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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东人排外到民进党撕裂族群看华夏民族的危机

刘国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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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标题: 从广东人排外到民进党撕裂族群看华夏民族的危机 (400 reads) 时间: 2004-9-19 周日, 上午9:54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广东人排外到民进党撕裂族群看华夏民族的危机

一、我童年所经受的“广东人排外”
二、广东人“排外”的历史追踪
三、广东人“排外”与中国其他地区“排外”的类同与区别
四、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对排外的不同价值取向
五、广东人排外情绪的变迁与淡化
六、民进党撕裂华夏族群的手段与目的
七、民进党撕裂族群所造成的恶劣后果
八、民进党撕裂族群的性质
九、华夏民族的隐忧
十、共产党的罪责

当今中国华夏民族危机有二。其一是深陷中共专制政治的泥沼难以脱离，其二是某些少数民族欲脱幅独立的诉求。乍看之下，无论是广东人排外还是民进党撕裂族群与此都不相关。但若深想一层，可知并不尽然。前些时看到网络上王希哲等网友谈及这“排外”和“撕裂”，阅毕颇有感触。现不端驽钝直陈思绪，盖欲给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朋友们些许参考耳。

一、我童年所经受的“广东人排外”

抗日战争后期，我父亲毕业于大后方的某公立高级商业学校，旋即在政府某机构中找到一份初级会计员的工作。几年后，国民党政权败走，机构解散，他亦失业。1949年底，中共政权在华中地区招考了一批会计等经济管理人员，经过短期政训后于1950年初派到广东地区工作。父亲由此取得了中共政权中广义的“干部”身份。不久母亲通过类似途径也来到广州工作。幼年的我则留在祖父母身边。1955年，父母把我接到了广州。从此我感到自己来到了极为陌生的异域。
记得有位语言学家说过，一个人从两岁呀呀学语开始到七八岁语音就基本定型。在此之后一个新的语音系统再要占据他的语言中枢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确实，自来到广州后，我就开始了艰难的语音重塑过程。但是真正使我感到极难接受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无可躲避的歧视。当班主任老师把我这个插班生领到班上时，同学们看我的眼神就象是在看一个怪物。一段不长的相对安宁期过后，“捞松仔”遭歧视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落在我的身上。
歧视大致由两个部份组成。一是语言骚扰，二是肢体侵害。语言骚扰是首发的，经常的。肢体侵害是继发的，间或的。起初在我根本不懂广州话时，当然不知道那些骚扰性语言的具体内容，但从同学们嘲笑戏弄的表情中也明白那些话都必然是不怀好意的。后来逐渐知道那些话翻来复去无非是：“捞松头，干什么来广东？”“捞松食贵广东米。” “捞松食大蒜，臭到死，乞人憎。” 之类。而最常见的，通街当歌唱的则是：“捞松佬松，唔食芫茜葱。生在湖南，死在广东。”
肢体侵害常见的形式是，脑后突然被掴了一掌。回头一看是几张坏笑着的脸。你不可能知道是哪一个打的。即使知道你也无可追究，否则只会招致更多的偷袭。然而麻烦的是，如果你采取不予追究的态度，又会引来接踵而至的掴掌。还有是，有时不知从哪里扔来一个粉笔头或香蕉皮，或在行走之中被绊个踉跄，乃至绊倒在地，引起周围一阵哄笑。
我小小年纪在这种处境中竟也逐渐悟出一些自保的方法，就是尽量少出课室。因为语言骚扰，尤其是肢体侵害大多发生在课室之外的校道里或操场上。在艰难的煎熬中，我逐渐听懂了粤语，继而能讲不大流利的粤语。尤其从中年班升入高年班，直至六年班，在体格上成为学校里的“大”学生后，我对语言骚扰和肢体侵害进行了有限反击。我用语言回骂，并对动手掴我者回以拳头。记得有次在操场一角我与几个最刁钻的家伙发生冲突。我提出几个打一个不算好汉，有本事逐个单挑。而且不要乱打。最好来个摔跤比试，他们同意了。上来第一个，我只用抱摔就把他干倒了。再来一个用“小背摔”奏效。第三个用“抱腿摔”也让他四脚朝天。剩下两个一看情况不妙，不干了。从此，我的处境大为改善，而小学阶段亦结束在即了。我那略有书香味的老家坐落在长江边的一个贫民区。街上经常游走着“流氓伢”。他们经常“摆场”摔跤。我这八、九岁的小萝卜头在场边也学到了几个招式。想不到后来在珠江边的广州派上用场。在与完全不谙摔跤基本动作的广东仔的单挑中占了优势。
歧视并不只发生在校园里，校园外一样有。记得我家在一条叫“仁爱新街”的小巷住了好一段时间。那小巷里孩子特别多。每天上学、放学时，孩子们都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我感觉那目光象箭，把我射成了刺猬。我总是急步走出小巷，或急步回到家中。常常在我离开他们的目光束后，或者坐在家中，就听到那经典性的儿歌唱起：“捞松捞松，不食芫茜葱。生在湖南，死在广东。”
五十年代末，街道食堂兴办。父母经常加班夜归，我和弟弟两餐都到街道食堂吃。记得那是个叫“和息里”的食堂。有个长着朝天鼻的胖橱妇对我们特别不友善。给她四两米饭的卡，她总是添得三两不到。有次我终于忍不住了，责问她。声音愈来愈大。这时后边几个比我稍大的广东孩子“捞松佬松”地开骂了，继而推撞我们，我反击，他们大叫：“嘿！捞松仔，总更牙刷？打插死你！”一场斗殴遂由此展开。当然，结果是我和弟弟被他们人数多于我们，年纪也大于我们的家伙打得鼻青脸肿。周围的广东成人们都作壁上观。不知这是不是由于广东仔在斗殴中占尽优势的缘故。这个街道食堂我们遂不敢再去，换到另一个街道食堂。
升入初中，尤其到了初中二年级以后，“捞松”歧视骚扰明显减少。原因之一是我的粤语已相当流利，“捞松仔” 的气味趋淡了。但是“捞松仔”悲惨的命运却由我弟弟“接班”。那时他在广州一德东路小学读高年班。弟弟小时长得斯文秀气象女孩。这使他遭受到更多的麻烦。一般来说，语言骚扰可以忍受，但肢体侵害却难以佯作不知。而我和弟弟的区别是，我遭受的肢体侵害还只是些小动作，而他是直接了当地被一再殴打。他被打得不敢回学校。告诉爸爸。爸爸一顿训斥：“ 你不嬲别个，别个怎么会打你？” 爸爸这个“混入革命队伍”的伪职员经过镇反、审干、肃反、反右等次政治运动后已成惊弓之鸟。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原则。他是绝对不愿为孩子讨回公道而招惹意外的麻烦。这种情况使我决然担负起保护弟弟的责任，虽然我只比他大两岁三个月。
那时我在读广州第二十中学，离一德东路小学不远。由于弟弟挨大打的情况多发生在放学途中，我遂与弟弟相约，我“偷机”早点放学去他学校附近守候。装着不认识他。若无情况则罢，若有同学“打捞松仔”，我便冲上去救他。果然，在巷子转弯处，七、八个埋伏在那里的家伙待我弟弟走到那里时，在一阵“打捞松仔”的呼喊中一拥而上劈头盖脸地对我弟弟拳脚交加。我在后面看到这个场面简直气炸了肺。多年的积愤遂如火山爆发。我炸雷似的怒吼一声冲上前去左右开弓乱拳暴打。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那班家伙瞬时溃散。但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来者只不过一个人。于是他们又围了上来。其中两个相貌特别凶悍的家伙向我扑过来。十三岁经过“战火”洗练的我对付两个十一岁的家伙是游刃有余的。我虽挨了他们的拳头，但可以承受。但我的拳头则使他们丢盔弃甲了。此后，弟弟的处境有所改善。我还是不时地去学校接他放学。被我揍过的家伙装着看不见我。他们不搞事，我也不发难。后来弟弟告诉我，有一次我没有去接他。有两个家伙又想搞事。这时有个大点的学生远远走来。他们其中一个见了大叫：“哎呀！他哥哥来了。” 遂拔腿逃去。弟弟说那个大点的学生远看还真有点象我。
很长时期来，我一直认为我们兄弟所受的省籍歧视是超量的，其他大多数的捞松仔处境远不会象我们这么糟糕。原因是我们生活在广东人纯度最高的广州荔湾区。我所就读的从桂路小学当时很可能只有我这一个“捞松仔”。其他区，尤其是东山区应该好得多。因为那里有相当数量的外省孩子。广州铁路局大本营在东山。铁路员工大多为外省籍。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共中南局到广东省委、广州市委机关，还有广州军区、省军区、广州市警备区机关都设在东山。然而后来一个人对我的陈述颠覆了我的这个观点。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北方壮汉。在异国他乡的纽约遇见来自广州的北方人，话题就自然从工作内容扯开去。扯着扯着就扯上了“捞松”话题。他反驳我说：“怎么东山区就没有打捞松仔？学校里北方孩子多些，是没有你们那里那么厉害。但是附近街道上还是有许多广东仔来搞事。在街上我都不知被打过多少次。” 三十年前的事了，他讲起来还是恨恨的。“ 但是后来我狠狠地报复了他们。” “呵！你有什么本事？”我一下感兴趣了。“文革初期，北方红卫兵来串连后，我请他们帮忙。我们挨家挨护地去揍，还把他们的家具都打烂。”他洋洋得意地笑了，我也笑了，也算是恶有恶报吧！突然我警觉起来，问他：“你是军干子弟？”答复是。我再问：“ 你是主义兵？”（主义兵是广州“联动” 式的组织，是我十分憎恨的。）答复亦是。我略沉吟一下又问：“那你请的是北京101中学红卫兵？”他说正是。我沉默了。谈话嘎然而止。
北京101中学的军干、高干子弟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浪潮中打遍全国、作恶多端、草菅人命。在我看来他们比 “ 打捞松仔” 的广东仔可恨千百倍。这位老兄倚仗他们去报复，并不光彩。然而他的陈述却使我洞悉到广东省籍歧视的普遍性，以及显性省籍歧视在其承受者--外省孩子们的心灵中刺下的创伤之深。三十年的岁月过去了，这位老兄讲起来神情还是那么激忿。其伤痕之刻骨，可见一斑。
中小学的校园暴力是困扰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它几乎遍及世界所有国家。就连文明水平很高、政治民主、经济发达、民族单一的德国、日本都不能幸免。校园暴力的制造者其一是品质恶劣者。他们恃强凌弱，以虐待他人为乐。其二是带有团伙乃至黑社会性质的群体。他们除了一般性的欺侮殴打同学外，还进行敲诈勒索。报章上常有被虐待欺压得走投无路的善良少年儿童自杀的悲惨报道。与这种烈度极高的校园暴力相比，我所遭受的“打捞松仔”实在是小事一桩。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打捞松仔”有它更恶劣之处。这是因为一般的校园暴力不是必然要在所有校园发生。并且它还有逃避之道，就是转学。但在五、六十年代，对于外省男孩子来说广州小学里的“打捞松仔”几乎是没有逃避的可能。它不同程度地发生在非外省孩子聚读的所有小学。何况除了学校还有街道。
在校园中，异类感是非常可怕的。它使你孤立，使你随时处于“箭靶”的惶恐不安之中。文弱的男孩子在校园中被恶少们欺侮，与“捞松仔”所遭遇的麻烦不可以简单只作量的比较。固定的歧视性欺凌比随机性的伤害更会留下深刻的伤痕。故此，在种族歧视愈演愈烈的美国纽约等州近年都陆续制定了对歧视性犯罪加重处罚的法律条款。只是，世事的变迁是，现今纽约等地的种族歧视已主要不是白人歧视黑人，而是身材高大的非洲裔学生欺凌身材瘦弱的粤籍闽籍中国仔。
随着小学、初中的岁月已成往昔的记忆，“打捞松仔”的省籍歧视远离了我。但是另一种歧视--政治歧视( 阶级出身歧视加政治类别歧视 ) 又加著在我身上，并且愈演愈烈。儿时的省籍歧视没有使我趴下，长成之后的政治歧视更不能令我屈服。从童年的省籍歧视到青年的政治歧视一路艰难地跋涉过来，我锻炼出了坚强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

