:28

作者：范似棟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七九年魏京生案始末

七九年早春，風行了幾個月的中國異議運動開始大難臨頭。起先支持異議運動的中共領導層進一步分化轉向，反對的聲音越來越高，搖頭的人越來越多。
上海二．五卧軌事件，終於使陳雲、李先念等人同意彭真的意見，站出來反對民間異議運動，其中陳雲是掛帥人物。
在講究資歷的中共黨內，陳雲比鄧小平的資歷還高，是文革後黨內資歷最高的。一九三四年，陳雲就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在建政後的歷次運動和歷次黨內路線鬥爭中，陳雲又是中央領導人中最干净的。一九五七年，陳雲就和毛澤東離心離德，對毛的路線作無聲的抵制。毛澤東對陳的結論是「老右」，但又曾經在中共七大時肯定陳的才能，說：「陳雲同志比較公道，比較穩當，看問題比較尖銳，容易抓住要點，他很有能力。」
陳雲他們的意見，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對毛澤東的態度，雖然毛澤東文革有罪，但是毛澤東思想這面中國革命的旗子還不能丟，否則以前的歷史講不通，今後的事也麻煩。二是共產黨的領導，文革時期，踢開黨委鬧革命，鬧出一場什麼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不能再這樣鬧。三是無級階級專政問題，對於一切反社會主義的人仍然必須實行專政。
他們還說，我們已經獲得了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必不可少的條件和保證，現在擔負領導責任的同志，應該十分注意珍惜和維護這個政治局面。
三月十四日，陳雲、李先念就財經工作向中央寫信。十五日，他倆和鄧小平會面，當面談了他們對時局的看法，鄧表示完全讚同。
同日，彭真向鄧小平送交了公安部關於異議運動的情況匯報，以及對魏京生立案調查的報告。

魏京生是北京異議運動的一個活耀分子，主辦了一份以激烈著稱的刊物《探索》。其父是四十年代的中共黨員，曾經在解放軍和民航局做過事，五十年代後在北京建工局所屬一家公司工作。其母曾做過一個鞋廠的黨支部書記。
在北京公安局搞的一大叠材料中，魏的主要罪行是：七九年二月二十日，中越戰爭的第四天，魏京生向西方記者提供了我國參戰部隊的指揮員姓名，出兵、增兵數目，戰鬥進展和傷亡人數，以及軍委會議日期等軍事情報。
彭真還說魏參加過「聯動」，是個品質惡劣的紅衛兵。鄧小平最恨的就是文革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他的大兒子就是在文革初期跳樓而成終身殘疾的。

