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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产的“国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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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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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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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难产的“国教”
芦笛
昨见我那微笑的儿子献国策,说当局应该挂羊头卖狗肉,以所谓“新儒教”复兴中国,接着又见到bystander先生的帖子,提出中共应该淡化民族主义宣传,代之以儒家思想。
这些说法基本没太多道理。我昨天已经跟我那乖儿子说了,以为东亚是靠新儒教起飞的,这是大陆人自己编造出来的神话,人家根本就不承认,而且也不是事实。例如香港和新加坡,靠的完全是英国人建立的法治系统。因为这些地方受过传统中国文明的影响,就硬要把它们的起飞说成是孔老2的胜利,我看完全是自作多情。
儒家思想我非常熟悉,迄今还没有找到它有利于现代化的内容。相反,它基本上是和社会进步唱反调的。正如费正清正确指出的,儒家只谈臣民服从的道德责任,从头到尾没有“权利”的概念。这种学说当然要为古往今来一切统治者欢迎。很难设想把权利观念加入儒家学说后,还能让它保持原来的框架。
而且,西方社会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因,是人类不倦追求物质享受,由此导致了无数科学发现与发明。但儒家的中心政治追求,是以牺牲物质享受,压制物质追求去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这就是他们幻想的“治世”,为此政治理想,不惜搞“重农抑商”,人为压制一切科技发明,导致中国社会冻结了足足两千年。在如今这人欲横流的时代,您若还想让众人效法颜渊,睡在陋巷里“一箪食,一瓢饮,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岂不是做梦?
这不是说儒家就没有一点合理成份。我过去说过多次,孟子是个好同志。他对君王提出的那一系列要求,应该写到宪法里去,作为未来中国统治者必须凛遵无违的古训。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儒家学说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深刻思想,完全是一堆武断的伦理条条,不但没有什么哲学内容,而且逻辑上混乱不堪,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属于伦理学。但他们却根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莫名其妙公式,把伦理学放大成了政治学,把个体的道德责任当成了群体社会关系的实质,由此推出了所谓“德治”。
无奈的是中国人实在是太习惯这套道德治国的把戏了,因此,未来中国如果要保持传统的连续性,就不能断然抛弃这一条。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局现在嚷嚷什么“德治”,也不是毫无原因。
但问题是统治者搞这套,只是想使人民变成传统社会那种死心塌地的奴才,却方便地忘记了亚圣说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为寇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这些话才该写到宪法里去。正如我在《丑陋的大陆人》中指出的那样,一部《孟子》,讲的最多的还是“君君”,也就是统治者应该尽到的责任。您要讲“德治”可以,请忠实于亚圣,先从您本人做起,尽到统治者的道德责任,再来要求臣民效忠,行不行?
总而言之,所谓“德治”,其实是对统治者的要求而不是对人民的,用现代话语来表述便是“以德治国”。恐怕连白痴都能看出来,那“治国”是统治者的事,跟草民毫无相干。上面说了,儒家中心学说就是一系列道德要求,而孟子他老人家已经反复强调过,那首先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上梁不正,下梁就有充份的权利去歪(虽然他不知道使用“权利”这概念,但那意思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上梁根本就没有权力去惩罚下梁,否则就是“网民”。凡是熟悉国学的同志都该看出来,我这完全是忠实传述他老人家的精神,并无歪曲之处。
因此,要作道德表率的恐怕是中南海那夥人,而不是人民。老百姓万众欢呼骂“傻逼”,也不会导致国库损失一分钱,是不是?而要做道德表率,对不起,请先把黑箱子打开,让诸位的收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民监督诸位的实际道德表现,做到曾子说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行不行阿?
所以,如果来真格的,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作伪君子,则我党根本就吃勿消。而如果不从统治者先做起,自己暴戾恣睢、纸醉金迷、骄奢淫逸、无恶不作,却装出圣人模样来,单向要求百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一饮一啄,莫非党赐”,指望着21世纪的人民还作上世纪50、60年代那种冤大头、阿木林,未免翻错了日历!
简言之,所谓“新儒家主义”如果是真货,光中国统治者那关就过不去。敬爱的江总嚷嚷“德治”,不过是以为大众和他一样,丝毫不懂国学,随他怎么胡弄都行罢了。而如果不来真的,光是要求百姓绝对服从,死而无怨,请问中共有那脸提倡么?人家可是相信“伪善也是善”的,您要人家自己承认是桀、纣一类昏君,不管怎么作贱百姓,人民都只能服从,不能怒也不能言,连“道路以目”都不准,岂不是强人所难?