二、广东人“排外”的历史追踪

广东人为何“排外”？有人说是因为中共政权的作为令广东人痛恨，他们大人不敢讲，就支使孩子们歧视欺侮外省孩子。这是多么肤浅牵强的观点。中共政权在哪个省没有倒行逆施？照此说法其他省份，尤其是福建、浙江、云南、贵州等省也应极端排外，原因是这些省份跟广东一样，本省籍中共干部的比例低。然而事实是这些省份的排外意识远不及广东。此外，这种说法有个潜台词，那就是广东人排外是中共建政之后的事情。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广东人历史上排外的专门文字记载。但我们从某些书籍所述的侧面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东西，追踪出一些痕迹。
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原定起义部队分十路发动。后临时改为四路。其原因除事泄，官方有所警觉和军火运送欠顺等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陈炯明从中作梗。他认为起义领导人应由他担任。黄兴是湖南人。起义在广州发动，凭什么要由湖南人来领导而不由广东人领导？这实际上是排外情绪的一种折射表现。
在共产党的一些所谓革命回忆录中，还看到这样一个记录。就是在1927年12月短命的共产党广州起义失败后，张发奎的粤军对起义者进行了清算。被抓到的起义者中，若是外省口音的就绝无生还之望。显然，在此之中政治镇压和排外因素是迭加在一起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龚楚将军回忆录中的一段。国民党将领龚楚为前红军师长。1934年大部红军“长征”后他被分派留下来坚持游击斗争。鉴于前段时期共产党内部残酷斗争的刺激和对前途的绝望，他投诚国民党。大陆政权易手后他避居香港，八十年代初垂暮之年的龚楚先生写了本四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内容从他投身广东革命政权到北伐，再到南昌起义、井岗山斗争、反围剿、直到最后弃共投国。回忆录中有一段讲到他在南昌起义失败南下广东途中的片段。那天身为起义军副营长的他带领几名士兵离开大部队去侦察敌情，不料反被埋伏着的敌军活捉。这支敌军也是个营级单位。龚楚等人被绑到那营长面前受审。战火就在附近，粤军营长简单审问一下后就对龚楚说：“ 我听你口音也是广府人士，干什么跟着那班外江佬去闹什么共产党？到我这里来，跟着我一起干吧！” 同时命令手下把另几个“ 外江佬” 的共产党兵拉出去枪毙掉。战况紧急，这粤军营长命令部队立即开拔。没有暴露共产党起义军副营长职务，又是广东自家人的龚楚被分派到连里当兵。龚楚写到，在离开时他看到倒毙在草地上几名相处多年、出生入死的同志，“ 刹那间，生死殊途，我心中有说不尽的辛酸。” 不久，龚楚伺机逃离，回到了自己的起义部队。
广东人参加共产党可以赦免，“ 外江佬” 参加共产党就一定要毙掉。可见在此省籍筹码比政治筹码要重得多。可见广东人的排外情绪是何等之深。长时期来我一直疑惑，广东人如此排外，当年革命政府是怎么在广州立足的？思索有倾我似乎找到答案。哦，对了，孙中山是广东人。我大胆推测，如果孙中山是外省人，或是另外一个外省人成为国民革命的最高领导者的话，投身国民革命的广东人是否会比现有的少些？广州是否也难以成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
事实说明，广东人排外并不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中共建政之后才有的。其实，只从广东人对外省人的谑称“捞松”那里，也可以看出广东人排外的历史踪迹。“捞松”一词由北方语系中“老兄”一词而来。北方语系的“老兄”与粤语“捞松”谐音。“捞松”即“老兄”。( 凑巧的是，“ 捞松” 这两个字的发音，北方语音和广东语音很相近)。广东人听到外省男人之间见面时常互称“老兄”，便把外省人统称为“捞松”。这可归类为文学修辞上的“替代”。“捞松”者，外省人之代称也。这本来也无谓不可。但是，事情在迁延中走样。仅仅只是戏谑之称的“ 捞松”引伸出了“捞松仔”、“捞松头”、“捞头”、“捞X”(性粗语)。本来只是戏谑之称至此运载了歧视、轻蔑、辱骂的意味。值得着重提醒的是“老兄”一称本在除广东之外的中国各地都流行，而在所谓的“解放后”中国男人之间则绝少这样互称。故此，“捞松”之称不可能产生于“老兄”一称已甚少乃至绝迹的共产党建政之后，起码会是产生于“解放前”的民国时期。推而论之，广东人“排外”起码在“解放前” 的民国时期已有之。

