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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李际均：《从恐惧到无畏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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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李际均：《从恐惧到无畏的升华》。。。。。。 -- 须弥山主 - (1805 Byte) 2004-4-13 周二, 上午11:51 (953 reads)

须弥山主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5
文章: 1865

经验值: 0

标题: 李际均：《战略决策和科学思维》 (241 reads) 时间: 2004-4-13 周二, 下午12:07

作者：须弥山主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李际均：《战略决策和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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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行伍(巴.山.彩.叶) [116084:23435], 23:44:09 04/12/2004:
- 论剑谈棋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李际均《论战略》第十章
［作者：李际均源于：作者供稿点击数：151 责任编辑：长戈］

战略决策与科学思维

(一)战略决策中的思维误区

战略思维有自身的法则或规律。其特点就是具有政治性、目标性、传统性、
整体性、系统性、超前性对应性、创造性、确定性等。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
机联系。战争是敌对力量之间的对抗，在力量对抗的后面又发生着敌对双方智慧
与意志的对抗，这就决定了战略思维必须克服的特殊困难。比如战争的不确实性
。及时准确地掌握敌情不易，因为获得的情报往往是片面的、零碎的，甚至常常
是相互矛盾的，因而战略判断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为此，战略指挥员在战
前需要多准备几种应敌方案，在战争进程中还要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不断进行
相应的战略调整，纠正先前战略判断的偏差，使战争指导最大程度地符合客观实
际。这样的情况是主观指导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产生的，不能算是思维误区的问题
。简单地说，思维误区就是没有采取客观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去研究战争和
指导战争。因而即使进入头脑的信息是准确可靠的，仍然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与
决策。防止战略思维走进误区，同样是研究和掌握战争指导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
。

在历史上，思维误区的经验与教训很多，很值得研究。比如中国古代秦末的
项羽，推翻秦朝后，便主持瓜分天下，大批封王。自封为“西楚霸王”，这个名
号就反映了他的头脑中存在思维误区。项羽打下江山后，一心想着衣锦还乡，于
是带兵回到楚国，根本没有考虑楚国相对偏远的地理位置不能制衡天下，相反把
当时中国的战略要地关中封给了秦朝的降将，而且放虎归山，封刘邦为汉王，给
了刘邦一个不受任何威胁的地盘，留下了大患。而刘邦则听从萧何的献议：“王
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最后终于打败了
项羽。《史记》作者司马迁评论说：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
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
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意思是说，项羽自以为英明、武
功盖世，指挥打仗全凭自己的直觉，而不学习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单靠武力
就可以取得霸业，结果仅五年就亡国丧身，而且临死都不觉悟，没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反而说“是上天叫我灭亡，不是我战略指导的错误”，这不是太荒谬了吗
?项羽的战略思维是不全面的，存在许多误区，而且在关键时刻失去政治和战略目
标。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外国古代，也有类似的例子。公元前216年，迦太
基军事统帅汉尼拔率军在坎尼会战中击败罗马军队，他本该乘胜进军罗马，但他
没有这样做。他的骑将马哈巴慨叹说：“上帝对于一个人的赐给是不完全的。他
不会让同一个人具有其一切的天才。汉尼拔呀，你知道如何获得一个胜利，但你
却不知道如何利用一个胜利。”后来汉尼拔终于失败了。有的史著说，汉尼拔的
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迦太基元老院拒绝派兵增援汉尼拔。不管怎样说法，都是
“没有大战略的悲剧。”

