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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重贴】八六学运批判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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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旧作重贴】八六学运批判 (830 reads) 时间: 2002-3-25 周一, 上午8:47

作者：芦笛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旧作重贴】八六学运批判

芦笛

一、前言

拙文《“文人无行”论》贴出后引起了抗议。读着这些回应，我始觉好笑，继而悲哀：如果我们那些当年献身民主事业的年轻人，跑到美国来这麽多年后，对民主的认识仍还是这点样子，那麽，民主要在中国实现，真不知是何年月，至少老芦这一辈子是没福看到了。如果象冷漠先生这样的人在中国掌了权，老芦还得继续流落番邦，因为他搞的还是共爷那一套。“方老师学生”先生虽然比冷先生客气，然而两人的差别，似乎也只是火气大小、以及是否懂得“统战策略”的问题。就连忠厚的“老曾”先生的忠告，好像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

我知道，老芦的文章“侮蔑”了您们心目中的偶像，伤害了您们的感情，对此我深感抱歉，也愿意向您们道歉。不过，中国需要的是理智，不是感情，这一点，林思云先生的有关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评价所谓的“民运人士”和“中国的良心”，出发点不是我们对他们的个人感情，也不是他们的人缘或者才能。所以先生们的文章作为抒情散文则可，作为论辩文字则分量似乎太轻。不仅如此，先生们的文章，似乎处处洋溢着党文化的芳香，是老芦万万不敢苟同的。其实，要老芦认错一点也不难，要老芦停止“侮蔑中国的良心”们也很容易。然而要老芦同意先生们的作法，则老芦还不如打道回府去作顺民──至少我党还是个执政党，只要老芦马屁轻拍、秋波频送，挣一个享受不下于国外的“中康”之境想来不会太难。何况老芦精通马列，积数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什麽话当讲，什麽话讲不得。

这些话，我知道，说得是尖锐了些。然而敢请先生们容在下细道其详：

首先，两位先生的套路，基本上还是老芦在《丑陋之三》中批过的“党同伐异”，也就是联合同志讨伐异端。承“方老师学生”先生看得起，拿我当“同志”，采取了“善意”的态度，那位冷先生则大概认为我“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然而如果我不是先生们的“同志”的话，那便如何呢？是不是“善意”就得变成“恶意”？

先生们因为自己是北大或科大的毕业生，就不允许别人对自己崇拜或喜欢的“北大人”或者“科大人”有所不敬。因为自己崇拜热爱某个或某些“良心”，就不许别人冒犯这些神圣。因为自己是“民运人士”或喜欢“民运人士”，就以此划线，来区分“同志”和“共特”。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作法，历来是我党整肃异己、压制异议、维持“舆论一律”的优秀传统。如果先生们的话成了言论界的“百金立木”，则连文革时期的“新北大”作的一切孽都不能批判了。

所谓“民运人士”，其实是乌合之众，其中既有仁人志士，也有野心家和投机分子，还有不负责任、哗众取宠的角儿。“民运”不是奥林匹亚山，凡是有幸爬到山上的人都是不可冒犯的神仙，持有由某些精英颁发的“免骂牌”。芸芸众生也不光由高智商的“民运人士”和低智力的“共特”两种人组成。民主社会的最起码的特点，就是允许各种各样的声音存在。凭个人喜恶，就“请不要”这样，“请不要”那样，或让人免开尊口，或请人按自己的曲目奏乐，似乎老芦是不花钱雇来的南郭先生。如果该同志一不小心吹得荒腔走板，则要麽是大脑沟回浅如排球，要麽是中了“共特”的“金蚕蛊毒”。这样的“民主”，又和“人民民主”有何差别？

冷先生请我不要“侮蔑中国的良心”，老芦闻命。然而这“中国的良心”也者，不知是由谁做鉴定？老芦去国日久，还不知道中国公民举行了公投，如同选出“中国小姐”一般选出了“中国的良心”。将“良心解释权”和“良心鉴定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定出言论标准，这和我党箝住悠悠众口的“六条言论标准”、“三要三不要”、“四个坚持”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就算方、柴等人是自报公议、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选出来的“良心”，难道就骂不得了麽？骂克林顿的人多如恒河沙数，莫非这些人统统都自绝于“美国的良心”，变成了洋狗肺洋狼心？

据我所知，民主社会的一条起码的游戏规则，是政治人物与一般平民不同，可以备受任何人的“侮蔑”。如果没有“唾面自干”的能耐，一个人最好别想去竞选美国总统，否则连裤子上的拉链都由全民照管，连家庭收支的“哗哗流水账”都得让全民用电子显微镜细细端详。就连先总统蒋公的瘦肚儿，都还有吞舟的容量（尽管可能只是个小舢舨或比《核舟记》上的核舟大一点的工艺品）。当年某位“民主人士”曾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下头拍马屁的腿子们想搞一个“污辱国家元首案”都搞不起来。难道时代进步到今天，我们民族的顶儿尖儿的先知先觉的“北大人”、“科大人”们的见识反倒还不如念《四书》、《五经》、《曾文正公家书》出身的溪口顽童？