三、广东人“排外”与中国其他地区“排外”的类同与区别

中国几乎所有地区都有程度不同的“排外”倾向。这是一个糟糕的、无可否认的事实。它削弱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冲淡了民间的民族感情，导致了民族的内耗。这“排外”情绪究竟是基于什么产生的呢？
其一，是基于一种优越感。这主要是存在于某些政治经济文化较先进发达的地方。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人、北京人。近代上海渐次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镇。而北京则是金朝以降的千年皇城，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两个地方的人优越感甚重。(注，拙文所指均为一种倾向，远非指所有人。还望各位惠阅者明鉴。)如果说北京人的优越感带有较多的思想意识成份的话，那么上海人的优越感则注有市侩气。上海人轻视扬州人，尤贬苏北人，瞧不起全国各地的人，与北京的“皇民”也要互别苗头。而时至八十年代的经济大潮卷起后，由于广州得风气之先，经济上建树甚显，上海人遂对广州人颇有刮目相看的礼遇之味。而北京人则不然。任凭你经济上赚了几个钱，怎似我首都皇民的见多识广、消息通达、目光远大？那一口“儿化”愈来愈多京片子，再加上“立马”之类的新词，够你们南蛮子踮起脚尖追着学。
其二，是出于各地生活习俗的不同而产生的歧见。说通俗些就是互相看不惯。
五、六十年代外省人到广东，极为惊讶地发现广州人怎么都“打赤脚”？甚至连很漂亮的妙龄少女也光着脚丫子。他们感叹广东人怎么会这样原始野蛮。但是广东人到外省同样会感到震惊，怎么可以几十个人脱得光光地同在一池浮满“老泥”的脏水里洗澡？即使是同性之间也应有隐私啊！我们广东人冲凉都是独自进行的。既清洁也文明。外省大澡堂实在太恐怖了，人都赤条条地走来走去，象什么话啊？难道是动物吗？在那一池脏水里洗完后再去洗清水时，还得全裸著排队领水，为了那一盆清水光著全身地被服务员吆来喝去，半点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有的广州女士对此疾首痛心，发誓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群裸浴”习俗改变以前再也不去外省了。
许多地方的人都喜欢揶揄甚至讥贬外地人。华北人自认爽直而斥下江人(上海一带)缺乏诚恳。而后者则嫌他们粗卤。湖北周边的人们不忿湖北人悍躁，遂编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顺口溜来毁损之。湖北人不服气，加了个“九个湖北佬，不及一个九江佬”的后缀来回敬之。湖北人一方面反击外部的毁损，一方面又同室操戈。武汉人说“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可见中国人的排外并不以省为基本单位。省内还可再排。在广东省内，广府人指陈潮州人蛮，客家佬奸，潮州人、客家人亦不满广府人自高自大。
其三，某些小商贩的取巧商业行为对各地排外情绪起了推波助澜、火上加油的作用。
小商贩本小利微，经营不易，短斤少量几乎成为他们的职业习惯。很多情况下，只要不太离谱，顾客都默认算了。上海主妇以精明称著于世。她们尤不忿短称，故常自备一把秤上市场。上海本地的小商贩知晓上海主妇大多有此秘密武器，故凡师奶型的顾客来帮衬，他们大都较规矩自律。以至师奶们的秘密武器大都备而不用。为数很有限的上海人来到广州后，上海师奶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文环境中。她们依然“按既定方针办”。广州的小商贩们也根本不谙上海主妇竟有这么一招。看到是不懂粤语的外省人，他们放心地“砍”下去。不料，“上海婆”竟然从提篮里拉出来了一干秤。于是广东小商贩的短秤丑行被揭穿了。中国有个成语--恼羞成怒，用于此是再贴切不过。上海师奶据秤力争。但小商贩不仅不认错，反而对她破口大骂。旁边的小商贩则“同类项合并”地为之帮腔，甚至连周围的顾客也都为短称的小商贩说话。在一片讥讽辱骂和起哄中，自认为完全有理的上海主妇败下阵来，悻悻离去。这类并不罕见的闹剧加深着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歧见隔阂。广东小商贩以及一些旁观的顾客都由此得出“上海婆”、“捞松婆”刻薄难缠的结论，并由此更加憎恶排斥外省人。上海师奶当然要把自己屈辱的遭遇讲给许多同乡乃至其他外省人听。于是他们亦得出一个结论，广东人奸诈刁钻排外，坏透了。然而，实际上“宰”外地人的小商贩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有之，非广东独具。
其四，少数品性恶劣者起了极坏的作用。
对外省人怀有不同程度偏见的广州人可以说占了广州人的多数。(这里讲的主要是五、六十年代)，但是，事情如仅仅如此并不麻烦。偏见只是思想意识的东西，并无大碍。糟糕的是有少数性格暴戾，以欺侮他人为乐的人把这种偏见升格成骚扰和侵害。从年龄上来看，主要是少年儿童，成人亦有。我有许多次听到人们谈论怎样戏弄外省人。碰到外省人在广州市里问路。他们有的说：“我看见捞头就憎，睬都不睬他。”有的则得意洋洋地说：“我给他指一个相反的方向，让他走个头昏脑胀。哈哈哈！”ˉ¨
以上四种造成排外倾向的原因全国各地皆不同程度地具有，而广东严重一些。比如同样是问路。七十年代初，我利用加班补休的时间冒充知青“冲车”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古城重镇。所到之处，凡问路者，必得到正确指引。我操的普通话均与当地口音不同，但都没有被作为外地人遭受愚弄。由此可见，广东人的排外情绪的确比其他地区严重一些。
要解释这种现像似乎须超出以上四种“共性”，另寻答案。
经过长期的思索观察，我觉得广东人的排外除了那些“共性”外，还来自于一种朦胧的、若隐若现漂浮于华夏边缘的潜意识。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更深地追溯一下历史。
广东人的民族归类无疑是汉族，但它于人种、文化等方面在中国华夏族系中是最具特色的。
广东人分三大支，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正宗的广东人是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系由外省移入。血统纯的广府人是古越人的直系后裔。上古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族生息在黄河流域及部份长江流域。东南地区及岭南的土著居民为越族(史称百越)。越族分五支，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雒越。经过两千多年的变迁，中国境内只有南越人的直系后裔广府人保持着古越人的体征。
世界人种分白、黄、黑三大类。每类之中还可分成若干亚类。白种分成巴尔干-高加索、日耳曼-罗曼、闪含三个亚种，黑种可分尼格罗、尼格利罗、科伊桑三个亚种。黄种可分蒙古利亚和马来两个亚种。马来种与蒙古利亚种的区别是平均身材矮几公分，体形较瘦削，皮肤较黑，眼窝较深，多为双眼皮，鼻粱较塌而鼻翼较宽，嘴唇较厚且口较阔。让一个山东河北人(较纯的蒙古利亚种)和一个柬埔寨人、马来亚人或越南南方人(很纯的马来种)站在一起，可以一眼就把他们区分开来。
