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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旧作】“六四”是保守派与“民主造反派”联手对改革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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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旧作】“六四”是保守派与“民主造反派”联手对改革的颠覆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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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旧作】“六四”是保守派与“民主造反派”联手对改革的颠覆 (1040 reads)      时间: 2004-5-29 周六, 上午6:53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旧作】“六四”是保守派与“民主造反派”联手对改革的颠覆


──评王军涛先生的答问


芦笛


王军涛先生的“网友招待会”，大概是人类政治史上的第一次。《多维》的经营者以独到的眼光创此盛举，给“民运”的风云人物一个在公众面前表演的机会，不仅使民众对他们能有一个第一手认识，而且为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实践提供了范例，其意义怎麽强调都不过份。愚以为什麽李肇星、李希光、辛旗、王炳章、胡平、吴弘达、洪哲胜等各派政治人物都可以请来登坛表演，甚至让他们捉对儿斯（厂斯）打（如辛旗对洪哲胜），让公众看看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麽药，而其政治家风度又如何。

作为政治家，王先生这次的表演是第一流的。无论是态度的诚恳真挚，还是应对的从容挥洒，在西方政坛也不遑多让，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倾慕。然而作为一个客观的政治学者，军涛先生的某些观点似乎值得商榷。老芦不揣冒昧，要在这里向他发难，摸一摸民运领袖的老虎屁股，帮助他们培养自身的民主风度。


一、对反思六四的态度


中国的一个可笑可悲的现实，就是所谓民运志士搞的那一套常常是共产党的把戏。前天在迟延昆先生的文章上看到，王丹先生竟为反思六四定下了个所谓的“底线”。王丹先生信奉民主少说也有十一年了，其间还蹲过我党的监狱，现在又在西方大学深造，有著第一手见习西方民主的机会，然而竟会说出这种话来，实在让人震骇莫名。可以想象，如果王丹先生在西方搞政治，不慎说出类似的话来，不但马上就要让人轰下台，还得连累自己的政党丢选票。言论自由无“底线”，这在西方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只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才会设置“三七开”式的“底线”，逼著人民众口一词地说：“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放声高唱：“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王军涛先生没有为反思设置明显的“底线”，然而他又说：“如果要是反思，双方要在具体的战略和策略上，以及自己的政治文化上进行反思。”“我不赞成对六四进行过于情绪化的评价。主要著眼于为中华民族未来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考虑。”“对这场塑造和影响中国未来的伟大事件应当首先进行正义性分析。”这里他的价值取向是很明朗的：因为六四是一场伟大事件，所以反思只能在具体的战略策略上进行，不能对运动作根本的否定。所谓“首先进行正义性分析”，似乎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是个正义的伟大事件，所以必须对学运及其领袖持宽容态度，不可随便责备贤者。

王先生的回答很委婉很得体，然而细思却让人疑窦丛生。“著眼于为中华民族未来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考虑”，本身就是先生不同意的功利主义的分析。此外，王先生还说：“（芦笛）先生对柴玲的批评，可能还是过于严厉”，表明了先生对学运领袖的宽容，和许多论者提出了评价六四必须持宽容态度的意见是一致的。

诚然，“自由的实质是宽容”。然而到底是对谁宽容？当然不是对实施大屠杀的刽子手们的宽容。对死难烈士更不存在宽容的问题。所以，所谓“宽容”，大概指的是对“天安门一代”和他们的错误的宽容。为什麽要对这些人和他们的错误宽容？为什麽我对柴玲女士的批评过于严厉？军涛先生没有解释，而我在自己的问题里却是给出了理由的。我说：

“中国人民在过往的一个世纪中，已经吃足吃够那些打著人民的旗帜、披著崇
高事业的道袍、以流人民之血为达到私欲的手段的野心家和骗子们的苦头。柴
女士当时的年龄，和毛、周等人当年参加革命的年龄也差不多，教育程度还远
高于他们。她不是第一个，也决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的人物。为了未来的中国
人不再像他们的祖先们一样上当，必须揭露这些人的伪装。”

又说：

“我认为，为了对无辜死去的数百或数千冤魂负责，不管柴女士现在是否退出
民运，她都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出来回答‘人血馒头’的指控。对於大屠杀，中
共有中共的账，学运领袖有学运领袖的账，谁都是赖不了的！如果我们不象以
色列人那样对屠夫们一追到底，中华民族就永远摆脱不了被愚弄、被利用、被
屠杀的命运！”