无论是柴玲、吾尔开希，还是“中国的良心”方励之，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淋漓酣畅地表演过，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进程，所以都曾是中国的政治人物。不管他们现在干什麽，任何一个承受了他们的政治行为引起的严重后果的中国人，都有权“侮蔑”他们。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慈禧太後、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等价的。可以想象，如果冷先生心仪的人碰巧是毛泽东，他也会象捍卫柴、方等人一样地对我大加鞑伐。如果“中国的良心”需要追随者们捍卫，而且为了捍卫他们，必须怀疑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智力、甚至怀疑该人是受了“共特”的影响蛊惑，则冷先生这种“中国的良心”比毛、江等人恐怕也高明不到哪儿去。老芦在这种“良心”统治下享受的言论自由恐怕也微乎其微。

先生们的文字不长，然而暴露出来的问题之多，让老芦实在是讲不胜讲。诸如把人民当智力低下的、必须由“良心”们解放的群氓，认为他们对“民运人士”的恶感完全是“共特”的捣乱造成的。又如相信冥冥之中有着某种“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胡、赵的倒台以及六四大屠杀不是人民干蠢事的结果，而是为历史的必然所决定的统治者的凶残，等等，等等。因为本文的主旨不在讨论这些问题，所以只想最后提醒一下：要对老芦进行“大批判”，不说先得细看一下我的文章，恐怕至少不宜“马冠芦戴”，把对马悲鸣先生“解散北大”的惊人主张和“向王丹叫阵”的执拗作法的气撒到了老芦头上。“科大人”想来是搞科研的，不知写科研论文引他人文献是否也如此草率？我什麽时候说过我讨厌所有的“民运人士”？在下讨厌的，是方励之、柴玲、吾尔开希以及主张暴力革命的王炳章。老芦最尊敬的是王军涛和戴晴，我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的良心”。对於那些踏踏实实地编写《晚清宪政运动》的卧龙先生的后人们，我心存感激，觉得他们是在做造福子孙万代的大好事。对於王丹，我也很有好感，不只是因为他在学运中始终采取了较理智的态度，而且因为他似乎是前学生领袖中惟一持忏悔精神的。但哪怕我仇恨所有的“民运人士”并疯狂辱骂他们，先生们也没有让我住口的权利。您们可以和我激烈辩论，批倒批臭我的谬论。但不管您们喜欢与否，我喜欢写什麽，怎样使用我那大可怀疑的可怜智力，是我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

正如“老曾”先生所说，我们需要宽容。不过愚以为所谓“宽容”者，指的似是对不同观点的容忍，而不是对政治人物的错误甚至罪过的原谅。不对这些东西进行鞭鞑，我们就不但对不起死者，而且还会造成未来的类似的愚蠢的牺牲。曾先生用艾克在诺曼地之役前对小蜜的话为柴玲辩解，好像在逻辑上并不成立。盟军要解放纳粹统治下的欧洲，那场仗非打不可，无论怎样死人如麻都没有办法。艾帅可做的，就是尽量用狂轰滥炸来减轻“少爷兵”们的伤亡。柴玲当时面对的是类似的局面麽？那场悲剧是否真的无法避免？中国是否真的“需要流血”？而流血之后，中国便可以象欧洲一般获得新生了吗？

对拙文的回应，暴露出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竟然惊人地缺乏西方人普遍具有的公民意识。这个可悲的事实，使我萌动了评论八九民运的念头。本来，以笔者的水平，决没有能力来评论这样一场大概是中国现代史上后果最严重、影响最深远的悲剧。但是冷漠先生的文章如同催化剂，使笔者骨鲠在喉、憋了十一年的话如今非一吐为快不可。首先声明，六四发生时笔者不在国内，我对六四的理解，是基于我对中国普通民众心理素质、觉悟程度的认识，以及观看、阅读所能找到的西方的录象带和专著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等而获得的。由於缺乏第一手感受，我的理解必然是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因此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指正。这决非常见的客套话。对於这样一场民族悲剧，讨论的人越多越好。只有通过广泛的、严肃的、理性的讨论，我们才能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民族。

以上算是“前言”。下周较忙，也不知有无时间去写“後语”。“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既是玩票，也只得玩一步算一步了。

二、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两次学潮前的局势

百年来的中国近代现代史提示，革命是万恶之源。一个社会的改革，从来是通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合作而自上而下地进行的。从英国直到台湾的民主制度，都是这麽建立起来的。即使是最为我们的民主志士崇拜的法国大革命，除了带来“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和拿破仑的军人独裁外，也根本就没有实现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社会的改良，还是在革命后点点滴滴地完成的。