中南半岛上的土著和中国的古越人系属马来人种。南洋群岛上的居民（印尼人）以马来血统为主，还渗入了若干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成份。当今正宗的广府人与当今的越南人（古雒越人的直系后裔）在面貌体征上是极相似的。因为他们都属马来人种。当然，经过两千多年中国北方汉人有限的南下混血，城市里的广府人、越南北部人已带有若干蒙古利亚种的成份，以至可以把他们与柬埔寨、马来亚、菲律宾等纯粹的马来人种区分开来，但是他们与中国北方人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七十年代初中共派军队直接加入到北越军中对南越作战，均在两广籍士兵。(广西南路人系广府人沿西江上溯的移民)。盖因他们的外形与越南人极似。世事之变不可预料。七十年代末中共与越共从同志加兄弟翻脸而成寇仇，歇斯底里地互相厮杀起来。一位北方籍的女卫生兵战后写了篇回忆录。她说她带着十几个担架民工上前线抢救伤员，有一次抢救下来的全是越军伤号。她说，在那艰难行进的过程中，有时她蓦然产生错觉，仿佛自己被越军俘虏了。因为抬担架的广西籍民工和躺在担架中的越南伤兵长相都那么相似，而自己的相貌则与他们都迥然不同。
为什么当今浙江人、福建人没有象广府人保持那么典型马来人的体征呢？因为他们不是古东瓯人、古闽越人的直系后裔。
公元前二世纪，东瓯王、闽越王、南越王均有反汉行动。不同的是，东瓯、闽越都有个灭国的过程。其民被汉武帝大量迁徙到江淮之间。此后北方汉人在两晋之后大量移居浙闽，与尚存的原东瓯、闽越人融合，而形成中古以后的新浙江人、福建人。时至今天，仍然可以从外形上把浙江福建人既与北方汉人又与广府人区别开来。换言之，他们是北方汉人和广府人之间、即蒙古利亚人种和马来人种之间的过渡型。
南越没有被“灭国”。虽然公元前112年因南越丞相吕嘉作乱，杀死愿意“ 内附”的南越王赵兴和汉使，而招致汉武帝发兵攻占。但是，汉武帝没有象对东瓯和闽越那样将其人口大量迁徙江淮。南越社会构成基本被保持下来。之前秦嬴政遣五十万人及一万五千名女子戌岭南对两广的血统改变相当有限。两汉及魏晋基本是个“空窗期”。中原王朝或分裂的南中国政权都只着手向岭南派遣官吏，而没有象秦始皇那样有计划地向岭南移民，以至汉人所主导的岭南政权有时如漂浮在土著越人中的舟楫。南朝梁、陈之际上演的“冼夫人归汉” 的故事说明南北朝时期的岭南广府人还是以区别于汉人的越族形态存在。只不过南越族的女英雄冼夫人走的是与雒越族女英雄征二、征则完全不同的道路。二征坚拒中原汉庭，而冼夫人倾慕汉文化，一心内附中原王朝。冼夫人的举措推动了南越族的汉化。这一汉化系在晚唐五代之交才告完成。五代末期据岭南自立的刘严，将其“国” 号定名为南汉，对此作了个明显的注脚。从“冼夫人归汉” 至此历史又跋涉了几百年的历程。岭南越族社会在汉化的过程中，经济文化亦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岭南社会的成熟。
北方汉人对岭南的大量移民系在辽、金、元相继南侵的两宋之季，而那时岭南的社会形态已相当成熟，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融合不易。外来移民一部份定居粤东潮汕平原，自成一格为潮汕人。另一大部自梅岭关南下渗透东北山区，是为汉族民系的一个特殊分支--客家人。客家人继续南下西迁。凡是广府人不要的贫瘠山地均被源源而来的客家人所占据。连广州近郊山峦起伏的燕塘、银河都是客家小山村。客家人的迁徙甚至越过了广州城继续西进，以至在广东著名的侨乡台山都有他们的踪迹。带有中国北方人面貌特征的客家人与广府人清晰区隔着。不久前，一位中年的客家人告诉我，在他们乡下(广州属县增城)，客家人与本地人普遍通婚是迟至八十年代以后才流行起来。他补充说，这并不是由于客家人与本地人有什么世仇，而是从前闭塞的自然经济使客家村与本地村交往甚少。
两千多年前南越人与雒越人曾同为百越。后来前者渐次接受华夏文化成为汉人，而坚拒中原王朝的雒越人终究在1427年彻底脱幅而去自成一国。尽管在人种上广府人更接近于越南人而离北方汉人较远，但是广府人决不会去与越南人攀亲戚。这主要是基于广府人认同了汉文化和中国，另外还在于民间交往中广府人对越南人的印象并不美好。好些早年在越南逗留过的广州人回来后都指陈越南佬为人“反骨”。不过这又完全不访碍广府人在华夏文化圈内深具其特殊性。
广府人在文化上的特殊性首推粤语在汉语语族中独具一格。归属汉藏语系的汉语语族分有六大语支。即北方方言、湘方言、吴方言、闽方言、赣方言、粤方言。大致长江以北各地语言口音虽有所不同，但基本可以互通。北方方言体系中的边缘是湖川方言。在中原、华北诸省的人们听来，湖川话的音调是滑稽的，但可以听懂，而另外那五大方言区的话就很难懂了。尤其是粤语，丝毫听不懂。粤方言的语音系统在诸方言中离华夏正音(即汉语标准音--国语--普通话)最远。这从广东人学讲普通话的困难程度全国首屈一指，比上海人、温州人、福州人、衡阳人等都要困难得多可以看出。语言不能相通就会产生隔膜以至异类感。若没有汉字的维系，中国各大方言区，尤其是粤语区大概早就脱幅了。确实，语言完全不能相通的人们之间在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形成同一个民族的。
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中国各省民间在过年之类的喜庆之时都有舞龙习俗。广东特别了。广府人从不舞龙，只有舞狮。这是相当奇怪的。广东地区从无狮踪。广东人亦并不以狮为图腾。何以如此热衷舞狮？令人费解。抛开这点不去根究，广府人不舞龙只舞狮这个明白无误的事实佐证了岭南文化的特殊性。
京剧是中国的国剧。在中国任何一个省份它都拥有大量的观众、听众。别说在华北、长江诸省京剧占有龙头老大的地位，即使是在湘、闽、赣、浙地区，京剧照样被视为戏剧的大宗。可是在广东，京剧丝毫没有地位。尽管粤剧的创立者们在表演形式和布景设计等方面都大量借鉴了京剧，但京剧在广府人中观众占有量为零。别说在民国时期文艺界“自负盈亏 ” ，即使是在共产党建政后实行“官本位制”，连“文艺工作者”都属于“ 干部编制” 对文艺予以大力扶植和控制的情况下，京剧也不能在广东占有一席之地。
广府人在人种上和文化上相对于华夏文明的独特性，除了造成它的排外倾向外，有没有导致它更高层次的诉求呢？自治乃至独立？检视历史，这种诉求在历史上似难找到最初的源头。公元前二世纪的东越王国、闽越王国，其国王均为东越人、闽越人。唯独南越王国的开山祖赵佗是华北真定府人士，正宗的华夏人、汉人。可是没有源头并不见得不可以“创新”。公元十世纪五代十国分裂时期，据广东的靖海节度使刘严趁着局势混乱，建南汉帝国。刘严及其后代过了约半个世纪帝王瘾后，被北宋取缔。此后又隔了约一千年，广东军阀陈济堂趁民国纷扰之机，谋图大举。他在广州中央公园后面修建了一个宫殿味极浓的预备总统府，提出粤人治粤，推动广东独立。不过他的总统梦比刘严的皇帝梦要短暂得多。他手中的王牌--当时在全国居拔尖地位的广东空军离他而去，投奔中央，对他不啻强烈一击。陈济堂不得不降而求其次，一方面表示要还政中央，一方面趁国民政府捉襟见肘之机，在广东做山大王。广东独立不了，他也做不成总统，但是他在某些广东人心目中成了“省族”英雄。广东人现代强烈的排外情绪与陈济堂三、四十年代的作为有著清晰的脉络可寻。