王先生对此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对我的“柴玲女士是毛泽东式的野心家和骗子”的指控以及六条证明也没有批驳，只是作了一个“过于严厉”的判断。支撑这个判断的惟一理由，就是说学运后期已完全为学生的激进情绪所支配，谁不迎合那种情绪，立刻就得象吾尔开希那样被罢免。这种辩护实在是苍白无力。姑不说那种情绪正是柴女士之流一手煽起来并加以利用、拿来打倒“阴谋家”和“投降派”而夺权掌权的（有她的讲话为证），就算是她只是迎合了那种情绪，那也是一种毫无政治伦理观念和责任心的无耻政客手腕。清算这种罪行以儆将来的效尤，有何“过于严厉”可言？难道让子孙们日后再一次让人愚弄血溅长街，才是有宽容心的表现？清算这些人的错误甚至罪行，无论从道义的角度还是“著眼于为中华民族未来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都是完全必要的。

六四大屠杀，使人们无比憎恨残暴的中共当局，悲悼死难烈士。这种情绪，导致人们对学运领袖心存宽容，不去揭露他们的错误甚至罪行。而那些靠学运挣来个人的巨大政治资本的领袖们更不愿人们去细细端详他们当年的丑陋。哪怕是某些立场比较超脱的人士，对于反思六四的尝试也投以“马后炮”之讥，浑忘了一切反思都不可避免地是“马后炮”，而中国人正是因为从来不会走“马后炮”，才一次又一次地重犯前人的错误。如果说世上有一种人苦头吃足还甚麽乖都没学会，那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没有一件我们干的蠢事、错事，在历史上找不到先例，其差别只是规模越来越宏大、越来越让人目瞪口呆而已。到了今天，我们还要齐心合力地姑息养奸，以致批判揭露学运和民运的阴暗面甚至比批判我党还困难。这样一个没有自省和自我完善能力的民族倒底有什麽未来，老芦实在是看不出来。

所以，我同意迟延昆先生的建议，将六四定作“反思日”。不过我还有点补充：定作“国耻反思日”比较恰当。所谓“国耻”，就是全国的耻辱。中国人民居然会有这麽一个屠民以逞的下流政府，有煽动人民去流血、而自己跑得快过惊鹿的无耻盗版“谭嗣同”（柴女士的偶像）作民间领袖，是全国人民的耻辱！出了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民间领袖，全民族都要沉痛反思，则我们庶几有点前途。


二、如何定位六四


王军涛先生说：“六四悲剧实际上是具有不同取向的中国现代化力量之间的一次悲剧性碰撞。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朝野双方以及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未能就解决当时的一些问题上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在这次碰撞中，双方都是改革派。而保守派利用这次改革派的内哄，一度扭转了中国的发展局势。”我觉得，这个说法基本是客观的，然而对“（碰撞）双方都是改革派”一说，我无法苟同。

对於六四这样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复杂历史事件，从不同角度来看都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感谢戴晴女士和王鹏令、迟延昆、吴稼祥诸先生的精到的分析和披露，让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我觉得，六四首先是一场毫无道理、不可宽恕的大屠杀，这是不容置疑的大前提。象台湾人记住“二二八”一样（当然二者性质不同，“二二八”毕竟是武装暴乱，而六四是和平请愿），我们必须世世代代记住这笔血债，追究从中央到地方那一切参与策划、促成和决定大屠杀的人的罪责。不这样做，我们就对不起先烈，更向全世界响亮地宣称中国人的性命是最贱最不值钱的，可以象宰鸡屠狗地狂宰滥杀，过后却又“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认为那是维持国家安定团结、保障经济繁荣的必须付出的人血开支。不谴责清算大屠杀，我们就在实际上鼓励未来的独裁者放手以人民的崇高名义屠杀人民，就是世上最无耻、最下贱的民族！

出於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必须对六四作出准确定位，清算党内外一切有关人士包括学生领袖的罪责。对於六四的起因，大多数论者、包括王军涛先生在内，似乎都同意是此前以方励之为精神领袖的“自由化运动”触发的。而对于该运动倒底如何评价，王军涛先生没有涉及，王鹏令先生则有深入的分析。我个人认为，“自由化运动”其实是具有破坏性的否定改革的思想上的“民主造反运动”。这种思潮不但为后来的学运提供了精神纲领，而且直接导致了学运中的不知妥协退让、拒绝“投降”而又拿不出任何建设性议题的行为，是应该予以否定的。