要通过革命实行民主，其基本假设是革命党人在夺取政权后，会象“十年建国”时期实行“训政”的国民党人一样，有愿望、有能力去自上而下地实行社会改革。然而要推翻旧政权，革命党人就得先形成一个组织严密、高度集权的暴力集团，在取得政权后还要实行一段时期的独裁，以镇压反革命的复辟活动。等到尘埃落定、海晏河清之日，便是革命党人习惯于享受独裁带来的巨大权力与物质享受之时。面临着“革命业成，革命党消”、功成身退的关头，要他们不痛感“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是超乎人性的指望。所以，以反民主自由的革命手段去实现民主自由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悖论。近代中国的百年史，就是在“专制──造反─更专制”的怪圈里不断地恶性循环。

不幸的是，由於两千年的愚民教育，中国人民不仅没有最起码的公民常识（以放洋多年的冷漠先生为代表），没有最起码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观念，而且没有与统治者通过合作、折冲、妥协，从而逐步为自己赢得社会权利的想法。不久前还有人在《多维观点》上响亮地宣称：“我从来就不相信世上有什麽‘双赢’”。反过来，中国的统治者们也同样没有这些观念，不仅对人民的蔑视与残暴从来是举世无双的，而且同样没有妥协观念。於是，中国的老百姓就只有两个选择：要麽当顺民，要麽当响马。在统治者与人民发生冲突时，双方的唯一共识就是：要麽鱼死，要麽网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学生领袖都深信“退后一步就全完了”。

中共统治数十年的结果，是彻底摧毁了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极度微薄的“中庸”、“和为贵”的政治文化遗产。“革命”成了国教，“斗争的哲学”成了全民的世界观，“造反有理”成了全民的口号，而这“反”不“造”则已，一旦“造”起来，就一定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造反的人民心目中，统治者就是“农夫和蛇”里的那条蛇，“东郭先生和狼”里的那只狼，是绝对发不得慈悲的。反过来，统治者对造反的人民也是同样的态度。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人民中间，谁要是主张慎重，谁就立刻要被谴责为“叛徒”、“共特”或“美特”。立场可以迥异，态度与思维方法却是完全一致的。

中共统治的另一恶果是社会道德被全面摧毁。世上没有哪个别的国家，会像咱们那样以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制造出大量的蔑视道德伦理、自私入骨、心地之奸险与城府之深沉与年龄绝对不成比例的青年。其中野心勃勃者如柴玲和吾尔开希之辈，竟会不惮以造成他人流血的悲剧，来保住自己身家性命！要靠这些人去自下而上地争取民主，实在是缘木求鱼。另一方面，统治集团里顽固抗拒改革的死硬派如邓立群、徐惟诚等人更是罪恶的权谋大师。他们深知最有效的打击改革的手段，是煽动人民做出过头的事来吓得握有实权的邓小平向左转。这些人的努力和柴、吾之辈形成合力，就注定了运动一起就一浪高过一浪，直到以悲剧收场。

这种基本国情，使得中国人民要获得民主，决不可能象西方人民那样通过有节制的斗争去争取，只能靠统治集团的恩赐。这个结论与“中国的良心”方励之当年的布道完全相反，听上去不但不能使人血脉贲张，让老芦成为方某那样煽情的政治明星，反而只能使人难受，给老芦挣来“中国的狼心”、“共奴”甚至“共特”的美名。然而它却不幸是事实。让我们回想一下：后毛时代的中国人权的大幅度改善，有哪一桩是人民斗争争取来的？就连方“良心”之所以能够从内控“右派”变成“良心”，也不是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斗争的结果，而是老邓的恩赐。“良心”和“次良心”们斗争的结果，是把那点可怜的恩赐都斗争回去了。於是“良”和“次良”们便只好上美利坚来服“天王补心丹”。

咱们之所以会觉得“中国的民主只能由统治者恩赐”这句话是奴颜媚骨的，其实是中共洗脑的结果。“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从小，我们就浸泡在“人民至上”、“斗争至上”的教条中。这教条告诉咱们：“统治者”是“邪恶”的代名词，只能以斗争使其屈服，决不能“出卖良心”、与之合作。伟大的人民要想获得任何东西，其惟一的途径是斗倒斗垮万恶的统治者。这种教条已经深深地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变成了我们行动时不假思索的本能反射。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建立民主制度主要还是靠从上到下的恩赐：德国、日本、印度、直到近年的前苏联和台湾都是这样。可以设想，如果西德和日本不被美军占领并强制输入民主（这在我们的爱国者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然而日本人和德国人似乎并不以此为耻），如果苏联没有出戈尔巴乔夫，如果台湾没有出李登辉，则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是斗到今天也未见得会达到目的，何况绝大多数人根本就不会去斗。如卢梭所说，丧失了自由的人民根本就不懂得自由的珍贵（大意，原文见《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的确是一条真理。