四、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对排外的不同价值取向

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上半期，当许许多多“捞松仔”受着取笑、辱骂乃至殴打之时；当“上海婆”在市场里遭到起哄讥讽之时；当外省问路者被指得乱转之时，共产党的干部们丝毫没有感受到省籍歧视的骚扰。社会上层与下层是两个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世界。
“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 的社会精英们在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时，除了所受教育的熏陶作用外，功利主义无疑也会起相当作用。中国自秦汉以降，统一渐成主流意识。在方块字民族内部裂土称王道孤不但被视为狂悖之举，而且结局堪虑。于是社会精英们都采取认同中央政府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开拓自己的仕途。文士赶考科举，武人投效疆场，搏得一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虽然秦汉的行政统治力已逾南岭，及达今越南北部，秦设象郡，汉置九真、交趾、日南，但是汉文化对岭南实在的覆盖是在两宋之季。换言之，在此之后岭南的社会精英才在中央权力中枢里崭露头角。社会能量的积累需要时间，时至明清，岭南精英方一度在中国独领风骚。明万历年间的铁骨诤官海瑞来自岭南的最南端--海南。堪称华夏民族英雄、战功彪柄的抗清明将袁崇焕出自广西藤县(一说广东东莞) 。清末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的邓世昌出生广州城郊。公车上书的首领康有为、粱启超来自广府人的中心地带“南番顺”。更不消说近代中国民主的先驱人物孙中山出自岭南边陲之县--香山翠亨渔村。
显然，广东的社会精英并不排外。因为排外就会自塞仕途。在排外自立为王和融入华夏文化圈及权力体系这两者之中，他们选择了后者。然而，这并不排除他们内心深处对内地的歧见乃至轻视。粱启超在一些言谈中就表达了广东文明超越内地的思绪。不过，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宏大抱负使他和康有为、孙中山等按下内心的广东文明超前感，放下粤语，艰难地转操京腔，周旋于外省人士之中。
历史记录告诉人们，广东的社会精英终于曾有一次集体表达他们地域优越感的动作。这无疑是排外情绪的一种曲折表现。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在确定国语的讨论中，粤籍人士提出应以粤语为国语。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这都是荒诞不经的。辛亥革命成功的首义之地不在广东，而在湖北武汉，此其一。中华文化的摇篮地及最深厚的沉淀区在华北中原，不在华东湖川，不在云贵，更不在岭南。而尤为现实、与每一个国民直接相关的是，粤语的语音系统离北方语音系统最远。除广府人和广西南路居民外，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根本听不懂，学亦极难。而北京话相对粤语则易懂易学得多。以北京话和粤语两相比较，取前者实在是顺理成章之举。想不到竟然还有激烈的争论，最后只得付以票决。主张以北京话为国语的提案仅以一票之差险胜。幸亏如此，否则真不知会对社会产生多么大的困扰。( 当然，纯粹的北京话并不完美，当今去掉了过多的儿化和油滑腔的中国大陆“普通话”，才最适合作为“国语” 。)
二十世纪中叶中共政权的建立给广东的社会精英开辟了最为广阔的仕途。而且，这“ 精英 ”有了全新的诠译。不但依附投靠中共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充当中共政治打手的人们，尽管他们可能是半文盲，都可以被中共搜罗到统治阶级之中，得到委任和信用。这是新的社会形态中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在中共各级政权机关、司法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直至工厂企业、医院学校等所有社会细胞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广东人在外省籍中共南下干部的属下任职。他们毫无地域观念、省籍情结地与外省籍上司、偶而亦有同僚乃至下属合作工作。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来自于与外省籍“老革命”的结合，他们怎么会去“排外”呢？
社会大众与精英们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大相径庭。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不自我压抑地把心中的情绪发泄出去。他们不谋求中举为官，没有仕途可言。在琐碎的劳作谋生之中，由来以久的地域排外意识顺理成章地继承下来，并且成为他们枯燥生活中的一点佐料。中共南下干部成为本地各行各业的主宰更使他们为之侧目。那些外省佬讲著让人听不懂的话，还要指手划脚地，真叫人烦。他们厌恶外省人的情绪在日常言谈中当有流露。他们在街头、市场戏弄“捞松佬、捞松婆”的的肥皂剧亦会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于是乎，耳濡目染之中，广州孩子们心灵里从小就积累沉淀下对外省人的歧视。从而，校园和街头都上演着经久不衰的儿童“ 游戏 ” --唱取笑“捞松仔”的儿歌和打“捞松仔”。