因为学运建筑在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它就在各方面都显示出“造反精神”来。因此，六四其实是“民主造反派”与改革派发生的碰撞，后者力图将前者的斗争引为改革的助力，却因前者迷信“斗争哲学”拒绝“投降”、“招安”而失败，二者相持的结果，是让保守派轻轻巧巧地得了渔人之利。因此，要责备的是“民主造反派”而不是无力回天的改革派，是他们的“造反精神”不但搞垮了改革派，而且在客观上配合了保守派的大屠杀。

学运是胡耀邦猝逝触发的，一开头只是自发的情绪宣泄，也没有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本来“挺能杰儿”们伤一阵子心，事儿也就完了，然而党内的死硬派却惟恐天下不乱，挑准了“五四”前这个关键时刻抛出了“四二六”社论，把学生的活动定为“动乱”。并不简单的“挺能杰儿”们早就从父兄那儿听够了我党“秋后算账”的毒辣手段，完全明白“动乱”二字那阴森森的含义。为了避免日后被戴上“右派”帽子断送一生，学爷们知道的就是象父兄那样通过“造反”来获得“平反”。所以，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实行民主为诉求，从一开始就是争取平反的“造反”运动。他们与老造反派的区别，在於后者是奉旨造反，有胜无败，而前者是违旨造反，吉凶未卜，然而两者的目的都相同──争取平反，以绝後患。将八九年的学生比作六十年代的造反派似乎是一种污辱，然而须知造反派的堕落是后来的事，当初驱使他们造反的动机，除了保卫伟大领袖的狂热忠诚之外，在争取个人平反这点上，我看不出与后来的学爷们有什麽不同。

因为这次没有伟大领袖保驾护航，学爷们除了让当局在学运的口号与行动上抓不到辫子外，更将国际压力和国内人民当成他们的救星。为了利用前者，他们精心挑选了老戈访华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在全世界记者齐集北京的时刻占据天安门广场。这一著当然高明之至：他们算定了当局决不会在此关头大开杀戒。然而这一著也无比愚蠢。我当年在国外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急得直跳脚。凭我对中共的了解，我知道老邓此刻杀心已动。苏联接受中共提出的中苏邦交正常化的三条件，总统亲自上门来朝见，这在老邓，是他作为国际政治家的事业顶峰。如今学爷们当著全世界羞辱他还不算，赵紫阳还趁机泄露“掌舵”的机密把他给卖了。党内改革派的倒霉就在此刻决定，而学运的末日也在此时铸成。

然而事情到此还有挽回余地，如果学爷们跟党内的改革派配合，都象吾尔开希那样“被严明复那种慈父形像完全感化。”（柴玲语），及时撤回学校，则学运还可以变成赵紫阳的巨大的政治资本，让他可以籍此与党内死硬派一搏，这是几本外国专著的作者都同意的一种可能性（据说老邓已同意让赵去试试他的怀柔手段）。然而在柴玲女士之类心目中，似乎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都是一丘之貉，说不定前者因为具有“慈父形象”还更有欺骗性，妨碍人民的觉醒。任何“投降派”和“阴谋家”都是危险的敌人。运动的惟一合理结局，就是与当局对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因为到最后只有是人民跟这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来较量了。”（柴玲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的手段是“情感讹诈”（emotional blackmail）， 用绝食的极端手段来“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柴玲语）。如果说“情感讹诈”论是污蔑，请大家去看“绝食宣言”。那儿通篇说的不是什麽要求实现民主，而是抱怨政府不该说爱国的学运是“动乱”，为此他们必须以死相争。如同遍地打滚撒泼的宠坏了的孩子，他们又哭又喊：人民啊人民，难道你们就见死不救，眼看著自己的孩子给活活饿死？你们的良心上哪儿去了？

手无寸铁的人民於是起来了，然而他们能做的，也就只是和平请愿示威而已。驱使人民走上街头的动机无比复杂，然而除了新闻界要求新闻自由外，似乎没有一项与民主有关。市民们痛恨的是物价飞涨、以官倒为特征的腐败和“铁饭碗”的开裂；工人们是怀毛怀周。这两种动机其实都是对改革的反动；个体户虽是社会普遍嫉恨的对象，出於反共心理却也暂时与格格不入的人民水乳交融在一起。历史上从来没有这麽多形形色色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不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他们惟一的共识，大概就只是对政府见死不救的痛恨和对挨饿学生的心疼怜惜。