反对者们立刻就要引用“客观规律”论来驳斥我。根据这种“客观规律”，民主是孙中山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逆之者亡，顺之者昌”。既然这样的话，您就乾脆等着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去自行实现得了，还斗个什麽呢？反正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它总是要实现的，就象牛顿的苹果总要落在地上，对不对？

反对者们可能也会用“偶然是必然的表现”来驳斥我。这句话，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有客观规律”这个先验命题的推论。如果民主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那麽我们就等着得了，揠苗助长反而会违反客观规律。如果民主必然不会在中国实现，我们就乾脆去入党做官、公费嫖娼、死了这条心。如果苏联必然要出戈尔巴乔夫，我们就静等中国的老戈受孕怀胎。如果胡耀邦必然倒台，倒台后又必然暴卒，我们又何必如丧考妣？如果人民必然要跟统治者斗争，我们又何必在纪念碑前滥洒狗血，号召他们起来斗争？如果统治者必然要血腥镇压，那麽我们动员学生在广场上坚持下去、号召人民去赤手空拳地堵坦克、装甲车就是丧尽天良。

总而言之，所谓“客观规律”、“必然偶然”这些“辩证法”的玩意儿，因其对复杂大千世界的极度简单化，对中国这样一个从未出过大思想家的幼稚国度的惊人浅薄的“知识”分子们特别具有感召力，不管他们的印堂上贴的是什麽政治标签。

当“良心”和“次良心”们还有“心”、将要实施他们伟大的“斗争哲学”的时候，正是中共上台以来中国最有希望的黄金时代。自老芦懂事以来，中国的天空第一次出现了民主的曙光（请林思云君原谅老芦的文学恶习）。当然，从这一丝鱼肚白出现到天大亮，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辰光，但自三中全会老邓斗垮“英明领袖”后，统治集团一直在朝着越来越开明的方向走。由於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使老邓从老毛的嫡系心腹变成了勇于改革的政治家，敢于打破我党的传统，开始恩赐给人民一些有限的自由。不仅经济改革解去了对农民的数十年的毫无道理的野蛮捆绑，而且政治改革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党内外流行的是谈论“宽松”。“党政分开”甚至“党从企业中退出”都变成了公开的讨论话题。文化界获得了空前（可能也是绝後）的自由。《走向未来》丛书、《第三次浪潮》、乃至后来的《河觞》等等介绍西方人文观念的出版物极大地开拓了知识分子们的眼界，推动了中国自五四以来的第三次思想启蒙（第二次是文革中的地下读书运动）。

更重要的是由於邓公的提携安排，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首次开始在体制内形成举足轻重的力量。胡、赵体制如日中天，在党政内从上到下都形成了完备的组织系统。以陈云为首的守旧的大老根本没有与之相抗的人马──李鹏、姚依林等辈还在幼儿园。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那时什麽也不做，零也要比负数大。我们只要静静地等到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变化大到无法逆转的地步，等到大老们总算咽下那几口如此难咽的气──换言之，等到今天──一个自由的中国就会初步成形。

然而体制的转型也是社会最危险的关头。《法国大革命史》的作者说：“自由对於没有准备的人民是一服毒剂”。自由会给一个开始松绑的国家带来动乱和大幅度倒退，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鲜见，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改革引来霍梅尼的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就是例子。

作为一个忏悔的老共产党员，邓小平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参透了毛主义是死路一条，作为一个没有固定政治信念的奉行实用主义的政客，他的思路是向各种尝试敞开的。而且，作为取代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事实上的党国首脑，他的愿望是在中国历史上打下有别于毛的个人印记。如果人民予以配合，他变成中国的半个华盛顿的可能性完全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我党数十年武装斗争、党内权力斗争的大赢家，他也是杀人不眨眼的铁血恶魔。由於本人特别是爱子在文革中的遭遇，他这个迷信组织纪律的老党棍对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有着本能的厌恶和恐惧。此外，与毛不同，他虽然基本控制了党政军的大权，然而在党内却有着实力雄厚的大老作为反对派。虽然他聪明地使用赎买的办法成功地使许多人退休或是进了“中顾委”，然而却无法完全将他们逐出政局。一旦面临他们联合的挑战，他就将别无选择，只能“挥泪斩马谡”。这对於权斗双方是一种惟一可以接受的结局：邓保住了他的权位，而对方本来的策略也就是通过“请诛晁错以清君侧”，通过让邓自断左右臂、形成政治真空来给他们的嫡系制造提拔机会。