所以,这两位开出来的方子,根本就不对症,有趣的是,他们连那方子里该有些什么药都没说出来。如此当医国手,倒跟只知道背“八珍汤”,不知道那方子含哪几味药一样。
尽管如此,我觉得两位的说法还是有点道理,何也?他们看出了中国这个民族与众不同,需要一个官定的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而这在我看来就是东西方文明冲突造成的最大难题──自从西学冲毁了孔家店之后,咱们到现在也没找到个代用品。
凡是熟悉中国历史的同志都知道,中国和西方中世纪以前一样,有个事实上的国教,也就是孔教。当然它和纯粹宗教的差别很大,但其社会效应却颇有共通之处。也就是说,它的基本教义是全民信奉的共识,而它规定的行为规范为全民一体凛遵(至少在表面上如此),由此提供了社会的内聚力,导致了社会的稳定有序。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了,就是这玩意冻结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儒家也因此被费正清誉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保守理论体系”。
但这一套只适用于封闭系统,只能用于“安内”,却丝毫不能“攘外”。等到迎头碰上鬼子带来的先进文明之后,它反倒使国人陷入瘫痪状态。这点连晚清的恭亲王“鬼子六”都看出来了,记得他在反驳朝里的“清流”们时说,如果背诵圣贤之道可以退敌,则他一定背诵得比谁都响亮。
于是圣贤之道只好遵循“优胜劣败”的无情规律,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此后中国便进入没有官定意识形态的混乱状况,虽然老蒋试图用“三民主义”来取代,但孙大炮的杂烩实在没水平,无法箍住那散了的“桶板”。直到毛朝建立,这才恢复了全民信教的统一安定状态,可惜那信的却是祸国殃民的邪教之最邪者。
等到改革开放,这玩意就被中共统治者自己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凡是长了眼睛的同志都能看出来,今日中共和毛共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是一个毫无信仰的世俗权力集团,而后者是一个信仰坚定的邪教组织,对此我已经在《五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更反动》的光辉杰作中充份论证过了。
随着马列主义毛思想被扔进茅坑,中共又试图用“民族主义”来作为官定意识形态。但哪怕是从他们的切身利益来看,这也完全是饮鸩止渴,向自己的脚背放枪。其恶果我已经指出过多次了:
第一,它使得现代中国人纷纷变成种族主义者,激化了国内的民族矛盾;
第二,它煽起的仇恨不是按中共希望的流向流往美国,反倒大部份指向从来不对中国人权说三道四的日本头上去;
第三,对外开放是中共赖以苟延残喘的命脉,而仇外思潮则普遍引起西方文明国家的反感,塑造了完美的“择恶固执”的“共产恶魔”形像,毫无必要地造成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为了百姓过嘴瘾,导致国家丧失双边关系的实惠。这种蠢事,也只有中共才干得出来;
第四,它逼得政府丧失了外交中妥协周旋的余地,把中共自己逼到了“不统一台湾便成汉奸”的困境之中,它更成了党内权力斗争的“民意牌”,为野心勃勃的军界强人恶虎添翼,并在民间制造出无数的“义和团”,迟早要把仇恨的矛头指向“丧权辱国”的中共政府头上去。
我深信,时至今日,哪怕蠢如中共,大概也开始发现所谓“民族主义”宣传的backfire后患无穷,迟早要淡化这愚蠢而且邪恶反动、只能自伤的宣传。为了促进这良性转化,我准备写篇《为宣传战略彻底改向给党中央的建议》。
这大概也就是bystander那位同志提出如此主张的“大气候”背景。只是该同志把自由主义说成是西方妖魔为在第三世界“饱食鹰扬”的妖魔武器,未免过于不尊重历史事实。建议该同志去看看拙作《我们的过错和他们的过错》。
所以,看来“民族主义”作为替代国教,迟早也要进入“历史垃圾堆”。Once again, 中国人再度面临没有官定国家意识形态的困境。那“新儒家”的神话之不可行我早在上面说过了:一种思想要能成为国教,前提是大部份国民相信它。但在一个开放系统中,传统儒家那种愚民学说决不可能让全民信服。而如果按亚圣那套去改造它,则先从统治者那儿就通不过。
其实这困境我早就发现了,一直在想:政教合一早就在西方抛弃了,为什么咱们到了21世纪还需要一个官定统一意识形态来指导全民?记得我在旧作中给中央建议过,彻底放弃设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作法,改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像西方那样,对各种思想包括宗教兼收并蓄,政府严守本份,只管执政就行,不要擅权入侵它管不到的精神领域里去。
但难处在于,正如洛克说的,任何一种社会改革,都必须充份考虑到传统,否则不会成功。而在中国,政府从来不但是行政权威,还得兼作道德权威,国人从来需要相信一个由政府制定提倡的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这种事实国教,则人民必然皇皇如也,茫茫如也,焦急不安,神魂无主,根本也就不会尊重一个不同时是道德权威的世俗政府。这就是为何有许多同志提出候选国教的传统文化心理原因。您说这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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