然而学爷们却为自己呼风唤雨的能力而陶醉，被人民起来的浩大声势冲昏了头脑。本来当局同意对话并向全国实况广播，这本身就是一个“解放”以来闻所未闻的重大让步。而且当局在对话中明确表示“中央从来没有说过你们是动乱”，似乎要求平反的目的已经达到，再也没有理由坚持绝食了。如果就此下台，让对话这个互动沟通的渠道得以建立保留下去，那就是他们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最大贡献。然而学爷们似乎以为天下从此底定，全在自己掌握之中。吾尔开希在会上为了一个“纠缠”纠缠不休，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度，似乎比起占领了日本的麦克阿瑟来也不逊色。“民主造反派”与党内保守派如此配合默契，为宣布戒严铺平了道路。

赵紫阳跑到广场上老泪纵横，从此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以及宣布戒严，这一切都该让学爷们清醒过来，想一想他们闯下的祸事。然而他们似乎不知道怎麽接受失败，不知道如何下台。惟一的希望似乎还是靠那个万能的人民去保驾护航，为他们赤手空拳地堵军车。在柴玲女士那个丧尽天良的野心家的心底，似乎还指望人民觉醒过来推翻政府（所谓“与政府较量”），直到大屠杀前夕还在盼望“广场血流成河”！如果不是她率领著学生顽固“保卫天安门”，市民们也就不会用血肉之躯对抗坦克装甲车，以死保卫他们。一个“民主运动”的领袖的心事，竟会和老谋深算、阴险毒辣的党内死硬派的毒计配合得如此丝丝入扣、相得益彰，这种咄咄怪事，也只会在党文化浸透了的腐恶土壤上才会发生！

“情感讹诈”再次奏效。人民的侠义心肠被唤醒被触动了，集体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为了保护他们的子弟，他们如同狼牙山壮士一般，迎著弹雨一次又一次地走上去栽倒在血泊里，让全世界观众为他们的英雄气慨屏住呼吸。我不知道那位当年谋划学生自焚（其实只会是“他焚”）的副总指挥、如今成了腰缠千万贯的现代陶朱公的李禄先生，在开香槟庆贺自己的高风险经济投资成功时，会不会有那麽一刹那想起当年高风险政治投资的伟业丰功？可曾拔一毛以利天下，救助死难者的遗属？午夜梦回之时，“天安门一代”在欢呼“我们当年干得真棒”之余，又会不会偶尔记起只身挡住坦克阵的王维林和永失爱子的丁子霖教授夫妇和类似的父母们？可怜天下父母心，最恨世间薄幸儿，这个民族竟然会生养出这些良心如初生羊羔一般洁白的宝货来，端的是世上第八大奇迹！

所以，在我看来，六四不但是大屠杀，而且是保守派和“民主造反派”联手对改革的颠覆。他们成功地把党内改革派打了下去，把时钟就此固定了几十年，为后来的改革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被愚弄、被利用、被屠杀的人民群众是最大的牺牲者和运动后遗症的受害人。他们不仅在大屠杀中慷慨捐躯，在后来的清算中受到迫害，而且直接承担了国际制裁的恶果。因为政治改革被断送，形成不可遏制的全党腐败，使他们的利益被掠夺、被鲸吞而至今看不到出头之日。刽子手们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而在客观上呼应保守派、助纣为虐的学运及其领袖也应该理所当然地受到严厉谴责。


三、六四的教训


六四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我所能想到的就只能是以下这些：

（一）彻底摒弃“斗争哲学”，放弃那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方式。在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时，人民要注意与统治集团内部的健康力量配合，避免干出亲痛仇快的蠢事。

（二）破除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的“彻底革命”心态，认识到要改造积重难返的中国，只能点点滴滴地去做。任何改革在具体的每一步上都是不彻底、不过瘾的。要有耐心和毅力用一个世纪的工夫去实行和平渐进的改良。欲速则不达，这是过往一个世纪留给我们的教训。

（三）民主斗争必须寻找人民和统治者利益的交叉点，提出最为人民关心而又可能为统治者接受的诉求。从事民运的人们决不能仅从自身利害考虑出发就对人民进行情感讹诈，以“哀兵必胜”的手段逼著人民去为自己冒生命危险。

（四）青年学生必须对那些发表不负责任的激进言论的大师们怀有戒心。人民必须警惕那些毛泽东和江青式的野心家煽动利用人民为他们去火中取栗。


王阳明在荡平农民“起义”后叹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在未来避免六四那样的民族悲剧重演，最难难在彻底破除我们的“心中贼”──党文化。

200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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