魏京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是初中三年級學生。他屬於最凶惡的紅衛兵，參加了抄家和打砸搶各種犯罪。六七年，魏參加了「老兵合唱團」，那是個紅衛兵的流氓團體，無惡不作。他們盗竊了二十多萬的現金、存折和黃金，主犯被捕，其他從犯，包括魏京生都漏網了。
北京的紅衛兵早期造反，抄家，寫大字報，虐待教師，膩煩了就開始抓附近地區所謂的地痞流氓，疯狂地打人殺人。那個時期被打死的平民最多，一個中學被打死或虐待致死十幾人并不希奇。到了六七年，那些紅衛兵開始分化。高官子弟回到家裡，基層幹部和一般黨員的孩子則散在社會上，游手好閒。其中一些家教不好又不管束的，象魏京生那樣，慢慢地和地痞流氓合在一起。
他們每天逗留街頭，惹事生非，聚眾打架，藉以發洩自己失落的情緒。一方面他們看不起老百姓，因為他們的父母是中共黨員，說起來是幹部，還有各種相對於老百姓的特權，可以走門路，講關係。另一方面他們又嫉恨那些中共高官子弟，因為那些人根本看不起他們。六八年左右，魏京生和他的弟弟都淪為三里河地區的地痞惡霸。魏曾偷了北航附中王某的自行車，被抓住了還耍無頼。
六九年魏京生到安徽老家插隊落戶。以後，魏家又通過關係，讓他當了兵。復員後，又開後門，分在北京動物園當電工。中共幹部領頭找關係開後門，謀取不當利益是當時的社會風氣，也是中國平民最嫉恨的一件事。
魏京生於七八年底曾經在西單牆貼過一張大字報，其中寫道：「為民主的鬥爭是中國人民的目標嗎？文化革命是他們第一次顯示自己的力量，一切反對勢力都在它的面前發抖了。」這說明魏京生當時對文化大革命還是肯定和留戀的。魏還認為文化革命是民主的試驗，與民主有關，或者說，魏所說的民主就是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決心對北京西單牆和上海人民廣場同時實行收的政策。從各方面來講，這一次鄧小平不能不聽陳雲。不僅一年前鄧小平的復出有陳雲的功勞，而且陳雲的實力和威望還在那裡擺著。全黨都知道，不是陳雲不能當這個家，是不想當。現在陳雲，再加上李先念和彭真，三人的共同意見是任何人不能不重視的。雖然葉劍英已經有意退出政壇，如真要表態，他會站在主張穩定社會秩序的陳雲一邊。
這個國家不能再亂了，鄧小平也是這樣想的。三月十六日，鄧小平在黨內的一次高級會議上，列數了北京和上海兩地異議運動情況和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特別談到了有人向外國人出賣情報，并表示要逮捕一些人，以此整頓社會秩序。鄧小平再也不說西單牆和人民廣場「好的很」一類話，而是面有愠色，話中帶火。整個會場是一種嚴肅、沉重，甚至有點臨戰的氣氛。
魏聽說了鄧的黨內講話，他馬上想到鄧所說「向外國人出賣情報」的就是指的他，這意味著將被逮捕的第一個人就是他。魏的心情立刻變得煩燥不安，他知道這次他逃不過了。
三月二十五日，北京西單牆又出現了魏京生的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矛頭針對鄧小平。「人民必須警愓鄧小平蛻化為獨裁者。」「他的行為已表明他要搞的不是民主，他所擁護的也不再是人民的利益，他正在走的是一條騙取人民信任後實行獨裁的道路。」
魏曾經把他的那篇文章拿到西單牆的「聯席會議」上，說要「舉行大規模的抗議集會，發表聯合聲明，旗幟鮮明針對鄧小平，戳穿這個忘恩負義的獨裁者」，卻遭到幾乎所有人的反對。劉青曾問過魏，你有沒有做過違法的事，魏矢口否認。

魏的大字報一出，把鄧小平氣昏了頭。他不但下令逮捕魏，而且把氣出在理論務虛會和整個異議運動的頭上。三月三十日他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講話，原先理論務虛會為他準備的稿子不用，改用了胡喬木的稿子。
他談到上海人民廣場的一些問題，說：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其中有些人诽謗毛澤東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標語，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因此中國現在不是搞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應當實行他們的所謂「社會改革」，也就是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公開聲言，他們的任務就是要解決「四人幫」沒有解決的那些「走資派」。他們中間有的人要求到外國去「政治避難」，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蔣特機構發生聯係，策劃破壞活動。
這些大部分都是事實，但這不是人民廣場異議運動的主流。其中所謂「與台灣機構聯係，策劃破壞活動」，更非確鑿。楊週雖然收到一封來歷不明的信，但根本沒有作出回應。如果說台灣方面想搞破壞活動，那也是台灣方面的事。台灣搞破壞能有什麼好處？所以不能排除上海警方設局的可能性，以促使鄧小平下決心。

鄧小平還說，「另一方面，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布懷疑或反對這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雖然這幾種人在黨內外都是極少數，但是不能因為他們是極少數而忽視他們的作用。」事先他看了公安部部長趙蒼璧呈交的材料，其中提到嚴家其。
但是他把嚴劃為值得警愓的另一類，并且在理論務虛會上大講特講，卻違反了他自己一再強調的實事求是的原則，甚至是不分青紅皂白。
嚴家其的确支持過民主牆。一個原因正是因為鄧先公開肯定并贊揚了民主牆。嚴剛剛成為中共候補黨員，他的榮譽都是文革後得到的，文革的荒唐和殘暴不可能使他滿意，無論為公為私，他當時都沒有理由做任何不利於鄧小平和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事。
理論務虛的其他與會者，是比嚴家其資格更老的共產黨員，處世為人更加謹慎的知識分子。會議上比較活耀的是王若水、蘇紹智和李洪林。
王若水講的題目是反對個人迷信，他提出，必須對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蘇紹智就社會主義社會階段問題和另一位研究者作了聯合發言，他們認為，「我國還沒有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只能說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李洪林談的是領袖和人民的關係，他說，「不是人民應該忠於領袖，而是領袖應該忠於人民。不是領袖締造了黨，而是黨產生了領袖，領袖是可以批評的，批評領袖不是反黨。」還有些人特別強調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他們提出「法律大還是黨委大？當然是法律大，任何一級黨委，包括黨中央都應一體遵行法律。」
這些理論會上最激烈的言論，都可以在中共以往的政治理論中找到根據，也都是文明社會的政治常識。雖然在提法上和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報告有些出入，但他們的本意都不是要對抗鄧小平和四項基本原則，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的。他們都是長期吃中共這碗飯的，何必要砸這個飯碗呢？