20世纪是战争最频繁、最暴烈的世纪，因而也是战略思维最活跃的世纪。在
这个百年战争史中留下了大量的战略方案，其中虽然不乏出色的成功之作，但更
多的却是战略的败笔，给后人留下了“当心战略思维误区”的历史警告。在近代
历史上，战略思维误区最典型的是法军在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失利。法
国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声势浩大的法国大革命曾经极大地推动了法国乃
至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在这场革命中出现了拿破仑这样一位资产阶级
政治家、战略家的代表人物。但是，近现代法国的战争史基本上是一部惨败的历
史。拿破仑战争虽然颇有令法国感到自豪的辉煌战绩，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后来
法国打了一些胜仗，如法英联合对付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不过这与此后法国的
几次惨败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第一次是普法战争，巴黎被普军占领，法国
割地赔款，一败涂地。接下来是4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差点重演普法战
争全军覆没的悲剧，后来经过数年苦战，在同盟国军队的支援配合下，勉强扭转
了败局，赢得了一个惨胜。但是，又过了20年，悲剧还是重演了，法国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被德国灭亡。法国屡次失败，其原因不在于部队和兵器，而在于他们
的参谋本部。富勒曾评论说：“当战争在1870年爆发时，我们发现第二帝国的参
谋本部军官，都是一些刀笔之吏，不是少不更事之徒与军队完全没有发生过接触
，就是长胡子的老人，一天到晚忙于例行公事。”这个传统又延续到以后。法国
失败的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就是它的战略指导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法国的强大
军队总是按照错误的战争计划投入战争，结果只能是失败。

法国战略思想最突出的错误之一，就是在进攻与防御的问题上违背了战争的
辩证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既有强烈的复仇心
，又十分害怕强大善战的德国。所以，从1872年开始，法国一方面积极准备报复
德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小心防备德国再次发动战争。法国采取的战略措施主要
有两项，一项是重新组建军队，特别是按照德国的办法改善了法国的动员体制，
以保证在未来战争中能够迅速征集大量军队。另一项措施就是沿法德边境全线修
筑以坚固的要塞为支撑的绵亘防线，从南端的贝尔福一直延伸到北端的凡尔登，
后来更延伸到法国与卢森堡、比利时的边界，边境地区的军事重镇都筑成要塞，
甚至巴黎也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法国成了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堡垒。同
时，法国陆续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对德战争计划。从1872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的40余年间，法国一共制定了17个战争计划。最初的计划都是按照单纯防御的原
则制定的，因为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之后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举行攻势作战。1893年
，法国同俄国结为盟国，约定共同对德作战，这就分散了德国的力量，减轻了法
国的压力。法国预计，在未来对德国的战争中，俄国在东线可以吸引相当一部分
德军，这样实力业已增长的法军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法国打算首先依托要塞
防线制止德军的进攻，伺机发起反攻，收复在上一次战争中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
斯和洛林两省。法国的“第16号计划”就是按照这个打算制定的。

随着法国力量的恢复与增长，以及国际环境变得有利于法国而不利于德国，
法国认为收复失地的时机已经到来。国内的复仇情绪和战争狂热日益高涨，认为
防御不但是消极的，达不到复仇的目的，甚至是极为可耻的。这样一种民族心态
和政治动机，促动着法国的战略思想由防御急剧转向进攻，无条件的“绝对进攻
精神”统治了法军领率机构的头脑。1911年，霞飞就任法军参谋总长后立即着手
制定新的战争计划，即“第17号计划”。这是一个贯彻新的“进攻精神”的计划
，它要求集中法军主力于阿尔萨斯一洛林当面地区，在战争一开始即对德国发动
坚决的进攻。法国参谋总部尽管已经掌握了德国可能经比利时迂回法国的情报，
但仍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进攻计划，认为无条件的进攻可以挫败德国的任何战略。
结果，战争到来后，法国在德国的强大进攻面前惊慌失措，急忙将军队主力调向
北线，预期向阿尔萨斯一洛林的进攻变得软弱无力，甚至没能牵制德军的左翼，
丝毫不起战略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初期的失败，使法国战前的“进攻精神”几乎完全丧失
。战后，法国再次回到了消极防御的战略路线，修建了一条似乎更加坚不可摧的
“马其诺防线”，从瑞士边界一直延伸到卢森堡。但是，像“贝尔福一凡尔登防
线”一样，法国仍是本着十分消极的战略修建“马其诺防线”的，因而它照旧没
能阻止德国的进攻，反而成为禁锢自己的枷锁。按照法国的战争计划即“D计划”
的设想，牢不可破的马其诺防线将迫使德国只能沿袭施利芬计划的模式，因而法
军在战争初期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德军在比利时方向的进攻。法国没有打算利用马
其诺防线对德国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结果当盟友波兰被德国击败时，法国根本
没有履行自己对波兰的承诺，而是呆在防线后面打了一场“假战争”。波兰的迅
速灭亡使得德国暂时解除了东线的后顾之忧，可以转而进攻法国。德国主要突击
方向选择在马其诺防线北端的阿登山区，因为德国知道这里是法国防御战略的盲
点。制造这个盲点的不是别人，正是奉行消极防御战略的法国人自己。