更严重的潜在危险来自于民间。改革虽然给知识分子们带来了空前的自由，但到那时为止，它没有给城市里的任何人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相反，改革使工人和市民怨气满腹。工人们对自己丧失“领导阶级”的虚幻地位恨之入骨，对“黑六类”被平反、“臭老九”如陈景润取代时传祥、倪志福当上了时代英雄又嫉又恨。小芦当年的铁哥儿们那时常来家里串门儿痛骂老邓，同情华国锋，讥笑胡耀邦模样丑陋，毫无皇帝应有的尊严，在大会上讲话时上窜下跳犹如线牵木偶（当年在广场上追悼胡耀邦的学爷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心目中的胡与工人阶级心目中的天差地别）。犹记一位哥儿们愤愤地骂：

“狗Ｘ的邓矮子，连地富都平反！老干部当然要平反，人家出生入死还受四人帮迫害，平反当然是应该的！右派平反还说是搞错了，地富呢？是不是他们也搞错了？怪不得毛主席说他是走资派、还乡团！你看看，人家华主席给他平了反，转眼就把人家打下去，真是白眼狼！”

等到经济改革引发的物价飞涨在1988年达到高潮，民间的怨恨就达到了临界点。这种怨恨，根本不是什麽对民主的渴望，而是对改革的反动。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人民已习惯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物价飞涨不仅让他们蒙受了经济损失，更让他们看出了皇帝的无能。人民从来需要一个全知全能的明君，由他带路，奔向一个明确而又子虚乌有的天堂。如今邓矮子不但其貌不扬，既不象伟大领袖那样身材魁梧，满面红光，又不象人民的好总理英姿飒爽，仪表堂堂，而且竟连领路领到哪里去都心中无数，说什麽“摸着石头过河”，淹死了怎麽办？中共执政以来第一次，人民的心底开始出现对统治者的鄙视。

经济改革导致的青年失业问题更证明了邓矮子这个脑后长反骨的奸臣的无能。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世世代代铭记在心的恩情，就是他为城里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铁饭碗。如卢梭所说，人民丧失了自由后，迟早要习以为常，不会再觉得自由的珍贵。人民已经心甘情愿地用国府统治下的相当程度的自由换来了这宝贵的铁饭碗，又怎愿用它去换什麽看不见摸不着的“自由”？更令人气愤的是，那些“劳释分子”昨天还见人矮三分，让咱们这些领导阶级心里美滋滋的，如今却变成了什麽光荣的“个体户”，一个个腰缠万贯，绷上一身鬼子皮人模狗样！我穷不要紧，但你决不能比我富。这是伟大的党教导了我们几十年的“社会公正”的天经地义。何况脚底下没个倒霉蛋踩着，说下大天来咱也“到底意难平”！

尽管民怨沸腾，普通民众并没有组织起来造反的能耐和时间。只要知识分子不去挑逗惹祸，改革仍可转危为安。人民迟早会习惯物价的波动、失业现象的出现和社会财富分布的不公平，就象他们现在已经适应了那样。“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实在想为国家做事，就该象王军涛和编写《走向未来》丛书的那批人一样，去扎扎实实、不显山不露水地启迪民智。要不然就去入党做官，加入党内改革派，为改革补台。再不然就去狂嫖滥赌，醉生梦死，管它“姓社”还是“姓资”。最怕的就是那些“良心”过剩、智力不足的哗众取宠之辈。本来，党内保守派颠覆改革大业的阴谋已昭昭在目。1984（？）年，物价改革还未开始，人民还没有什麽不满，以北京钢院（？）为首的一班学爷，莫名其妙地借纪念“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之机举行集会，赫然打出“打倒中央亲日派头子胡耀邦！”“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的标语。这中央谁“亲日”、谁“仇日”，草民百姓又岂会得知？不是保守派操纵的名堂，难道是中曾根康弘托梦？改革大业如此险象环生，连中芦这种半瓶醋都看得出来，赶快日夜攻读“鸡阿姨”，准备三十六计走为上。

然而那几位吃的盐比中芦的饭多、过的桥比中芦走过的路多的学究天人的绝高智商的“良心”们却糊涂油蒙了心。在毛时代他们噤若寒蝉，如今却“良心”大发，要出来“我为人民鼓与呼”了。

三、第一次学潮和它的恶果

如同法国的启蒙运动孕育了法国大革命一样，第一次学潮是此前的“自由化运动”催生的。如果将法国大革命归结于路易十六的倒行逆施，看不到伏尔泰、卢梭（根据托尔斯泰，他是“十八世纪欧洲的良心”）、狄得罗等人的影响，其错误就如同那个民间笑话里的蠢人，以为吃最后一个饼子便能饱腹。冷漠先生强调方“良心”没有直接介入学潮，闭口不提此前的“自由化”思潮，似乎就是犯了类似错误。