鄧小平講話等於潑了一盆冷水，四月三日，理論務虛會就草草收場了。明白人都清楚，魏京生得罪了鄧，鄧就把西單牆和人民廣場的全體異議者都陪綁了，理論務虛會也受株連。本來，會議還安排胡耀邦做一次總結報告，胡耀邦說﹕「大會不開了，我也不講話了。」
但是胡還是有信心的，他在閉幕會上说：「現在某些人說，收了，反右了……這兩年半，總結這麼多歷史經驗，錯劃右派加以改正，能糊里糊塗，匆匆忙忙再搞反右鬥爭嗎？現在不存在收和反右鬥爭的問題。」一方面胡耀邦要安定人心，另一方面也是說給鄧小平聽。
理論務虛會至少在策略上也不讚成魏京生對鄧小平的批評。
李洪林說：「這種事情如果發在民主生活正常的國度，本不足為奇，一個公民批評政府領導人是很普通的事情。問題是中國經過多年專制之後，民主剛剛前來敲門。三中全會只是要求加強民主，而怎樣建立民主機制，根本還沒有提上日程。更重要的是當時中國正在鄧小平領導下為擺脫毛澤東的路而奮鬥。以他為首呼喚改革的中共領導人，剛剛在和「兩個凡是」的較量中贏得一個回合，在這個時候，不是支持他反左，而是反過來批判他，這實際上是從右邊幫了左派的忙。」王若水和郭羅基也持同樣看法。

魏京生的被捕引起了美國政府的反應。四月七日，卡特總統發表關於魏京生被捕的講話，稱中國的人權問題已成為美中外交關係的一個問題，這個情況和蘇聯相似。他還說他認為人民有權批評政府和領導人。因鄧小平訪美升溫的中美關係開始冷卻和破裂。
顯然美國人的情報認為魏京生的被捕主要是因為魏批評了鄧小平，這種看法迅速地變成全世界的共同看法。彭真沒有作出合理的解釋，鄧小平只是生悶氣，埋怨美國人太過份，中國政府抓一個人美國都要說三道四。
「我們把美國當朋友，美國把我們當朋友嗎？」這個疑問開始在鄧小平的頭腦中出現，距離鄧小平興致勃勃地訪美僅僅二個月多幾天。
其實如果中國領導人懂得依法辦事的話，事情原本不會惡化。
十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幾個月的準備，終於開庭審理魏京生的案子。
當局指控魏的罪行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政治性言論，另一部分是軍事情報問題。
政治性言論部分事實清楚。軍事情報問題部分，根據當時的庭審錄音，參照魏京生的庭上自辯發言，以及控方和辯方的意見，事實基本是這樣的：
魏京生在七九年一月認識了英國記者麥肯奇和美國記者韋德，以及翻譯郭力等人。雖然魏不知他主辦的刊物能否長期辦下去，但他讓那些記者付一年的預定款，每份二十元，有十多個外國人付了錢。
魏的《探索》共出了三期和一期號外，印數在一千至一千五百之間，有時他們以五角一份的價格銷售雜誌，而號外每份售價是一角。再加上外國人的預付款，應該說，和其他民刊相比，魏賺了不少錢。
麥肯奇曾對魏說，「今後，你有什麼消息首先應該告訴我，咱們建立密切的聯係。」接下來就發生了二月二十日的事，在這四天前，中越戰爭爆發。魏在民族飯店郭力的房間，告訴了麥肯奇有關戰爭的一些情況，涉及中國的指揮員姓名、出兵數目、增兵情況、戰爭進展和傷亡人數。郭力當時錄了音。
事隔一個星期左右，麥肯奇表示要給魏三百英磅，當時約合一千五百人民幣，相當於魏四年的工資。這可以理解是對魏的報酬和鼓勵。
另外，七九年一月份，魏讓楊光把一份中共北京市委的文件交給美國記者韋德。二月，又讓楊光把班禪要結婚的消息告訴另一個記者戴恩德。
這些事實，魏在法庭上是認可的。他對楊光的證言表示：「基本屬實」。
至於這些行為的性質，魏在法庭的說法自相矛盾。他說：「我不認為這是一個罪，這是一種錯誤。」但又承認說，「‥‥‥我覺得有一些可能危害前線戰士‥‥‥」「‥‥‥也許可能洩露過機密，所以通過這樣的方式洩漏出去，可能是不好。」
也就是說，魏承認曾經做過一些可能危害前線戰士的行為，但他認為不是罪，而是錯。