从普法战争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法国的战略思想就是这样在两个错
误的极端上摇摆的。单纯的进攻或者专守防御都是注定会失败的。法国的战略误
区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从军事思想传统来说，不能不说有17世纪法兰西“王国工
程师”沃邦的要塞作战思想的影响。从战争经验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凡尔
登要塞保卫战的胜利也给法国军事思想打下深刻的烙印。法军中也不乏有识之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霞飞的前任参谋总长米歇尔曾提出法国应当采取防御反击
(即我们常说的积极防御)的方针，战争初期的首要问题是重点防御比利时和卢森
堡方向。这个正确的意见在当时被视为荒谬之论，因为法国资产阶级急于复仇，
同时它们害怕德国从东面进攻，使那里的工业区遭到破坏。这样，米歇尔被当做
一个“怪人”赶下台，新的战略代表人霞飞制定了迎合当时政治气氛和资产阶级
经济利益的战争方案，这十分合乎法国统治者想象中的辉煌胜利，但带来的却只
有灾难。这就是战略思维误区的恶果：正确的思想被看做谬误，而错误的战略却
被当做制胜的法宝。诚如中国古兵法《六韬》中所说的“国之大事，存亡之道，
命在于将”。法国当时缺乏的正是这种杰出的统帅。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战争主要策源地的德、日法西斯，由于其反动的政治
本质所决定，在战略思维上始终没有认识其过高的战略野心与其有限的战争力量
的矛盾，无论他们怎样精心地组织战役和战斗也挽救不了战略的失败。对于反法
西斯同盟国来说，这场战争没能推迟或避免、没能限制在一定范围、没能在战争
初期组织有效抵抗，则同当时有关国家战略思维的错误导向有极大关系。首先，
战前西方大国采取绥靖主义，一再妥协退让，而未采取集体安全措施制止法西斯
德国的侵略扩张。丘吉尔在战后写的回忆录中说：“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
争更容易加以制止了”。当时只要对德、日两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就可以起到
釜底抽薪的作用。但英国和德国相互之间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结果是纵容了
德国的侵略野心，推迟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其次，在战争序幕阶段，西
方大国如果能及早联合苏联对抗德国，则可望保持住欧洲的均势，推迟大战的爆
发。可惜，苏联在与英、法谈判，争取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努力失败之后，便
转而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波罗的海各国、波兰与比萨拉比亚
地区达成划分势力范围的谅解。显然，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战略抉择。

在冷战后的时代，冷战遗留的问题给冷战思维似乎提供了依据，而冷战思维
又障碍着冷战遗留问题的解决。更确切地说，在国际事务中，冷战思维还在继续
制造新的问题，成为国际争端的一个祸根。冷战思维的主要特点，一是主张由超
级大国主宰世界，实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二是国家之间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
度的异同来分亲疏，并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强加于他国，粗暴干涉别国
内政。三是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制造民族分裂。四是树立主要打击对象，进行
威慑、遏制、打击。五是扩军备战，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在国际争端中，以武力
相威胁，甚至进行军事干涉和发动局部战争。六是组成国家集团建立海外军事基
地，与另一些国家对抗。凡此种种，显然都与时代潮流相悖，不利于国际局势的
缓和。例如美国，强调“必须在距美国几千英里之遥的地区运用美国的力量”去
保卫美国的安全和自由，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然而历史已经
证明，当美国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去进行干涉他国内政时，是与美国人民的根本
利益相矛盾的。连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都赞同这样的说法：“同愈来愈务实的共产
党国家相比，美国最近的言行倒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这一点很反常。
”的确如此，冷战思维本身就是反常的。