五、广东人排外情绪的变迁与淡化

广东人的排外情绪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大幅度地淡化了。其明显标志是取笑“捞松仔”的儿歌不再流行，校园里、街道上打“捞松仔”的恶作剧渐呈消解。其原因之一是中共建政之初南下的干部及其随之而来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 这些人亦属广义的干部) 乃至铁路员工等，他们带来的幼年子女经过一段艰难的适应期后，都学会了粤语。而他们后来在广东生育的子女从小就生活在粤语环境中，掌握粤语更不是问题。这样一来，“捞松仔”的标签不再醒目，致使攻击之箭失去了鲜明的目标。
而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文革大波的冲击。文化革命使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社会的所有排列组合都以政治内容为序列。地域观念、省籍情结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
广东人最后一次颇具规模的排外行动发生在1966年12月。由于北方南下的造反派红卫兵在广州民众冲击广州党政机关的行动中起煽风点火和骨干带头作用，遂招致广州守旧势力的憎恶。他们大骂“捞松仔”搞乱广州，号召人们起来驱赶“捞松仔”。一时间“打捞松仔”的喊声骤起。可是，这呼喊效果十分有限。执意要冲击广州党政机关的广州人并不响应这个号召。非但如此，他们还与那些“捞松仔”结合起来，甚至对对他们十分钦佩，言听计从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去造省市委的反。同样，呼喊“打捞松仔”的人们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南下“捞松仔”都造省市委的反。还有一些南下红卫兵( 如101中学红卫兵)是造反派红卫兵的死对头。他们也“造反”。但他们的“造反”内容是打杀“黑五类”及其“狗崽子”。于是，这些刚刚喊过“打捞松仔”的人们遂与这批“捞松仔”结合起来，去反对冲击省市委的广州人及其与之结合的造反派红卫兵。就这样，广州社会完成了从省籍划分到政治划分的转换。此后，广东社会只有“红五类”与“黑七类”的区别，造反派与保守派( 应正名为保权派、保党派)的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派与阶级敌人的区别，而无广东人与外省人的区别。
文革三年中(笔者持三年文革分期论)，从文革初期北方两派红卫兵的大量南下，到中期广东文革形势与外省的密切呼应，直至后期以外省人为主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面积楔入各个社会细胞，广东人内心坐井自大的意识迅速消淡。
在一个高度政治化，在一个人们情绪都极度紧张，在一个阶级歧视、政治迫害空前横行的社会里，省籍排外情绪被挤到无关紧要的角落。连孩子们都没有兴致去唱“捞松捞松，唔食芫茜葱”的儿歌了。
如果说文革大波对广东社会排外情绪的消解带有以毒攻毒的性质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大波则是从正面消解了它。私有经济的兴起使大量的广东人北上，更使大量的外省人南下。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使人们抛弃了省籍歧见，而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获取。广东社会增添著愈来愈多的外省人，不动声色地改变著广东社会的人文构成。为了寻求商机，广东人不得不学习国语。同理，北方人也学习粤语。某些粤语词汇如“埋单”(被外省人误作“买单”)、“搞惦”(被外省人误作“搞定”)等都在外省流行起来。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广东人的排外自大情绪间或还是有所流露。曾在报章上看到一个报道，说一位创业有成的广州企业家到外省洽谈业务时坚持以粤语进行。我在深圳港商厂工作时，发现某些香港高级职员明明懂国语但还是坚持以粤语向来自外省的内地职员发号施令。相比之下外省人对粤语则表现出容忍乃至某一程度的倾慕。就象有人以能讲英语为荣那样，一些外省人也以能讲几句广州话为荣。无孔不入的商人抓住了这个商机，推出学习粤语的录音带和光盘。这种情况发生了很有趣的作用。它催生了广东人的自大情绪。从前有北京人的政治自大和上海人的经济自大，现在则新增一个广州人的商机自大。但这种自大情绪却蚕食著它那由来以久的排外意识。道理很简单，自大的基础是将自己排列在某个整体之中，以整体中的“小”者拱托“大”者。正如北京人的政治自大系以体认外地人是自己的小兄弟为基础。
自秦始皇南开五岭两千多年以来，广东与内地的高度交流和文化上的高度一体化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也即，这三、四十年来的的融合绩效超过了过往两千多年的总合。当粤剧和中国其他省市的地方剧乃至国剧--京剧都一起式微后，当“迪士科”在广东和全国各地都同样风靡时，当被视为广东的“省宝”--广东音乐被流行曲所取代时，广东的“广味”就迅速退色了。当商人们南来北往，尤其是珠江三角州星罗棋布的港商、台商、外商厂吸收著大量的外省科技人员和蓝领劳工；当外省的旅游者沿着四通八达的新建公路深入广东的各个风景点和珠海、深圳乃至香港；当遍布广东各城镇的酒楼餐厅美容院之类雇佣著大量外省女子；甚至当广东的色情行业以肤色白皙的北方姑娘为“卖点”时，广东的人文构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然，在社会上针对外省人的动作还是间或上演着。商贩们“宰”外省顾客。小偷特别关照外省人的钱包。公安机关对外省流窜犯判刑特别重。但是，这些情况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发生，非广州所独有。换言之，它属于一种存在于街头市井次文化层中的“欺生”恶习，而与主观意识层面的排外情绪有着质的不同。