魏京生在法庭自辯時提出他為什麼不承認是罪的理由。
第一條理由是：「起訴書上說向外國人送給我國軍事情報，犯反革命罪，但刑法是指向敵人提供情報算作叛國罪，檢察員是否把英法兩國的記者當作敵人呢？」
這是有道理的。
第二條理由是：法律意義上的國家機密概念不明確。隨便什麼事情都算機密是不合情理的。「公民有保守機密的義務，它的前提是公民必須要知道保守的是什麼機密，也就是說，這個機密必須事先就向他明確了，標明是國家機密或軍事機密，他才負有保守它的義務。
這也是有道理的。
第三條理由是：消息來源是小道消息，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文件。
這是沒有道理的。魏在法庭上拒不交代消息來源，這是藐視法庭、妨礙司法的行為。魏是記得從誰那裡得到這些消息的，庭上出示的魏和麥肯奇交談的錄音記錄中有一段話是他們談論消息提供者的家庭情況，以判斷這些消息的可靠程度。當魏不交代消息來源的時候，當局的態度也就故意不追究，以保護那些可能洩密的中共高幹或他們的子女。「小道消息」是個非正式的用辭，魏以此來掩蓋自己刺探、傳遞情報和其他人洩密的罪行。
第四條理由是：我的消息不會給前線局勢帶來有害影響。魏說，「例如我談到前線總指揮的姓名，誰聽說過有靠不公布指揮員的姓名而打了勝仗，誰又說過因對方知道了指揮員的姓名而打了敗仗呢？都沒有。」
但是魏京生無法否認「出兵、增兵數字，以及傷亡情況」的軍事情報性質。

向不是敵人的一方提供軍事情況的行為是不是有罪？平民刺探軍事情報有沒有罪？中國當時的刑法既然沒有針對性的條文，那麼根據「非法律明文規定則不為罪」的原則，對魏不能定罪。但是這不表明魏是清白的，只說明中國法律的缺陷，中國司法的恥辱。如果這事發生在其他法制健全的國家，魏肯定會被判以重罪嚴刑。
其次，即使魏與麥肯奇的談話因為沒有相應刑律不能定罪，魏指使楊光把他非法取得的市委文件交給外國記者總可以入罪。這事有確實證據，魏本人也承認，市委文件不會不是機密。
但是，法庭卻輕輕放過了，他們抓住了魏有理，證據不確實，法律不適用的一頭，卻放過了魏無理，證據明確，法律適用的一頭。
幾十年來，中國司法一直是中共專制政治的附庸，只講權勢，不講法理。有罪的魏京生在他們面前并不覺得理虧膽怯，實在是因為他們與魏京生相比，已經不是觸犯某一條法律的問題。