(二)军事改革与理论思维

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变革时期，其中包括军事上的变革。人们称之为“后工
业时代的军事革命”、“信息时代的军事革命”或“第三次浪潮的军事革命”等
等。如果说世界的战略变革是一个现实的总趋势的话，那么这个趋势是通过各国
内部的具体军事改革表现出来的，而任何一个国家要想不在这个趋势中落伍，就
必须实行确有成效的军事改革。军队的发展史证明，战争时期组建军队困难较多
，但能够在实践中锤炼，迅速形成战斗作风与作战能力。反之，和平时期组建军
队相对容易，然而迅速形成战斗作风与作战能力则较为困难。军事改革是和平时
期军队建设的跃升形式，是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有位西方学者写道：“每次现
代战争都是一次革命”。全面的军事改革大多发生于一次较大的战争之后，也有
在长久的和平时期之后，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冲破了落后的体制编制与作战方
式的束缚，而导致变革。战争的失败，安全环境的危机感，军事整体水平的严重
落后，都可以成为军事改革的具体动机。然而它只有成为国家领导层的共识并成
为坚定的政策的时候，军事改革才能成功。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军事改革往往是社会全面变革的组成部分。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变法、维新、新政、改良、改制、革命，都属于政治改
革或政治革命的范畴，可分为重建型、变革型、修正型和盲动型。不论哪一种，
凡属社会整体性的改革都少不了军事改革的内容。

这就是说，深刻的社会变革总是要求军事领域进行相应的变革，而军事变革
又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前提的。当代的军事变革同样是与整个社会发展联系在
一起的。

就军事改革本身来说，改革的成功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首先是思想条件
。历史上僵化保守的军队在尝到战败的苦果之前，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恩格斯曾针对19世纪的欧洲军事状况说：“这是多么惊人的对照：我们的高级
军事权威正好在自己的领域内大部分都保守得可怕，可是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
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这段话可谓是跨世纪的忠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所有的战争初期失利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犯了军事思想保守的错误。军事改
革往往有“求师于敌”的做法。列宁说过：“一支军队不准备学会使用敌人现有
的和可能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这是不明智的，甚至是罪恶的行为
。了解敌人才能够避免对敌人的力量作出过高或过低的估计。”又说，“在革命
时期，敌人总是特别有效地和迅速地强迫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能够积极适应
战争的发展，不断引求自身变革的军队，才能保持建设的活力和不断提高战斗力
。

军事改革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主要国家在反思
中认识到军事理论的重要。美国有的军事学术著作承认：“从历史上来说，美国
人的战略才能是表现在行动上，而不是在战略思想和著作方面”，“尽管战争在
人类事物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但西方社会对此种研究却一向不重视，……是
一种不值得研究的课题。”美国军方领导人的传统思想总是围绕武器装备来制定
战略原则，认为即使战略失败了，仍可以利用巨大的军事工业能力来取得胜利。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使美国改变了传统的认识，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
胜利又使美军受到启发，七十年代以后开始重视军事理论的作用，总结战争实践
的经验与教训，走上了改革之路，从而使其走出军队发展的低谷，作战能力大为
提高，而这主要不是靠技术装备，而是靠改进作战理论，加强军官培养、部队训
练和改革兵役制度取得的。美军在七十年代以后，出版了《军事战略》和新版《
作战纲要》，其中也吸收了苏联和中国的军事理论，并把战役学从大战术中独立
出来，还提出了“积极防御”，并由此产生了争论，经过修改补充，又推出了82年
版《作战纲要》，到86年版《作战纲要》终于把改革的成果稳定下来。美国总结
海湾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革命性的新一代高技术武器同具有创新性
和有效的军事学说相结合”。1994年8月，美国陆军颁发《21世纪部队的作战——
21世纪初战略陆军全维作战发展构想》，其中提出“理论是带动我们陆军变革的
动力”，“理论可把原则与根本规律结合起来，阐述如何迎接对作战的挑战。因
此，当今陆军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就是继续发展有关的理论。”美军把过去
主要由武器发展驱动理论研究改为以超前的理论指导军队建设，采取了理顺高层
军事指挥关系、革新军官训练方法、调整部队训练原则、改革兵役制度等等措施
，以提高作战能力，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军事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必须运用系统思维
进行筹划，着力解决宏观决策的科学性问题，并运用系统方法加以实施。不经过
系统论证的、带随意性的单项改革，往往破坏整体效能。我军的改革应当在充分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军队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问题放到一个大系统中，以先进的
军事理论为牵引，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从研究总结最新的战争经验着手，
遵循军队建设的规律，以提高军队作战能力为根本标准，进行综合性的总体论证
。首先应当明确改革的基本依据，这是军队改革的前提条件。需要考虑的基本因
素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国情，如：我国安全面临的威胁；国家发展目标；社会政
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国家赋予军事斗争的任务等。第二类是军情，包括：军事传
统；当代战争经验；军事技术水平；国防经费预算等。系统论证的主要问题包括
：(1)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明确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特点、规律，军队的根本任
务，以及军队改革的目标、步骤等。确定军事建设的指导思想应当着重考虑世界
战略格局和我国的周边环境，以及军队建设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我军传统和特
色、世界主要国家军队建设的共同趋势等相关因素。(2)军事战略问题，这是军事
改革系统论证的“龙头”。主要是确定战略重点和主要战略方向、作战对象(潜在
和现实的)、军队总定额、战略部署、作战指导和战法、战备建设、作战编组结构
等。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包括：国家战略对军事战略的需求，国家战略环境(地‘
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对战略的影咆、，以及三军比例、武器装备、动员体制等等。
(3)体制编制问题，主要是统帅体制与指挥体制、部队编制、院校体制等。其他还
有法规制度、干部工作、教育训练、科技装备、后勤建设、基层建设、后备力量
建设等重要问题。