六、民进党撕裂华夏族群的手段与目的

把广东人排外和民进党撕裂族群联系起来思考的只能是我这类昔日的“捞松仔”。“外省人”是一个令我们的童年过得十分沉重的词。中国其他省份的人们谈到外地人会具体地说某某是四川人、山东人、江西人等，并无把他们统称为“外省人”。这种说法只是说明某人的籍贯，或来自何地而已。而“外省人”一词中则有所不同。在它的字面下有个隐寓的二分法，就是把中国一分为二--本省和外省，再引伸出对外省人的歧视和排斥。
排外的广东人( 这种说法意味著绝非所有的广东人都排外) 和台湾民进党的巨大区别是，前者的行为方式在社会生活层面，而后者则上升到政治分野和社会公权力层面。并且，在当今广东人的排外情绪相当式微之时，民进党的排外则日益甚嚣尘上。
其实，民进党并不满足于把中国人分为本省和外省。因为一分为二还是有个一，即一个中国。民进党的目标是台湾完全从中国脱幅而去，另建台湾国。为此它曾提出台湾人的民族归类不是中国人，而另为一个台湾民族，系由汉人、越人、日本人、荷兰人等混血而成。自然，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被驳得体无完肤。不得已而求其次，民进党又制造出了一个“族群”论。
人种、种族、民族，这是我们熟悉的词汇。其中人种、民族的涵意是确切的。种族的涵意较为含糊，有时与人种重合，有时又等同民族。而族群一词则较新，是不是民进党所创，我没有考证。
民进党极力要加深台湾岛内民众间的区隔，而本省和外省之差是显然不敷使用。台湾民族论既实在无法成立，那么搞个族群论也差强人意吧。民进党把占台湾居民总数百分之九十几同文化、同血脉、同属汉族的人们撕裂为福佬族群、客家族群、外省族群。其中占台湾人口约百分之十六的外省族群被民进党打入另册，贴上不爱台湾乃至卖台的政治标签，成了原罪深重的次等公民。
民进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取得并保持执政权。
九十年代国民党执政的台湾政权已是个民主政权。之前，从四十年代末国民党政权迁台至此，台湾政治具有威权性质，建立了基本的民主架构却不完善。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与大陆中共政权剑拔弩张时期，对内实行着政治高压。尽管其严酷程度与中共的镇反、肃反、反右、文革等连绵不断的政治虐杀、政治迫害相比不值一提，并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确与民主理念冲突。蒋经国先生就任总统后很快就着手实施改革，让台湾走上完善的民主法制轨道。民进党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下走上执政之途的。
1997年在纽约的一个研讨会上，民进党元老人物、民进党海外顾问洪哲胜先生高分贝宣讲其台独主张及根据。我继他之后发言，除予以反驳外，还发表了题为“关于台湾民进党的崛起和大陆民运受挫之思索” 的演说。我认为台湾民进党势力之所以膨胀得这么快是由于：1、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本来就给民间民主力量留下了一定的政治空间。2、蒋经国的政治改革为民进党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平台。3、民进党有一个突破口--2。28事件。4、民进党利用了省籍情结。第一、第二个条件我们大陆民主运动不具备。关于第三，我们大陆民主运动亦有一个突破口--中共的六四屠城。至于第四，我们大陆民主运动非但无省籍情结可利用，而且要坚决摒弃之。
会后我和一些民运朋友又与洪哲胜友善而坦率地进行了辩论。他对2。28事件中国民党军队的镇压极表愤怒。我说2。28事件的确是个民族悲剧，应尽力抚平这个历史伤口。但是2。28 事件并不能与大陆和平理性的八九民运相提并论。因为该事件中有大量的暴民尤其是前台籍日本兵肆虐。事件中亦有相当数量外省籍公教人员及其家属被他们杀害、伤害。洪哲胜又极力强调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低能和日据政权的廉洁高效率。我提醒他，就算这是事实，但别忘了那个所谓廉洁高效率的政权是经过血腥征服屠杀强加在台湾人民头上的侵略殖民政权，应该为它唱赞歌吗？毫无疑问，洪哲胜完全排斥我的看法。至此，我开始体认到台独主张者思想脉络之偏执；皇民意识之严重；华夏民族感情之淡薄。台湾和韩国都被日本征服统治过。日本败走后，留在韩国的是对它无尽的记恨，但留在某些台湾民进党人士中的却是对它的赞美和怀念。这真是匪夷所思。我不禁忧心，他日若民进党能上台执政，恐非社会、民族之福。
三年以后，民进党选胜执政。这带有相当的偶然性，拜赐于国民党的分裂。连战、宋楚瑜各自为政，使陈水扁得以百分之三十九的选票胜出。民进党在狂欢后亦意识到，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局面不会常在。要保持政权，今后该怎么做？
在民主体制下一个政党欲在选战中不断获胜，当以其治国安邦的政绩取拥戴于民。然而要达此目标谈何容易？选战四年就要开打一次。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民进党在2000年执政前的多次地方选举和立法院选举中已意识到自己有百分之三十几的铁票部队，但这同时又是瓶颈。如何冲破瓶颈，使选票稳操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一个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民进党的智囊团们依其向来的行为方式很自然地想到一条捷径，就是“撕裂族群”。
民进党认为福佬族群已占总人口近百分之七十，只要争取到百分之七十几的福佬人投民进党的票，就可稳操胜券了。如何实现这一点？那就是设法使福佬人凝聚起来，而且是要凝聚在民进党的周围。如何达到这一点？靠排外、仇外情绪。排外仇外之箭需要有靶子。外省人，外省人多加入的国民党、国民党政权就是靶子。民进党竭力煽动福佬人对外省人、对国民党的仇恨。把国民党定位为外省人的党，( 后来再把新党、亲民党) 把国民党政权说成是外省人统治本省人的外来殖民政权。把民进党定位为本省人的党，把民进党执政作为是台湾人有“出头天”和当家作主的标志。民进党竭力制造这样的社会主流意识，即爱台湾就必须拥护民进党。反对民进党就是不爱台湾；就是台奸；就是当代施琅。外省人反对民进党，当无疑是不爱台湾的台奸。
民进党人士还为自己这种恶劣的作法编织依据。他们说这是当年国民党外省人把持政权，排斥欺压本省人理所当然的社会效应。
国民党在大陆败绩迁台，是整个政府系统成建制地迁台。在某一时期内政府各部门长官和相当数量的公务员由迁台的外省人担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况，国民党政权并没有把这种状况凝固。它不断地在着手吸收台湾本省籍社会精英。谢东闽、林洋港等许多台湾本省人士都得以走上社会权力中枢便是例证。蒋经国时期更加快了这方面的步伐。国民党政权从来没有在台湾岛内划分族群，更没有实行省籍歧视，亦没有刻意阻塞本省籍人士的仕途，本省籍人士由於不谙国语而较难任职政府部门只是暂时的现象。它随着国语的普及而迅速消淡。李登辉能够踏入社会公权力的顶峰难道不是最有力的证据吗？
某些民进党人士对日本仇将恩报，对国民党却恩将仇报。没有国民党迁台后对中共采取绝不妥协的态度，没有在八十年代以前以迁台外省人为主干的国军对台湾的保卫，台湾恐早陷中共之手。毋庸赘言，大家都会明白，那样台湾会是个什么状况。当然，也就根本轮不到民进党今日今时的火红火绿了。把国民党政权迁台之初某些暂时的社会现象作为实施省籍歧视的根据，这最起码是暴露了民进党狭隘的报复心理。更实质地去分析，这只不过是民进党用以取得政权的恶劣的政治伎俩而已。
民进党煽动省籍仇恨最拿手的一着就是不断地挖开历史伤口，并竭力把它弄得鲜血淋沥。2。28 事件被民进党不断地歪曲炒作。在民进党的片面渲染中，前台籍日本兵的猖狂肆虐没有了；大陆籍公教人员及其家属被杀死、伤害的惨况没有了；谢雪红的台共趁机起事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国民党军队无端的屠杀与处决。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事件被民进党简单化地诠译为外来政权以及整个外省人对台湾人的暴行。总之，2。28 枪声一响，台湾的整个外省族群就有了永无洗脱的原罪。除了反复炒作2。28 事件外民进党还出台了一系列辅助措施。如：竭力压缩国语的空间，尽力提高台语(闽南语)的地位。民进党人在会议上发言均用台语。不断提出以台语为国语的提案。极力扩张大众音响影视媒体中台语的覆盖面。提出以通用拼音代替汉语拼音来拼写台语。直至要在考试中以台语命题。在汉语语族中，闽南语支是仅次于粤语语支离北方语支最远的。不经过专门的学习和适应，基本不能相通。而语言一旦歧异，隔阂就油然而生。本来，经过半个世纪两代人的磨和，国语早在台湾通行，成为融合台湾各方言民众和高山族原住民交流沟通的良好工具。民进党硬要贬谪国语，强使台语登上独尊地位，目的无非是要更清晰地区隔族群。歧视和排斥外省人乃至所有不谙福佬话的人们。
又如，民进党极力推行本土化。在历史教材中以台湾为中心，中国史放到次要地位。甚至要把中国史列入世界史的一个部份。极力把台湾与中国从历史渊源上区隔开来。竭力从青少年儿童一代中清除中国情结。甚至在最近，民进党的教育部长杜正胜异想天开地把按国际标准制作的地图旋转九十度，让台湾位于中心位置。其举措之荒诞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以撕裂族群为攫取选票的手段，这一宗旨在民进党政权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嘴上表达得尤其充分。他在这次大选后洋洋得意地宣称，民进党就是要施行“割喉”战术，直至把(国民党)的喉割断为止。讲得如此血淋淋，自我暴露了民进党凶险暴戾的内心世界。
手段的卑鄙印证着目的的卑鄙。一个完全以民众福祉为追求的民主政党是不会使出如此恶劣的手段来攫取选票的。换言之，民进党的此等行径决定他们骗取了政权后只会用以满足自己的野心与贪欲，而不会致力于建造一个公平和谐均富的社会。所谓第一夫人吴淑珍的逃税行为与收受回扣后在确凿证据面前矢口否认的无赖相，说明民进党人品格操守之低下。如果是在美国这样民主政治成熟，选民鉴别水平较高的社会里，吴淑珍的这些劣行将促使她的夫婿在选战中落败。然而，陈水扁竟能以些微优势选胜，这说明了民进党撕裂族群战略的奏效。相当数量的福佬籍选民已被民进党撕裂族群的毒汁所蛊惑。他们已不再清醒地去审视竞选者的理念品格，而闭着眼睛只管把选票投给台湾人“自己”的党、“ 自己” 的总统候选人。