鄧小平似乎懂得民主和法制的關係，懂得兩手都要硬的道理。他說，「民主和法制，這兩個方面都應該加強，過去我們都不足。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但是，鄧小平并沒有講民主和法制的資格，他從心底裡并不尊重法律，只是把法律當成中共統治的一個工具，一個奴婢，一件外衣。
文革前的事固且不說，文革後他指示司法部門裝模作樣追究四人幫的罪責，卻放過了直接殺害數以萬計無辜平民、作惡多端的紅衛兵，包括魏京生。鄧知道許多高級官員的子女曾參與文革犯罪活動，如果深究下去，那些父母就會站到他的對立面去。至於他自己的孩子是否也在文革初期參與一些犯罪活動，沒有人說得清。
文革中罄竹難書的罪責由誰來承擔？當局的回答是由四人幫來承擔，或者是由制度和歷史來承擔。這個回答本身就是欺騙和犯罪，而不是依法辦事。四人幫和制度、歷史都和這些犯罪有關，但法律追究的僅僅是當事人的具體責任。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其中所謂的「出賣軍事情報罪」判十二年，所謂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了三年。
這是鄧小平的決定，當時有人勸鄧判魏死刑，殺一儆百，也有人勸鄧放了魏，以示寬厚，鄧最後決定來個折衷判魏十五年。以後這成了一個規定，因涉及異議運動的事最多判三年。異議人士最多判刑不超過十五年。

最早對魏案判決作出反應的是徐文立。雖然徐文立一直和魏的關係不是很好，魏曾在西單牆的一篇文章裡，不指名地批評徐。
但是徐認為要對這一事件表態，幫幫魏。為什麼要幫魏？
徐認為，搞政治要把大義放在前面，把私誼放在後面。對當局的每一個攻撀都必須作出反應。每一個人都會有錯誤給共產黨抓住，如果我們不出來維護，以後其他人再給抓住，就一個個給搞掉了。
什麼是「大義」？在徐看來，「大義」就是認清西安和延安。這個觀點是毛澤東在抗戰初期提出來的，當時中共在延安，國民黨在西安，兩者的關係是又鬥爭又合作的復雜關係。中共承認國民黨政府的合法地位，卻又暗中擴張自己勢力，進而企圖暴力推翻國民黨政權。毛用這個比喻告誡黨人，敵我陣線必須分明，國共兩黨水火不容。
這一思想是中共的傳統思想，也是中共歷來搞政治陰謀的理論基礎。當中共安撫異議人士的時候，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僅僅是認為剿殺的時機還沒有到。
這一思想也滲透到人民廣場和西單牆許多異議人士的骨子裡。他們口頭上表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為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而奮鬥，心裡卻在懷疑這一切，進而否定這一切。中共稱之為「打著紅旗反紅旗」。
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有點陰謀詭計，不那麼光明正大，但卻是專制政權下唯一存在的生活方式。異議人士打著紅旗反紅旗，是被迫的，不打著紅旗非但不能反紅旗，甚至不能生活。
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真實思想既不是打著紅旗，也不是反紅旗，而是非此非彼的中間狀態──懷疑紅旗；既不是西安，也不是延安，而是西安和延安之間的灰色區域。
這就是中國的秘密。
但在中共的皇法裡，懷疑紅旗就是反紅旗，於是逼著民眾走上了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道路。
當年國民黨政權也是這樣無意中培養了自己的敵人。
歷史的吊詭在於所謂國民黨的敵人，後來不知不覺地成為國民黨的傳人。
時代的困惑在於所謂共產黨的敵人，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共產黨的傳人？