军事改革方案必须把总体论证与部门论证结合起来。完全由领率机关或科研
机构论证，容易忽略部门各项业务的协调与具体操作上的衔接；而完全由部门论
证，容易局限某一项工作要求，而忽略在全局中的位置。如果争论多于分析，任
何问题也不能解决。目标要求是军事科研的最主要的前提。军事改革自始至终的
目标和要求，都是为了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要在这个总要求下考虑具体问题和
评断正确与否。长久的和平时期，由于缺乏严酷的战争检验，最容易滋长浮夸和
形式主义的东西。一场战争就会抛弃和平时期几十年滋长的不务实的东西，而这
些东西在和平时期经过数次改革也难以纠正。即便迫于改革的形势作了改革，过
了一段时间还会通过各种名目反弹回去。从思想认识规律来说，不仅是总体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错误可以导致思维偏离现实；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同样可使
人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军事改革要非常注意革除一切与实践要求相违背的
东西。诸如，把经费过多地投放到培养无法推广的“典型”和“现场会”上，军
事训练和自动化指挥中不务实的“表演”成分，军队建设与管理中的形式主义和
随意性等。

军事改革方案，必须经过模拟运转(包括机关模拟作业，部队演习和工作实践
)，进行反馈和修正完善之后，最后以法规(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等)的形式固定
下来。调查研究、制定改革方案是认识的第一个过程，试运转和工作实践的反馈
是认识的第二个过程，因而军事改革的过程也是认识完善的过程。军事改革也和
作战一样，最难的是对多种方案的抉择，几乎每种改革方案都会存在若干矛盾。
不仅是对部门利益的影响，而且也牵涉某些传统观念或习惯的改变。有时候，人
们对不合理的机制所造成的工作损失有承受力，而对改革却没有承受力。在诸多
矛盾中，最容易和最省事的是采取回避矛盾，搞无原则的折衷方案，这种办法牵
动小、阻力小、风险小，然而最大的缺点是掩盖了一些重要矛盾，影响事物发生
质的飞跃。而最佳选择，只要是经过充分论证看准了的，就应当以对国家、对军
队建设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果决敲定，精心组织推行。

军队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一项军事改革的效果往往不能立即表现出来，甚
至会出现一定的反复。有时改过来，经过一段实践，由于其他相关因素没有照顾
到和同步进行，而又不得不改回去。有时候，一项改革看准了，由于受到并不代
表本质规律的实践反馈影响，又轻易放弃了。例如，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提
出大纵深作战理论，并依此理论组建了机械化集团军，这本是符合战争实际发展
的。但以后仅仅依据西班牙战争的局部经验，就把它否定了(当然还与这一理论的
倡导者图哈切夫斯基被诬陷而遭杀害有关)，这是落后于战争实际发展的倒退行为
。军队建设的周期性规律是相当明显的，比如，根据外军的经验，在训练方面，
培养一名能够指挥1个师作战的将官，至少需用20年以上的时间。即使培养一名能
达到现代作战标准的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士，也需用大约10—15年。在武器发展方
面，从设想、设计、研制到装备部队，所需的周期大约要13年，若大量装备部队
，约需26年。其他像修订作战理论，需要大约5—6年；改革部队编制，即从原有
的结构过渡到一种全新的结构，也要用20年以上时间。