官定的“自由化运动”头面人物似乎是刘宾雁、吴祖光、王若水、王若望和方励之。这几个人中，刘宾雁是报导冤假错案的专业户，本质上是个冒死忠谏的御史，中共连这种人都整，端的是热昏了头。他的作品虽然家喻户晓，然而没有任何煽动力，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吴祖光到底怎麽个“自由化”法，老芦到现在一片茫然。以老芦乱看出版物的固癖竟然不知他的“反动言论”，大概可以说此人没有什麽影响力。王若水的“异化”对於中国知识分子那浅薄的脑筋是嚼不动的铁钉，对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王若望，听说过他的名字的青年学生几乎就没有。在当时全国青年学生中影响最大、俨然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的就是咱们的“中国的萨哈罗夫”和那个“小温侯”温元凯。

对於“中国的萨哈罗夫”这个美称，咱们的方“良心”是当仁不让、居之不疑的。老芦在《争鸣》杂志上看到过香港记者的采访报道。当记者当面使用这个谀称、并告诉他苏联的萨哈罗夫正在干什麽时，方“罗夫”没有一个字的逊谢，而是很有兴趣地反问：“啊，他也干什麽什麽去了？”（具体干的是什麽老芦记不住了，杂志也早已扔掉，无法查对）可见“良心”深处确实是将自己和老萨相比攀的。

“方老师学生”先生告诉我，方“罗夫”是“天才的科学家”。盗版的老萨怎麽个“天才”法，是否确实与正版的老萨一般“天才”或更加“天才”些，老芦是门外汉，不配说三道四。然则因为“天才”就可以获得“免骂牌”，则老芦在《“文人无行”论》里主骂的那个三分之一钱的“天才”的物理学家似乎更该顶在头上。这且不论。据老芦所知，正版萨去的是西伯利亚，盗版萨去的是秀水街。老芦当然不怪人贪生怕死。别说如今的老芦，连小芦都是胆小鬼，文革武斗从来都是躲得远远的。不过，“没有那个肚，别喝那碗醋”。老芦因为自己胆小，不但从来不敢去盗版，而且从来是劝别人别去吃豹子胆，上老虎腮边拔毛，“争取民主”去。当然，我也知道盗版萨此生最大的恨事，就是悔不该听了那个吓得丧失理智的贤内助的话，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此再也没脸扮演“中国的良心”。不过这都不是重要的。据老芦所知，正版与盗版最主要的区别，是正版良心发作的时候是苏联的黑暗时代，“新思维”连胚胎都还没有。一旦老戈上台，正版不但没有哗众取宠，与老戈为难，反而以他崇高的声望，呼吁人民警惕保守派的反扑。后来苏联短命的政变，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而盗版“良心”大发之时，不是最黑暗的毛泽东时代，恰恰是国步维艰，希望与危险共存，改革与复辟相搏之秋。这边厢，“小温侯”惊呼“改革派纷纷中箭落马”，那边厢，盗版萨发出一个又一个惊天动地的宏论。

正版与盗版的另一个区别，是正版的声音苏联人民其实是听不见的。而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盗版轻声咳嗽，万里长空就滚过阵阵惊雷。套句恩格斯的话，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中国人的“英雄崇拜”情结，使他们永远需要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英雄形象来崇拜。改革开放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更使盗版的宏论句句掷地有声。当年中芦所在的学校，学生们兴奋地传看和讨论“小温侯”的“横比纵比”的讲话，那种热烈的场景老芦如今一闭眼都还依然浮现。记得中芦到一个边陲小城去出差，连在那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随便买来的一份小报上都赫然登着方国师的“北欧模式值得注意”的“治安疏”。

方“良心”似乎本能地知道什麽话最能打在老邓的痛脚上，每次总是给保守派献上杀人的刀：什麽“全盘西化”说，什麽“毛不应附皮说”，什麽“中国应该解散”说，等等，等等。当然，这些话老芦现在也在说，但此一时，彼一时，情势迥然不同。此时中国知识分子一律拥共，排外思潮成了国教，而敬爱的江总稳坐龙庭，能挑战他的大老死绝死尽。举国昏昏，乱喊两声是想使人昭昭，给发狂的人民泼冷水，不是火上加油。而且老芦一介无名海外布衣，决没有引出大祸的能耐。而彼时中国正人人起了叛逆之心，憧憬着西方那无限美妙的“蔚蓝色”，老邓正进退失据，保守派正步步紧逼，“良心”的话就成了他们正需要的弹药：中国知识界的头儿脑儿竟然发出这种反动言论，不但要让帝国主义来全盘“化”了咱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竟然胆敢丧心病狂地主张解散中国！您老人家这改革，是不是非要把咱们的老骨头改成灰烬才了事？还有您那位心腹爱将胡总书记是不是也太轻率了点？上次反精神污染，就是他一手压下来的。得，请您现在看看，这污染的够不够？