一九七九的深秋。盡管徐看了魏案庭審錄音後心知肚明，魏多少出賣了軍事情報，魏是厚顏無恥地打外國人錢包的主意；盡管徐和老百姓一樣，最痛恨的是中共大小幹部開後門搞關係，而魏和魏家就是歪風邪氣的典型，但是他還是站出來為魏說話了，也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批評魏京生了。
徐文立在《四五論壇》上發表文章《不公正的判決──我們對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魏京生一案的看法》。文章遭到兩方面的反對。一方面，劉青等人認為這是為共產黨幫腔；另一方面，呂樸認為，犯不著為魏京生說話，否則就是把《四五論壇》降低到《探索》的水平。呂和以《北京之春》為代表的溫和派異議人士一樣，都看不起依然保持紅衛兵習氣的魏京生，雖然他們也不支持當局對魏的霸氣十足，站在法律之上的判決。
徐文認為：魏京生犯有洩露軍事情況的錯誤，但并不構成向外國人提供絕密軍事情報的罪行。因為，沒有依據證明，魏京生洩露的軍事情況屬於絕密軍事情報，也沒有依據證明，魏洩露的軍事情況屬實。
徐文還認為：魏京生在《探索》上的思想觀點是錯誤的，但不構成犯罪。結論是重判了。魏案證明「中國司法仍然因言治罪，至少是同《探索》一樣輕率」。
徐文也指出魏京生的幾點不是，如：魏完全可以保留自己的不同政見，但不應該隨意向外國人洩露軍事情況。《探索》反馬克思主義、反無產階級專政、反社會主義制度。
徐文立的文章基本上代表了多數異議人士的意見和感情。上海的傅申奇，廣州的劉國凱和王希哲，青島的孫維邦等都在私下裡嚴厲批評魏京生，沒有一個人認為魏做得對的。但是他們都和劉青一樣，不想公開批評魏京生，因為，他們認為魏京生是共產黨定罪判刑，批了魏京生就是幫了共產黨，顚倒了西安和延安的關係。雖然徐文立的文章不夠嚴謹，但和其他異議人士相比，徐文立是最勇敢的。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郭羅基是北京市新當選的人民代表，又是理論務虛會的參加者，七九年，他名動天下，已經成為黨內異議人士的一面旗幟。他也很關心魏京生一案。
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發表郭的一篇文章，题為《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論的》，論述言論自由，反對以言治罪，特别指出不能以所谓的「反革命言論」為根據随便抓人。北京城裡沸沸揚揚，都说郭的文章是為剛判刑的魏京生辯護。
胡耀邦當天下午就给胡績偉打電话，質问：「你們發表郭羅基的文章是不是為魏京生辯護呀？」胡績偉回答：「這篇文章是九月份寫的，那時魏京生还没有判刑，怎麼谈得上為他辯護。」
這一次可能誤會了。

郭羅基後來撰文說道：「要是说，我并非專為魏京生辯護，而是為一切言論犯、思想犯、政治犯辯護，倒并不冤枉。既然政治问题可以讨論，在讨論中發表贊成意見或發表反對意見，都是同样的權利；发表反對政府、反對共產黨的意見，即使错了，不等於違法犯罪。所以我極而言之：如果發表反革命的意見，也僅僅是一種意見，不等於反革命行為，只能说是思想上的論敵。」
七九年的十一月底，北京的人民代表大會上。郭發言提出魏案，認為判決不公正，要求法院、檢察院向人民代表大會說明。接著，郭又和其他人一起發表了一個聲明，指出：
魏京生是一個園林工人，在他的職務範圍內不可能接觸機密。如果說魏犯了出賣軍事機密的叛國罪，那麼必須有另外一些人的犯罪作為魏京生犯罪的前提。現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不追究魏京生犯罪的前提，對於那些真正掌握軍事機密而又讓軍事機密到魏京生手中的人，採取姑息養奸的態度，僅僅對魏京生一個人判以重刑，以此結案，這樣的辦案是不徹底的，這樣的判決是不公正的，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郭所說完全有道理，但是這不是在為魏京生辯護，而是在揭露司法機關包庇魏案其他罪犯。
這下觸到了彭真的痛處。彭在二月份獲得平反，其實在平反之前，他已經過問政法方面的工作。魏案是他親自抓的。九月，他重新當上政治局委員，接掌中共政法委書記的大印。權勢薰天的彭真得到了眾多中共元老的支持，他被認為是牽制鄧小平一派獨大，實行中共中央集體領導的最佳人選。其他老人都老了，心有餘而力不足，彭真依然象牛一樣壯實。
文革給他們這批老傢伙最大的教訓就是必須防備新的獨裁者。葉劍英在離開中國政壇前，在七九年的國慶三十周年的大會上發言，強調提出「實行集體領導」。鄧小平的對策是埋頭苦幹，加速擴大自己的勢力。在答應讓彭出任政治局委員的同時，作為交換條件，趙紫陽也當上了政治局委員。胡耀邦和趙紫陽成了他的左臂右膀。