因此，在制定改革规划时要认真考虑这些规律，并依据本国本军的实际确定
具体的实施步骤。

(三)“增殖性国防”的误区

前些年，在军队改革的理论探讨中，在“军事建设科学化”的命题下，曾出
现过一些并不科学的东西。在建军理论方面，影响比较大的是所谓由“消耗性国
防”转变“增殖性国防”理论，出现了“以军养军”、军队“自我生存、自我发
展”等主张。这种理论上的误导，使军队经商活动泛滥了十几年，对军队建设是
极其有害的。

第一，国防投入不等于是“消耗”。国防投入之后，它产出的是军队战斗力
，直接作用于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有了安全环境，社会保持稳定，这
才能保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然，国防投入不仅主要是安全行为，同时也是经
济行为，因而也有个算经济账的问题。但它的算法是特殊的，根本问题是通过军
事改革，提高国防投入的效费比，以尽可能少的军费，最大限度地提高军队战斗
力。

第二，“增殖性国防”的理论把军队职能和建设标准异化为经济目标，偏离
了我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性质，模糊了国防的根本职能。
所谓增殖性国防，实际为军队经商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古今中外军队都是“吃皇粮”的，不可能离开国家的经济支持去搞“
自我生存，自我发展”。古代军队搞屯田，现代提倡连队搞农副业生产，这是必
要的，但只能起辅助作用。军队搞屯田戍边，是农耕时代军队建设的一种形式。
在现代只在特定条件下运用。由于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战争对军队装备的要求
越来越高，军队离开国家的军费投入是不可能存在与发展的。

第四，在正常的和平条件下，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必然与民争利，同
时滋生腐化，从而瓦解军队战斗力，损害军民关系。

“增殖性国防”的提法看似新鲜，实际上这是早已被历史否定的错误做法。
在中国历史上，军队经商以求自己解决粮饷，从而导致兵败亡国的事例不少，教
训是很深刻的。最突出的是宋代。宋代是中国封建王朝养兵最多的一个朝代，也
是一个积贫积弱，最后亡国的朝代。根据历史记载，宋代兵员数量增长情况如下
：

年代军队数量增长指数

宋太祖建隆初年(960--) 200000 100

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5) 378 000 189

宋太宗至道年间(995---x~) 666000 333

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 912000 456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1 259 000 630

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 1 162000 581

在宋朝开国后的100年内，兵员数量增长了5倍以上。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相当高。宋仁宗皇祜年间(1050年前后)，曾做过三司使(主管财政的官吏)的蔡襄
做过一个统计(当时军队已裁至118万人)：

收入项目收入总额支出总额军队开支军费占支出％

钱(缗、贯) 36 822 511 33 170630 9 940 147 30％

绢帛(匹) 8 745 535 7 255 640 7422763 102％

粮(石) 26 943 575 30472708 23 170233 76％

草(束) 29 396 113 29 520 469 24 980464 85％

其中军队开支还不包括"月银"、"郊祀"等特赏在内。此外，蔡曩又按禁军一
人一年五十千文(一千文等于一缗)、厢车三十千文计算，军队年支总额需四千八
百万缗，约占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五。张载、朱熹亦曾推算过，认为当时养兵之费
占全部收入十之七、八。