更要命的是这些话被学爷们当成了玉语纶音。本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挺能杰儿”们都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物。由於处於生理骚乱期，体内的各种激素正在哗哗开锅，富于反抗叛逆精神是毫不足怪的。关键在於咱们那种社会对这些什麽都是半通不通而又什麽都通的少爷们的奇怪的崇拜态度。在咱们这个连“字纸”都要“敬惜”的“拜文教”国家，从宋代的太学生陈东，到明代的东林党人，到五四的爱国学生，到三十年代的爱国贼们，直到六四的少爷们，学生似乎从来都是“社会的良心”，生来就是要来为国家为民族“拨正船头，指引航向”的。

那一代学爷还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和毛时代成长起来的数代青少年不同，他们没有受过“革命理想主义”的彻底洗脑，从小就是看《望乡》、《追捕》、《佐罗》等长大的，道德世界是一片荒疏。当然，比起现在这些绝对自私、毫无起码道德观念的独生子女来，他们大概可以算得上圣人。这代人的复杂之处在于，一方面，父兄辈当年“造反有理”的影响尚存，他们尚未象今天那些年轻人一样变成彻底的物质主义者，还有一定的精神追求与造反精神；另一方面，从父兄辈那儿，他们也知道“反右”、“秋后算账”这些我党整人的毒辣手段。潮水般涌进的西货，使他们为西方的物质文明目迷心醉。然而他们对西方的认识比毛时代的小芦都不如，除了一个“天堂”的蜃影之外没有什麽理性上的认识。他们当然仰慕西方民主，但只知道那是一个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的万能的法宝。中国一旦实行了这个东西，不仅条条河流都要从此流淌着蜜和牛奶，就连他们所有的青春期的挫折与烦恼都会顿时烟消云散。说得刻薄些，如果列宁的著名公式是“共产主义＝苏维埃＋电气化”，在他们则是“西方民主＝松下大彩电＋性解放”。

“英雄崇拜”与“反抗权威”似乎是矛盾的，然而却从来是青少年或幼稚民族的心理需要。当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方“良心”的那些大胆、尖锐、而又深刻的话语时，幼稚而敏感的心灵立刻就被震撼、被俘获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方“良心”是1986年学生上街的煽动者一点也不是冤枉他。更严重的是，当“科大人”为了什麽“民主选举学生代表”起哄之时，方“良心”竟然教导他们“民主不能等待别人的恩赐，必须自己去斗争”。这句话写在不止一本西方有关六四学运和中国问题的专著中，可见它对时局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

要煽动中国学生闹事，并不需要去组织他们，给他们一个鲜明的口号就够了。老毛就是制造这种口号的大师。在革命的每个历史阶段，他总是能制造出诸如“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种明确而极富煽动力的口号来。而在1986年，没有一句话能比“民主不能等待别人的恩赐，必须自己去争取”这个口号，更能使半通人事的大学生们血脉贲张、更能让他们陶醉在奋起反抗权威的英雄气慨中。

我不是“科大人”，对事情的开端不清楚。我所知道的是，“科大人”开始闹事后，立即就向各地大学的同学发信，告诉他们方“良心”的名言，鼓动他们也起来为民主斗争。全国各大学立刻就燃起了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我当年劝学生不要上街，几乎到了声泪俱下的地步。然而我长篇的演说却让学生一句话就顶了回去：“方励之说了，民主不能靠别人恩赐，必须自己去斗争！”扔下这句话，他们就无比意气风发地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如同辛伯达一般揪自己的头发，批自己的面颊。

当然，方“良心”在惹了祸后拼命劝阻学生上街，然而这又说明了什麽呢？难道一个人玩火点着了房子，再忙着去救火，把自己烧得焦头烂额，这个人的理智和良心就一点都没有问题？以方“良心”在共党手下遭受过的那些荼毒和他本人的“天才”，为什麽他就看不见连中芦都能看出来的东西，非要去给老胡老邓添难题，为保守派送上打神鞭？为什麽就没想到自己一言九鼎，讲话前先想想它们的全国性的社会效果？

在老邓，学运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反动的那一面被唤来的真龙吓得发作了。在上街的那些学生身上，他看见了当年那些把他的爱子推出窗口的红卫兵。中共是幕后煽动学运的老手，凭他们的思维定势，方“良心”当然成了“黑手”，还饶上了刘宾雁等人。为了找个替罪羊，老邓还必须“挥泪斩马谡”，开掉他一手提拔的胡老总。老胡的倒台原因当然很多，总书记这个职务从来就是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此人又易于冲动，说话不检点，竟然放话登在报上让“老干部休息，休息，再休息”。然而要不是方“良心”的“自由化”和引发的学潮，老干部要搞掉他仍然找不到意识形态上的借口，老邓更没有足够的理由去下那个决心。