彭真開始注意郭羅基以及郭的朋友們。郭的背後是胡耀邦，胡的背後是鄧小平，這樣的政治連帶關係彭真一目瞭然。
彭真不斷把郭羅基的材料整理後報給鄧小平。鄧一直很關心魏案判決後的社會反響，也一直很關心黨內、外異議人士之間的關係。
這些材料包括郭羅基的簡歷，在文革時參加造反派的情況介紹，郭羅基的有關文章和人大會議上的發言，還有關於郭羅基和西單牆異議人士私下聯係的報告。彭真的結論是：郭羅基站在魏京生一邊，為魏說話，批評政府對魏案的處理。
原來，郭在鄧小平的頭腦中，是一個主張改革路線，文章寫得很漂亮的黨員知識分子，是準備重用的。鄧小平曾經誇獎郭，「郭羅基是好樣的」。現在一下子變了，郭成了和鄧小平唱對台戯，為魏京生這樣的壞人說話的反派角色。
一連串原本模糊的事情和看法開始在鄧小平的心中逐漸清晰：魏代表了西單牆，而西單牆眾多人士在魏出事後，不但沒有讉責魏的罪行，反而為魏說話，而西單牆背後又有黨內的一些異議人士，他們的實質都反對鄧小平，反對鄧小平的路線。
鄧的思想是深刻的，但有時又是粗枝大葉的。他從來沒有搞清楚西單牆是怎麼回事，西單牆各派間的關係又是怎麼回事，事實上他也不想搞清。
象這樣認友為敵，糊里糊塗擴大打撀面的錯誤，鄧小平在五七年反右的時候也犯過。

彭真說的不錯，郭羅基在文革中的確當過造反派，但并沒有為虎作倀，郭參加的是反聶元梓的另一派造反派。郭從來不跟風騎牆，他是個有原則，講操守，生性耿直，甚至耿真得有點過份，慣常反潮流的人。
郭的確也與西單牆異議人士有聯係，那就是與徐文立的交往。七九年夏天，徐因為郭的文章《誰之罪》給郭寫了讀者來信。說郭文寫得好，很有同感，通篇沒有阿諛之詞，所以引起郭的注意，回了信。這之前，郭并不知道徐和西單牆的關係，更不知徐是《四五論壇》的主持人。以後，徐給郭寄過《四五論壇》，為了劉青被捕也去過郭羅基的辦公室。
八零年十一月，劉青判三年勞教。徐文立給郭去信要求見面，郭就回了信，讓徐來家面談。兩家離得很遠，徐一下班就去，路上差不多一個小時，到了郭家已是吃晚飯時間。郭說，「吃了飯沒有？要沒吃就一起吃。」徐就坐下，一邊吃一邊談些家常。
吃完兩人才談到正題。那天，正好是實況轉播審判四人幫，郭看著電視說，這種審判算什麼審判。徐希望郭能在黨內為劉青判勞教事呼籲。郭的回答很婉轉，意思是不太可能。為什麼不太可能的原因，郭沒有細說。
郭在收拾碗筷做家務時，徐就拿出一本書看，給郭一個很好的印象。郭喜歡并看重那些沒有機會上學，仍然刻苦學習的青年人。
徐文立記得，郭沒有說過對西單牆異議運動的指導意見。當時郭不太願意和異議人士見面的，因為他是黨員，還在北大工作。但是郭在心底裡深深同情民間的異議運動。

除了找郭，徐文立也曾找過王若水。七九年十一月份，徐文立等三人去《人民日報》，正好遇見副總編輯王若水。徐給王看他們帶來的信，要求政府釋放劉青。信中有一處引用彭真的話，王若水建議刪掉。王對徐說：民主有一個過程，不可能一個早上完全實現，還有些阻力要克服，有些老習慣不可能一下子改掉，這只能一步一步來。但不管怎麼樣，現在總比過去民主多了。
由於和徐文立一起去的人當中有一個警方線人，那天的談話又給匯報到彭真那裡。以後王若水也受到警方的調查和監視。但是胡耀邦是保護王若水的，他說，「憑我的本能，（徐文立）這種人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當然這是他的問題，不等於是若水的問題。若水是老黨員、老同志，可以信任的。」