七、民进党撕裂族群所造成的恶劣后果

九十年代以前，民进党作为终结国民党威权政治的民间反对党，是有其进步之处。故此，除了福佬籍，客家籍、外省籍亦都有人士参加。但后来，当民进党的愈来愈挑动省籍情结；台独主张愈来愈强烈；愈来愈排斥外省人、甚至客家籍、乃至福佬籍中的不同意见者都难以幸免时，许多人士不得不陆续退出了。最著名的有九十年代退出的外省籍立法委员林正杰、费希平，和本世纪初退出的本省客家籍民进党前任主席许信良，本省福佬籍民进党前任主席施明德，以及福佬籍民进党大将陈文茜。
民进党撕裂族群的作法极大地荼毒了台湾人文生态。本来，至八、九十年代之交，台湾的社会生态已相当祥和。民主政治日益完善，经济和民生也有长足的业绩。可是，经过这么些年来民进党撕裂族群，当今台湾充满了憎恨、惶恐、狡诈以及暴戾之气，而缺乏祥和、坦诚。民进党多年来在立法院等殿堂上大打出手的行为流毒社会，促使社会上暴戾之风大盛。民进党的强力支持者<全民计程车联盟>呼应立法院里的所谓“ 暴力抗争”，亦在社会上首开以暴力压制不同政治倾向社会团体的记录。1995年高雄暴力流血事件标志着民进党暴力程度到达新的高峰。
本来，尽管曾发生过1947年的2。28不幸事件，但经过国民政府多年的化解努力，台湾社会已基本无族群歧见问题。国语的普及，各族群之间的同学共事乃至通婚嫁娶，使族群已相当融合。当然，这并不是说2。28事件就可以永远尘封。不幸的事件既己发生，就必须善后。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弄清事实过程，还原事件真相，对所有的无辜受害者都予以昭雪和抚恤，并告诫后世，引以为鉴。
可是，民进党完全不是这样做。它首先是片面地、夸大地描绘事件，把伤口重新撕开，再使之成为打击外省籍政治势力乃至整个外省族群的杀手锏。民主政治的优质是相对于专制政治而言，它本身并不十全十美。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外省籍人士大多已噤如寒蝉，即使有执着如李敖者写出一本<告诉你另一个二。二八>，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2。28事件没有得到实事求是的陈述。外省籍受害者不能得到应有的抚恤尚属事小，而不公正的处置大大戕害了整个台湾社会则事大。社会公正的丧失，正义天平的倾斜一方面激励了某些人异常的政治企图心，另一方面则使某些人惶恐不安，对未来失去信心。外省籍人士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出走。五十年代初，外省籍占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至今已渐次降至百分之十六。在纽约来自台湾的华人，其中外省籍多于本省籍便是体现之一。
然而，大多数的外省籍人士还是无可出走的。他们怎么办呢？最近，李登辉这个从内部瓦解国民党，全力配合民进党、陈水扁的最大的国民党内奸蛊惑人心地叫嚷：“ 为什么占台湾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本省人要怕百分之十五的外省人？” 李登辉的无耻和阴险的确是登峰造极的。在外省人被民进党冶炼的“原罪”紧箍咒箍得大气不敢出时，他还要讲如此包藏祸心刻毒无比的话简直是要把台湾的外省人统统赶入绝境。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政治生态下，有的外省籍政治人物放弃原则去与昔日的敌人--中共拥抱就是不足为奇的事了。从坚守民主理念的原则出发，我批评乃至谴责他们联共抗独的下策，但若设身处地将心比己，又不能不抱以同情，吁以叹息。自然，这些外省籍人士的作法又被民进党用以指陈外省人卖台的证据。台湾的政治死结由此再度加深。
在民进党搅起的这场乌风浊浪中，还是有一个大得利益者，它就是中共政权。
第一，无论是新党还是亲民党，抑或国民党中的非主流派(外省籍) 大多或明或暗地有容共、联共、投共的心思和行为。“为了打鬼，借用钟馗” ，他们采用借共抑独的权宜之计，而因此他们也就拉开与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距离，不再明确支持它。象马英九那样坚持对中共持公开的批评态度和支持大陆民主事业的已是凤毛麟角。失去了台湾民主力量的支持，这既是大陆民主事业的损失，同时也成中共政权的一大意外收获。
第二，中共利用台独的叫嚣大打民族主义牌。它明明是中国华夏民族利益的出卖者；民族尊严的丢失者，这会儿却可趁机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守护神。捞取它这个专制政权早失去了的合法性。台独叫一声独立，它就叫一声统一。在这此起彼伏的叫嚷中，中共的形像高大英俊起来。与此同时，它还可以趁机转移大陆的阶级矛盾。把人们的视线都转移到台湾海峡，而使大陆官场的黑暗贪渎、社会的贫富悬殊不再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这极有利于中共政权的苟延残喘。
1998年我在纽约法拉盛街头征集推荐赵紫阳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签名。正在许多民众的签名中，一位年约七十几的老人突然走过来对我们吼道。“现在中国大陆不是已经很好了吗？你们还要干什么？难道要让台独得逞你们才高兴吗？” 我问他：“老先生，您来自台湾吧？” 他说是。他的国语不标准，但却没有闽南腔，看来是民国三十八年撤台的外省籍老兵。本着中国敬老的传统道德，我没有驳斥他。婉言解释了两句作罢。由此，我又一次具体体会到台独帮了中共的忙。
第三，本来，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台湾对中共政权有着莫大的无形压力。大陆的中共专制政权辩护士极言中国人鉴于其历史沉淀使之不适于实行民主政治。可是台湾民主制度的确立掴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当大陆人民看到台湾同胞享有充分的选举权及各项民主权利；看到政府官员在民众面前的谦卑举止；以及民众生活水准的普遍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回过头来他们就会相应对比地来检视大陆社会的一切。促使他们去思考乃至追求变革。然而，民进党撕裂族群的恶劣行径和伤害民族感情的台独主张使台湾的政治经济成就蒙上了灰尘。许多本来对中共政权倒行逆施不满的人妄顾台湾的这些成就而只对台独怒气冲冲。中共的压力遂得以减轻。更有甚者，当他们受到中共伪民族主义的蛊惑挑动时竟有蜕变为中共帮凶的可能，从而使中共的社会基础得以扩大。
当前，民进党为了固票而必须继续强化其台独调门。共产党为了重拾其政权合法性则继续求助于“民族大义” 。被民进党挑动的台湾民粹情绪使之欲罢不能。被中共伪民族主义所煽动的民间非理性统一呼声亦使之势成骑虎。因此，照此玩下去，台海局势前景凶险可期。而中国人民、尤其是台湾的中国人将因此遭受无妄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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