八六学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不仅使胡系人马一垮到底，让李鹏坐上了总理的交椅，而且加重了浅薄知识分子们的挫折感，使它积蓄起来等到三年后再以更大的能量爆发出来。如果胡没有倒台，三年后他是否会暴卒、死后是否会触发又一轮学潮大可怀疑。总之，可以说八六学潮的被镇压为八九学运埋下了远因。如果八六学运根本就没有发生，后来很可能就不会有这麽些事。当然，历史无法虚拟，但回溯历史的人、特别是那些当事人必须作这种虚拟，从而找出他们应负的历史责任。如果所有的人都象“次良心”们那样毫无忏悔精神而为自己的良心和那个总“良心”开脱，类似的悲剧就永远在中国断不了根。

问题还在於那位总“良心”自己就没有什麽忏悔精神。当我听文件传达，听到邓小平凶相毕露地说：“我们不怕流血！”“抓了一个魏京生，我们的国际形象照样好！”时，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积我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活的数十年经验，我知道那决不是虚声恫吓。所以，不要说老邓是象老毛“反右”那样搞阴谋，他搞的是“阳谋”。人家不是“不教而诛”，警告早就在三年前给过了，只怪你们自己没长耳朵。如果方“良心”真的有点理智和良心，他就应该象中芦那样吓出一声汗，不仅以后深自韬晦，而且八九学运一起就赶快运用他的崇高声望去化解。

奇怪的是，闯下如此大祸，方“良心”不但毫无自责之心，似乎也根本没有把老邓的警告放在心上。那个文件让他记住的东西，似乎就是魏京生的名字。他后来呼吁释放魏京生，或许就是因为老邓曾说了那句话，要给老邓个难堪。当然老芦很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良心”。不过那个呼吁完全是作秀，如果有效果的话也只会是适得其反。哪怕老邓原来觉得关得差不多可以放了，这下为了面子老魏还得给我坐下去。方“良心”那段时间自我感觉似乎特别好，越来越陶醉在做“良心”而不是做学问带来的巨大声名中。他似乎觉得老邓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处处要跟政治流氓对着干。又是去赴布什的晚宴，又是呼吁释放魏京生，又是接受外国和香港记者的采访，而且竟听任贤内助卷进美国大使夫人参加过的北大沙龙里。当然，谁要“名”令智昏，想去跟我党斗法找死，那是他的自由。然而以“良心”的巨大声望，这些活动虽与学运无直接关系，却在客观上起了鼓舞士气的呼应作用。而且，它们加剧了中共对自由化知识分子的恶感以及对大局失去控制的恐惧，不说是促成了后来镇压的的决心，起码也加大了它的力度。

更不能原谅的是，方“良心”在全家跑到国外后，至今未见到过他只言片语的反思，更不用说是忏悔。这世道，越有良心的人就越觉得自己没良心，越没良心的人良心就越是平安，这大概也叫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良心的人，你又如何叫他良心责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戴晴这个良心最能平安的人的忏悔，却只能听到方“良心”出国後在英国剑桥的“依旧仰天长笑”（见祖慰同名报道）！他笑什麽？笑木樨地的人死少了？笑他搅得天翻地覆以后不但全家毫发无损，还能心如古井无波痕？

老芦在此放肆“侮（污）蔑”方“良心”，决不是为了发泄怒气。而是想指出一个事实：祸害中国的人，往往不是那些所谓的“汉奸”或市侩，反而常常是那些“正义感”无比充足、自以为真理在手、为民请命的“良心”们。这种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真是举不胜举，以致老芦想写篇《志士祸国论》作为《丑陋系列》之一都觉得材料太多而无所适从。在某种意义上，方“良心”和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狂热的纯洁的红卫兵小将、那些广场上绝食的好汉、乃至如今那些嚷嚷打台湾的爱国志士们，都是一脉相通的。惟一的差别是方“良心”的岁数和阅历，使他和张学良一样无法被历史原谅。当然两个人闯下来的祸事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但少帅毕竟没有象“良心”那样在中共手下活了近四十年。

所以冷漠先生，您说错了，中国需要的不是没有理智的“良心”，中国需要的是理智。没有理智指导的“良心”，最终只会变成祸害中国的“狼心”。我希望、我祈祷：未来的有志于改造中国青年们，一定要成熟一些，不要随便崇拜某个看似勇敢无畏、思想深刻大胆的哗众取宠的“良心”，让“正义冲动”代替理智。我希望、我恳求：德高望重的大师们，一定要吸取方“良心”的教训，正确地理解这“以天下为己任”的“任”是谨言慎行、为人民、为国家负责的“责任心”！“治大国如烹小鲜”，象我们那个幼稚而狂热的大国，不去翻动它要煎糊，乱翻动它就会把它翻成鱼刺。真要去翻动它时，必须慎之又慎，慎之又慎，慎之又慎！

作者：芦笛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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