郭羅基為魏京生的所謂辯護，其實是在不了解魏案情況下而產生的誤會。郭對西單牆時期的魏京生沒有好感。郭曾經說，「與任何運動一樣，多數非激進的派別不能制約少數激進的派別，而激進派別招致的後果卻要全體承擔。」即指魏連累了整個異議運動。
郭羅基對魏京生的民主是第五個現代化的觀點也不覺得怎麼樣。他說：「民主為什麼被列為『第五個現代化』？是論重要性還是論實現的次序？為什麼不『第一個』或『第二個』？『第六個』『第七個』又是什麼？」「『第五個現代化』的說法既沒有什麼深刻的思想，也未對中國的現實有什麼積極的推動。」

郭羅基產生誤會的主要原因不在他的身上。
文革後的老百姓普遍不再相信政府的官樣文章，而且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官府說壞的，老百姓就認為是好的，官府說好的，老百姓就要打個問號。七八、七九年間太多的平反事例支持著這樣的社會心理。張志新案平反了，遇羅克案平反了，王申酉案正在準備平反，現在又出了個魏京生反革命案，老百姓自然疑竇叢生。
當時《人民日報》雖然登了魏案報導，但通篇是文革沿襲下來的套話，語焉不詳，破綻百出，也沒能公開罪證和審理過程，給人的印象是做賊心虛，所以民眾不相信這次判決就會是公正的。
彭真為什麼不出示更多的令人信服的罪證？
或許是顢頇。他以為老百姓必須接受中共的領導，也就必須相信《人民日報》的官話。但是彭真忘了，即使他自己，在秦城監獄裡，也是不相信《人民日報》的。
或許是精明。他要讓人民同情魏京生，從而增加他和鄧小平權爭的本錢。
如果，郭羅基有機會了解魏案真相，他就不會產生魏京生受到冤屈的錯誤判斷，那麼他在人代會上提出司法不公，追究魏案其他人罪責的同時，他至少會公平地說一句，魏京生是有罪的。
只要有這句話，鄧小平對郭的誤會和偏見便不會產生。有了這句話，即使郭再批評說量刑太重，鄧小平也會好受一點。
鄧最想不通的是，魏這樣的人公開罵了鄧，又案涉軍事情報，他曾經看好的西單牆和理論務虛會，居然沒有人出來說句公道話。
鄧小平是過來人，見慣了世態炎凉。文革時是一次，反撀右傾翻案風的七五年又是一次。前不久，西單牆和理論務虛會多少人對他歌功頌德，現在卻全站到對立面了。
他也是個人，還是個老人，當然也感到委屈，心裡不好受。雖然他很快想開了，但從此有了心病，他再也不把支持和同情魏京生的人當自己人。
鄧小平的兩個愛將彭冲、林乎加也因此受到連累，先後失寵貶謫。彭、林并沒有支持或同情魏，僅僅是當了異議運動高潮時的地方官，然而鄧卻認為他們應對異議運動最終失控負責任。八零年三月，彭冲調到中央書記處擔任書記，書記實際上是中央級的辦事員，集體辦事，互相牽制。五個月後，彭冲又調去全國人大當了榮譽性質的副委員長。八一年一月，林乎加被調任農業部部長，退出中共黨務，不再衝鋒陷陣，抛頭露面。

被蒙騙的不僅僅是郭羅基，還有更多的人。
李洪林一直以為魏京生的被捕判刑，是為大字報付出的沉重的代價，他只字不提「軍事情報問題」，故意迴避了。
魏案判決後，李洪林曾和阮銘一起去胡耀邦家。他們向胡談起魏案，認為不應該這樣做。胡表示有同感。阮、李問胡為什麼沒有制止這種做法，胡表示無可奈何，并說，這次重判，是彭真說服了鄧小平的結果，已經無法改變了。
如果，胡耀邦真是這樣說這樣想，那麼是毫無道理的，胡應該知道魏案的軍事情報問題并非彭真偽造并強加於魏京生。幸好胡的這些想法并未擴散，使胡仍然能夠青雲直上。若干年後鄧、胡分裂，卻肇始於此。
這是歷史性的誤會。

作者：范似棟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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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是從右邊幫了左派的忙”---- 确实如此！以后的民运也都是冲 -- 天天天天 - (194 Byte) 2004-9-22 周三, 上午5:31 (36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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