宋朝冗兵百万，国家军费负担十分沉重，尽管军费开支已占国家全部财政收
入的百分之八十，但军队生活还是非常凄惨。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描写当时军队及
其家属的境况时曾说，他们"未尝得一温饱，甚者采薪织屦，掇拾粪壤，以度朝夕
。其又甚者致使妻女盛涂泽、倚市门以求食也”。反映了当时兵士确有食不果腹
者。甚者，靠打柴、编织麻鞋、拾掇粪土度日；更甚者，只好让妻子、女儿修饰
容貌、倚门卖笑，以求得生存。军费不足，军队只得经商自赡；搞长途贩运，生
产并销售醇酒，出租军队房地产，开办商店和旅店，以及经营典押、放贷等。连
一些清官、名将也不得不组织所属军队经商。例如，北宋仁宗时，范仲淹镇守庆
州(今甘肃庆阳)时，借随军库存钱为本经商，获得利息2万余贯，除还清了官本外
，还用这笔钱支付了本军公杂费用。再如，南宋初年岳飞的军队也采用放贷款等
方式赚钱，并全用在了“赡军”上。据统计，岳家军的鄂州酒库、公使库、激赏
库、备边库、回易等十四库，每年收息钱一百一十六万五千多贯，鄂州的关引、
典库、房钱、营田杂收钱，襄阳府酒库、房钱、博易场(即贸易场)每年收入四十
一万五千多贯。岳飞军队的赢利性经营收入，大约接近岳家军三个月的钱币支出
。还有，南宋大将韩世忠罢兵权时，仅上缴经商的利息余额就有一百万贯。

但是，宋军经商很快就暴露了弊端，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军队经商不仅与民
争利，而且严重滋长贪污腐化，造成军队内部苦乐不均。有“欺隐不可胜计”者
，也有“日给千钱而不足衾絮者，有月领数斛而不饱糟糠者”。由此可见，宋军
战败不是偶然的。

到清代乃至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其军队经商则更加普遍化。从
近百年中国旧军队的兴衰规律看，从组建一支军队到最后腐败失去战斗力，大体
只能维持30年左右。例如，清代八旗兵没落之后，湘军兴起于1852年曾国藩办“
团练”，30年后即1882年左宗棠定新疆省，湘军此后就颓败了。其后清廷又组建
了淮军，从1865年到1894年，也是30年，淮军又因腐败失去战斗力。接着清廷再
创办新军取代淮军，以后新军衍化为军阀部队，从1896年至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
伐也是30年。中国民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正切中了旧军队
的兴衰史。

在国外也有这方面的例证。进入90年代以来，俄罗斯军队为了适应市场经济
，开始有组织地参与和开展商务活动，以解决军费不足的问题。例如参与国家军
火贸易，出售“剩余”武器装备，实行有偿服务，销售农副业产品等。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军队生活费的不足。但是，同时滋长了严重的不正之风。据俄国报刊
披露，俄军非法经商愈演愈烈，屡禁不止，出现了一系列盗卖武器装备，以权谋
私，非法出售军事物资，成立商业公司中饱私囊，动用军事装备搞运输，走私贩
私等等腐败现象，严重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俄军在车臣战争前期对非法武装作
战的一些失利，固然有政治上、指挥上的原因，而经费短缺，军心涣散，部队训
练不足，战斗力降低也是重要原因。

以史为鉴，以别国军队建设的教训为鉴，可以看到“增殖性国防”理论的严
重缺陷。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如果按照“增殖性国防”理论，军队大搞经商活
动，那末，国防“增殖”之时，就是军队战斗力“贬值”之日，到头来是国防的
衰败，以至国家和民族的沉落。国防与军队建设要符合自身的规律，首先是安全
与发展的辩证规律。从根本上讲，国防力量的发展总是与国家的振兴，特别是与
国民经济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应当确认军事活动和军人劳动的社会价值。
武装力量从事的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非物质财富生产，军人的工作是与商品社会生
产和服务紧密相关和相互依赖的，不能说军人劳动没有“利润”就不产生价值。
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包含军人的劳动，在社会生产的总量中包含军人的贡献。作为
资源配置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财政拨给军队必需的军费是绝对必要的。“
增殖性国防”在这个问题上是本末倒置的。没有军费便没有国防，没有国防便没
有政治和经济的保障。国防建设只有从国家的物质财富中得到经济支撑，才能为
国家和人民提供安全保证。而安全保证又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条件。这个关系是
相互促进的，同时又包含着矛盾，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投入本已有限的经济资源，
在国家经济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安全与发展存在一定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必须
从国家大局着眼，从安全与发展的宏观联系上人手，企图靠国防本身“增殖”，
至多只能是暂时维持局面的短视之举。军队经商无异于“饮鸩止渴”，得益于一
时，受用于局部，却严重腐蚀军队，贻害无穷。

作者：须弥山主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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